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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的汉代浮现
2013年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以春秋开端的东周和秦楚汉四朝，就是我所指称的“王国期”的晚期，它是中国早期古代史的视觉焦点。其中的战国时期，是关于新帝国诞生的一种精密预演，充满了各种戏剧性元素，明人小说《东周列国志》即是这段历史的精彩演绎，那些经过文学加工的资讯足以表明，就在帝国衰微、诸侯崛起的东周，各种美妙的政治方案已经被诸子所提出，并足以成为未来帝国的执政纲领。 中国论文网 /5/view-4341538.htm　　春秋战国及秦楚汉诸代，一种强烈的汉文化主体意识开始生长起来，试图以王国的权力结构为叙事蓝本，构筑大一统的帝王血缘世系，而纷乱的帝王谱系一旦获得统一，就能为民族国家的生长和运转提供最坚固的政治轴心。该使命分别由战国的齐国、秦帝国和汉帝国所承担，并由此发生三场剧烈的文化变革：战国确立了黄帝和老子的战略地位；秦帝国确立了帝王至上的极权制度，而汉帝国则完成了汉民族的自我认知。这是一场激烈的接力赛跑，它旨在推翻“亚洲精神共同体”的长期统治，以完成东亚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架设。 　　一、一种预演：齐国的文化革命 　　与轴心时代对应的战国时期（475-221 B.C.），占据东部沿海地区的齐国而非周帝国中央政府，为此扮演了一个重大角色。该公国的贵族阶层，是周民族老祖母姜螈以及开国大臣姜尚的直系后代，其都城临淄，在公元前650年间，就已超越排名第三的东周帝国都城洛阳，擢升为全球第二大城市，进逼排位第一的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它拥有以海盐为核心的工商体系以及由管仲发明的农业管理体系，并因此变得十分繁华起来。越国重臣范蠡在吴国被灭之后，从越王勾践的追杀中侥幸逃脱，易名埋姓前往齐国，投靠田成子，从事商业贸易，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他的个人事迹，足以成为强大的齐国经济的佐证。 　　田氏的祖先公子完，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代，因避乱由陈国逃往齐国，被齐王收留，势力逐渐坐大。公元前386年，其后人田常（田成子）担任宰相之后，先后诛杀各大家族首领，又屡次弑杀国王，褫夺了姜氏家族所掌管的权力。此后，太公田和放逐齐康公，并请魏文侯斡旋，得到周天子与诸侯们的同意，于公元前386年自立为齐侯，田氏就此取代姜氏而成为国君，但国家等级却由公国降为侯国。这一著名的篡位事件，史称“田氏代齐”。庄子对此痛斥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直言不讳地将其称为“窃国者”，表露出对姑息养奸的周王室及其诸侯国的严重不满。 　　齐氏王朝无疑是政变和篡位的结果。尽管得到周朝及其诸侯国的勉强认可，但这个靠谋反上台的政权，长期沉陷于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为了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伟大性，田氏父子，也即齐威王和齐宣王，向整个东亚地区发出招贤令，引聚各地学者，形成以稷下学宫为标志的东亚文化中心，其规模甚至可以跟雅典媲美。道、墨、儒、法、名、阴阳、兵家、纵横、农家、小说等学派在此云集，多达一千人以上，由此展开激烈的政治/学术论辩，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态势。 　　著名学者孟子、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等76人，被当局封为“上大夫”，住在官方提供的交通便利的大宅里，声名显赫而远播各国。司马光为此写下《稷下赋》，高声赞美这一盛况：“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此外，精英教育也变得如火如荼起来，年轻的学子蜂拥而至，以致田骈有“徒百人”（《战国策》），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而淳于髡则有“锗弟子三千人”（《太平环宇记》引《史记》）。在齐宣王的全盛时期，稷下的师生总数（“稷下先生”加“稷下学士”）达数千人之多，气象宏大，不仅威逼各国，而且令千里之外的洛阳都感到震动。齐国就此跟秦国平分天下，并称为战国“东帝”和“西帝”。 　　篡位者田氏指望通过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来证明新政权的政治/文化合法性。这是历史改述游戏的重大开端，也是血姻叙事的第一个官方高潮，标定了中国士人御用化的历史起点。道家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受到齐侯的厚待，心存感激，而唯一的回报，就是应承田氏的要求，从两个方面，为其政治正确做出貌似完美的论证—— 　　首先，以血姻政治为基本逻辑，全力证明田氏是黄帝的后代。