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啊啊发生地方撒旦阿飞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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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金融（金融与文明）
作者& &天圆地方的困惑
　　传说中，美人或可一笑倾城；现实中，金融之媚却真的蛊惑天下。
　　或许，先贤可以超脱铜臭的诱惑，但古往今来金钱始终是正常人追求的目标。很俗，还是很高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钱人的日子好过，也正伴着这种对财富的向往人类才一步步走出洪荒。毕竟金钱这东西它不是粪土。歌颂也好、痛斥也罢，追求金钱或许不怎么高尚，只能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有了钱，灰姑娘也可以变为公主；为了钱，杨志也可以去卖刀。
　　世界上每个人挣钱的手段并不一致，正如每个国家金融体制度迥然相异。金融学也许是一个囊括万象的学科，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民族文明，在目不暇接的当代金融变革背后是文明发轫的密码，它赋予了金融改变世界的魔力。正如货币是经济的灵魂，当铅华洗尽，蓦然我们会发现金融制度便是传承人类文明血脉。
　　在人们的印象中，历史充斥着各种考证，经济学则以晦涩的数学模型著称。然而在金融历史中，现实远比这些考证和模型精彩。透过纷繁的历史，我们会明白金融发展本就在诠释人类文明，没有文明底蕴的金融市场永远不可能跻身强者之列。金德尔博格博闻强记，可我们没有这个本领，更无意效颦一本中西金融史，或依靠稗官野史将货币史升格为战争，只希望摆脱繁杂的金融工程模型、枯燥的数据，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展示金融雾绡般的轻裾，亦或是惑主的狐媚。
　　由于笔者的经历所限，选择了以学术材料作为原始资料，据此讲述人类文明发轫以来的金融发展，其中当然有我们从个人观点对文明渊源的诠释，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无意颠覆某个历史人物形象，也不可能在短短数言中完成这个使命。
　　这么说、这么写，只是因为历史曾经这么真实存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诚然，历史是当代人思想中的历史，但每一代人都按照自身生存条件诠释历史。当代史是在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思想、习俗、传统始终对后世有不可忽略、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经济、政治、生活各个层面概莫能外，金融当然也在其中。所谓历史宿命不过是这些传承的产物，当然也包括金融史。最终的结果是，金融发展最终并不以个人、民族、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有其内在发展密码，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
　　破译金融发展密码，解析历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人类源远流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不是按金融工程模型计算好了再去发展，而是发展之后人们再去诠释。金融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承载，金融不仅记录着财富，更为深邃的是她记录着人类前进的每一步，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是地理环境、技术、文字、宗教、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总汇。作为文明的高级体现形式，金融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一个总的爆发。
　　对治史者来说，每段历史都独一无二，每段历史都是不可复制的佳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历史却是规律的不断重复，经济学始终试图寻找美人降生前的神旨。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无论汇市、股市、期市，目标只有一个：“有效配置资源”，就是要把钱（资源）放到最能挣钱（有效率）人的手中，让他挣更多的钱。虽然我们沿着学术路线前进，但却未界定“金融”或者“文明”的概念，只要您（或者我们）觉得所写是文明或者金融，那就姑且称其为“文明”或者“金融”吧。
　　从精美的古希腊神话中走来，人类似乎寄予金融更多期望，马可•波罗曾惊讶于唐朝飞钱的神奇，现代东方却又拜倒于金融市场色彩斑斓的K线。希腊神话已在古罗马隆隆铁骑中逝去，现代金融市场中却依旧传说着刀光剑影，如果说冷兵器时代骑士断缨是一种英雄末路的凄美，那现代金融市场的纵横捭阖则是投资者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国家间的谋断与征伐。
　　这里不再有蓬断草枯、凛若霜晨，却同样是利镞穿骨、蹙决生死，代价不再是地域征服，却是远比之残酷许多的经济统治。
　　金融体制一旦出现就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她独特的准发展。她是天使，可以无翼而飞，无足而走；她是罪恶之源，似乎人类的每一个恶魔都是她的奴仆。
　　透过贝壳、珠玉等史前货币，我们看到了社会分工，人类终于告别茹毛饮血，从那一刻起人类便不再是大同世界，尽管私有制下出现了残酷的奴隶制，但人类却从此走出洪荒。
　　尽管新莽发行了光怪陆离的28种货币，而且还声称自己“事古”，但正是这些后世金石爱好者手中的玩物毁掉了王莽新朝。尽管基督教指责高利贷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中世纪银行雏形却维持了王室甚至教皇的收支，促进了公司制乃至大陆法系的形成。
　　路易十四曾慨叹“战争中，最后一枚畿尼总会获胜”，他却没能提醒法兰克的后人，约翰•劳的融资方式让法国人对银行心有余悸，禁绝银行近150年，终于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失去了欧洲霸权。
　　1997年，有人将东南亚金融危机讥为“一江祸水向东流”，然而正是东南亚国家自己一系列的措施挖好了祸水流淌的沟渠，只不过最后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体现。这里，我们看到了原市场教旨的失误。
　　原来，金融可以成为魔鬼。
　　2006年，印度宣布“开放资本项目在即”，我们看到这头亚洲象试图凭借国内金融市场的高成长吸引外资，从而走出一条与中国、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不同的路径，透过高涨的孟买指数我们看到了金融成长的魔力，曾经的英属殖民地试图与世界霸主一争雄长。
　　原来，金融可以成为天使。
　　就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再次目睹了金融危机，甚至现在我们还难以估量次贷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损失，正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背后是美国二战后经济政策、民族文化弱点，乃至这个“建立在宗教上的国家”危机的一种总爆发。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成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载入中......
第1章 幻灭的帝国
　　（先秦、秦汉，雅典城邦、古罗马）
　　齐刀无锋，楚贝非盾
　　好了，由此开始吧。
　　大致在公元前500～300年（在具体时间上可能不一致），亚欧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体制过渡，随着青铜及人类技术积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产粮食、有人干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换，交换需要媒介……
　　于是出现了分工，于是产生了私有制，于是产生了货币。
　　在这段历史中，虽然金融与武力征伐相比实在不算什么，但后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因为，货币虽然简单，却是时代的结晶，物质、技术和文明发展的点点滴滴总要在货币上有所体现。
　　最初的中国货币是贝壳、珠玉或者黄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从考古学来看，出土的陶器图画中古人把贝挂在脖子直到腰间，一挂为一朋，大概二十朋贝可以换三亩田。最初贝壳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贵族的装饰品，可能他们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带几朋贝壳总比几麻袋粮食轻松，而且贝壳总比粮食容易储存。
　　当时用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贝，产地集中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指望在河道里弄几个河蚌皮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诚意，到海边弄几车贝壳也照样不行，因为，把贝壳从海边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贵的。
　　所以，海贝数量及其有限，而且绝无仿造可能。于是，第一代货币诞生了。
　　生产总在向前发展，春秋各国开始设驿道，交通逐渐便利。大概个别不厚道的人发现从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换成土地已经不是很困难，贝壳越来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装饰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货币。青铜、金、银包括白玉在内的币材开始充当了货币主角，金属铸币开始逐步替代贝壳和各种实物货币。那个时代没有良币、劣币之分，主要是青铜贝币和铜饼，货币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贝壳、青铜作为货币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在货币襁褓期没有发行人信用概念，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
　　春秋以降，铜已经为主要币材，华夏民族开始呼吸到浓重的铜锈。
　　随着西周井田制逐步解体，独立农户、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交换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扩大，市场分布也更为广泛，社会上出现了自由的商人阶层。事实上，中国此时根本就没有“重农抑商”的概念，齐桓公创霸业主要的助手管仲本身就是一个大商人，当时的商人相当牛，可以不服徭役。商人，同是那个时代中国居民的典范，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这一点无论对金融还是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权选择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权力叫板。
　　惹不起，躲，还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点并不一致，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此出现了多元格局，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进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图景。
　　齐国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这地方都是盐碱滩，没法种粮食，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勇敢、勤劳的齐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总结和积累经验，丝织业和渔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极技巧，通鱼盐）”，但渔业和丝织不能当饭吃，因此齐国又大力发展了商业，“终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可见商业之发达。
