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新加坡模式对北京香港双城记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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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这面镜子 港人照得很不自在
来源:香港《明报》 | 8/21/:25 PM | 浏览:1469 | 评论:2
  新港这出“双城记”并非新鲜事物,只是愈演下去,港人愈感觉不是味儿。回归以来,港人就两地发展,不但因为星洲超前领先而惆怅,最主要是看不到香港如何走出政治泥淖,重新奋起。因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宣示的治国新理念、新思路,让人看到新加坡到2030年的景象,所展示企图心,对照香港的无休止内耗空转、整体情势如螺旋式向下沉落,使人感慨不已。
  李显龙展示的治国新方略,从硬体建设(扩建樟宜机场、搬迁港口等),到关乎民生的医疗、住屋、教育的战略调整兼备,并非停留在理念原则阶段,而是有具体政策配合。“双城记”最新景象,使人看到新加坡向前奔跑,香港则在往后踏步。其中最能触动港人“无壳蜗牛”情绪的,相信是星洲的房屋政策。
  李显龙在逾80%新加坡人已经居住在组屋的基础上,提出确保低收入家庭都可以买到组屋,包括月入1000元(坡元,下同,约6000港元)的家庭,负担得起2房式组屋;月入2000元(约1.2万港元)家庭,买得起3房式组屋;月入4000元(约2.4万港元)家庭,供得起4房式组屋。新加坡于解决国民居住问题,本已大幅领先本港,现在还要确保每个有工作的新加坡家庭都负担得起一间组屋,李显龙说“我们能做得到”,所显示的决心与力度,相信港人要在更高层次羡慕新加坡人的居住环境了。
  两年前新加坡的选举,人民行动党虽然在国会仍籽沟剐缘81%议席,无碍政权牢固,但是流失了约6个百分点选票。当时,李显龙就选举结果,形容是新加坡的“分水岭”,他趁48年国庆群众大会宣示的新治国方略,被认为是对这次选举“失利”的回应;另外,有新加坡学者把李显龙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形容为“第二次建国工程”。无论李显龙的新政是否基于星洲政治稳定,或人民行动党执政的需要,总之,他提出了一个未来可见的新加坡,以星洲的往绩,实现的机会很大。
  新加坡迈步向前,反观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方针政策,就土地开拓,例如新界东北新发展区、填海造地等规划,仍然深陷纷争之中,能否得到市民支持和获得立法会通过,仍属未知之数。
  回归之后,香港和新加坡的此消彼长,政治体制是关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变相一党专政;不过,这是透过选举机制而得出的权力结构,确保了执政党的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实。香港的特首欠缺足够认受性、政府在立法会得不到稳定支持,这是特区政府施政寸步难行的根本原因。以普及而平等办法选出的特首和立法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是靠特权和小圈子选举产生的特首和立法会,则根本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过去16年已经充分验证的情况。
  历来,除了港人习惯与新加坡比对,连中央政府也曾经新港并论,例如多年前,前任总理温家宝访问新加坡时,就观察到的情况,提示时任特首曾荫权要研究改革。所以,香港在“双城记”竞争的滞后甚至沉落,不但港人,相信中央也会不甘心。我们坚信:在政治上给香港机会,确切落实港人治港,不相信香港会输给新加坡。若非如此,则这出“双城记”大概演不下去了,因为香港将出局。
黄得云:狮城未来大计对香港的启示
  一觉醒来,我还以为自己身在狮城。不论报章、电台、电视台,无不铺天盖地地报道新加坡的未来大计:建新机场跑道、腾空市区地段建组屋商厦、推行全民医疗保障等等。尤其令香港人津津乐道的,一定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日群众大会的两句话:“don't worry, get married, get your flat”(不用担心,放心地去计划结婚买房)及“拥有住房是新加坡的基本原则”。
  住房问题一直困扰香港人,高地价、高房价,收入增长远远落后房价的升幅,虽然香港政府一再推出加强版房产印花税(港称“辣招”),依然无法令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看见狮城的宏图大计,香港人无不心里痒痒,妒嫉之际,总会讲两句,新加坡不民主无自由,新加坡人无权示威游行,城中禁售口香糖等气话。
  香港人总爱和新加坡比较,由宏观GDP(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机场排名,到快乐指数、性生活次数,总会掀起或多或少的议论。香港人常有以下不解之惑:一、为何新加坡政府如此有效率?香港人常有的偏见:新加坡政府独裁、一言堂,以至有效率。二、若新加坡实行独裁体制,为何新加坡又有普选?港人无语。
