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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30年，深圳还要靠自己
&下一个30年，深圳还要靠自己
----------访著名网文《下一个30年，深圳向左还是向右》作者华仲占
&& 汪洋书记出给深圳的“三道题”在全市上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 2009年11月在深圳soufun业内论坛上发表长篇网文《下一个30年，深圳向左还是向右》的民间智士华仲占，近日也强烈关注“三道题”。就汪洋书记出的“三道题”之后的深圳下一个30年，华仲占详细阐述了当时写作那篇网文的背景和想法，表示要继续为深圳的新发展进行“民间思考”。
&&下一个３０年，深圳靠什么？靠政策长不了，靠别人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其实，深圳能有今天，更重要的还是一群当年闯深圳的人表现出来的创业创新精神，也就是深圳精神。因此，说到底，下一个３０年深圳还是靠自己，靠深圳人。
&&&&&&&&&&&&&&&&&&&&&&&&&&&&&&&&&&&&&&&&&&&&&&&&& ――华仲占
&&“深圳下一个30年”成了热词
&& 在百度搜索，发现“深圳下一个３０年”的提法出自深圳市代市长王荣。在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召开的全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动员大会上，王荣表示要让“十二五”规划为深圳下一个３０年发展开好局，让深圳今后３０年更繁荣、更现代化。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华仲占以网名在网上首次发表这篇长约６８００字的网文，明确提出了“深圳下一个３０年”的概念。这与代市长的提法不谋而合。
&&“深圳下一个３０年”概念一出，应者如云，由此引爆了“深圳下一个３０年”这个热门词语。该文经深圳各大网站转载后，点击率接近３万人次。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在“我们一起当市长”的深圳新闻网最热帖上，赫然出现了一篇１８０００字的长文《深圳?加油――深圳下一个３０年城市发展的几点思考》，尽管作者至今不肯露面，但是丝毫不妨碍这篇长文成为代市长“网上征言”征到的重磅作品。这篇被网友称为“一万八”的长文进一步强化了“深圳下一个３０年”的概念。该文点击率超过５０００人次。
&&紧接着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到的“深圳未来３０年”。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在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深圳团分组审议上，汪洋给深圳出了“三道题”：第一，过去３０年深圳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第二，迎接特区成立３０周年，深圳今年能做什么？第三，未来３０年深圳再干什么？靠什么去实现？
&&随后召开的深圳市委四届十三次全会上，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刘玉浦和省委常委、代市长王荣都提及“深圳未来３０年”，表示要科学谋划深圳未来３０年的发展蓝图。与会代表更是热议“深圳下一个３０年”。
&&１月１２日，在市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华楠提出市人大要为深圳下一个３０年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由此，从民间到官方，“深圳下一个３０年”成为主流话题，一场全市大讨论正在酝酿之中。
&&2009年深圳进入“第三个春天”
&&尽管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９年是“深圳最为不易的一年”，但在华仲占看来，２００９年却是深圳“第三个春天”的开始。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日，创业板开市，徘徊了１０年之久的创业板终于登上深圳舞台，中国人的纳斯达克梦想将在深圳上演。”华仲占说，虽然创业板上至今还没有几家深圳的公司，而在深圳创业板的感召下，中国各省市金融、银行机构全面席卷而来，宁波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包头银行、浙商银行国内外数十家银行迁入深圳，中信证券总部在离别了深圳多年之后，在去年９月份重新回到深圳，平安集团深圳第一高楼破土动工……似乎一切正如人们所愿，深圳又回到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大舞台上来。
&&而在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深圳历史上另一件大事发生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敲定深圳改革方向：联合香港成立全球五大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成为深圳城市发展的新起点。
&&其他，如中国人寿南方总部迁入深圳，阿里巴巴、百度表示将在深圳建南方总部等消息，都被华仲占视为春天的消息。
&&“深圳被抛弃了吗？多年前当我站在浦西对望浦东新区，的确感觉到深圳在新一轮经济改革发展中早已没有了排头兵的气派，没有了亚洲，甚至中国第一高楼的凌人气势，也没有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感觉。作为一个深圳人，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总是感觉自己有点下里巴人的感觉，但是如今当我再次踏上浦东和深圳中心区土地的时候，我很自豪，除了没有第一高楼，深圳不再缺失什么，除了自信！”
&&华仲占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年来，除了“划一个圈”的１９７９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１９９２年这两个重要年份外，没有比２００９年更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的年份了。这一年深圳结束了长达数年的迷茫定位，重新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年，深圳创业板开市，金融企业聚拢而来，深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指日可待；这一年，深港同城化从纸面走向现实，一个更为宽广的舞台等待着深圳。
&&“我与呙中校不同，当年他写《深圳，你被谁抛弃》时，表现出较多的悲观情绪，而我更为乐观，我对深圳充满信心！”来深８年的华仲占笑道。
&&未来应先设一个深港同城化委员会
&&又一个春天开始了。下一个３０年，深圳干什么？华仲占在把目光首先投向了深港同城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香港不可能向深圳靠，只能是深圳向香港靠，深圳要在制度建设、文明提升、土地开发、人口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地向香港学习，并实现深港同城化。”
&&华仲占认为，自由贸易区可以成为今年纪念特区成立３０周年之际，深圳联合香港向中央争取的政策之一。“汪洋书记提出‘迎接特区成立３０年，深圳能做什么？’ 我看这就是能做的一条。”
