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后还能再增长多久？ |中国经济|GDP|IMF_新浪财经_新浪网
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后还能再增长多久？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张军
　　到目前为止，少有人对2020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持反对意见，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我要与大家再讨论的是，2020年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
　　IMF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下预测，到5年以后，就是2016年的时候，中国GDP的总量就在19 万亿美元的水平，而那时候美国是18.8万亿。这样的话，中国5年后就赶上美国了。
　　现在大家非常关心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趋势还可以持续多久？坦率地说，经济学家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不过，收敛假说还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从收敛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简单地讨论一下中美两个经济的差距了。因为，差距越大，追赶的空间就越大，而差距越小，经济赶超的速度就越慢。换一个说法就是，人均收入越高，增长越慢。
　　IMF在2011年初也公布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结果。不过，它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方法来预测的。按照IMF的换算方法，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应该比按照官方汇率换算的美元数据高出1倍，差不多应该是11.2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则没有什么变化，是15.2万亿。
　　IMF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下预测，到5年以后，就是2016年的时候，中国GDP的总量就在19 万亿美元的水平，而那时候美国是18.8万亿。而且可以计算出，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大概是18%。我用这个逻辑推下去，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换算结果，占全球应该是接近25%了。
　　这让我想起著名经济史学家Maddison先生曾经复原的一个数据。那个数据显示，在1820年，中国经济曾经占全球的份额为28.7%，而200年以后，到2020年，中国经济终于又回到了这个点上，真是风水轮回转啊。
　　去年底，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了它的资深研究员Arvind Subramanian的一本书，叫做《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用他计算的“经济主导指数”来估计，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是老大了，不是5年以后，是现在。而且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非常乐观。
　　到目前为止，少有人对2020年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预测持反对意见，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不过我要与大家再讨论的是，2020年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还能再增长多久？
　　我们知道，即使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和美国持平了，但是中国的人均收入还是很低的，大概相当于美国的1/4，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上海和美国的人均GDP的差距。
　　假设今天的世界银行的标准在未来不变，那么以15000美元来衡量，到2020年，中国还是一个介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国家，而且仍低于东亚四小龙的收入水平。
　　从收敛假说来思考，我们还有快速增长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在哪里呢？这个空间可以维持多久的高增长呢？老实说，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让我结合一些参数来大体讨论一个答案吧。
　　首先，目前作为中上等收入的国家，中国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到2010年年底，中国资本存量大约是GDP的2倍多，差不多是93.3万亿元，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我们还只有美国的1/3多一点。按照人均计算中国就更低了。2010年中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只有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不到韩国的20%。即使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巨大。
　　以铁路为例，按照规划，中国铁路里程在2015年将达到12万公里，也仅仅是美国22万公里的一半。现在的9万公里铁路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要达到5万公里的里程也要到2015年。我们过去20年加快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但按照密度来算，中国现在仍低于整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只是他们的70%。而在中国的内地，这个密度更低。
　　再看城市轨道交通。中国5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将近100个，可是现在80%的城市是没有地铁的，现在的地铁里程90%集中在东部地区。从这个意义来讲，即使在2020年之后，中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经济可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这个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即使整体上进入了中上等收入的阶段，但中国内部的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赶超”空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地的人均资本存量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一倍。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如果沿海人均GDP是1.2万美元，内地平均是6000美元，再假设内地有9%的增长率，沿海有5%的增长率，可以匡算出，内地大概需要20年才能收敛于沿海的水平。
　　到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慢下来，但不会太低(如5%)。我认为平均而言再维持10年的6%―7%是完全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东亚经济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水平以后都保持过较快的增长，国际上有先例，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
