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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孟津乔庄古村落保存....,高峡平湖向家坝 文物保护如....
洛阳文物盗掘成灾洛阳文物爱好者小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洛阳境内发生过多起文物盗挖案件，&没有报案的更多&。　　洛阳市一位老刑警则直言不讳，洛阳文物犯罪有抬头之势，&不信你去地里看看，到处都是盗洞。&　　布满盗洞的田野　　开车行进在洛阳城郊，在平坦的田野里，一座座馒头形的土丘映入眼帘。　　&那叫土冢，也是古墓的一种。&洛阳文物爱好者小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过多年的疯狂盗挖，这里的土冢几乎全部成了空冢。&　　随后，他带领本刊记者来到河区沙湾村附近。这里有两座土冢，周围均有盗洞出现。　　其中，西边那座土冢周围有三个盗洞，洞口呈圆形，口径50厘米左右，距离土冢约有5米。东边土冢周围的两个盗洞则是长方形的，已经被部分回填。　　这些大的盗洞周围，还有多个小的探洞，口径5厘米左右，成排出现，分布密集。　　小雨介绍，盗墓贼先用小型洛阳铲密集打洞，探明墓道的大致方位和边界，然后改用大型洛阳铲挖掘大洞下到墓道，再沿墓道进入墓室，将里面的文物洗劫一空，&只要周边有盗洞，这座土冢基本就空了。&　　此刻，傍晚时分，这两座土冢孤零零地矗立在夕阳下，满身的枯草迎风颤摇，仿佛一位久经风霜的老者，正在诉说一段刻骨铭心的伤痛。　　接着，本刊记者又来到河区马坡村，这里正是大名鼎鼎的盗墓利器---洛阳铲的发明地。　　在马坡村南边一块土地上，同样布满了洞，这些大大小小的探洞和盗洞密密麻麻地排列在那里，触目惊心。　　本刊记者看到，小的探洞成排分布，两洞相距20厘米，两排间距3米左右。洞口堆积的探土整齐地排成一条条线，看上去像是刚刚播种过的菜地。　　大的盗洞呈不规则分布，目光所及，均可看到。盗洞多为圆形，深达十米，多是新鲜的掘痕，有的洞口还遗落有汉砖的残片。　　&这都是他们最近盗挖的，&小雨捡起两块汉砖残片心疼地说，&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文物被他们盗走了??&　　本刊记者注意到，这里距村庄很近，仅一路之隔，有的盗洞甚至直接打到了柏油马路上，疯狂之势，令人咋舌。　　&他们就是这样大胆！&小雨愤怒地说，这些盗墓者十分嚣张，不仅在田地里盗挖，甚至还在农民的房前屋后打洞探墓，&现在，洛阳周边田地里到处都是盗洞。&　　千年帝都&十墓九空&　　古都洛阳，地处黄河之滨，跨越千年历史，记载了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发展变迁，&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历史上，曾有十三个朝代在洛阳建都。洛阳城北的邙山，因风水上好、土质适宜，历来被帝王将相、富商巨贾视为理想的安息之地，素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之说。　　邙山上汇集了众多的皇家陵园和古墓葬群，更有6代24帝长眠于此，陵墓多得&几无卧牛之地&。一个真实的佐证是，50年代，洛阳轴承厂开工建设时，曾在一座车间厂房下面挖出了200多座古墓。　　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邙山也成了盗墓贼的乐园。在邙山，陵墓盗洞不计其数，历朝历代均有盗墓贼光顾。　　对此，著名学者、原洛阳师范学院院长叶鹏教授无比痛心地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洛阳邙山的古墓已经&全部被盗空了??&　　据传，洛阳铲是洛阳马坡村盗墓者李鸭子于20世纪初发明的，并为后人逐渐改进。最早用于盗墓，后成为考古工具。　　常见的洛阳铲呈半圆筒形，长20至40厘米，直径5至20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情况。　　由于洛阳铲的制作工序有20多道，技术要求高，纯手工制作，目前洛阳能制作洛阳铲的作坊仅有数家，但洛阳铲可在作坊随意买到。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本刊记者来到了洛阳铲发明地马坡村附近一家洛阳铲制作作坊。　　小小的房间内堆满了各种型号的洛阳铲，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小铲是挖小洞探墓的，大铲是挖大洞下人的。&　　虽然洛阳铲并非盗墓专用，也可用于考古发掘。但据作坊老板透露，来他这里买洛阳铲的，绝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农民，而不是考古队的，&肯定是用来盗墓的。&　　洛阳当地一名曾经的盗墓者常斌（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那里有一半的成年男子都是干这个的，他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　　长久以来，邙山古代陵墓遭到疯狂盗挖，墓中文物被洗劫殆尽，&千年帝都&已是满目疮痍、十墓九空。　　文物犯罪&有抬头之势&　　洛阳文物爱好者小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除了龙门西山唐代石刻被盗案，洛阳还发生过多起文物盗挖案件。　　日凌晨，8名盗墓人员在郑（郑州）卢（卢氏）高速公路宜阳段施工现场盗挖古墓的过程中遭遇塌方，3死1伤。　　日夜，洛阳白马寺东北4公里处的金龙寺，有一尊北魏石佛被人盗走。　　日，马海林、马焰辉、海永亮等9名盗墓者在孟津县朝阳镇闫凹村盗掘古墓时，被孟津县文物局与县公安局抓获。　　2006年，洛阳市在&严厉打击盗掘古墓葬犯罪活动&中，打掉文物犯罪团伙3个，抓获文物犯罪嫌疑人32名。这次行动还集中对文物古玩市场进行了清理规范，没收来源不明的文物80余件。　　2005年3月，李连喜组织7名同伙，经多次探墓，在宜阳县丰李镇马窑村三道岭自然村岭南盗挖一古墓葬，挖出文物近百件（其中三级文物一件）。　　在洛阳采访期间，本刊记者亲眼目睹了有人在拿洛阳铲打洞探墓。　　当时，本刊记者正在马坡村附近一块田地查看盗洞，忽然看到远处有三个人正围在一块儿，形迹可疑，其中一人身体稍曲，双手握着长杆在有节奏地上下运动。　　记者拿出相机准备拍照，被他们发觉，几个人停止探挖，分乘两辆摩托车飞速离去。　　本刊记者上前察看，发现他们已经打出了数十个探洞，洛阳铲带出的新鲜泥土，呈圆柱形堆积在一起。　　洛阳市公安局一位民警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洛阳盗挖古墓案件时有发生，文物犯罪活动有抬头之势。　　这位民警透露，现在，很多盗墓分子看洛阳&十墓九空&，就移师外地，继续作案。例如，日深夜，五名洛阳市孟津县农民，携带洛阳铲等盗墓工具，驾车到山东寿光盗掘古墓，被当地警方一举抓获。　　&这仅仅是公开报道的一小部分，没有报案或者没有报道的更多，如果没有盗墓犯罪活动，地里哪有这么多盗洞？&小雨激动地表示。　　对此，3月24日，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余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洛阳盗挖文物事件时有发生，具体由公安机关办案，他们文物部门配合，相关数据需要到安全保卫科了解。　　一个农民的&盗墓笔记&　　一把洛阳铲，一根麻绳，一支蜡烛，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一些魅影在古墓附近出没。　　这些盗墓者是如何找到古墓的？他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进入古墓洗劫文物？这些盗来的文物如何变成现金？　　几经周转，本刊记者找到了洛阳当地一个曾经的盗墓者杜忠言（化名），他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了他的盗墓经历。　　杜忠言称，他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后来，在周围人的带领下，开始从事&挖古董&。　　在他们那里，&挖古董&很普遍，每个村子里都有一大批人在干这个，&大家都比较穷，干这个也是没办法。&　　杜说，挖古墓原本不分季节，一年四季都有人干，&秋天更厉害&，原因是秋季玉米等农作物比较茂盛，在地里挖墓不容易被发现。　　每次挖墓，首先要做的是&打洞探墓&。　　他们用直径5厘米左右的洛阳铲，在怀疑下面有古墓的田地里挖洞探墓。挖洞时，沿东西向，直线进行，两个探洞之间相距40厘米，两排探洞之间相距3米。　　杜忠言解释，洛阳地下唐墓居多，唐墓一般南北朝向，呈菜刀型分布，刀柄是墓道，刀面是墓室，总长度通常长于3米。　　两个探洞之间相距40厘米，保证&不留空白&；两排探洞之间相距3米，小于古墓的南北长度，保证&探清边界&。　　探洞通常要挖两三米，根据洛阳铲带出来的土质情况，判断地下是否存在古墓。　　土有活土和死土之分：凡是被人动过、有人类活动遗迹的都叫活土；没有被人动过、保持原有状态的是死土。&两者土质结构明显不同，活土松散，死土致密，&杜忠言称，&有经验者一眼便能见分晓。&　　探洞打到3米，如果洛阳铲带出来的土还是死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遇到活土，就意味着底下有墓。　　然后，密集探挖，找到古墓的大致边界，再改用大号洛阳铲，进入&墓中取宝&阶段。　　用直径50厘米左右的大号洛阳铲，在墓道上方垂直向下挖掘，一般挖上6米，即可进入墓道。接着，沿墓道走向，边挖边进，直达墓室。之后，搜索墓室内的文物，逐件运至地面。人出来后，回填盗洞，趁着夜色逃离现场。　　杜忠言称，挖墓最关键的步骤是找墓，这个全凭经验和运气，有时几个月也找不到一座墓。　　一旦找到，探挖就快了。平均5分钟打一个探洞，探清一座墓只需三四个小时。接下来的&墓中取宝&更快，6米深的古墓3个小时即可完成挖洞、取宝。　　照这样的速度，对于6米深的古墓，一晚上就能盗空一个；如果是4米的浅墓，一晚上能挖两个。　　杜忠言说，随着时代的进步，盗墓技术也得到了发展，现在的探墓都用&探杆&了，&效率比洛阳铲高十倍！&　　对于挖上来的文物，参与者卖钱平分。每次分钱，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运气好的话能挖着大件，一下子就能分个十万八万的。&　　这些挖上来的文物，都要卖给当地一些文物贩子，他们再想办法偷运到广州，然后出境交易。　　文物保护亟待重视　　著名学者、原洛阳师范学院院长叶鹏教授期待有关部门把回填的周王陵&天子驾六&等车马坑统统打开，展现洛阳东周时期的辉煌。　　&天子驾六&车马坑位于洛阳市中心，是2002年在筹建&河洛文化广场&时发现的。　　由于&天子驾六&车马坑为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天子之乘是&驾六&还是&驾四&问题提供了结论性证据，弥足珍贵，时任洛阳文物考古队一队队长的叶万松联合叶鹏等专家，共同呼吁政府放弃城市广场的建设初衷，完整保护周王陵系列车马坑。　　叶鹏当时严词质问：&你们要建一个广场，充其量在世界上也是二、三流的；要保存了东周天子王陵遗址，那将是举世无双的！你们要哪一个？&　　但是后来，政府&不听专家的，只听当家的&，仅仅保留了系列车马坑中的&六驾&车马坑，其他全部回填，继续建设文化广场。　　听到这个消息，叶鹏来到建设工地，看着一个个车马坑消失在沙土下，不禁老泪纵横。　　不久，叶万松的洛阳市文物考古队一队队长职务被免。他带着对古都文物保护工作的热爱和遗憾，悄然离开了洛阳，返回北京居住。　　不仅仅是&天子驾六&车马坑，叶鹏对龙门石窟景区文物保护也极为关注。他曾专门撰文《略论龙门的荒凉化》，反对龙门石窟过度商业化，反对在保护区内建宾馆酒店。　　因为在叶鹏看来，洛阳文物安全受到了诸多威胁，&文物保护亟待重视&。　　面对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案件，面对不断增多的盗洞，最痛心的是洛阳公安系统人士，但他们坦言&无可奈何&。　　洛阳市一位老刑警无奈地向本刊记者表示，&说起来闹心，不是公安不想管，是公安不敢管！&（记者 金明大）河南洛阳孟津乔庄古村落保存完整 清朝车库令人叹阅读提示　　在中国八大美院的画家眼中，位于洛阳孟津县的乔庄，是随处皆可入画的天然古村画卷;　　在建筑专家眼中，乔庄建筑选址、布局能充分利用自然循环资源，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游子心里，躺在乔庄的窑洞里，早晨听着窑洞顶的牛铃声自然醒来，&一下子就勾销了缕缕乡情。