&&对于深港同城化的制度障碍问题，华仲占认为两种制度并不是同城化障碍。
&&目前深港双方已经建立了高层互访制度，下一步为了使这个制度真正运转起来，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深港同城化委员会，统筹同城化事务。
&&在华仲占看来，香港没有制造业，并不是什么劣势。“在某种意义上深圳也不需要制造业，而需要制造业总部，或者品牌、名牌总部，建成一个总部聚集地。”
&&他说，韩国有５个企业集团，其生产总值占全国ＧＤＰ的六成以上，这样的国民经济竞争力很强，深圳也可以学习，像华为、平安、比亚迪等品牌企业，都极有可能发展成为韩国现代、三星那样的跨国企业，那时深圳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将会非常强大，在国内的竞争力就更不用说了。
&&下一个３０年，深圳靠什么？华仲占认为，靠政策长不了，靠别人靠不住，只有靠自己。其实，深圳能有今天，更重要的还是一群当年闯深圳的人表现出来的创业创新精神，也就是深圳精神。因此，说到底，下一个３０年深圳还是靠自己，靠深圳人。
&&华仲占表示，美国能为世界各地的人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深圳也应该为优秀人才做一个好的“窝”，要不惜一切代价引入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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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深圳的真实状况(组图)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布38号文件，提出在若干年内把深圳建设成为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搞好特区建设，并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从此，深圳正式定为“经济特区”,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之路。岁月如流，深圳经济特区28岁了，而中国改革开放也步入了第30个年头。从一个渔火薄田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深圳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更是借助全国的力量，在荒野上书写华章。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不由得让人感叹，世事时移，沧海桑田。不过,荣誉只能属于过去，深圳的前路依旧有很多坎坷，这座城市，必须更谦虚一些，更务实一些，更稳重一些。日,深圳蛇口的一声炮响,拉开了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蛇口经验和深圳模式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摄影:何煌友)日,深圳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提出了将深圳建设成为商品出口基地和新型城市的目标.(摄影:何煌友)1982年,两万基建工程兵南下进驻深圳,在荒地上建设城市,他们成为深圳建设的主力军(摄影:周顺斌)1982年6月,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称为"二线".这道线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内,俗称关内和关外,至今,这条管理线依然存在.（摄影：钟国华）1981年,蛇口招商局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句曾经饱受争议的口号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摄影:江式高)日,深圳国土局第一次以拍卖的方式拍卖土地使用权,敲响土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次.(摄影:刘廷芳)成千上万的工程兵和来自全国的建设工人为深圳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这是位于深南大道的深圳第一幢高楼电子大厦建设时的场景.（摄影:周顺斌）当年的深圳第一高楼电子大厦,如今已经被其他摩天楼完全围裹.（摄影：周顺斌）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的流水生产线,位于石岩公社的线圈厂,它是深圳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深圳的辉煌就是从这些来料加工企业开始的.(摄影:江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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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　如果说深圳的快速发展曾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在此之后的高科技转型或许更有一种值得总结的“深圳模式”。“深圳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在于，有效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直接成本和综合社会成本，由资本配置资源而非政府。因此，即使深圳并非全国的技术中心，也没有发展科技工业的经验，仍在产业化方面成为优胜者，建立起了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产业化优势。
　　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其中权威人士提到，长三角、珠三角等主动适应新常态、注重需求分析、追求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加强。
　　如果要在全国寻找新经济结构转型的代表，深圳将因显著的高科技成绩位列其中。2015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5847.91亿元，增长13.0%，占GDP比重33.4%;带动高新技术企业实现税收632亿元，增长33.9%。
　　此外，201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4.05%，PCT国际专利申请1.33万件，占全国的46.9%;获国家科学技术奖14项，中国专利金奖获奖数占全国1/5。
　　事实上，转型与创新始终贯穿于深圳30多年的发展历程。1980年建市之初，整个城市仅有两名工程师。正是在这个基础薄弱，几乎没有本土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土地上，却孕育出了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出了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明星企业。在这一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中，深圳越发显得突出。
　　过去的30多年发生了什么，让这个没有科技基础的城市，在几乎所有的细分科技领域都建立起了优势?
