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家治理的战略与战术及其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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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建议40292号
建议主题：浅谈国家治理的战略与战术及其灵活性
建议类别：时政类
政治面貌：群众
提交时间： 01:19:17
内容：　　真理向来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真理越辩越明。我仅希望我的观点能起个好头，大家接着辩下去，辩出些适合我国国情的真理来。　　下面我将从内政、外交、军事三个方面来谈谈国家治理的战略与战术及其灵活性。　　内政即国家的内部管理，也就是理政。作为国家的领导阶层，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管理内部事务，这就是个战略问题。我们选用什么人，使用什么办法来实现我们的理政目的，这就是战术问题。我们是照葫画瓢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就是灵活性的问题。下面我举个例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家距学校的直线距离有二里，而走大路到学校要三里多。由于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大家都是用脚来量地。所以，我们大都抄近路，尽量走直线，除非阴天近路走不了。致使很多麦田之类的庄稼地都被我们踩成了一条路。也由于几乎家家都有孩子上学，大家都能理解，所以即便是糟蹋点作物，大家也都没放在心上。而如今，水泥路自村庄沿着原先的大路铺到了学校，家家都有了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三路车等这样或者那样的交通工具。大家选用交通工具从大路将很快地到达学校，因此也就没有人抄近路踩麦田了。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制定国家战略，出台国家政策，选拔人才，选用办法等时候，一定要把诸多客观因素考虑全面，一定要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一定要广泛听取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合情的、灵活的战略与战术，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我的设想是：什么事该不该做，能不能做等这是立法机构的事；什么事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等这是监管部门的事；什么事就不许这么做，就不该这么做等这是执法部门的事；而我们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给大家创造不断完善的公平环境，不断提高的物质环境，合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走在共同治理国家的康庄大道上。　　外交包括国家层面的官方外交和民间的对外交流。　　国与国交流跟人与人、家与家、企业与企业等之间的交流道理是相通的。我们在处理人与人、家与家、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应该始终清晰地知道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方在想什么要什么，怎样表达对方能够接受，等等。也就是说，在明确自身目的之后，还要善于审时度势，善于沟通交流，从而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对方的认同与合作。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宿敌日本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在几乎所有方面目的都很明确，很善于创造和利用机会，善于等待与沟通。唯一先天性的不足就是，他们的目的太过狭隘，太过自私。这也是他们无论怎么折腾终究逃不过失败的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民间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的驻外机构应将保护国民在国外的生命财产安全，享受相对公平的待遇，提供必要的帮助等作为首要和主要职责，从而切实保障和促进民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军事从来都只由战争准备和战争两个部分组成。　　当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大家都处在战争准备阶段。倘若当战争已经发生了，我们才发觉我们在武器装备、物资供给、后勤保障等方面准备的还不充分，那就是我们国家决策者的悲哀。当战争爆发之前，我们的军队都处在军事训练阶段。倘若当战争爆发了，我们才发现我们在战斗侦察、指挥决策、战术协同、战斗力持续保障等方面军事训练得还有疏漏，那就是我军将领们的耻辱。　　在武器装备方面，陆军装备我们应以日本重型智能机器人和美国的战斗机器人与辅助机器人等作为主要竞争对手；海军装备我们要以美国海豚、日本鲸鱼等人工驯养海洋生物与类海洋生物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空军装备我们要以美国现役和在研装备甚至是日本不断完善中的心神战斗机等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太空方面我们要以美国的太空轰炸机，美日的卫星捕获器等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尽可能缩小在这些方面与竞争对手间的差距，尽早找出打击和防范竞争对手这些武器装备的对策，早做防范。同时，我们就要尽可能做到武器装备的标准化、集成化、模块化，尽可能增强武器装备的载弹量，以便于后勤保障的机械化和信息化，尽可能减少战争期间的武器装备填充次数和时间。此外，我们要时刻关注官兵实际作战及训练需要，特别要重视官兵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武器装备的性能，不断提升单兵及班组武器装备和工具的种类及性能。　　在军事力量部署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做到防得细，守得严，出得快，击得狠。此外，在多层责任化防护基础上，在区域战斗力部署前提下，组建几只精炼的高水平的机动部队，以便在常规打击不见效的时候出奇制胜。　　在军事训练方面，我们要以美军为榜样，以一连串由易到难的实际作战任务来历练精兵。练兵之路精益求精永无止境！　　民族的耻辱尚未远离，能否阻止其卷土重来，这将考验着我们国家的领导集体，我们的军队以及我们全体人民。　　总之，我们要深入人民群众，融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理解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群策群力，从而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全国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战略和战术，选拔务实能干的人才，选用和使用灵活的办法，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我们民富国强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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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7: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龙
内容摘要：为适应区域治理的需要，区域治理机制的建设成为重要任务。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需要丰富政府体制的纵向和横向结构；从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的角度，需要提高国家跨层级和跨行政区的协调能力。
关键词：区域治理;行政区;区域合作;地方政府;协调;国家治理;政府部门;对口支援;协商;发展战略
作者简介：
