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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造成领导决策失误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有哪些_百度知道
造成领导决策失误的主要问题和原因有哪些
对政策执行的客观环境、虽不是该政策对象但可能会极其关注该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有关方面的意见。　　（二）判断不够客观、公正的立场对待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不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例如过高估计了政策执行部门的基本素质，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带有对矛盾其中某一方或某几方的明显倾向立场。决策者未能按规定程序展开决策过程，主观片面地进行决策，只凭经验判断事物。有的决策者在决策论证过程中　　（一）立场不够公正，都可能导致出台的政策本身有误。从而导致政策遭到利益被不公损害方的强烈抵触而令政策失败，又如对政策执行所需投入的政策成本估计过低，或者在政策执行后形成社会各方利益格局的极度失衡而引发事先预想不到的恶果。还有的政策涉及的领域专业性比较强。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四）民主不够充分。决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究其原因、进行推理，没有自觉站在中立，或者决策程序本身就过于简单或不够科学，等等，就很容易导致决策丧失公正性、执行条件等客观因素认识不充分，例如对某些政策对象的政策认同感和抵触情绪认识不足，或者对政策执行者的执行力不能客观认知，等等，都很可能导致政策决策在总体或局部脱离实际，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　　（三）论证不够科学，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仅由个别人或少数人进行主观决策，其中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总结和引起重视，极易导致决策失误，决策者往往由于专业知识缺失而容易决策失误、主要执行和协同执行的有关部门的意见，未能广泛充分地听取同该项政策相关的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政策对象的意见，或者可能在政策出台后和政策执行时遭到某一方的严重抵触或反对而最终令政策执行变异甚至夭折，中国社会出现贫富悬殊迅速加大的趋向。　　（五）议程不够规范，都会使决策过于匆忙仓促，许多公共政策在决策上存在公正性缺陷恐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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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层土崩瓦解，才给了敌人可逞之机，这属于战略上的失误！
至于敌军，主力是曾国藩的湘军，其实力远远弱于洪秀全，在战斗力上也不能相比，所以并不是敌强我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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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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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首先破坏大于建设，因为太平天国没有一个科学的进步的建设思想，缺乏伟大的领导人和主义，甚至比清朝的封建统治还要落后。其次推动了清政府中一批有才能的人上位，...
个人感觉楼主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可能另有深意.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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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王权神授”作为太平天国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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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inlay-fix'产生不严不实问题的原因
产生不严不实问题的原因
产生不严不实问题的原因
产生不严不实问题的原因省国税局胡道新局长在“三严三实”专题党课上，归纳了不符合“三严三实”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思想境界不高，主要表现为思想僵化、因循守旧，小成即安、小进即满。二是精神状态不佳，主要表现为精神不振，不思进取，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三是服务意识不强，主要表现为摆不正位置，服务纳税人和服务基层不积极、不主动、不自觉、不到位。四是领导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存在“本领恐慌”的问题。五是工作作风不实，主要表现为作风浮漂，心浮气躁，沉不下心来干工作。六是自我约束不严，主要表现为法纪意识淡薄，自行其是，用权任性。胡局长归纳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既有共性的，也有个性的。结合平时的工作调研，对照“三严三实”的要求，苏州国税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导干部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在修身方面，有的干部放松了世界观改造，政治信仰迷失，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情操抛之脑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有的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没有真正树立起“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漠视侵害了群众利益;有的干部执纪不严，缺乏清醒的政治头脑，法治意识淡薄，道德意识滑坡;有的干部思想跟不上时代步伐，思想存在“代沟”，工作缺乏开拓性、不敢闯、不敢试、不敢创新。在律己方面，有的干部遵守政治纪律不严，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仍然淡薄，该请示的不请示，该汇报的不汇报，热衷“小圈子”，深谙“潜规则”;有的干部对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政治谣言见怪不怪，什么话都敢说，口无遮拦、乱评妄议，甚至津津乐道、以讹传讹;有的持续纠正“四风”不严，虽然不敢公开搞“四风”，但心存侥幸搞变通;有的干部存在“骄娇”二气和个人主义，自我感觉太好，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纪律约束。在谋事方面，有的干部甘当“太平官”，安于现状，甘于平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落实上级部署敷衍了事、行动迟缓，开展工作懒散消极、疲于应付;有的干部急功近利，重显绩轻实干，相互攀比指标，只注重考核、排名，而忽视工作的实效性与全面性;有的干部对深化税收管理改革大局认识不清，纠结于局部的、个体的利益或者权力，甚至成为改革的抵触派;有的干部对国税发展新阶段、新内涵在思想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面对经济新常态、改革新要求感到束手无策。在创业方面，有的干部丢弃了艰苦奋斗的意识，只讲报酬，不讲奉献，只讲权利，不讲义务;有的干部乱作为、慢作为、不作为、不担当，不做事或乱做事，满腹牢骚，成天抱怨，就是不愿沉下心好好做事，门好进、脸好看但是事难办;有的干部怕担责任、怕担风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奉信“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想，为官不为、庸政懒政现象还是比较突出;有的干部过分强调宏观环境约束，强调税源瓶颈制约，改革创新动力不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激情。产生“不严不实”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从党员干部自身主观原因来分析，主要是放松了思想政治建设，放松了群众路线教育，放松了党性修养锻炼，导致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偏差，立场原则位移。如果任由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必然引起群众的强烈反感，破坏党群干群关系，败坏社会风气，最终损害国税部门乃至党和政府形象，阻碍税收事业发展，也会葬送个人和家庭幸福。产生不严不实问题的原因目前，有部分党员干部在工作上存在思想意识不高、精神状态不佳、服务意识不强、领导能力不足、工作作风不实、自我约束不严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作风不正的表现，但仔细对照“三严三实”要求，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都与修身、用权、律己不严，谋事、创业、做人不实有关。一是学习上忽视。现在，一些党员干部心浮气躁，追求物欲，放松学习，导致精神上严重“缺钙”，从而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偌大的豪宅里，却遍寻不见一本书。”