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寻找理想国
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位于云南省西部的大理市依山傍水，宜居的气候、远久的历史、多样化的民族符号、“洋人”留下的嬉皮士文化等，都让这里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近几年，大理越来越“著名”了，去大理买房、去大理定居，一时间成为了大城市文人圈里的风尚。自此，大理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了阳光、自由、宜居的代名词，媒体、开发商、游客各类人群蜂拥而至，而大理，也在这样的风尚中渐渐失去了它的平静，正在成为大城市的一块“文化飞地”，也正在形成一个山水间的“名利场”。是什么让大理如此吸引眼球，那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我们邀请过去十年来持续关注大理的资深作者和常驻本地的摄影师为我们带回来第一线的最新报道。 云南的大理近些年来正在发生神奇的变化，在人们的印象中，大理指的是作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政治中心的下关镇，以及作为旅游中心的大理古城。而现在，原来在苍山洱海间的条状大理，正在被环绕着洱海的圈形大理所替代，这一切变化都是外来移民带来的。他们的到来，改变了大理的范围和重心，形成我们本文所指的、环洱海的“大理”。外来移民并非大理的新鲜事，自然环境的形胜和本土白族文化的独特性，使大理成为桃花源、理想国的代名词，一直吸引着外来游客——早在明代，路过此地的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就给了大理至高的赞誉：“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唯大理得之……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余行海内遍矣，唯醉于是，欲作菟裘，弃人间而居之。”而发生在最近十年内的移民潮，是大理几次移民潮中声势最为浩大、（目前看来）影响也最深远的一次，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摄影师、探险者、歌手、诗人、环保者……在周游世界之后，纷纷选择定居大理。他们这样形容大理：“这里就像一个小纽约，不是外形，而是内在气氛”；“这里远离社会体制，呈现了很自由的状态”；“除了苍山洱海，这里有一群有意思的人，走在街上，到处都是朋友”……然而，在民间人士以个体身份自主迁往大理之后，商业的集团势力也接踵而至，无数房地产商和商业集团蜂拥而来，正在制造一个过度商业化的大理。人们关于大理理想国的幻梦是否要破灭了？大理古城：外来移民的新危机出下关机场，沿洱海环海公路两旁的房地产广告牌上充满了“传奇”、“山水”、“海景”这类诱人的词语。抬眼就望得见青黛色的苍山，与洱海相依。这里自古就是宜居之地，先后孕育了南诏与大理的独特文明，并形成今天白族居住地的核心文化圈。元明以后，大理一带纳入华夏版图，但依然保持了独有的文化信仰体系和乡土中国的特色……近些年来，随着环境与气候的影响，大理渐渐成为国内移民热点之一。《纽约时报》在2013年末的一篇文章中，报道大理成为中国大陆“气候难民”的避难地。凑巧，在我抵达大理的十来天里，在内陆突然出现了一场蔓延长江中下游的雾霾，范围之广、浓重如梦魇，前所未见——这提醒人们关于城市生活的美好幻梦破灭了——“逃离城市”与“有品质的居住”再度成为时代的主题。由居住在大理的艺术家叶永青主持的“大理下午茶”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议题。大理文化实际上是本地人与新移民共同完成的，叶永青说：“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慢慢获得了对当地文化知识的影响，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参与到改变和实践中。一拨一拨的新移民来到大理，参与并改变着大理城的生态、文化和样貌，而大理人也在这种交流与融汇中，学会了制作意面、披萨、蛋糕……”参与大理下午茶会的多半是新移民，他们首先开始质问，自己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大理人”，并试图在他们之间找到一种一致的价值观或认同感——这样的发问并非空穴来风。2013年，大理古城人民路上连续发生的毁约事件，激发了新移民身份的危机。更有钱的人来到大理，打破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居住与商业生态。房价被炒到天价，一下子七八倍乃至近十倍的涨额令租客难以承受。然而这并非一个地域化的议题，而是一个中国进程的普遍问题。房地产的火爆使环洱海一线脆弱的自然与人文生态面临许多问题。然而开发还在继续，由于利益的驱使，城镇化政策正在快速推进，机场附近的新楼盘热卖中，国际七星级酒店、全球顶尖度假村与七个高尔夫球场将入驻苍山洱海，这就像是一场大卫与巨人歌利亚之间的对抗。