&&& 为适应区域治理的需要，区域治理机制的建设成为重要任务。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角度，需要丰富政府体制的纵向和横向结构；从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的角度，需要提高国家跨层级和跨行政区的协调能力。&　　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系统是实现治理的主要载体，党的领导通过政府体系来实行。政府体系的结构分为体制和机制两个部分。体制是指正式的机构，包括各个层级的政府和每个层级政府的各个部门，以及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政府附属机构。机制是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政府体系内的机制包括政府部门之间、各级政府间、平行政府间，以及政府与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之间的沟通、协商、共同行动，乃至纠纷裁决等制度安排。　　国家治理体系的中间环节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多层级、多行政单位构成的复杂体系。中国政府的体制在纵向从中央到乡镇有五个层级，在横向有省级政府之间、省级以下的市（地区）之间、县（市）之间，以及省与外省的市（地区）之间、市（地区）与非本市（地区）的县（市）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体系在运行过程中，除了依据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辖区的行政行为之外，还有大量的跨行政层级和跨行政区的行政活动。前者是指高级别的政府或部门对低级别的政府或政府部门跨层级的领导、指挥，比如为实现某项重大治理任务而建立的“领导小组”，其成员不仅有一级政府的领导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包括所辖下一级政府的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后者是指地方政府间或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比如地方间的合作协议、部门间的联合发文等。因此中国的政府体系里存在亚层级和跨行政区治理机制，这些中间性的治理机制的主要功能是跨部门治理和区域治理。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中间环节，区域治理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中国，区域是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中间层次，位于纵向政府层级体系中某两个层级间，例如长三角区域位于中央与沪浙苏三省市间。区域的范围大小不一，但都涵盖了若干行政区。国家的空间发展战略以区域为载体，中国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就是把全国分为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由于区域位于政府层级的中间，又是跨行政区的，区域治理无法直接使用政府体制，而是以机制方式，通过不同层级和不同地方政府间的沟通、协商和合作来实现。跨层级的政府合作和跨行政区的地方合作共同构成区域治理的内容，中央、区域、地方共同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空间结构，区域治理需要中央与地方共同参与，需要不同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多方参与形成有效的区域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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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的观点浅谈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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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花台区司法局 王五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实践意义、重大理论实践价值的崭新命题。战略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方向性和全局性。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明确战略方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决定中国未来5-10年改革发展的总体部署。而此次会议第一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总结35 年改革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觉。其中有关法制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和部署，既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第九部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又贯穿于《决定》的始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华之一，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道路、理论、制度、政策、方法的综合体现，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民间治理等不同层次的，它是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所设计的，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的基本制度和法律保障。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说，它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一个国家制定法律制度、执行公共政策、治理经济社会事务以及维护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等能力的整体体现。一个治理能力优良的国家，对外可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对内可使人民形成长期稳定的、良好的心理预期，安居乐业，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具体的，有着时代的内涵和要求。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治理体系平台搭建好了，治理能力太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了，治理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效能。而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我们目前局部存在的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执政危机。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首先做到法治现代化，因为法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保障。　　二、法治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标志、基本特征就是法治化，法大于权，法大于人，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这些论述深刻地解释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法治的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后必然要表现为法治现代化，表现为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体现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上。既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那么，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要把法治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核心来抓。　　由此可见，“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体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有赖于各个领域的法治化。