这是广东省纪委办案人员对深圳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印象最深的一点。办案人员对蒋宅进行搜查时，发现蒋尊玉家中书柜里摆放的不是图书，而是名贵烟酒、玉器、字画等，放在床头的唯一一本书刊还是“少儿不宜”读物。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承担着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重要职责，肩负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要使命，绝不能放松学习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岗位要求。二是思想上轻视。只有思想上的正确，才会有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修养是一辈子的事情，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现在许多党员干部，往往放松了党性修养的要求，放松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放松了对保持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追求。在追求物质享受等不良风气滋长的大环境影响下，产生了从众心理和攀比心理，随波逐流、思想滑坡，出现讲享受、讲待遇和讲排场的现象，不能时时处处对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这些归根结底都是思想深处没有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三是行为上漠视。“三严三实”对我们干事创业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但是，部分党员干部缺乏进取精神和责任意识，缺乏主动性和勇于创新的胆识，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因此学习上放松了、工作上松劲了、标准上下降了。同时，“三严三实”也是党员干部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准则和目标追求，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言行举止的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有些党员干部无视党的约束，管不住自己的言行，管不住自己的手脚，公然践踏党纪党规，迷恋和沉浸在权力带来的荣耀和满足之中，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自然是肆无忌惮地受贿、贪污，各方面典型案例教训是深刻的。相关文章：1.2.3.4.5.6.7.8.9.10.今天就是生命，是唯一你能确知的生命。应届'网-中国校园第一网站，www.pincai.com
发表于 13:56:32.000000
黄苇町:建制度、立规矩，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最近中央决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这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化，是持续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抓手，意义重大。我想就其中的“建制度、立规矩，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分六个部分谈谈学习体会。一、落实“四个全面”，必须解决“不严不实”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所积累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包括长期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能源、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例如，去年10月11日，北京的PM2.5值曾普遍达到400以上，有的地方浓度接近爆表，达到对面看不见人的程度。据说，有司机打电话到交通台说：我过了路口才发现已经闯了红灯，怎么办?交通台的同志回答说：你放心，这种情况下摄像头也拍不清你的车牌号。在去年两会前的问卷调查中，环境治理已经超越腐败排在群众最关注问题第一位。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有，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很快，但“平均数”增长的背后是贫富差距仍十分突出。例如北京已经是全球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可北京周边200公里范围内，就有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去年APEC会议期间，河北省关掉40%的钢厂，60%的水泥厂和煤窑，在经济上做出了很大牺牲。要使“APEC蓝”成为新常态，就必须解决周边地区群众的生计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走京津冀一体化道路势在必行。此外，改革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智慧;民主法治有了长足进步，但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象仍随处可见;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但党内存在的“党不管党”现象及“四风”、腐败等问题也对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产生很大的破坏性影响。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以前少。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立足发展以后的中国实际，坚定中国自信，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初期和中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那么“四个全面”也可以说是“发展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党的领导是龙头、主心骨、支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党的领导;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也离不开我们党的顶层设计;要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号召，也是对13亿人民的承诺，更是责无旁贷。要完成所有这些使命，就必须不断增强党的纯洁性、战斗力和执政能力，这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三严三实”要求，就是适应这一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提出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党内还存在着各种“不严不实”现象。中办发的《专题教育方案》列举了七种“不严不实”的主要问题：一是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问题;二是宗旨意识淡薄、忽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疾苦问题;三是党性修养缺失、不讲党的原则问题;四是滥用权力、设租寻租，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问题;五是不直面问题、不负责任、不敢担当问题;六是顶风违纪还在搞“四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七是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做人不老实，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心中无党纪、眼里无国法问题，等等。这些“不严不实”问题不解决，我们党就无法承担好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中央明确提出，此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刻把握“以上率下、示范带动”的方法要求，带头学习提高、带头查摆问题，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让“三严三实”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还要列出问题清单，一项一项整改，进行专项整治，坚持正风肃纪。包括：对存在“不严不实”问题的领导干部，立足于教育提高，促其改进;对群众意见大、不能认真查摆问题、没有明显改进的，要进行组织调整;针对“不严不实”问题，建制度、立规矩，强化刚性执行。这就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制度这五大建设上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我们下一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指明了方向。解决不严不实问题，首先着力一个“严”字上。要求党员干部严格组织原则，严明纪律，要懂规矩、守底线。总书记强调的“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就是“严”的具体体现。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及时查处各种违纪问题，而且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没有什么不良风气是不能纠正的。我们常说要让干部“不敢腐”，但干部敢不敢腐主要不是来源于惩罚多重能把干部吓住。