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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与“救国”――鲁迅“弃医从文”之思考江定内容提要 鲁迅在童年时期感受了疾病所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痛苦，使他萌生了疾病情结和“救人”愿望。在南京，通过《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医书深刻了对中医的认识并产生对西医的好感，而在维新刊物上吸收的“医学救国”思想则将原先的“救人”愿望与“救国”理想联系在一起。在仙台，先后受到多次“刺激”，在与藤野先生的交往中由医学感受到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并意识到对医学不能抱太大奢望。而幻灯片事件中细菌学及其战争隐喻等意识形态加深了对中国人被杀这个场面的理解，并促使鲁迅从原来单纯的医学“救人”和“救国”观念转化为文艺“救人”和“救国”观念，作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关键词 鲁迅；疾病情结；医学救国；弃医从文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中国古代医界的佳话和理想。自宋以后，这种言论，尤多见于儒医。到了近现代，中国却不乏弃医者，如孙中山、费孝通、郭沫若、鲁迅等。而正是“弃医从文”之举动，周树人才逐渐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深入探讨鲁迅的“弃医从文”，对理解其走上文学道路的动因和前期思想都有重要性。本文将以绍兴、南京、仙台为坐标，以医学的角度切入鲁迅弃医从文前在这三个地方的活动及其心理和思想变化，从而深入剖析鲁迅“弃医从文”的内涵。
讨论鲁迅的“弃医从文”，首先应了解其学医的动机，在《呐喊?自序》中他提到学医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简言之，其学医一为救人，二为救国。首先，我们不妨将目光移向绍兴，移向鲁迅的童年时期。
（一）数厄于越
鲁迅的曾祖母戴氏，性格甚为怪僻，其子周介孚考中进士后京报驰抵新台门捷报喜讯，她却在屋里放声大哭，说：“拆家者，拆家者。”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性格也颇狷介，做官时与同僚极不相合。后犯科场案，苏州知府王仁堪替他开脱，举出的理由是周介孚素有神经病。入狱期间，据周作人回忆，“他的发起怒来咬手指甲，和畜生虫豸的咒骂，还是仍旧”，“等到辛丑年遇赦回家，却又那么执拗起来，逼得我只好也逃向南京，寻找生路”。鲁迅与其祖父相处时间虽不长，但科场舞弊一案给幼年的鲁迅心理还是留下了阴影，并逐渐加深了对祖父的认识。周介孚在狱中撰写的《恒训》，语多陈旧，如警戒后人勿信西医“戴冰帽”，戴者必死等，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鲁迅的叛逆心理，转而对西医产生好感，尚有待研究。鲁迅后来将祖父毕生的书信日记毁之一炬，其攻击性心理可略见一斑。
鲁迅的小姑母周康患产褥热而死，“周康产后患病，高热谵语，说有红蝙蝠来迎接，鲁迅特为作文讨红蝙蝠，诘责神明为何不使好人有寿，语多不逊”。[1]鲁迅的妹妹端姑未满周岁便患天花死去，四弟周椿寿后来又得急性肺炎而亡，这些都为鲁迅学医做了心理和感情上的铺垫。
对鲁迅打击最大的，则是其父亲的病殁。周介孚科场案发后，周伯宜也因此断了仕进之路，为此极为不快，常饮酒，亦多发脾气。据周作人回忆，1894年冬，他突然狂吐血，根据旧传的学说，说陈墨可以止血，这乃是中医“医者意也”的学说，取其黑色能盖过红色之意。鲁迅在《父亲的病》中也提到，药引要什么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平地木等等，骗钱害人，周伯宜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中医还停留在古代医学层面，并且走到了迷信和荒谬的极端，而西方却早已兴起病原体说，打破了希波克拉底的传统，迈入了近代医学的发展期。难怪后来鲁迅在南京看到《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时会感到那么惊奇。为了给父亲医病，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当铺和药铺，受尽欺凌，“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去给父亲买药。鲁迅不仅感受到物质上的不足，还体验了精神上的侮辱，这些创伤会在新的环境得到苦的洗涤，从而使他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资料显示，“鲁迅七八岁时就患龋齿，体质孱弱，少年时已有肺结核病的伏根”。[2]鲁迅自己也承认，“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3]这令中医束手无策的牙病，到了日本经西医一治便好。牙病还让鲁迅在长辈那里遭到了训斥，因为中医认为牙损跟阴亏有关。这些疾病体验无不让鲁迅刻骨铭心，为他将来深刻认识中医的荒谬和改学西医打下了基础。