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是一个政府、社会、个体都按照宪法法律行为的“规则体系”。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体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因此，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和诉求，成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现代化，法治现代化就不再是抽象之物，而变得更加具体，更有抓手。　　三、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　　一个国家实现良好治理，关键是要逐步形成一套符合规律、有效管用的法律体系，并保证这些制度得到切实执行。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政府治理还是社会治理，其基本方式必然是法治，是法治轨道上的治理，是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治理。　　传统的国家治理是分散的、非系统的，缺乏制度化、体系化安排，而且是以人治和行政化、强制性为主要特征，以运动、活动和会议为主要载体的管理和控制。而建设法治中国，则必须从根本上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建设，把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全部纳入法治轨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　　一要依法深化重大改革。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从法制的角度看，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从“边改革边完善制度”的阶段进入了“依法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改革创新事项涉及法律制度调整的，要通过立法机关授权的方式，在一定区域内先行先试，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二要健全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完善立法公开征求意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人民陪审员等制度，明确公众参与国家治理过程的具体权利和程序，保障公众参与有据、参与有序、参与有效。　　三要加强法制统一。法律制度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共同体现，统筹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全社会的行动规则。对以“土政策”突破法律、以文件虚置法律等情形，要坚决纠正，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和提出的主要任务。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早在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明确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安排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各种制度安排。”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阶层分化、利益主体多元、诉求纷繁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各界的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奋斗目标，尤其需要遵循法治原则，依靠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多重解决利益冲突，同等重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处理好“人治—法治”的关系和“自治—管制”的关系。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摒弃“人治”方式，实现“法治”中国。有学者指出，研究我国法治方式的内涵及其问题指向，需要观察我国过去的社会治理方式，针对人治或专制的因素，揭示法治方式的特定意义。长期以来，人治思维和人治方法占据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核心。从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随”，到现代的“领导说了算”，无不深深地打着人治的烙印。这样认为，并不是否定过去的治理方式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诸多国家强大、社会繁荣的辉煌时代——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灿烂的文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仔细考量，其中自然有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治理方式。但是，古代中国治理同现代中国治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单就政府机构的管理职能来说，现代中国比较古代中国，两者的转型、强化和分化就极为不同。因为，古代中国的生产方式，特点是农业经济为主导，流动人口少，政府职能少，社会结构简单，管理对象与管理任务比较单纯。不过，古代中国的皇权并没有如今天的国家权力一样深入基层。乡土社会的一切，自治力量就可以解决。而当代中国要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入现代化大生产决定的生人社会，必须寻求可供治理的平衡点，即“冷冰冰”的、一视同仁的法律和法治。西方学者指出，作为宪法的既存原则，法治一旦被写入制定法，国内所有的人和机构，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立机构，都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并且享受其规制利益。于是，便要求信仰法治。当然，这种信仰不是五体投地地崇拜法律或法律界人士或法庭和法官。法治要求人们承认，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遵守或者至少是力求遵守法律。承认法治需要反对专制、暴政，更需要无条件地反对人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法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促进因素。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管制思维，实现“法治”中国。管制思维来源于人治思维，更是国家权力至上的产物。在缺乏法治观念和权利保障的国度，民众不过是统治者的棋子。统治者管理民众好比是做大的棋局，布局谋篇和进退走向都由统治者决定。即使是民众的私人领域和私人事务，统治者都可以随意插足。在这种情形之下，民众没有自己的尊严，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正如学者们概括的那样，蔑视法治的特权特征都非常相似：“深更半夜时撞门、忽然失踪、拖拖拉拉的审讯、用囚犯进行生物实验、屈打成招、古拉格式的集中营、毒气室、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或者清洗、发动侵略战争，等等。”管制思维严重地破坏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一个鲜明的事例就是，元朝末年的丞相脱脱主张疏通黄河，挽救颓废的国家。然而，这个建议却在无意之中导致元朝的灭亡。原因就在于管制思维。脱脱的本意是通过疏通黄河消除水患，凝聚百姓人心，但各级办事官吏将此视为捞取外快的良机。结果只能是，中央政府的拨款被层层盘剥之后，实际负责黄河疏通事务的人便四处抓捕劳工。监工们又肆意压榨，使黄河工地变成死人地域。在修不修黄河都是死的抉择中，终于有人拿起武器反抗元朝。此例说明，凡是忽视民众基本权利的国家，最终都会走向覆灭。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在当代中国，管制思维依然存在。许多本该由民众自身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权力一直盘踞而忽视保护民众的权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介入法治的力量和发挥民间的自治作用。该国家管的归国家，该社会管的归社会，该民众管的归民众，各负其责，各行其道。用立法引导民间和基层的社会自治，争取和鼓励民间组织在志愿救灾、环境保护、公民维权等方面做出更多贡献。放松管制，实现社会自治的法治化，同样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决定》指出，“到二O二O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在7年内要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还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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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ICP备号“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解读