就汉字的字形而言，“田”是“黄”字符的一部分，也即“黄”的一个核心脏器。在神话传说中，黄帝不仅战胜了姜氏的先祖炎帝，而且还杀死了姜氏的另一重要首领蚩尤，这两场远古战争的胜负，为田氏战胜姜氏并取而代之，提供令人信服的血缘政治依据。 　　其次，证明田氏出生地——陈国哲人李耳的伟大性，而拥有李耳的陈国，就此确立了文化上的威权地位，这场拐弯抹角的文化论证，就是要为田氏的陈国（异邦）身份，做出有力的文化辩解。 　　这就是“黄老之学”诞生的幕后逻辑，黄（帝）和老子就此形成古怪的学术联盟，犹如一层坚硬的盔甲，足以捍卫篡位者的权力内核。这场“争鸣”不仅推动了“黄老之学”的建构，而且对未来中国人的黄神崇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寻常的部落神祗，就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神学地位。黄的这场适逢其时的复活，引发了一场没有内在超越的喧闹的膜拜，而黄则淡漠地凝望着那些盲目的人群。 　　貌似“君权神授”的仪式，其本质却是一场“王权祖授”的表演。它抛弃了以神圣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原型，而以祖先崇拜来置换宗教崇拜。这是中国政体跟全球各大文明分道扬镳的重大时刻，一百多年之后，刘汉王朝便在齐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上，建起独一无二的血姻专制主义帝国。 　　道家集团对齐国政治的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先秦史的一个动人细节。战国是汉人进入民族主体自觉的历史标志。它的神话叙事，包括神话的历史化和帝王叙事，为此后秦汉两朝的意识形态建构，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这是一种政治实用的理性主义，它最初是政权合法性焦虑的产物，而后则演变成民族国家用以自我陈述的血缘履历。三百年后，王莽为了寻找篡位的合法性，以“土德”为本位，寻求黄帝（土德的象征）的血缘支持，把已受抬升的黄帝形象，做了更为彻底的粉饰。黄帝在血缘/姻亲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从此变得无可动摇。 　　二、汉帝国的文化觉醒
　　秦帝国建立以“皇帝”为轴心的极权主义政体，它终结了战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把“法家主义”推向历时性高潮。而后出现的仅有一年寿限的楚朝，没有什么重大建树，却以焚烧咸阳的方式，向史上的暴君提出严厉警告，但它的结果，却是那些博生们收藏的典籍（“博士书”），被大火付之一炬，导致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又一次文化浩劫。 　　汉代的集权分封制，适度软化了赢政的极权制度，但仍然保持了一个“外儒内法”的政治架构，并为未来长达两千年的专制，建立了第一块强硬的模板，这四个时期中，前三期均属于轴心时代，只有汉代属于后轴心时代，也即铁器时代，并且拥有一个以北方河流“汉水”命名的国名。历史学家习惯于称之为“汉朝”。但正是这个名字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它预示着汉民族的诞生，以及汉民族国家主体认知的完成。 　　帝国的名字“汉”，最初源于一次“楚朝”元首项羽的任命，而后则由刘邦的新帝国所沿用，“汉”的自我认知，始于汉文帝年间兴起的“五德学说”，但“汉”的意义，当时无法跟“刘氏”理念比肩。皇帝印章（玉玺）用语及祭祀封禅献辞，极少出现关于“汉”的自我陈述。在东汉的官方历史文献（如《汉书》和《后汉书》）中，尽管“汉”字大量涌现，但绝大多数用于地名（汉巾、汉水）、人物（汉王）和朝代，除了在表达历史转折点时，偶尔使用“汉兴”或“汉兴之初”之类的语词之外，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由“汉”字组成的政治词语。对汉帝国的频繁描述，仅在于汉之后的诸朝，而这只能是一种历史“远望”的结果。 　　但这种语词滞后效应，并不意味着汉帝国缺乏民族本体的自省意识。刘邦推翻秦帝国之后，在互相兼并和大一统的价值观支配下，一种全新的血亲叙事开始启动，大批重要史书被“意外地发现”，《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这些文本利用残剩的神话传说资源，编织出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在一种关于“汉”属“土德”的阐释过程中，汉跟此前所有王朝的术数差异，被帝国隆重“发现”。帝王世系中每个神祗的血缘，都有明确的时间脉络，而神祗之间亦有清晰的空间血缘关联，他们都被安置在一棵以黄帝为起点的家族树上，犹如一堆长相酷肖的果子。顾颉刚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声称那是“在战国的大时势下应有的鼓吹”，而儒生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但帝王世系表并非只是儒家的话语游戏，而是血亲政治的严重需求。