当经济学家遇到广场舞大妈 - 跳一曲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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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家遇到广场舞大妈
最近有点得瑟，在纽约日落公园，在巴黎卢浮宫，在莫斯科红场都有她们的身影。然而，有些人没能理解大妈的远大抱负，他们只想让自己小区里的大妈安静下来，为了这个，他们几乎用了所能想到的任何手段，甚至是放藏獒咬人，花费数十万用定向高音喇叭干扰大妈（你们追求大妈的女儿时可不是这个嘴脸啊）。
对这个事，经济学家有话说。罗纳德&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来到了广场舞大妈中间。大妈很热情地围过来，老头戴着眼镜，文质彬彬，大妈就喜欢这样的老头。她们问长问短，比如你老伴还在吗？你儿子结婚了吗？你退休工资有多少？你是经济学家啊，能不能推荐一个牛股&&
科斯笑嘻嘻地说，我是来解决广场舞的噪音问题的。
大妈的脸沉了下去：我们老年人跳个舞怎么了，你们不满意可以报警啊（警察叔叔对付大妈可真的没辙）。
科斯说道：美女们别急，先听我说说，看看有没道理。我以为，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死结，是有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把其他人定位为&肇事者&。但是这就是个相互性事件。噪音干扰了居民休息这个不假，但是把这个作为禁止广场舞的依据也会影响大妈们的利益。
大妈们点头说，这洋老头说的不错。
科斯接着说道：事实上，制造噪音不是你们的本意，同样，阻止大妈跳舞也不是居民的本意。正是大家在空间位置上的相邻以及各自活动生活的特殊性，才制造了这个大家必须解决的相互性问题。既然大家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图，那就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所以跳舞这件事情，应该尽可能采取讨价还价达成的解决方案。
大妈的脸色不好看了：什么讨价还价？我就每天在这里跳舞怎么地了。
那每个月给你一桶10斤的花生油，让你换个地去跳，你干不干？科斯说。
大妈一愣，问：是鲁花的吗？
科斯捋着胡子笑道：我就说大家可以谈谈吧。我们来计算一下解决问题各自的成本。附近100户居民安装个隔音设备啥的，大概需要30万左右，而各位换个地方跳舞，算上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大概在10万左右。所以，解决广场舞噪音这个问题，应该交给成本较低的一方，也就是各位美女。
美女正待发怒，科斯接着说道：如果诸位不停止跳舞，100户居民们大人要上班，孩子要学习，他们的损失会更大，可能达到50万，他们也有讨价还价的强烈动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坐下来协商。比如100户每人出100元，给各位购买一个时尚款的无线耳麦，这样类似的方案不是大家都满意吗？
大妈点头称是，说其实我们也就是想跳个舞，也不想招人厌，你这个办法好。对了，你有微信吗，加我啊，想学跳舞我教你，不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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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广场舞都跳不好的人怎么练习跳舞？
我小学二年级，班主任跟我老娘说，要不让孩子去检查个腿啥的，怎么走路跑步看着没问题，一跳集体舞就跟瘸了一样的呢？自此之后，别再跟我说跳舞俩字~！我跟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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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勇剑11月1日这期《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了一篇《拯救中国跳舞》的报道。从武汉、重庆到合肥，跳舞大妈与周边居民冲突的国内新闻已经传至国际。对“广场舞”，媒体一般把它当作社会管理问题或民俗文化现象来报道，却错过其背后隐含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目前许多企业内部矛盾和社会管理问题都涉及到相同的制度经济学问题。跳好“广场舞”，也许能摸索出解决类似问题的系列方法。广场舞蕴含经典经济学问题在任何中国城市里转一圈，我们都能看到大妈们在街头空地、商业广场、住宅小区的绿地等处载歌载舞。 “广场舞”包含着三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广场舞”制造冲突的缘由之一是：大妈们的活动时间超长或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表发生重叠。换言之，大妈过度使用活动场地这一“公共资源”，活动超过了场地能够承载的能力。这是经典的“共享资源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生态学家哈定（G.J.Hardin）首先提出生态环境中“过度使用”的现象，后来被制度经济学引为经典问题。它不仅适用于分析对自然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也可以用于理解商业联盟中“共享资源”恶化的现象。冲突发生的第二个缘由是多头管理权的矛盾。广场舞的场地可能属于小区，可能归属城管，也可能是商家店铺的外围。即使在有私权的场地上活动，声音和舞蹈形式对周边居民或商户可能产生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影响，以至于要求公共权威机构来干涉。这是第二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集体行动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费奥克 等学者（Richard Feiock）的研究说明，当集体行动受多重辖区和治理权管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要么过度管理，要么扼杀活力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长期以来，这些地方出现的问题既不是管得太多，也非管得太少，而是管理行动、辖区、治理权、责任主体被切片分割，相互之间难以协调和对应的问题。