如果一百个干部违纪违法，最后我们实际上只能揭露和惩处七八个，惩罚再重也会有很多人有侥幸心理。如果在违纪的阶段，我们就能及时处理上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只是给以党纪政纪处置了，也能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很要“面子”的，如果被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处理了，有的人会认为是自己的脸皮被当众扒下来了，会感到无地自容。而有些想在收买权力上投资的人，也会认为这个干部犯错误了，政治前途也黯淡了，在他们的眼里，他也就从“潜力股”变成了“垃圾股”，不会再花那么大的投资去收买他了。这样反而可能挽救了这些有人格和党性缺陷的干部，使他们不至于后来发展到惊天大案的地步。再有就是抓住一个“实”字。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要尊重实践、注重实效，求真务实、忠诚老实、认真踏实。“三严三实”体现了“三个统一”: 道德与纪律制度的统一，做人与做事的统一，谋大事与干实事的统一。中办印发的《专题教育方案》还提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是对“三严三实”要求的具体化。忠诚，意味着每个干部在政治上要过硬。要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都要站稳政治立场，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干净，意味着作风过硬。要廉洁自律，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担当，意味着责任过硬，认真履行职责，尽忠职守。要做到“五个面对”：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险敢于挺身而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斗争，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所以我们说“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也体现了“三个统一”，就是做人、做事、做官的统一。忠诚是政治品格，干净是做人底线，担当是为官素质，这三个短句、十二个字是每个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三要素”，既有现实性又有针对性。因此，“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也是高度统一的。总书记的讲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既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领导干部的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做人准则，又是对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要求。二、同中央保持一致，是最重要的政治规矩建制度、立规矩，最重要的是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今年初的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守纪律讲规矩上升到新高度，并指出党的规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党章，这是全党最高的规矩。二是党纪，包括党内制定的各项纪律，每个人都要遵守。三是法律，我们党带领人民制定法律，共产党员也要带头遵守法律。四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这是总书记这次突出强调的。他说，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其实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只要把党和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管有没有明文的纪律规定，都会有基本判断力。反之，如果在行使权力时，做了损害党和人民利益或有损共产党员形象的事，却推说在纪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一般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说，他本来就是想处心积虑地钻纪律的空子来谋取私利。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在今天，严守政治纪律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些年，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腐败上，认为只要这个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都不算什么。一些人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总书记一口气讲了七个“有之”，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习近平同志说，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不能听之任之。我们今天讲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中央正风反腐的无保留支持上。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但要问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社会反响最强烈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突破口，强力纠风、高压反腐。2013年初的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疑虑。在当年第七期的《求是》杂志上，我写了老百姓对我们有“五怕”：一怕中央的好政策落实不到自己身边;二怕我们的纠风包括&八项规定&最后也变成一阵风;三怕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四怕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五怕特权难以真正触动。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们党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兑现了&取信于民&的诺言，而且大大超出了人们预期。所以有国外媒体称，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是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反腐败斗争。我认为说得非常到位。习近平同志从2007年就主抓党建，非常清楚党的现状和老百姓的想法。在他的认知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挑战来自执政党自身，腐败对党的伤害最大，是党失去政权的最可能因素。他刚担任总书记两个月，就六次在公开场合谈反腐。而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他特别强调“三种意识”。一是人心意识。他说：“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二是忧患意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三是危机意识。他说： “危”与“机”是辩证统一的。我们党作为正风反腐的责任主体，牢牢锁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任务清单”，就能“危中见机、化危为机、转危为安”。针对社会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打苍蝇多，打老虎少”的疑虑和议论，习近平同志首先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他说：“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党的十八大至今已有100多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或结案处理，特别是周永康等“大老虎”被查，终结了“刑不上常委”的“反腐上限论”。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扞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好评。其实在去年6月，习近平同志就讲了：“一年多来，比较一下，已处理了几十个部级干部，比过去多了不少，但不要算这个账，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他说，出现窝案也不可怕，要掌握节奏、一网打尽。中央为什么要下这样大的决心反腐? 用总书记的话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对于腐败问题，人民群众的反响一直很强烈，党内也早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传闻。但许多案件在这两年被揭露出来后，仍然让人们大吃一惊。总书记说：“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从中可以感受到他本人的愤怒乃至震惊。谁能想到，北戴河供水公司经理这样一个明显属于“苍蝇”级别的腐败分子，竟能被从家里搜出上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还有一些更小的村官贪腐也都过亿。原萍乡市委书记为了提拔，先后向省委书记苏荣进贡了300多万，竟然因为送钱太少而根本没能排上队。