&　　在乔庄，你能看到清朝的车库，能感悟到依沟壁而建的窑院的神奇&&　　【掠影】　　A 古树、碾盘、老宅&&　　两人亦无法合围的皂角树下，几名老人正围着一堆燃烧的枯枝边烤火边拉家常。被风刮起的阵阵蓝烟的背后，是用红石条、大青砖、黛瓦筑就的古宅。旁边直径一米多的石头碾盘，虽早已没了需碾磨的谷物，但依然散发着沧桑岁月的幽光。　　这一幕，早已成为画家怀旧题材中的场景。　　而这样的图景，在洛阳孟津县小浪底镇乔庄，一个西距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约两公里的村落，随处可见，可谓移步换景。　　在千村一面的当下，这样颇具古韵的村落，自然不会逃过画家敏锐的艺术嗅觉。　　今年53岁的乔卫明是洛阳理工学院艺术系老师，以花鸟画见长的他就是这个村的，也正是他带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们。　　&最早来村里的是鲁迅美术学院学生，那是在十几年前，我当时带鲁迅美院的5名国画系研究生来这里玩，他们到村里一看，喜欢得不得了。&乔卫明说，从此，乔庄开始在美院的师生中口口相传，来乔庄写生的美院师生越来越多，&中国八大美院师生全来过，不少美院还在这里建了写生基地。&　　乔卫明告诉记者，&现在天冷了，来的人少了。每逢春秋两季，村里青枝绿叶的，配着这古旧的黄土坯和红石青砖垒砌的墙体，画画很有感觉，最多时能来一两千学生。&　　1月中旬的一天，煦暖的冬阳打破了滞留多日的雾霾，照得整个村落寒意全无。看热闹的小孩带着他的小花狗，亲昵地跟随着大河报记者一起穿行在村里的宅院间，使得记者恍若画中游：古宅墙体的下半部分为大小不一的红石条垒砌，上半部为土坯，外面用泥抹平。岁月的风吹雨打，使得不少墙体的泥皮已剥离脱落，配以墙边粗糙的碾盘、石磙、石臼&&眼前错落的景物，使得画家不用取舍，直接就能入画。　　B　　清朝的车库，见过吗？　　就在村民们烤火的旁边，有一座位于一处宅院前面的单间房屋，其约1米高的墙基同样为红石条垒砌，墙基上面为土坯垒砌，外面泥糊后用石灰粉刷。四面墙的交界处用大青砖垒成砖柱，而临近大门两侧的墙体则全部为墙砖垒就。两扇大门共宽约两米，一把铁锁锁在锈迹斑斑的门环上。房顶以黛瓦覆之，个别残瓦处露出了黄土。透过门缝向里看，室内空荡荡的。　　虽然这间单屋算不上精雕细刻，但却能感觉其端庄、大气和坚固。和其他房舍相比不同的是，它的房门较之村中其他宅院的房门要宽一半。&这是个车库，放马车用的，清朝建的。&77岁的村民乔双贵告诉记者，&门明显宽大，主要是为了适合进出马车。&　　&马车就在祠堂的房子里，我带你去看看。&说着，村民刘志带记者来到村中乔家祠堂去看马车。这驾马车只剩下一个木制车身：长约3米，宽一米多，&这是车轴。&指着放在车架上一根长1米多、镶嵌有铁环、表面光滑的圆柱形木棍，刘志说：&车身有1米高，光马车轱辘也有70厘米高，我以前还赶过马车呢。&　　【讲述】　　那宁静、闲适的意境，一下勾销了缕缕乡情　　和平原地区宅院有明显不同的是，乔庄的宅院大都是依一条东西走向的沟壁而建，各家院落前一条宽阔的大路将临沟而建的院落穿在一起。　　这些清代中后期所建的房屋为何要建在沟壁前？推开门进了院你才会发现其中的奥妙，不但沟壁前的平地上建有房屋，沟壁上亦挖有窑洞，窑洞和两侧的厢房及院门构成了一个窑院结合的四合院。　　说起这窑院建筑的好处，一名幼年在乔庄长大的游子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1984年夏，我出差返家，小住三天，弟弟特意安排我住在我小时居住的那孔窑洞里。刚入室内，暑气尽消，如置身于一个大空调间内。这一晚，我美美地睡了一个好觉，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当我听到窑顶上传来隐隐约约的牛铃声、滚滚而来的车轮声时，才知道天大亮了。那宁静、闲适的意境，一下勾销了我远在西蜀的缕缕乡情。&　　虽然早已在洛阳有了自己的家，但乔卫明隔段时间仍会到村里看看。虽然他家的祖宅保存得相对完好，但每次回村总感到一种痛：&村里的这些古宅塌毁得太厉害，这三年之内塌了一半，目前村里只剩下一二十处老宅院了，只有五户人家住在这里，其他都搬了。&乔卫明告诉记者：&这种窑院住着非常舒服，我在上小学一年级之前就在窑院里住，冬暖夏凉，要是全塌完了，可惜。&　　乔庄独特的北方窑院式民居引来专家撰文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红和洛阳理工学院胡云杰副教授在他们合作的一篇专门论述乔庄的学术论文中说，乔庄所处地为丘陵地带，其民居建于清代中后期，或成排建设，或单独成院，所有的宅院都背崖面沟，属典型的北方窑院式民居。村落选址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　　在村落选址上随坡就势，选择在山谷内相对开阔的阳坡上。这种格局形成了比较封闭的区域居住环境，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的小气候，体现出乔庄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不少民居墙体的颜色、用料大都一致，可乔庄民居墙面更突出装饰和使用功能，并合理利用地方传统建筑材料。墙体的下部运用砖或红石砌筑作防潮处理，中间及上部用砖作竖向矩形分割，中间填充料礓石，这样能够避免雨水的冲刷，同时也加固了墙体。　　记者采访时发现，乔庄民居这种对墙体巧妙的处理方法，不但有实用价值，更有视觉之美，使素来沉闷的墙体有了层次和肌理效果，看起来颇为灵动，整个墙体宛若一幅粗狂、质朴的装饰图案。　　【闻名】　　多少名医、工匠从这里走出　　看到记者采访，村民乔双贵从家里拿出族谱让记者看，&我们这个村姓乔的，都是在明朝从山西搬到洛阳市附近，随后又有分支移到其他地方生活。清朝乾隆年间，乔氏其中的一支从洛阳搬到这里居住。&乔双贵说，乔家耕读传家，重视教育，虽然居住在这偏僻的山沟内，但乔庄人才辈出：不仅出了不少闻名乡里的大夫，更有不少能工巧匠。　　乔庄的大夫到底多&闻名&，当地曾有句老话:&乔庄村大夫看过的病，难治疗。&又说：&乔庄村是个中医大夫的窝。&意思是说:乔庄村从医者多，名医辈出，良医已看，别人回天无术。此似有夸大之意，但乔庄大夫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前，乔庄的乔寿萱、乔清华、乔清云这三名中医名气很大，其中乔寿萱精儿科，乔清华攻内科，乔清云则是外科高手。乔庄名医以中医世家乔清华一家尤为有名。　　乔清华生于清光绪十一年，于1953年病逝。乔清华家是一个大家庭，兄弟五人，除二弟乔清选、四弟乔清范从农外，三弟乔清麟、五弟乔秀五，亦随兄从医，各有所长。一家三医，实属罕见。　　延至二代，父子相承，其子乔璋、乔铎也随父行医。　　在先辈的耳濡目染中，乔卫明上小学时就跟爷爷学会了号脉，他笑着告诉记者，他们乔家出的医生非常多，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亲戚在外地行医、开药房。　　过去乔庄地少土薄，经济结构单一，为养家糊口，村里外出干手艺活的人多。这其中以泥木铁匠&三秀才&最为有名。三秀才是指泥水匠乔跃、木匠乔拴牢、铁匠乔寿俊。他们垒砌的房屋、打造的农具在方圆左近颇为有名。　　直到今天，乔庄村依然有人以此为业，&我家这石雕门楼就是我自己做的。&站在自家门前，70岁的村民刘志颇为得意：&砖雕、石雕我都会，不管是啥花样，我看一眼就能比着样子雕刻出来。&（温中豪 李帅文）高峡平湖向家坝 文物保护如火荼　　　　重回首 惜离别　　日，屏山老县城的人们扶老携幼，纷纷爬上县城后面的锦屏山顶一瞥老县城最后的容貌，因为昔日熙来攘往、店铺林立的县城，明日行将被淹没在滔滔东逝的金沙江水之下。也许在外人眼中老县城早已因为拆迁而沦为一片废墟，可对土生土长的老屏山人来说，那是难离的故土！这座始置于明万历年间的县城，历经400余年的沧桑，而今将告别昔日的荣耀，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正是老屏山人对故土这份炽热的爱，才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来与之告别，不舍、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日，向家坝水电站正式下闸蓄水。向家坝电站位于四川省宜宾县（左岸）和云南省水富县（右岸）境内金沙江下游，设计装机容量64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溪洛渡水电站，目前为中国第三大水电站装，也是国家&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之一。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具拦沙、防洪、灌溉等综合效益的巨型水电站，已于日 向家坝水电站正式投产发电。繁华的县城不复存在，坚实厚重的大坝拔地而起。这一破一立的背后，涉及问题之广泛，就四川来说实属少见。自2006年水电站开工建设，6年以来，无数的干部群众在各自不同的战线为水电站建设默默地付出辛勤和汗水，他们中就有广大宜宾文博工作者忙碌的身影。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向家坝水电站移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屏山自古就是四川、云南周邻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历史上长期民族杂居，和平共处，多民族的文化在此交汇融合，是一个融合多元文化的大熔炉，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水电站的建设，屏山县境内的淹没区就长约93公里，面积约120平方公里，涉及8个乡镇数百个村庄，是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四川）文物保护工作的主战场。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将被淹没，文物抢救保护工作也显得极为紧迫。　　地下文物考古成果巨大 地面文物搬迁稳步推进　　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四川）文物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地下文物抢救发掘和地面文物的搬迁复建两大块。为了加强淹没区文物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四川省政府、宜宾市政府和屏山县政府联合成立了向家坝淹没区（四川）文物保护工程指挥部。日，在屏山县文化馆大楼前，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王琼（现局长）、宜宾市政府副市长刘晓晨为&四川省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文物保护工程指挥部执行工作站&揭牌，这标志着向家坝水电站库区文物保护工程全面启动。早在1991年，为了配合向家坝水电站的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即对水电站淹没区进行了第一次文物调查，列出的重要文物点达72处，其中地面31处，地下41处，成为四川省基础建设中所碰到的规模最大、文物点最密集的一个项目。其后，2003年、2006年、2007年先后多次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复查，共发现地下文物54处，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　　2009年6月，屏山县楼东乡沙坝村，这个处于淹没水位线最下端的小村庄开始热闹起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担，宜宾市博物院、屏山县文馆所配合的叫花岩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正式开始发掘。该项目是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四川）首批启动的项目之一，幸运的是就是这首次的发掘即将整个川南的历史上溯了3000年。　　长期以来，川南这一大片区域内一直没有发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对常年奋斗在外的四川考古人来说实属一大憾事。