大理——这个理想国还会持续多久？鸟吧主人荣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产生矛盾的同时也发生着融合2012年对于鸟吧女主人荣洁来说，是难忘的一年。鸟吧是人民路上的第一间酒吧，有一个很大的庭院，晚上大家围着篝火喝酒，听各路好手歌唱，温暖而快乐。几年前，由于房东停止租约，鸟吧被迫关门。前两年，荣洁在鸟吧对面租下一间老宅，准备开一间咖啡厅。没想到这是一间危房，在荣洁动手开始装修的时候，房子倒了，简单的装修变为推倒重建，之前的所有计划需要重头再来，荣洁感到压力很大。荣洁开始意识到，在大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有一些必然的矛盾存在于发展与保护之间，商业与文化之间，是需要本地人与外来人共同努力去解决的，“因为是我们带来外来的文化，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产生矛盾的同时也发生着融合”。荣洁拿着图纸，向古城保护管理局（简称古保局）解释她想盖一间什么样的房子。在新房的建筑风格及材料使用上，她和朋友做了反复的商量和取舍，最终决定放弃使用建筑成本较低的砖混结构方式，而使用较高成本的白族传统木结构来建新的鸟吧咖啡馆。在跟古保局领导提出申请后，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后来荣洁开始着手盖房子，她找到董师傅——这个优秀木工每天只能做些小木凳卖钱，几乎要放弃他的手艺了。在盖房子的过程中，荣洁接触到的不只是建筑学，还有一整套的礼仪。木结构的房子各个部件事先完成，在起房那天，工头站立场中如大将军，指挥人们立梁柱，拼接卯合。一天之内，空地上立起了一座房子的骨架，之后还有一系列传统乡俗。在与古保局领导谈及古城白族传统民居的保护现状时，荣洁流露出想对现有民居做些更深了解的意愿，工作人员为她提供了一些老房屋的资料，就这样荣洁开始走街串巷拿着小DV去拍拍老房子，听老人们讲讲故事。机缘巧合，她找到了一栋150年的老房子，经过百余年的风雨这栋房子还保留了大部分的原貌，雕梁画栋，虽然部分剥落，但神韵犹存。跟房东多次沟通后，荣洁找来几名木匠师傅，开始做一些基本的修复。在与手艺人的合作中，荣洁进一步发现，所谓传承是一种变通。“董师傅对传统的榫卯技艺很了解，乐于和你分享，他也享受做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学习和变通的需求”，这给荣洁带来某种领悟，“这也使我想，为什么传承断了，因为几十年前和现在的认识、环境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去应变，传统的传承不仅仅是简单的手艺传承，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传承。”喜洲与大城：乡土中国的缩影无论荣洁还是董师傅，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哪个大理是应该回归的原点？如果今天我们在大理城寻找一个节点，会是哪一个？是新修的武庙，是古城的天主堂（精美的木工梁柱堪称白族建筑经典），还是在白墙描画山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被当作白族民居特色标识的白墙山水画，据叶永青考证，不过是1980年由河南省古建队依照《芥子园画谱》设计的仿古标识，一种伪造，一个矫饰！那些构成今天“古城面貌”的仿古建筑，常常同时承担了商业街功能——鉴于这被有意无意压缩、被快餐化和消费化的大理，叶永青呼吁人们“回到常识”，找回那个真实的大理。人类学者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老大理的记忆。在《五华楼》这部人类学著作中，澳大利亚人类学者费子智（C.P.费茨杰拉德）描述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大理的田园风光：“云南南部处于热带地区，但是民家（白族）所处的位置是在北纬25度，刚好在热带之外。高海拔地形减弱了夏日的酷暑，而亚热带的气候使得冬天变得温暖和阳光充沛。”这是大理为何冬不冷夏不热，适宜人居的原因。古老的大理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农田在这里显得珍贵。自海边到山脚，大理城被田野与乡村包围着，这平坝上的土地如此珍贵，以至茶马古道绕开田土，宁愿走经苍山脚下的崎岖山路。至于古城，“主要的作用是给农民提供了一个集市和充当农业所需的产品分配点；给富裕家庭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居住环境”。城中的居民许多在周边有田产，“住在城里的民家实际上是农村土地的拥有者。当有钱商人投资土地时，他们也成为村中地主与高利贷者”。在这幅图景中，大理被农田包围，古城居民与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先后有多名人类学学者以大理地区为中心展开调研。在乡土大理中，喜洲历来被认为是其中的典范。