  新加坡和香港的差别有二,一、新加坡是独立国家,香港不是。二、新加坡有普选,香港没有。
  独立国家必须照顾自己人民的利益。若政府不照顾自己人民的利益,难道别人会管你的死活?香港的地位特殊,若以中国的国家体制来看,香港的地位最多只能与上海,重庆等直接管辖城市类似。虽然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但按中国的说法,一国一定大于两制。既然香港不是独立国家,中国自然要照顾香港,而香港也要配合中国发展,不能只以香港自家利益出发。但香港政府在制订与中国相关的政策时,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以中国的利益为先。因此,香港政府就该政策进行游说工作时,举步维艰,也难以获得多数香港人的支持。
  普选并非万灵丹,但普选的威力,让执政者和在野人士之间产生微妙的互动,就如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经过多年的政党轮替,交换执政,政治成熟。虽然执政者的政策未必能做到皆大欢喜,但一定不能犯众怒。因为若有重大政策失误,人民一定在下一轮选举中赶你走。当然,前提是国家必须有强而有力的在野党,而且在野党也必须有能力替代执政党出掌政府。
  尽管新加坡尚未面对同样的挑战(在野党依然未成大器,未能起替代作用),但近年工人党、民主党等在野党的崛起,也让人民行动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新加坡政府必须推行更多向人民倾斜的政策,不论是加大组屋供应,增加购房资助,减轻小六会考压力,提高全民医疗保障,都是以民为本的德政。
  反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正是政府政策举步维艰的根源。由于欠缺普选的洗礼,特区行政长官正当性不足,而且行政长官及部分官员的诚信也备受质疑。尽管普选并非万灵丹,但普选确实是提高有效管治的特效药。只有让问责官员负上政治责任,让政客扛下实际管治香港的责任,如此才是香港政治困局的出路。
&新加坡治国方略:在民怨累积之前,化解矛盾
  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在香港引起极大的反响。香港15家报纸、多家电视台及新闻网站都大事报道。总理在演讲中勾画的机场及港口发展计划,让香港对本身的竞争力感到忧虑。总理谈到的贫富差距拉大及住房问题,触动了香港人的心弦。此外,总理保证所有新加坡人,包括月收入低至1000元的家庭,都可通过公积金拥有组屋,让面临住屋严重短缺及房价高企的香港人,羡慕不已。
  西方媒体在提到香港与新加坡时,总以“双城记”的字眼来形容。毕竟,这两个地方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同属于华人聚居的地区,继承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文官与司法制度,并成功发展为金融中心。双方在发展为全球都会时,既合作又竞争。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为了避免资金外流,香港给予银行存户存款保证。紧接着,新加坡也推出类似的计划。此外,在税务的调整、房地产的降温措施,双方都参考对方的做法,以避免落在后头。
  虽然香港享有中国大陆的庞大经济腹地,但在经济竞争中,新加坡略胜一筹。新加坡的经济总量从2011年开始,超越了香港。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新加坡在全球名列第三,而香港则排名第七。香港媒体的报道重点,也从过去批评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转为关注新加坡的发展经验。香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贫富差距拉大,普罗大众的社会流动受阻,社会矛盾加剧,从而导致社会的分化。反移民的排外情绪及政治内耗,也撕裂了香港的社会。民众及媒体纷纷将矛头指向特区政府;而住房问题成为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汇合点。香港媒体对新加坡的赞赏,可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新加坡不能因此而自满。
  由于新港的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香港最近多头的社会矛盾并发,对新加坡有借鉴的意义。
  首先,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下,民众对政府在处理住房等民生问题,有很大的期待,也有紧迫感。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在这方面给予政府较大的操作空间。香港在回归中国后,董建华政府曾提出“八万五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万5000个住屋单位,在10年内让香港七成的家庭拥有房地产。但1997年的一场金融风暴后,楼价大跌,导致房地产负资产问题,这个计划胎死腹中。自此以后,香港的土地供应便减少,大发展商形成所谓的地产霸权,房价居高不下。随着2008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市场资金泛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许多年轻的一代因买不起房子而怨声载道。
