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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的困局与机遇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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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智慧农业网
关键字:智慧农业 农村金融 农信社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均强调发展普惠金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明确提出“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这是因为广袤农村仍是金融服务的“盲区”或“半盲区”。　　如何优化农村的金融资源配置，让农村与城市一起共享现代金融服务的阳光?记者走访有关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探访多地农村，求解农村金融的发展之道。　　据银监会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数量达到1000家，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和湖北等7个省(市)已全面完成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工作，这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取得的重大成果。　　相比十年前，农村金融之困已大有缓解，但仍有近千个缺乏金融机构入驻的“空白乡镇”，无论是涉农金融机构数量，还是涉农金融产品种类，都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比甚微。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受农村抵质押物缺失、铺设农村金融网点成本较高、涉农资金“沉不下去”等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开拓农村业务的动力始终不足。　　如何优化农村的金融资源配置，让广大农村与城市一起共享现代化金融服务的阳光?如何解决农民的贷款难、结算难，培养农民的金融理财观念，同时改善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基础设施?　　近日，记者赴浙江、江苏、河南、山东等地，走访有关监管部门和一批金融机构，求解农村金融的发展、风险和监管之困。　　“融资难、融资贵”背后　　本次调研主要选择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一路走来，记者仍发现不少缺少金融服务网点的“空白点”。许多有农信社或村镇银行进驻的地方，相当多的农户往往无法为扩大生产及时筹到款，更难以奢望投资理财这类“高大上”的金融服务。　　在山东和河南两个农业大省，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以种植、养殖为主业的农户，种植面积上百亩，养殖规模堪称小型农场，但因为缺乏抵押难以如愿从传统金融机构贷款。　　“农信社的贷款需要抵押，审批慢，很难及时用上。”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一位种植大户告诉记者，自己通过村内农民相互间的土地流转，共种了近500亩地，每到小麦、玉米的播种和收割期需要资金的时候，往往只能向亲戚朋友或当地小贷公司借钱周转。　　安阳县一位张姓养殖大户也向记者介绍，今年他准备扩大生猪养殖规模，但养猪的房子早已抵押给农信社以借来采购种猪的资金，后续养殖过程中的饲料采购资金缺口比较大，这部分贷款已无法在传统金融机构实现，只能靠一些涉足农资需求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来实现。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在我国农村，16.8%的人认为自己需要钱，56.8%的人表示资金很紧张，而农户认为农村贷款不便利的占比高达69.6%。　　据《财经国家周刊》调研，目前在“融资难、融资贵”背后，农村金融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性问题。　　首先，区域差距明显。　　浙江省作为金融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农村金融的覆盖程度相对较高。按当地金融办提供数据显示，近九成的农村地区已被金融机构覆盖或者延伸到，甚至有些经济发达的乡村，除了常规的农信社、村镇银行、农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外，还有资金互助会、资金互助社、小贷等类金融机构。　　据央行《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贷款余额为19.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不到23%，农村村镇银行县域覆盖率仅为54%。这说明，我国大量的农村地区缺乏最基础的金融服务，而这些农村多遍布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其次，金融服务下沉程度有限。　　从大城市到中小城镇到农村，金融机构种类越来越少，网点门面越来越小。即便是农行、邮储银行这类成立了三农事业部的大型国有银行，分支网点基本也只铺设到县城、中心镇。部分村落只能偶见当地农信社的服务网点，再难找到其他金融机构。　　第三，金融产品欠缺。　　多位受访人士均认为，中国农村整体上其实并不特别缺钱，农村金融的难题也不完全在于缺乏金融机构，而是缺乏深扎于基层的金融服务能力以及相应的金融产品。　　目前，农村常住人口仍占总人口近半数，农民存款总额也呈上升趋势，而农村金融的活力远未被释放出来。　　浙江一名村镇银行负责人说，许多农村金融机构要么是瞄准了农村市场的高利息收益，使得农民不得不承担较高的资金成本，却不提供相应的投资性产品;要么是瞄准了农村资金的蓄水池能力，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将大量农村资金抽离到城市。　　农信社改革“折扣”　　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农信社是近年被寄予厚望的一个，但改革结果不尽如人意。　　农信社改革始于2003年，改革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将农信社的管理交由省级负责;二是改革农信社产权制度，以法人为单位明晰产权关系，扩大入股范围，提高入股额度。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多地省联社逐渐成立，其中一部分农信社改制为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截至2015年底，全国2303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中，正式获批开业的农村商业银行已达839家，正在筹建的达107家。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资产达25.81万亿元，超过工商银行。　　而问题并未就此得到解决。　　“省联社是典型的‘儿子出钱买了一个爸’。”一位地方银监局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省联社是会员制的，所有农信社均为省联社的会员，先出资注册出一个省联社，然后再由省联社来进行管理。但从法律上讲，这两者没有管与被管的法律关系。　　尽管许多农信社在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选择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本意是要强化农信社的法人自主能力，但现实基本上都做不到。”