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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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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老龄化
当前，老龄化成为中国社会谈论的热点话题，但是多数人以一种悲观的心态谈论老龄化社会。再加上一些媒体的添油加醋，老龄化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老龄化汹涌而至，即将给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带来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给养老、医疗、社会服务形成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导致养老和医疗不堪重负，并最终崩溃。而家庭小型化和一胎化政策将导致“4—2—1”或“4—2—2”家庭结构的出现，将使家庭养老不堪重负。因此，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未来我们将如何“善终”？那么，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真的严重到如此程度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一些关键数据做比较。首先，比较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是指60岁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20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按照老龄化的“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的标准，我国10年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按照“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的标准，我国才刚刚迈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87%）。再看发达国家的情况，1980年,OECD国家平均老龄化率（指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就已达到10.8%，欧盟25国平均老龄化率达到13.52%，欧盟15国的平均老龄化率为13.91%。根据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态势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后面提及的我国人口预测均为这一课题组的成果）的预测显示，我国要到2016年才能达到10.7%，2022年达到13.6%，2023年达到14%。也就是说,我国老龄化程度比OECD国家平均水平慢了36年，比欧盟国家慢了42年。部分OECD国家的老龄化率在1980年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瑞典16.83%，德国15.60%，奥地利15.40%，英国14.93%，挪威14.76%，丹麦14.41%，比利时14.26%。全国老龄委课题组的预测显示，我国在2029年才能达到瑞典1980年的老龄化水平，整体落后其半个世纪。比较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联合国2009年人口报告显示，排名前十名的国家其老年人口比例均已超过23%（日本29.7%，意大利26.4%，德国25.7%，瑞典24.7%，保加利亚24.2%，芬兰24.0%，希腊24.0%，葡萄牙23.3%，克罗地亚23.1%，比利时、丹麦和瑞士均为23.0%），而中国不到前十位国家的一半（11.9%），名列第65位。欧盟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OECD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80%，欧盟25国为29.49%，欧盟15国29.54%，排名靠前的国家西班牙、日本、意大利、韩国、希腊、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均超过30%。全国老龄委课题组的预测结果显示，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5.6%，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未达到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与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西班牙）相差10个百分点。其次，比较人口年龄中位数，最后比较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数量。从上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发展比较晚，即使到目前也并不严重，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并非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而且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有丰富的经验可值得我们借鉴。中国应对老龄化应该显得比较从容。老龄化焦虑症因何而起？但是，面对上述事实，中国社会却并不显得从容，社会对老龄化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原因何在？一是我国老龄化社会来得快，大多数人的心理还未调整过来。人口转变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以英法等欧洲国家为代表的缓慢老龄化模式，其整个转变表现为一个自发地自然演进过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个过程经历上百转变节奏慢、经历周期长，对社会的冲击较小，因而较少对老龄化的社会性焦虑。另一类是以日本、中国等为代表的快速老龄化模式，人口转变节奏快，经历周期短，尤其是中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转变在一代人之内便迅速完成。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多；甚至像上海这样经济发达、医疗保健水平高的城市，1951年的平均期望寿命也只有44.39岁。但是随着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的提高十分迅速，70年代比新中国成立前大约翻了一番，上海市的平均期望寿命在1979年已达到73.14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1.4岁，半个世纪提高了35岁。而联合国公布的资料显示，在年，世界人口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6.5岁提高到65.4岁，半个世纪只提高了19岁。人口寿命的迅速提高和快速转型，给中国社会造成显著冲击，易出现对老龄化的社会性焦虑。二是对老龄化存在认识误区。社会对老年人的习惯性看法是，他们体弱多病，缺乏活力；尤其是对高龄老年人有偏见，即老年人都处于年老体衰，整天坐在轮椅上，或者躺在病床上，周围摆满了医疗设备；老龄化社会必然会导致一个暮气沉沉、缺乏活力的社会的出现。一想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就有种莫名的恐惧。一些数据更加强化了这种认识：据《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60岁及以上老人有74.8%的患慢性疾病，而80岁及以上老人有77.73%的患慢性疾病。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在残疾人群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超过一半。