　　上海东华大学几名大学生正在讨论创新机器人项目。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十三五”谋篇布局，其中，“创新”被提及71次，且写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11月3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全文两万余字，八章，除第一章介绍总体形势、指导思想，第八章强调党的领导外，其余各章围绕5个关键理念展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对“十三五”规划建议作说明时强调，“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
　　在解释“规划建议”与“规划纲要”之间的关系时，习近平说，“建议在内容上重点是确立发展理念，明确发展的方向、思路、重点任务、重大举措，而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则留给纲要去规定，以更好体现和发挥建议的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
　　在国新办就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和编制“十三五”规划等举行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称，“五大理念决定了我们后面要走五大路径。”在此五大路径下，《建议》“提出了50项左右战略、工程、计划、制度、行动，300项左右重要举措”。
　　理念一：创新
　　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公告》）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创新确实是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部署。是基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我们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最核心的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只有靠创新来增强我们经济的内生动力。”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介绍。
　　在“创新”发展理念下，《建议》从7个方面进行创新：新动力、新空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农业、产业新体系、新体制、宏观调控方式。
　　《建议》对“新动力”做了明确表述：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的作用，分别是基础、关键、促进作用。消费以“服务消费”而非产品消费为重点，消费方向是智能、绿色、健康、安全。对于出口，首次提出了“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主攻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稳增长靠什么？“首先还是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现在的投资是补短板、调结构。”徐绍史表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稳增长排第一位。”
　　对于“新空间”，主要指地域、产业、网络、基础设施、海洋等方面。
　　在“拓展网络经济空间”这一小节，《建议》提出了众多具体计划。首先，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这一网络经济的典型模式，被明确确立为网络经济发展的重点，以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同时，“国家大数据战略”被首次列入规划文件，主要将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被放在“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这一节中，重点是“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另外，拓展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将主要依靠“加快开放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等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
　　针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据徐绍史介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概有三方面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政府自身改革；扶持一系列工程、计划、产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徐绍史介绍，将扶持一系列工程、计划、产业：一是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二是加快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在有条件的省区系统地推进全面创新的改革试验，努力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四是加强国家创新能力的建设，要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的平台；五是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其中，农业、产业体系被单列成章，金融改革未被列为单独一个方面，而是被放在“体制改革”这一章下，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国有企业改革等并列。
　　针对金融改革，《建议》提出的目标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具体措施包括，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
　　对于“新体制”，《建议》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健全优先使用创新产品、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
　　对于宏观调控的创新，《建议》明确，“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等领域竞争性环节价格。”
　　理念二：协调
　　主要从4个方面下手：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融合，注重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
　　根据《建议》，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对于区域协同，在“创新”一章的“拓展区域新空间”中有阐述：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可以预见，国家级城市群、新区将不断涌现。