　　旅港经济学者林岭东认为，深圳的繁荣兴盛，在1986年之前是由于贸易，年是由于快速的工业化，是由于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高速增长，2008年迄今则是由于金融自由化与移动互联网创业潮。
　　如果说深圳的快速发展曾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在此之后的高科技转型或许更有一种值得总结的“深圳模式”。
　　主动放弃工贸红利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的经贸活动极为活跃，直至90年代中期，“贸易立市”味道一直十分强劲，贸易和初级加工业可视作当时的两大支柱产业。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深圳就开始制订系列发展科技产业的战略和计划。1987年，深圳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知识产权入股。日后，华为总裁任正非也承认，这一“红头文件”确实对华为的最初创业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除了先行先试，深圳更是拿出魄力，主动放弃坐享的加工贸易红利。1993年底，在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主导下，深圳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坚决迁走。
　　深圳科技部门的一位退休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三来一补”企业是各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此一来，直接触动了各村的利益，并引致了村镇区三级的反对。
　　厉有为后来解释，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吸引的大多数是夕阳工业，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发展初期必然经历的阶段。但随着深圳发展的逐渐积累，以及全球科技浪潮的兴起，要顺应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趋势，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上述政策做出了部分妥协，仅在特区内实行。分析人士大多认为，自此，深圳正式启动了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升级进程。
　　1995年7月，深圳召开全市科技大会，提出贯彻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科技兴市”战略，把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作为今后的中心工作，明确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今后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
　　三个月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的战略思想。
　　正是得益于这提前于其他城市将近10年的前瞻布局，深圳逐渐建立起了高科技产业基础。
　　政不扰企，企不媚政
　　深圳社科院副院长陈少兵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政府官员的战略眼光功不可没。
　　除了前述转型时机的把握以及制订各项政策外，陈少兵认为，政府真正做到了全心做好各项服务。
　　一个例子是，1996年，厉有为顶住压力，协调工商银行深圳分行给华为解决了3000万元的贷款。在此之前，身为民营企业的华为一直得不到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
　　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曾撰文指出，“深圳模式”中政府的功能在于有效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直接成本和综合社会成本，反过来则是提高企业研究开发的收益。
　　他将政府作用总结为三点：一是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的市场环境，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鼓励企业依靠创新、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得持续增长动力;二是扮演企业创新推动者的角色，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降低创新门槛;三是构建创新的支持体系，引发全国甚至是国际创新成果向深圳汇集。
　　在多位分析人士看来，深圳的政商关系完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恪守政府与市场的分野，政不扰企，企不媚政，各守分际，各出其力。
　　深圳市长许勤表示：“深圳政府从来不干预企业做的事，我们做好‘保姆’。”
　　从事移动宽带网络设备业务的华讯方舟集团总裁吴光胜希望，未来的卫星民用市场可以放开。他介绍，得益于深圳政府的帮助与推动，华讯方舟才获得了相关牌照。
　　在谈到深圳的高科技产业时，吴光胜说：“深圳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政府扶持企业做事情，其他的不要管。”
　　前述科技部门前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忆，早些年算上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科学技术协会和高新办，公务员总共只有38人，是典型的“小政府，大服务”。
　　创投体系助力产业化
　　深圳并非全国的技术中心，亦没有发展科技工业的经验，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仍在“产业化”方面成为优胜者。
　　林岭东认为，这恰是因为由更高效的资本配置资源，而非政府。
