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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感与反抗――从费斯克看通俗文化研究的转向刘海龙　内容提要 本文以费斯克的理论为切入点，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对通俗文化研究的几个明显的转向进行了总结，它们是：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从使用-满足研究到受众研究；从文本解读到传播语境解读；从“肯定文化”到“微观政治的进步文化”；从阿尔图塞到葛兰西。通过对文化研究转向的研究，指出了当前通俗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趋势。论文最后还对费斯克为代表的通俗文化研究的不足进行了批判性总结。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是著名的英国传播学者，现任教于美国，作为文化研究学派的一员，进行了大量通俗文化方面的研究与著述。与其他执着于精英文化的学者不同，用费斯克的话来说，他自己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大众文化消费者。多年来投入地理解通俗文化，使他具有了与部分批判学者不同的分析视角。　　与一些学者居高临下的批评不同，在对待通俗文化的态度上，费斯克在某种意义上站在了“大众”一边，认为通俗文化并非一无是处，或者至少不能像一般人理解地那么简单与平面。正如麦奎尔（D. McQuail）所说评价的那样：“在努力为通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费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有说服力的人之一。”[1]　　费斯克的通俗文化宣言是以一系列“解读”研究完成的。1978年，他与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一起合作完成了《解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在1989年，又相继完成了两本姊妹著作《解读通俗》（Reading the Popular）与《理解通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2]，特别是后两本著作，集中地阐明了他对通俗文化的一些新思考，构成了他与部分批判学者的对话，作为持类似论点的学者中的激进派，费斯克的理论代表了通俗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思潮。　　如果说以费斯克的理论作为一个路标，以几十年前影响巨大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作为前一个路标的话，那么回首通俗文化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大众文化工业的学说到费斯克的《理解通俗文化》，通俗文化的研究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转了一个极大的弯。而且在许多方面，就是与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霍格特、威廉斯等人相比，也有着巨大的差别。　　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　　首先在对研究对象的定义上，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摒弃了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提法，而代之以“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虽然只有一词之差（国内学界在使用上也经常把二者划上了等号），但是却意味着研究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众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它来自于近代社会学者关于“大众社会”的理论。　　作为社会组成方式的“大众社会”概念出现在一百五十年前，孔德、斯宾塞、杜尔凯姆和藤尼斯、托克维尔等社会科学的先驱者们都对大众社会进行过论述，甚至在哲学家尼采，作家艾略特、乔治•奥威尔等人的笔下也都出现过大众社会的影子[3]。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三大社会趋势的出现，人们的社会关系、物质文化、社会规范，以及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工业-城市化和现代化使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集中在一起，造成了一个无历史的社区，在这过程中还产生了社会分工和科层制度，人们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没有共同的语言，互相充满敌意，心理距离再不像在礼俗社会中那么近，也不靠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相互维系，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法律、契约和规章制度。现代化的消费差异再次把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开，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等级。　　总之，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人们之间产生了心理隔绝，差异性增大，从而造成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逐渐失去效力，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化的社会，正式的控制手段，如合同、民法、司法系统正在增多。人们成为了原子化的、同质的、散沙一样的群体。　　在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社会精英们第一次深切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对于这群捉摸不定的乌合之众，他们既感觉到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希望，同时也充满着对多数暴政的恐惧。这一点在托克维尔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4]　　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大众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也对精神产品提出了需求。大众报纸、大众期刊、大众电影、通俗音乐等应运而生。并且由于商业力量的介入，大众逐渐成为了社会文化产品的主导。社会精英面对着高雅文化不断地消失甚至被纳入到大众文化体系，充满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鄙夷不屑，认为其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对其进行理论定义，以福柯所说的知识-权力的方式，将其边缘化为“民间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入侵者”，企图在话语权力上剥夺其合法性。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立场上有所改变，不再把大众文化视为大众对精英的威胁，而将大众文化看成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之一，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仍然对大众文化本身充满着居高临下的轻视（法兰克福学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本雅明则歌颂了机械复制产生的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民主前景），甚至于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得见到对具体通俗文化作品的分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众文化”这一称呼充满着精英意味，同时对于这深不可测的“乌合之众”，采取了一种不加分析的批判态度。　　而对于20世纪6、7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而言，这些左派学者首先在研究对象的判断上过于简单化。“没有所谓大众文化，只有大众文化的警世悲观理论，顶多昭示了权力集团的产业或意识形态的谕令，但却一点也没能说明人们循着去拒绝或将其转为通俗文化的文化过程”[5]。　　在文化研究学者眼里，通俗文化不再是一个浑沌的整体性存在。知识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介入其中。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和经典文本放在一起，被学者分析与解读，从浪漫通俗小说一直到麦当娜。　　首先，文化研究学派从系谱上，对通俗文化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无论是早期的社会学者、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早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格特、威廉斯等，都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出现对于过去“民间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一个灾难。而文化研究学者们却对是否存在过这么一个“文化的黄金时代”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所谓的民间文化或者是纯粹的“人民的文化”只是早期学者们乌托邦理想的一个投射。　　其次，按费斯克的说法，和“大众文化”理论所认为的不同，通俗文化的消费者并不是被动无助的，而是具有相当大的主动性。他们并不是不加判断地将文化产品全部接受下来，文化产品的文本只是提供了一种可供受众任意选择消费的文化资源。　　在文化的主体上，费斯克认为，通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people）而非大众。“所谓大众就是疏离者的集合，是意识不正确的单向度的人……通俗文化是人民，而非文化工业所创。”[6]　　概念的转变，意味着研究者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把受众认为是被动的集群，转向把受众看成主动的个体；从居高临下的不加区别，变成耐心地进入并解读。　　从使用-满足研究到观众研究　　使用-满足的研究视角被认为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一次重大转变，从过去以传者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向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模式。　　自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线性传播模式开始，传播学的研究一直致力于效果与功能研究，强调如何将传播者的意图或者意义有效地强加于受众。从更深的社会学意义来看，虽然在理论上，早期的传播学者们有意识地与以“大众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魔弹论划清了界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大众社会”理论的影响并未完全肃清，学者们仍然认为大众可以通过某种传播方式加以控制，所不同的只是对这种控制效果的期待值而已。　　