在一个宗教瓦解的时代，这个以流氓造反起家的帝国，比任何王朝都更渴望借助“王权祖授”的模式，来获取权力的政治合法性。 　　经过秦代的严重挫败，汉代儒家集团指望在新世纪翻身，重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种翻身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路线。首先是游说皇帝，推高儒学的官用价值，也即让儒学成为法家专制主义的重要饰物。据班固《汉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九》载称，董仲舒（179-104B.C.）是这场儒学复兴运动的旗手。正是基于他和王臧的个人努力，西汉朝廷自武帝开始，启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34 B.C.）的国家主义程序。此后，经过三次皇家学术会议——汉昭帝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81 B.C.）、汉宣帝刘询主持召开的石渠阁会议（51 B.C.）以及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79 A.D.），最终形成官方儒学宰制一切的文化格局。儒家就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实现了帝国权力对民间思想的完美征服。 　　三、史学和经学的集体篡改 　　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格局：皇帝获得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支持，而儒家则赢取了经典阐释的最高权力。话语权柄一旦被紧握，儒家便可放手一搏，推动第二条路线的营造——以注释和篡改（在真本中捅入伪造的字句段之局部造伪）等手法，修改先秦历史文献，以实现儒学意识形态的世俗传输。参与这场典籍改造运动的人士，包括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向和刘歆父子，以及两汉和两晋的大批士人。运动的时间，从西汉武帝时代，到东汉王莽时代，甚至一直延续东晋，长达五百多年，可谓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而参与改造经典的士人，并非只有儒家一脉。秦汉魏晋诸朝，狭义的“儒生”，多指研习孔孟之学的士人，而广义的儒生，则指所有识字能书的士人，其中当然包括道家、方士、阴阳家和巫师，后者最终合流为庞大的道士集团。 　　鉴于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在西晋末年已经亡佚，目前的世传版本，出自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太守）梅赜所献，共58篇，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25篇。东晋王朝随即将这份珍稀文献，追捧为该朝官学的主流，而梅赜也随之成为经学史上的文化英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宋明以来学界的怀疑矛头，便直指这名晋代儒学元勋。清代阎若璩更是全力以赴，撰写《尚书古文疏证》，总结朱熹等人以来的历代质疑声音，列举1 28条有力证据，证明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不过是魏晋时代的伪作，此说得到黄宗羲、钱大昕和纪晓岚等人全力声援，甚至当朝皇帝也来附弄风雅，对此大声鼓掌，阎若璩更被梁启超誉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进而成为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卓越榜样。 　　然而，这还远不是《尚书》学案的结局。晚清大儒廖平邨藤摸瓜，发现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古文尚书”的身影，而“发现者”刘歆，才是古文经的第一作者。刘歆在图书馆担任编辑时，首先发现了春秋时代左丘明编撰的《春秋左氏传》，顾颉刚认为这是一部真书，本名叫作《国语》，却被刘歆蓄意拆解为两书——《国语》和《左传》，而后者是一部“真材料的伪书”。正是这次成功的“造伪”，鼓舞了刘歆的斗志，促使他进一步“发现”了《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刘歆给那些不服气的博士们写信，解释《古文尚书》的来历，声称是景帝之子鲁共王要打造自己的宫殿，把孔子的老宅也圈了进去，在拆除旧建筑时，意外发现了隐藏于夹墙内的古文字竹简，经过整理发现，它们分别为39篇《礼》（即《逸礼》）和16篇《书》，由于是以古文字书写，故被称为《古文尚书》。 　　廖平仿效阎若璩，撰写《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和《辟刘篇》等多种著述，将谴责造伪的矛头，从梅赜转向刘歆，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而古文经则是刘歆篡改的产物。