总之，鲁迅在童年时期直接或间接感受了疾病带来的种种痛苦，这些疾病不仅有身体上的疾病，还有精神上的病态。亲人的相继离去，使他隐约萌生了“救人”的愿望。弗洛伊德认为情结的产生源于个体早期童年生活中的创伤性经历，鲁迅也产生了相应的“疾病情结”。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中聚结的一簇心理丛或是寓于情绪色彩的一串的观念与思想，可以称之为“情结”；鲁迅具有“疾病情结”，是说他沉溺于疾病的创伤性体验和向往救赎而不能自拔。如果不能将此种情结合理释放，那个体将会有侵犯和攻击的冲动，而消除的主要机制是包括压抑、升华与移置、字句作用等在内的自我防御。自身疾病的体验、长辈的病态性格、疾病导致的亲人的死亡、在当铺和药铺中所受的精神屈辱，这些都会被鲁迅暂时压抑，等时机成熟时通过其他手段得到补偿。而西医，则成了实现补偿的必然选择。
（二）医学救国
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覆没。消息传到绍兴，鲁迅父亲很感忧虑，曾对妻子说：“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鲁迅也回忆说列强“用枪炮来打的后几次，我已经出世了，但是年纪青。我仿佛记得那时大家倒还觉得一点苦痛的，也曾经想有些抵抗，有些改革”，那时鲁迅14岁，“爱国”在其年幼的头脑中隐约留下了一丝影响。日，鲁迅在致杭州家信中说到《知新报》内有一瓜分中国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绍兴谣传有苗兵三千入杭城守镇海关，未知果否？”[4]表达了对祖国安危的忧虑，可见18岁的鲁迅胸中已涌动一股爱国的热血。在南京读书期间，刻有一枚“戎马书生”印章，既是他当年的自况，又是他爱国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甲午一役惨败，使“老大帝国”才睁开眼来打量日本这一“蕞尔小国”。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始被维新人士提及，如鲁迅所言“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大半是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诚然，日本明治维新滥觞于西方医学。明治维新思想的源流之一便是兰学在日本的传播。1774年，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把荷兰文解剖学译成日文译本《解体新书》出版，直接促成反封建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催发了倒幕维新思想的成熟。西方医学还哺育了一大批人才。1823年，德国人西博尔德作为荷兰商馆医生来到日本长崎，为日人讲授西医，许多人从其就学，如高野长英、伊东玄朴、小关三英等，在他们门下又出现了一大批医师、学者、教育家、思想家，在日本明治维新史上举足轻重，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进程。但是，维新派却从明治维新中得到了一个肤浅的认识：医学救国，正如医学可以导致明治维新一样，全然不顾两国具体国情的不同。于是，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医学救国”思潮，鲁迅后来改学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了这股思潮很大的影响。
1896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出版，首次向国人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进化论证明人类发展是个历史进程，支配的规律就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社会有机论则认为人类社会是人类生存竞争法则的体现，通则就是优胜劣汰。此书出版后风靡一时，在进步青年中引起极大轰动，鲁迅甚至能熟练背诵其中的若干章节。这本书给戊戌维新运动打了一支强心针。维新之士指出，避免被“强食”的一种方法就是保种，梁启超呼吁“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保种有两个层次，一是心灵的健全，一是肉体的康健，而肉体的康健则是保存民力国力的基础。