叫花岩遗址共分为8个文化层，时代跨度为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在最下面的3个文化层出土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遗物，绝对年代在距今年之间。叫花岩遗址的发掘一举弥补了川南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弥补了四川考古人心中的遗憾。正是鉴于此，叫花岩遗址入选了2009年的&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在向家坝考古工作的开篇之始即收获如此重大的成果，无疑是振奋人心的，大家士气高涨，期待着更大更多的发现。如果将整个向家坝考古工作比喻为一篇秀丽文章，这无疑是一个凤头。四川考古人用铁肩担负文物保护的重任，用妙手著文章。　　日，捷报从北京传来，宜宾石柱地遗址入选 &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石柱地遗址位于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屏山县楼东乡，从2010年5月至2011年11月，对遗址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商周、战国秦汉、明清各时期遗迹800多个，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文物2000余件、标本万余件。李万涛&&石柱地遗址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85后考古新秀 。乍一看，他与一般稚气未脱的小伙子别无二致，然而他对待工作态度极为严谨认真，管理起上百号人员的考古发掘工地来一丝不苟、井井有条。2011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石柱地遗址考古现场进行检查，评价他是&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技术要求操作规范，发掘区域、面积掌握合理，地层和遗迹现象把握比较准确，现场整洁。&石柱地遗址分布面积之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时间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都是首次发现。其中，战国晚期至秦时期的墓葬，为典型的巴蜀文化墓葬，为研究蜀人南迁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叫花岩遗址和石柱地遗址只是向家坝考古取得成果的一个缩影。截止2012年9月，向家坝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工作全面结束。四年来，对54个文物点进行了64次考古发掘，核定发掘面积57372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61732平方米。发现各时期考古遗迹4000多个，出土重要文物标本、小件约3万件。其中一个考古项目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宜宾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亲临考古发掘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在发掘过程中注重综合研究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如早期遗址碳标本的孢粉和植硅石分析，邀请专业机构对全部文物点进行地形地貌测绘、航拍，重要遗迹的3D扫描成像等。与国内外相关单位合作开展综合研究（北大、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科技大学等）。重要的遗址、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先后邀请了社科院考古所、国家博物馆、北大、川大等20多家国内著名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现场进行检查指导。对于新的考古发现多次邀请了国内著名学者在成都、宜宾等地召开了专家专题研讨会，以及时公布新的成果和指导下一步的工作，并利用各种学术会议多次做主题学术演讲，及时整理发表相关成果，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　　禹帝宫，位于屏山县老县城小南门，始建于明代。原在县城东门外犀牛桥东，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迁入小南门内。主殿为单檐歇山式九脊顶大殿，正脊火珠宝顶，大吻战兽齐全。廊下雕花驼峰，檐下满饰如意斗拱，斗拱雕有各式花卉。 庙内石柱刻有四个水文标志，经长江局水文考古队1982年考证，这些标志真实记载了金沙江一百多年来的历次洪峰，具有重要的水文科学价值，为修建葛洲坝、三峡和向家坝水电站提供了历史资料。199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禹帝宫位于向家坝蓄水水位线以下，因其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列入搬迁之列。2012年8月，禹帝宫已由专业资质单位施工，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规要求和《金沙江向家坝水电站移民安置实施阶段四川库区淹没地面文物处理规划报告（核定稿）》确定方针搬迁至屏山县书楼镇临时文物库房，在不久的将来将以原材料原工艺复建。　　在淹没区，还有其他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点，和禹帝宫一样需要搬迁复建。为全面了解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地面文物搬迁保护工作情况，日，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朱小南带队，对向家坝水电站淹没区地面文物搬迁工作进行了检查，肯定了此次搬迁工作取得的成绩。　　百炼终成&&向家坝精神　　江水枯了又涨，树叶绿了又黄。春夏秋冬数载，冷暖交替几度！我们不在工地，就在去工地的路上，车在崎岖的山路走，人在颠簸的车中抖，沿途飞沙走石、滑坡塌方更是家常便饭，车船换乘常常使几十公里的路程半天才能到达。面临大江，守着电站，我们常常却无水无电可用，工作多在已搬迁的无人之境，后勤保障艰难。地面文物实物指标复核期间，白天要实地测量考评，晚上处理数据资料，早的时候晚上九点就能下班，晚的时候要到次日凌晨五点才能休息，工作站的同志们都戏称这样的作息为&朝五晚九&。洪水肆虐之际，我们更要与洪水抢时间彻夜转移文物。然而忙碌的工作让我们根本无暇顾及个人得失与安危。面对群众对考古工作的好奇，甚至不理解，我们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宣传文物保护法规和知识，在他们意识里播下文物保护的种子。到我们离开时，他们不再叫我们是&挖宝的&，而在我们的称呼前面冠以&考古的&； 他们不再叫我们手中的工具为&锹锹&，而知道了那是&手铲&。团结、奉献、坚守、不懈，这些就是向家坝精神。　　可以说向家坝文物保护工作就是四川的&三峡考古&，然而摆在如此浩瀚的工作面前的又是时间紧、任务重、条件苦、经费不足的现状。宜宾市博物院作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合作单位，全程参与和配合了此项工作。宜宾市博物院作为地市级的文物工作单位，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直接的参加如此大型的文物保护工作，今番抓住机会，迎难而上，把博物院的绝大部分技术力量投入到该项工作当中，特别是将年轻的工作人员悉数安排在考古发掘一线，使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四年来，他们的业务素质得到极大的提高，精神面貌为之一振，促进了宜宾的文博人才队伍建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地区健康协调发展的根系所在，只有本固，树木才能茁壮成长。戎州大地，历史悠久；人文精神,薪火承传。向家坝一系列的考古成果丰富了宜宾的历史文化的注脚，极大地丰富了宜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也必将成为宜宾市旅游文化经济的重要支撑点。保护好、继承好、发展好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宜宾的一份荣幸，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罗培红）乌木之争纠缠不清：是文物是矿产还是木头　　制图：张芳曼 史鹏飞　　&家有乌木半方，胜过财宝一箱。&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多次发生乌木权属之争，是文物、无主物还是矿产资 源？专家认为，处置乌木目前尚无法律依据，应进行规范。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2月至今，一年时间内，四川省内被媒体报道的较有影响的乌木出土或权属争议事件便 有8起，安徽省1起。&乌木之争&一时间成为四川、安徽甚至全国的一个热门话题。　　各地处置不尽相同　　在多起事件中，&彭州天价乌木案&受人关注。此案中，当事人吴高亮坚称是在自家承包地里发现了乌木，主 张对乌木的所有权。吴高亮认为，应该比照探矿的相关规定，在自己缴纳相应的税费后，乌木应归自己所有。而当 地镇政府则主张在公共河道发现，所以&乌木国有&。吴高亮于日提起诉讼，至今仍未判决。　　另一起获得妥善解决的乌木权属之争也引起关注。2012年12月，四川达州市渠县永东村几位村民在当地河道挖 到一根乌木，并争抢权属。最终，该乌木卖了4万元，2万元上交集体，其余分给挖出乌木和看守乌木的几名村民。　　四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张擎介绍，乌木由于其一般浑身乌黑而得名。2000年至4万年前，一些埋入淤 泥中的树木，在缺氧、高压状态和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经过漫长的炭化过程形成乌木。因此，乌木具有&植物 木乃伊&的名号。　　&早期发掘的乌木主要分布在四川4条大江及其支流区域，现在在广东、广西、湖南、安徽安庆沿江地区等均 有为数不少的发掘发现。&张擎告诉记者，乌木形成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转化为乌木的树木必须有香味， 能天然防腐；第二，该树木必须迅速埋入地下，与空气隔绝而完成转变。　　安徽安庆也是乌木出产地之一。记者在位于安庆市大观区的袁江村看到，村里显眼处堆着好几十根硕大的黑木 。这些形态各异的黑木，如同被火烧过，但相比木炭，它依然保有树皮和坚硬树干。　　大观区常务副区长张黎明介绍，2010年的3、4月份，长江安庆段水流量较大，冲走河床浮沙，更多古树露出原 形，村民们逐渐打捞出100多棵。2011年6月，被鉴定为乌木。得知消息后，当地政府第一时间在袁江村中圈出空地 进行集中管理和保护，禁止任何个人交易。　　&村里派专人看管，121根木材除一部分被博物馆运走外，其他都在。&袁江村党支部书记叶苗介绍说，这两 年有不少商人想购买，都被村里拒绝了，去年还引发了权属之争。　　价格猛增因稀为贵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地城市建设的石材需求猛增，四川岷江流域的沙场日益增多，河床下2米至10米 处有很多乌木被挖出来，乌木也是从那个时候炒起来的。&杨勇良是四川眉山的一名收藏乌木的资深玩家，他告诉 记者，在岷江中上游，沿江上下的沙场少说也有数百家。　　&最近几年，乌木的价值炒得很高，被加工成为工艺品后，身价会翻好几倍。&杨勇良说，一根乌木在沙场时 1立方米售价4万元，转手价格就是原来的2倍，若再贩到外地市场还可能翻倍。在彭州一带，乌木的交易额每年约 3000万元。　　记者在成都市送仙桥古玩市场见到，专门的乌木制品店里，大部分都是工艺品、雕塑品，也有部分精致家具， 比如茶台、餐桌等，价格不菲：乌木茶台近10万元，乌木桌面装饰雕塑7000元，大型的乌木根雕22万元，就连一个 车内小挂件也是几百元。