甚至教书育人的高校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新华网曾报道，去年6月成都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收到紧急通知：立即送回校长签名盖章的毕业证书。因为校长范昕建刚刚在5月30号被抓了，学校就赶忙重新制做毕业证，校领导的签名盖章也换成了党委书记张忠元。但让毕业生们郁闷的是，拿到新的毕业证书不到1个月，党委书记也被抓了。因为在国家投资10亿元的新校区建设中，他们俩人先后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就达1280多万元。还有我国的石油工业，特别是大庆油田是靠在冰天雪地里住干打垒、吃干粮起家的，王进喜那句“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话至今人们言犹在耳。但周永康负责中石油后，竟然每次请客都不少于10万元，他们是吃饭还是烧钱?而徐才厚、谷俊山等人府第的奢华程度，以及从家中抄出的堆积成山的现金和各种奇珍异宝，更超出善良人们最大的想象力，所以军报称其为“国妖”。这些胆大妄为的腐败活动如果得不到惩处，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就会产生很强的传染性，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即使是金山银山也会被掏空，党心、军心、人心也会被他们掏空。到了那时，也许一个偶发事件，就可以导致政权更迭，国家变色。这在发生剧变后的东欧尤其明显。捷克政府要求原来的党政机关的处以上干部都要登记，打入另类。东德高校、党校中的几千名搞社会科学的被扫地出门，马列主义他们都不信，他还要你搞意识形态的做什么，还有很多退休了的老干部包括党的领导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有的中央书记给富人看大门，而阿尔巴尼亚霍查的遗孀，每月的养老金起初只有24欧元，连吃饭都成问题。因此我们有老同志慨叹说，如果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强力正风、高压反腐，为被“四风”和腐败严重撕裂的党群关系止血疗伤，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政权，也许少则5年、10年，多则20年，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同志成为了我们党和军队的新领袖，并不是偶然的。这就如同毛泽东在革命成败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彷徨时刻成为我们党的新领袖一样，是历史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三、领导干部要严以用权，制度设计要管住权力领导干部是个特殊群体，党和国家的权力必须通过各级领导干部方能行使。因此，领导干部与老百姓的区别，就在一个“权”字上。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能否正确为官用权是最经常、最现实的考验。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严以用权，最重要的就要解决好如何看待权力、如何用好权力的问题，确保手中的权力行使不偏向、不变质、不越轨、不出格。习近平同志说，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这首先要体现在按民主集中制办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每个领导班子、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带头执行。该班子集体讨论决定的必须集体讨论决定，该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必须征求各方面意见，该上报有关部门和上级领导批准的，必须报有关部门上级批准。这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也是起码的纪律要求。还有，按规则、制度用权，就是按党纪国法办事。我们党没有特殊党员，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时候都不得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和滥用职权。因此，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有权不能任性”。一个领导干部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优良素养，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以用权、廉洁从政。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一个领导干部如果破坏了这个规则，把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就会受到规则的惩罚。近些年来，为什么栽倒在高速公路建设上的省级交通厅局长这样多?有人说，是因为高速公路投资太大，中部地区平均每公里投资达1.5亿-2亿元左右，而承包商一旦中标，也意味着高额的利润。因此，掌握实际发包大权的交通厅局长，必然成为糖弹密集攻击的对象，行贿者为达到目的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领导干部稍微把持不住自己，就可能成为利欲和糖弹的俘虏。但另一个原因人们谈得较少，就是他们权钱交易的败露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对于资源紧缺的我国来说，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领导干部，必然处在社会的聚光灯下。如果他不能秉公办事，企图个人或几个人侵占属于公众的资源，很难不被盯上。个人对资源的垄断程度越高，受影响的利害关系人越多，自发的监督者越多。从这些案件的举报者就可以看出来，其中有因不公正的暗箱操作而落标的投标人，有被上级领导违反程序、“越俎代庖”的职能部门的干部，还有的是被那些制造豆腐渣工程触犯众怒而遭查处的包工头牵出来的。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严以用权的最重要标准，就是要坚持依法用权、依法行政，这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长期以来，公权力还是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突出特征。有人说，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太大、富人太富、穷人太多”。其中的“政府太大”不只是说政府机构臃肿、人员太多，更重要的是说权力太大。它首先表现在行政审批过多过滥上。行政审批制度的实质是政府管制，它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早期起到了维持正常市场的秩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项职能依然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就会抑制市场活力，也容易产生腐败的寻租活动。从国家能源局煤炭司一个副司长魏鹏远家里，就可以搜出两吨多、两个多亿的现金。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打一个招呼，他儿子的账户就可以进账上千万，这足以说明审批权腐败的能量有多大。所以我们首先要减少不必要的审批。两年来，国务院已先后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很多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主动削减自己的权力，但我们做到了。李克强总理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因此，要求领导干部严以用权必须和削权、限权、监督权力的制度约束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制度反腐的主要思路。大量事实证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遏制腐败，但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果我们管不住权力，仅针对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和现象来定制度、发禁令，必然是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迫使咱们的纪律越订越多、条款越订越琐细，而相比随着形势变化不断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我们永远至少慢半拍。所以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管住权力是根本。我们党培养一个在困难条件下挑大梁、打开局面的领导干部非常不容易，但在政治生态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垮起来却很容易。三次全会后的要进行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要对“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这里限制权力比监督权力其实更为重要。一个人如果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你怎么监督得过来，首先第一步要限制权力，然后才是监督权力的问题。现在我们政府部门公布权力清单和权力边界，要面向社会公布，哪些是我管的，管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后“一把手”也要有明确的权力清单和权力边界，包括有些地方明确要求“一把手”不要直接管干部、管财务、管项目投资等。有的领导干部讲了，我既然是“一把手”，你什么都不让我管，那我怎么负全责?不是不让你管，而是不要由你提出动议，由分管的负责人来提出动议，集体讨论，你来把关。如果你动议你批准，就变成了个人说了算。我们还强调领导干部如果说一项动议和一项决策的产生，主要领导干部本身是同意而且力主，那么出了事，决策错误首先要追究你主要领导的责任。