  尽管新加坡政府在住房方面比香港有更大的操作空间,但这几年来由于外来人口的涌进及供需失衡,加上低利率环境持续多年,新加坡房地产在价格与销量方面,与香港一样,节节攀升。这导致执政党在上届大选中,失去了一些选票。政府这一两年来大幅度提高组屋的供应量,也在售价上作出调整。此外,政府也通过多轮的降温措施,压抑私人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需求。不过,政府还是必须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的供需与一般国人的承受能力,以防止社会矛盾的出现及汇集。
  其二,新加坡与香港都是开放的城市及金融中心,在全球化的资金流动中受惠,但贫富差距拉大及社会流动受阻,仇富心理便油然而生。香港首富李嘉诚一向来是香港打工仔崇拜的对象,人人都希望有一天成为另一个李嘉诚。但在社会流动放缓的情况下,这个香港梦渐渐破灭,阶级矛盾浮现。伴随仇富心态的是排外情绪,特别是外来移民的炫富行为,更容易挑起民怨。新加坡是财富管理中心,也是许多外来富豪群居的地方,仇富情绪的滋长对经济及社会发展,都将有不利的影响。
  要维持全球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地位,新港两地就必须继续开放门户,吸引外来人才与资金。在全球化浪潮下,贫富差距扩大是普遍的趋势,新加坡与香港这两个小的开放经济体,更是如此。香港特首梁振英曾经表示,他将改变香港以往的“小政府、大市场”的做法,而采取新加坡的积极管治模式,以缓和社会的矛盾。然而,与香港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是个城市,也是个国家。每隔五年,政府必须争取选民的支持,因此它肯定更有政治决心,在民怨累积之前,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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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留言于 06:07:23(第2条)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梁振英上台不够18个月,接连有5位政治任命官员,以各种各样的原因相继离任。最新的是以个人理由请辞的梁凤仪,她由曾荫权政府过渡而来,是最资深的副局长之一。还有声称要照顾子女,但辞职后很快找到新工作的政治助理莫宜端。林郑司长的得力助手,因为要照顾妈妈而辞职的张秀丽。发展局长陈茂波的政治助理何建宗,因为没有申报土地利益而鞠躬下台,相比他老板的厚颜赖皮,显得爽快决断。早前因房津丑闻被检控定罪的局长麦齐光。再加上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请辞的新闻统筹专员邓惠钧、辣招前卖楼的行会成员林奋强、丑闻和债务缠身的张震远,短短年半时间,梁班子已有8人离开工作岗位。媒体形容梁班子8人跳船离职,并不完全准确,麦齐光因为刑责而离任,林奋强和张震远因为丑闻而下台,都是被迫而不是主动跳船。至于何建宗漏报家族土地利益,事件性质比老板陈茂波轻得多,但选择离开梁班子,有眼见势色不对,乘机脱身的机灵。其余5位,给出的理由都有点奇怪,亦没有多大说服力,说他们是跳船,除了梁振英会死撑之外,相信没有人会有多大异议。无论是行会成员也好,问责官员也罢,被任命或应聘的时候,都深思熟虑,早知道政治工作的艰困,合约年期也与梁振英政府的任期相同,自己的生涯规划,也理所当然将任期考虑在内。梁振英只做了18个月,还未到任期的一半,就有8人以各种理由离开,予人有大难临头,鸡飞狗走的感觉。有识之士都萌生跳船念头这批政治任命的问责官员,有些是减薪入职,希望为香港做点有意义的事,有些是满腔热诚,希望为社会贡献一己专长。今天,只做了短短18个月,就不约而同选择与昨天的决定说再见。要离开政府,不是一时冲动,当然不是说出的表面理由那么简单。闻说不少高官,包括政治任命的官员和公务员,对梁振英和的决策水平和行事作风,感到愈来愈不以为然,甚至摇头叹息。国教科一役,要搞到民情汹涌才懂得稍为退让,你可以说因为主事官员是个庸才,把事情搞砸,但拒绝发牌给王维基的香港电视,竟然搬出「不希望割喉式竞争」来做借口,一些高官慨叹,这种由政府指定赢家的做法,完全违反香港一贯自由竞争的核心价值。再加上一而再再而三京官和西环赤裸裸干预,不少官员都做到意兴阑珊,不想同流合污,要与这 些不得人心违反公义的政策划清界线,甚至有耻与为伍的感觉,有识之士,都萌生跳船的念头。上任年半就有8个班子成员相继离任,稍为清醒的管治者都认为事情严重,但梁振英仍然自我感觉良好,他说:现在问责班子人数最多最齐,社会上有很多有能力、有志服务社会的人,都愿意加入政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此显浅的中国传统智慧,梁振英除了扮懵,他还能做什么?