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副教授王传贵介绍，乌木价高首先是&物以稀为贵&，在药用或是医学研究方面 ，它并不具备很高价值。乌木多被作为家具材料，由于热炒，价格水涨船高。此外，有人认为乌木能辟邪纳神，这 给它罩上神秘色彩，受到众人追捧。　　&乌木的本质是炭化木，介于木和炭之间。木质的好坏、树种、树身大小粗细、炭化度、色泽、外形及裂纹等 都是定价依据。此外，价格还与后期的再加工与工艺技术有密切联系，所以定价需进行全方面考虑。&安庆市博物 馆馆长姚中亮介绍。　　法律、管理存空白　　乌木交易行情的火爆，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掘木热&，乌木权属的法律争议也日益突出。　　&乌木究竟是资源、文物抑或林木，当前法律没有明确定义。虽然安庆大观区目前暂管乌木，但是区里无权去 利用它们，既没有科技手段和专业人才，也缺乏经济实力，只能&看护&。&张黎明说，&长时间堆放容易导致树 皮脱落和白蚁侵害，我们也无计可施。&　　眉山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科科长张志刚告诉记者，近些年，当地大大小小有关乌木争议的事件，都难有恰当 的处理结果。&没有确凿的法律依据确定乌木到底是属于矿产还是文物，因此难以断定其归属于国家或是个人。& 张志刚说。　　&将乌木认定为矿产也存在争议，因为矿产资源具备工业价值等特性，乌木并不具备，而是因为加工成艺术品 才使价值得到体现，实际上乌木介于木和炭之间，能否确定为矿产资源还有待认定。乌木也不能被认定为文物，因 为依据文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这条规定中 仅提到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四川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喻远军认为，乌木的定性，是 决定其权属的关键。　　那乌木能否归为&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呢？西南民族大学法学博士苟正金认为不能。&民法通则第 79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这条规定意味着，成为埋藏物或隐藏物必须&所有人不明 &。而乌木是自然形成，本来就没有所有人，就更不存在&所有人不明&了。& 苟正金也认为，在处置乌木的问 题上，现行法律中还找不到法律依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夏良田表示，无论出土乌木的归属如何确定，发现者的勘验费、挖掘费用等 为开采乌木而支付的成本，政府部门毫无疑问应进行对价补偿。　　安庆大观区乌木被搁置后，当地文化、林业、文物保护等部门都曾希望作为保护主体，但权限问题令他们遇阻 。叶苗说，&建公园、建博物馆或是开发产业公司，都比把乌木闲置着好，但现在谁也没办法。&　　&建议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乌木的权属，并加强对乌木资源的保护。任何滥采滥挖的行为，都会毫 无疑问地加速乌木的枯竭。& 夏良田说。（作者:张 文 叶 琦 选稿:吴逸敏）揭秘“北京人”头盖骨64年搜寻内幕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科学命名为&北京直立人&（拉丁语：Homo erectus pekinensis），又称&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是生活在更新世的直立人。其化石遗存于1927年在中国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关于其年代的争议较大，一般认为约在距今50万年前。　　　　中美日三国一直未停止寻找脚步；最新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化石可能随日本&阿波丸&号沉入南中国海。　　■核心提示　　10月24日，几份首次公开的原始文件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亮相。　　其中一份文件提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与日本邮轮&阿波丸&号一起沉没。　　1941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离开北京后失踪，成为世界级的文物疑案。四年后，&阿波丸&号被美舰击沉，其装载何物亦谜团重重。中国曾组织过一次打捞，但因技术所限未能全部完成，二者是否存在联系仍未可知。　　60多年来，中、美、日三国的民间机构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北京人&头盖骨的追寻，北京也成立了第一个由政府牵头的寻找组织。有消息称，民间组织已开始运作打捞&阿波丸&号，最后的谜底也许很快就能揭开。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历来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文物疑案。这一次，谜底被重新指向一艘沉船。10月24日，几份首次公开的原始文件在周口店遗址博物馆亮相。　　其中一份尼克松访华期间向中方提供的美国情报提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同日本邮轮&阿波丸&号一起沉没。　　尽管情报用词为&可能&，但另一份中国高层授权打捞阿波丸沉船的&77&13&　　文件显示，中国对&阿波丸&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发现了近3000吨锡锭，这也是上述情报中提到的，从而部分印证了情报的可信性。　　有专家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找回&北京人&化石最重要、最有价值和最具可操作性的线索。对此有过二十余年研究的历史学者李树喜说，把&北京人&化石和&阿波丸&联系起来&并非猜测&，&随着阿波丸沉没的谜团逐步解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之谜很有可能会水落石出。&　　世纪末的发掘　　为了保密，在发掘之前，周围布设了围帐。根据&物理探查异常&的方位，专家划出长1.5米、宽1.5米的矩形。但深挖至近3米，均是一些沙石、瓦砾之类。　　10月24日上午，北京市房山区北京猿人遗址管理处的一间会议室里，光明日报高级记者、报告文学作家李树喜在众多专家和记者的面前，小心翼翼地摊开了60多页大小不一、颜色发黄的纸张。　　&很珍贵！&李指着那些发黄的纸张情绪激动。20多年时间里，他深入各地档案馆、机要室探查，甚至只身走访美国，寻找关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每一点蛛丝马迹。　　1929年，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由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这一发现把最早的人类化石历史从距今不到10万年推至距今50万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最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5颗较为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连同牙齿147颗、头骨碎片、面骨、下颌骨、股骨、锁骨等，以及全部山顶洞的人类资料，在转移到美国的运送途中神秘失踪。　　&60多年里，与头盖骨相关联的中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民间寻找它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李树喜说。　　在众多说法中，&头盖骨仍在北京&尤为繁多，由此还导致了中日双方在1996年展开过一次认真的寻找行动，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那是源于一位侵华日军的&良心发现&，这位老兵弥留之际拜托一位叫三枝的日本剧作家转告中国方面：他曾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奉命转移&北京人&头盖骨，由于形势紧迫，他将化石掩埋在北平一僻静之处，准备日后再作打算。　　老兵所说的埋藏地点是协和医院往东两三公里处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在旁边一棵松树干上，他还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以便日后识别。　　信息经过几度传递，到了另一位日本友人仰木道之手中。仰木发现，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特征。令他更为兴奋的是：日坛神道北侧有一棵松树确实被刮过树皮，而且痕迹老旧。　　获此消息，中科院方面派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叶捷研究员和张森水教授同仰木接洽，但对其可靠性一直将信将疑。　　即使如此，鉴于&北京人&的线索日见稀少，况且出于一位日本友人的热忱，中科院方面决定，在日坛公园展开探寻。　　令初步勘测人员没想到的是，动用电震探测仪测量地表，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经过磋商，中科院和仰木还达成了《关于发掘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可疑埋藏地点的协议书》。为了保密，在发掘之前，周围布设了围帐。　　根据&物理探查异常&的方位，专家划出长1.5米、宽1.5米的矩形，四名工人在专家指导下挥镐动土。但深挖至近3米，均是一些沙石、瓦砾之类，&北京人&遗失之后在北京的惟一一次现场发掘就此草草收场。　　1998年秋天，以&北京人&发现人之一的贾兰坡为首的中国14名院士联名发出了一份&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的呼吁，在世纪末掀起了巨大反响，但苦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寻找又陷入僵局。　　时隔5年，第一个在政府领导下、统一协调民间力量的寻找&北京人&行动机构在北京市房山区诞生。　　今年7月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这个名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机构，由北京市房山区政府官员担任领导职务，包括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的众多权威古人类专家，下设办公室和寻找工作队。　　截至目前这个机构已收集到63条线索，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吉林、福建、台湾等全国15个省市。　　&寻找工作队&表示，将对这些线索一一进行甄别筛选，决不放过任何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对有价值的线索将追踪到底。　　&北京人&在北京最后的日子　　胡承志最后一次见到这两个箱子，是在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他听说，&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64年后，头盖骨的失踪仍是这个老人的锥心之痛。　　北京东单三条9号，一幢建于1921年的灰砖琉璃瓦的中西结合式的二层小楼，在高楼林立的喧闹中显得端庄僻静。　　这里便是&北京人&化石1941年遗失前最后的保管地&&&原北平协和医学校旧址，现今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解剖楼。　　