　　齐国的刀币就缘起于当时一种渔猎工具，而非一种武器。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荆楚由于山林水泽的限制生产相对落后，因此金属货币形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不过这次是铜铸贝壳。同样由于水路的原因，荆楚一带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国楚国的漆器。正是在这种贸易背景下，那个时代的金银几乎全部集中于楚国，所谓“黄金出于楚”。
　　在上述这段历史时空中，人类还没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为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不至于被饿死。而且，我们侃侃谈货币，其实当时货币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即使在春秋后期，主要交易还是依靠实物交换完成的。
　　这个时代，财富真正的贮藏手段是人口，当物质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会扩张，无论人多笨，必须够数，才能应付依然残酷的自然。虽然发达的商业能催生货币，但国力之间的竞争并不取决于货币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饭，从而“金融”强未必国强。商业发达的齐国、楚国败给秦国，并非源于偶然的一两次战术失误，战争从一开始考验的就是国家调动资源能力。在开战的一瞬间，睿智的孔子学说还不能阻挡敌人的铁骑，齐、楚商人没能抵挡秦国农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时，齐刀无锋，楚贝非盾。在远古的货币争辉之后，人们开始努力寻找到曾经的启蒙。
　　 “商”的由来
　　货币的起源始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在鸿蒙初开的时代，货币是唯一的金融现象，溯及货币必然要提及贸易交换。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人开始铁器和耕牛，生产剩余随之增多，因此列国之间贸易也逐步增多，这一阶段贸易主要以粮食和生活奢侈品为主，较为普遍的是粮食贸易。《史记•货殖列传》、《国语》中就记载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等。
　　现在大街上的个体商铺，很多供奉着手持着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站在那里招财进宝，至于关羽生前是否很能挣钱，《三国演义》并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在正统道教经文里的财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担任的。关于范蠡的传说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公元前473年，范蠡解离开越王勾践，带着西施云游天下（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后来定居于齐国（今山东定陶）。虽然离开了吴越之地，范蠡深知吴越之战还会继续，因此需要马匹。
　　卖马到吴越，一定很挣钱。路上不太平啊，倒腾北方马匹去吴越，很有可能被绿林好汉们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范蠡居住地有个姜子盾（不是姜子牙），据说很有能量，黑白两道通吃，跟那些好汉们称兄道弟。范蠡没有按惯例登门拜访并缴纳一笔保护费，反之他在城门贴出一张榜文，承诺免费提供马队向吴越运送货物。姜子盾同志只跟姜子牙差一个字，就从钓鱼变为被钓了，主动找到范蠡申请使用免费马队。果然很顺利，商品马匹顺利到达了吴越，范蠡同志成功的赚到了钱。
　　范蠡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并非他通过贩马开创了“协同竞争”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业思想。
　　商人作为货物流通的承载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与秦国的贸易中在货物上标明“商”，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LOGO，后来这个LOGO变为汉语中贸易的代词——“商”。据说，范蠡还是十六量秤的发明者，十六两秤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命了。
　　信用不但对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没有信用金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物交易远比货币重要，在世俗权力不具备信用的前提下，个人信用便成为当时贸易的关键。人们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谓的“无奸不商”，讨价还价是没错的，任何商务谈判双方都有底线。靠权力、靠关系逼迫交易对手退步，是很**的，这不是“商”，是抢劫。
　　范蠡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年—前300年），他的经营思想，显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动性，被成为“治生之祖”。总结起来，他认为经营应该“人予我取，人取我与”，在市场必须智、勇、仁、强（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从原生性商品市场到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个亘古未变的真理是把握买卖机会，用白圭自己的话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在最初级的贸易中，尚能有如此领悟，如果他生于今天目睹金融市场，必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因此《史记》给了白圭一个不低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挣很多——这也是现代中国股民的梦想。
　　什么最赚钱
　　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但是，如果说吕不韦对国人乃至中国文化的侵蚀，把他千刀万剐都难辞其咎，因为，他实在卑鄙**。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与范蠡相比，吕不韦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经：首先结交权贵，靠权势压榨牟利；然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其实并没错，有错的是以弱者为剥夺对象，以买者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财富。据说他早年发家就是因为囤积了粮食，然后在卫国荒年卖高价，终于换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吕不韦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用一种**的方式回答了“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改变了吕不韦的一生，但吕不韦始于斯，也终于斯。
　　当时诸侯经常结盟，只是这种盟约往往很不靠谱。盟国之间往往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要把一个王子或王孙放置于对方国度居住，就算作为人质押给对方。
　　当然，这个被质押的贵胄肯定会比较郁闷。
　　吕不韦年轻的时候，秦国跟赵国是盟友。鉴于秦国野心勃勃，按照惯例，赵国同样要求秦国质押一个王子，这个秦国王室子孙叫做子楚。秦国子楚虽然是王子，却是庶出（秦诸庶孽孙），而且呆在赵国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秦安国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子楚的生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城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过的不怎么样，终于混的连车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吕不韦。
　　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您说投资农业利润咋样”。
　　吕父的回答比较离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倍吧”。
　　吕不韦显然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纠正父亲的错误，而是继续提问，
　　“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以后的答案显然没加思索：
　　“我觉得怎么也得100倍”
　　吕不韦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要是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
　　这次，吕父终于进行了思考，并很快得出了答案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在吕氏父子的这次对答中，出色的回答了“干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世俗权力最赚钱。
　　然而，世俗权力的钱并不好挣，显然，投资现任权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国王富有国家，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这就要求选对投资方向，投资者要有战略眼光，能选中没有发轫的绩优股，否则不但很容易血本无归，而且有可能掉脑袋。吕不韦结交子楚，并非因为与子楚有共同的理想，准备共同写本《商本论》。吕氏开始就将子楚的王位之路作为一笔生意，将子楚作为“奇货”，并称呼子楚为“异人”。
　　按照上述逻辑，吕不韦父子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秦国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似乎继位的可能性不高。异人自己肯定也知道自己继位的可能性不高。正因为如此，这种投资一旦成功，收益无穷。
　　理论上秦国应该从华阳夫人的子嗣中册立王子，问题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子嗣。结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秦国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从现有王子中产生。不过，如果安阳夫人能赏识子楚，继而将其收于门下，答案就有意义了。
　　吕不韦好像跟子楚的交情还不够深，以比喻的形式提了向子楚一个问题，
　　“我想让您把门修的更大”，
　　子楚对修大门的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
　　“你要修就修你自己家门，别拿我做试验”
　　吕不韦见子楚不能参透机关，于是直言不讳：
　　“我想帮您登上王位”
　　估计最初子楚对吕不韦并不怎么相信，不过反正也混的也不怎么样，你要帮我，总不是坏事。吕不韦以自身财力为赌注开始了艰苦的公关（以其物献华阳夫人），终于让子楚在华阳夫人处获得了欢心，并最终登上王位。
　总体上，方法是**的，公关是成功的，收益是丰厚的。
　　更丰厚的收益还在后面，因为，子楚儿子中有一个人叫做嬴政。嬴政当权后，吕不韦一跃成为一代权相，终于做成了这笔最赚钱的生意，却开了商人恶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权力谋利。