说:留言于 13:41:55(第1条)
国庆群众大会演讲对中国的启示 每年新加坡国庆期间总理对民众的演讲,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大看点,仔细分析,会获得对中国政治的诸多启发。比如,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和政府官员的讲话,就大可借鉴总理国庆演讲的一些理念和做法。今年是李显龙总理第10次国庆演讲,同往常一样,他采用多媒体技术辅助其演讲,并在演讲中枚举同其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个新加坡人的鲜活故事。李总理还凭借其掌握三种语言的优势,分别用英语、华语和马来语对不同种族的民众重复某些话题。在演讲中我们听不到官样文章,也很少听到严肃的统计数据,而更像一个略为年长的邻居在和你拉家常。“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李总理在演讲中既展望新加坡的美好前景,也承认新加坡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但给人更多感受的是他的朴实、诚恳、信心和幽默。国庆演讲不是正式的政府内阁对议会的问责报告,但其意义非同一般,通常会马上成为政府部门推行新政策的准绳。总理国庆演讲值得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在日常讲话中借鉴,也值得中国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学习。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首长对人大代表的绩效报告,较为正式和庄重,但笔者以为仍然可以借鉴国庆演讲的许多长处。习近平执政以来,颁布“八项规定”,并要求各地政府官员讲话要短、要少、要脱稿、要结合实际,不能空泛、冗长、照本宣科。虽然许多政府官员开始尝试新的讲话方式,但实际上仍然很难摆脱旧有的模式。我们很少看到有哪个政府官员,会利用多媒体技术辅助其讲话,会使用生动的flash画面渲染其意念,会枚举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让听者感同身受,乃至会用本地方言谈谈家长里短。其实,中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报告,完全可以做到像新加坡总理国庆演讲那样让人轻松、感动和乐观。在每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准备期间,会投入大量人员参与研究,邀请各界人士抒发意见和建议,还会倾听许多基层民众的心声。然而,这些生动活泼的故事,却被归一化后硬生生地塞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固有模板中而失去光泽。翻阅各地各级政府工作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千篇一律、官话套话居多、数字堆砌如山。政府评功摆好时不吝笔墨,但在承认不足时却草草收尾,而在提出展望时又每每故伎重演。中国建立了完善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但如何激发民众的兴趣却值得深思。许多政府部门和官员开通了官方微博,但却一度因官话连篇而遭网友吐槽。政府与公民、官员与民众的关系不是冷冰冰的、刻板的,而是充满温情的、有血有肉的。以“外交小灵通”、“上海发布”等为代表的政务微博,之所以赢得网友赞许,其要领就在于放下身段、贴近民意。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一改中国高校毕业典礼上校长讲话的古板形象,以“根叔”的“唠叨”博得毕业生和广大网友的追捧,并吸引许多高校校长效仿。我们鼓励中国政府报告和官员讲话更加贴近民意、生动活泼,不是提倡“东施效颦”,而是寄望政府和官员能够转变观念,重塑日趋紧张的政民关系、官民关系。在新媒体技术日益普及、民众期望越来越高涨的今天,如果政府和官员无法因应大势,发展新的公共关系策略,就会丧失话语权而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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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香港舆论惊嘆,但回归后的香港由于政争不断,政府施政步履维艰,长远发展计划被迫拖延、被迫搁置。若情况没有改变,别说要和新加坡相比,就是邻近内地的城市广州和深圳也比不上,香港人只能自求多福。
  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多项未来发展计划,包括樟宜机场在10年后扩建容量增加一倍;搬迁靠近闹市的空军基地、搬迁货柜码头,腾出更多市中心用地,兴建房屋、工业及商业区;重整房屋政策,助中低收入家庭置业,承诺有工做的新加坡人,均可买到政府房屋;改革公共医疗制度,提升为终身保障。若新加坡的发展蓝图一一实现,和新加坡的距离将越拉越远,香港的竞争力被削弱,随时沦为亚洲二流城市。
  尽管香港舆论惊嘆,但回归后的香港由于政争不断,政府施政步履维艰,长远发展计划被迫拖延、被迫搁置。若情况没有改变,别说要和新加坡相比,就是邻近内地的城市广州和深圳也比不上,香港人只能自求多福。
  有人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透过选举机制而得出的一党独大的权力结构,确保了执政党的政策得以推行和落实。但香港靠特权和小圈子选举产生的特首和立法会,没有政党支持,所以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把&普选万能论&套在&双城记&的最新状况上,殊不知却愈加暴露出&普选万能论&的荒谬。