&遗失之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李树喜说，当时裴文中所在的新生代研究室就在这栋小楼内办公。　　1940年12月，美日战事一触即发。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裴文中，对头盖骨的保存表示担忧，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发现人之一贾兰坡乘轮船押运至缅甸仰光，再取道昆明运至重庆；二是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对于第二个方案，美方并不认可，原因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化石挖掘协议，周口店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　　鉴于日军控制下的北平风声日紧，1941年11月，在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一再协调下，重庆国民党政府允诺&北京人&化石出境。美国也最终同意由领事馆安排把化石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现年88岁的胡承志老人，当时是新生代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现有资料表明，他是最后一个见到和摸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　　64年后的今天，&北京人&化石失踪对于胡承志老人依然是锥心之痛，对于北京人化石下落的任何采访都被他婉言拒绝。但他当年书写的向国民政府汇报的遗失报告仍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报告中胡承志讲述，1941年11月的一天上午，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息式白突然通知他，要把&标本装箱运走&。第二天，胡承志请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两人将&北京人&化石装箱。　　关于包装，胡承志有详细描述：&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四十八寸长、十一寸高、廿二寸宽，一为四十五寸长、十一寸高、二十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　　&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楞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手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　　胡承志最后一次见到这两个箱子，是在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他听说，&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李树喜公布的资料显示，按照中美之间的交涉文件，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上标明美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性质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预定日登上美国邮轮&哈德逊总统号&，然后运抵美国。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袭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化石在内的物资和行李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千里之外，原定负有运送责任的&哈德逊总统号&邮轮刚到达上海，就在长江口被日舰围追堵截，邮轮触礁搁浅，被日舰俘获。&关于头盖骨化石历史资料的描述，至此就再也没了下文。&李树喜说。　　被日本占有？　　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北京人&丢失后，日本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列为最主要的怀疑对象。李树喜说，这是因为对&北京人&化石的挖掘、研究和保护，日本始终保持了浓厚的兴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方就曾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两名学者和一名侦探，来北平打探&北京人&化石的下落，均无功而返。　　1945年11月，世界大通讯社相继发出了&北京人&在日本发现的消息。　　依据这些报道，翁文灏致信马歇尔，认定日本方面最终获得这些化石，并&已经交给驻东京联合国代表麦克阿瑟将军&，请求马歇尔提供帮助，归还中国。　　但盟军司令部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中方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济的日本之行。李的任务是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书画、器物、图书等等，而受翁文灏、裴文中之托，此行的&重中之重&乃是查找&北京人&化石。　　1945年，李济亲赴日本帝国大学拜访，但未得到任何线索，空手而归。但&北京人&化石在日本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　　1948年7月，曾任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魏敦瑞写下人生最后一封信，敦促美国内政部&出于拯救人类的伟大财富&，担当起帮助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责任。信中说，&凭我的感觉和判断，这些化石很可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并严密地藏匿在某处。&　　1971年，随着中美关系的逐步解冻，当时的托运人威廉&弗利也浮出水面积极帮助中国寻找化石下落。　　当年为了保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标注为他的个人行李。弗利回忆说，&12月8日，我被日本部队逮捕&&但我打开属于我自己的衣箱时，惊异地发现几个用于解剖的头骨和一尊佛像已经不翼而飞。&　　贾兰坡的长子贾彧彰回忆说，1980年5月，弗利与贾兰坡多次间接联系后，发信说想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下落，但他提出希望此行得到中国总理的邀请。　　贾彧彰说，这使父亲感到十分为难，再三斟酌后，父亲写信给弗利：&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总理没有见过我，我也没见过总理，这样的要求我难以满足，也无法满足。&　　此后，一直到弗利去世，他再也没与贾兰坡联系过，永远失去了来中国帮助寻找&北京人&的机会。　　&阿波丸&号之谜　　李树喜认为，这艘万吨巨轮上一定存有很多这些秘密，&这些秘密让他们宁可把船沉没，宁可牺牲很多人的生命，也不愿让这些秘密被美国方面截获。&　　日深夜，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迷雾蒙蒙。一艘巨轮驶入在该处海域巡航的美军潜艇&皇后鱼号&的视野，当实施警告无效后，舰长拉福林下令&鱼雷攻击&。　　沉闷的巨响在深夜中响起。三分钟后，巨轮连&SOS&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便消失在海涛和夜幕中。　　这艘巨轮就是&阿波丸&。2010名乘员中仅有一人生还，超过了&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件。　　在史学界，&阿波丸&沉没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　　1977年中国交通部门和海军潜水员对&阿波丸&反复探摸发现，美军的两枚鱼雷击中的是船体的后半段，事实上&阿波丸&却是在船首处断为两截。　　参与打捞的上海打捞局高级工程师赵孟信分析说，只凭几发鱼雷的攻击部位，对一艘万吨巨轮不可能瞬间造成巨大损伤，&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多少印证了外界长期来对日本&阿波丸&存有自爆装置的猜测。　　李树喜认为，这艘万吨巨轮上一定存有很多这些秘密，&这些秘密让他们宁可把船沉没，宁可牺牲很多人的生命，也不愿让这些秘密被美国方面截获。&　　&阿波丸&1945年2月被用来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但多名专家认为，在沉没时，上面装载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也有人提出，&北京人&头盖骨也在上面。　　作为当时驻新加坡的日本特务首脑，日本&光&机关长日高震作回到日本后，多次接受盟国的调查。日高曾陈述：途中，&阿波丸&在雅加达和新加坡把军队的贵重物品包括金币、工业钻石等分别装入不同的保险柜。　　&阿波丸&被击沉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但对于众说纷&文革&后期，美国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华国锋和其他领导人，再次提到&阿波丸&装有黄金、白金以及大量纸币、证券。信中还表示，希望允许美国的公司参与&阿波丸&沉船的打捞工作。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也重申了上述情报资料，表示愿意为中国有关方面提供打捞&阿波丸&的全套深水设备，条件是，分取&阿波丸&打捞成果的5%.在中国，同样也有一批人关注着&阿波丸&的秘密和下落。当年的中国人民打捞局局长、海洋水下工程研究院院长、海洋水下工程专家张智魁等人，就一再呼吁中国要揭开&阿波丸&之谜。　　李树喜此次首次公开的档案资料显示，1977年初春，一位海军高级将领正式向中央军委、中央领导人写信，陈述打捞&阿波丸&的重要性。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相继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并将其转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海军和交通部主持此事，明确指出：&海军要积极，交通部也要积极&，&一年找船，第二年大干。&　　根据中央领导批示的时间，一项被确定为代号&77&13&的工程从此启动。　　张智魁毛遂自荐被任命为&阿波丸&现场作业组组长、总指挥。　　日，打捞队潜水员在渔民的指引下，潜入牛山岛海底摸出了沉船中的第一块锡锭，上面清清楚楚地标有&大日本&&&东洋&和&BAKA&&&PP&字样！这就是资料记载的&阿波丸&装载的物资；BAKA，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邦加岛。　　接着，潜水员从水下摸上来的两块小木牌上，有毛笔写的两个名字：杉浦隆吉、横尾八郎。这也是资料记载的&阿波丸&船上的人员名字！　　&一年找船&的设想，在张智魁他们手里被浓缩为&五一&这一天。　　在兴奋之余，忧虑却来了。在技术发达的国家，空气常规潜水标准是50米。超过这个深度，水下压力增大，则可能引起氮麻醉，造成潜水者四肢麻木以至神志昏迷。　　现年80岁的张智魁回忆说，&阿波丸&沉船处水深近70米，即使潜水员顽强拼搏，每次下潜也不能超过30分钟，每人每天只能捞取15块锡锭，打捞只能采取蚂蚁啃骨头的战术。　　长时间的氮麻醉，潜水员队伍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日，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的&潜水员体检报告&披露了这一严重状况，并向上海打捞局革命委员会郑重提出了警告。　　