　　公平的说，吕不韦奉秦相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国国力的事。但他显然不厚道，由他开始抑制商业，提倡农战，农人地位从此开始高于商人。货币本是源于贸易流通，吕不韦的施政注定会扼杀货币活力，重农抑商在先秦货币争辉图景中留下了一摸不祥的先兆。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六国最后一个绊脚石也被踢开。自此，战国的狼烟渐次散去，秦统最终一六国，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国家。秦以降的2000多年，无论豪强割据还是外族入侵，中国总是能归于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从此开始了封建历史。由此，国王改称皇帝，嬴政则自称“始皇帝”。
　　“国王”与“皇帝”听起来都是最高职务，实际上两个词汇含义截然不同。国王始终是有约束的，而皇帝是天子，只要他愿意就没有任何约束。“始皇帝”也是一个更牛的称谓，希冀自己子孙永远统治这个国家。
　　当然，是做梦。
　　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那个再敢多说话！高高在上，诸君看吧，朕之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舍我谁堪跨。
　　统一六国，嬴政宣布：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之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只有黄金和秦国“秦半两”是货币（重12铢，约10克左右），其他的全不算数。那个时代没有“和谐号”列车、高速公路，商品交换的范围还不是很广，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对繁荣贸易并没有多少好处。这么干，嬴政完全是出于一种个人喜好，无非是想借统一货币向世人昭示：
　　现在是秦国的天下，六国早已结束了。
　　货币统一本是拓展商业流通必经之路，但若将政治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就未必有好的效果了。六国灭亡，突然出现一种新货币，而且六国的人被告知，以前的钱就不能用了，从现在开始你要用秦国的钱。先秦货币争辉显示了不同的地区文化，而且这些货币在当地演化了数百年，已经形成支付惯例，骤然以秦国货币统一，没有任何信用基础，更不可能真正成为当地交换媒介。
　　很多人认为，嬴政统一货币“压制了商人私欲，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这么说的人，在经济学造诣上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白痴水平。压制商人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联系吗？
　　答案是，有，不过正好相反。
　　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票证年代。
　　事实上，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货币的意图从未执行，现代考古发现，秦半两和六国货币同时出土，世俗权力想断绝原有货币关系，嬴政和他当时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嬴胡亥（秦二世）继位后两次颁布“复行钱”，意思是说“这个命令必须执行”，分明在说“行钱”命令没有执行，当然他的再次强调也不会管用。
　　原因如下：
　　首先，当时六国货币经过数百年流通，在当地显然比秦半两更有信誉，秦半两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其次，但更重要，胡亥任皇帝后三年，陈胜、吴广扯旗造反，公元前207年嬴胡亥灭国亡身，统一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4年。
　　六国货币并未随着秦国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但不能消灭本就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的货币，更不能消灭思想。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要改变货币制度，必须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甚至改变当地风俗，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人们往往指责嬴政重农抑商，似乎这个政策在后来数千年中限制了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太小看嬴政了。秦始皇真的限制商业，黄金就不可能成为货币，指望小农把铜钱换为黄金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确实将“上农除末”作为基本政策，征发商人及其子孙做苦役，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抑制了商人。
　　不过，商人前面还要加个“小”字，即抑制了“小商人”。
　　在《战国策》中我们看到的秦国的黄金支付，动辄以百斤计算，绝少在一斤以下；云梦秦简中不仅提到“复行钱”，而且规定了物资价格，尤其是战争物资和享用物资，不过物价按车计算，民间交易不可能用“车”去批发。这些交易的背后则是秦国的大商人，他们与范蠡不同，往往是官、农、商三栖明星，比如最会发财的吕不韦。
　　秦代以黄金和铜同时作为主要币材，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方式，货材随着经济进程中交易总量的变化而演进，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币材价值由低到高，正常的顺序应该是：铜、银、金。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商业，与为平民的交换迥然相异，从一开始需要币材的价值就很高，金铜并行的背后却是黄金已经从贸易媒介改头换面成统治者的享乐工具，成为官商之间的媒介。
　　在云梦秦简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演进模式：与其说金铜并行并非中国货币本位递进，毋宁说这是为世俗权力构建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压抑了经济自然演进，因为自然经济是无法挑战具备绝对优势的世俗权力。
　　统一货币、“重农抑商”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为残酷，更加血腥。这一切，都是试图建立唯我独尊的权威，消灭对权力的挑战，可惜这条路还很长，嬴政、嬴胡亥都没有做到。当然，嬴政和嬴胡亥也不可能真正统一货币，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排除异己。
　　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三铢、四铢还是八铢
　　货币与权力结合，货币铸造的背后便是权力的斗争，无论是秦始皇统一货币，还是汉初频繁更替的货币制度，莫不如是。由此，货币背后不再单纯是史籍中的币制更替、形制转换，而是争夺财富，是专制君权与经济竞争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
　　《史记》上说，某天刘邦斩杀了一条白蛇，忽然东南方向起了大风（所谓斩白蛟而赋大风），刘邦据此断言自己有帝王之份，便拉杆子造反，最后创立了汉朝，史称西汉。
　　这肯定是胡掰，刘邦没那么神奇，他不过是秦朝的一个派出所长（里长），由于未能按时把犯人押送到指定地点，论罪当死。刘邦当然没死，而是带着押送的犯人去革秦朝的命，顺便革掉了他的前辈——项羽。楚汗争霸，不过是刘邦把项羽顶到与秦作战的前线，自己从近道摸进咸阳城。
　　刘邦是不遵守规则的典范，好了，现在可以从从西汉说起了。
　　建立西汉后，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更令民铸钱）。不过，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铢的“荚钱”，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的含义相近。市面物价飞涨，于是“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允许私人铸币，并非由于刘邦比较大度，不想垄断铸币权力，说秦半两太重更不是理由。依靠货币作为斗争工具，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刘邦的登基大典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其穷困可见一端。实际上，刘邦只对15郡有治理权，其他30郡均在豪强手中。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估计这些人也不会听。汉初，刘邦还要剪除韩信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嫡系部队“丰沛功臣”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祖八年，大概刘邦对通货膨胀已经忍无可忍，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实力。
　　刘邦手下没有中央银行，不能提高准备金率；刘邦的方式是颁布《盗钱铸令》。结果令刘邦失望，就是在他统治的15郡内这个法令也未能执行，何况在诸侯的地盘，4年后刘邦在平定叛乱中中流矢死掉了，《盗钱铸令》始终是一纸空文。
　　刘邦在统治期间不停的削减异性诸侯权力，甚至以不光彩的手段干掉了韩信，萧何也曾一度进了班房，之后斗争一直在继续。到汉惠帝在位，同性王终于替代了异性王，朝廷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由此演变为汉室宗亲窝里反。
　　那就继续斗吧，货币当然是工具之一。
　　斗争一方的主角是吕后，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持朝政的女性（其余两位重量级女强人要等到唐朝和清末才会出场），当政15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曾废掉了惠帝之后的少帝刘恭。不过，她却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异姓王没有了，本家人照样跟她争夺权力，吕后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吕后颁布《大唐六典籍》，禁止“铸伪钱”；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铸，朝廷统一铸重八铢铜钱。吕后禁铸私钱，甚至不是为了提高皇权权威，更重要的是打击异己。
　　诸侯要以货币向朝廷纳贡，理论上应该铸八铢钱，这样朝廷的收入比较实惠。可是，朝廷收到的却是荚钱，摆明是忽悠吕后。纳贡荚钱会降低朝廷收入，降低官员工资，最可气的是，朝廷八铢钱经常被人被重铸，荚钱仍然充斥市坊。吴王刘濞就声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有当赐者，寡人且往遗之”。
　　问题是，这个时候，诸侯在国内连军队都可以操练，不准私铸货币？说给自己听听好了。你颁你的令，我铸我的钱。
　　又四年，吕后不得不自己铸“荚钱”，承认了现实。
　　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但他不是当时唯一的候选人。刘恒想昔日重来，规定任何人（含诸侯）私铸三铢钱都要到都城受罚，全国统一由他铸四铢钱。吕后禁铸私钱，但吕后比诸侯更有实力，看在吕后更猛的份上，诸位王子尚且阳奉阴违，刘恒的命令就只能激起反抗，大家刚把你捧上去，你就想玩阴的，门都没有。
　　诸侯照样铸币，刘恒照样没法。
　　前157年，刘恒驾崩，其子刘启（汉景帝）即位，刘启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他想继续老爹的遗志，加强中央政权。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晁错上书《削藩策》，建议景帝用军队讨伐私铸货币的诸王，尤其是自称很有钱的刘濞。
　　第一个扯旗的也是刘濞，不过他想清的不是晁错，而是取而代之。果然，刘启杀了晁错后刘濞不但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且公然宣称“朕已称孤”。诸王当然也很不满，于是，开始跟着刘濞起哄，去清君侧（叛乱）。斗争终于超出了铸币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七王之乱”。七王之乱持续了三个月，这是一场没有正义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最终都会向中央集权演进，斗争双方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使权力不受掣肘。每个人都想：我的地盘，我做主。
