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处理好七组关系_凤凰财经
管涛：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处理好七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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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现状和出路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 深化体制改革，增加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产品、调控、治理等方面的供给，对于推动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结构调整与稳定增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金融稳定与支持发展、鼓励创新与适度监管、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1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 总需求管理，强调通过加大投资、扩大消费和拉动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供给侧改革，则强调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供给和生产端，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产业竞争力来&提质增效&。 根据讨论产量或决定因素的生产函数，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另一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金融供给侧改革，本身就是要解决资本高效配置的问题，其中利率和市场化就是两个最重要的资金价格机制的改革。而劳动、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也离不开金融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强调&脱虚向实&，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简单的货币刺激，这方面近年来国际国内都有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 从国际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高风险偏好，经济与金融进一步背离。 201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做出了两个基本判断，即全球金融风险与危机前相比不是在降低而是在积聚，同时全球金融风险在转移，即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从银行体系向影子银行转移、从偿付风险向流动性风险转移（IMF, 2015）。 2015年，世界经济又录得了2009年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2016年仍有继续下行之势。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背景下，经济与金融的背离扩大，国际金融有可能由风险积聚转入风险暴露期。2013年中以来，世界经济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背景下的全球金融动荡加剧，可能已经揭开了国际金融风险暴露的序幕。 从国内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所谓&三期叠加&之一，就有&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由于前期稳增长的工作过分依靠总需求管理，依赖货币刺激，延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继续依靠投资拉动，推高了全社会杠杆率，加剧了当前产能过剩压力和通货紧缩威胁。甚至因为金融交易的暴利，进一步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产生挤出效应。试想，炒股就可以一夜致富，谁还愿意去艰苦创业？ 同时，大量的流动性在各个金融市场间窜来窜去，形成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的&空转&，导致了缺乏实体经济支持的资产价格暴涨暴跌。近年来发生的&钱荒&、&债市风暴&和&股市异动&等，殷鉴不远，同时也是全球金融风险暴露的缩影。 2 进一步增加和完善金融供给是整体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 2016年初&两会&审议通过的《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三篇第十六章对未来五年我国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同时也勾勒出未来五年我国增加和完善金融组织、市场、产品、调控、治理等方面供给的宏伟蓝图。 丰富金融机构体系 虽然我国总体金融机构类型和数量不少，但金融服务总体是不够的，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小微企业的基层金融服务总体不足。同时，我国还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在商业性和公益性业务之间还存在金融服务的需求。 为此，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发展普惠金融和多业态中小微金融组织。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 推动民间融资化，规范小额贷款、融资担保机构等发展。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并规范第三方支付、众筹和P2P借贷平台等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 更好发挥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促增长、调结构方面的作用，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支持力度。 稳妥推进金融机构开展综合经营。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加强海外网点布局，完善全球服务网络，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境外机构开放水平。 健全金融市场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流动性用不出去，另一方面市场上却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其症结之一在于，国内金融市场体系结构较为单一，过度依靠低风险偏好的、顺周期的银行体系配置金融资源，难以实现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为此，要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创造条件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发展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建立健全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 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和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加快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稳妥推进债券产品创新，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大力发展融资租赁服务。 推动同业拆借、回购、票据、外汇、黄金等市场发展。积极稳妥推进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创新。加快发展保险再保险市场，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退市制度，打击市场操纵和内部交易，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 加强金融创新功能 国家强调&供给侧改革&而不是&供给侧管理&，就是要通过简政、减税，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简单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指导、金融信贷政策扶持。通过加快金融创新，促进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是支持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造血机制。 为此，要创新科技金融，加强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拓宽适合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探索银行与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贷联动，加快发展科技保险，推进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 创新绿色金融，通过再贷款、财政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评级等手段鼓励银行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支持排放权、排污权和碳收益权等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推动发展碳租赁、碳基金、碳债券等碳金融产品，推动发行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建立绿色产业基金。 完善金融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主要是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护金融平稳有序运行。 为此，要完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调控框架和传导机制，构建目标利率和利率走廊机制，推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创新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和前瞻性，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让市场在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培育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体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发挥国债定价基准作用。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逐步建立外汇管理负面清单制度。 完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促进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结合，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制和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减少财政库款波动对流动性的冲击。 改进金融治理体系 2016年初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指出，2015年的股市异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体制等。这也是&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背景。 