　　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科技投资体系。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指出，科技创新的高风险特性，使得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难以成为研发方向的判断者。深圳的创新体系中，在国内最具革命性的经验是率先从北美引入VC的金融制度，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中国本土的VC体系。
　　大族激光董事长高云峰介绍，1999年，风险投资在中国才刚起步，他找到了当时深圳唯一一家从事风险投资的机构——深圳高新投。经过谈判后，深圳高新投投入438万现金，占51%，大族激光由此走上快速发展轨道。
　　一年半后，大族激光回购46%的股份;而高新投剩余的5%股权，目前市值已高达1亿多元人民币。
　　更知名的是同时期腾讯的案例。1999年第一届高交会举办时，成立刚一年的腾讯因QQ大量下载和爆增的用户不堪重负，资金出现缺口。马化腾拿着商业计划书跑遍高交会馆，拿到了腾讯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第一笔风险投资——IDG与盈科数码共同投资的220万美元。
　　这也成为高交会日后的一桩美谈。事实上，在历年的高交会上，技术项目的供需方、中介方、服务方均聚集于此，也对促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服务链起到了助推作用。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光启、大疆创新等一大批创新性企业背后都有创投的身影，而十多年前深圳市政府部分出资成立的深圳创新投，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本土创投界的“黄埔军校”。
　　迄今，深圳仍是本土VC的大本营。深圳金融办副主任肖志家指出，深圳高新技术企业3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500多家，数量繁多的富有创新活力的中小微企业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投资项目，使得深圳成为国内有名的风险投资聚集地。
　　从拿来主义到源头创新
　　如果说30年前的深圳还处在科技发展的“拿来主义”阶段，当下的深圳，正在致力于实现“引领”。
　　陈少兵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已经建立起了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产业化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未来实现引领的必然选择。
　　新近发布的深圳“十三五”规划纲要特别强调“增强源头创新能力”，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基础设施，形成重大源头创新与前沿突破的强力支撑。到2020年，组织实施1000项国家、省、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事实上，深圳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以民办科研机构为主的源头创新体系，包括2007年南下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2010年挂牌的光启研究院，2012年落户的国创新能源研究院，2013年组建的圆梦精密技术研究院。
　　深圳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院长周路明指出，深圳采用了“官助民办”的方式，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并催生了以前只有在硅谷才能看到的新业态。
　　其中，华大基因已经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其董事长汪建曾说，新中国的科学研究，一直扮演追赶者的角色，但在基因研究的马拉松比赛中，华大基因处于第一梯队，时不时还能领跑。
　　光启团队则完成了全球超材料领域85%的专利覆盖，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
　　周路明指出，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员工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深圳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崛起将成为中国创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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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总结深圳特区30年 一句话可以概括
作者：徐景安来源：南方都市报
徐景安认为，创造一个幸福的深圳人人有责。南都记者高贵彬摄
　　■ 嘉宾简历
　　徐景安，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任深圳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著有《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现为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总结深圳特区30年，用一句话可以概括――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政府是发展第一，企业是效益第一、老百姓挣钱第一，但现在突出的尖锐问题是，深圳现在是否还要沿着原来的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深圳的成功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用什么价值目标来衡量？
　　转折来临，深圳需要新突破
　　胡锦涛总书记说：“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G D P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GDP是一个经济总量指标，既不反映增长方式的合理性，也不体现发展程度的分配公平，代表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GDP就是国民总收入的一个指标。