　　不过，这里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汉朝币值更替对民间交易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还是八铢，民间交易始终按实际重量交易，无论面值、无论谁铸的，先拿来秤。私铸与否，损益最终都体现在王室。
　　白鹿白金归五铢
　　平定七国之乱，又一个猛人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刘彻，俗称汉武大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
　　刘彻登基后废除了郡国，再也没有势力可以直接挑战集权权威，刘彻从此开始幸福的皇帝生活。很多史籍汉武帝被描述成一个英雄，刘彻确实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过，他确实太猛了，连年征伐，花销很大，登基后四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来40多年的皇室积蓄（藏钱经耗，赋税既竭），而且让一半中国人到战场上把命送掉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专制者眼中，人的性命当然不如他的疆土和皇位重要。
　　没钱，刘彻又开始在货币上动脑筋了。
　　首先，刘彻宣布，凡是铜都收归他所有，各地异钱和铜材一律运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铜，勿令布）。如果谁敢再私铸，办法也很简单，直接砍头（盗铸金钱，罪皆死），实行肉体消灭。虽然可以私藏铜材，虽然可以偷偷铸币，但风险实在很大，私铸货币确实减少了许多。
　　然后，他把荚钱定为法定货币，推行三铢钱，把铸币的好处全都搂到自己腰包里了。三铢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值钱的“钱”，但刘彻的行为充分说明，没有最不值钱，只有更不值钱。
　　他又发明了更不值钱的钱“白金币”。
　　白金是银锡合金，按实物估算面值是实际价值的9倍。皮币就更离谱了，所谓皮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值40万钱。
　　马克思教导我们，如果利润有100％，资本家就会冒上绞架的危险。
　　朝廷把铜都收起来了，又铸最不值钱的荚币，还砍私铸者的头，大家很消停，毕竟，犯不上为了几个荚钱掉脑袋。不过，白金币与实际价值差9倍，利润达到900％，利益驱动在任何时候都好使，不私铸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由此，富豪盗铸白金币成风，至少刘彻只是没收铜，没有没收银。因为，铜在百姓而银在官家。刘彻来自铸币的收入迅速减少，虽然刑罚很严厉（坐死者数万人），900％的利润率确实太高，大家仍旧前仆后继。终于，刘彻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办法行不通，在货币面前，伟大的中国汉武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铸行“五铢钱”。
　　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突破，专制者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币值，加之刘彻已经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
　　无论三铢、四铢、五铢，还是白金币、白鹿皮币，在刘彻的脑子里恐怕没有什么价值概念，这些货币实质是试图以国家信用替代商业信用，以世俗权力作为后盾推行货币，目的是从打击异己到揽财。刘彻虽然不用面对诸侯竞争，但他要扩大自身权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开疆拓土，被剥夺者范围更广，当然剥夺收益也就更高。
　　七王之乱历历在目，刘彻对财富怀有深刻的恐惧，作为集权统治者，他绝不会允许有力量挑战权威，全国唯一的富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刘彻大概只有一个想法：货币不过是为自己统治生财的一个工具，至于什么货币理论，首先我不懂，其次就是懂也要先满足自己再说（更造货币以赡用）。不存在竞争的前提下，刘彻不仅要求政令统一，而且要求全国经济为他服务，货币源生于专业化、源于商品流通，这必然会产生竞争，因此也就必定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盐铁论战
　　自战国起，盐铁生产就是赚钱的买卖，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不可能自己从地里弄点盐、铁出来，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买的（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比卯于市）。嬴政统一中国后将盐、铁商人弄到咸阳附近，好歹算是给了个京城户口，并且没禁止私营。
　　这一切到了刘彻手里就走样了。
　　西汉有很多富人，比如齐地的刀间。齐地有个不好的风俗，就是鄙夷奴仆，刀间没有这个习惯，一律收于门下，利用他们制造和贩卖生活必需品——盐。显然刀间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史记》记载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盐商只是先富起来，但铁商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铁商既然可以铸铁质农具，当然也可以铸钱，而且还可以铸刀枪，象邓通，他居然富裕到“邓通钱亦尽天下”。
　　刘彻始终觉得自己很穷，主要是刘彻比较猛，摆平匈奴后又出使西域，虽然留下很多传说，但钱确实不够花。刘彻终于想到盐铁生意，他做生意的方法比较特殊：
　　我做，就不准你再做。
　　刘彻首先宣布，山海是天地赐给皇帝我的（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盐铁生意只有皇帝才能做。对刘彻来说，铁比盐更重要，因此刘彻允许民间生产盐，但一律卖给他的下属企业，铁则由他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最初被刘彻看上的还有酿酒业，后被废止）。刘彻派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主持盐铁专营，提出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实在是没找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刀间、邓通这类盐铁商从此在史书中消失了，换之出现了一批盐铁官，据说刘彻有50个铁官，36个盐官。
　　盐铁专营，刘彻并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意思，他很直白的表示，这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财务困境（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盐铁专营残酷打击了工商业，失去了高利润龙头行业，汉代工商业从此走向没落。
　　可以说刘彻缔造了第一批垄断型皇帝私有企业，如同当代垄断企业，官营的生产效率很低，很多铁器不能使用，甚至连割草都嫌钝（割草不痛），于是就硬性配给，强迫购买（或颇赋于民），盐铁官不再是生意，而是一个衙门。盐铁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却要转移到全国使用，由此，桑弘羊又主持了“均输平准”，说白了就是由皇帝指派人倒腾盐铁；
　　不过，刘彻还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希望依靠“均输平准”流通天下货物。但是，他所谓的流通不是商业流通，照样是为了“专奉兵师”。
　　总之，是他自己用，只能他一个人发财。
　　如果说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那“算缗”和“告缗”就是赤裸裸的抢劫了。所谓“算缗”就是传说中的“车匪路霸”，平民车上路要交钱，商人、手工业者做生意要交钱，交钱也无所谓，关键是税额太高，大家不缴不好意思，缴的话生意也不用做了。“告缗”就更缺德，大概意思是揭发不缴纳“算缗”者，奖励罚没收入的一半。算缗、告缗的结果是刘彻通过“罚没”手段集中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商贾遭到了洗劫。
　　诸子百家归儒家
　　先秦君主，包括秦始皇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君位。然而，刘邦不是，刘邦的汉朝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结果。现在天下一统了，他的子孙开始为自己成为汉代第一家庭找理论依据。
　　这个事儿，也从猛人刘彻开始。
　　刘彻需要佐证自己的汉家坐天下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打击商贾也是正确的，消灭竞争也是正确的。总之，皇帝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世界上只有他是正确的，大家都要听皇帝的。所谓圣谕煌煌，皇帝的话不是人话，是圣旨，大家要跪地接旨，当然，货币或者流通，也要听皇帝的。
　　刘彻需要的，不但要这样做，这样做还要有道理，是真有道理，不是假有道理。大家必须真听、真信、真学，不是阳奉阴违、心怀叵测，要把谎言重复成真理。
　　儒家由此进入了视线，不过，此时儒家不再是孔丘、孟柯、荀况，也不再是百家中的翘楚，而是按照刘彻要求改造过的学说。被刘彻看中人叫董仲舒，董仲舒所创的儒家叫做今文经学，以前的儒家叫做朴学。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被誉为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不过我觉得，董仲舒是一个败类和叛逆。董氏所以能成为儒学新代表，并非是他造诣很牛，不过是他的思想符合刘彻需要。
　　刘彻当政时期，汉家天下的思想还是比较活跃，或者说混乱的（师异道，人异伦）。这显然与刘彻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他首先要说明自己最牛，要大家要统一听他的，要是大家没有思想，这样就不混乱了。
　　刘彻认为董仲舒是个好同志，因为他说“王者受命于天”。既然这样，汉家就没必要从祖宗那里继承基业，皇位是上天赐给刘家的。没有天，哪有人，当然就更没货币，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货币都要服从天的旨意。总之，听刘彻一个人的就可以了，别的都不对，是违反天意的，“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董仲舒从儒家伦常关系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妻作为三纲。董仲舒大概觉得自己地位还不够，于是自称直接继承了孔子学说。
　　董仲舒太谦虚了。
　　说谦虚，是因为他不并不是继承孔子，是这些谬论的原创。
　　事实是，秦朝焚书坑儒，嬴政要求大家把竹简都献给皇帝，为逃避这一无理要求很多人就把竹简藏到墙壁、地下。儒生之间靠口头背诵传承著作，很多儒生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注解儒家著作，等到汉朝儒生把藏起来的竹简刨出来，一看流传的董仲舒学说跟原著已经迥然相宜。刨出来的竹简叫做“古文经学”，而董仲舒的那一套叫做“今文经学”。
　　“三纲五常”基本上是汉朝为帝王服务的东西，孔子讲究“述而不著”，在《论语》里只能看到对长辈、对王室的尊敬，那里有什么纲常。难怪2000年后康有为在《今学伪经考》里指责董仲舒篡改儒家经典，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先秦文化演进至此，被董仲舒篡改了。
　　早期儒家提倡礼仪，是把外在的“天”内化为自觉的“仁”，直指道德本心，把外在天命威慑转为内在道德律令，好歹还是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董氏却把“天”直接归于世俗权力，实际上把上天的权力赋予了人，朴学从此成为经学。
　　不过，刘彻到底还是比秦始皇文明多了，他没有将其他各家统统从肉体上消灭，但规定只有符合董氏“今文经学”的“士”才有资格入仕。这就不太厚道了，士晋身阶梯是“学成好武艺，卖给帝王家”，那时候除了刘彻，卖给别人就等于造反了，只有跟着董仲舒搞今文经学。
　　交相辉映的是，在货币流通层面，铜质五铢钱统一了货币，再没有先秦的货币争辉。
　　黄牛白腹，五铢当复
　　王莽（前45年～23年），史书对他的评价确实不怎么高，他是第一个篡位得天下得皇帝，大家看看京剧里的大白脸，就是历史对他的评价了。不过，按照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王莽似乎不应该是逆臣贼子，既然你祖宗刘邦可以代秦以汉，老子当然可以代汉以新。
　　王莽幼年时比较贫困（莽独孤贫），但聪敏好学，在当地名声也很好，后来通过姑母（皇后）裙带关系进入朝廷中枢。掌握实权后，鸩杀汉平帝刘衎。