这是儒学试图借助自我批判而达成现代化的重要征兆。1891年，康有为更以高亢的声调，痛斥东汉刘氏父子篡改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典籍的无耻行径，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手法恶劣，是为“篡贼”，声称自己“不量绵薄”，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刘歆编造“汉应火德”以及世系德表的目的，就是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基础。顾颉刚也认为，鉴于武帝推崇五经，鲁共王拆孔子壁得《尚书》，应当是一件当时耸动天下的文化大事，但司马迁居然没有将其载入《史记》，而喜欢表彰五经的武帝，多年来对此竟然无动于衷，这完全不符合事物的基本逻辑。
　　但经籍篡改，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么轻易。大多数经籍早已流传天下，仅仅在一套竹简上造假，效果甚微。此外，改经者还须握有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权力，并且上下串联，内外呼应，严密行事，方能得逞而不至于败露。此外，任何高明的篡改，通常不会全书通篡，而是在真资讯的中间，间歇性地插入伪材料，造成亦真亦假、真假混杂、以真带假、假亦成真的复杂格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钱穆才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为刘歆鸣冤，说他们没有造伪的可能，因为其中的部分资讯，已经得到本朝考古学发现（如近年来现世的战国简帛）的证实。此后所有为汉代经学辩解的依据，盖源于这个天真的逻辑。刘歆或梅赜们机智地利用了史学家的这种思维弱点。尽管钱穆之后，“谴伪之谢”已逐渐遭学界冷淡，而“改经”的嫌疑，在“清华简”真相公示之前，始终是笼罩于儒学圣典的浓重阴影。但经文被改动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个需要精细求证的难题，此外，刘歆和梅赜两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改经者？古文尚书是否经历了汉代和东晋两次改写？所有这些谜团的索解，已远远溢出了本书指涉的范围。 　　汉代改经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仅因为某些典籍流传稀少，甚至可能是一个孤本，而且是基于竹简的特殊结构。采用纬编方式将简片串联起来，这种活页式的结构，令伪简片的插入变得轻而易举。在上下文便于衔接的前提下，插入写有篡句的伪简片，再用细绳重新装订，一般很难被人识破。篡改者只要雇佣技术良好的匠人，采用相似的竹（木）料、刮削工艺和书法风格，就不会留下显著痕迹。其次，是在单片竹简上刮除原字并改窜新字，也十分方便。第三种方式更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在多卷竹简中直接加入一个伪卷。当今中国的文物造伪传统，其源头盖出自两汉。 　　作为“集体之作”的《山海经》，因其原始文本的开放性，后世的篡改变得易如反掌，例如它所描述的凤凰，竟然全身上下左右，都贴满圣贤孔子的伟大标语——“德“义“礼”“仁”“信”，俨然是一位展翅高飞的儒家信徒，而这类意识形态箴言，在该书其他地方从未出现，显得十分突兀，显然是汉代儒家改窜的结果，但至今都没有被聪明的经学家们公开揭破——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南山经》 　　就在康有为怒斥刘歆篡改“太史公”文本的同时，“太史公”本人的作为，却遭到了意外的遮蔽。这个蒙受后人“篡伪之痛”的司马迁，才是两汉学者编造历史、并用历史叙事来取代神话叙事的始作俑者。尽管《史记》具有合法的官方身份，并且得到甲骨文和金文记录的部分证实，但其所载史迹，仍然被后世证明有诸多不实之处。以往的史学家，多以为那是司马氏对原始材料“有所不察”的缘故，但其中更多的，却是一种蓄意的编织，也即在正典写作中注入个人观点，甚至直接把神话素材改造成“史实”，如“五帝本纪”之类，但鉴于儒家文献如《国语》《春秋》和《左传》等的“佐证”，这些疑点竟然无人诘问，而太史公的主流地位，更是捍卫了这种改写和编造的权力，令其散发出正统、客观和公正的气息。 　　司马迁受到广泛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蔑视神话和酷爱历史，而这是汉代儒家理性主义的主要表征，它要剔除所有的“乱力怪神”，并将其中有价值的信息采为信史。司马迁父子编撰了一部吞噬神话的历史，并开启了实用政治理性的道路，而它的代价是神学的严重挫败。在雅思贝斯看来，这种“理性主义”，正是轴心时代四大文明的共同特点。但雅氏显然未能意识到，希腊人亦是自我精神分裂的民族，他们在崇尚反神话的哲学逻各斯（logos，逻辑），并推动苏格拉底式的学术理性的同时，也保存并发展了瑰丽的古代密索斯（Mythos，神话），将其视为原始理性的先驱，而在东亚地区，这种有限而破碎的神话，没有获得任何梳理和扩张的契机，相反，它受到了史学家的机智改写，最终消失于帝王血缘谱系的故纸丛里，被混浊的岁月所埋葬，成为一堆缓慢死去的空壳符号。 　　