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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www.8dou.net All rights Reserved出口生死劫：中国出口的谋与变 ? 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 ? 第三章
出口大户生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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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大户生存调查
（ 本章字数：30890
更新时间： 16:05:00 ）
　　　　如果问金融危机对中国最显著的影响是什么？相信很多人会首先选择―出口企业。2008年以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地区，出口企业订单减少的消息不绝于耳。国家也陆续提高了出口退税率，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帮助这些企业走出困境。　　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很想看望一下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出口企业，问问它们能不能顶住压力？它们在做着怎样的努力？中国经济的这部出口引擎，还能不能再次迸发活力？为此我们派出了多路记者，观察它们的困惑，寻找它们的出路。　　千年“布码头”何时告别微利　　在江苏省无锡，由于纺织服装发展强劲，产品远销美国、欧盟、日本等地，人称“布码头”。2009年一季度，无锡各类商品出口总额54.58亿美元，同比下降29.5%。　　“花布开庄遍市廛，抱来贸去各争前。要知纺织吾乡好，请看江淮买卖船。”―清朝诗人杨伦这样描写无锡码头上布商往来穿梭的繁华景象。　　从距今3 000年前开始，无锡农村就逐渐“栽桑养蚕”、“纺纱织布”，清光绪6年，无锡输出生丝将近10万公斤，其中有4成出口海外。千年布码头可谓名副其实。　　进入21世纪，如今的布码头已经攒下这样的家底―全市纺织企业　　1 000多家，资产过千亿，在全国纺织服装业产值中排名第三，产品遍及欧、美。亚。然而，2009年5月，我们到访这里，发现不少纺织大户遇到了大麻烦。　　日，第105届广交会落下帷幕，新闻发言人公布了“最终数据”：本届广交会出口成交额为262.3亿美元，比上一届减少53.2亿美元。　　而就在这两天，无锡光明集团的赵启文得了重感冒。记者见到赵启文时，他刚刚从医院打点滴回来。最近一家和他合作多年的国际著名服装品牌，因为一些新的问题，在验厂之后向光明集团出示了黄牌。这意味着，光明集团将错过订单旺季，等待它的是限期整改和再次验厂。这让一年多来因出口形势严峻而焦头烂额的赵启文感到雪上加霜。　　“它有一些规范要求，比如说安全通道。”赵启文表示。　　“我听说比较严格的时候，还需要有个反恐的标识？”记者问道。　　“有。那个反恐标识主要是有个探头，装货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安全检验，不仅是质量检验。”赵启文有些无奈。　　赵启文的工厂，主要承接国外知名服装产品的贴牌加工，因此他不得不接受来自客户越来越严格的验厂。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壁垒。西方国家对我们提出来的验厂，主要针对一些所谓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不太发达的国家。而实际上西方国家的一些工厂比我们的条件差得远，却没有去验厂。　　面对复杂的贸易环境，2008年光明集团效益下降了将近80%，赵启文已经决定控制规模了。　　赵启文表示，已经转卖了一个厂房，原因有两点：一是合资方也做服装，他需要一个工厂来做他的产品，这个工厂的技术还不错；第二个原因就是，这家工厂已经开始陷入困境。　　记者看到，在这个不足40亩的厂区内，有不少建筑正在施工。一个过去的工厂大楼正在改装为商务酒店。在狭窄的楼宇之间，一个能存储更多积压货物的新仓库正在建设。原来光明集团总部的厂区地处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如今被金融危机折磨的“很差钱”的赵启文，不得不暂时出租一些房产来周转。　　“我这里的地价在金融风暴以前，如果拍卖的话，一亩地应该在800万～1 000万。”赵启文解释道。　　对于素有中国“布码头”之称的无锡来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纺织服装企业经历着一次大考验。无锡市外经贸局的徐惠娟见证了这半年的变化。　　“应该这样讲，金融危机以来纺织服装业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出口，从2008年11月份开始，纺织服装出口先是增幅不断地下降，然后是出现了负增长。从2009年一季度来看，1～3月份纺织服装出口是8.6亿美元，比2008年同期下降了17.9%。”徐惠娟对此深有体会。　　和赵启文一样，被订单和资金困扰的还有无锡市第一棉纺织厂的厂长周晔。这家国有企业的精缩纱线出口全国第一，然而从2008年开始，第一棉纺厂虽然没有裁员、停工，但企业的压力也不少。　　