　　在协调一章，对“区域协调”补充了两点：首先，明确两个增长极：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交通一体化，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改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高起点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引导产业优化布局和分工协作。”其次，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严重退化等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
　　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建议》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其中，文化的数字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被作为重点，“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华典籍整理工程，被正式列入规划《建议》：“繁荣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深化各类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理念三：绿色
　　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建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生态环境质量”被放在了“各方面制度”之前。
　　最令环保人士期待的是，环保部门的垂直执法有望正式实施。近两年，中国陆续出台了“最严格环保法”、“最严格水治理”等多项措施，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环保部门权力太小”，无法有效执行法律法规，《建议》明确提出，“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被明确写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节。据记者了解，这是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绿色金融研究人员长期研究的成果。
　　“以后所有的上市企业，或公开绿色发展指标。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已经向《证券法》修法小组提交了《增加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条款》的建议。”马骏在彭博新能源论坛间隙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针对强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马骏提出四点建议：首先，他认为要通过立法，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其次，交易所要通过具体规定，明确披露的内容和模板，对关键信息，尤其是主要污染排放指标，要求定量、定期披露；再次，发挥中介机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评价、监督、引导和激励作用；最后，要继续强化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与执法。
　　《建议》还提出，用市场价格的手段，推动资源利用率提高，“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节水管理”，“创新产权模式，引导各方面资金投入植树造林”。
　　马骏很赞同此举措，“就是要用市场价格的手段，让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人付出代价，以此促进绿色发展。”
　　除了市场价格机制，官员的绿色指标考核也正式纳入规划建议，“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
　　理念四：开放
　　必须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对“十三五”规划建议最期待的，不仅有中国人，外资金融机构也在熬夜翻译、研究、出版“十三五”规划研究报告。
　　《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中共中央发布《建议》后几天，就有数家海外金融机构的外国经济学家，发表了英文版的研究报告，有人称“这是一份必须必须必须仔细研究的中国文件”。
　　“开放发展”也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五大核心理念之一。《建议》表示，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建议》称，“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
　　中国将推行更深度、更高质量的“走进来与走出去”。
　　《建议》提出，“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
　　装备业、服务贸易将成为出口的主要支持产业。《建议》提出，“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发展服务贸易。”
　　未来海外或将出现一批中国建设的大宗商品基地，国际金融平台将陆续涌现。《建议》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港澳台也将获得更多机遇。《建议》提出，“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参与国家双向开放、‘一带一路’建设。支持香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推动融资、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打造平潭等对台合作平台”，“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
　　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参与极地和宇航规则制定，或将成为“十三五”的重要举措，“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主动参与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理念五：共享
　　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到2020年只剩下5年多时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贫困人口的计算是按照年收入不足2300元，是以2010年不变价来计算的，贫困人口共有7017万人。徐绍史说，“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也是一个最突出的难题，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正在研究怎样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具体来说，将分四个层次具体脱贫：一是加大精准扶贫力度。这7000万人要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这一批人初步匡算有3000万人。二是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将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一些贫困人口，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这批人大体有1000万。三是转移就业一批，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程度，通过培训，为他们找到工作岗位，可以解决1000万人左右。四是还有将近2000万人，相当一部分是农村的五保户，还有失能人群，需要用社会保障的办法兜底管起这2000万人。
　　公共服务最核心有“五件事”，就业、住房、医疗、社保、教育。《建议》对这几个方面均提出发展方略：在就业方面，“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完善就业失业统计指标体系”；在教育方面，“提高高校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落实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在医疗方面，“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记者 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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