第三个缘由是使用广场的大妈不愿意维护场地的资源价值，例如安全、清洁和方便等。跳舞的群体很多，愿意整理活动后的场地的人很少，因为没有人鼓励，没有人监督整理工作，还因为整理的成果是大家共享，自己只能部分受益，但付出的劳动却100%是自己的。结果，来跳舞的人都想最小成本、最大收益，都希望别人整理，自己享用，以至于广场的环境资源越来越糟糕。这又是一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庞斯同（W. Poundstone）详细讲解了信息不对称，规则不合理的情况下人们的自利选择，以及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博弈理论的多个实验显示，除非游戏不断重复，除非守信的声誉有回报，游戏中，人们一般会选择占便宜， 而非合作。能够让大妈合作的方法对商业合作也一定有价值。广场舞的社会意义一般人以为，广场舞带来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应该予以取缔。但很少人去思考大妈们群聚在一起所体现的社会和谐以及社区文化生命的活力。假如大家都躲在小屋中自娱，那将是一番怎样的社会景象呢？在《孤独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和复兴》（Bowling Alone）一书中，政治学家普特南（R. Putnam）早就警告，那是一个社区凋敝，社会资本枯竭的现象。大妈们都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不仅希望妈妈晚年快乐，还盼望她们的活力舞蹈给社区睦邻关系增光添彩。大妈不能走，广场舞还要跳。怎样才能“舞照跳，”？产权经济学家会开出私有化、产权明晰的药方。但以欧玲（E. Ostrom）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反对简单套用产权论，一个药方看百病的做法。这位2009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号召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鼓励各方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只要充分沟通，相互尊重，办法一定比问题多。例如，1）让居住在小区内的大妈担任组织者。她们有动机维护管理跳舞的时间段和音乐声量，因为她们的亲属就在受影响的范围内；2）让拥有场地的商家与组织者沟通，划分拥有权、仲裁权，和友好使用时段及权利。商家一般总想维护与周边居民的友好关系，大妈可以尊重商家对场地的私有权和最后仲裁决定权；3）让居民区的城管调查和管理周边空地的情况，罗列出能够活动的时间和规则，参与者签署协议，愿意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4）让周边大单位出租场地给大妈。出租的形式可以是“物物交易”。作为回报，大妈组织起来，清洁场地，维护共同资源的价值。“广场舞”现象的经济学特征是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之间边界模糊，共享资源和公共集体行动缺乏规则。它也反映了目前社会各个场合的普遍现象。要理解这些现象和开发针对它们的管理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去参考欧玲教授的学生、南加大邓穗欣教授的新书：《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
在中国社会治理的讨论中，国民素质问题频繁被提及。邓穗欣表明，这是个设计的挑战，但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理由。首先，社会治理应该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低度的执行条件，以至于制定的规则不难执行。其次，社会规则越容易理解就越能够符合设计目的和获得执行效果。所以，“素质”是个懒问题，就像竖直的木头入不了门，想一想，横行就顺畅了。因此，我们应该向善于创作浅显诗歌的白居易学习，和广场大妈一道来设计容易执行的管理规则。有守规则的妈妈，还愁孩子不听话吗？（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特聘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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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影院：广场舞 吵得很 碰上这事该咋办
楼上漏水把楼下淹了，是物业的责任还是楼上业主的责任？部分业主在小区内跳广场舞，音乐声音太大，其他业主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昨日下午，洪庆街道办向阳社区的居民和法官、检察官零距离接触，咨询自己关注的涉及婚姻继承、交通肇事、劳动争议、赡养等方面的法律和权益保障问题。
前来咨询的居民还真不少，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房产继承、养老医疗保险、供暖矛盾纠纷等方面。法官、民警和检察官们一一耐心地做了解答，并给他们发放了法律宣传页。
最近，“三官一律”进社区活动在全市展开。法官、检察官、驻区警官以及律师会到社区和居民面对面交流。新城区法院的法官也来到昆仑社区三十六街坊。退休工程师李大爷很苦恼，一些邻居跳广场舞时，把音乐的声音开得很大，影响他和周围居民休息的问题。“居民在小区内跳广场舞是行使自己的权，但音乐声音过大就形成噪声扰民，一部分居民每天欢乐的几个小时，不应成为其他人的煎熬时间。”在现场，新城区法院院长张孝民对李大爷说，发生在居民区的噪声污染，关系到居民生活的质量和邻里关系的和谐，不是一个小问题。
张孝民说，部分广场舞音乐对居民生活和社区秩序造成一定影响，而且也成为是否尊重他人权益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噪声干扰侵犯了其他居民的休息权。在居民的娱乐权和休息权同时并存时，首先保障的肯定是居民的休息权。”他强调说，在公共利益面前，小团体的自由肯定要受到一些约束。
记者 李卓洋
作者：李卓洋