人类学家许光（著有《祖荫之下》）把它当作传统中国社会（而非限于民家——白族前身）的典型来研究。喜洲保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族关系、大家庭模式、父慈子孝的儒家观念，以及丰富的民间信仰体系。很多年后，当社会学学者梁永佳（著有《地域的等级》）来到喜洲时，依然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民间社会体系，包括围绕着本主与非本主信仰形成的莲池会、洞经会、圣谕堂等民间组织，复杂而多元。上世纪初，喜洲商帮勃然兴起。许光在著作中记录了喜洲繁盛时的状况：大型商号“至少有两家，就其规模而言，可以与天津或上海的大商号相媲美。这两家公司在昆明、上海、香港、仰光、海防，甚至更西南边的一些城市内都设有分公司”；“当地一些家庭的儿子到北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甚至日本、美国读书，带回一些新的思想、生活方式”；1936年，旅沪喜洲人就办了一本名为《新喜洲》的杂志，当年5月，12对青年在喜洲大办集体婚礼，由乡绅和县区官员出面主婚。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机关、学校大批迁往西南，1939年4月，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搬迁至喜洲，知名学者罗常培、潘光旦、费孝通等先后访问喜洲。物质的丰盛、各种外来思想的撞击与交汇，造就了喜洲社会的剧变，与那个大时代的背景相符。许光在《祖荫之下》的结尾写道：“随着新的法律、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新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的价值在一百年前开始更为有力地破坏传统性的中国家庭和亲属结构的时候，父子同一关系的模式，影响社会变动性的传统因素将逐渐减弱（虽然很难彻底消灭）。传统的方式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要求，这两者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结合以达到平衡，我们只有让时间来说话了。”今天，喜洲商帮已成往事，只留下几座精美豪阔的大院，穿行其中，令人不禁感叹，这华美的徽派风格建筑、雕梁上的故事，与中原乡村汉族文化何其相似！雄踞一时的南诏与大理古国遗风何在？ 阅读有关大理的文献，我吃惊地发现：在普遍被开发、被抒写的广大地域中，大理的历史充满了混乱与争论，包括被政治反复涂抹的“过去”与改写的“未来”。明朝，镇守云南的沐英实行了灭绝性的文化破坏，“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沐英传》）”，保留的土官也实行土流同治。清代继续推行同化政策，推广道教，宣讲圣谕，兴建文昌宫——今天我们几乎在每个白族村庄都可以看到的文昌阁，就是这一“文化统一政策”的结局。生活在洱海东岸挖色镇大城村的王富，在过去三十年间走村串户，调查白族历史文化，以一人之力写了一本地方史志《鲁川志稿》（鲁川为洱海东岸挖色一带的古称）。据他考证，鲁川一带是洱海地区白族本土文化发源地之一，创造了白族早期鲁白文化。明朝，鲁川一带世居大姓持续受到重用，大城显赫一时，并自此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随着它所依附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消亡而随之渐渐衰落下去，才被喜洲的兴盛所代替。我在大城村王富先生的老宅中见到他。老宅院中蔓延的荒草，与整个村子的衰败景象相应，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村子的街巷深处时不时闪出一座用青砖与条石建成的高大门楼。比起喜洲的大院来，大城村建筑的徽派风格更为浓厚。最具特色的院落当属“九院三品四间房”，里面住着张王大小三姓，结构上以三院一组成品字形构成，以提示互相扶助敬爱之意。听王老讲这些院落的故事，个个精彩纷呈如人生百态，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伦及民间信仰却早已在近现代的社会巨变中被彻底摧毁。古语“礼失求诸野”，如果连乡村都已经礼崩乐坏了呢？一派喧嚣屏蔽的背后，礼仪还存诸野吗？在大理古镇和双廊面临商业开发所带来的剧变时，喜洲和大城却仍保持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族关系、大家庭模式、父慈子孝的儒家观念，以及丰富的民间信仰体系。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被掏空，根植于乡村的文化逐渐流失，但乡村建设一直为文人和社会学者所关注。余世存新书《家事》，土家野夫在四川德阳市罗江县做农村调查，以及连续两期以新乡村建设为主题的《碧山》都把关注焦点与实践方向放在了基层、家庭、乡村与民间。