从3、40年代的广播肥皂剧研究开始，学者们开始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受传者，认为受传者有自由使用传播者所发送信息的自由，并且可以不受后者的制约，灵活地使用传播内容满足自己的需要。　　表面上看起来使用-满足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具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学者们显然不愿意止步于使用-满足研究。莫利（David Morley）通过自己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的电视观众调查中所得的经验，认为经验主义的使用-满足研究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使用-满足高估了信息的开放性，这一理论所提出的使用的多义性并不等于多元性，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众的解读仍然局限于传播者的意义框架之内。观众之所以去观看某个电视节目，是因为他能够看得懂其中的意义，这也就意味着他必然会以传播者编码的方式去解码，从而获得一个社会意义。因此，使用-满足研究还没有涉及意识形态等核心的问题。　　第二个不足在于它欠缺社会学认知的背景。它把个人抽象地置于一个传播线性模式之中，而缺乏在社会语境中进行具体的认识分析。[7]　　因此，文化研究学者们提出，应把受众放到一个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之中加以分析，而不仅仅像刺激-反应理论那样孤立简单地去理解受众的使用。　　在费斯克的眼里，受众是一群狡黠的游击队员。费斯克借用了福柯的理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控制方式越来越制度化，权力的运作越来越抽象，在增加控制能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零碎、非连续的场域。这给消费者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他们挑选资本主义所提供给他们的文化资源，在自己复杂的身份归属之中选取最有利的一个，各取所需，或闪躲、或创造，弹指之间把权力集团的费尽心机的控制化为乌有。“正如霍尔所说，定义通俗的方法之一，便是定义对权力集团的对抗。”[8]　　消费者的自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场域。“强势者建构了许多场所（place），以处于他们展现自己的权力，诸如城市、购物中心、学校、工厂等等（这只是几个属于物质的例子）。而弱势者则在这些场所开创自己的场域（space）。并且，他们总因着需要而在这些场所不停地占领、迁移、占领。”[9]比如没钱的年轻女子可以在商店里随便地试衣，而店主只能无可奈何，因为哪怕只有30/1的顾客会购买，也不能保证这个女子不是这30/1中的一个，藉此，这个年轻的女子成功地抵抗了店主控制的权力。　　其次，庶民的阅读往往是有选择的，间歇专注的（spasmodic），这使得权力集团结构性地建构意识形态的企图落空。受众总是从中挑选能与自己日常生活有关联的部分，其解码方式可能与传播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三，受众可以在自己拥有的多种主体身份之间游移。费斯克认为，传统的研究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古典理论之上，结果造成一种相对的统一、单一的主体，或意识形态中的主体。而新的理论则强调非统一的，矛盾的主体。即通俗文化的消费者在文化消费过程中的立场并非始终如一，具有一种“游牧的主体性”，游移于多种主体立场之间。费斯克通过自己观看麦当娜演唱的经验，认为“我可以一边是个父权主体（在她煽情的胴胸上我满足着偷窥的乐趣），同时一边又是个后父权（或反父权）的主体（在她挑战我偷窥狂和她给予我的“权利”中我寻获我的愉悦）”。[10]　　第三，庶民通过“闪躲”与“创造”，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前者意味着像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仪式一样，暂时摆脱社会和规范对身体的控制，追求快感；后者则可以在与权力集团的对抗之中，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产生意义。　　因此，“研究庶民文化不单单研究产生文化商品的那个体系，同时要研究人们使用这些商品的方法和方式；住住，后者要比前者更具创造性和多样性。”[11]这就需要超越传统的文本解读而进入到传播语境的解读。　　从文本解读到传播语境解读　　最初使用内容分析法的传播学者，使用的主要是文本解读法，通过文本，去暴露传播者背后的有意识的企图或者是意识形态。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述的，由于受众的接受活动是一个压迫与反抗的战术斗争，单纯以传播者和传播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说明任何问题。正如霍尔（Hall）提出的，受众可以以妥协式或反抗式的解读方式来反抗传播者的意图[12]。所以，更重要的是说明这种交互式的斗争，而要分析这一过程，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语境和社会脉络中研究。早在莫利的“全国电视观众研究”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客厅政治”理论，由于文化活动越来越隐私化（比如家庭影院的出现），所有的文化冲突均集中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客厅之中，如果不深入到这些场域之中，文化研究必定是不完整的。[13]　　费斯克把通俗文化看成是互为文本（intertext）地流通于初级文本（原初的文化商品――麦当娜本人或是一条牛仔裤）、次级文本（与初级文本直接相关者如广告、杂志文章、评论）和第三级文本（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持续过程中如会话、穿牛仔裤或居住在公寓中的方式、逛街观赏橱窗、或在高中舞会上采取麦当娜的肢体运动）之间。“所有麦当娜的文本――初级、次级或第三级――都是不充分的及不完整的。”[14]　　此外，与经典作品不同，通俗文本之所以具有平易性和简单性――这也是为文化精英对通俗文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因为它要满足大众的创造。“拒绝文本的深度和细微的差别，等于把生产这些事的责任移交给了读者。……庶民文化中，文本是不完整的，不充足的，除非它们进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之后。它们是被不怀敬意地使用的资源，而非被赞赏与崇敬的对象。”[15]　　因此，费斯克认为：“分析庶民文本需要双重的焦点：一是注重文本的深层结构，二是看看人们如何和体系周旋，如何阅读文本，以及如何从庶民文体中汲取源头活水。”[16]即使是分析文本，“批判者所关心的因此是文本许可做什么，或被驱使去做什么，而非文本是什么。”[17]　　从“肯定文化”到“微观政治的进步文化”　　早期的学者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工具出现之初，对通俗文化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认为这些传播媒介可以促进社会的教育，使得社会走向进步。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通俗文化并没有向着这些学者所希望得那样发展，从美国学者杜威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通俗文化从希望到失望的脉络发展。[18]就在这些学者悲叹的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早期大众文化研究者们认为，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闲暇时间的统治，一方面充当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忠实制造者。马尔库塞干脆把这种文化命名为“肯定文化”，即“是资产阶级时代按其自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在这个阶段，它把作为独立价值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离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征在于认可普遍义务、永恒美好和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日常生存而斗争的实际世界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无须实际状态的任何改变，只要通过每个个体的‘内心’就可以实现”。[19]　　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厌恶，大部分早期的批判学者们对大众文化执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然而到了文化研究学派这里，由于研究角度和策略的不同，通俗文化的积极作用被逐渐发掘出来。　　但与前人的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不同。文化研究学者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态度。　　首先费斯克否定了早期进步主义者对通俗文化进步性的过高估计。这些进步主义者认为，只要改变媒介和传播的内容，就可以改变通俗文化，继而改变大众和社会秩序。费斯克批评道，事实上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与大众社会观相同的简单看法，在一般情况下，通俗文化并不具备这样的作用。　　其次，他主为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左派认为大众可以随便地被文本所左右，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低估了庶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费斯克认为，因为大众利用通俗文化游击式的反抗，使得它具有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但他同时对这种进步作用的评价是审慎的。　　他认为，只有在微观政治上，通俗文化才具有政治性和进步性。也就是说，与马克思所认为的革命进步性不同，通俗文化的进步性并不必然造成马克思所说的宏观政治中主体的行动，或者发展为暴力的反抗，而相反，它只是一种微观政治中，在意义解读的过程中进行着反抗与斗争。它也许会形成最终的行动，但还需要其它的条件，也许根本就不会形成任何社会成员的统一行动。　　费斯克最后的结论是，通俗文化不是一种激进的文化，而是一种微观政治的进步文化。　　从阿尔图塞到葛兰西　　对大众文化政治评价的转变有着深层的理论取向转变。以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文化研究学派为例，在他们那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虽然有所松动，――比如阿尔图塞更强调了上层建筑自主性与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方面――但是阿尔图塞最终承认，经济基础仍然“最终”地决定着上层建筑，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图塞仍然继承了马克思所说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也占有统治地位，认为大众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完全是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建构的。　　这种学说也被部分早期的文化研究学派所借用，形成了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范式”。阿尔图塞的主体性理论被认为带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　　而以霍尔等为首的另一部分文化研究学派则更多地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立场。