然而，我们只看到了事实的一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些事实，即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失能的年龄在推后，低龄老年人的健康指标在上升。国际老年学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份总结性的研究报告认为，老年人活到75—80岁时,生理、心理功能仍然和从前一样没有多大变化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老年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老年人很重视锻炼），健康老年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许多老年人仍然活跃在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短缺的发达国家，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更高，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仍然参与体力劳动。三是公众对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缺失信心。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几千年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形式。家庭结构因社会工业化、都市化和生育率下降而日趋小型化，出现大量的“4—2—1”、“4—2—2”家庭结构；而且随着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革、养老观念和孝道观念的转变，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趋势显现。虽然目前我国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形成多层次（还未形成多支柱）的公共养老体系，但是，基于身份制的养老保障制度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越拉越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待遇过低的情况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改变，导致公众对退休后的经济保障产生疑虑。另外，我国城镇老年服务保障体系还未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机构养老的数量还有待进一步发展；而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则完全处于未发育的阶段，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公众对社会养老制度的忧虑。如何消除社会对老龄化的焦虑一是实施积极老龄化政策。老年学理论中的退出理论强调老年人从各种归属关系的社会常模或期望中脱离出来，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关注精神的内在价值，以求获得“自性”的自我实现。这种老龄化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老龄化，导致老年人与社会的脱离，并沉浸于孤独之中。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健康与老龄化宣言》中，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观点；2002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将“积极老龄化”作为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框架，强调以尊重老年人的人权为前提，“尊严、照料和自我实现”为原则，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积极老龄化观点主要强调老龄人口要积极参与到社会中去，老年人通过参与外界活动，来获得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达到上述目标，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保持身心健康，做到健康老龄化。健康是老龄社会最大的问题，1990年，第40届世界卫生组织哥本哈根会议提出：“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如果绝大多数老年人处于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健康状态，那么社会发展就不会受到过度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所以，在老龄化的同时，做到健康长寿，那么，这种老龄化还会引起公众的焦虑吗？其次，政府和社会努力创造条件让老年人回归社会，让老人有充分的机会参与所在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充分发挥其技能、经验和智慧。最后，老年人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形象定位，即老年人并不是社会财富的享受者，不是社会活动的旁观者，而是创造者和参与者；在和主要角色相关的活动上，尤其是业余活动和个人爱好活动，要保持连续性；以“老有所为”、“老有所健”、“老有所学”、“老有所用”和“老有所乐”为目标，达至“老有善终”。二是引导公众以辩证的态度看待和认识老龄化。首先，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不能只看到老年人口绝对数或相对数的增加，忽略老年人体质的增强，健康的改善和寿命的延长。随着医疗技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在延长寿命的同时，失能的年龄也在推后。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体力劳动已被机器所取代。因此，60岁以上老年人参与劳动完全是可行的。其次，在认识老龄化的过程中，不能只把老龄化看成是一个问题，更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机遇。不可否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然带来消费需求及其结构的变动，从而直接对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是消极的，换一种思路，就可能转化为商机。在一些发达国家，围绕老年人消费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延伸链，在老年餐饮、保健、文化娱乐、康复保健、旅游、住宅、社区服务业等产业方面发展潜力非常巨大。未来中国老年消费市场将更加庞大，在医疗与生活服务、食品与生活用品、房地产、旅游、辅助设备等领域催生新的商机。&&&&&最后，不能只看到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忽视养老形式的多样化。随着家庭小型化、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空巢老年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家庭难以承受养老之重。但是，随着养老观念和孝道观念的转变，养老的形式也多样化，社会化养老已成为部分老年人的第一选择；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受到政府的大力鼓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互助养老、以房养老等养老方式也在逐渐兴起。这大大缓解了家庭养老的负担。三是塑造新的老年人形象。大众媒体是形象制造的机器，而现代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往往总是侧重赞扬青年，而忽略老年或者把其描述成缺乏活力的老古董。