　　两年后（公元8年），接受哀帝刘子婴禅位，国号新。
　　王莽期间，对朝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刘氏豪强，《史记》记载当时刘氏宗族已经“赊贷郡国，人莫敢负”。王莽也是集权者，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权力受到挑战，于是便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抑制地方豪强。最有特色的是土地政策，王莽把全国土地收归己有，不准买卖。如果这个政策能推行下去，当然王莽就是全国最牛的人，可以牛到没人敢跟他叫板。可是，全国土地都是你的，你灭了刘氏宗族，那全国的人民也都彻底没指望了。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说，这严重破坏了资源流动，经济必然会陷于萧条。
　　当然，经济没有陷入萧条。
　　理由只有一个，王莽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权力不可能真正控制资源流动，也许会在一定程度限制资源流动，但绝不可能改变经济进程。
　　王莽只好假手货币了，他推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浪漫货币政策。王莽太有才了，居然同时搞出了28种货币，大家可以自己按排列组合算一算，这需要多少种换算才能回答“钱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如果把新莽期间的货币换算完，大概需要几页纸才能说清楚，因此对此粗略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王莽发明了很多种货币就可以了。
　　不过，王莽为什么要这样呢，莫非古书看多了，成了书呆子。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莽绝对不是书呆子，书呆子不可能篡位称帝。
　　28种货币说穿了也简单，以不足值货币代替五铢钱，洗劫财富，除了花样太多，跟刘彻造三铢钱的意图没啥两样。虽然史书讲王莽托古改制，将龟壳、珠宝当钱用，而且每次总用古书作为依据，但币改目的却只有一个：强化政权，打击对集权的挑战（输御府受值，齐众庶）。
　　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五铢还是八铢，大部分钱仍然在刘氏宗族手里，只有废掉他们手里的货币，才能集中财富，才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刘氏宗族的根基。
　　推行新币，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可惜，王莽生错了时候。
　　文景之治之后的西汉消灭了同性诸侯，中央**正处于权威巅峰，匈奴与汉朝征战历来已久，外患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即使如此，刘彻也不得不废止三铢、四铢钱，取而代之使用五铢钱。
　　王莽篡汉之前，汉元帝刘奭仁弱、汉成帝刘骜昏聩，朝廷处于弱势，王莽接掌的本就是一个弱势集权，刘氏集团肯定不会顺从他的新朝。
　　再者，王莽的28种货币实在太离谱了，指望任何人记住28种货币互相换算，不是不可能，是很不实用。
　　实际上，无论刘邦、刘彻还是王莽更替币制，目的只有一个：巩固自身权力，消灭挑战。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不能允许与自己竞争的势力存在，正是为此权力的争斗被引到货币层面。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铜臭的由来
　　汉室终于灭掉了王莽，刘邦九世孙刘秀当上了皇帝。
　　与常识相反，刘秀登基后并没有颁行五铢钱。道理比较简单，因为王莽时的大泉、小泉虽然十分繁复，却是一个搂钱的好办法。好办法当然不能废弃，先凑合着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史书中没有刘秀之后的铸币记录，直到中平三年（186年），这个时候已经轮到汉灵帝刘宏当家了。
　　刘宏是个生意人，就是买卖比较特殊：倒卖官位。
　　要说刘宏祖上就曾干过卖官的营生，不过那时也就是小打小闹，卖个把爵位，最多与官吏平起平坐混个脸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刘宏却发展到卖司徒，也就是宰相。
　　他曾把司徒的职位以500万钱卖给晋州望族崔烈，收钱交货的时候却后悔了。在册封典礼上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我怎么半价就卖给你了。崔烈的儿子没有领会父亲做官大人的深意，却赋予老爹官职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
　　“铜臭”！
　　卖来卖去，刘宏的天下被搞的很不太平。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张角的人爆发了，他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啊。陈胜吴广拉杆子造反，目的很直接：你富我穷，用暴力平均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张角就不同了，因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声称自己可以去祸消灾，为造反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等到信徒过几十万的时候，张角在京城散发传单“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意思其实很简单，跟董仲舒也差不多：现在该老子做皇帝了。
　　我们不评论张角起义的先进性和他到底代表谁，张角创立太平道确实开了一个的先河：将神与现世融汇一体，以神的力量号召民众，神的意思是只求当世，不问来生。不知道张角是否真见过太一之神仙，估计他是没见过，否则也不能以神自居。至于张角是否能替代神灵向人类赐福，那还得看你的造化。刚出道的时候张角靠卖大力丸为生，如果你死掉了，那证明你就是魔鬼，死了活该；如果侥幸活了下来，当然是张大仙的法术高强。
　　向神性求得生之欢，人性会替代神性，如果神性便是人性，那神性又有什么意义。太平道教，便是中国道教的起源之一。
　　汉代的借贷
　　汉代最早的信贷记录是开国皇帝刘邦留下的，严格说起来那时还是秦末。当年刘邦混的很不怎么样，常常在当地酒馆赊账，至于最后是不是还了，实在没人能说清楚，这也算是一种商业信贷吧。
　　第二个本书记述的信贷记录，刘邦的角色同样不光彩。
　　高祖十一年秋（公元前189年），刘邦率军征讨黥布叛乱，留下萧何看家，突然一天刘邦嘀咕，“萧何不会把我取而代之吧”（彼可取而代之），于是派人回汉中看看萧何在干什么。
　　萧何见到来使，立时明白了刘邦的用意。于是他在汉中故意赊买土地，说白了就是不给钱抢人家土地，很霸道。萧何大概是第一个以贪财向君王说明没有异志的人，虽然后来很多人用着不是很灵光。
　　是啊，有异志的话就不用贪财了，直接把天下贪了。
　　在刘邦赊酒，萧何赊土地的两个事情里，我们看到汉初应该就有商业信用存在了。这里不想歌颂王侯将相，总拿帝王将相做例子，实在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都是王侯将相，“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没错的，可史籍记载下来的都是狗熊。
　　对了，民间信贷记也有记载，不过是高利贷，而且是皇帝去借高利贷。
　　汉代高利贷的规模应该已经很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七王之乱。动刀动枪需要钱啊，可景帝当时很穷。随行的贵族和将领只有向长安高利贷资本借款，高利贷者被成为“子钱家”，本金被成为“子钱”。人家吴王号称“金钱在天下者”，你却要借钱打仗，胜败未分，子钱家不肯借钱出来。
　　本来吗，你要是输了不仅要损失本金，搞不好还要把命搭进去。
　　此时，长安无盐氏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向出征军队借出千金。七国之乱平定后，无盐氏获得了十倍利息（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从此发家（用此富爵关中）。
　　皇帝本人也有信贷记录，也就是官方借贷。
　　中国皇帝得在小民受灾时施恩，以表示自己眷顾民生，方法就是向小民借款，汉朝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记录，但语焉不详。《汉书》的记载就比较明确了，《汉书》中“赈（振）”和“赈贷”是两个意思，“赈”是指直接赈济，“赈贷”则指放贷款。这也难怪，子民都受灾死了，皇帝想抢劫也没地方了，其实死掉到不怕，就怕不死拉杆子造反，这才是最糟糕的。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发生水灾，水灾之后恢复地力需要几年时间，长时间赈济成本很高，于是刘彻把70万灾民迁徙到会稽，衣食由朝廷供给，迁徙后生产工具由朝廷赊贷。
　　这是汉代文字记载最大规模的借贷。
　　看到典籍中记载的赈贷措施，大家不要由此以为“皇帝爱民”。今文经学中皇帝受命于天，但在诏令中永远只能看到他们对小农虚伪的爱，在史籍中对皇帝连篇累牍的歌颂中，我们也看到了小农对皇帝恐惧的爱。
　　皇帝最爱自己的权位。
　　启蒙的幻灭
　　汉帝国终于在黄巾军旗中湮没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汉朝不过是500年，却终结了一个时代。
　　如果说春秋战国孔子的祖先崇拜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在这个时代就转换为人对人的恐惧。在货币层面（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世俗权力既没有达到统一，便不可能以权力约束货币流通。齐刀、楚贝、秦布交相辉映的背后是中华先民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然而并不可耻，因为春秋五霸之间的征伐，同样也是自身经济进程的竞争。
　　那个时代不可能指望有文明的战争，何况战争本身就不怎么文明，走出茹毛饮血时代，将战俘作为奴隶总比直接杀掉祭司鬼神更好。征伐中，锋利箭簇的背后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这一过程对世俗权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世俗权力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可耻的是以世俗权力牟取财富，孔子云“君子耻言利”即指此。
　　嬴政征服了六国，建立了没有竞争的世俗权力，并试图以权力意志取代经济中自由流通的货币。由此，货币变为权力牟取财富的手段，货币争辉的图景也变为毫无生气的方孔圆钱。
　　在这里，没有竞争。
　　你有能力，我就收买你；
　　你不听话，我就囚禁你；
　　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无论是秦半两、三铢还是大小泉，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铸币聚揽财，杜绝与权力竞争。当货币寄托了世俗权力妄想，便无法承载经济进程，货币的经济作用最终也将在权力统治下幻灭。
　　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权力开始主宰经济进程，自此中国历史开始缺乏竞争制约，也必然使世俗权力从创造转换为掠夺。当掠夺超过极限，小农接近灭亡，就会演化成为暴力反抗。暴力反抗以破坏为手段，摧残世俗权力，同时也摧残经济进程，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商品流通。
　　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环。
第2章 迷失的货币
　　（汉末至南北朝、欧洲3-5世纪）
　　千里草，何青青
　　京剧中，董卓的脸谱是一个大白脸。
　　靠京剧脸谱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靠谱，因为京剧十有八九是君君臣臣。但董卓确实是坏人，是坏人中的坏人，没有坏到绝后，却称得上空前。《汉书》记载了汉末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是诅咒董卓死掉。史书中的民谣未必真曾流传，却是历史对董卓的基本评价。
　　不论董卓掌控朝政的合法性，反正皇帝是“地主阶级总头子”，他们祖宗取得皇位的历史一般都不怎么光彩。问题是即位后，统治者个人杀伐决断会影响整个帝国。董卓显然没意识到他有机会成为秦皇汉武2.0版，他裁度国家政事的原则是能否利于个人揽财，如果董卓只是一个土财主，他最多也就为害一方；如果他是一方诸侯，最多也就祸害一个地区；很遗憾，董卓是当权者，要祸害全国。