  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国家效仿西方的普选模式。但此种不顾国情的照搬,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稳定与繁荣,反而激发了更多的混乱与冲突。动盪与战乱成为当地人民挥之不去的梦魇。
  廿三条立法至今未通过
  新加坡也是实行普选的地区,不过,它的成功绝非拜普选所赐,相反,那是社会稳定带来的成果。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有三大法宝,一,拥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立法会议席;二,由政府控制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操控了社会舆论;三,殖民地时期保留下来的内部安全法,可以授权必要时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留任何被怀疑可能对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的人士,这足以保证新加坡政府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保证了新加坡政府可以长选长赢,长期执政。
  可惜,香港连极为温和的二十三条立法也难以通过,光是这一点已经无法和新加坡相提并论。香港的大局不是操控在政府手上,也不是在人民手上,而是由政党之争左右了香港的命运,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变,香港是注定要输给新加坡的!
  (本文转载自《日报》香港版)
  作者为资深时事评论员
责任编辑:铁言
很久没有过静下心来聆听世界的声音了,借着这次一加送测一加银耳2耳机的机会,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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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双城记” 制造业对比的启示
.cn 日14:32 南风窗
  新加坡有竞争力强大的高增值产业和传统产业,香港只有弱小的低增值工业;新加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香港则是主要靠服务业一条腿走路。
  □余柏全(香港)
  【新加坡篇】
  电子、石化、生物,
一个都不能少
  新加坡独立前的制造业基础十分薄弱,即便是在主岛西南的裕廊工业区,盛行的也只是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低级制造业。但从建国初期开始,新政府就着意发展外向型经济,开辟多个工业区,发展以出口为主的电子、炼油和造船、钻油平台等行业。这些举措收效良好,并推动着70年代的第二波产业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比重不断扩大,目前高增值产品已占制造业的大部分。
  近年来,新加坡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比十年前翻了一番,而且低增值产业已被高增值产业所代替。其中,电子工业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取得了第一支柱产业的地位,占制造业比重高达50%,在世界同行排名中一直在十强之内,2000年为第七位(依次是:美、日、中、德、英、韩、新、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新加坡仅400万人口,能跻身全球电子十强之列,的确表现不凡。
炼油和石化目前仍是仅次于电子工业的支柱产业,石油产品是出口的大宗产品,对新加坡经济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60年代,跨国石油公司开始先后到新加坡投资兴建炼油及石油化工厂,到1974年,新加坡已成为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和荷兰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和石化产品供应中心。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埃克森-莫比石油公司在新加坡裕廊投资20亿美元,建设一座世界级炼油和石化企业,显示了对新加坡发展前景的信心。该企业已投产,使新加坡加工原油能力增加至7000万吨,巩固了世界第三炼油中心地位。
  在传统产业中,新加坡的海事工业规模大,造船能力强,海上钻井平台的技术水平和产量居世界同行前列。
  生物科技由于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而被政府列入重点开发行业,政府专门成立部长级生命科学委员会,对之加强领导和扶持,同时成立生物科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和生物医药研究会等多个研究机构,并设立创业基金,资助研发、成果孵化及产业化,鼓励私营企业进入生物技术产业。经过几年的锐意发展,医疗和医疗产业的资产已近百亿美元,生物技术产业的年增长速度达40%以上,产值也接近100亿新元。生物技术产业正在按照政府的意图,逐渐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成为新加坡又一支柱产业。
  经多次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优化,新加坡的制造业取得脱胎换骨的变化,大部分产品均是中高增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经验和软肋