尤其是在中国，当今的一些媒体为了抢夺年轻观众，提高收视率，无论是广告主角，还是节目主挂人，甚至节目内容，都是俊男美女发挥作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被描述成未来的潮流。老年人只是偶尔出现在类似《夕阳红》的节目里；而且这些节目多以养生、战胜疾病、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为题材。这种报道方式不仅使老年人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强化了公众对老年人的角色定位。要消除我国社会的老龄化焦虑症，首先需要媒体重塑老年人形象，改变媒体对老年人的固有宣传模式，要把老年人看成是充满活力的社会财富创造者，是社会行动的参与者，是经验的传授者。不仅要增加老年人在各种节目中出现的频次，也要在广告和节目内容中改变老年人固有的缺乏活力的形象。四是重新界定老年人，降低老年人的比例。对老年人的界定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差别，正如世界银行在1994年的报告《防止老龄化：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所说：在平均预期寿命为59岁的赞比亚，45岁的妇女可以认为是老妇人了，而在平均预期寿命为83岁的日本，45岁的妇女则被认为还是年轻。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老年界定的年龄自然应该推后。目前，我国采用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上确定的老年标准，即以60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建议采用多数发达国家采用的65岁作为划分老年人的标准。与此相适应，逐步延长退休时间，并最终将“老年人”的年龄界限和退休年龄界线结合起来。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定于上个世纪50年代，相对于当时的平均余命，退休年龄已相对较高。但是随着我国平均余命的快速增加，中国退休年龄整体偏低，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男性退休年龄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退休后的平均余命看，年度，中国男性达到12.5年，女性职工达到22.5年，在170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排在第33位和第12位。在170个国家和地区中，退休后平均余命按高到低排列，中国男性排在第60位，女性排在第98位。因此，建议从现在开始考虑制定政策，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五是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低起步、保基本”的改革原则，由低到高逐步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所谓“低起步”是指老年社会保障在制度建立之初，只能实施救助式的保障水平，通过家计调查选择保障对象；待制度成熟之后，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扩大保障对象，并最终成为全体老年人均可享受的普惠性老年福利制度。所谓“保基本”是指现阶段我国老年福利保障制度设计仍然要以解决低层次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为主，兼顾较高层次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以追求生活质量为目标。目前要优先解决“保基本”的老年津贴项目和居家养老服务等。其次，坚持“先易后难，先急难后福利”的改革原则，分阶段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从总体上看，我国老年贫困和老年照料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改革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应优先解决老年人的经济问题和服务问题。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主要以老年社会救助、养老保险、居家养老服务为重点，逐步提高老年社会保障水平，树立公众对社会化养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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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业不能承受之重
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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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养老业不能承受之重:将如何面对严峻的老龄化?这位有二十多年房地产从业经验的“地产老兵”认为，不同于传统房地产行业，
“居家养老”对于从业者而言，还能免于政策波动所带来的市场情绪变化。
图片来源：百度搜图
　　当你老了，会选择居家养老还是住进养老院?
　　据联合国预测，年世界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速为2.5%，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世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6.6%上升至%，同期我国由6.1%上升至11.5%。增长速度和比重我国都超过了世界老龄化的平均水平。
　　然而，中国养老业面临的严峻现实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为美元，我国还不到1000美元。我国将用26年走完发达国家半个世纪以上的老龄化进程。
　　北京安馨养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CEO鄂俊宇有着20年的房地产开发经验，曾任地产上市公司(前亿城股份)董事总裁。通过参与国内著名养老机构的投资运营及进行国际交流，针对国家倡导的“9073”养老引导方针和建国以来住宅建设忽略适老性设计与配置给居家养老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鄂俊宇提出“居家适老化改造是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必要保障和前提条件”的理念。
　　11月30日，鄂俊宇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养老行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行业基础薄弱、人才缺口巨大、国家公共资源及政策不足、企业能力滞后于政策导向、家庭老人和子女缺乏养老认知和准备”。
　　风口大开但老人受益多少?
　　经过2015年资本盲目进入养老产业后，到2016年资本逐渐回归理性。没有成熟商业模式的小型机构逐渐淡出，而优质的养老标的被争相追投。
　　中健联盟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报告》显示，资本进入养老业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政府通过PPP鼓励社会资本助力区域养老产业发展。第二，继今年年初安康通被南京新百收购后，深耕一线城市多年、运营较为成熟的养老机构纷纷被并购，这些养老机构借此加快连锁化布局。第三，智慧养老平台获风投青睐。这类平台以轻资产的养老标的为主，投资体量大都在千万量级，且大部分停留在A轮阶段。第四，上市公司趋于务实不烧钱地切入养老领域。截至11月5日，新三板挂牌企业中切入养老行业的企业有19家，主业覆盖家政、医疗、旅居、保健品和养老机构信息化系统的设计等领域，而非养老行业的关键业务。
　　发布该报告的课题组认为，通过资本助力，养老行业将逐渐度过起步期。养老机构在做好服务的同时，可通过被并入运营稳定的上市公司，解决现阶段资金和客流难题，从而做大规模。上市公司若想切入养老产业，重资产建立养老机构或做养老服务提供商并不明智，而可通过并购优质标的切入，在养老产业发展初期开始布局。
　　但最重要的是，老人真正能受益多少?