如同喜洲张家的女婿梁漱溟所致力的乡村建设被日军侵华终止一样，喜洲乃至整个中国的乡村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都不能幸免。古语“礼失求诸野”，如果连乡村都已经礼崩乐坏了呢？“四十英尺”：用理性撕开乡村的外表在过去几年时间里，王丹与陈真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盖了一间名叫“四十英尺”的房子。这座房子位于大理古城西面的大纸坊村唯一一片树林掩映中。赭红色的外墙，结构简约、低调，不远处就是一塔寺。建筑的设计精确考量到周边的景观、太阳运转的时间与方位。赭红色外墙貌似与白族民居无关，但叶永青说，早年这一带有很多土坯房，由于所用泥土的关系，呈现出的就是这种色泽。王丹和陈真的盖房之举，还有一层深意，用王丹的话，“我们想做一个人本身的活体实验”——这件事情是以理性的方式一步一步设计出来的，他们的目的是体察中国的乡村。在北京生活与工作期间，王丹与于建嵘、土家野夫、余世存过从甚密，他们对新乡村建设、中国基层民间的关注与实践，对王丹和陈真影响很大。在这一背景下，“四十英尺”以个体为样本的实践就容易理解了。大理是王丹和陈真筛选出的实践地。在几年时间内，找地方，找房东，找工头，签合同，设计房子，毁约，重头来过——这个过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总是在万事俱备、准备破土动工的那天，房东撕下脸皮毁约，他俩前后经历九任房东。事情之难，在于王丹与老陈的设计中，房东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先观察他是什么样的人，再反思我们要做的事在他家合适不合适。”这种对理性的偏执撕开了乡村外在的面貌，“你会发现所谓的礼崩乐坏，在哪个环节脱钩了。”沿着洱海120公里转了一大圈，俩人最后还是回到古城边的村落。盖房子的过程完全依照本地人风俗，每浇一层楼板，就要请村里人来吃一顿，最后浇顶。动土时有仪式，安龙谢土。“在这套仪轨中，新房先请神住，所以你会对房子产生一种敬畏。”王丹把盖房子的过程都拍照记录。房子结顶的一天，按本地规矩，要喝一回大酒。她把之前拍的照片冲了一百张，挂在厅里，办成一个小型工地影展。由于房子盖得好，房东开始把俩人当一家人。清明，房东特意请他俩一起上坟，转一塔，拜苍山神祠……家事也请他们调节。房东两个儿子要分家，连房东分三拨各自来找王丹和老陈，所分的这份家产就是“四十英尺”。不出变故的话，这项实践会持续20年——这是他们与房东签订合同的期限。不过谁都说不准。野夫送他们一副对子：“樽前兄弟三岔口，花畔夫妻十字坡。”双廊：面对剧变，是积极应变还是固守传统？商业开发带来了利润，也让民间生活形态发生了改变城镇的普遍发展规律是由中心向外发散，而与大理行政中心下关镇一海相隔的双廊，却成为商业的后起之秀，借助苍山洱海的景致吸引了许多人来建客栈。双廊的发迹是源于政府的开发政策和杨丽萍的名人效应，最初那里只是个小渔村，政府为了开发洱海西岸，将双廊作为旅游示范点，在旅行社的线路设计里多了双廊。后杨丽萍名声大噪，她的故乡双廊再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在环洱海的村镇中，双廊的变化最为剧烈，海滨已经没有空地，更多的客栈在兴建。酒店越建越高档，动辄一晚三四千已经不稀奇。商业开发带来了利润也带来了浮躁和喧嚣，特别是它影响着年轻人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双廊的民间生活形态正在被缓慢地改变，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人伦及民间信仰却早已在近现代的社会巨变中被彻底摧毁。在环洱海的村镇中，双廊的变化最为剧烈。2009年我来双廊还没几家客栈，今天再到双廊，海滨已没有空地，更多的客栈在兴建，满街都是电锯、打磨机的马达声。在这嘈杂之中，沈见华的白居闹中取静：院中夏天的水池排干了水，放上桌椅，他于花架下一边喝茶一边指导徒弟用功。玉青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一幅农民画制作成玻璃画，刚拜师不久的杨希文还在进行学画的第一步——画格子，这都是需要极其专注静心的。整个画院的状态都是这样，具有禅定的气氛。事实上，除了画画，禅定与书法也是他们每天的功课。沈见华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艺术家，2009年在双廊盖了“白居”小院。有一天，村里79岁的王秉秀来找他，请他帮忙申请低保。沈见华说，你是党员，不好和人家去争。不如这样，你跟我学画画吧——这是农民画社的缘起。白族妇女天生对色彩与图案有感觉，她们手中不离刺绣，完成的绣品色彩绚丽、图案繁美。沈见华说，不用教她们，只要把颜料架摆好，教她们调颜色的方法，她们会自己去选颜色，自己构图、布局。光旗奶奶、老外婆、文丽妈和小双娘闲了都来画社里画画，她们的作品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办了画展，大多作品都被收藏。先学摄影后学画画的定龙，现在是农民画社的社长。沈见华还让他拜师学习经商，老师是从广东来双廊开酒店的亮哥，亮哥打算把农民画开发成礼品来出售。