上述监管人士表示，农信社一旦改制成功并且做大，往往是省联社“不愿意看见的结果”。　　在他看来，有的省联社千方百计地抓住农信社，阻碍其向农商行改制。银监部门则是希望更多的农信社改制成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样更容易按照金融机构的标准来监管。也因此，农信社改制一直是金融体系改革的疑难杂症，又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的重点。　　农信社服务农村的动力和能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尤其对改制前后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以及人员安排往往无太多调整，而改制前后的监管发生了变化，相差很大。　　“农商行不仅有更高的监管标准，而且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大。曾经一家农商行由于没有完成央行的合意贷款，被央行通过调整准备金率进行处罚，不仅损耗了近千万元的利润，也影响了对农村金融的服务能力。”前述监管人士说。　　此外，为了弥补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全国各地近两年形成了许多资金互助会和资金互助社，这些组织由于缺乏相应监管，容易成为农村金融系统的风险点。　　一位沿海省份金融办官员统计，该省截至2015年底，各种农村资金互助组织超过13万家，对金融系统稳定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　　目前，许多省市的资金互助组织频繁爆发风险，当地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对这类组织“既爱又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需求的迫切性，同时也埋下了定时炸弹，一旦经济不好，农民收成、农企收益受损时，这些机构的风险就可能成规模爆发。”上述金融办官员如是担心。　　政策铺路，试点攻坚　　据不完全统计，为更快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近十年来，仅银行系统就颁布了多达 24 份针对农村金融的高阶政策文件，其中包括通过调整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等重要内容。　　尤其是201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后，政策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各部委也着力于政策落地，各省金融办也陆续出台发展规划以及配套政策。　　今年以来，多个省份陆续开始了农村“两权”(承包土地经营权和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并产生实际贷款投放。　　东北地区一位政府官员向记者表示，“两权”抵押对解决农民缺钱问题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金融支持有利于发展规模型经济。“但‘两权’抵押并不能治本，比如宅基地抵押的变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额度有限等，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　　另有地方银监局的负责人表示，有的地方“两权”试点已经推广多年，到了经验推广的阶段，但配套政策调整不到位。他认为，应该将原来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上升到修法的高度，通过修改《物权法》和《担保法》，配套改革。　　除此以外，各地农村金融综合改革方案和农村普惠金融试点也在陆续获批中。　　为了提升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央行日前对其定点扶贫地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制定并印发了《农村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方案》，试点方案提出，力争通过改革，使试点地区“融资难”明显改善，精准扶贫成效显著提升;形成科学完善的农村金融教育培训体系，农民金融素养普遍提高;实现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显著提高。　　据了解，下一步，央行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上还将有进一步措施。　　比如，探索建设县域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引导加大县域信贷投放;引导推进多样化的信贷产品，加大对进城农民工购房、创业就业、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支持;设立集先进存取、查询转账、民生缴费、投资理财于一体的金融综合服务站;探索建设整合银行、支付机构、银联等业务的普惠性移动金融服务平台等等。　　未来蓝海　　在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的同时，许多新型金融机构也在大举介入。农村金融的“空白”和“盲区”，在这些金融“新势力”看来，恰恰是新的蓝海。　　目前，蚂蚁金融、京东金融、苏宁金融等互联网公司积极布局农村市场。在阿里的“村淘点”和京东金融的县级服务中心，农民不仅能进行商品交易，还能申请贷款。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鲜见传统金融机构的乡镇，却能看到贷款公司和担保公司的身影。这些机构正是瞄准了农村金融这一新领域，专门针对农村资金需求提供贷款服务。　　可溯金融是杭州一家专注农村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这家公司将电商平台、金融平台以及数据平台“三合一”，为农村提供销售、融资和理财三个渠道。可溯金融总裁刘栋认为，融资难和销售难是农民增收的两大痛点，互联网渠道不仅可以扩大销售渠道和影响力，还能加大资金使用效率，已经成为农村金融难题的一个解决方向。　　蚂蚁金服农村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袁雷鸣告诉记者，由于抵押物和农民信用的缺失，对农村金融难题，一定要有与农业生产经营密切结合的创新性金融解决方案。　　“解决融资需求只是第一步。”袁雷鸣说，这片蓝海不止局限于融资，许多机构是在尽力解决融资难的前提下，进一步瞄准了农村市场大量的“沉睡”资金。　　近年来，随着农民增收手段不断增加，农民财富积累速度大幅提升，但大部分收入都仍以存款的形式躺在银行账户。这一大笔可供投资的资金，自然成为了各类机构瞄准的“肥肉”。这几年来，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多集中在土地或住房财产权益上，而针对农村市场建立的金融超市或者理财中心，却很难见到。　　一位地方金融办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农村金融服务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密切相关。让农民享受与市民平等的金融服务，获得较为丰厚的投资理财收益，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而且需求强烈。　　受访专家建议，为有效挖掘农村“沉睡”资金，创造合理的投资理财收益，需要如下配套建设：　　一是针对农民资金额度小、金融知识有限、风险承受能力不强等特点，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　　二是健全农村保险发展机制，完善农村保险市场建设，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和农民财产的补偿作用;　　三是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农民得到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创造条件;　　四是积极开展农民理财培训，引导农民通过投资理财增加财产性收入。