　　很难明白，董卓为什么喜欢把所有的钱都搂到自己腰包里，已经统治天下了，天下富有你就富有，大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然，董卓没有这种觉悟，他的座右铭是：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都城长安以外，董卓纵兵直接抢掠；在长安，董卓干了比抢劫更离谱的一件事：把秦始皇收天下金铜铸造的12个铜人融化了，铸成小钱。
　　所谓小钱，到底有多轻，没有记载，从现在出土文物来看，必定轻于2铢钱，没有纹章、没有钱缘轮廓，简直就是破烂。
　　小钱问世，搞得长安一石米大概要3-4万钱，虽然三铢、四铢也是对财富的掠夺，但好歹还是钱币，而且朝廷要靠自身信誉推行。董卓小钱完全靠武力推行，这已经不是铸钱，是赤裸裸的抢劫。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生存极限，就会转而掠夺自己的同伙，很快董卓以小钱支付军款。貌似强大的统治者，真正失去民心时，军队会放下屠刀，甚至会掉转刀口，因为军队和他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被掠夺者。董卓的下场当然是罪有应得，最终，曾经支持他的手下（吕布、李肃）干掉了他，“吕布戏貂禅”就是在这段历史上演绎出来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拜《三国演义》所赐，京剧把曹操也塑造为一个大白脸，还有，看《三国演义》的人远比看《资治通鉴》多，所以人们一提到曹操，总的感觉是这个人不怎么样。不过，罗贯中太高看曹操了，无论前期的吕布、刘表、袁绍，还是后期的刘备、孙权，基本上没有人听曹操指挥。从历史事实来看，曹操也没有称帝，最多只是魏王，反而是《三国演义》倍加称颂的刘备自立为帝。
　　曹操才出道的时候，正赶上董卓当政，曹操也不容易。186年，曹操为避免被董卓杀掉，“散家财，合义兵”，聚众五千人起家，10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195年）迎汉献帝。在施政上，曹操实行屯田，招募流民耕种土地，收成跟军队四六分账；对地方居民，租赋为百分税一。最重要的，曹操禁止地方豪强土地兼并。
　　比董卓好多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汉室功臣。
　　蜀、吴两国也实行屯田政策，但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禁止豪强兼并的土地。《三国演义》常常描写百姓跟着皇叔刘备逃走，现在看，恐怕跟着皇叔逃命的不是百姓，是豪强。百姓不可能自备干粮陪皇叔一路逃到蜀汉，那得吃多少粮食啊，皇叔家也没余粮啊。
　　曹操以及后来的魏国并未铸币，一直使用五铢钱。这到不是因为他忙着出去砍刘备和孙权，主要是战乱中人们都快饿死了，那有剩余用于交换，既然有五铢钱就先凑合着用吧（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三国期间，很多地方已经退化为自然经济，但在曹魏统治地域，除了偶尔对付诸葛亮，还算太平，农耕恢复、货物再次流通，甚至“通胡市”。
　　倒是备受称赞的刘备，在蜀汉搞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无字小钱、半两钱、五铢钱、货泉、直百五铢……，其中“直百五铢”是一种虚值货币，当一百枚五铢钱用，重量当然比一百枚五铢钱轻很多，以此作为搜刮手段，因此蜀地“物价翔涌”。与曹操相比，诸葛亮也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么神机妙算，现实中，他甚至有祸国殃民之嫌。魏、蜀、吴三国鼎力，蜀国最弱，从地势上看也应该采取守势，诸葛亮却五次北伐（并非《三国演义》中所谓的“六出祈山”，五次北伐只有两次出了祈山），耗尽了国力，本人也死于征途五丈原。
　　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公元265年，曹操的曾孙曹奂被司马炎逼迫退位，当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就这么对付汉献帝，如果曹操地下有知，没准能气的活过来。无论怎样评价，晋王朝终于建立起来了，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史称西晋。
　　晋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因为自己没有铸币。
　　没有铸币也没关系，理论上，晋朝可以象魏国一样使用汉代旧钱，或者使用东吴、蜀汉旧钱。虽然没有货币，但司马炎经济意识很强，照样很能搂钱。
　　司马炎主持编纂的《晋律》规定，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判什么刑，不仅因为你犯什么罪，还要看你出多少钱，司马炎大概是第一个明文规定可以用钱赎罪的中国皇帝。当时，鲁褒做《钱神论》讥讽世风，“钱之为体，有乾有坤，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至于手上的官位，当然也是司马炎牟利的重要方式。
　　一次，司马炎问国子祭酒刘毅：
　　“你觉得汉朝那个皇帝能跟我比？”
　　司马炎满心希望答案是汉武帝或者汉光武帝，但刘毅的回答让司马炎很失望心：“桓帝，灵帝”。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把皇帝比作“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刘毅还不过瘾，又强调了一下，“还不如他们，桓帝卖官，收入归国库，你卖官，收入归自己”（桓、灵卖官钱入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不对。
　　司马炎爱钱，但还没到董卓的份上，否则也不能开国称帝。司马炎不是糊涂蛋，卖官搂钱，另有深意。
　　汉末、曹魏时代，长期的割据征战耗尽了秦汉以来的皇权势力，富豪重新获得了地方的统治权，随着“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士族地位，西晋时代代表地方豪门的士族已成气候，农民依附士族就可以不缴税。就连司马懿本人自称“诸生家”，而且娶士族高门之女杨氏，以提高自身门弟。以司马炎的实力，灭三国尚且费了牛劲，直接屠戮士族根本不可能，皇权还需要依靠士族势力维持自身统治。但司马炎也不可能看着士族势力挑战皇权权威，他拿出的办法就是削弱士族经济实力。
　　一定要打击士族。
　　司马炎的法子是朝廷税负不再按土地面积征收（田赋），而是改为按人头收税（丁赋），甭管有钱没钱，是人就缴一份，既然农民依附士族已经不能免税，那又何必依附于你。卖官、“人丁税”严重打击了士族经济实力，削弱了士族对皇权的挑战，“人丁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税种。人丁税很重要，到不在于税收多高，或者剥削性多强，重要的是人丁税以家庭为征收单位，以官家的方式强化了中国农村家庭社会结构。人类的梦想就是下一代人能比上一代人过的更好，但如果禁锢在家庭（尤其是大家庭）中，后代超越前辈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人，不能依靠父母，只有超越父母，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是国家和人类才能走的更远。
　　不过司马炎并不关心这些，对他来说皇权的绝对权威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司马炎认为，仅仅破坏士族经济实力还远远不够，还要打击士族的政治势力。
　　汉朝七王之乱历历在目，显然封同性为王对皇权的挑战也是很强的。不过，这个时候司马炎还顾不上这些，他要靠同宗同族打击士族。于是，司马炎一反秦汉以来的虚封制，恢复封建，封皇族近亲为国王，希望培养皇族对抗士族。同时，在中央政权，重赏皇族压制士族高门。
　　士族不全是白痴，看着自己的利益一步步被蚕食，当然要抗争。
　　斗争在司马炎帝位继承权问题上爆发了。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一个的绝顶白痴，“何不食肉糜”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伪命题，就是司马衷提出来的，而且绝对原创。
　　司马炎想废掉司马衷，皇后杨氏坚决反对，理由是必须立嫡立长。
　　杨氏根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所以要立司马衷，是因为他太蠢，即位后她可以由皇后升格为太后，当家作主人。再次重申，杨氏，是司马炎为了提高门阀从士族高第中娶回来的。
　　司马炎VS杨皇后＝皇族VS士族。
　　司马炎临死诏司马亮辅政，不过杨氏将遗诏改为杨骏（杨氏之父）辅政。第一回合，士族胜。
　　白痴司马衷终于登上了帝位。士族当政时代开始了，世界变得一团糟。
　　司马炎分封的皇族终于显现出力量，汝南王司马亮在新皇后（贾后）支持下杀掉了杨骏，并重掌朝政。在政治舞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盟友，昔日同盟今天可以兵戎相见。灭掉杨氏之后贾后和司马亮开始了新的斗争，皇族不甘心自己在朝廷失势，元康元年（公元291）司马亮发动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
　　这不是一本战争史，所以没有记载八王之乱的征伐，大家只要知道士族和皇族的势力同时被兵锋涤荡，晋朝的实力在战乱中衰败、衰败、再衰败，直到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终于酿成黄河流域的五胡乱华、异族十六国混战。公元318年，司马氏被赶到邺城，司马睿在邺城称帝，史称东晋。
　　在上述图景中，根本看不到商品流通、经济演进，曹魏以来仅存的一点建设成果被挥霍殆尽，曾经叱咤风云的秦汉帝国，到了西晋竟然连货币都混没了。
　　第二回合，皇族、士族全部完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银钱放贷中
　　早在秦朝的时候，天竺阿育王就开始派遣佛教僧徒到中国传教；西汉史籍对佛教也有很多记载；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颇为兴盛。
　　人生在世，无论你是平民还皇族都会遇到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可能皇族遇到的麻烦比平民更多，也更难解决。刘宋皇室自刘裕称帝后共有158个男丁出生，其中114人最终死于非命：子杀父者1，臣杀君者4，骨肉相残者103，被人杀者6，而且大部分人都被自己兄弟、叔侄给杀掉了。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
　　某人在战乱中死掉了，亲人很悲惨，于是痛恨这个世界。如果连皇帝都经常被干掉，那就比较可怕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乱世了。如果你信佛教的话，佛祖会告诉你，虽然你死掉了，但精神不灭，被干掉是因为上辈子没积德（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虽死，神当其殃，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精神还会轮回，不过下辈子混的怎样，就要看你这辈子是不是积德了。
　　佛教告诉人们，要积德。
　　不过，即使是最虔诚的佛教徒也要吃饭，无论如何“食气避谷”人体都要摄入淀粉和蛋白质。当时佛教流行“净土宗”，根据教义必须大修功德才能取悦佛祖，所谓积德就是为佛教搞基本建设，建大佛像、大寺庙，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弘扬佛法，才有利于修行。
　　至于建设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搞建设必须有钱，佛祖不会真的下凡赐信徒金莲花，于是佛教徒必须化斋。《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就经常化斋。
　　“悟空，去化些斋饭来”，其实就是说：“悟空，去要些饭来”。
　　那个时代的僧侣也不可能指望化斋吃饭，因为佛寺很多，仅萧齐都城（邺）就有2800多坐寺庙，供养僧尼八万两千多人，靠施舍肯定养不活这些僧侣。毋庸置疑，南北朝僧人的法力不如齐天大圣；无可否认，他们却比悟空更有面子。
　　南北朝寺院很有钱，比如北魏都城长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是寺庙财产，比现在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都牛。寺庙信奉佛祖，主要的业务应该是普渡众生，专营房地产似乎很不体面。于是，僧人想到了周济他人，这项业务名称叫做“僧邸粟”，用途是“至于俭岁，赈济灾民”。而且“僧邸粟”的市场定位超越了贫民，上至王侯、下至商贾，都可以来寺庙借贷。
　　不过，寺庙虽然信奉佛祖，却也不会大发善心，僧侣家也没余粮。“僧邸粟”说白了就是高利贷，利息很高，高的离谱。
　　北魏年间（公元511年），宣武帝元恪下诏，诏书为寺庙贷款规定了基准利率，利息合计不得超过本金的100％（收利过本，毋复征责），利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那年头又没有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所以南北朝寺院同样面临不良贷款，不过僧侣们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不是他们法力高强，而是替他们收债的往往是官府。