　　“现在是风口大开(指养老业)，我们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拿回来了，但我们2015年的养老产业相当于日本1985年的阶段。”鄂俊宇认为，中国养老业的发展有时会超前，有时也想当然或过于自信。
　　“现在到底有多少老人真正因为国家、社会资本受益?比例很小。”这是鄂俊宇作为一个养老从业者的困惑。
　　机构养老不能承受之重
　　鄂俊宇认为，资本介入养老目前存在泡沫，而资本和养老的嫁接也存在错位。“一方面，资本对于养老本身的价值认知不够专业;另一方面，所有从事养老的企业并没有能力跟资本进行对接，善用资本的能力比较弱。”
　　记者先后采访了多位养老机构运营者。他们对养老产业的普遍认识是，风口很大，产业空间广阔，但困惑也非常多。
　　首开集团董事长潘利群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机构养老目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养老产业，真正为养老服务，运营者并没有指望靠这部分产业盈利多大。这部分最好借助存量资源，以社区养老的方式进入，最好是轻资产公司。另一部分是开发商做养老地产，基本是地产和养老结合的重资产。绝大部分把养老当做销售元素，属地产概念，也是目前做养老地产的困惑。
　　记者在走访养老机构过程中发现，尽管探索多年，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老人普遍不愿意接受机构养老，而住进养老院的老人多数也是出于现实“无奈”。要么是子女工作太忙，要么是“居家养老”风险太大。而目前很少有企业在养老方面寻找到一条可行的盈利模式。在具体运行中，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更倾向于中高端养老;中低端养老的大量缺乏使不少经济条件匮乏的老人无缘养老机构。
　　“原来政策思路是机构养老为支撑，现在改为机构养老为补充。这是政策的一个调整。原来国家希望通过养老院、社会资本和国家资本、公办民营等机构养老来应对老龄化，但最后发现，建多少养老院都应对不了老龄化进程带来的诸多问题。”
鄂俊宇称。
　　他认为，面对老龄化，我国养老业的发现现状非常不足。“日本老龄化是伴随经济上升的路径;欧美是伴随福利政策的依托。但中国没有这些前提条件，也没准备好，这是最大的问题。我国养老行业的现状是基础薄弱，人才缺口巨大;企业运营能力滞后于政策导向。另外我国家庭中，子女缺乏养老的认知和准备，很多老人不愿意去机构。”
　　老年人未来在家养老?
　　今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国老年群体数量庞大，老年人用品和服务需求巨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要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业制度、标准、设施、人才队伍建设。要培育老龄产业新的增长点，完善相关规划和扶持政策。
　　早在2011年2月，民政部便发布《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即“9073”养老引导方针：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料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一份题为《居家养老模式下，住宅适老化通用设计研究》的报告指出，“9073”方针中，居家养老更贴近我国人民的思维观念，又尊重老年人长期在家庭中形成的生活习惯，为更多老年人和家庭所接受。虽然很多新建住宅小区都配套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或配建老年公寓，但社区养老依然需要依靠普通住宅作为主要载体，提供上门照料服务为主、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建设服务设施为辅。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教司马蕾研究发现，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是世界闻名的高福利国家。而北欧模式同时也以高税收、高收入、高消费、低失业率著称。北欧模式能令老年人充分享受包括住房在内的各项国家福利。北欧的社会养老模式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从大规模机构养老到居家养老的观念转变。
　　司马蕾表示，目前对老年人的住宅改造进行支援，以让其尽量居住在熟悉的环境中已经成为各国共识。例如丹麦的《老年住宅法》以“尽量延长在自己家中居住的时间”为口号，制定了一系列住宅改造和居家服务政策。瑞典《社会服务法》规定，“应该尽量让老年人能独立生活，并努力让他们能与社会的其他人群一起参与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活动”。瑞典在1984年提出了“终身住在自己家”的方针，同时也开始提供面向老人的住宅改造服务。
　　居家养老也是鄂俊宇选择的转型方向。这位有二十多年房地产从业经验的“地产老兵”认为，不同于传统房地产行业，“居家养老”对于从业者而言，还能免于政策波动所带来的市场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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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人口篇：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个步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以下内容由买购网整理，提供给您参考。
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从10月1日起，上海市开始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这似可视为中国城市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种举措。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在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中透露，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面对&未富先老&社会难题 日本《追求》双周刊近日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个步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面临着&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等诸多问题。 北京市老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从1990年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350万人，到2050年，将上升到650万；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预测，上海市老龄化高峰将出现在21世纪30年代，将在500万以上；天津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仅次于北京、上海，据预测，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73万，2030年达到330万。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2%，2011年以后的30年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 &人口红利&带来挑战与机遇 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报告还显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张建明坦言，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进入&关窗期&。我国大中城市将面临着老年人口数量剧增、年轻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抚养率比例增加、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等一系列问题，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人口红利在中国发展作用中的日趋消失，有关专家则认为这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傅勇认为，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说，人口红利终究是要消失的，现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没有我们所讨论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实是好事，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全面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近日表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老龄化问题，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障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各种权益。在养老保险方面，快速推进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同时，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为农业人口提供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今年将继续扩大试点的范围。 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为目标，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份建立省级统筹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也颁布了《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我国积极倡导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化、社会化、多层次的老龄产业和老龄服务业的发展模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共同发展，逐步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兴办，企业或机构按市场化的要求自主管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据南开大学的李建民教授预测，目前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总需求约为1万亿元，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 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政府正在制定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家庭赡养法、社会服务法、老人住宅法和老年人福利法等专项涉老法律、法规。提高退休年龄，以降低老年人口赡养率、减轻养老金发放压力的思路，最近也被一些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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