日前，中农互联总裁何阳先生受邀参加美国格里集团......农村金融困境_一个基于金融创新视角的分析_方晓燕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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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规定今后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登记颁证工作，制约土地流转信托最大的障碍将有望被扫平。
本报记者 陶盈舟 北京报道
& & 在“八项责任”的助力下，信托业的转型正在提速。
& & 《华夏时报》记者获悉，日前中建投信托成都锦江区土地流转项目正式落地。这不仅是中建投信托的第三单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也是2015年开年的首单土地流转信托。但与以往“财产权”+“资金信托”不同的是，此次成都的土地流转项目采用的是升级版“资金+财产权”的双信托模式。
& &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规定今后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登记颁证工作，制约土地流转信托最大的障碍将有望被扫平。
新年首单落地成都&
& & 在监管新政和“八项责任”的倒逼下，转型从2013年起就成了信托公司开口闭口必谈的话题之一。随着银监会信托部的设立，今后信托业的监管无疑更趋精细化和规范化，这也意味着信托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是迫在眉睫。
& & 日前，2015年首单土地流转信托就在成都落地。据悉，作为中建投信托推出的第三单也是在成都首单的土地流转信托，委托人为成都市龙泉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是由政府主导的区级平台公司，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集中流转至该公司后，统一委托给中建投信托进行运用管理，其模式采用了“资金+财产权”双信托模式，而非单一的土地流转信托计划。
& &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此前就已经实施了包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制度”在内的一整套地方性土地新政。其中，所谓“增减挂钩”，是指在保证耕地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将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
& & 换句话说，只要解决了农民安置、宅基地复垦等土地综合整治问题，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相应增加，从而缓解城镇化过程中用地紧张的局面，复垦后的农地也可以自由流转、集中经营。“其实，正是由于土地综合整治涉及建设安置房、复垦宅基地、为农民购买城镇社保等工作，中间存在大量的资金需求，所以才给了发挥信托公司金融资金募集长处的机会，从而增强信托公司在土地流转中的话语权。”中建投信托相关人士表示。
& & 实际上，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多位业内人士坦言，即便没有政策的春风，土地流转信托也将是信托公司亟待进军的新领域。
& & “农村土地改革是贯穿未来五到十年的全国性重大改革，市场容量非常可观，尽早参与到土地流转业务中来，对信托公司而言意义重大。”中建投信托总经理助理谭硕这样解释该业务在信托业突围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在信托公司的诸多创新路径中，土地流转信托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选择。
& & 用益信托分析师帅国让认为，对信托公司来说，通过土地流转信托，可以将土地使用权让渡出去，保留所有权，采用专业化经营、管理土地模式，其最大的亮点还是贯穿其中的创新，“此次中建投信托采用的‘资金+财产权’双信托模式无疑是一种业务模式的创新，即信托介入土地流转将金融元素注入了土地，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金融匮乏的问题，而且更有利于未来在‘三农’领域展开更多的金融创新。”
产业链模式破盈利困局
& & 事实上，从2013年10月土地流转信托破冰以来，包括中信信托、北京信托和中建投信托已经做了近10单业务，但相较于广大待垦的“农村蓝海”而言，这样的数量仅仅只能称之为“尝试”。
& & 此前曾传出着手调研土地流转信托的上海信托、华宝信托、中融信托、华融信托等，迄今未正式推出该业务。“目前大家对土地流转项目持浓厚的观望情绪，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托公司难以将自身资源禀赋与土地流转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成功对接，从而无法产生真正的盈利模式，而中建投信托在此次业务尝试中旨在突破这个业务瓶颈。”中建投信托研究创新部总经理王苗军表示。
& & 根据中建投信托方面的研究结果，目前国内现有土地流转信托实践案例基本都采用了“财产权信托”和“资金信托”相结合的方式，但几乎所有的资金信托都是为了解决土地流转完成后运营商的需求，忽视了在土地流转前土地归集过程中的资源整合需求。
& & 在这单成都土地流转项目中，中建投信托采用了“全产业链模式”，即前期资金支持+受托人+产业导入。“由于土地流转信托业务涵盖了融资服务、受托服务、产业导入、管理服务乃至终端消费者金融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所以应定位于基于土地的产融平台。”上述人士表示，所以在全产业链模式中，产业导入为后期土地利用形成了增值的巨大空间。而且相较于政府平台公司，此番合作的成都市农锦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当地农民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建投信托也可以更深更早地介入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集中流转过程中，以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 & 更重要的是，随着2014年11月中央正式印发土地流转文件要求用5年时间完成确权颁证，土地流转信托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想要通过专业的管理来提高土地流转的运作效率引入信托制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统一的土地登记管理制度。”一位信托公司的业内人士称。
& & 在帅国让看来，土地流转信托的难题不仅如此，而且“一是从法律层面来讲，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仍需政策完善，且农村土地不能进行抵押，这就成为土地流转信托难以大规模推广的一大掣肘”。
& & 帅国让认为，土地流转信托想要获得长足发展，除了要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还要加快推进信托配套制度建设，尽快启动修改信托法相关程序，建立信托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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