　　不敬佛祖暂时还问题不大，因为要等来生才能报应。不听官府的话，问题就大了，马上就会有报应。平民没有偿还能力，必须以土地甚至个人抵债，比如“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王侯借贷不还，看情况而定，如果是当红政坛人物，半借半送，如果是二线干部就弄点地产冲消坏帐。连皇帝都跑到寺庙里出家了，想回去也得拿钱来赎（比如实行通货紧缩的梁武帝），赎金少了都不行（据说有亿万钱），还怕个把二线干部。
　　高利贷问题的伦理分析
　　高利贷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无法考证，不过，世界各地都有高利贷，当代有，古代也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利贷的名字是“出债”、“出举”，或者“举”，放债形式有质押和抵押。南朝初期有一笔高利贷记录，借贷双方级别非产高：放款人是镇守东晋历阳的左府参军刁逵，担保人是东晋顾命大臣王谧，而借款人更牛，是刘宋王朝创始人刘裕，不过借款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混混。
　　刘裕是奴仆出身，年轻时还很穷，估计是抱着发财梦想，经常去赌坊厮混，不巧一次赊刁逵三万钱却输掉了。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刁逵的三万钱借款，是高利贷。
　　刘裕没有钱，被刁逵绑在马桩上狠打，幸亏王谧替他还了账，否则中国就没刘宋这个朝代了。这笔钱，刘裕当时肯定没还给王谧，不过王谧并不亏，因为刘裕称帝后没杀这个故国大臣，还对他照顾有加。至于刁逵就不怎么幸运了，在刘裕发迹之初就把他杀掉了。
　　看来放高利贷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至于高利贷利率，确实很黑。《宋书》记载，宋文帝期间，富户春荒时借100钱，秋收借款户要还1000钱，名义利率1000％/半年。借钱是短线，还钱是长线，短线、长线不是股票术语，而是指串钱的绳子，短线绳子比较短，大约比正常短30％，长线比较长，大约比正常长20％。
　　如果没钱还，也容易，债主会卖掉债务人的妻、女。看到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联想杨白劳，就算债主都是色鬼，抵债的妻女却未必都是美女。比被当侍妾更倒霉的是沦为奴婢，命运更悲惨。南北朝时期，债务奴婢问题很严重，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公布律令（公元529年），要求废除他管辖地面上的所有公私债务（诸有公私债负，悉皆禁断，不得征）。
　　元子攸得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不用问，不行。
　　南朝也有官吏看到小农为债务所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方法是诈骗。《宋书》记载，刘宋吴郡太守顾觊之的儿子顾绰很富裕，乡里的都欠他钱（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债），顾觊之对此很担心，深思熟虑后跟儿子说：
　　“你现在放债能顺利收回来，是因为我是地方官，我不当官了，你收债就难了，不如你把债务合同给我，我来替你收”。
　　顾绰大概没想过父亲会忽悠他，就把所有债务合同都给了父亲。顾觊之并没有替儿子收债，而是把债务合同全部给烧掉了，而且宣布欠顾绰的债务，一律不需要还了。顾觊之这么干，至少在历史上博得青名，至今有人以此教育当代官僚，不能贪财啊，看看人家顾觊之。然而，无论是皇帝元子攸还是地方官顾觊之，他们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改变负债者生存状况。从东方到西方，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到一般平民，对高利贷深恶痛绝之，认为高利贷是一种压榨，凭什么收这么多利息？
　　可是当生命受到威胁，虽然知道借债之后结局可能很惨，为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借债人有选择吗？当然，好心的顾觊之可以一把火烧掉借据，能指望所有债主都烧掉债务凭据吗。高利贷虽然很黑，但毕竟是一种信用，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
　　不能靠诏令和同情取消高利贷，是因为既然是资本，就一定会寻找最高的回报，虽然这种回报会毁掉人类尊严。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良知抵抗资本的诱惑：在中国，元子攸废除公私债务；在雅典，梭伦推行“六一农”改革。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除了追求利益，还要追求大同理想。
　　此时，人类生存能力还很有限，高利贷常常逼人为奴，甚至逼人至死。债务人很可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恐怖到极点，真正可怕的是没有挑战的世俗权力，靠权力掠夺财富，遭殃的就不仅仅是个把债务人了。
　　逝去的贵族
　　“士”本是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人，能游离列国，当然有钱，有钱才能成为集权者的统治基础。士族靠分权而存在，适合于春秋战国，秦汉集权下他们逐步成为没落群体，但此时士族已成气候，集权不可能骤然割断传承千年的体制，秦朝立朝不过十几年，士族依然很兴盛。西汉“士”已经成为地方豪强的代表，“士”同时也代表儒生，因为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可能读书。士族终于取得了世俗权力，虽然时间很短，却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幕。虽然，西晋司马炎培育皇族势力，士族得失急骤、生死无常，但杨氏当权后，士族再次取得阶段性胜利，随之而来，魏晋南北朝却演化为鲜明分权色彩的士族体制。
　　并非皇权并非不希望集中，实在是皇权存在的时间太短，东晋以降王朝更迭频繁，皇权还没有时间形成权威，为维护自己地位皇权必须依靠最强的现有势力，这个势力就是士族。
　　于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间。
　　士族靠祖荫进仕，皇权对其没有绝对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消耗了士族子弟的进取心，因为他们的权威来自门阀，虽然不排除个别人有本领，但大部分不太靠谱。这到不是说士族子弟一无是处，门第传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标，号称读圣贤之书，让他们去干具体工作实在是为难了。士族更适合于清谈玄学，诗词歌赋，优美的南北骈文就出自这帮无聊人物之笔。士族子弟从心底里看不上“俗务”，对公文照例署名，最离谱人甚至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此时，中国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犹疑，如果士族战胜皇族，中国演进体制中可能就会出现多元化格局。
　　最终，皇权战胜了士族，制度路径走向了集权。然而，士族渐渐消失，是有必然的理由的。
　　即使士族在东晋巅峰时期也没有取得地方自治能力，不管在中央位置多高，地方领地多大，都没有领地行政权和税收权，对他们来说只能收租而不是收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没有能够获得与皇族长期抗衡的能力。
　　在集权国家，出现一个猛人并不困难，这个猛人也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消灭所有对手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帝国，他还必须有控制帝国的能力，才能实现专制。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进而形成自己的权威。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外的强者挑战。打到所有对手，不能建立控制体系，结果是流寇（历代农民起义）。
　　隋唐以降的科举实际凭皇帝一人决断，虽然寒门子弟靠科举进仕，但科举不可能挑战皇权。官吏所有的能力来自皇权，只有依附皇权才能获得权力，甚至他们自身个人生杀予夺也掌握在皇权手中，挑战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皇权。
　　士族就此消失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封建官吏，他们比士族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究竟怎样评价这种制度演进，我们无法回答。
第3章 梦回唐宋
　　（隋唐宋）
　　尽道隋亡为此河
　　581年，杨坚灭宇文氏，建立隋王朝。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分裂，终于再次统一。
　　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对时间来说，这些人，帝王将相或是草根平民，区别实在不大，结局无一不是随百草埋没。现在，知道刘宋帝王的人，并不比去宗祠祭祖的人更多。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
　　能是被人记住的，都是牛人。
　　不过，牛人只能影响历史几年、几十年，最多几百年，比如，陈胜。
　　没有牛人，历史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他们只能加速或者减缓历史进程。没有陈胜，会有刘邦，秦帝国该灭亡一定会灭亡，是陈胜还是刘邦去终结秦朝，实在是没什么区别。
　　能改变历史轨迹的人，是神人。
　　历史失去一个神人，就会改道。神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要影响历史几千年，比如董仲舒。没有董仲舒，没准孔子和墨子一样，至今儒家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流派；有了董仲舒，汉文化才有异化后的独尊儒术。
　　杨坚，属于神人。
　　因为，没有杨坚，中国后来封建社会的制度路径可能完全改变。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0年，就是这30年，真正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基础。杨坚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这些想法在他当政几十年中被付诸于实践，却影响了其后的整个中国历史。
　　我们还是从货币制度说起。
　　杨坚称帝后，重铢五铢钱，史称“隋五铢”。
　　隋五铢问世的时候，历代旧钱仍在市面上流通。杨坚很不满意，他想到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用旧钱者，尽没于官”，也就是传说中的罚没。
　　比如，直接派兵到商铺里搜（抢）；比如，到路口检查，非隋五铢钱一律没收；比如，地方官员推行隋五铢不利，免职……
　　杨坚确实没让隋五铢减值，因为，隋五铢比汉五铢轻很多，汉五铢为4克，隋五铢却只有2.42克。
　　杨坚推行隋五铢，自有杨坚的道理。
　　虎死余威在。
　　士族政治势力在南北朝逐步衰败，但士族手中的巨大财富却没有随着政治失势而迅速消失。货币，或者说旧钱，仍然集中在士族手中。统一货币确实有利于商业发展，但更有利于剥夺士族财富，毕竟农民手中没几个钱。士族的钱必须换成杨坚的钱，就算士族很牛，有本事逃避罚没，手里的硬通货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同时统一的，还有度量衡。人们经常提到秦嬴政统一度量衡，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度量衡的，是杨坚。
　　统一度量衡是为了收税，收士族的税。
　　所以，隋度量衡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大：一尺等于南朝的一尺二寸，等于北朝的一尺二寸八；至于斗，可能要比原来的大三倍。对了，还有一条，税收名义数量不变。
　　统一度量衡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只有消除对皇权的挑战，杨坚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统治整个帝国。
　　嬴政虽然建立了郡县制，但没有真正创立封建制度，地方官本身就是士绅，指望他们贯彻皇帝的命令，是相当不靠谱的。县官本来就是地主，只要影响自己利益，必然会或明或暗对抗。
　　杨坚就不同了，因为，他创立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科举。