“霸权概念被葛兰西用来指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某个居支配地位的阶级（与其他各阶级或阶级的一部分结成了同盟）不仅统治着一个社会而且还在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引导着这个社会。”但是，“霸权是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与居附属地位的各个集团和阶级进行‘谈判’，并向他们做出让步，才得以维持的（而且必须要不断地进行维持：这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过程）”[20]　　新葛兰西主义认为，不存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能够完全无妨地贯彻到社会各个层面的情况，无条件的压迫并不存在，而是表现为争斗与妥协，在某些时候，被统治阶级也会让统治阶级做出让步，最后达成双方的妥协。因此，通俗文化也是按照这么一种机制运转，这就是其进步性所在。　　费斯克对霍尔提出的“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大为推崇。所谓接合（articulate）在英语字面上有两上意思：一是去说出或吐露（文本的中心意义），一是形成一个弹性的联系，去建立枢纽（读者中心的意义，使文本和读者的社会情境之间被弹性地联系）。 “接合理论在两种对文本的看法之间维持一良好的均衡，一种视文本为意义的生产者与流通者，一种视它为开放给广泛的，虽非无限的，生产性的使用文化资源”。[21]不难发现，接合理论深受葛兰西理论霸权理论的影响。　　批判与总结　　由以上五个文化研究的转向，可以看出一个趋势：传统的批判理论正在向社会学田野考察靠拢，学者们不再是不分清红皂白地对通俗文化做出完全否定的结论，而是具体深入到通俗文化之中，体会它的运作方式、活动脉络，以及――更为重要的是――通俗文化对我们的影响。　　当然，文化研究学派特别是其中费斯克的通俗文化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　　一、 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取向。与文化研究学派的其他学者相比，费斯克属于比较激进的一类。他对于大众文化很少进行否定的批判。正因为此，麦克盖根（Jim McGuigan）毫不犹豫地把他划入了“文化民粹主义者”之列，并认为他“不加对大众的通俗文化消费加以庆贺”。[22]“对通俗文化不恰不当的赞誉是看不到权力关系，看不到主流与从属之间的辩证性。”[23]费斯克过高地估计了所谓“人民”的进步性，对于通俗文化带来的快感不加区别地加以歌颂，完全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二、 价值判断的缺失。正因为费斯克明显的民粹主义立场，使得他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而把标准交给了“人民”。可是正如他所批判大众社会理论一样，在他的理论之下，人民本身也没有加以社会学上的区分，仅仅以一些性别、阶级、种族这样的文化研究偏爱的标准进行了大致的分类，远没有达到他所说的人种学研究的目标。　　三、 社会语境的不完整。费斯克虽然提到了要对通俗文本流动的社会语境进行全面地分析，可是他对于社会语境的分析却十分有限。他将“文化经济”（在观众之间的符号交换）与“金融经济”（电视工业的定位）分割开来。并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解释在与后者的商业运作关系之中的前者的定义。[24]缺少了经济与符号的全面分析，使得他的电视研究成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25]　　四、 两种权力不加区别的等同。在菲斯克的书中，资本的权力与消费者的反抗变成了具有被等同了起来。而现实告诉我们，资本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消费者，而且消费者所具有的反抗只是在有限的文化意义的解读中所做出的，对权力集团并没有造成实质上的打击。对于消费者反抗的夸大是否具有阿Q的精神胜利之嫌？　　五、 理论与方法的脱节。尽管菲斯克一再提到，在通俗文化的分析上，为了全面分析流通语境，人种志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们也可以采用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或者结构性的方式来做”。[26]但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可资借鉴的具体案例，而菲斯克自己的分析大多也只是从自身出发的文本分析。　　六、 前提理论的缺陷。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菲斯克的通俗文化理论来源于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还包括布尔迪厄、德塞图等人的理论。这些理论多多少少都带有唯心主义与唯文化论色彩，这也使得菲斯克的通俗文化分析中过于偏重于文化与主观感受，缺乏客观的和唯物主义的批判。　　菲斯克的理论代表了文化研究流派中对通俗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的趋势，它同时也给刚刚开始的中国的通俗文化研究带来了许多启示，比如说摆脱对通俗文化简单的评价，从单纯的文本研究和空洞的“宏大叙事”转向深入地分析目前中国的通俗文化语境与微观的文化消费行为等。正如霍尔所论，文化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绝不是一个普适的理论，只有和具体的文化与实践相结合时，才能成为活的文化研究。　　（原载：《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4期）
[注释][1]D. McQuail：《大众传播理论》（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潘邦顺译，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第152页。[2]本文所引费斯克书均依台湾远流公司译本，原书名译为《了解庶民文化》（John Fisk,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Unwin Hyman Limited, 1989），今据大陆翻译习惯改译为《理解通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大陆译本也译为该名），引文中也对一些不符合大陆习惯的表述方式相应订正。[3]见Alan Swingewood：《大众文化的迷思》（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London,1977），冯健三译，台湾远流公司。[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5]费斯克：《了解庶民文化》，第203页，台湾远流公司，1993年。[6]同上，第24页。[7]David Morley: 《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 Audiences & Cultural Studies, Routledge Publishers, 1992.），冯健三译，远流出公司，1995年，第85―90页[8]费斯克：《了解庶民文化》，第203页，台湾远流公司，1993年，第31页。[9]同上，第35页。[10]同上，第207页[11]同上，第17页[12]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见《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3]见David Morley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14]费斯克：《了解庶民文化》，第203页，台湾远流公司，1993年，第143页。[15]同上，第140页。[16]同上，第121―122页。[17]同上，第149页。[18]Daniel J. Czitrom：《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es to McLuh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曹静生、黄艾禾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110―121页。[19]Martin Jay：《法兰克福学派史（）》（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Boston•Toronto, 1973.），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20]John Storey：《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2nd ed,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7.），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9―170页[21]费斯克：《了解庶民文化》，第203页，台湾远流公司，1993年，第167页。[22]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第5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3]同上，第83页[24]费斯克：《了解庶民文化》，第203页，台湾远流公司，1993年，第27页。[25] [英]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第8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6]费斯克：《了解庶民文化》，第153页，台湾远流公司，1993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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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奉林：从东亚区域意识到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对东方国家历史进程的再认识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更新时间：日
摘要：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是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重大事情，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发展观与发展模式。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与思想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影响现在，也影响未来，使人类社会的前景充满光明。东方国家重新崛起绝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长期被认为&停滞&与&专制&的地区发生有史以来历史性巨变，使世界进入了由各国共同创造文明的崭新时代，彻底打破了西方人认为的东方历史循环论与直线发展论的分析模式。
关键词：东方国家 区域意识 整体崛起