　　为什么我对中国经济从现在起继续维持20年的较快增长有信心呢？除了以上的分析要点之外，也许还可以从一些参数的变化趋势推算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我们都知道，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它的增长重心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过程中，它的劳动力也就随之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也不例外。
　　在过去30年里，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下降了30%，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现在，农业的附加值占GDP大约10%左右，未来还将会缓慢下降，有研究估计，到2030年会下降到5%―7%，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继续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可以预料，按照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来估计，农业劳动力占比从现在的30%下降到10%以下，从而接近农业附加值占GDP的份额，至少还要20多年。
　　从另一个参数来讨论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这个参数就是中国城市化率的未来变化。2011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这意味着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
　　城市化率从20%到现在的50%，用了30年的时间，平均每年提高1个点，这1个点的背后是1000多万人成为城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推算，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即70%，从现在起也还需要20年时间。
　　因此，我认为，即使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之后应该有不少于10年的空间来完成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与现代化，从而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这可以算作一个经验证据。
　　本文原发表于日《文汇报》，先收录在作者的新书《中国经济再廿年》，该书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介绍：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定于日在北京JW万豪酒店召开，本届论坛主题：变革与决策。聚焦改革深水期的中国经济的转型与挑战。 2015，决策下一步，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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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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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透彻的分析：中国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
　　中国要在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赶上或超过美国需要多长时间？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弄明白中、美两国目前经济差距究竟有多大。
　　据公布的消息显示：美国2013年人均GDP为51248美元，中国人均GDP为6629美元；2014美国人均收入是43017美元，中国为7476美元。
　　透过上述两组数字可看出，目前中美两国的经济水平差距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 中、美的差距并不只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上，还体现在GDP的含金量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经济一直呈高速增长态势后，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成型，国民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三多一少”：一是靠垄断国家资源、能源， 靠政府政策保护和财政补贴的大型国企太多；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国际市场竞争力太弱、产品附加值很低的技术“克隆式”企业太多；三是完全依赖外国核心技术，基本停留在来料加工水平的合资企业太多。何为“一少”？就是高科技含量高、居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具有强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大公司太少。
　　这“三多一少”，导致国民经济一直呈粗放式发展和粗放式增长态势。三十多年间GDP虽一路飙升，但含金量却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状态。
　　从中国制造业现状看中国国民经济现状和GDP含金量：制造业历来是大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得当今中国产品附加值很低，只能靠“克隆”他人产品、靠贱卖和恶性竞争求生存的企业太多；完全依赖外国核心技术，基本停留在来料加工水平的合资企业太多。正因为如此，中国制造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微利乃至亏损状态。例如， 2014年有260家制造业企业跻身中国企业500强，营业收入合计23万亿元，但净利润总计仅为4623亿元。
　　260家大型制造企业一年净利润总计为4623亿元是什么概念？答：只比中国17家国家银行年利润的1/3强，同年度中国17家国有银行的营业收入合计为55200亿元，净利润却高达12300亿元！
　　制造业科术水平的严重落后（经营管理水平就更无从谈起了），导致在利润极高的高科技数码电子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方面，中国不但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 甚至被韩国远甩在后面。于是，一个长期令无数国人痛心疾首的现状至今无法改变：中国市场的高端电子、电脑和数码产品市场几乎全部被美、日、欧洲和韩国垄断。白花花银子滚滚流入世界科技列强囊中。
　　有一位政协委员曾用“血淋淋”三个字来形容中国制造业现象：“中国国内的各类家电品牌，，核心器件大多来自国外。汽车、电脑等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高利润的产业，几乎全都面临血淋淋的国外技术剥削。中国企业以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消耗着大量的能源，承受着巨大的污染；而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人，只需签署一纸技术合同，就可以抽走中国企业一大半的血汗钱！”