　　只有到了隋朝“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才真正成为读书人的梦想，读书，可以登科、跳龙门、点状元。
　　点状元，可以当大官。
　　完善的科举考试=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中央直属机关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
　　公式说明：仅限于国内文科最著名的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现在的大学实在是太多，科举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做官，而且别无分号。就算你有胆子做假学历，也没胆子到朝廷领官职。
　　科举考试难度，不言而喻。
　　如果使用社会学语言，科举建立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机制，给社会下层一条晋身出路。而且，科举制度确实很严格，难得作弊，风险实在太大！偶有作弊成功者，并不影响科举本身公平性。
　　不过，杨坚并没有如此高尚。
　　公共经济学认为，官僚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科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士族进仕凭祖宗荫功，靠的是门阀出身，权力来源是祖德，官员未必对皇帝负责。
　　科举制，不行。
　　祖上有荫德，没错，可是要考，属于差额录取。官员权力来源于皇帝，官员必须对皇帝负责。
　　杨坚创立了一个完全服从于他的官僚体制，就此，士族失去门阀进仕途径，官员位置不再世袭，权力、官职来源于皇权，士族就此彻底没落。
　　科举，或许不是一种好制度，但确确实实是一种公平的制度，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替代。
　　至此，皇权失去了唯一的挑战者。
　　权力高度统一，对明智而又有韬略的帝王，是好事。
　　这种帝王，只是偶然。所以，杨坚是偶然。
　　杨广之后的皇帝，叫做杨广，也就是传说中的隋炀帝。杨广，背了很多骂名，正史、野史他都是被攻击的对象：修运河、征伐高丽、迁都洛阳等等。总之，他是一个桀纣之君，没干一件好事。
　　杨广，才是必然。
　　不过，杨广也是有韬略的；缺乏的，是明智。
　　如果说征伐高丽不对，杨广同样征伐过突厥，从来没有人指责。因为，现新疆、青海就是那时纳入隋版图，指责杨广征伐高丽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有人指责杨坚修运河，不过也有人赞美京杭大运河，只是无人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修筑运河并非在地图上凭空挖出一条河道，很多地方用天然河，杨广真正只挖了全河道的30％。沿着这条运河看一看，就会明白，这条运河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唐代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条运河。运河终于修通了，杨广征伐高丽也失败了，他在位期间过度使用民力，最终民怨沸腾，自己被绞杀于江都。
　　其实，开疆拓土、修渠挖井都会极度耗费民力，如果杨广只完成其中一项，他必定是名垂千古的帝王。他想做的太多，在权力统一前提下，没有人能置疑他这种不切实际的雄才大略，这个图景在后来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出现，也不止一次给中国人留下伤痛。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教多。
　　开元通宝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世界各地华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磨灭。这个时代，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唐朝鼎盛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是4524市斤，一直到1978年这个数字仍未被超越。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就看一看现代相关数据：清中叶，也就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个数字为3127市斤；1949年，这个数字只有1150市斤，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
　　公元626年，李世民导演了玄武门之变，他是唐朝最优秀的皇帝，职务座右铭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身，犹割股以啖腹”（《贞观政要•君道篇》）。
　　与杨坚一样，李世民同样是偶然。
　　不仅李世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明君和清官都是偶然的，因为偶然，所以才值得纪念。只要没有人能制约弗远无界的权力，这种偶然和必然将永远存在。在权力集中的制度下，必须靠近权力中心，手段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制约的权力又怎么会产生明君和清官？
　　李世民之所以能这么想、这么做，是因为他少年并不得志，因为不得志才了解民间疾苦，因为了解民间疾苦才知道自己不能胡来，个案不能推广。
　　现在，让我们看看唐初的货币吧。
　　“开元通宝”是唐初货币，往往被认为是贞观盛世的代表。实际上，“开元通宝”是李渊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所铸，属于非计重货币，10枚为1两、1两等于10钱的衡制即源于此。这种货币终结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中国货币由计重钱转为非计重钱。
　　开元通宝用于小额支付，说白了就是零钱，使用者主要是自耕农。
　　但是，开元通宝并没有满足小农需要。原因很简单，官府铸钱没什么收入，铸一贯钱（1000钱）大体费用在900钱左右，稍有不善就会赔本。不挣钱，官员缺乏动力。此时，私铸货币又有了新的理由，官府铸钱不够用，就得自己铸。出土货币证实，唐初流通中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私铸的货币，恐怕当时私铸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本来，私铸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价上涨，可唐初物价却平稳的出奇。
　　原因在于李世民挑动农民自发脱离士族，成为自耕农，自耕农多了，钱就不够用了，物价也不会涨了。
　　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地主和豪强，相反，皇权始终对这些人始终保持着警惕，毕竟他们才有能力挑战皇权。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农业，确切的说是自耕农。
　　不过，李世民登基时全国只有200多万户，而隋朝鼎盛的时候有900万户（公元609年）。到不是战乱把人杀绝了，而是自耕农托籍于士族门下，不接受统计。当然，也不纳税。
　　之所以这么判断，因为户数减少多的地方往往是富庶地区，也就是河北和河南两道。这两个地区的士族最集中，资料说明，士族一点都没有减少。也有人统计，唐初两道分别只统计了人口的15％和10％（《剑桥中国隋唐史》），其实，凭士族数量就可以判断漏报人数，他们是不会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当隐士的。
　　无论怎么判断，对李世民来说，这个数字都是不能接受的。
　　李世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子，鼓励农户从狭乡迁往宽乡，去狭乡的男丁授田一顷，老人、残疾人授田40亩。作为代价，自耕农要向朝廷纳税服役，这叫租庸调。
　　授田，吸引力很大，一次搬迁弄几十亩地，值得。
　　授田、狭乡迁宽乡，说白了跟拆迁差不多，把农民从富庶地区迁到偏僻地区垦荒。即使如此，总算有了自己的田地了，农民很满意。依附士族的农民少了，税收上来了，士族的力量削弱了，李世民也很满意。
　　结局似乎很团圆。
　　雾锁凌烟阁
　　李世民曾把他的功臣画像挂在凌烟阁上，长孙无忌排名第一。凌烟阁功臣，其实都是士族。虽然五代以来士族不断遭到打击，但隋朝科举只实行了不到30年，士族还没有完全衰败，李渊、李世民称帝时，朝臣仍以士族为主。
　　李世民是对的，权力刚刚稳固，士族同样是他的中坚力量，他只能釜底抽薪，慢慢来，先忽悠走士族门下农民，却不敢骤然以货币改制剥夺士族财富。虽然发行开元通宝，却不敢禁止私铸。没有他们，李世民不可能在玄武门之变中胜出。他们是玄武门腥风血雨中历练出来的干才，不是五代时期的白痴。
　　正因为如此，皇权确立，他们成了皇权绊脚石。
　　皇族和士族的矛盾，终于在武则天和长孙无忌的斗争中爆发了。
　　长孙家族出身关陇门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士族利益。不过，长孙无忌确实没有胆子直接挑战李世民的权威。李世民活着的时候，皇族与士族的对抗比较隐蔽。
　　事情起因是太子承乾被废后的立储问题。
　　长孙无忌必然希望拥立一位容易控制的皇帝，而不是又一个不断打击士族的李世民。
　　李世民授意下，皇子李泰几乎被立为太子。这种事情上，皇帝支持也未必能办成，因为“几乎”也不是“已经”。
　　承乾经营多年，士族高官都在他门下。李泰虽然也是干才，但只有没出路的寒门子弟才去帮衬李泰。李世民最初确实希望立李泰为太子，然而，他也明白，李泰登位必然会骤然放弃士族，当时，寒门官僚气候未成。
　　皇帝称呼自己“寡人”，实际上皇帝决不能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一天也不行。政令必须靠人去推行，必须有人替你控制军队。即使皇帝可以在一道诏书之内把所有的高官都换成寒门，难道还能把所有官员都换成寒门不成，如果换不了，莫非真想凭一纸命令让寒门子弟赴任？
　　没一起共过事，没通过给过下属任何好处，凭什么要听你的？总之，听话是可以的，不过要先给个理由。李世民不能这么选择，授田可以让士族渐渐失去基础，但骤然对士族高官动手，大唐安在？
　　最终，名不见经传的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是长孙无忌的希望。与李泰相比，李治未经历练，很容易掌控，更重要的李治不会对他们这帮关陇门阀下手。然而，当皇位真正传承到李治手中时，长孙无忌却遇到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对手：
　　武则天。
　　武则天原名武曌，“则天”是后世对她的尊称，取义于“效法于天帝法则”，用于尊称这位既是皇后、又当过皇帝的非凡女性。武则天出生于利州，与士族高官实在没什么瓜葛。
　　李治登基不久，武则天就从李世民的妃子晋升为李治的皇后，皇帝仁弱，武则天也希望控制他，而且武则天已经具备了这个基础。
　　武则天如何登基，这里不讲，这里只明确她的力量来源。
　　李世民不但继承了隋朝科举制，而且将进仕范围扩大到寒门子弟，当武则天成为皇后，科举制度已经执行了近100年，武氏登基，寒门势力已成气候。陈恪寅认为，武则天代表科举出身的“山东集团”。其实，并非武则天代表他们，武则天也不可能按某个利益集团意志行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集团不可能授予新兴寒门官位，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积压下，武则天才和他们走到一起，寒门官僚不过是统一皇权的工具，虽然他们是一群有抱负的中层官员。
　　可惜，皇权对官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官僚不可能如同士族一样对抗皇权。武则天在政途中表现了非凡的残忍，杀死亲女、逼皇后退位；杀死儿子、打压皇室宗族；重用酷吏、虐杀官员。总之，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自此皇权独大，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力量可以挑战皇权。
　　即使没有武则天，士族与皇族迟早会有最后一战，本来胜负没有悬念。只不过历史选择了一个女性与其决斗，从而赋予历史更加丰富的含义，毕竟武曌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长孙无忌终于丧身与皇权的斗争，自此，中国历史上再无力量可以挑战皇权。凌烟阁功臣会思索，辅佐明君、开创一代盛世、培育强势皇权，自己最终却被灭族。
　　有错误吗？
　　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回答。
　　因为，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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