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排名我国发展新动力首位|新动力|互联网|中国经济_新浪新闻
　　近日，“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及分析发布。该调查开宗明义：李克强总理把脉中国经济时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这期间经济增长难免有波动起伏”。但他同时表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信心，便来自新动力的催生和培育。
　　 &&这是一组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调查数据：60.5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的动力整体上“提高了”;支撑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按照作用发挥排序，前三位依次是“互联网+”、“新型城镇化”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旧动力转换，这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要问题之一，此点已成共识。但对于新旧动力的量化认知和细致分析究竟如何?此前都没有明确结论。近日，《人民论坛》杂志发布“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及分析。调查对象包括党政干部、专家学者、企业管理者、普通公众共5466人。
　　该杂志调查开宗明义：在刚刚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把脉中国经济时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是一个充满阵痛、十分艰难的过程，这期间经济增长难免有波动起伏”。但他同时明确表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信心，便来自新动力的催生和培育，以及由此实现的新旧动力的转换和衔接。
推进“互联网+”，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契机
　　此次调查设置了9个独立的选项，询问受访者其中哪些因素是支撑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并请他们按照这些动力在当前所发挥作用的充分程度由高到低依次做出选择。
　　结果显示：各选项的选择比例均在50%以上;其中，“互联网+”(5.52分)、“新型城镇化”(4.93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4.82分)排名前三位。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是此次调查中的热词。自李克强总理今年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以来，它便成为2015年的年度热词。
　　李克强明确指出，推进“互联网+”，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契机。在总理的视野中，“+”号后面是广阔的天地，意味着升级发展的巨大空间。他指出：“中国有近7亿网民，互联网市场巨大。集众智可以成大事，要充分发挥‘中国智慧’的叠加效应，通过互联网把亿万大众的智慧激发出来。”
　　此次调查结果表明，随着“互联网+”行动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这一新动力正在逐步展现其巨大的能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动能
　　巧合的是，几乎与此次调查结果发布同时，李克强赴河南考察。从其行程中也能看出，排在此次调查前三位的“新动力”，在总理心目中的权重。
　　李克强主政河南时规划的郑东新区，“一张蓝图绘到底”，昔日只能养鱼耕田的土地上，如今已崛起一座“值得被写入教科书”的国际新城。这一成功案例，作为上亿人口大省推进城镇化的样本，为探索走出符合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创造了宝贵经验。
　　在河南，一家大型机械装备企业，在实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取得新成就;一家员工过万的冷链物流公司，依托“众筹”和“互联网+”，创造出众多发展新模式;一家跨境电商平台，成立不到1年、员工仅100多人，便实现了销售额7亿多元的“井喷式”的新增长。这些在基层实践中释放的新动力，给总理留下深刻印象。
　　从去年李克强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至今，不到一年时间，“双创”已在神州大地上成浩荡之势。“创客”一词也随着今年首次亮相《政府工作报告》而变得家喻户晓，如今已成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窗口。
　　李克强把“双创”上升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寄予厚望。他在多个场合称赞，市场主体中蕴藏着“不可想象”的创造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现在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必须靠创新、创业突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便是中国发展的新钥匙和新动能”。
　　尽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大，但面对“与之前相比，当前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在整体上经历了什么变化”这一问题时，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提高了”。
　　《人民论坛》对此分析称：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具有稳固的动力基础固然重要，但人们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乐观与否，也会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引领未来的经济社会走向。近两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某些国外媒体开始频繁唱衰中国，有些甚至在国内引发广泛争论。值得欣慰的是，此次调查显示，这些唱衰中国的声音，并未影响到公众对于中国经济的理性预期。
　　正是“眼见为实”新动力的快速生成，给广大民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记者&常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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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谈论屠呦呦，不是为了争论谁的贡献更大，中药是否还有科学意义，中国人是不是配诺奖，而是感怀屠呦呦这一批科学家的科研精神——“我们的事业，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笔者只能说，国民党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因为在关键时刻，一定会做出最蠢的选择；在关键时刻，一定会背信弃义；在关键时刻，一定会自毁长城。中国国民党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丧失了理想信念的团伙，在苟延残喘了这么久后，难道终于决心一头扎向历史末路？
那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本该到学校任教的我，鬼使神差进了某地大机关。直接进了当时很有实权的业务科室，上的人生第一课却是人际关系。
笔者没有谈“女权主义”，只谈如今女性的社会现实。最终希望整个社会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性别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仅只是男人和女人的平等，还应包括了同性恋、虐恋、异装癖、性别认同偏差等仅仅因为性别认同不同于大多数，但并不侵害他人的群体走向共同的平等。一、背景和问题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美国经济初步复苏，欧洲、日本增长乏力。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呈现出新常态下的一系列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增速呈现显著的下滑趋势，特别是2014年以来，GDP增长逐季下滑，PPI等经济增长先行指标始终围绕&枯荣线&附近徘徊，反映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走弱，而新动力还未能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这一方面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新常态下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加快培育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平稳切换，经济始终保持中高速持续增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和物质保障。