战后以来，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已经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关注，成为当前东方问题研究景象热之一角。自近代以来东方国家长期被认为是停滞与落后，各项指标乏善可陈，但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世界各地区中脱颖而出，犹如烈火中的凤凰在涅槃中获得了新生，中国、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历史进步与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为世界贡献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东方国家复兴绝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区域史的长远视角探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文化基础、进程、趋势与影响，重新评估过去的历史，把握向未来发展延伸的时代方向，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艰巨课题，也是东方历史研究中极具价值的内容。
一、东亚区域意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形成与发展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近代以前的东亚地区存在鲜明的区域意识，成为联系各国、塑造各国传统国家关系的精神纽带。所谓区域意识，是指东亚国家超越个人、民族与国家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东亚各国由分散走向联合与交流的意识，是渴望发展与联合的地区思想、情感与意愿。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在联系、交流与互动中逐步发展，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而突破地域的界限走向世界。从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和文明中心来看，各主要文明区域都有自己的区域意识。东亚区域意识自周代就已经存在，其思想理论渊源一般都追溯到《尚书&禹贡》中的&五服&制度(即甸服、侯服、绥服或宾服、要服和荒服)和九州的划分。儒家经典《礼记》中有天下&方三千里&、《周礼》中有天下&方万里&之说。无论天下&方三千里&、&方五千里&还是&方万里&反映的都是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和对区域的基本看法，突出的是东亚大陆的地理空间形势特征，对后来区域意识的发展、形成与扩大产生重要影响。&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①是当时的天下观，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和视野所及。后来的《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舜划天下为十二州之说，至迟到周代已经形成天下、中国、四海、九州等概念。
东亚区域意识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反映人类认识逐渐深化和历史的升进趋势。秦汉帝国的建立，在东亚出现了区域性的统一的帝国，使中国的疆域范围进一步扩大，&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②，远远突破了九州的界限，开始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可视为东亚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把东亚历史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海上交通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诸国联系起来，便利了经济、文化交流，使东亚各国从分裂、分散向相互联系与交往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意识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明史是作为过去四千年东亚文明的中心独自展开的，周边的东亚诸民族以此文明为母胎展开自己文明的。&③这反映出中国对周边国家发展的影响实态。汉帝国崩溃后，中国北方陷入了近四百年的分裂与动荡，对外交往受到限制。
隋唐时期东亚区域意识臻于成熟与稳定，构成东亚区域意识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隋唐时期东亚是世界古典文明发展的典范，传统的国际关系体系&&&天朝礼制体系&将朝鲜、日本等国吸收到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秩序中来。他们如饥似渴地引进中国的官制、学制、礼制、儒学、田制以及税制、法律、文学、史学、艺术、科技、佛教、建筑与书法，以及天命观念与灾异祥瑞思想，促进了社会的变迁。日本学者认为，&在一般文化摄取方面，日本、朝鲜最为积极&④。在遣唐使赴唐最盛时期，许多日本人冒着航海危险最终到达唐都长安，以积极摄取佛教文化为使命，通过使节、留学生、留学僧在唐的国际交流，致力于加入东亚国际社会⑤。更为重要的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汉字文化与儒学成为联系域内各围的思想纽带。中国唐朝对东亚世界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有学者指出：&唐朝是中国诸王朝在东亚世界具有极强世界帝国性格的王朝。&⑥从当时隋唐帝国对周边国家影响来看，日本和朝鲜两国自觉地吸收外来文化以充实自己，表现出博采异域、勇学先进的进取精神，同时他们的自主性也在增强。&唐代的天下观念，是唐王朝实际支配所及的领域&⑦。取古今中外有益之物而用之，兼收并蓄，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
探讨东亚区域意识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形成和发展，仅仅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东亚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联系当中去理解和把握。西部的高山峻岭，北部的寒冷大漠，东部的浩瀚海洋，把东亚地区阻隔成相对独立、隔绝的地理单元，因而在空间上只能与邻近国家发生交往，文化交流活动最初在近距离国家间进行。东亚古典农业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数千年来发展绵延，未曾中断。公元6000年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培育出粟、黍、小麦、高粱、大豆、水稻等农业作物，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全面影响。⑧不仅中国与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他国家也彼此进行有无相通的贸易活动，推动区域间的联系与互动，共同推动古代意义上的区域共同体的形成。从长时段来看，东亚国家间的联系是紧密而频繁的，因为中国长期主导的国际和平环境对各国交往有利，各国愿意以东亚一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秩序当中，寻找自己利益的最佳位置与利益交汇点。
隋唐时期形成的东亚区域贸易网络，可谓是古代经济共同体，或称经济的东亚。任何时代，经济、文化与制度都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三大基本力量。在东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交往的中心之一，社会经济发展的连续与持久，对外影响的深远与广阔，以及它在多方面的建树为东亚区域意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社会功能条件。经济的巨大力量将东亚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当时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与外交联系异常频繁，江苏楚州(淮安)是新罗人的居住地，设有&新罗坊&，实行自治。新罗商船也从扬州、苏州、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等港口航行达日本⑨。尽管为交流需要克服来自自然的、技术的和社会的诸多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毕竟满足了各自的实际需求，为各自的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在东方农业文明形态下出现的区域交流行为与思想，是不同于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理由很简单，这里存在长期的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结构&&&天朝礼制体系&。它的本质是和平、联系与互惠，与欧洲单方面攫取利益的国际关系不同。两嵨定生指出，律令、儒学、佛教、汉字是构成东亚文化圈的重要要素⑩。东亚地区存在持续已久的区域秩序与意识，存在一个范围广阔的经济圈，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十分明显。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产生联合的思想、情感与意愿，这种情况在东亚表现得异常明显。它不同于欧洲，也有别于南亚。这或许是东亚不同于其他的地方。
在东亚整体发展过程中，日本总是自觉地加入区域的联系与互动中寻求发展，始终与东亚形势形影相随，&大陆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绝不是偶然的，一定与大陆诸民族的动向密切相关&(11)。朝鲜半岛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以期跟上东亚社会的发展步伐。&对于古代朝鲜来说，不仅接受中国文明，也有机会接受经由北方游牧骑马民族文化&&与日本一样，吸收汉字，摄取中国佛教，在接受中国统治术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12)对于这一点，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例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这个地区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例如汉语表意系统、儒家关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经典教义、科举制度，以及中国皇朝的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等等。&(13)我们强调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并非忽视或否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作用。
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科技进步直接推动各国之间及其与域外世界的多层次、多渠道交流，扩大整体意识。这个条件之所以重要，说到底就是人类活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无论如何，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都要交流，在相互交流中各自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要突破这个狭小的活动范围，必须有技术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支持。隋唐时期是中国对外认识与交往空前扩大的时期，我国学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始终是在中同，而西方外交圈则是多中心的，而且其中心不断地转移。&(14)我国学者还指出：&存这个地理范围内，以中华文明为核心，逐步向四周扩散，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圈。&(15)中国商船可由北路登州赴朝鲜半岛、日本，由南路扬州、明州、温州和福建抵达日本，往来的商船大者长达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16)。不仅如此，中国商船还通过广州&通海夷道&远至印度东西海岸和波斯湾沿岸各国(17)。阿拉伯人、波斯人也通过海路来到东南亚、中国沿海各地从事商业活动。东亚与南亚、西亚以至欧洲的交往空前扩大，极大地推动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唐大和尚东征传》详细记载了唐朝天宝年间广州国外商船云集的情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狮子国(即今锡兰)，大石国(即大食，今阿拉伯半岛)，骨唐国，白蛮，赤蛮等来往居住，种类极多。&这是当时广州对外交流情况的真实写照。