这些是沈见华为农民画社做的长远布局。沈老师邀请我客串一下《双廊双廊》农民画报的记者——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本杂志，由沈见华、八旬与杨丽萍发起，报道双廊村民的生活与文化，它让人想起了1936年在喜洲办的杂志《新喜洲》，在乡村成为被看的对象后，办画报可以带给村民自省的视角，带给乡村一种理性的审视、一份记录和档案。大建旁村的一位中学老师表达了他对这份画报的理解，“十年二十年后，人们再看这份画报，会感到它的重要性。”在我客串记者的几天时间里，玉青和杨希文带着我接触了一些村民、一些事、一些原本对外来者封闭的场合。简要描述一下我所接触的有限的乡村侧面：双廊传统民间风气犹存——如老人葬礼上“乡评”一会，为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方式，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然而这种礼俗社会随着社会结构的被打破，其存在的基础也将面临崩解。大理一带相比其他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情况并不严重，但并不说明没有危机存在。特别表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习俗、消费习惯在剧烈地改变。传统民间起作用的一些组织中，莲池会限于中年以上的妇女，洞经会与圣谕堂虽然还散布在各村，然而对于年轻一代几乎没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谈影响，特别圣谕堂早已没有存在的基础（宣讲圣谕），洞经会所谈演的“因果”、“性理”，并杂糅“五行”的学说怕也很难再产生影响力。双廊镇上的年轻人多半在建筑工地上打小工，年轻人把苦恼藏在心里，逃避的方法常常是上网、玩游戏——小镇酒吧里不乏娱乐生活，游客常去的酒吧每天都演出到半夜，但那种高消费把他们隔绝在外。在这群人中，跟随沈老师学习的几个弟子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气质，他们愿意表达，对生活各自有了些想法，对未来有所期望。沈见华希望玉青把农民画做成彩色玻璃，这可以成为一门手艺，并带来经济效益；杨希文的发展方向是石雕艺术品；定龙除了管理农民画社外，这次又前往景德镇学习烧瓷技术，未来农民画社要搬去山上的伙山村，并在那里建一口窑，把农民画家做的雕塑烧成瓷器。双廊的民间生活形态正在被缓慢地改变，是积极应变还是固守传统，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值得敬佩的是沈见华，用他的艺术、他的沉稳影响着周边的人，教会他们从细节入手，就像画格子一样，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无论巨细。而他心中的布局可能影响深远，出路就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人民路的“佛罗伦萨”我回到大理古城，从人民路下段沿街向上走，身后是洱海方向，面前不用仰头就看得到苍山——我想起这个方向也是传统大理乡民走向祖荫的道路，那里有一个看不见的传统的空间分区：水边是鬼魂去处，山脚是祖先的坟冢以及神王的居处，只有中间这平地是大理乡民和他们的良田、屋宇所在；隔一条街，每天清晨，一队队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沿洋人街下段也是向苍山方向穿城而过，在公路上乘车赶赴下一个景点——传统空间随着新的生活方式在改变。古城人和新移民还是偏爱人民路。人民路上保存了大理最完整的一片老房子，沿街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米线店、包子铺、咖啡馆、书店、药铺、工艺品店、书店、果汁摊、文具店、馒头铺、素食馆、茶叶店、酒吧、牛排馆、西餐店……——如MCA酒店的藏族老板尼玛多吉说：“人民路有全世界，我给你提供面条，他提供馄饨——生活就应该这个样子。”尼玛多吉应该是大理最早的经营者，他的酒店接待了最早一批全球旅行者，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与旅行文化，有点嬉皮和“达摩流浪者”的味道，倡导身体力行，适度的消费——种种理念与行为至今仍然有其值得效仿的价值。尼玛大哥的MCA酒店一直保持着与之相应的简朴、干净、温暖的格局。早年尼玛曾用心经营过人民路，为了不让政府把它规划掉，为了不让开发商进入，他全心全意地帮助新移民开他们梦想的小店，劝说老百姓不要把房子卖给开发商，为了人民路保持它的“创意性、生活性、多元性”。与叶永青的见解相同，尼玛认为新来的移民在增加大理的多元化，带来创新的活力。尼玛格外关注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当我在深入地解读意大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我们非常认同大理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当年的环境条件与大理非常相像，周围都是乡村，只不过佛罗伦萨有资产阶级的新生，推动文艺的创新。