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发展动力的转变（一）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增长动力总结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同。在经济起飞阶段和工业化前期、中期，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般是投资和出口，这些基本上都属于要素投入型经济，比较典型的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赶超发展模式，其核心特点主要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以及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产业上普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部分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状态，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例如，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依然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新动力。而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则成功跨越了这道&分水岭&，通过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经济，扩大国内消费，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等措施，成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情况分析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年间：从需求因素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1.6%,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而同期消费年均增长只有15.6%。从供给因素看，技术进步虽然有明显改善，但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低廉大量供给，特别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因素尤为显著。从产业方面看，工业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年间，GDP平均增速是9.8%，工业增速为10.9%。年间，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0.9%，而同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5.8%。从区域方面看，东部地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0年东部十个省份的GDP之和占到全国GDP的53.1%。到了年间，从需求因素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3.8%、20.3 %和19.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滑；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2.1%和-4.4%，连续三年为负；而同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连年提升。从供给因素看，要素扩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让位于改革创新、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等因素。从产业方面看，2013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8%，超过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6.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力量。从区域方面看，东部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规模不经济和经济增幅放缓迹象，而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区则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三、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建议（一）着力扩大内需，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据测算，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2.6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在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6和0.3个百分点，同时，旅游等娱乐休闲性消费增长较快。当前消费需求增长态势表明，内需结构正从低收入、低支出、低品质需求向相对的高收入、高支出、高品质需求转型，在城市中居民消费已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轨道，新一轮结构消费升级开始加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因此，应该进一步鼓励、引导和扶持消费升级的趋势，清理整顿制约消费升级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以互联网应用为核心的新经济在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的多重因素推动下，服务业增长强劲。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增速比第二产业高0.8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第二产业高5.6个百分点。服务业开始成为带动和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并且近年来服务业发展呈现出&高级化&趋势，健康、医疗、教育、养老、金融、物流、旅游、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蔚然成势。传统产业格局正被加快打破，新产品、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生产的网络化、智能化步伐加快。尽管新经济在规模上短期内难以替代传统产业，但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有关的新兴业态的高速发展态势和强大的渗透力正在深刻改变传统产业的面貌。从某种意义看，用新一轮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创建的产业新优势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新动力之一。应该着力培育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培育。（三）以工业4.0为导向，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走了一段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的弯路，以发达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了&再工业化&计划，旨在加快抢占先进制造业制高点，甚至成为&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信号。同时，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也日益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其核心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以及创新的商业模式等内容。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更多的是比较注重技术层面的创新，强调高新技术的应用和转化率，而对于全方位生产方式的转型，推进力度还有很大不足。未来制造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产品的竞争，更多将体现为商业模式、生产方式、个性化生产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因此，在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更多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全方位生产模式的变革，适应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加快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创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四）加大改革创新力度，释放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即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力，而不是依靠政府投资形成动力，这是未来保持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我国已在财税、金融、市场准入、土地管理、劳动力流动等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挖掘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投资，而是依靠市场机制。