1980年1月，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对外宣告：从1977年开始的清理牛山岛渔场水下障碍物，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残骸的作业，经过三年时间，已基本完成。　　由此，&77&13工程&戛然而止。李树喜说，打捞队三年中总共从沉船里打捞出锡锭3000吨，卖得5600万美元，换来了两艘现代化的打捞船。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未浮出水面。　　张智魁对此充满遗憾，他说，由于潜水技术限制，当时的打捞只是完成了一部分，情报所显示的物品只能等待再次打捞核实。　　&可能是最后的线索&　　现场发布会上出现了几名戴墨镜的&民间打捞人士&。李树喜透露说，相关人士和组织已开始积极运作民间打捞&阿波丸&号沉船的工作。　　&阿波丸&号上可能藏有头盖骨化石的情报再次被翻出，已是1996年。当时，身为光明日报记者的李树喜在一堆堆档案和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一线索。　　10月24日的发布会上，他展示了这份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美国情报翻译整理的油印件。　　&这次公开的档案材料为寻找&北京人&提供了一个好线索。&贾兰坡的长子兼生前秘书贾彧彰说，他也同时提出疑问：北京人头盖骨于1941年遗失，既然被日本人劫走，为什么要等到4年之后的1945年才匆匆运回国内？　　还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专家提出，&北京人&化石为什么要花费周折从中国的北方运到南方，直至东南亚，然后由&阿波丸&运去日本？　　&这不是不可能。&10月24日，李树喜给记者解释，一些军方人士本身即是特务身份，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一些战争中获取的物品，有的人甚至随身携带，不离左右。在战乱之中，&北京人&可能经日本人之手在中国大陆辗转，并随军南下直至下了南洋。　　李给出另一个重要的佐证是，日军从南京国家图书馆掠抢的大量珍贵图书，也是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香港，后来转移到东京参谋本部。　　&无论如何，这份资料可能是寻找&北京人&下落最后的线索了。&他一再强调。　　24日的发布会上，除了专家和学者，还出现了几名戴墨镜的神秘男子，现场发言的李树喜只给出了&民间打捞人士&6个字的简短介绍。　　李向记者透露，相关人士和组织已开始积极运作民间打捞&阿波丸&号沉船的工作，目前该项活动已得到了领导和政府多方面的支持。&拭目以待！&李树喜说。　　&百度&一下&北京人头盖骨&，相关网页达79200篇。10月24日首次公开的一份资料显示，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在1945年沉没的日本邮轮&阿波丸&号上。周恩来秘密收购海外文物 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　　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文物保护　　中国是世界文明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文物众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文物保护工作呕心沥血，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和要求。在旧中国烂摊子的基础上，他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使大批珍贵文物得以保存至今。他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挥文物的作用，对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指示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收购海外中国珍稀文物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到文物大省陕西视察时，就对文博系统的同志说：&我到哪个地方，都爱看这些东西，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就指示前线部队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古建筑。日，周恩来发出指示，要求前线部队对浙江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和山西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砂版《大藏经》的普善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由于周恩来的过问，刘氏嘉业堂重要的藏书得以保存。后来刘家将这批藏书捐给了人民政府。宁波天一阁原为明代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楼，始建于1561年，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古籍浩瀚，素有&南国书城&之盛誉。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几经流失，不断受到破坏和掠夺，到1949年时仅存1.3万卷。宁波解放前夕，周恩来要求三野九兵团，在攻城时必须保护好天一阁藏书楼，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重获新生。周恩来还指示编印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请他们注意保护。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会议上，多次讨论文物保护问题，从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到制定方针政策，对文博事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如《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　　周恩来非常关心文物征集工作。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唯一传世之作《五牛图》，堪称稀世珍品，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被掠走，从此下落不明。1950年初，一位华侨托人致信周恩来，称《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手。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购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品。周恩来立即给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条指示：一、派专家赴港鉴定，确定真伪，如系真品，立即购买；二、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安全；三、文物运回后，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管。文化部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　　解放前，由于战乱，许多国宝级文物流落各地，有些不知去向。新中国成立不久，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流失出去的大批古书画及古钱币等珍贵文物被人带到了香港。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三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恩来汇报这一情况。1951年3月，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了回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从香港购回的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体现了新中国的文物政策。　　此后，文物收购小组在香港陆续收购了许多珍贵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图》、宋徽宗（赵佶）的《祥龙石图》、马远的《踏歌图》、李唐的《采薇图》、吴镇的《渔父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40余件书画作品，这些都是古代绘画艺术的珍品。　　主持制定《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这也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新的课题。在建设中，常常会触动地下和地面的文物。这些文物，该不该保留，哪些要保留，哪些该拆除，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周恩来在1953年的一次政务院会议上说：&我对文物问题很感兴趣，然而面对今天大规模建设事业，假使在保存历史文物问题上主导思想不一致，北京的城市规划就会遇到问题。&他又说：&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就要使其发扬光大。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化，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遗产，不是的，我是强调要推陈出新。&&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保存文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周恩来认为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们的发展结合起来，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长远的看法。只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使古代文物传之久远，对全人类的文化有所贡献。　　1954年，北京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原来的街道太窄，早已不适应飞速发展的交通要求。当时在城内的大街小巷还保存着许多牌楼，有的已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严重障碍，对这些牌楼是保存还是拆除，提到了国务院会议上进行讨论。有人主张全部拆除，也有人力主保留，甚至慷慨陈词，潸然泪下。周恩来耐心地听完双方的争论，最后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严肃地指出那种完全不考虑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而片面强调要保护牌楼的人的&黄昏&思想，并且决定把那些严重妨碍交通的牌楼拆除，其中有一定艺术价值的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加以保存。　　在北京修建地铁的初步规划中，要经过建国门元代古观象台。施工指挥部提出了拆迁建国门古观象台的方案。北京古观象台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以使用年代最久，保存的大型古天文仪器数量最多和完整而著称。