　　“血淋淋的国外技术剥削”丝毫不夸张，早在十几二十年前，不少经济学者就为这些现象痛心疾首：中国出口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要32.5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中国出口一台DVD卖价是32美元，而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
　　再如汽车制造业为例，目前中国虽然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大国，但却停留在组装阶段――货是中国货，“芯”是“日本芯”、“德国芯”、“美国芯”，利润大头理所当然、名正言顺被人家拿走！
　　说中国GDP含金量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状态，并非指中国没有非常赚钱的企业和公司。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是最赚钱的；中国各大国有银行也是世界同行业中最赚钱的――2014年，中国有7家企业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的利润50强，其中6家分别是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国家发展银行、中国（另一家是中石油）。还有，像中国国家电网、中移动、中电信等特大国企，也是非常赚钱的。
　　而问题的要害也恰恰在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经贸大战成为一场没有期限的无硝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成了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之争。所以，一个国家能否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拥有多少综合实力强大，居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具有强大抗风险能力的跨国公司，是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然而，今年跻身《财富》世界500强的91家中国大陆企业，绝大多数是靠垄断资源、能源和价格，主要市场和利润都在国内，几乎毫无国际竞争力可言的国企（其中监管的央企47家，地方国企37家），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活力的民企只有7家。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和品牌几乎没有！如果硬要算上的话，也就华为、联想几家可勉强凑数。
　　反观美国：虽然它的经济总量增幅一直很低，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大环境高度成熟、健全， 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合理、集约化程度高，更加上拥有太多类似波音、苹果、微软、思科、甲骨文、英特尔、辉瑞、摩根大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雪佛龙、耐克、好莱坞、NBA、迪斯尼乐园、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既可以在本国市场赢得丰厚利润，又能在全世界赚得盆满钵满的民营跨国公司。如2014年美国跻身《财富》世界500强128家企业，几乎清一色是这样的公司。
　　中、美GDP含金量的巨大差距，从中、美两国跻身世界500强企业利润的强烈反差中更一目了然：2014年美国跻身世界500强的128企业，有24家跻身世界利润50强行列。其总利润达到7987亿美元，占世界500强利润总额的40%。而中国跻身世界500强企业的91家企业中，有16家严重亏损。中国企业500强营收利润率不到美国企业500强的一半。更严峻的现实还在于：与往年相比，中国企业利润出现持续下滑态势，而美国则持续上升。
　　举几个堪称惊心动魄的例子：
　　苹果公司2014年它的营业额排名居世界500强第15位，但利润竟高达37.037亿美元， 比排名第3的中石化、第4的中石油、第7的国家电网3家中国公司的利润总和仍高1.619亿美元！
　　仅一个苹果公司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据摩根大通数据显示：去年，iPhone5在第四季度出货800万部，假定零售价格与iPhone4S的6 00美元相同，减去进口零组件总额200美元， 每部手机将为美国GDP贡献400美元。新iPhone第四季度将使美国GDP提高32亿美元，折换成年计算为128亿美元，相当于GDP年化增长0.33个百分点。而美国今年全年的GDP增速预计为2%。这意味着一个苹果手机贡献了美国GDP增加值的1/6。
　　再以美国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为例，它排在中石油之后名列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第5位，营业额约407亿美元，利润约32亿美元。
　　而名列第4的中石油呢？当年的营业额约432亿美元，比埃克森美孚多了25亿美元，但利润却只有18亿美元，比埃克森美孚少14亿美元！
　　同是石油企业，利润反差却如此之大。
　　更糟的是：许多跻身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的中国公司，不少中长期的亏损大户或长期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马粪表面光”企业――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补贴王排行榜”上：9月1日，刊出一篇题为《上半年2030家上市公司获政府补贴， 中石油蝉联补贴王》。文中透露：截至今年4月3日，中国共有193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报，其中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司有1350家，占比高达70%，补贴总额为716亿元。其中中石油又一次以51.74亿的天量补贴，雄踞十大补贴榜首位，而中石化获得的补贴为7.9亿元，位居第四。近十年， “两桶油”共获得政府财政补贴1258.83亿元。
　　更严峻的现实在于：政府补贴上市公司的数额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在递增：2010年为400亿元，2011年补贴总额为470亿元，2012年总额为564亿元，2013年为716亿元。
　　一个值得政府高度重视的现象是：当今中国，世界500强和中国企业500强“亏损排行榜”中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国企；长期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补贴王”，绝大多数也是国企。例如：2013年政府补贴额最大的10家企业，有7家为国有控股企业。再例如，2012年A股十大补贴王中，国企占8家。
　　“世界500强亏损榜”和“中国500强亏损榜”，以及“补贴王排行榜”，事实上成了中国GDP含金量和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
　　中国要赶超美国究竟需要多少年？
　　综上所述可发现：中美经济差距之大，要远远超过太多国人的想象。
　　然而，中、美的巨大差距远不只在看得见的经济统计数据上，也不在可以处处感受的综合国力上，更在比经济数据和综合国力更重要的制度文化上！全世界都公认美国强大， 但美国最强大之处，并不在它具有辽阔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国土资源；也不在它拥有众多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洲际导弹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不在它拥有众多波音、苹果、微软、思科、甲骨文、英特尔、辉瑞、摩根大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雪佛龙、耐克、好莱坞、NBA、迪斯尼乐园、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肯德基等世界著名品牌……而在于它拥有立国先贤们所设计的强大自我纠错机制；而在于它拥有一个能让爱迪生、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伟大天才和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才华可以得到尽情发挥，能让全世界各种精英人才、学子趋之若鹜，能诞生波音、苹果、微软、思科、甲骨文、英特尔、辉瑞、摩根大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雪佛龙、耐克、好莱坞等伟大品牌，能使世界5%人口，却具有全世界近45%的经济生产力以及40%高科技产品的优良人文环境；更在于它拥有一个无论贫富，都能生活得不错的社会环境！