现在大理非常具有创新力，再加上各个方面的名流、各个行业的精英与大师相互融汇在一起。”在尼玛看来，生活与交流就是一种新的文艺复兴，他正在通过文字、网络与多媒体来访问艺术家，他相信这样积淀几年，人们就会看到新的文艺复兴的启蒙。“……当然与佛罗伦萨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跨越了工业革命”，尼玛如此阐述他的理解，“而我们有多元化、自由化，从人到婚姻、家庭、思想等，特别有意思。”尼玛认为若干年之后，大理会被西方人接受，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城市和地区是缺少创新的，恰恰人们能够接受的是大理这种文化的创意，这种创意的后现代特色很强，比如拼贴、涂改、重新设计和装修老房子……“如果你没有创新的活力，一个城市就会死亡。”尼玛总结道。十几年前的一个9月，我第一次到大理，从三月街一直爬到接近苍山顶峰的地方，站在积雪覆盖的地方眺望，整个大理完全被一片绿色的田野所包围，与洱海泛漾的水光相应和，润泽着满目乡野风貌。十几年后，这幅景象已经大为改观，而在景观改变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危机：传承中断、人心浮躁、文化流失……然而无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的知识分子，依然不乏自省能力，少数行动者以涓滴之努力，挹注于贫瘠的乡野，孕育新生与复兴的种子。如同叶永青在第三期《双廊双廊》的前言中写道的：“烈焰热浪过地之处，尚有草根留存，一派喧嚣屏蔽的背后，礼仪乃留存诸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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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站炒房团攻入大理古城：买房像买杜蕾斯一样简单
更新时间： 18:05:36来源：云南网
　　古城 有人二话不说砸钱买房有人租期还长就被赶走　　网友担心被毁的除了租房合同还有本土文化　　网帖称“外来炒房团”让古城房价飙升，频现房东毁约卖房；　　“他开着还没来得及上牌的越野车，一连几天时间，穿梭在古城的大街小巷。通常看到一栋合适的房子，二话不说走进门：你这房子卖吗？多少钱？只要房主没有提到&不卖&两个字儿。很快就会从后备厢取出一个背包甩到桌子上，没错，整整一背包都是人民币。接下来的话题似乎更简单：多少钱，你开个价吧，最好能今天签约&&这不是投机者的炒房现场，是现在发生在最频繁不过的一幕。越来越多的原居民和房主，开始习惯这些买房子像去超市买杜蕾斯一样简单的神秘买家。”　　这段文字来自于一篇名为“，不在人民路”的长微博，网友@姜北树的这段描述让众多网友对古城如此火爆的炒房市场感到惊诧。而在此之前，曾有网友报料两家经营户被房东强行驱逐的事件。这两者中间是否有关联？这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议论。日前，晚报记者就此在古城进行了调查。　　现状&　　租客：还有两年租约就被赶　　网友报料被房东撵的两家经营户都在古城人民路上。　　在人民路100号庭院大门上，一边是房东打出的招租广告，另一边是客栈经营者在大门上打出的房东违约声明。一左一右两张白纸，让很多中外游人驻足、感叹。　　与之相隔不远的人民路299号，目前是一家“土上文化”素食店，在店门口，同样贴有房东声明解除合同的“通知”，而经营者也在店前打出了横幅，表明房东欲在协议租期内将经营者赶走，并表示决不搬出的声明。　　5月15日下午，晚报记者在古城人民路见到了“土上文化”素食店经营者张娇。张娇说，一周前，店里来了一个人，声称是新房东，房子已经被他买下了。紧接着，房东也来到店里，说家里有事，要把房子卖了，不能再租房。而张娇与房东的协议租期是从2009年11月至2015年10月，前三年的租金为1.8万元/年，后面租金为2.1万元/年。“我租下这间20多平米铺面的时候，旁边铺面的租金只是700元/月，对面面馆两个铺面租金才1000元/月，而我的租金是1500元/月，是整段路上最贵的。现在人民路被炒热了，周围铺面的租金已经涨到6万元/年，房东就坐不住了。”张娇说，“发生这样的事，很影响的文化。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能不讲诚信，撇开道德、撇开文化。”　　房东：这种事情太常见了　　记者在店中拨打了房东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不愿接受采访。“我们是属于有文化的那种，愿意赔偿张娇违约金，按合同协议赔付。现在这种事情太常见了，下关龙溪路&巍山饵丝&店，隔两三个月房东就追加租金500元、1000元。古城那么多的店面，合同期内租金上调六七次都是常事。”对于为什么毁约，房子有没有卖出，杨女士在电话里说：“这是我个人的事，与你无关。”　　5月16日，房东杨女士在店铺前贴出了一纸通知：“2013年4月以来，本人多次向你提出解除《租房协议》，但是，经过多次协商，直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果。