如果这项决策本来第一把手，主要领导反对，只是因为班子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么做，你是少数服从多数做出这个决策，如果说这个决策出现了错误，那么应该说主要领导不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执行了大多数人的决定。该谁承担什么责任就要成为什么责任。我们为什么要非常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呢?我们也是保护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要让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以为搞定了&一把手&就搞定了一切，从而把他当作用糖弹密集轰击、千方百计拉下水的对象。当然现在我们监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里，“一把手”经常占到30%左右，那剩下70%是什么呢?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属于权力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岗位的具体工作人员和分管领导，他们也是很容易犯错误。其实在发达国家早就实行叫“四只眼睛”、“六只眼睛”原则，就是要由四只眼睛(两个人)或六只眼睛(三个人)共同负责。尽管我们那些工作部门有具体分工，要有主要负责，但他一个人不能随便决定做任何一件事，至少有两个人和三个人知道才能做。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岗位人员的定期轮换制度，一般是三年一换，这个人再是能人，领导认为再离不开他，一般也得六年必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防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对工作漏洞看得比较清楚，有时即使在领导眼皮子底下搞鬼你也发现不了。应该说这也是过去长期经验的总结。前些年我们北京曾处理过一个卖户口的女户籍警，她卖了好几十个的户口，如果当时我们有四只眼睛或六只眼睛原则，这个户口她可能根本就卖不成。四只眼睛、六只眼睛，两三个人一起来办，这事肯定办不成。如果我们有三年一轮换、六年必换的制度，她也未必能够卖这么长的时间，最后酿成一个大案。所以说，加强权力监督和权力分解，这是我们抑制腐败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四、让“三严三实”落地生根，立规矩也要严实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化，所以我们要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也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变的主题。总书记讲，中央抓反对“四风”，就是提出了一个抓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一个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就没有放松过对各种不良风气的整治，有关的禁制性文件已发了几百个，基本囊括了所有的不正之风。而且很多都是三令五申、甚至年年重申，为什么很多问题仍然屡禁不止?这就和没有从严执纪分不开。习近平总书记说，以前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摆在那里没有用。而“八项规定”颁布后两年来党风政风出现的巨大变化，也和各级党委、纪委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分不开。过去我们整治不正之风，有些开始的声势也很大，但能像落实“八项规定”这样毫不松劲地一抓两年多，而且实现了在上至中央、下至村组的几千万党员干部中全覆盖的，可以说前所未有。至今已有将近11万名党员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受到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达到35000多人。中央和省级纪检监察机关，还创新了不定期通报曝光典型问题的制度，发挥了从严执纪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作用。尤其是今年五一前公布的两批违纪问题。其中有公款大吃大喝的，有公款打高尔夫球的，有进入私人会所消费的，有操办收礼的，甚至还有从调整后的小办公室又重新搬回过去超标的大办公室的。这些违纪干部的一个共同思想和作风特点，就是公款消费、公车私用等行为，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消费习惯甚至生活方式，有的人甚至已不知道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了。这两年贯彻“八项规定”，把他们憋得够呛、也紧得不行。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终于结束了。他们也认为，紧绷的弦可以松一松了，可以回到旧日的好时光了，却没想到被逮个正着。因此，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犹如一场及时雨，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现了“无缝对接”，聚焦“四风”整治不放松，体现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要求。总之，转变作风，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只有打好严实组合拳，才能不断扩大固有成果。习近平同志讲，要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王岐山同志也说了：“总书记说，我们‘八项规定’的落实，应该作为一个名片，也就是业绩，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总书记说完之后，我听明白了，这事儿我得抓五年。”也就是说，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落实“八项规定”要始终做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实际上，在制定“八项规定”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规定就是规定，不加试行两字，就是要表明一个坚决的态度，表明这个规定是刚性的”，“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因为有些地方好人主义盛行，有的干部长期无视党的纪律和制度，我行我素，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理。有的领导干部对有利于自己的中央政策和决策就执行，对不利于自己的就做选择、搞变通，甚至出现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这些都严重障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重要决策的落实。在当前经济下行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刻，这种不顾大局的行为危害尤其大。因此，中央抓“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不仅是要解决作风问题。也是要以相对明显的作风问题为突破口，解决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当普遍存在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问题。“八项规定”的全面贯彻，要像一个烙印，把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深深地印到每个党员干部的脑海中，使之成为思维和行为方式，成为每个人自觉遵守的党性原则。因此，解决干部“不严不实”的问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也要靠建制度、立规矩。而制度建设的原则也是要严实结合。既要节俭又要有利工作。在这里，监督和关爱干部同样重要。例如，对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特别是乡、村两级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既要严格要求和监督，防止有的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甚至出现小官大贪，同时也要真心实意地关爱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特别对于村官直选后的“两委”负责人，他们一方面要对选举他的村民负责，另一方面又是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的最终贯彻和落实者，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们经常处在矛盾焦点上。所以，尽管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他们的各种负面报道。但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总体上来说，他们仍然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工作条件最艰苦、最富牺牲精神的群体。关爱他们，就是关爱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爱新农村建设。我们既要加强对基层公权力运行的监督，也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农村干部的待遇。使他们经济收入有保证，养老、医疗有保障，并努力为他们创造开阔眼界、提升素质的机会和干事创业的环境和平台。对于区县干部也是一样。在落实“八项规定”、狠刹“四风”的过程中，各地都按照现行规定，坚决纠正了办公用房、公务消费超标标准力度非常大，也很重要。