　　……所有这些，乃美国两百多年间，精心打造，并付出太多心血的条件下得来的。由此人们不难想象：中美真正差距，到底有多大？
责任编辑：王嘉源吴晓波：中国还需再稳定多少年才能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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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中国是重商主义的国家，从管仲变法到汉武帝变法，确立了一个治理原则，就是国家要控制重要的能源性、资源性产业，从中获利。环球人物杂志：从历史上看，中国似乎无法复制任何国家的模式和道路。
吴晓波 吴晓波，1968 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 课程教授。 法国作家大仲马曾说：&历史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而对于吴晓波来说，历史是他用来解读中国经济的钥匙。在做了13年财经记者后，他用9年时间写出了一系列商业畅销书，被外界视为国内最成功的财经作家。从《激荡三十年》到《跌荡一百年》，从《浩荡两千年》到《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他的视角从未离开过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这似乎验证了媒体圈的一个观点：做新闻的人，最终都会更喜欢历史。 统一，经济治理的核心思想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历朝历代在经济治理方面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吴晓波：维持中央集权制的经济路线，其根源是中国人惧怕分裂。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分裂，大规模的人口消灭和城市毁灭，在中华民族心中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痕。还有地理原因。农耕文明时期的中国，一方面有大量的平原地区，另一方面建筑又是以土木为主，城市很容易被毁灭，一把火就烧光了，造成的破坏极大，所以确实不适合分裂。 因此，统一就成了中华民族天然的、最强大的终极性文化。要保持国家的稳定，各个地方必须听从一个大脑的指挥，经济权力的集中就成为了一个必然性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从来没有另外一种制度能够维持统一。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集权对中国经济正面、积极的影响在哪些方面？ 吴晓波：很多人将中央集权与独裁专制画等号，却很少看到它在历史上对中国文明和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农耕文明时期，中央集权能保持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工商业的兴盛是跟人口的增长有很大关系的。西汉时，中国人口已过5000万，到了北宋人口过亿，乾隆时超过3.5亿。正是因为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才形成了内需的繁荣，保持长期的稳定局面。在手工业时期，中国的工商文明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雕刻业、制造业、灌溉技术，等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长期稳定和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使中国古代的文明和经济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这些都是中央集权所极力维持的大一统局面带来的，所以古人才有&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的看法。 到今天，仍然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中国实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时间最长的可持续增长。除了中国，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能以年均9%的速度保持30年。 环球人物杂志：但现在似乎更强调这种模式的负面影响，其弊端是什么？ 吴晓波：民族的进取心会大幅度降低，特别是明朝以后，我们为了维持统一付出了拒绝发展的代价。朱元璋北面修长城，断绝了我们和欧洲的丝绸之路；之后南面又禁海运，变成闭关锁国的状态。还有我们对宗教文明的拒绝，将其看成异端邪说，因为儒家文明太发达了。而科举制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精英分子开始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也使得思想的竞争和冲突变得非常弱小，中国人的创造力被禁锢住了。 环球人物杂志：中央集权带来的问题今天能否解决？ 吴晓波：这是个胎里结。从汉到清，中国一直没有办法破解。民国初期的十几年里，曾经有过一个联省自治的时期，各省发展各省的经济，但那场实验也是不成功的，在政府的统一后画上了句号。陈炯明、张学良、阎锡山&&这些人后来在历史书中被称为地方军阀，我们仍然没有从经济治理的角度认真吸取当年联省自治的经验和教训。 现在就看我们这代或下代有没有能力解决了。首先，今天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有很多进步，法律也开始制约政府的权力；第二，古代的统一涉及人口争夺、耕地争夺、水源争夺，而现在处于信息化革命的时期，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的出现，让我们对人口、土地、资源的理解都跟古人有很大的区别。未来的中国人可能会对国家的概念、国家存在的理由、国家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等问题有更新的理解。当这个问题被化解掉后，可能历史上的很多执念就会放下来。 国有资本集团自古就有 环球人物杂志：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有哪些方面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 吴晓波：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国治理模式。今天我们在经济上仍然讲全国一盘棋，中央集权、宏观调控。二是在产业经济层面，始终存在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国有资本集团。 环球人物杂志：能具体讲讲为什么国有资本始终存在吗？ 吴晓波：中国是重商主义的国家，从管仲变法到汉武帝变法，确立了一个治理原则，就是国家要控制重要的能源性、资源性产业，从中获利。古代的财政部门有三个司，其中一个是盐铁司，类似于现在的发改委、国资委。所以说，国家从商业中获得利润的思想古已有之。国外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只有底层、没有顶层，因为统治者很重视工商业资本的利益获得，所以顶层的能源、资源领域从古至今都被国家控制着。 