然而，周小川（2015）行长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辅导读本中提出&完善金融治理&，是一个比金融监管更加宏大的概念，还包含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标准及规则制定等，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明确监管职责和风险防范处置责任，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 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强化综合监管和功能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健全符合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建立针对各类投融资行为的功能监管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强化综合经营监管，实现新型金融业态监管全覆盖。构建集中统一的货币支付清算和金融产品登记、托管、清算和结算系统，建设统一共享的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中央金融监管大数据平台。 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国家金融安全审查机制，健全金融安全网。 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实施国家金库工程。建立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全面提高财政和金融风险防控和危机应对能力。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健全监测预警、压力测试、评估处置和市场稳定机制，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3 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处理好七组关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血液。可以说，如果金融供给侧改革不能到位，血管不能疏通，那么整个供给侧改革就难以落到实处。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以下关系： 1 调整结构与稳定增长的关系 不应该把扩大总需求与加快供给侧改革对立起来，二者本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从支出法看的投资需求问题，就是从生产法看的资本形成问题。 当前五大重点工作中，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会减少总需求，但降成本（如减税）、补短板却可能增加总需求。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外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下大力气调整经济结构。如果依赖货币刺激，有可能是饮鸩止渴，将影响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压力和动力。但另一方面，强调供给侧改革，仍然需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环境。 2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金融风险过于集中。 金融结构过于单一，还制约了货币政策效果。因为股票、债券市场较为成熟，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才可以通过低利率推动股市、债市上涨，形成财富效应，刺激投资和消费。而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流动性过于宽松，一方面造成股市、债市暴涨暴跌，甚至危及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又造成了非金融部门财务上的不可持续。 为此，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债市风暴、股市异动，仍要保持发展资本市场的定力，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但也要考虑路径依赖的现实，正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特征，现阶段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如探索完善投贷联动、债转股、资产证券化以及银行事业部模式。 3 金融稳定与支持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下行周期，由于经济效益下滑，银行资产质量有可能恶化，这时候银行减少信贷投放本在情理之中。然而，金融与实体经济、特别与工业是利益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皮&，金融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银行仍需要用好和创新金融工具，服务好实体经济和工业增效升级，这是壮大和发展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和重要内容。 4 金融稳定与支持发展的关系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减少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创新性企业，市场在中国，上市却在海外，赚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却难以分享公司高成长好处的缺憾，以及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便捷性等，不能仅仅依靠传统金融服务，还要依靠金融产品、技术和制度创新，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 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减少事前审批，消除影响创业、万众创新的金融体制机制障碍。但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的金融服务形式（如&互联网+金融&），监管者要透过表象看穿其金融本质，对其进行适时、适度的监管，而不能坐视金融脱媒，任其野蛮生长，以致尾大不掉，酿成新的金融风险、社会问题。e租宝、泛亚贵金属交易所等，就是前之鉴。 5 扩大开放与防范风险的关系 加强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但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完善宏微观审慎措施，在扩大开放过程中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包括防范极端情况下的境外金融攻击与制裁。 特别是要做好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案例分析，梳理出货币攻击的方式、渠道和演变路径，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应对预案，防患未然。 当前应对资本集中流出压力，就是我国加快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一次练兵好机会。正如上次危机，借打击进口骗购外汇之机，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规则下，我国完善了进口购付汇真实性审核机制（管涛，2016）。 6 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不论在市场建设、组织建设，还是在完善调控、加强监管等方面，都需要充分借鉴和汲取国际经验，遵循和遵守国际标准。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为什么所谓的国际经验和惯例在当地能够成功，在引进到中国时，需要哪些宏观或者微观基础设施的培育和配套，以防止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特别是在对外金融开放问题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和措施的准备，避免在这个问题出现颠覆性的失误（余永定，2015）。 7 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 通常认为，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货币政策是总量性政策，因此，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中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然而，从供给角度讲，如果将货币政策扩展为金融政策，生产或者服务部门区分公益性部门、政策性业务和盈利性部门、商业性业务，则结论大相径庭。对于前者，应该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财政政策比金融政策更有效；对于后者，则更应该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金融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 在当前市场情绪悲观的情况下，政府介入，发挥公共部门资金的杠杆和示范作用，有助于打破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但另一方面，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因为所谓&新经济&是市场内生的，而难由政府做出顶层设计、预先安排。政府应该去除&父爱主义&，要尊重市场选择、市场规律，而不要替市场选择或者&拉郎配&。
[责任编辑：张博 PF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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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是什么意思？供给侧改革概念股一览
　　供给侧改革是什么意思？供给侧改革概念股一览
　　&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供给侧改革，习近平主席的原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层面最大的亮点，这也是宏观调控依据的大转变，从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紧接而来的一系列举措，将会对市场形成新的预期，像降低融资成本，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行政管制等方面出现突破，都会直接释放经济活力。
　　其中，过剩产能行业（以房地产产业链为主）的并购重组或相关金融创新是最值得预期的。像万科，近日已打破12个月的整理平台创出新高，此前不久，公司曾提出试点&先租后买，租金抵房款&（公司表示是营销策略）。不过，近期媒体透露房贷利息或会可以抵税。从股价运行趋势看，万科的走势也很独特，6-8月间并没有跌穿长期均线，换言之，其大牛市趋势一直维持。目前估值是1.5-2倍的PB，这是一个估值下限。若能够稳定上台阶，无疑会继续引领地产产业链的估值定位，前提就是结构改革的力度和成效。
　　与地产蓝筹股类似的是银行保险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之一，也是金融创新，比如消除&金融抑制&，像互联网金融，加上大数据、云计算的大规模应用，互联网金融的台风口再度形成。浦发银行近期也已创历史新高，目前市净率PB大约0.8-1.3倍区间，估值比较是有提升空间的，提升动力来自于混合金融或互联网金融。同样，华夏银行、中信银行也分别与蚂蚁金服、百度的合作，成长预期似乎正在形成。保险也是值得关注，像新华保险等，其互联网+金融预期都值得期待。
　　供给侧改革另一个重要主线就是更新供给结构，重点是新产业成长主题。这也是符合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投资选择，包括电动汽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精准医疗等，基于全球产业发展趋势，这些新产业领域必然会诞生一批新蓝筹，也是支撑未来一轮大行情的根基。
　　紫光股份（000938）：拟定增发行8.5亿股，募集资金围绕云计算、大数据进行全产业链购并。按增发后股本计，近期市值800-1200亿间震荡巩固整理，未来预期营业收入可达400亿，市销率3倍，大数据等新业务的加强，其毛利率将逐步提升，基于这点，千亿市值有望成为新一轮行情启动的起点。
　　科大讯飞（002230）：人工智能的典型公司。毛利率50%，市销率16倍左右，属于相对低估区域。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语音入口价值开始持续提升，正实施讯飞超脑计划，向智能教育、自动客服、人机交互等领域拓展。近期长期均线附近震荡，股价运行转向右侧交易。