梁启超又提到，“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始”[5]，并将这一论点推向极端，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讲求摄生之道”，他有感而发，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而严复不久又推出《原强》一书阐述强种保国的理论依据：“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为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绝民种之高下。未有三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6]保种强身能保存中国的言论，随着进化论的推广愈演愈烈，一大批知识分子跑出来在报纸上大侃一通保种救国的大道理，全然不顾自己对西医通晓多少。当时维新派的刊物如《知新报》专辟一栏介绍西医知识，由跟美国传教士医师嘉约翰学过几年西医的康广仁主持，普及医学知识，宣扬医学维新论：“泰西医学日盛。其审病也通过格致，其用药也必须分化。故卫生之道，日精一日。英国之强，始于强种。善哉此举，本原之道矣。……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VV乎进于道矣。”[7]可见西医从维新运动一开始便被确认为富国强民的根本，医学救国论成为一时之思潮，这种思潮在之后还能看到。1909年，由王向樵主编的《医学丛编》初集中，刊载有何炳元《论中国急宜开医智》一文，文中如是说：“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讲卫生，欲讲卫生必先明生理，欲明生理必先兴医学……”医学救国是维新志士宣传的一种观点。为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维新派们对西医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价，其实是对西医的一种误读，同时也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种误读。病急乱投医，维新志士们抓住了西医这根稻草，自以为能救国，到头来只能是失败，正如胡适所说“社会国家是时刻变化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泻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8]
医学救国思潮对鲁迅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期间，学堂里有阅报处，《时务报》等报刊鲁迅是经常阅读的。《时务报》则由汪康年等人发起，梁启超为主笔，为宣传维新变法主要报纸之一。鲁迅还阅读了不少书刊，如《民约论》、《仁学》、《日本新政考》等，与维新思想接触颇多。而前面提到过的《知新报》，则由维新派康广仁、何廷光等主持，它的外省派报处之一的“绍兴水澄桥墨润堂书坊”，也是鲁迅经常去买书的地方。可以肯定，鲁迅从这些书刊中汲取了维新思想，而医学救国论亦对其将来选择医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南京矿路学堂上，鲁迅还看到了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了。《全体新论》是一部解剖生理学著作，由合信和其中国助手所译，该书给中国人对人体及生理一个全新的认识，出版后对中国知识界震动颇大，对我国近代西医初期的发展乃至思想的启蒙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体新论》对鲁迅思想上冲击也非常大，结合其幼时与中医打过交道的经历，“渐渐的悟得中医是一种有意的无意的骗子”，加深了他认为中医荒谬的认识，“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9]从而在心理上对西医产生好感。《化学卫生论》由傅兰雅口译，栾学谦笔述，内容是从化学角度出发，研究呼吸、饮食、抽烟等事与人体健康的关系，傅兰雅在该书重版序言中，特别说明研究化学卫生对人本身的重要意义：“夫卫生者，最切于人身者也。近之侈谈格致者，动曰机器之巧人所宜知，化学之精人所宜明，声热光点之奥人当讲求，地矿金石之益人当讨论，殊不知此皆身外之学，犹其末也。而寻常日用之端，无非大道，居处饮食之事，要有至理。由其道则人强而存，违乎理则人弱而夭，即所谓卫生之道矣。”[10]不知鲁迅看到此叙后有何感想，但鲁迅后来不学路矿，改学医学，由对“地矿金石之益”的“身外之学”转向对人的关注，由对人身体的关注转向对人精神的关怀，是跟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其所接触的思想分不开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1]
鲁迅到南京求学的那段时期，通过《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医书深刻了对中医的认识并逐渐产生了对西医的好感，而在维新刊物上吸收的“强种保国”和“医学救国”等思想则将其原先单纯的“救人”愿望上升到“救国”的高度，“救人”与“救国”并存，而手段呢？则是维新志士们一直鼓吹的“医学”。鲁迅这位“戎马书生”弃了马，丢了路矿，开始拿起了解剖刀。