东亚区域意识在空间上进一步发展，是同各国交往范围的扩大加深分不开的。对外交往的动力基本来自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各国商人、特别是华商充当了重要角色。由于地理之便，各国的交往首先在相邻国家间进行，然后突破自然的与技术上的障碍向外扩展，形成国家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打上区域文明的特征。唐宋以来，中国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的参与扩大，贸易的巨爪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区域意识较以前具有了新的因素。东亚区域意识与欧洲精神不同，所依托的不仅仅是东亚辽阔的腹地，同时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国家力量作为有力的支撑。东亚的中国、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之间进行经济与文化往来，同时与东南亚、南亚通过古代贸易网发生联系，虽然各国交往深度不一，但作为多样性的交流使东亚与南亚的交流超过南亚与地中海区域的交往。随着阿拉伯人从海上东来，中国南部诸港互市贸易更加兴盛，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也增多了(18)。造船技术进步与国家力量参与到对外交往中，带来的是区域联系加深与拓展，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区域意识明显地从东北亚一隅扩展到东南亚，视野从东亚一隅扩至整个东方，封闭狭窄的视野被普遍的、经常性的联系取代了，真正形成具有明确内涵和联系纽带的东亚意识。
把东亚区域意识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进行研究，是开展东方历史研究的有益尝试，也适应了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与世界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它可以为区域合作的开发开展提供有益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借鉴。东亚区域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东亚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看来这种意识正在加强，形成历史的自觉与自醒，在不远的将来东亚意识会逐渐上升为亚洲意识。应该指出的是，东亚历史上区域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以各国相互联系互动为标志，强调国际性，超越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突出国家间的互利、合作与共赢。正是由于这些多元型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的诸多有利条件，从而实现东方国家在近代以前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优秀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
二、东方社会内部诸种进步条件的孕育
在东方，尤其东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始终高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类文明易于继承和保存下来。在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各文明中心几乎都是以区域为单位展开活动的，形成不同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我们这样认为并非否定各大区域与各大文明间的联系以及区际交流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研究东方历史，首先必须研究形成东方历史的过程，看到各国走向这一历史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看到南分裂分散走向联系与联合的发展过程。汉帝国崩溃后，中国陷于近400年的分裂与动荡，到隋唐时期复归统一；7世纪新罗统一朝鲜，结束了朝鲜三国时代；7世纪末到8世纪初，日本沿用了六七个世纪的&倭&的名称终于被&日本&取代了。这些条件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有人将7世纪的东亚看作是战争和为国家成立而变革的世纪(19)。
从宏观历史进程来看，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显示出东亚历史发展过程的联系与互动趋势的加强。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唐朝的对外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是与北亚与中亚的关系，与日本等东亚的关系没有受到重视(20)。事实上并非如此。许多研究表明，唐代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也相当重视，与东亚各国联成一气，形成文化的东亚或经济的东亚。隋唐帝国崩溃后，东亚地区的形势就复杂了，给各国关系带来冲击。从一定意义上说，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受到影响，但没有中断。在隋唐帝国崩溃后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唐朝以前不曾有过的十分活跃的通商交易在东亚诸国之间真正出现了(21)。在东亚内部，既有矛盾与冲突，也有联系与交流，在多种力量的互动中走向共同发展与繁荣。应该指出，东亚地区的回旋舞台比世界任何地区都广阔得多。
在东方社会孕育出的各种进步条件当中有几项具有重要意义，这或许是东方社会较之其他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其一是东方社会较早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家及其国家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里各国之间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与和睦是国家关系的主流。尽管中日之间、中朝之间发生过战争，但战争的时间相对较短，战后很快恢复了国家间交往与交流，没有像欧洲那样持续百年的战争。这一点为区域和平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二是各国有一个基本的文化认同，那就是汉字文化、佛教、科技与典章制度。我们强调东亚的共性，也不忽视各国的特殊性与差异性，相互尊重与包容共同缔造了区域的辉煌；其三是区域交流成为联系各国的有力纽带。正是这些条件，带来东亚区域的整体发展，形成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10世纪初，有一位阿拉伯作家在游历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之后曾这样写道：&在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艺方面都是最娴熟的，没有任何民族在这些领域里超过他们。中国人用他们的手，创造出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22)国内外学者几乎都注意到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中国宋代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与国外市场发生诸多联系，把日本、朝鲜、南洋各国纳入西太平洋贸易网当中，出现&贸易既盛，钱货遂湧湧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两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23)的情况，视西太平洋贸易网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并不为过。
直到18世纪初，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仍在持续发展，&中国似乎又一次站在新技术和经济新变动的起点。宋朝及其以后朝代在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18世纪欧洲的相关成就极其相似。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在绝大多数方面依然领先于欧洲。&(24)显然，亚洲的发展足以让世界其他区域相形失色。看一看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标即可一目了然。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说，1500年时世界十大城市的绝大部分都在亚洲，到1800年时亚洲的大城市仍然占据着压倒性多数(25)。从当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看，它们大部分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国内缺少统一的市场，各国间战乱不已，支离破碎与分裂动荡长期困扰了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已有学者指出：&欧洲在中世纪是最杂乱无章的，社会在每一个方面似乎都表现出混乱&&与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在许多方面落在后面，它的农业发展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相对低下，城市和商业相对不发达，政治机构显然很不完善，社会发展水平很难用&繁荣&二字来形容。&(26)
东方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稳定系统，社会出现重大动荡之后又很快具有修复功能，这一点尤以中国为烈。社会具有的这种稳定系统既是东方社会的长处，也是造成东方社会发展相对迟缓的一个原因所在，利弊兼而有之。按照西方学者罗兹&墨菲的看法，东方社会，尤其中国社会是王朝循环的历史，大约二三百年一个生命周期，&中国的历史可以很容易地分成不同朝代，因此一部中国历史也被称作朝代循环史。大多数朝代延续的时间为三个世纪左右&&第三个世纪，活力和效能开始消失，腐败横行，匪盗和起义剧增，最终导致了王朝的崩溃。&(27)以王朝循环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是西方流行的一个观点，反映的是西方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另一位西方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写道：&中国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罗马文明因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的入侵而告终，印度笈多王朝古典文明因穆斯林土耳其人的侵略而中断，对比之下，中国由于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延绵不断，才使古中国的文明得以持续到20世纪。&&中国的文明具有更大的连续性和特色。&(28)历代中央王朝都追求大一统，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结构对社会的控制起了很大作用。在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下，保持社会稳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东方社会就有了保持连续性发展的具体条件。