　　南方财富网微信号：south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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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如何践行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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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知​识​,​着​重​思​考​金​融​行​业​如​何​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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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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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既要创造新的供给，又要提供有效的供给，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本刊特约请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显然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已明确表述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和“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指导方针。
　　我所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努力进行了多年的供给侧研究。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指标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作为指标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不宜简单照搬的制度供给，其优化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总体由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上制度安排供给优化的竞争。只有通过上述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作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我们认为，中国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时下热议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侧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
　　如果稍微展开一下，从人口和劳动力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从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看，应该承认我国土地制度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的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从资本作用方面看，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常规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已趋明显；从进一步创新方面看，首先是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人员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虽在上升过程中，然而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同步提升，应该承认我们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很多科技投入真正能产生绩效的特征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多年，实际生活中我们还是看到这方面机制的僵化和落后。从制度供给视角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还是不到位的，制度供给仍然在现实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所有这些，都在呼唤实质性地深化改革。
　　原来长期侧重刺激需求的中国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当前，按照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需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包括垫付必要的转轨成本。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侧要素。所以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就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地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紧密结合“有效制度供给”这一改革的关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注意把握哪些重点和要领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为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机制转型的系统工程。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首先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为：“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投资的进一步认识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以及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发挥它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并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面对“十三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我们主要强调五个方面，也是结合供给侧五大要素动力源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地宣布人口政策进一步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未来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还可以进一步把人口政策适应于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现实生活中，深圳的经验不能草率、简单地在其他地方仿效，但可以在近期把土地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的确权和流转的基础上，长期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状态上。
　　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推进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现。
　　第四，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大家都注意到，从以自贸区为标杆的、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社保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等，还有很多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以上这些，还需要与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融资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结合起来。
　　如何在供需政策调控的转变过程中取得动态平衡
　　首先，我们需要从指导政策的理论层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里绝不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实际调控对应性的认知仍不够清晰，我们需要在反思与创新基础上把中外所有的实践启示打通，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提升经济学水准的认知框架。世界和中国面临的现实中的问题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供给侧对其中复杂变量的分析和认识。人们已有所了解和看重的主要还是美国供给学派给我们的启示，即怎么通过减税激发供给方面的活力，但中国处理供给侧问题要更为开阔、复杂，特别是要加上一套非常重要而前人讨论不足的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的同义词就是改革，而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困难重重。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怎么样打造升级版的应对资源环境矛盾压力的调控，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等相关的制度建设这一系列挑战。
　　我们提出，应该从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认识，要把所有经济学的认识成果和我们探讨的包括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认识，提升到需求侧、供给侧打通的经济学框架体系。
　　在这样打通的经济理论框架指导下，我们的调控思路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当下的改革，就是要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政府的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短期刺激方案，这一点非常必要。中国前面两次应对危机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处，但政府大规模总量强力刺激的同时，客观助长了“政府万能”倾向，更凸显了我们的改革滞后。现在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可接受的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政府约束自己的作用、推进放权这样的改革，事实上会受到很多阻力与困扰，但坚持这一要领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大家都意识到中国运行当中矛盾凸显，化解矛盾特别需要的是，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起来以后，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作系统化的创新。一方面，不是绝对地不采取刺激政策，在经济下行曲线较为陡峭时，合理范围内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采取需求侧刺激政策时，一定要特别注重结合供给管理，综合考虑供给侧效果，如我们所倡导的“聪明投资”，即选择性地有效投资，这些正是将供需调控有机结合，更多从供给体系改进方面发力，从而实现动态平衡的必要手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从而有助于我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以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特别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和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扫清道路。■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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