但是中国这么大，不“一刀切”都会变通，只能先管住，再规范。特别是有的中西部贫困地区，有的县城里老百姓的房子很破旧，最豪华的建筑除了银行、电讯等企业外，几乎都是党政机关，有的十几个人一个科局也是三层小楼。而且，他们盖这些豪华“衙门”的钱还不是出自当地的财政收入，而是来自中央用于改善当地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转移支付。怎么能不引起群众的不满?所以在我们进一步规范时，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例如，基层处科级领导干部的办公待遇，相比中央和省级机关的处科级干部否可以上调半格?这也是和他们担负的实际责任相匹配的。前不久公布的公车改革方案，没有完全按级别而是按岗位需要，县委甚至乡镇的主要领导，也可以保证用车，这就是实事求是。还有，随着下派和交叉任职的干部越来越多，家庭和工作地分离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党员干部个人要讲牺牲奉献，党组织如何使干部做到工作家庭两兼顾，是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一些领导干部长期脱离家庭独自在外、又握有很大权力，也是导致有的干部禁不住诱惑而在生活作风上犯错误的客观原因之一。在全国率先整治领导干部“走读”问题的成都市，历经一年实践后，有的乡镇修改了“住读”政策，实行每天保证有两位领导成员轮流值班、保证群众随时能找到领导的制度，就比较好。公车改革后，对交叉任职干部往返家庭住地增加的交通费用，也应在下一步的制度规范中有所考虑。有些发达国家在我国的外资企业，为了使外籍人员能安心工作，各种制度安排就比较人性化，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实际出发有所借鉴。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我很赞成《纪检监察报》一篇“法治时评”结尾的话：“对腐败零容忍，不等于人性零关怀”。此外，今年“两会”提出，在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措施时，要同步完善工资制度，对基层工作人员给予政策倾斜，包括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和职级并行制度。这一条对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非常重要。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时，党政机关人员的很多工资外福利都停发了，这是必要的。因为很多单位的福利往往是和这个单位掌握的公权力相联系的。权力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领导机关，福利的来源往往比清水衙门多，所以这种福利往往被人们称为“灰色收入”，它不是合法也不是完全非法的。但去掉这些不规范的“灰色收入”，我们就要及时增加规范的“白色收入”，使干部能凭完全合法的收入过上与社会地位和职责相匹配的比较体面的生活，这也是使干部“不必腐”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在着手这方面的改革，属于地方权限内的事，也应该本着这个原则来搞制度建设。总之，一项制度只有符合实际，才能长期坚持下去，群众也才相信我们可以长期坚持下去。如果脱离实际，尽管一定的压力和气氛下短期内能够奏效，但势必难以持久，而先紧后松、先严后宽的结果，容易损害制度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当然，在中央和省里的有关改革出台之前，我们还是要坚决执行现行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这也是党性的要求。五、坚持真抓实干，制止假抓虚干习近平总书记说：“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这些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人说，在整治“四风”时，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表现和危害相对比较明显，容易引起重视，唯有形式主义最难以根除。因为这已经成为有些干部的日常工作方式，有的人甚至认为不搞形式主义就不知道自己该搞什么。形式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重口号轻行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包括在需要精细化时满足于“差不多”;在需要较真时在人情上“抹不开”;在需要抓落实时却夸夸其谈;需要谨慎、低调时，却追求轰动效应。这些都和我们传统文化的缺陷有关，却都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符，而且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有人说，现在是干得好不如讲得好，讲得好不如吹得好，群众说好不如领导说好。前些年有些地方的各种“节”层出不穷，其中究竟有多少能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要做到“谋事要实”，必须真抓实干，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科学规律办事。总书记现在去考察有两条最基本的要求：一个是必须见真群众，而不能是经过地方培训导演过的群众;另一个就是必须摸真情况，具体要求到考察的地方哪怕在现场新添一个板凳都不行，那儿原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习近平同志当过大队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对我们有些地方作风上的一些猫腻非常清楚。他知道，如果领导下去调研见到的都是经过培训、导演，只会给当地领导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群众，看到都是粉饰一新、甚至家具家电都重新换过了一遍的所谓新农村，还怎么了解工作中问题，怎么发现群众的疾苦?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要飘在上面，不要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求实、务实、落实，真的去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求点实效。求实、务实、落实，我们可以看出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当初的影子。当然领导干部对关键环节要亲自抓，对重点、难点问题亲自解决;要在“上情”与“下情”之间寻找结合点;在先进经验和本地实际间发现一致性，创新发展思路。只要我们是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为党和人民干而不是为自己干，出漏子也不怕，知错就改，今后会发展得更快。反之是假抓虚干：一是以一般号召代替贯彻落实;二是虚张声势摆花架子;三对容易看得见的政绩乐此不疲，对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视而不见;四是热衷于“短、平、快”出政绩，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五是有好处就干，没好处不干，把该由市场或别人管的事揽在手里，该自己管的事情反而推给别人。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最近刊发了一组调查，发现对于作风建设，群众整体是满意的，但离群众的期待值还有一定距离。群众对于办事拖延、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等问题，意见很大。一些隐蔽的作风顽疾已经成为大众诟病的对象。有人讲：过去有些党政机关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态度都好了，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这比事难办还糟糕。实际上对于我们真抓实干的人来说，是职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对于假抓虚干的人来说是把事业当作混饭的职业。我们是真抓实干，还是假抓虚干，也反映一个干部的政绩观。当年安徽的王怀忠就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类干部的共同特点, 就是把分内工作和应负的责任全当成职位升迁、谋取私利的垫脚石，当成向党和人民要地位、争利益的凭据。为此，不惜牺牲本单位或本地区的长远利益，搞掠夺式生产和经营，三五年后一走了之，包袱甩给银行，责任集体承担，难题留给后任。显然，这种“政绩”是经不起实践、群众、历史的检验的。特别是当前，谋事要实对我们尤其重要。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6年多了，很多发达国家经济一直不景气。去年年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可以达到1.1%，但到年底，实际上全年增长只有0.8%;预测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可以达到1.4%，但到年底一盘算只有0.2%，基本没有增长。总理说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就是说在世界大国中也有基本面比较好的。一个是美国，去年上半年增长达到3%以上，三季度更好，但四季度下滑很大，全年的经济增长率约为2.4%，但已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另一个就是印度，由于正处于类似我国发展前期的经济起飞阶段，2014年的增长率和我国相仿，今年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综合这些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会达到3.5%左右。只有我们预期的2015年增长率7%的一半，因此我国仍属于中高速增长。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影响很大。