从文明连续性的角度看，东方社会几乎没有发生像近代欧洲那样的制度上的重大变化，也没有在经济上发生结构性变迁，在技术上也没有实现重大突破，但它并非没有发展。它在农业经济形态下实现了慢性增长，积累起较多的财富，形成人类文明的几个重要中心，长期成为世界重大事件的驱动者和文明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把中国、印度社会看成是停滞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害，在实践上也是违背历史实际情况的。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东西方社会是以两种不同的速度发展，以近代西方科技革命后的速度来评判东方传统社会显然是不恰当的。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在西方政治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广泛流行。他们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近代东方学的影响，除了渲染和夸大东方社会野蛮与封闭外，也为殖民主义对外侵略寻找理论根据。在东方也存在这样的情况。1937年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抛出的《东洋哲学史》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因此不断受到进步历史学家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的荼毒在日本史学界远没有肃清。
与唐宋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10世纪以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发展成为封建国家，形成相对完整的政治中心和经济区域，与中国、印度以及西亚地区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称得上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富庶地区。但是国际上对东南亚历史研究始终不足，因此长期以来把东南亚作为欠发达地区来对待。这恐怕也是世界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表现。从历史上看，东南亚地区一直受中国文化和印度两大文化的影响，由于地理条件与天赋自然资源之利，很早就出现了发达文明。公元前20&年东南亚出现了青铜器，公元前500年使用了铁器，农业和对外贸易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南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区域，社会发展水平比当时的欧洲富有得多，以至从16世纪起成为欧洲人觊觎和掠夺的对象，木材、香料成为流向世界市场的大宗商品，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有资料表明，17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输往西方的香料每年高达600吨之巨(29)。东南亚以巨大而丰富多样的商品输出吸引着新大陆和日本的白银，这些西班牙银元充当了东南亚通行的国际货币，推动了城镇发展，促进了社会商业化(30)。
在东方产生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对世界近代科技的产生影响深远，即便是现代的西方科技也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的产物，并非单纯地由西方文化自行产生。必须指出：&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上都曾领先世界达2000多年。在罗马帝国消亡后的几个世纪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发展了各自的高度文明，而这时欧洲仍在忍受异族的入侵，随后是漫长的中世纪。&(31)从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他们都注意到了中国、印度在近代以前的技术与经济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安格斯&麦迪森写道：&直到15世纪，欧洲在很多领域中的进步都依赖于来自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技术。&(32)罗兹&墨菲写道：&清代商人获得的机会多于明代。&&整个对外贸易额看来显然超过了欧洲，规模更大的国内商业和城市化达到了新水平，而且始终比海外贸易重要得多。商业同业公会在所有发展中城市大批成立，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普遍的繁荣保证了国内水平。外国白银不断流入以支付中国进口货，包括现在运往西方的茶和丝绸，使中国赢得巨额贸易顺差。&(33)安格斯&麦迪森还指出，19世纪以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1820年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34)。在农业文明时代，这是财富的象征。
将东西方社会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进行对比极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阶段特征、转型时间以及造成后来发展差距的根源所在，也有助于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与思考&1500年是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的传统观点。我们不否认1500年以后世界历史进程加速的客观事实，人类历史绝不是1500年以前东西方缺少联系的。萨米尔&阿明曾经指出：&16世纪前的社会实际上根本不是彼此隔绝的，至少在地区性的体系(也许甚至是世界性的体系)内相互竞争的伙伴。人们若忽视其相互间的影响，就难以认识其发展的动态。&(35)本来东西方历史就是按照不同的规律发展起来的，不可能按同一种模式与速度运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曾经开展过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与清算，近年这一活动又有进一步发展，自觉地把这场讨论作为东方崛起文化积淀与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东方崛起理论在文化建设战线上的具体展开，为整体崛起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古代印度产生的佛教、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数学、医学、建筑与艺术，至今成为一份珍贵的遗产，恰如家A. L. 巴沙姆所言：&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有如此漫长而绵延不断的文化。&(36)印度文化不仅影响了南亚、东南亚和中国，也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突出的例子是产生于印度、后来被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阿拉伯数字，取代计算烦琐的罗马数字，有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罗兹&墨菲这样指出：&没有印度的数学，后来欧洲的科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37)杰克&戈德斯通同样指出：&希腊思想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思想基础上的&&他们发明了无穷数级的求和算法，并领先欧洲人大约300年把圆周率&计算到了小数点以后10位。&(38)这些西方学者的中肯评论都是针对种种疑问而发的，回答了人们关心的问题。人类创造的文化&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对重要内容，具有很深的逻辑关系。
在阿拉伯地区，各国在与东西方交流过程中按不同顺序和时间向前发展，社会发生着变动，形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和对外影响的策源地。在中世纪阿拉伯的文化与文明当中，对世界影响巨大者有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地理学、建筑、文学、哲学、历史学、宗教和艺术；此外，在阿拉伯的文化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勘误、增补、注释和全面总结工作，这些阿拉伯文译本在12－13世纪译成西方文字和拉丁文，西方大学以这些译本为教材达500余年，为西方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39)。在今天看来，怎样评价阿拉伯人的杰出贡献都不过高。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造船技术上的优异成就，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在促进与沟通东西方交流中起了重大作用。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中指出：&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40)在东方各大文明区域，各地间的整体关联在增强，贸易和文化联系在增多，共同推动了东方区域的发展与共生。
在古代，人类的活动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以及区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同时与外部发生经济的与文化的联系，形成文明的中心世界，在东方主要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帝国为代表。她们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进入唐宋以来，东西方商道大开，中国、东南亚与印度、阿拉伯国家商贸交流空前增多，形成东方国家的整体联系与互动，推动社会不断奋力向前迈进。从整体而言，东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程度高于西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是：&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织布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41)在中外史书里这样的评论是很多的，因此希望那些认为古代东方社会毫无进步动力的人多读一读这方面的历史，健全把握东方社会的实际情况。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强调更多的是西学对东方的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考察东学对西方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近年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东方史研究被纳入全球史观的视野，正确对待东方的历史和文化，例如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写道：&西方人力量的上升利用了亚洲人的发明：大炮和火药、远洋舰船和罗盘，连记载他们所获利润的纸也是中国发明的。&(42)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影响是相互的，并不是单方给予，东方社会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停滞与封闭，而是相对于西方来说是在以另一种形式与速度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螺旋式升进的复杂系统。西方学者大都没有看到东方日本、中国和南洋一些城市活跃的商品经营并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地中海一些城市所达到的水平。彭慕兰已经指出，欧洲的核心区域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主要是东亚，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域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43)。由于以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指标作为评判东方的参照系，对东方社会实地考察太少、否定过多，看不到东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性，同时也有长期西学东渐下形成的高傲心态，因此在看待东方社会时陷入了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误区。要恢复东方社会的本来面目，廓清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若干迷雾，确实需要东方学者长期而艰辛的努力。