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在空间。以公共医疗为例，在美国、日本、欧洲、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医疗既能解决人的病痛，又能形成好的产业，其经济增长贡献不比一个钢厂差。相比之下，我国内地的医疗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教育、文化等领域也一样。英国每年仅在留学生方面的收入就达70亿英镑，这都是未来经济增长可参考的新方向。建议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民生（养老）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市场机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将其培育成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五）以投资带动贸易，实现资本和产能走出去，加速新一轮对外开放进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就是上个世纪末以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以出口导向为引领，实现快速起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又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全新动力。但近年来，在商品和贸易领域，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下降，已经很难对未来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同时，随着国内资源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成本的上升，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应该以资本和产能走出去为核心，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走出去&，积极扩大对外投资，鼓励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引导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支持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到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拓展高铁、核电、特高压电网、通讯、航空等大型成套设备的国际市场空间，通过投资带动产品和服务贸易增长的方式，培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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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月收益：13.72%|购买起点：100.00元起刘世锦：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有哪些？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过去一年的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重要转折。消费超过投资，服务业超过工业，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讲了多年的转型变化已经和正在发生。中国经济发展新路径也已经越来越清晰―大规模强刺激和拼投资已不能奏效，必须向效率、技术、创新要效益，“效率导向”应当成为经济转型关键期改革的基本要求。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年已然开篇，经济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对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哪里？“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有哪些重大理论议题？“缓冲性”宏观政策如何协同配合“效率导向”改革措施？对于这些问题，都能在这篇《攀登效率高地》中找到答案。　　本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为《中国经济十年增长（）：攀登效率高地》一书撰写的导言，标题为中国经济网记者所加。　　以下为全文：　　攀登效率高地　　刘世锦　　一、我国经济转型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　　过去的一年，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此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实际经济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经济增长延续回落态势，7.4%的增长为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问题趋缓；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有所下滑，尚属稳定；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雾霾天气的“浓度”和广度使人们更加切身感受到环境压力的挑战，而单位产出的能耗和碳排放水平大幅下降；金融财政风险较多显露，但仍守住了不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堪称历史性的重要转折。消费超过投资，服务业超过工业，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些讲了许多年的转型变化已经和正在发生。由旧常态转到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多于其他时期是必然和正常的。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说，还是从国际比较说，均属不易。　　然而，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程，近期正在进入下半程，很可能面临更困难的局面、更严峻的挑战。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转型下半程的中心任务。成功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新的发展平台，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是关键所在。　　二、有关新常态的三个理论议题　　一是“已有技术约束下的长期有效需求边界”。近几年我们在对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的研究中，观察到一种一致性很强的现象：二战后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典型的是、、中国台湾等，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在人均GDP达到11000G-K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指标，1990年价格）左右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由于这是一种经验性研究，开始时我们并不能肯定它具有规律性。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中的逻辑结构也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与增长速度回落相对应的，是工业和投资比重峰值的出现。从需求侧观察，作为终端产品的基础设施、，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钢铁、煤炭、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产品，也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需求通常被看成短期问题，但这里的需求峰值，是以迄今为止的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为时间变量来观察和判定的。为什么在这个时点上出现需求峰值？实质上是由人类社会已有的技术水平决定的。举例说，现代化的楼宇建设需要钢材、水泥和其他建材，如果人类发明了效能更高、成本更低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构成住房需求峰值的就可能不是人均住宅面积30多平米，而可能是60多平米以至更多。但在技术边界未变之前，在充分动员资源的前提下，人们按照需求偏好，能够分配给居住的资源只能是目前达到的水平，也就是“已有技术约束下的长期有效需求边界”。