（三）你改悔罢
以往的论者研究鲁迅的“弃医从文”时往往过于抬高“幻灯片事件”的重要性，却忽略了之前鲁迅所受的刺激及其心理变化过程，似乎不用量的积累就能发生质变一样，医学生周树人看了幻灯片就变成了鲁迅，也许更应深入探究鲁迅在仙台医专所受的“刺激”，正如许寿裳所说，“这电影不过是一种刺激，并不是惟一的刺激”。[12]
法国作家莫洛亚指出，要探究作者的灵魂，必须深入文本。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回忆了在仙台医专的求学生涯，讲述了自己与解剖学教师藤野先生的交往过程，一般认为该文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之情。但是，设使我们戴上“医学”的眼镜仔细审视，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却显得不那么和谐，藤野先生反而成了鲁迅所受的“刺激”之一。
在文章中，有这么一些话：“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此书可能是指合信的《全体新论》。《全体新论》自1857年后在日本数次翻刻和出版，取得了比中国更大的实际效果。我们并不能确定鲁迅指的到底是哪本书，但是至少表明了鲁迅对中日医学交流的关注。第二，鲁迅承认了中国在医学这一领域已落后于日本，尽管日本“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但是日本更快更好地吸收了西方的解剖学等，比中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中国的医学改革者们提倡大力引进西方医学，动辄把日本抬出来做榜样，尽管心里有点嫉妒。鲁迅也一样，初次见藤野先生，就被他捧着的书“刺激”了一下，意识到中日医学的差距，并隐约激起了自尊心。
不久，两人关系的不和谐便显现出来。藤野先生派助手把鲁迅叫进他的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之间，……他其实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鲁迅这时是什么感受？《全体新论》中有一张图画，内画有白人头骨、黑人头骨等。而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种族优劣论亦是跟人头骨的尺寸有关联，并且认为亚洲人跟欧洲人相比在意识形态方面差距极大。到了20世纪初期，种族优劣论更是在日本甚嚣尘上。田口卯吉在1904年6月的《破黄祸论》中宣称日本人应该是属于雅利安民族，是优秀民族，“大和民族和之那人是不同种族的”。鲁迅对此论颇为不屑，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曾在给蒋抑厄的信中提到，“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懒与酬对，……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之上”。[13]留日学生大都具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考虑到自己弱国子民的身份，甚至可以说有点敏感，鲁迅亦是如此。进入一间摆满头骨的房间，鲁迅的第一反应，恐怕是觉得自己被放在种族优劣论的天平上，民族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藤野先生是种族优劣论者，其后来发表的论文《论增生的茎状突起》也跟种族优劣论毫无关系。但这里存在着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问题，藤野先生的出发点是为了尽可能地帮助鲁迅，客观上却刺激了鲁迅。
鲁迅在文章中接着提到藤野先生帮助鲁迅修改笔记，“原来我的讲义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这让鲁迅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这些医学笔记，后来被找到，现陈列于北京鲁迅博物馆。日本的泉彪之助先生对这些笔记经过研究后写了一篇论文《藤野教授与鲁迅的医学笔记》，他有这样的猜测：“在调查鲁迅的笔记之前，我从未认为藤野严九郎用红笔修改鲁迅的笔记一事会对鲁迅产生什么消极的影响。然而，看了藤野所修改加笔之处常常过多，是否偶尔也会引起鲁迅的反感呢？……有些不必要修改的地方藤野甚至过于热心修改了。”藤野先生的很多批语，泉彪之助与他的医学教授同事讨论，都觉得矫枉过正。从某种程度上说，藤野先生在医学层面上对鲁迅使用了话语霸权，醒目的红笔修改之处似乎是对鲁迅的帮助，但忽略了鲁迅的弱国子民的身份。鲁迅将图移了一点位置，藤野先生严格按照医学理论将其改正，鲁迅心里还很不服气。鲁迅也开始明白，藤野先生能教给他切实的医学基础知识，但不能传授他近代学术精神和救国之道。