三、战后以来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行程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与公私机构对东方的关注已不再仅仅是两大阵营、两大体系的影响问题，同时也关注东方诸国的发展道路、影响及其面临的诸多问题，对东方各国的研究空前地丰富起来。在世界各大区域竞相发展当中，东亚、东南亚、南亚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生长点，在投资、贸易与创新方面创造着新的东方历史。东方诸国先后进入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并非只有两方道路之一条，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东方因素也随着国力增强向外扩展传播，对国际影响是空前的。我们这样评断并非盲目的自我尊大，也不是忽视其他国家的既有成就，而是基于对当前东方诸国发展趋势与经济运行规律的总体把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东方国家相继崛起已经引人注目，构成20世纪后半期世界的重大事情。
东方再次崛起是沿着日本、韩国、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东南亚和印度逐渐发展扩大的，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加上海湾地区的一些石油国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它们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国民生活与国家政治经济面貌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性巨变，改变着世界传统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关系，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方诸国的经济增长指数始终是最高的。在年间日本国民实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7％，年达到10.8％，年达到10.9％，年虽然略有降低，但仍达到9.6％。这一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一度成为东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佼佼者。在几个重要的领域日本树起了大国形象：1990年世界最大500家工业公司日本占111家，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日本占20家；在汽车生产方面，1989年日本汽车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25.7％，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22％；在粗钢生产方面，日本的产量占世界总份额的14.1％，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13.5％(44)。在发展过程中日本也认识到亚洲的重要性，在经过&脱亚入欧&与&脱欧入美&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亚洲，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香港和台湾早于大陆实现高速而平稳的经济增长，年台湾每年经济增长平均达到9.7％，香港为9.1％；年台湾为6％，香港为5.6％；年台湾为11.3％，香港为12.4％(45)。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7％－8％甚至更高，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不仅是经济面貌的巨变，在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完成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生产、贸易、金融以及政治权力成为当今世界现代文明的重要区域，社会变革进程加快，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东方各国地位整体提高。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世界舞台，发挥大国作用，使人类的未来充满光明和希望。中国和平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以和平的方式向外传播自己的文明成果，形成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时期的殖民掠夺与不平等的交往方式，给世界体系注入了某些中国元素。战后东亚地区重新崛起已经使他们深深嵌入到整个世界体系当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发展格局与权力结构。
韩国经济在战后的几十年内实现了快速发展，到20世纪1970年代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韩国现代化的成功是国内外综合条件起作用的结果，并非单一的因素使然。从天赋自然资源方面来说，韩国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都是在克服了石油、铁矿石、金、银、铜等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的困难之后取得成功的典型。从战后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时被称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80年代末成为高收入国家，产业升级和结构多样化，其间不过是三十几年的事情。年韩国人均GDP增长为5.8％，年达到6.8％(46)，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韩国现代化的成功既得益于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也受益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对教育和劳动纪律的强调，政府对社会贪腐行为的严厉整治以及对科技创新的重视。韩国人对自己的经济成功与社会进步感到十分自豪，他们说：&她一改过去前途暗淡、贫困不堪和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的形象，而以一个大有希望的、处于最后发展阶段门槛上的新兴工业国家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本世纪60年代初以来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变革，几乎完全改变了韩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47)
在东南亚，20世纪下半期出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突出地表现为东南亚各国开始了对经济、政治模式的探索，开辟出一条符合本国形势与特点的发展之路，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东南亚的实际情况，只能有选择地借鉴与吸收。东南亚地理位置优越，天赋自然资源丰富，东西交通便利，为古典农业文明和贸易交流提供了比较充分的、优越的物化条件。但是长期以来，这个区域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进入近代以后，东南亚遭到欧美国家的入侵，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获得独立，开始了对本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67年8月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开始了区域互助合作，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囊括域内所有国家的集体联合组织，各国的区域合作卓有成效。东盟国家经济发展迅速，20世纪1970年代平均增长率达到7.4％，年平均增长达到8.6％(48)，成为当前世界充满生气与活力的地区。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共同推动了东盟国际地位的整体提高。
南亚次大陆是当今东方崛起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以深厚的文化与思想沃土著称于世，它的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世所罕见，即使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像印度这样既传统又现代、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仅仅从单纯的经济和技术的层面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联系与互动，深入到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中去观察和把握。印度在1947年取得独立不久尼赫鲁就提出了&印度中心论&，他写道：&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杻。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49)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到20世纪1990年代印度实现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实现了自由化、市场化与国际化的目标，在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以及核能技术方面树起了大国形象，成为当今具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大国之一，进入&金砖&国家行列。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998年印度的GDP已经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仅次于美国的21.9％，中国内地的11.5％和日本的7.7％(50)。从经济发展指标来看，除了个别年份GDP年增长为1.43％外，其他大部分年份一直是很高的，2006年GDP增长率为9.4％，2007年达到9.62％(51)。这个速度对印度来说意义重大，它同其他&金砖国家&一起构成国际关系中的新兴力量，可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新经验与新的发展观。