据此，我正式函告你：从日起，将解除双方所签之租房协议。你须于日之前将房屋交还给本人，按合同约定，本人退还你之前的房屋押金2000元，同时向你支付9000元的违约金。请你在日之前，搬离室内所有物品，否则视为放弃，本人将自行处理。”　　5月16日下午，在与张娇店铺相距约二三十米的客栈“户外玩家”旧址，记者发现客栈老板已被迫离开回去了，正在搬离物品的客栈帮工小李说：“我们老板全家受骚扰，从去年骚扰到现在，房东老两口加上儿子一天几个电话地骚扰我们老板，让终止合同。我们客栈2009年开始经营，只有4间房，50块钱一晚上，每年净利润就是持平。大约两周前，大家传出说这条路下面一家比我们还小的店租金每月7000元，很多房东就开始涨价了。”　　记者从小李出示的租房协议上看到，这处房子房东与客栈签约日期为日。协议上双方约定的房屋租赁期为10年，日至日，年租金24000元。按照租赁协议，“户外玩家”的租期还有6年才到期。对此，房东夫妇表示：“我们的租赁协议是经过公证的，我们已经履行了解除协议。我不知道现在住在里面的是什么人，租赁协议上10年的租期，与他没有关系。如果说我违约，对方可以去法院起诉我，我们等待法院的传票。”　　连锁反应：租户都担心自己的合同　　人民路一位书吧老板说：“这种情况整个古城都存在。我朋友前段时间在东门租房子开店，合同完全没有问题，房东一家老小天天在门口守着，要求退还房子。最后押金也没给，找了种种借口，把我朋友给撵出来了。古城这两年合同期内房东反悔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已经达到了三四成。”　　他说，自己知道的一家客栈，签约时的房租两万元/年，现在已经涨到了12万元/年，利益的诱惑太大。这两年，人民路房租一直在直线飙升。去年七八百一个月租金的铺面，现在连上院子一个月能租到十几万。对于房东的无诚信，一位客栈老板选择以暴制暴，和房东打了一架，最后没有涨成。　　观察&　　外来买家涌进古城　　@姜北树曾经是一家商业周刊的记者，2012年底辞去工作到定居。在他看来，房东毁约卖房和很多外来买家涌进古城是分不开的。　　“今年3月份，一个在开公司的邻居突然来到，提了200多万元的现金放在车后厢里，不到3天时间，就在红龙井外面的村子里买下了一个三层带小院的民宅。当天谈判，当天签合同，现场就付钱。现在已经装修好开起了客栈。那个村子全村五六十户人家，大约有30家被开成了客栈。”　　@姜北树说，最近一年，从其他城市来到，用这种方式买房子的，比较普遍。他认识的人里面，就不下10个。据他观察，现在到买房子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买下来开客栈的，还有一种是囤房倒卖的。他认识的人中，就有一些是在开客栈、组成商业联盟到投资炒房的。“人民路上那些毁约卖房的，就与这种类型有关系。张娇的店铺已经被炒房者出价200万元买下来，隔壁那间书屋也被盯上了。”　　房东违约代价很小　　@姜北树说，“玩家客栈”和“土上文化”被房东强行驱逐的事情发生后，他去看了很多在古城租赁房屋开客栈者与房东签的协议，都非常简单，甚至无效。不是与房屋所有人本人签的，签字人不是房主女儿就是房主妻子，根本没写上违约条款。“可能更早的时候，在古城做生意，就不用签租约，房主与租客口头说说就行。”　　“从去年到现在，我朋友圈里，听说房东毁约的，已经不止10个。古城和全国所有的旅游城市一样，都会经历商业化。但基本的契约权利，还是要保障别人。房东卖房子，是自己的权利，但对于已经签约的租户，肯定是不公平的。比如张娇的房东，200万元把房子卖出去，而她与张娇约定的违约金只有1万元。她当然会衡量，卖房子和支付违约金，哪个更划算。”一些在开客栈的人，也在倒卖客栈。把别人的客栈买下来，再卖出去。或是买房子来装修成客栈，再倒卖出去。“&飞鸟&是最早的客栈，已换了至少4个老板。&汽车旅馆&的老板就做得很成功，已经倒卖了三四家客栈。”　　@姜北树认为，的海西片区大约有6000家以上的客栈，真正赢利的不到30%。“古城经常停水停电，也是客栈太多造成的。古城人口急剧增加，供水系统跟不上客栈发展的规模。突然外来很多资本，本地人可能因此暴富，但没有对旅游市场、本土资源做出什么贡献。”　　对于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姜北树担心，古城商业化一旦过度，本土文化就会迅速消亡。双廊现在是什么样，古城的将来就是什么样。有酒店，有旅游设施，但对于本土原生态风貌，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说就是一种破坏。”　　炒房会让市井街道特色消失　　什么是最可贵的地方？在@姜北树看来，是原住民生活方式保有完整。“人民路在欧洲、在，知名度非常高。很少有一个地方，像一样，人文环境非常好，同时有几十个国家的人定居于此。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投资，而是为了在这里生活。”