藤野先生又叫鲁迅去了，对鲁迅说：“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他的叙述平淡无奇，甚至有点赞扬的意味。同时，他用“抑扬的声调”表明鲁迅是属于中国人这个群体，而他们的迷信导致了不肯解剖尸体；藤野先生却属于日本人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将西方的解剖学吸收应用，进步神速。中国人是敬重鬼的，但日本人有神道观念。《古事记》中描述二神交媾，养育日本，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中。天皇崇拜即为神道重要内容之一，藤野先生也承认，“孝养双亲、忠君爱国之观念也许是皇国固有之特产品……”。[14]鬼与神皆为意识形态，敬鬼是迷信，崇神亦为迷信。中国人迷信不肯解剖，导致医学落后；日本人迷信肯解剖，医学进步很快。藤野先生的一番话，鲁迅也许会从解剖学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对比上进一步从文化上寻找原因，寻找强国之道。
藤野先生问鲁迅有关中国女人裹脚一事，让鲁迅极为难堪。虽然藤野先生处于一种人道的情怀和对科学的执着来关注这一问题，但让鲁迅深刻体会了文化习俗落后的耻辱。联系1903年3月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难理解藤野问这么一个问题是多么不合时宜了。1903年3月，日本大阪举行博览会，将我国吸鸦片、缠足的形态列入野蛮人类馆进行展出，这在留日学生中产生极大震动，后经抗议，才迫使日方将这些撤出。鲁迅对此印象尚新，藤野这一问，等于将鲁迅推上解剖台，不仅被解剖肉体，还被解剖灵魂。联系上面提到的鲁迅所受的种种“刺激”，鲁迅从医学到文化都感受到了落后的耻辱，而文化的落后最令他“难堪”。
“你改悔罢！”鲁迅的同学用这么一句话对他提出警告。日本人的心理的确值得玩味，尽管这本是《新约》上的句子，后经托尔斯泰用来警告俄日皇帝，现在日人用在鲁迅身上，却显得相当毒奇。鲁迅的解剖学平均分只有59.3分，这么多科目中也就这门课平均分不及格，却还要被日人指责是受了藤野“漏题”的恩惠，居心可想而知。再仔细观察鲁迅的考试成绩表，居然有两处错误：第一，生理学应该是65分，（60+70）÷2=65，不是63.3。第二，七科总平均应是65.8（458.6÷7=65.8），而不是65.5。如此简单的数学却错了两处，而鲁迅对此也不申辩，似乎对分数高低已无所谓。“哀莫大于心死”，鲁迅对医学已经失去信心，对“医学救国”更是怀疑。
总之，藤野先生在热情帮助鲁迅的同时，客观上也扮演了刺激鲁迅的角色。在与恩师的交往中，鲁迅通过医学感受到了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并清醒地意识到对医学不能奢望太多，自己虽不至于沦为“杀人之医”，但也不太可能成良医，更看不到医学救国的希望，迷信不除、文化不前进，医学还是不能发展，更不用说救国。你改悔罢！对医学不能存浪漫的期待，维新志士们高喊的“医学救国”言论经鲁迅“学医”一实践，立刻显出其谬误。而这一实践，鲁迅意识中已模糊有了自己的“救国之道”，那就是文化，“弃医从文”的条件已慢慢成熟，现在只等突破临界点，产生鲁迅前期思想上极为重要的一次“质变”。
（四）幻灯片事件
在霉菌学课堂上，发生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描述的那样，“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状”。论者们往往注意到了幻灯片中中国人被杀这个场景，却忽略了鲁迅上的是霉菌学课，幻灯片一开始放的是“细菌的形状”，而这些因素尚无深入研究。
跟解剖学一样，细菌学也是西方医学的一个分支，但在中日两国遭了不同的对待。中国对细菌学的态度几乎是全盘否定，而日本却迅速吸收并大力推广。19世纪后半叶，有关微生物和病原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在法国，巴斯德用实验分析来研究传染病的发生机制及如何免疫和恢复；在德国，科赫用技术手段人工培育细菌，并发展了卫生学和预防学。事实上，这两个方向都表明了消灭传染病的手段：预防和卫生。20世纪初，留学德国的北里柴三郎等人在科赫手下学成回国，使日本的细菌学和卫生学研究突飞猛进。因此，日本的卫生学是跟科赫的细菌学研究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中国的细菌学却由英美传教士医师来教授，因此在科学性和实践性方面都不如日本。