同时，古观象台还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和数据资料等，其中包括从1724年至1902年近180年间的气象记录完备资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一旦被拆毁，一个重要文物遗迹就将永不复存。如果搬迁，也将会对古往今来从现址观测到的天文资料、天体变化的宝贵数据等造成重大损失。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要求地铁改线，以保护古观象台。周恩来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这座当今世界上保存天文仪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　　日，北京石景山区首次为辖区内的两棵古银杏树立碑。从碑文中人们首次得知，在北京修建地铁一号线时，为保护这两棵古树，周恩来批示，修改地铁建设方案。这两棵古树位于玉泉路口西北侧路边，已有700多岁的&高龄&，是元代灵福寺遗址遗存的树木，目前都是国家一级古树。在地铁原建设方案中，这两棵古树正好处在玉泉路站站口的位置。为保护古树，周恩来批示，修改地铁建设方案，延长玉泉路站至八宝山站地铁的距离，两棵珍贵的古树得以存活至今。　　1961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确和强调了文物保护管理的方针。从此，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进一步纳入了计划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是与 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示分不开的。　　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敦煌莫高窟成为其中的代表　　加强文物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周恩来始终关注着文物的保护、维护和修复工作。　　敦煌莫高窟的抢救，是周恩来关心文物维护与修复的范例之一。　　1951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等人把敦煌壁画摹本和出土文物拿到北京展出。展出之前，周恩来专程到展厅与常书鸿亲切交谈，从重庆相遇谈到现在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并对展览的陈列、布置、说明、参观路线等一一作了具体指示。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免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敦煌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具体加固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后，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1961年9月，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往莫高窟进行考证。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多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订了一个先抢救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规划。　　10月17日，文化部党组根据调查情况给周恩来呈递了报告。为保证洞内壁画和彩塑的安全，文化部提出了抢救性的保固工程意见，申报经费25万元及水泥、木材等施工材料。周恩来在第二天就作出明确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二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1962年，我国国民经济还十分困难，国民经济调整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对抢修莫高窟经费给予特别批准，可见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这样，新中国对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拉开了序幕。抢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历时3年，于1966年竣工。层层叠叠、巍峨壮观的坚固栈道，为工作人员和中外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适、畅通、便捷的通道。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为止保护最好的石窟，也成为周恩来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历史见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生了好几起古代文物建筑遭雷击起火被毁的事件。1952年，坐落于河北遵化县的清东陵康熙景陵大碑楼，因遭遇雷击全部被烧毁。1956年6月的一个夜晚，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又接到消息，位于北京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楠木大殿）被雷击起火。中国的古代文物建筑，大多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灾。许多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天火&即雷击引起古建筑火灾的事例比比皆是。　　长陵棱恩殿起火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那里。他立即指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会同北京市有关部门人员，一起前去检查处理。局长郑振铎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约请梁思成等一同去现场察看。大家发现，大殿的后金柱柱顶被雷劈裂，柱顶呈现黑色被烧焦的痕迹，但整个大殿的外观并没有受到破坏，依然完好。这时，大家的心情才放松下来，因为棱恩殿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巨型楠木大殿，是弥足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建筑。一旦焚毁于雷击火灾，将会让国人痛心疾首。随后，郑振铎、梁思成给周恩来呈递了一份报告。周恩来很快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重要的古代建筑上都要安装避雷针。避雷针的安装，有效地防范了雷击导致的火灾，保护了一大批古代建筑。　　坚决制止大规模发掘帝王陵的风潮　　1955年10月，郭沫若等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得到批准。由于长陵的勘察工作进展缓慢，发掘转移到定陵。定陵开掘工作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2万余人、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地下368年的玄宫重见天日。1958年9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新中国考古学家发掘第一座皇陵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巨大震动。但是，以当时简陋的保护设备和考古技术水平，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复原方面还未过关，大量文物尤其是丝织品未能保存下来。&文革&中，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付之一炬。　　定陵发掘后，有的省份立即组织人力，准备向帝王陵墓进军，还有些省份不甘落后，纷纷效仿，要挖掘汉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这种情况下，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人上书周恩来，要求停止帝王陵发掘。国务院迅速下发了&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坚决制止了这种极不正常的发掘之风，使行将遭灭顶之灾的中国文化遗产免于劫难。　　1959年9月，定陵博物馆建成。1965年9月，周恩来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定陵参观，随行的还有陈毅、吴晗等人。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跷起大拇指说：&这地下宫殿，有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太伟大了！&周恩来脸上也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吴晗接过周恩来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自定陵发掘后，吴晗还一直想着开挖长陵。他问周恩来：&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周恩来问：&需要多少钱？&吴晗回答：&大约要四十万。&周恩来沉默了，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吴晗急忙追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寝里安睡至今。此后，国家文物局再未批准发掘帝王陵。　　&文革&期间，签发保护敦煌莫高窟文件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狂热而缺乏理智的红卫兵，正是在这篇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号召和鼓舞下，迅速杀出校园冲向社会。&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湖南炎帝陵主殿被焚，山西舜帝陵被毁，浙江大禹庙被拆毁&&　　在&破四旧&运动中，就连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地中南海新华门前的石狮子，也引起了红卫兵的注意，上了&破四旧&的黑名单。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对石狮子。8月26日，周恩来从保护文物古迹出发，耐心地说服了红卫兵，下令将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搬走，有效地将这一古迹保护起来。后来，这对石狮子又回到了新华门前。　　在北京红卫兵率先发起&破四旧&之后，杭州的中学生红卫兵也蠢蠢欲动。日，杭州中学生红卫兵捣毁了岳王庙后，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灵隐寺。浙江大学部分有正义感的学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保护灵隐寺。经浙大广播站广播后，大批学生前往灵隐寺，表示声援，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灵隐寺周边的村民，自发地组织了一批青壮年，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都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学生。