@姜北树认为，无论是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商业化程度，宗教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有一个地方，能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古城如果不经过这一番商业化的浪潮，其实是可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模式。如果6000家客栈不赢利，一直炒下去，泡沫会破灭。对于一些人来说，只是投资损失。对于来说，却是本土文化的消失。”　　@姜北树说，“房价上涨是无可厚非的，当地人完全有这个权利。但以违约的形式来出现，是不可取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卖房子富裕起来。卖房子对整个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人民路的房租本来处于低水平，这两年突然变高了。一间店铺，现在房租10000元，去年可能还不到1000元。很多店只能维持几个月，是因为不能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不适合经商，没有商业的环境和土壤。人民路上就是在炒房，而不是经商。炒房的后果，将是原有的市井街道特色消失。很多店脱手倒闭后，就剩一堆房子，什么都没有了。”　　专家观点　　房租上涨情理之中　　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张锡禄教授认为，外地人争相来买房，房租上涨，并不是坏事，说明古城越来越有吸引力，古城的房子越来越值钱了。但是也不能见利忘义，还得遵守合同。　　“房东按经济规律来衡量，当然是哪个出的钱多，租给哪个。现在的物价，也变得太快，涨得太高。周边的房租增高了，原来租出去的房价低，且租期长，谁来补偿这其中的差价？房东毁约，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如果原来的租户愿意提高房租，房东也不用把他赶出去。房东不涨价，难道让政府来埋单？差价部分当然只能让市场来付。”　　张锡禄认为，在古城房价越来越高的前提下，政府还是应该多加引导，在古城中多增加历史文化元素，保持古城民族文化特色，不要让古城变得太过商业化。至于古城未来的发展，当然是要保持民族文化的根本不能丢，才能让古城长久地保持吸引力。　　律师说法　　房东不能单方面解除协议　　榆泰律师事务所李发祥律师说，根据法律规定，房屋发生买卖的情况下，原租赁合同对新买主仍然有效。俗话说，“买卖不破租约”，租户可以要求新买主继续履行与原房东签订的租赁协议。　　“根据法律规定，合同解除的方式有两种：双方协商一致解除；通过法院判决解除。如果签约双方其中一方不同意，另一方单方面解除不了协议。如果其中一方单方面违约已既成事实，另一方可要求违约方在支付违约金的前提下，续继履行合同。”　　李发祥说，“户外玩家”和“土上文化”的房东单方面解约都是不成立的，可以通过走法律途径，由法院判决房东继续履约。　　记者手记　　古城人需继承更须传承　　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是地方民族政权都城的古城，集中了白族文化的精髓，完整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最为集中的展示区，同时也是滇西北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和全国各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优美的环境，宜人的气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北(京)、上(海)、广(州)不少成功人士放弃都市繁华生活，到古城来，找一个安静的居所，享受生活。尤其是闹中取静的古城人民路，全世界的“文艺”青年，都把这里当成了享受心灵自由、生活自由的“梦工厂”、“乌托邦”。　　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震撼和充实我们的心灵，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崇高的道德。在古城这样的一座文明古都，却频频发生房东毁约涨租，甚至强赶租户的事件，丧失了古城居民最令人引以为豪的诚信美德。　　一个守法制、讲诚信的社会，才称得上是文明的社会。生活在古城中的人，继承了祖先留下的独特建筑和独一无二的环境，但更应传承它的文化和精神，而诚信肯定是这文化和精神的其中一块重要基石。要青春也要优惠 春夏特价线路大全￥7600起【神舟国旅】纯美之境 中转9日￥3600起【携程旅游】4地10日经济团队游￥3580起【携程旅游】龙脊梯田 5日半自助游￥3080起【捷达旅游】全景深度6日游￥3699起【携程旅游】中转 环岛8日团队游￥5199起【携程旅游】往返 5日豪华半自助游￥5266起【国旅】全程无自费！泰北玫瑰清迈5晚6天乌克兰街头美色诱惑国人十大旅游陋习中国最能吃辣的地方免费游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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