特别是欧盟作为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对我国外向型企业冲击很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平均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已经达到16%到17%，去年年初的时候考虑各种因素影响，把贸易增长目标确定为7.5%，到年终盘算的时候，进出口总额实际只增长了3.4%，下滑幅度很大。利用外资也是这样，2014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而我国新增对外直接投资已达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已经几乎拉平了。从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看，我们去年原来计划提升7.5%，最后达到7.4%，只低了1个多百分点，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在报告中坦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特点是：国内一些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发展的“拦路虎”。适当地放慢一些增长速度，为优化发展环境腾出时间和空间，是既立足当下更立足长远的明智选择。而且，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一些地方政府过去长期靠卖地举债上项目创GDP的做法得到有效纠正分不开。现在我们沿海地区一些城市，每建造100万平米的新建筑，往往就要拆除30-40万平米的老建筑，被拆除的大多都在正常使用年限内甚至刚建不久的建筑，所以我国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我们只有挤掉这些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和泡沫，才能实现真正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都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党分忧、为国分忧非常重要。在这里，尤其不能“忽悠上级”、“忽悠中央”。我们知道，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党的领导机关的决策，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决策-执行-反馈-修正-再决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或系统。中央的正确决策，依赖于执行后的信息反馈。反馈的信息真实、准确，有利于修正决策中的偏差、提高决策水平;反之，就可能“误导”中央，甚至给中央添乱。而在经济下行时候，尤其要警惕一些地方为了完成增长目标而搞数字造假的倾向。过去一些地方对内一本账，对外又是一本账。向上级汇报成绩、汇报经济增长时是一本账，讲困难、搞扶贫、要补助时又出现另一本账。有的市县在年终上报GDP增长时，四处打听临近县市或竞争对手报多少，再决定自己报多少，在数字上互相攀比。为挤出统计中的水分，近些年来国家统计局一直采取一个做法，就是请专家对各地报来的经济增长数字进行分析，砍掉其中的虚假成分。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很难。因为反映一个地区实体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的，最重要有三个指标：第一就是工业用电量的增长，企业开工总的用电就会多;铁路货运量的增速，拉进来的原材料，要卖出去的产品，都要通过铁路货运来解决;第三个就是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增速，因为你要上项目，往往离不开向银行贷款，上的项目多，往往贷的款就会多。如果我们最后发现有一个地方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数字基本和去年持平、项目建设贷款没有增长，在技术构成没有发生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却硬说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一般都是虚报。所以我们国家统计局在对各省市报告的增长数字的汇总时，都会用这个方法去挤掉水分。很多外国统计学家都发现，对中国各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经过加权汇总后，比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的增长数字经常要高出两到三个百分点。这种差距在去年的统计中也多少反映出来一些仍然存在。其实这种数字造假就如同在病人的体温表上作手脚，医生就无法正确判断病人的病情、无法对症下药。朱镕基同志当总理时就对此深恶痛绝。我去国家会计学院讲课时，曾看到门口的影壁上就刻着他当年的题词：“不要做假账”。这大概是全世界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题词。反之，谋事要实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法宝。解放军报曾谈到这样一段史实：1947年5月，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组织了着名的孟良崮战役，围歼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整编第74师，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战斗结束以后清点战果时，粟裕副司令员发现，各纵队上报的歼敌数量加起来只有2万3千余人，而整编第74师有3万多人，还有7000人不知去向。于是他立即下令，迅速展开搜索，结果在一个大山沟里发现了这些残敌，遂将其一网打尽，全歼了国民党这个王牌师。当时的孟良崮战役中，我军有多个纵队十几万人参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统计出来的战果如此精确。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我们的部队作风不实、虚报战果，那这些残敌就可能成了“漏网之鱼”。反之，蒋介石就从来都不敢完全相信他的将领们的报告，首先很多军队的人数是假的，因为吃空饷是长官们的主要财源之一，越是杂牌军越严重，有时编制两万多人的军，实有士兵可能八千都不到。战报也是假的，因为按照各战区司令和军师长报告的歼敌数字，朱毛红军被全部消灭几次都有富余。就凭着蒋介石这样“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也得打败仗。今天我们抓经济工作，也必须有这种谋事要实的精神。“创业要实”，总书记讲“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现在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领导者的拍脑袋决策、跟风“创业”这种现象很严重。现在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在我国几乎遍地开花，大部分都办得很好，对于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办得不好的地方也并不少。我下去调研时看到也有很多产业园区是空空荡荡的。当初规划得很理想，但如今厂房早已盖好却没能招来商。还有的则是地早就征了，五六年了至今仍然荒在那里。这些地当年都是最好的菜地、水田和果园。在我们这样一个耕地如此紧缺的国家，看了让人心疼。我们更不要说那些因为搞“土地财政”而出现的“鬼城”和大批空置楼盘了。这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拍脑袋创业，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创业要实”，首先要有利国利民的明确目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两弹一星”，靠的也是这种创业精神。杨振宁和邓稼先当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后来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是个人成功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因为他得到了世界最高的学科承认。而邓稼先在这之前很早就回了国，回国后就再无声息。可杨振宁对这位老同学的实力心中有数。中国核试验成功后，1971年他曾试探性地写信问邓稼先：“听说中国的核武器是外国专家帮助研制的”。邓稼先拿这封信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让邓稼先回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据说，杨振宁看信以后痛哭流涕，这个痛哭流涕反映了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厅的灯泡发出的光亮，远远比不上中国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光彩。邓稼先和国内的同行们依靠共同努力，把一个民族给托起来了。杨振宁感到，尽管自己获得了个人成功，但远不如邓稼先把个人成功和民族成功绑在一起得到的荣誉感更大。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创业要实”的要求，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老院士曾通俗地说：科学研究是“硬碰硬的事情”。这个硬，一是硬在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上;二是注意细节，不让任何一个细节出现哪怕是最微小的瑕疵。美国两次航天飞机在全球瞩目中爆炸的悲剧，就是由于一个部件出问题或几块石棉瓦脱落造成的。“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但从不否认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从本质上讲，名就是追求社会的承认，利就是追求个人的生存条件。