住宅需求峰值出现后，相关的工业和投资比重的峰值也会合乎逻辑地出现。当然，技术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长期有效需求边界是由供给决定的。　　近年来供给侧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拐点”的出现。尽管在此问题上存有争议，但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的下降，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等证据，均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提供了支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劳动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再加上长期有效需求边界的出现，使几个拐点性变量不期而遇。它们之间存在何种逻辑关联，如何导致了增长阶段转换？显然，都是些非常有趣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将有助于回答近期争议颇多的后起经济体的追赶路径问题。无疑，中国作为后起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标杆国家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不论是购买力平价指标，还是现价美元指标，都可以人均收入水平对这种差距加以度量。但有差距与是否保持高速是两个不同问题。后期国家的追赶进程将会经历若干不同的增长阶段，背后是发展环境与增长动力等基本面因素的改变。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都不能证实有差距就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的观点，把二者简单等同显然忽略了另外一些影响发展进程的关键变量。　　二是“转型再平衡”。需求峰值与增长速度峰值相对应，当达到需求峰值时点后，增长的减速过程也就开始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基础设施、房地产、耐用和易耗消费品等“终端产品”的生产链条加长了。技术含量越高的终端产品，其背后的中间投入品链条通常越长。终端产品和中间投入品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当终端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房地产等投资品进入快速增长期后，中间投入品会形成自我循环过程，即所谓的投资“加速效应”。而进入减速过程后，是否会出现方向相反的“加速效应”，值得关注。其次，在“后峰值”增长率与成熟经济体稳定增长率（这种增长基本上是以新换旧的替代性增长）之间，将会有一个过渡带，减速后的第一个“底”或均衡点会落在何处，需要观察分析。还有，当中间投入品的增速放缓，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激烈，部分竞争力差的企业将会以关闭、被收购等方式出局。如果说高速增长期比的是企业的扩展能力，进入减速期后则比的是企业的生存能力，特别是企业盈亏平衡点与行业平均水平的距离。其结果，行业内企业数量减少，集中度提高，得以生存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大，规模经济或专业化优势得以提升。　　这样，我们可以提出“转型再平衡”的概念，指由过去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时的平衡。这一平衡的达成将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在需求侧，原有终端产品减速“触底”，也就是到达一个新的稳定且可持续的增长平台上；第二，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主要是新的终端产品形成并扩展，这也属于需求侧的变化；第三，在供给侧，适应终端产品的减速增长，中间投入品行业完成相应调整。在此过程中，一种可能是新终端产品的增长可以弥补原有终端产品减速留下的缺口而有余。以往曾经出现的新“三大件”取代老“三大件”，住房取代家用电器等，就属这种情况。然而，这次调整中已经难以找到替代住房、基础设施等的新终端产品了，这正是高速增长回落的原因所在。当需求侧的终端产品总体上得以稳定，供给侧的中间投入品也完成相应的减速调整，新的供求平衡将得以达成。　　三是“转型期的宏观政策组合”。增长阶段的转换是一个过程，有的国家历时较短，有的国家则表现为较长时间内的反复。能否实现较为平稳的转换，对宏观调控的战略和策略均为大的考验。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既区分开来又结合起来，至为重要。从高速增长平台转到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平台是规律使然，但实现平稳转换又要求在此过程中防止人为拉高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为实现短期平衡，灵活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除了保障必要的流动性外，货币政策也有起到改善预期的作用。而对稳定终端需求、防止过快下滑，财政政策则更为直接和有效。货币政策侧重短期问题，财政政策侧重中长期问题，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搭配。　　近期有关中国经济是否陷入通缩的议论较多。表面看，有的月份CPI已经低于1%，PPI则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增长，似有通缩之像，但与成熟经济体由于流动性不足而出现的通缩相比，则大不相同。中国目前所出现的价格低迷，是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特别是过去十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所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与减缓了的终端需求相比而出现的严重过剩所导致的。在这些行业经由洗牌实现相对收缩，进而达到减速期供求平衡以前，价格和企业盈利能力都难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这个时候仅仅增大货币供给，而不力推严重过剩产能的退出，很可能陷入“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循环，延缓必不可少的结构调整，加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且推迟优秀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　　三、要素生产率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及其变化　　生产率水平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所在。中国以往30多年的高速经济追赶，要素投入持续增加是首要推动因素，生产率提升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哈佛大学斯教授等的研究认为，年期间中国生产率年增长率达到3.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4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最新测算表明，年我国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3.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37%。　　中国以往30多年生产率快速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通过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释放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实现快速技术追赶；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的流动，等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博斯沃斯等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间，中国劳动力再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在1个百分点以上，占生产率提升总水平的30%左右。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过去三十多年五分之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来自结构变化，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种结构变化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贡献1.6个百分点。　　虽然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中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较快，但不少研究发现，近些年来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比如，我们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生产率年均增速比之前三十年平均水平下降了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近两年出现了降幅加大的迹象。