在研究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印度社会发生的空前变革时，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区域整体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因为只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看到东方国家在横向发展中的位置。中国、东盟与印度等国家，相对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适应了七八十年代世界科技革命的崭新形势，发生有史以来的重大变迁，其深度与广度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崛起的成功经验已经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从东方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来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正因为如此，它们在当今世界的普遍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最大亮点。东方国家崛起的道路与经验完全不同于西方，也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模式，经济、思想、文化与政治方面发生的急剧变革将以特有的方式影响整个世界。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东方各国相继发生的历史巨变，已经表明在欧洲、北美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文明区域，世界已经进入多中心并存与竞争的时代，出现了多中心、多极化的竞相发展新格局，也使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获得新的动力；不论在农业文明时代还是工业文明时代，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文明中心，也不可能世界上只有一种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有多种选择。有人估计，在2020年中同经济总量将达到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5％，印度、东盟和其他国家经济总量持续向上攀升。量变是质变的基础，最终会引起质变。东方国家发生的巨变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是长期的、深刻的，带来的不仅是文化的自尊，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自信&，更为重要的是东方各国在国际关系中地位的整体提高，角色地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四、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待东方社会的变迁
战后以来日本、中国、东盟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无疑是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重大事情。它向世界提供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以及思想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形成本地区发展的巨大优势，证明现代化的道路多样性、复杂与特殊性，在不远的将来必将重塑大国关系和规定世界大势的基本走向。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东方国家崛起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对东方模式的初步认识阶段，而是开始展开对东方国家发展的战略、影响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具体研究上。
从世界历史的长远视角观察东方社会的整体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古国从古代的先进到近代的衰落，从近代的衰落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与规律，其影响远远超过发生变革国家的本身而具有世界意义。在谈到现代化时，C&E&布莱克曾经指出：&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人类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目前这场社会变迁所具有的广度和强度人类只经历过两次，只有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脉络中，才能正确地判定它的意义。&&现代社会变迁同史前生存在人类生活、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一样，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指导人类事务方面，这场伟大的革命性转变是最富动力性的。&(52)东方国家社会变化之所以称得上是一场空前变革，其原因在于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诸条件的有机结合，以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杠杆，还有深藏在高速增长背后的伟大历史传统。这个变革一旦启动。将深刻触及社会的所有方面，是不停顿的、永无终止的前进运动。在东方各国整体崛起过程中，各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以及国民的思想观念都发生相应的变化，长期被西方认为&停滞&与&专制&的地区发生有史以来历史性变迁，尤其像中国、印度这两个世界上古老而文明的国家实行了市场经济，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创造出举世公认的成就，使世界进入了由各国共同创造文明的崭新历史时期，彻底打破和解构了东方历史的循环论与直线发展论的分析模式。
我们强调东方整体崛起对于世界历史意义，强调对未来国际关系格局与基本走向的影响，是为了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联成一个整体来思考其变迁，从根本上清算长期流行于西方的东方社会&停滞&、&落后&与&专制&这样一个陈旧命题。我们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永恒的，变化是绝对的，本质是真实的，不同时期发展只不过是有快有慢罢了，没有任何东西永远是固定不变的。西方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东方社会的看法存在重大缺陷，突出地表现为以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历史，历史的视野极为有限，说到底还是以欧洲为中心向外观察世界的，没有看清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东西，因此不能得出对东方社会观察的正确结论。以欧洲为中心来观察世界不仅在非西方受到批判，即使是西方学者也多有批评，正如杰克&戈德斯通所批评的那样：&19世纪的学者们试图通过有限的记载来理解亚洲数千年的历史，这样做他们非但不能了解亚洲的本质特征，反而会产生&亚洲总是一成不变地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错误观点。&(53)
人类历史是一个永恒运动的过程，从古代到现代始终存在多个文明中心，不可能只有一个文明中心存在。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之后，国家间、地区间的竞争与兴衰比以前剧烈得多，强弱相互转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变的铁律。在农业文明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崛起一般需要上百年时间，而进入近代工业文明以后崛起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一般只有几十年时间。20世纪是世界发生变化与进步最快的一个世纪，也是问题最多的世纪，竞争最为剧烈的世纪。以中国、东盟、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已经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不仅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传统的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理论受到质疑与挑战，就是西方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理论也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与发展趋势。像东方中国、印度这样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在克服了传统的一些惰性之后，深藏在伟大传统背后的能量将得到进一步释放。市场经济机制与人的潜能也将得到进一步发挥，这一切都标志着她们将要进入一个崭新文明的时代，与世界各国一道进入人类共同命运的决定者行列。
【作者简介】陈奉林，外交学院 外交学系，北京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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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参见纳忠：《阿拉伯通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28页。对于阿托伯文化与文明之于世界的影响，国内外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杰克&戈德斯通说：&1500以前全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很可能都是阿拉伯人和其他的穆斯林&，&在约从年，伊斯兰文明的科学知识和实践都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水平。&参见杰克&戈德斯通著。关永强译：《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2、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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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张力群：《印度经济增长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88页。
(52)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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