在典籍篡改者的行列里，并非只有儒生一门。墨家、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术士，也全力加入这个成分驳杂的队伍。有所不同的在于，道家并不热衷于篡改先秦典籍，而是直接利用神话叙事，伪造黄帝和他人的对话录，由此推出《黄帝内外经》《素女经》等数十种“伪经”，仅湖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就在13种以上。此类上古经典的“造伪”，从未有人追究其“谴伪”责任，这可能是因为“造伪”的痕迹过于明显，近乎赤裸裸的文史游戏，在汉代的知识语境里，此类假托黄帝之名的手法，通常被视为“特殊的文学修辞”，而非蓄意的历史欺骗。 　　鉴于先秦典籍造伪蔚然成风，除了汉代，其他朝代的士人也竞相仿效，前赴后继，不断形成新的浪潮，不仅把中国变成文化造伪的超级大国，更为当下的神话研究，设置了严重的认知屏障。另一严重的情形在于，神话典籍的鉴定及其整个神话研究，从未成为中国经学的主流，也没有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关注。在本朝，上古神话只是以下三种人的关注对象：作家，如鲁迅、沈雁冰和闻一多；学者，如顾颉刚、岑仲勉、丁山、徐中舒、钟敬文、袁珂、饶宗颐等；印度文化研究者，如徐梵澄、季羡林和黄宝生等。他们人数稀少，影响细微，从未进入“官方国学”的内核。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对希腊神话及其奥利匹亚神学做出热烈响应，就无法掌握古希腊艺术和哲学的内在本质。自从西汉以来，包括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及当代研究者，仅仅把神话作为一个历史的附庸性现象，甚至视为荒诞无稽的“迷信”，而1949年以后各地文化馆采集的民间神话故事，多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的胡乱篡改，变得面目全非。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多重挤压下，中国神话没有得到保卫，反而缓慢走向毁坏的终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民族国家的精神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四、第二代神话的建构与瓦解 　　“后轴心时代”（200B.C.-1500D.C.）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密索斯（神话）与逻各斯（理性）的严重对抗，转向两者的重新结盟。经过漫长的岁月和诸多事变的教训，各大宗教的领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宗教哲学中的理性，根本无法抚平教徒内心的创伤，于是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均出现了哲学与灵性、仪式、祈祷和神秘主义再度和解的潮流。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峙之后，人类回到了理性和神话互补的道路。 　　早期汉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经过数度浩劫——春秋战国的诸侯毁典、秦始皇焚烧民间图书、项羽焚烧博士生掌控的官方图书等等，先秦典籍几乎被清除殆尽。其中最为受伤的，正是我所寻找的上古宗教一神话体系。 　　汉帝国的营造者刘邦，本来是低级官吏出身，而开国大臣萧何、曹参、周勃和灌婴，则皆为低级官吏或武夫，对修复文化毫无兴趣；加上镇压内乱和抵御匈奴，朝廷弄得手忙脚乱，根本无暇顾及文化建构，所以汉初六七十年间，虽然经济开始回升，而文化则始终处于凋敝状态，一派死气沉沉的气象。到了“文景之治”时期，虽然道家文化开始复苏，但基于“无为”思想的节制，仍没有多少重要的建树。连续三、四代人置身于冻结的状态，思想的教育与传承都出现严重障碍，由此在民间儒生群体中激起严重的文化焦虑。这焦虑像地火一样在隐忍中燃烧，期盼着解冻时刻的到来。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即位之后，试图彻底改变这种休眠状态。他开始举孝廉、试贤良，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而置立“五经博士”和“乐府”制度，以儒家经学及礼乐为唯一方向，俸禄高达40000石，利诱全国土人尽悉投奔儒学山头。最初博生官只有五十名，而经过此后一百多年的增补。到了东汉年间，太学诸生已达三万多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儒家势力。又为了建立天一人感应（祖一君感应）体系，打造起683所国家奉祀的祠庙。在武帝的亲自率领下，全国上下卷入狂乱的祭拜之中，加上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和穷兵黩武，前朝辛苦积蓄的帝国财帛被消耗一空，恰逢年荒连绵，民怨沸腾，对朝廷信心变得十分脆弱，各种灾异说开始兴盛，仿佛末日就要降临。