然而中国又是一个轻商人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的治理原则导致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产业经济领域中的博弈，国有资本会有意识地压制民营资本，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商人地位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经济领域，儒家一直奉行农耕文明的逻辑：轻徭薄赋、仁义治国、以农为本。隋唐以后，知识分子被科举考试控制住了，但四书五经里并没有一本经济学著作。因此，中国在治理思想上基本杜绝了经济学思考。在民众的普遍意识中，商人是属于末流的。从整个中国历史上看，商人的地位也是偏低的。 环球人物杂志：国有资本集团的历史存在，未来是要打破还是延续？ 吴晓波：这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合理性。中国有很多自由派经济学家提出，国有经济没有存在的必要，国资委应该解散，把国有资产按一人一股的方式分给大家。第二，如果国有经济必须存在，那么其存在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存在于哪些领域，跟民营资本是什么关系，形成的国有资产该怎么处置，怎么全民化，国有企业该怎么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我认为第二个问题将是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命题之一。 环球人物杂志：那你认为国有经济的存在有合理性吗？ 吴晓波：中外历史都证明，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国有资本很难跟民营资本进行长期竞争。因为民营资本有先天的产权清晰的优势，而且民营资本家是拿性命去竞争的，而国有资本是经理人制度。经理人和创业家之间，长期看确实很难竞争，所以只能通过政策方式形成壁垒，保护国有经济的某些权益。这到底有没有正当性，在经济学界还是一个重大的争议。西方经济学是全然反对的，但在中国，我认为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中国历史上看，保有一定的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该怎么竞争，国有企业该怎么治理，国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国有资本的积累该怎么进行重新分配，都是可以讨论的。未来几年，在可操作层面的国有经济改革会被推进。 稳定70年必获大繁荣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有什么规律？ 吴晓波：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给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的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10年可恢复，30年可振兴，50年到70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但是，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环球人物杂志：历史上很多次经济变革似乎都导致了经济萎缩或崩溃？ 吴晓波：可以这么说。比如汉武帝的变法，到后期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国强民弱，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商品经济趋于衰竭。王莽变法是一次理想主义的实验，包括货币改革、土地国有化改革、对产业经济的国家垄断等，胡适称他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但由于其理想色彩过重，太激进，很快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和帝国的灭亡。王安石的变法更全面，是帝制时代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改革，但也过于激进，导致国民经济的萎缩，更严重的后果是打击了民族自信。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之后则变得谨小慎微，更倾向于闭关锁国。可以说，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就是稳定。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你如何评价？ 吴晓波：1978年之后的改革我觉得历史还是会给予很高评价的。这30多年来，我们在思想解放、经济模式的创新方面，比古人和我们周边国家快很多。但也要看到，目前的很多难题都是历史性的。而且，这30多年来改革的成功，本质上是一次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一次务实主义的改革。在早期是没有顶层设计的，允许民间和地方政府发挥改革主动性，即使到了1993年搞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以后，很多政策也是随着全球化和国内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这个周期很长，现在还在调整中。 分权和均富的两种类型 环球人物杂志：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的周期律能被打破吗？ 吴晓波：我不知道。我写的书其实是在描述这些场景，从中看到一些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可能性，但也没有能力提出一个终极性的解决方案。中国历史很难被预言，即使发生一个变化，也比我们想象的漫长很多，国民和观察者都要有足够的耐心。 但是，我认为人的进步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前提和最核心因素，随着&80后&&90后&的成长，他们的很多思想不再被权威主义或专制思想所束缚。今天的我们很难预测20年后的人们会对国家做出哪些改善或积极选择，我相信一定会有，只是现在不知道会出现在哪个时间点，以什么样的方式，由哪个阶层发动，但我还是坚决地相信人是一定在进步的。 环球人物杂志：针对眼前的经济问题，目前能看到的解决策略是什么？ 吴晓波：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治理的主题只有两个：一是分权，二是均富。分权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以及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中央财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获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是将大幅增加。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比如通过税制改革，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蛋糕&。 均富也分为两类：政府与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环球人物杂志：从历史上看，中国似乎无法复制任何国家的模式和道路。 吴晓波：我同意，中国一定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现在我们已经走在跟西方不太一样的道路上了，治理结构、经济模式、财富创造的领域和方式，跟西方都不一样。这无所谓好与坏，在意识传统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跟西方完全一样。很多矛盾会被发展所掩盖，但很多问题也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驱动改革的整个方向还是看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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