本文来源：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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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这期《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发了一篇《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从武汉、重庆到合肥，广场跳舞大妈与周边居民冲突的国内新闻已经传至国际。对“广场舞”，媒体一般把它当作社会管理问题或民俗文化现象来报道，却错过其背后隐含的制度经济学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目前许多企业内部矛盾和社会管理问题都涉及到相同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跳好“广场舞”，经济学家也许能摸索出解决类似问题的系列方法。 广场舞蕴含经典经济学问题
在任何中国城市里转一圈，我们都能看到大妈们在街头空地、商业广场、住宅小区的绿地等处载歌载舞。 “广场舞”包含着三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
“广场舞”制造冲突的缘由之一是：大妈们的活动时间超长或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表发生重叠。换言之，大妈过度使用活动场地这一“公共资源”，活动超过了场地能够承载的能力。这是经典的“共享资源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生态学家哈定（G.J.Hardin）首先提出生态环境中“过度使用”的现象，后来被制度经济学引为经典问题。它不仅适用于分析对自然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也可以用于理解商业联盟中“共享资源”恶化的现象。
冲突发生的第二个缘由是多头管理权的矛盾。广场舞的场地可能属于小区，可能归属城管，也可能是商家店铺的外围。即使在有私权的场地上活动，声音和舞蹈形式对周边居民或商户可能产生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影响，以至于要求公共权威机构来干涉。这是第二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集体行动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费奥克 等学者（Richard Feiock）的
研究说明，当集体行动受多重辖区和治理权管制的时候，就会出现要么过度管理，要么扼杀活力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领域。长期以来，这些地方出现的问题既不是管得太多，也非管得太少，而是管理行动、辖区、治理权、责任主体被切片分割，相互之间难以协调和对应的问题。
第三个缘由是使用广场的大妈不愿意维护场地的资源价值，例如安全、清洁和方便等。跳舞的群体很多，愿意整理活动后的场地的人很少，因为没有人鼓励，没有人监督整理工作，还因为整理的成果是大家共享，自己只能部分受益，但付出的劳动却100%是自己的。结果，来跳舞的人都想最小成本、最大收益，都希望别人整理，自己享用，以至于广场的环境资源越来越糟糕。这又是一个经典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庞斯同（W. Poundstone）详细讲解了信息不对称，规则不合理的情况下人们的自利选择，以及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博弈理论的多个实验显示，除非游戏不断重复，除非守信的声誉有回报，游戏中，人们一般会选择占便宜， 而非合作。能够让大妈合作的方法对商业合作也一定有价值。
广场舞的社会意义
一般人以为，广场舞带来噪音，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应该予以取缔。但很少人去思考大妈们群聚在一起所体现的社会和谐以及社区文化生命的活力。假如大家都躲在小屋中自娱，那将是一番怎样的社会景象呢？在《孤独保龄球：美国社区的崩溃和复兴》（Bowling Alone）一书中，政治学家普特南（R. Putnam）早就警告，那是一个社区凋敝，社会资本枯竭的现象。大妈们都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不仅希望妈妈晚年快乐，还盼望她们的活力舞蹈
给社区睦邻关系增光添彩。大妈不能走，广场舞还要跳。
怎样才能“舞照跳，人人乐”？产权经济学家会开出私有化、产权明晰的药方。但以欧玲（E. Ostrom）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反对简单套用产权论，一个药方看百病的做法。这位2009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号召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鼓励各方找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只要充分沟通，相互尊重，办法一定比问题多。
例如，1）让居住在小区内的大妈担任组织者。她们有动机维护管理跳舞的时间段和音乐声量，因为她们的亲属就在受影响的范围内；2）让拥有场地的商家与组织者沟通，划分拥有权、仲裁权，和友好使用时段及权利。商家一般总想维护与周边居民的友好关系，大妈可以尊重商家对场地的私有权和最后仲裁决定权；3）让居民区的城管调查和管理周边空地的情况，罗列出能够活动的时间和规则，参与者签署协议，愿意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4）让周边大单位出租场地给大妈。出租的形式可以是“物物交易”。作为回报，大妈组织起来，清洁场地，维护共同资源的价值。
“广场舞”现象的经济学特征是公共产品和私有产品之间边界模糊，共享资源和公共集体行动缺乏规则。它也反映了目前社会各个场合的普遍现象。要理解这些现象和开发针对它们的管理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去参考欧玲教授的学生、南加大邓穗欣教授的新书：《规则社会的十项原则：提升中国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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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守规则的妈妈，还愁孩子不听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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