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近年来生产率增速下滑，是进入新常态的规律性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国际上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增长规律相吻合。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表明，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技术水平逐步接近发达国家，追赶型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将规律性地放缓。特别是接近高收入门槛、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时期，这一规律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一规律背后的深层原因是，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都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　　对比其他成功追赶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近几年我国生产率提升速度趋缓，符合经济追赶的一般规律，是经济由快速追赶状态迈向成熟状态的前奏。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选用目前国际上公认程度高、跨国和跨时可比性较好的“宾州大学世界表8.0”数据集。经过比较分析发现：（1）美国等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相对比较稳定，一直保持在1%左右。（2）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日韩等后发追赶国家生产率都出现由较高增速向较低增速转变。日本在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达到5.58%，而随后则开始大幅下滑，年生产率甚至出现负增长；韩国在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生产率增速接近3%，之后回落至1%以下。（3）我国生产率增长，与日韩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表现出相同趋势。年间，年均增速超过3%，年下滑至1.6%左右。　　其次，我国近几年的生产率增速放缓，除后发追赶的规律性因素之外，也有另外一些规律性因素和我国自身的特殊因素。例如，经济下行时期通常生产率增速较低，具有顺周期特点；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大力度投资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　　再次，我国近年来生产率增速放缓与拉美国家的情形有着根本区别。从发展阶段来看，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明显早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拉美国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债务危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生产率增速大幅下滑，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那时这些国家人均GDP仅达到4000国际元左右。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超越了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所处的阶段。我国目前生产率增速下降，与日韩增长阶段转换时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相类似。其次，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我国目前生产率增速下降的原因大相径庭。长期僵化地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是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一战略降低了国内产业的创(,)，加之拉美国家国内市场空间狭小，受保护的产业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工业化进程难以推进，大量劳动人口长期滞留在传统经济部门，无法分享发展成果，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另外，进口替代战略还导致拉美国家大量对外举债，同时国内企业效益偏低，政府财政收入匮乏，最终诱发了债务危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工业化已趋于完成，生产率增速放缓主要源于结构变化潜力的规律性相对收缩。因此，不能简单地依据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生产率表现，推断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　　四、进一步提升要素生产率：三种增长类型　　对后发经济体而言，可以识别出三种增长类型。一是“初次扩张型”（primary expansion）增长（简称P型增长），指后发经济体利用已有的某种技术，将生产活动扩展到新的领域，属于已有技术的平面扩张。这主要是指利用现代技术发展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业、服务业，但在传统的农业领域也有类似的扩展活动。二是“追赶标杆型”（after benchmarking）增长（简称A型增长），指在已经采用某种技术的领域或行业，相对落后的企业缩小与领先企业差距的活动。这里有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平均水平”，处在平均水平或之上的企业，持续生存和发展前景才较为明朗；另一个是“最佳实践”，也就是处在行业领先位置上的标杆企业所达到的状态，其他企业将努力缩短与最佳实践的距离，并驾齐驱抑或实现超越。三是“前沿拓展型”（frontier expansion）增长（简称F型增长），指“原始创新”或“源头创新”,产生人类社会未曾有过的新技术，从而向前拓展已有的增长可能性边界。　　促成后发经济体高速增长的主要是“初次扩张型”增长，越是后发，高速增长的空间越大，因为有更多的已有技术可被利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亦是如此。在较近的一个时期，“追赶标杆型”增长有所增多，以及些许“前沿拓展型”增长。随着中国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此后的中速增长，P型增长明显收缩，重点将转向A型增长，F型增长也会增加，但有较大不确定性，尚难担当主角。通常所说的提高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A型和P型增长；而创新，在A型增长中主要是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等；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源头创新等，则体现在F型增长之中。　　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的增长新动力，较近一个时期重点在A型增长，较长一个时期F型增长的比重将上升。　　在A型增长框架下，要素生产率有多种提高方式。　　第一，通过放宽准入，纠正由于体制原因而导致的行业间要素生产率差异。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中国行业之间要素配置依然严重扭曲，通过放宽准入，进一步推动行业间的要素流动，将会显著提高要素生产率水平。重点是带有行政型垄断特点的基础产业，如石油、铁路、电信等领域的改革，通过“放大”，即允许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进入，加强竞争，形成“鲶鱼效应”。　　第二，在前述的行业减速过程中，通过关闭、重组等方式，挤出低效率企业，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水平。　　第三，在原有技术架构之下，通过改进设备、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包括所谓的“机器换人”，降低成本，提升质量和效益，缩小与“最佳实践”的差距。　　F型增长在中国已经展现令人鼓舞的前景，这主要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改造。近年来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成长起来一批站在前沿的创新型企业。但这仅仅是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即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上。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改造与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过程不期而遇，将催生出大量新的生产流程、业态和商业模式，使中国这一轮产业重组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类似故事大不相同。