  新加坡制造业之所以得到如此出色的发展,政府重视与正确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1959年实行自治后,新政府便颁布《新兴工业法和工业扩展法》,吸收国内外资金投资制造业,以振兴经济,解决失业。1961年成立经济发展局,确定制造业与服务业一起并列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把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当作产业主动升级的契机,从而在国际市场的搏击中立于不败之地。
  新加坡制造业不片面求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中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并举,通过发展传统产业如炼油和钻油平台等,积累资金,解决就业及提供大量工业产品出口,保持国际收支平衡。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既增加了高增值工业的比重,同时又将资讯科技应用于建筑、电子、外贸、海运、港口、零售以至家庭中。贸易发展局通过建立和使用贸易网、贸易财政网和贸易保险网,提高了贸易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推动新加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香港篇】
  从辉煌到萎缩
  香港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在战后由上海南迁的工业家,也与英资集团将在大陆的资金、设备和人员转移到香港有关。当时国际市场工业品需求旺盛,促使他们发展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李嘉诚就是因为当年经营塑料花工厂而开始发迹的。60年代,香港政府成立香港工业总会,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标准及检定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支持制造业发展,从此香港制造业一日千里,逐渐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使香港GDP 在60年代年均增长11.7%,70年代年均增长9.2%,实现迅速起飞。1980年香港已发展至有工厂4.5 万家,工人90万人,服装出口处于世界前列,号称亚洲最大服装加工厂;电子工业则是仅次于服装业的第二大工业,出口额达1.3亿美元,此外,控制仪器、摄影器材、光学器材、钻石首饰等高技术高价值产品亦有很大发展。
  70年代末,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在香港面临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涨,发展空间有限等问题,聪敏的香港企业家率先抓住广东改革开放的机遇,大举北迁,在珠三角建立起出口导向型的纺织服装皮鞋等日用品工业基地。而香港本地的制造业则日渐萎缩,从1970年占GDP的30.9%,降到20年前占GDP23%,再降到目前的5%左右,而且制造业中缺乏高增值工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
  方向不明,引导乏力
  对于香港制造业发展缓慢甚至萎缩,政府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虽然香港是高度自由化的市场,政府作用有限,但在政策上予以扶持,例如设立边境工业区,以低楼价吸引本地企业家,并允许雇佣部分大陆工人,以此挽救部分中增值工业,如电子零件、珠宝、手表、中高档服装等,还是可以收到一定效果,使香港工业不至于下滑那么快。香港制造业之低迷,一定程度上使香港在每次经济受打击下滑后,复苏速度较其他三小龙要慢。1997年至2001年间,香港在四小龙里发展速度最低,应该说香港制造业的比重太低是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香港制造业吸纳的工人数目亦因制造业规模日渐缩减而减少,附带使得失业率居高不下。今年3月份,制造业就业人口只有19万,占总就业人数5%(新加坡则为18.8%)。
在CEPA实施后,由于目前制造产品出口内地只有500亿港元,对香港经济直接带动作用并不是很大。
  不过,香港制造业2002年增加值仍有655亿港元,相当于广州制造业增加值的七成左右;香港产品出口额1535亿港元,约近200亿美元,其制造业规模和出口额放在内地,比许多副省级城市还要强。香港制造业北迁后在内地已开花结果,200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港澳台工业企业总产值1.1万多亿人民币,光珠三角的港澳台工业企业就有5000亿人民币,而港资工业企业在珠三角举足轻重,在全国工业亦占有一定地位。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一直强调的,但是特区政府沿用原港英政府的官员,轻视科技的传统一时难以改变。同时,香港又缺自然科技人才,要引进人才又受到阻力,因此向来只有空洞的要求,没有可操作的计划。企业家习惯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熟不做,又不熟悉市场,因此多不感兴趣。香港商业气息过于浓厚,重商之风甚威,民间并无发展高增值工业、发展高科技的迫切要求。因此,多年来,香港高增值工业毫无寸进,中药港不了了之,数码港则成了地产项目,乏善可陈,与新加坡相差甚远。新加坡在90年代,失去了低增值工业,而经过政府引导,外资内资共同努力,重新拥有竞争力强大的高增值产业和传统产业,而如今香港只有弱小的低增值工业;新加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两条腿走路,香港则是主要靠服务业一条腿走路。对此,香港已有经济学家提出要改变,商界亦提出建立边境工业区,要看特区政府是否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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