物质利益是人的正常需求，谁都要有收入、有住房，关键是要正确对待。问题在于一些干部把名利看得很重，干一点事就希望得到“回报”，刚刚提拔就琢磨怎么“再上一个台阶”。有些干部的工作为什么总没起色?往往和他在谋官、谋人上用心太多，在谋事上的精力明显不足有关。我们常说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调整。其实有的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结构也存在需要调整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至于他对别人、对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种不正之风必然反映到用人上。《解放军报》不久前清除徐才厚对部队的不良影响时，就尖锐地批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的看似为官择人，实际上为人择官，搞‘萝卜选拔’那一套，非自己‘中意’的人不用;有的嘴上说任人唯贤，实际上却看来头、看背景，有关系的先用，有利益往来的先用;有的公开表态时讲五湖四海，实际却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非圈子成员不用，非自己亲信不用。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拿出有效举措，确保能者上、庸者下，钻战者上、钻营者下，会点兵者上、只会‘点菜’者下，会干事的上、会来事的下。”这段话寥寥数语，却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在最近见到这类谈用人的文章中，我至今还没有发现哪篇评论写得比它更精准更深刻，确实切中了我们用人制度上的一些弊病。其实，该用什么人，不能用什么人，老百姓心里明镜一般。如果有的人凭借“长袖善舞”：善于投领导所好、善于跑官要官、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作风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还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所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我们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最大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六、当官就要担当、当官就要尽责“三严三实”，离不开敢于担当的精神。习近平同志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当官就要担当、当官就要尽责。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着矛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后退，那就没有资格做党员干部，更没有资格做领导干部。总书记不仅是这样要求的，也是率先身体力行的。大家看，三中全会以后他亲自担任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9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最近又决定亲自抓政法工作，担子非常重。特别是他亲自抓军队的改革和反腐，力度尤其大。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说：“党内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大家注意到，从对谷俊山、徐才厚案件的查处，到今年以来，解放军权威部门相继公布了两批共30多名还有以后不断陆陆续续公布的几名军级以上干部的重大贪腐案件，这是前所未有的。向世人证明了我党我军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政治勇气和无私精神。还有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了全军的清房清车，从清现职干部到离退休干部，从说服教育到采取果断措施。还有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消费，另外还大幅度降低了部分过高央企领导人的年薪，有些央企的负责人一年的年薪几百万上千万，在薪酬上和国际接了轨，在经营责任上却没有接轨。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是人们诟病已久却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哪一个不是动了强势的既得利益者盘子中的“奶酪”?总书记认为对于整治党风政风和维护社会公正来说，一打纲领不如一步行动。他说自己的任务是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有的同志担心，总书记这样亲历亲为，固然有助于改革和反腐的强力推进，但也等于把自己推到了第一线，今后对这些领域改革的成败得失都要直接承担责任，作为一个大党的领导人将来就缺乏回旋余地了。我认为，这些同志恰恰没有理解到，总书记就是以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态度来为各级领导干部做表率。习近平同志不是不知道他坚持改革和反腐触动了多少人利益，也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他犯错误。但他明白，如果在困难和矛盾面前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说轻一些，会错失重要的改革发展机遇;说重一些，会养痈遗患，甚至因腐败而亡党亡国。他强调，领导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担当。鼓励每个领导干部要有历史担当意识，敢于探索、敢于负责，才能把改革和反腐推向前进。人民对党的信任，本质上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是以每个领导干部的作风来体现的。如果说，有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可以靠他们的赫赫战功，靠他们在血与火考验中形成的胆识和魅力，成为新中国当之无愧的领导者。那么，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要靠我们的思想作风能够继续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可，靠我们能在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带领中国走强盛、繁荣、富裕之路。这一切都离不开敢于担当的精神。一个干部是不是敢于担当，也反映了他的心理年龄。如果一个人失去对新鲜事物的兴趣，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即使他们实际年龄还不大，也已未老先衰;如果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一门心思搞权钱交易，甚至无节制地放纵自己，更属于心理上的濒死之人。反之，那些充满朝气和热情的人，那些历经磨难还保持一份赤子之心的人，在人们的眼中是始终年轻的。一个人有效的工作生命有多久?显然不会有统一答案，但领导干部可以说有4种生命年限。一是生理生命，也就自然寿命。随着物质条件改善和医学进步，人的寿命在不断延长，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现在人均预期寿命是74.8岁。二是政治生命。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从参加革命工作或入党开始计算。即使你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政治生命也会比生理生命短20多年。三是工作生命。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为止，时间更短，特别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读完了本科还要读硕士、博士，真正的工作时间大约只有35年左右，不到生理生命的一半。四是领导工作生命。因为要行使公共权力，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要求条件就越高。这就决定了干部参加工作后的前10年，一般还处于“热身”阶段，要到35岁甚至更晚才会走上领导岗位。但人的生命力是有周期性的，这就造成一个矛盾现象：当一个领导干部各方面的经验和能力都臻于成熟时，精力和体力已经走下坡路，甚至快“退居二线”了。了解这些事实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生命和事业的巅峰期其实都很短暂，要珍视现在拥有的宝贵时间、机会和舞台，拿出浑身解数，为党为人民建功立业。记得有位身患绝症的优秀领导干部说过：“我不能增加自己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拓展它的宽度，把一天当三天用。”他不是用年，而是用月、用日、用时来计算自己能够完成的工作，是把有限的生命当做人生的“冲刺”点。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有这种用生命创造一流工作业绩的精神。特别是中老年领导干部，我们属于家庭、含饴弄孙的日子还很长，而属于工作岗位的日子已去日无多，我们只有发挥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努力创造出历史人民都能够认可的、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政绩，才能铸就我们自己无悔的人生。以上就是我关于建制度、立规矩，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的几点体会，不对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批评指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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