另一个特点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互联网+”的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验、推广环境。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和改造、严重过剩行业洗牌、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三重因素叠加，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成功机会。　　绿色发展也是F型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战场。发展目标转型和激励机制建设是其中要点，也就是说，要使“绿水青山”能够有效地变为“银山”。绿色发展的诸多成果，如目标设定、资产重新定价，相关的技术、工艺流程、管理方法、商业模式等，都将拓宽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界，并且使创新活动直接伸展到生态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　　五、“缓冲性”宏观政策与“效率导向”改革措施的协同配合　　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在中高速增长的“底”或者说均衡点触到之前，下行压力始终存在。在经济转型的上半程，主要遇到是认识问题，相当多的人对增长阶段转换缺乏理解，或者将其看成是短期回调，“熬一熬”仍会重归高增长轨道；或者以为用行政手段能够避免调整，并未认真考虑尊重并顺应客观规律。进入下半程后，短期内下滑过快的可能性加大。一旦意识到增速放缓难以避免，很容易反过来形成过度悲观预期，加上重化工业减速过程中的自我循环特点，以及部分政府官员“乱作为”得到抑制的同时出现的“不作为”，使增速“快落”的风险增大。　　进入下半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从前面讨论过的减速再平衡过程看，增速触底的一个关键变量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其中的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增长。所以，投资增速触底，可通俗地描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房地产投资回落到位，加上新增长点的成长，以及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中国经济增速有望成功触底。这时的一个显著标志，很可能是产业严重过剩行业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结束所谓的“通缩”状态，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在此背景下，政策应致力于“稳”、“退”、“进”。“稳”主要是稳住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已有终端需求的大头；“退”是指严重过剩行业的低效企业的退出和重组；“进”则是P型增长中尚有初次扩张空间的新行业，如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A型增长中提升要素生产率活动，以及F型增长中的创新。　　在增速短期过快下滑的压力下，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一方面可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快落”，另一方面，这种宽松又必须是谨慎、节制的。如果宽松超过一定限度，将会推迟应有的调整，延续并在加大潜在风险。“度”的把握是关键所在，要提供一个缓冲带，但又要顺应潮流，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短期平衡均在其中。高质量的宏观调控将为结构转型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不能也不应承担直接推动结构转型的职责，而这正是深化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协同配合的涵义所在。　　这一时期的改革应当坚持效率导向，为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扫除体制机制障碍，理顺相关重要关系。由此着眼，一批改革应当摆上优先位置。　　第一，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提供还有一定空间，但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前提是清理、规范已有的地方融资平台，形成有约束、可监督、可持续的新机制。在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的推开也应加快。　　第二，在金融领域打破刚性兑付，在严重过剩产业行业加快低效产能退出和转产。经济转型进入下半程后，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和严重产能过剩行业中累积风险集中显露的可能性增加。在大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将风险释放于局部。一直捂住不让出小事，最后就可能出大事。与此相适应，在严重过剩行业，重点是钢铁、铁矿石、煤炭、石油、建材等行业，采用“减产配额加退出基金”等方式，促使低效产能较快而平稳地退出或转产。这是加快增长动力和机制转换、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必过的一关。　　第三，基础产业领域切实“放大”。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投资潜力，是下一步稳投资、稳增长的重点。可以寻找一些改革的突破口，比如以在上海建设国际石油交易中心为契机，打通国内外石油市场，放开贸易和投资；拿出部分商业潜力大的铁路项目，以现代公司制度的投融资和运营方式吸引外部投资者；电信领域引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等。这类改革的一个特点是“边际竞争”，在增加投资的同时，提高整个行业包括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近期通过合并以增加国企竞争力的做法值得斟酌。为了避免所谓的海外“无序竞争”，通过划分海外市场、集中招标等方式即可解决。必须明确行政性垄断与市场性垄断的区别，不增强市场竞争，人为地通过合并把企业“做大”，很可能导致降低而非提高国企国资竞争力的结果。　　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一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毋容置疑，保护稀缺的耕地资源、重视城市规划尤其保护农民利益都非常重要，但这并非由计划者的主观认定，而必须受到市场信号的制约和检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减缓，而城市资源下乡的动力明显增强。应顺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大一点的空间。同时，通过土地确权和合理流动，使农民在土地资源上的权益恢复到应有水平，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重点是推出和实施三个“清单”。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快扩大“负面清单”的实施范围。“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相对应，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不大“管用”，需要相应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代之以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扩大企业决策时的选择空间。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社会性监管，并将监管中的合规性作为一种政府信用加以管理。　　第六，使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是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的伟大变革，其重要性已渐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例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并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相同或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仍具有高增长潜力，只因体制机制原因得不到发挥，如果改革到位，中国将重返高增长轨道。这种看法除了对增长阶段理解有误外，对改革与增长关系的认识也不准确。有些改革，如基础产业领域放宽准入，确实能够带来新的投资，直接带动经济增长；有些改革，如落实八项规定、反腐败，地方融资机制的改革等，将会减少浪费性消费、低效和无效投资等，对短期增长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但这些改革有一个共性，即提升效率，对长期增长是有利的，将会带来实实在在、没有水分、高效率且体现公平正义的发展。因此，“效率导向”应当成为判定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尺度，成为经济转型关键期改革的基本要求。
（责任编辑：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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