　　G D P更不反映发展程度和合理分配，人均GDP是什么意思？你和李嘉诚一块人均，人家上千个亿，你几百元钱，也叫人均。更重要的是，GDP是一个经济指标，不会反映政治、社会、文化、精神、情感各方面的进步。我们为什么要搞改革，为什么要发展，为什么要开放？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老百姓幸福。为什么不关心人的精神和情感呢？GDP能反映吗？不能反映。恰恰相反，我说一个尖锐的例子，有人跳楼，有人自杀，还增加了国家的GDP，所以GDP代表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后是评价主体的问题。现行体制就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怎么在制度上去落实？评价主体必须要改变，政府必须要让人民来评价自己的做法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评价主体的改变也意味着体制的改变和制度的改革。
　　深圳是不是要进行新的探索呢？如果以GDP为评价目标，那还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见物不见人、眼睛朝上不朝下，不是真正关心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现在我们老是喜欢用城市竞争力、软实力这样的词语来概括，什么是软实力？什么是竞争力？关键是老百姓过得愉快不愉快、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这是我们的核心点。
　　深圳过去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是顺应了当时的深圳、当时中国改革伟大转折的时代要求。当时中国在面临一个伟大的转折，从阶级斗争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在这样的伟大转折当中，深圳当了排头兵，取得了成功。但是今天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这样了，今天中国面临的新转折是什么呢？就是由物本位向人本位的转折。在由物本位向人本位转折的当中，深圳将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由物本位向人本位转折，如果你还是坚持G D P第一，就还是旧思维、旧习惯、旧体制。所以我认为，在未来改革当中，如果深圳还要继续做排头兵，那么就不应该再用GDP作为选择的目标，要有新的选择，要有新的转折，要提出新的口号，来统领深圳从主要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深圳新口号：建设幸福城市
　　在深圳转折发展当中，怎么才能实现由物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用什么样的口号和用什么样的理念来统帅深圳的发展呢？这是我们深圳，也是我们中国公民面临的一个选择问题。
　　什么叫做人本位？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的本质属性就是要追求幸福，这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要追求快乐、追求幸福，人的本就是要幸福，追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让人民幸福。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最终的目标是让老百姓幸福，道理是不是很简单？在今年的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所以我认为谋幸福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改革开放现代化的终极目的，所以我认为，深圳要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要建设一个幸福的城市，中国要提出建一个幸福的中国，人家说“中国的口号已经够多了”，幸福中国、幸福深圳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没错，一个口号要成为理念，理念要成为目标，目标要成为行动才有实际意义，光喊口号是没有意义的。建设一个幸福的深圳，这个口号是从价值到观念的转变，怎么理解这个转变呢？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向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幸福最大化，幸福最大化就转变为目标，从而统领深圳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建设幸福深圳意味着什么？首先是评价目标的改变，既然是幸福深圳，就是GDP目标要变成幸福指数。什么是幸福指数呢？可以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环境，这些都可以成为幸福指数的一部分，其中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所以民生指数依然成为幸福指数的各方面，要深圳老百姓幸福，民生问题不解决，能幸福吗？所以民生问题依然成为政府首要目标，但是为什么政府成天讲，却解决不了问题呢？道理非常简单，因为GDP是第一位的。GDP是第一位，那么其实意味着什么是第一位？就是项目是第一位的。所以财政收入的分配，第一部分首先是盖楼、涨工资、搞福利，政府代表人民先吃一口蛋糕。第二项向经济建设项目倾斜，这当然也包括城市基础设施，道路、广场、高速公路、轻轨铁路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巨大的成就，有好的一面，这是有利于带动GDP的。民生问题那就是第三位了，民生问题不一定马上带来GDP，民生问题怎么解决呢？每一年政府说：要办几件实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还剩下多少钱，就看着再办一些事情，一个大补丁、天天补，所以民生问题欠账是越来越多。所以如果GDP是处于第一的位置，我认为民生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因为考核干部的不是医疗卫生教育，考核他们的是GDP，考核什么呢？考核深圳2015年GDP人均2万美元，就要搞多少项目，要盖多少汽车厂等等，所以核心问题不改变，评价问题不改变，民生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当然民生也是在改善，政府也在做事。但是始终不会成为政府的评价目标，不会成为考核的政绩。我一直在呼吁，要把降低自杀率、降低精神障碍率，纳入到政府规划里面，编入幸福指数里面，这时，政府自然要有所动作了。