整个汉室大有摇摇欲坠之势，但人民并没有起身反抗，而是在无奈地等待新福祉的降临。 　　这场由皇帝亲自导演的戏剧，却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帝国的祖先崇拜制的确立。这最初是针对赢政和项羽暴行的后果。在经历过焚书坑儒和火烧咸阳之后，汉人需要返回先秦，为帝国的权力秩序——权力的合法性、祖神祭拜模式及其世俗礼的重建开辟道路。正是这种血姻政治的理性，召回了被击碎的神话，令其像欧洲、以色列和阿拉伯那样，出现两者结盟的戏剧性迹象。跟司马迁截然不同，董仲舒公然违抗先师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教诲，倡导“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学说，试图利用神和人（祖先和君王）的对称性图式，来阐释帝国政治的本性，为武帝统治的代祖立言的合法性，寻找难以辩驳的神学依据。而在王莽时代，这种“天人感应”模式则转换为“感生”神话，令所有帝王世系表上的重要人物，都拥有一个完美的神性血统。 　　汉代儒家被迫借用了它的敌人一反理性主义的工具。但这场策略性运动的结果，是把儒家拖向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儒家到了东汉，以刘向父子为代表，已经完全沦为符号阴谋集团，卷入王莽的政治谋反，掀起规模盛大的造经运动，用以证明这场政治夺权的合法性，并最终成为宫廷权力角逐的殉葬品。 　　但正是由于汉儒的努力，制造出神话复兴的虚妄景象。高祖和武帝均尊奉阴阳家的“五德政治逻辑”，以为只要确立自己的五行本体，符合“五行相胜”的权力原理，就能获得天帝的授命而战胜前朝，平顺地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这种帝国的权力欲望，就是实用主义神学的生长基础。在司马迁的大力倡议下，武帝宣布启动历法革命，以“土德”为核心，以正月为岁首、以黄色和五数（五行中土属于五数）为尊，每年祭拜太一、天一和地一，而把青赤白黑黄五帝，置于三皇之下。基于这种形而上的“五行政治算术”，战国时被严重颠覆的神学秩序，终于得到了有限的修复。汉代的帝国学术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率先提出了“一统”和“正统”的政治纲领。据《康熙字典》，“统”字有历史（纪）、初始、本源和领导之义，从古帝那里受命，形成统一的政治血脉，这是“一统”（时间的连续性），也是“正统”（空间的合法性），这两个语词，犹如铜钱的两面，揭示出皇权的世袭本性，它大声张扬国家伦理的“道统”，而最终则要落实到朝廷权力的“王统”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时刻之一，因为它打开了祖先崇拜和血亲政治的大门，并为“大一统”的国家主义信念，开辟出意义深远的道路。 　　五、王莽的政治符号运动 　　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汉代太子党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大司马的高位上弄权，企图成为汉朝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为了解决其篡夺刘氏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他把武帝以来采用的各种神学符号游戏，把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中三种手法尤其值得人们留意—— 　　第一，在民间制造大批祥瑞符号和神秘的预言性图谶，借此抵消灾异说对王室的打击，重新召回民众对帝国的信心，同时组织儒生编撰图谶书籍，并要求读书人将其作为必读之书，由此为王莽担任“摄皇帝”（摄政王）提供神圣依据。 　　第二，启用刘向之子刘歆担任国家图书馆长，组织大批儒生展开新一轮的造经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弄出几部惊天动地的前朝巨著——《左传》《国语》和《古文尚书》等等，它们是点缀在王莽头上的文化光环，其中纳入了大量用以证明王莽和刘歆政治出身的伪证，它们旨在向世人表明，刘氏源于尧帝，而王氏则源于舜帝。而既然尧帝把王权禅让给了舜帝，那么王莽接管刘氏王朝，就是对上古贤君的一种卓越效仿，它不仅不是人们所暗讽的篡位之举，而且还是一种伟大的政治德行。 　　第三，梳理“五行政治”，把刘氏王朝改为火德（“汉应火德”），而王莽自己则接管了武帝确认的“土德”。跟“土”对应的王莽，在五帝谱系中必然要扮演“黄帝”的角色，所以他自称是黄帝的后代，虞舜的苗裔，并据此大肆追捧黄帝，蓄意提升其地位，顺手也把尧舜禅让的伟大品格、伏羲的神奇性以及诸神（包括孔子）的感生神话，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编。一个由武帝初立，而由王莽和刘歆完善的“三皇五帝”世系德表谱系，完成了它的逻辑架设。王莽篡位，就此有了坚硬的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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