在仙台医专求学的鲁迅，成了少数有机会接触先进细菌学的中国人之一，这意味着他同时也接触了随西方医学而来的有关种族和卫生学等方面的意识形态。细菌学在修辞上跟战争隐喻、概念、意象紧密相连。布鲁诺•拉托尔在他的著作《法国的巴斯德氏杀菌法》中提到了这种现象，指出随着巴斯德发现细菌这一事件的浪漫想象，产生了政治隐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相应后果。细菌学所用话语，诸如“外来细菌侵害健康细胞导致疾病”等话语，同时也成了战争话语，并且衍生出相应的战争隐喻。在日本，细菌学亦跟这些隐喻等意识形态一起发展，而鲁迅恰恰在那里留学。Michael Bourdagh指出，“为了描述外来细菌侵入人体导致疾病这一病原体说，许多用语被创造出来或直接从其他领域借用。柄谷行人把这种病原体说认作是‘神学式’的，目的在于清除“恶”。于是，因细菌学产生的健康/不健康、纯洁/不洁、在/不在此类二元对立的观点广为传播，并成为那些认为‘人的健康与社会的健康是一体的’人们的基本常识。……尤其在日本,卫生学一开始便作为军医学的一种形式,旨在提高其在帝国主义扩张战争中的战斗力”。[15]甚至在中国，当细菌学正被医学家们争论不休时，战争隐喻却大行其道。国家主义者们把帝国主义的入侵看作是细菌，正是其导致了国家的衰败。胡适也曾用过此类隐喻，“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消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6]鲁迅后来在杂文中也经常运用此类隐喻，如在《十四年的读经》中，他提到“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散，易就于灭亡……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可见，随细菌学而来的战争隐喻等意识形态已对青年鲁迅留下深刻印象。
考虑到当时仙台的特殊情况，日本的阿部兼也教授指出，仙台那时主要是日军的重要基地，侵略中国土地与俄国作战的日军，多从仙台派出。当时人民热烈响应征兵制，每次军队打胜仗回来，人民和学生都大肆庆祝。细菌学和战争隐喻紧密相连，在细菌学课堂上放战争的幻灯片，看似平常，却有很深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在霉菌学课堂上的鲁迅，听着“万岁！”和如雷的掌声，眼前浮现许多场景：画面上的日军成了一个个“细菌”，而理应承担起“白血轮”重任的国人却任由细菌吞噬；身旁的同学也是属于“细菌”这个群体的，而为“白血轮”一员的自己却在欣赏“细菌”吞噬自己的同类；自己孤身一人，能扑灭这么多的“细菌”？鲁迅对医学“救人”和“救国”的功能已经彻底丧失信心，医学能在短时间内唤起“白血轮”们奋起抗争？医学能避免“白血轮”们赏鉴他人被吞噬的好戏？衰老的过度，衰老的人体，医学只能救表，不能治理。医学在当时，只能给战争修补创伤，却不能制止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人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乌呼噫嘻”，[17]更不能救治麻木的国民的思想，“杀人者在破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在恭维杀人者”。[18]鲁迅所能做的，就是用“呐喊”唤醒沉睡着的“白血轮”们来奋起抗争。
可以说，在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爆发的那个特殊时期，细菌学及其相关的隐喻和意识形态加深了鲁迅对中国人被杀这个场面的理解，并且促使他的思考由医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在“幻灯片事件”里，鲁迅从原来单纯的医学“救人”和“救国”观念转化为文艺“救人”和“救国”的观念，从物质到精神，从矿路、医学到文艺，鲁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人救国之道，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弃医从文。
综上所述，鲁迅在童年时期间接或直接感受的肉体病苦和精神病苦，使他隐约萌生了“救人”的愿望。到南京求学的那段时期，通过《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医书深刻了对中医的认识并产生对西医的好感，而在《知新报》、《时务报》等维新刊物上吸收的“强种保国”和“医学救国”思想则将原先单纯的“救人”愿望与“救国”理想联系在一起。到了日本，放弃路矿改学医学后，先后受到多次“刺激”，在与恩师藤野先生的医学交往中深刻体会了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并清醒地意识到对医学不能奢望太多。而“幻灯片事件”中细菌学及其战争隐喻等意识形态加深了对中国人被杀这个场面的理解，并促使鲁迅从原来单纯的医学“救人”和“救国”观念转化为文艺“救人”和“救国”观念，从物质到精神，从矿路、医学到文艺，鲁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救人救国之道，作出了“弃医从文”的伟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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