　　人是需要关怀，需要开导的。现在很多人认为钱是第一位的，其他情感、情绪都无所谓，我不关心你的情感、情绪。但是一个人的情绪的恶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什么会产生灭门惨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长期心理压抑、扭曲，一下子就把老婆、孩子、父母全部杀了。孩子们为什么要跳楼，要自杀？也是情绪没有得到关注，成天都是考试，他的情感没有得到尊重，这是我们全社会的问题，从政府到民众到企业到家庭，只关心物，不关心人的情感情绪问题。现在我在呼吁政府，我们要把幸福摆在第一位，把解决家庭自杀率、精神障碍率放在第一位。如果考核这些指标，政府的行为会有巨大的改变，如果不改变，政府行为就不会改变。也就是说，评价目标要改革。
　　发展必须有利于民众幸福
　　其次，评价主体要改变，应该由深圳老百姓来评价幸福不幸福。我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提出异议，采取措施，然后制定解决方案，再向社会公布。
　　幸福指数可以显示政府为民众创造的幸福的社会环境到底是怎样的，这是可以客观衡量的，人均医疗床位多少、环境情况怎么样、自杀率怎么样，都可以当做客观标准来衡量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问卷调查老百姓的感受是什么？把两个加起来一起，比如说幸福指数占60%，幸福客观标准占40%，各占50%也可以，这个综合起来就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幸福感的标准。这样的一种改革，我觉得也是为我们推行民主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GDP深圳还是幸福深圳？我认为是两种选择，GDP深圳依然是旧思维，走的是深圳的老路子，而新路子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幸福路子。我们党提出来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这个很正确。什么是以人为本呢？人的本就是幸福，老百姓幸福肯定就是和谐了。什么是科学发展？就是又好又快的发展。什么是好的发展呢？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的发展就是好的发展。
　　我提出深圳以幸福为目标，是不是不重视发展呢？不是。幸福深圳，为了幸福你要发展什么？发展的方式，要有利于老百姓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幸福的发展怎么分配给老百姓？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我现在尖锐地说，GDP的目标就是为长官在发展，为政府在发展，因为搞GDP，下面接下来就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就是碰杯喝酒，碰杯喝酒以后就是工程承包，工程承包以后就是一步一步向下移，分给下面，然后再招一些农民工来修路，给他每月发1000多元钱，所以越发展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富差距大怎么办呢？发展中的问题要以发展来解决，我们还是要继续发展，先把蛋糕做大再说，蛋糕是越做越大了，但是分配越来越不合理。30年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关于幸福的问题，在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启蒙的阶段。
　　城市要跳跃式走向幸福化
　　幸福是非常好的旗帜，那么更重要的是，建立幸福的深圳不仅要改善政府的行为，还要改善社会行为，要建立幸福的家庭、幸福社区、幸福企业。
　　我们的免费情感护理热线接了4800多个电话，我深刻感受到由于家庭、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缺失，有部分人是有问题的，思想是偏执的，甚至是有缺陷的、是狭隘的。所以我们要提倡再教育，但是怎么教育？没有切入点。从情感关怀入手，这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灌输正确理念的很好的方式，他有痛苦了、他有苦恼了，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可以聊一聊、谈一谈，指出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觉得的幸福是指以幸福为口号，要改善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同时也要改善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要以积极、阳光的态度，来改变命运，改变社会。
　　一个社会的发展如果有5个阶段，比如农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等，现在就是一句话，就是宜居城市，最后就是要建设幸福化。一个城市最终目标就是让老百姓幸福，我们不要停留在工业化那个老阶段，如果按照城市化的话，还没有走完。我动员那些发展中的城市、落后的城市，不要只是在工业化、农业化的层次上追赶，而是要跳跃式走向幸福化。
　　创造一个幸福的深圳人人有责，我当然主要是呼吁政府来重视，呼吁我们每一个人来重视，每一个家庭重视，每一个企业重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考虑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获得幸福的人生？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好好地生活，我们挣钱，我们要过得好一些，但这只是一个目标，更不能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因为新的现代文明，现在最大的误区就是有钱就幸福，有钱就是成功，实际上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一个人幸福不只是有物质层面上的幸福，还要有情感层面上的幸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最大的幸福。(南方都市报徐景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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