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报国务院，并要求双方在接到国务院的答复之前，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持，浙大学子向市民散发了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引起很大震动。杭州街头贴满了大字报，群众纷纷起来谴责红卫兵，表示坚决支持浙大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　　8月27日，周恩来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当听到周恩来希望保留灵隐寺的指示时，浙大学子欢呼起来。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撤出了灵隐寺。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古刹旧庙被砸被毁的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已算是侥幸。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更是凤毛麟角。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统称&三孔&。孔庙大成殿前十二根双龙戏珠深雕镂空柱是中国最好的龙柱，其工艺水平超过了北京故宫。&文革&爆发后，北师大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在康生的授意下，带领200余人去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焚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余轴，砸毁历代石碑1000余通，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近两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红卫兵砸成了七八块碎石，给孔庙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痛心疾首，立即下达了保护文物名胜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龙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没有受到冲击，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难。1994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府、孔庙、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66年10月，在江青的煽动下，红卫兵从北京、兰州、酒泉、敦煌，气势汹汹地杀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员遭到揪斗，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严重的是，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危及敦煌莫高窟。1967年夏，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发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会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请设法阻止。敦煌县委、县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态严重，情况危急，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作了汇报。敦煌的紧急汇报很快上报到了国务院。周恩来果断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立即让文物局和甘肃省采取措施，保护敦煌莫高窟，不能让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损坏。&他还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关注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保护　　在&文革&期间，我国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葬，出土了罕见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文物。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佚失了2000多年的《孙膑兵法》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残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长沙丞相、轪侯利苍夫妇和儿子的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尸。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兵马俑。这些重大的考古发掘中，有些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　　周恩来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的同时，在1972年对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的发掘作了五次指示。由于当时是&文革&期间，一些机构尚不健全，对一号墓出土的女尸如何处理，意见不一。有人说尸体不是文物，不必保存，竟将女尸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放在长沙的公园里展出。2000多年前的女尸保存完好成为当时长沙的一件奇闻。参观者人山人海，一时间公园内挤得水泄不通，挤伤踩伤了不少人。　　时任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冶秋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到长沙制止了女尸展览，并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　　日，周恩来指示说：&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中央、国务院。后来又人山人海，还有刮妖风的，出土尸身和衣著（着）、帛文非变质不可。请告卜占亚、李振军同志立即采取办法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仍留湖南省博物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务请打电话去，速办勿延。&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王冶秋等人将女尸小心翼翼地送到湖南省博物馆，对女尸进行了消毒、防腐处理。从发掘领导小组的组成到技术力量的安排，周恩来都作了十分周到的布置。有些细节，甚至比专业人员还考虑得周密。在解剖女尸过程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国务院请示汇报，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绩，是与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密不可分的。　　亲自修改介绍故宫的小册子　　周恩来对于文物的宣传工作也十分重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周恩来多次前往察看。&文革&爆发后，周恩来批准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的复刊，并批准了重建文物出版社，甚至对文物书刊印刷设备的更新也作了具体指示。　　周恩来要求，文物部门在向观众宣传文物时要处处为观众着想。观众是不是看得懂，听得明白，解说是不是回答了观众可能产生的疑难问题。1971年7月，周恩来在审阅新华社报道考古新发现的新闻稿时，因为新闻稿关于金缕玉衣图片的说明很笼统，没有交代清楚出土时的情况，就在上面作了批示：&此注（按：指金缕玉衣照片的说明文字）未回答：两件葬服是否还裹在男女骷髅上，还是遗落散开，后经我们加工的。&1973年4月，新华社准备播发关于马王堆汉墓女尸被解剖的新闻稿。周恩来审阅了新闻稿后，特别指示：&关于名词要改为通俗的话语，让读者能看懂。&　　1971年7月，故宫博物院即将重新开放，需要出一本介绍故宫的小册子。周恩来请郭沫若组织班子编写《故宫简介》。日，郭沫若和王冶秋主持召开编写《故宫简介》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学者有夏鼐、白寿彝、刘大年、林甘泉、徐大龄等13人。郭沫若说：&故宫准备重新开放。周总理批示，要我和王冶秋同志商量一下，邀请各位把故宫博物院为重新开放编写的《简介》和所附材料看一看，有意见提出来写在上面，也可以补充修改，一个半钟头，十一点交卷。&郭沫若当时很风趣地说：&这是&殿试&。&当天下午，王冶秋把13份改稿整理完毕，送郭沫若、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逐字逐句审阅修改、定稿。　　从日至6月30日，周恩来先后对修改《故宫简介》作了三次批示，其间还在凌晨召开一次会议。又经郭沫若主持两次修改，待江青等人圈阅后才算最后定案。日，《故宫简介》在故宫重新开放时与观众见面了。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后，参观者非常踊跃，每日游客达4万人次。这本思想性强、通俗易懂的小册子，不仅成为各地博物馆重新开放时编写文字说明的范本，而且极其畅销，日销量达7500册。　　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各项工作出现转机。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大刀阔斧地恢复文博系统的工作。在他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故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出土文物大型展览&。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为了让更多的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恩来又提出组织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意见。他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品的目录。出展文物中包括许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等。这次展览办得非常成功，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仅使国外许多人士折服于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而且对拓展我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赞誉为周恩来的&文物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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