“最近我们接的这个澳洲的单子，从质量指标上，比以前要求更加严格了。我们原来的一些指标，在以前的控制范围之内，是完全可以达到要求的。但现在客户，把这个标准提高了一倍。”周晔表示。　　最近周晔时常接到类似的消息。客商除了压低价格，还会在一些技术指标、产品质量上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但是为了渡过难关，工厂只能勒紧腰带挤出微薄的利润。　　“往常在整个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选择的机会比较多。一些相对利润空间很小的业务，我们可以筛选，可以不做。但是现在选择机会很小，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可以选择。那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了。”周晔颇感无奈。　　赵启文和周晔都在苦熬，让人想不通的是，这两家也算资产过亿的老牌企业，可是面对这场金融风暴，为什么那么缺少抵抗力呢？　　记者拿出在无锡采访时获得的一件衬衫，出厂价是3.5美元，在海外市场，可以卖到100美元，可是这件衬衫的生产厂每卖一件只有10美分的利润。10美分，稍有风吹草动，客户压价，这点钱就要赔进去。那么利润率过低的现实到底怨谁呢？　　2008年7月，温家宝总理视察了无锡第一棉纺厂。在向总理汇报情况时，一棉当时的厂长李光明告诉总理，这是纺织行业感觉压力最大的一年，并如实汇报了企业利润缩水90%以上的情况。　　“跟我们前几年的巅峰状态相比，效益下滑得非常厉害。”周晔表示。　　温总理回去不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出口退税的扶持政策帮助纺织企业。然而此后不久，金融危机又来了。　　实际上，纺织行业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了，一方面是国内通过七八年的高速发展以后，产能上升比较快，供大于求的矛盾开始显现；另一方面，加上出口汇率的影响，包括出口退税的一些影响，从2008年开始，还受到贷款利率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纺织行业已经是步入一个低谷期，在低谷运行。所以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行业走入低谷，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压力就非常大。　　感受到金融危机压力的还有赵启文。一个与他合作多年的国际服装品牌倒闭赖账，给了他当头一棒。　　“这笔单子能有300万美元左右，就搭进去了。货后来是拿回来了，也是动了不少的脑筋，给拿出来了。但是损失肯定是有的。为什么呢？卖不出价钱了。原来一件衣服比如说5美元，6美元，现在可能连两美元都卖不出来，所以损失肯定大了。这一个风暴，简直不是风暴，就是海啸。”赵启文看上去很着急。　　吃了亏的赵启文，开始谨慎起来。可是，由于光明的贴牌业务属于产业链中较低端的环节，品牌、技术和销售渠道都掌握在别人手中，所以往往受制于人，当金融海啸袭来时，订单更紧俏，价格战让光明的利润一降再降。最低时，光明的利润率只能维持在5%。而这个数字正是如今中国大部分纺织企业的基本水平。　　经历一场金融危机的洗礼，赵启文和他的同事曾经一度情绪低落。　　“大家还有个什么思想？说现在纺织业跟服装业是夕阳企业。国家的导向，或者是政府的导向主要是想拉动内需，比如房地产、交通、铁路。纺织、服装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有社会贡献，但是效益并不大。所以这样干，真没有干头。所以当时情绪很低落。”赵启文叹了口气。　　2009年2月，国务院公布《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将纺织业列入振兴产业，一系列实施细则随后出台，这让赵启文看到了国家对振兴纺织业的决心，他也重新鼓起了勇气。　　“在你决定改变的时候，当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记者问道。　　“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把全厂，特别是领导层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要被它吓倒。不要受社会上对纺织服装所谓夕阳产业误导所影响，这是最大的困难。”赵启文表现得很自信。　　“非常高兴最近国务院出台的有关纺织服装的振兴计划，从中国的纺织服装业来看，传统的未必一定是落后的，是夕阳产业。因为中国有13亿人口，世界有那么多人口，需求总是存在的，关键是怎么样在服装产业当中提升档次，提升创建品牌和建立营销渠道的能力。”徐惠娟充满信心。　　20世纪50年代，他的品牌曾经辉煌一时。　　80年代，他又是率先走出国门的。　　时过境迁，昔日的品牌哪去了？　　这个商标叫银湖，可能有人还认识它，20世纪50年代，它是无锡光明集团的王牌产品，获得过国家银质奖，当时的光明凭借它被业界称为“东南亚第一大厂”。如今60年过去，银湖商标早已经被人们忘却了。一个纺织大户为什么在自己家门口把品牌丢了呢？　　“现在比较老的同志，都知道银湖。当时不是买方市场，是卖方市场。很多人是开着汽车，到光明来开后门的，‘帮帮忙，给我一点，少给我一点，我已经断货了。’是这样一个程序。”赵启文回忆道。　　随着改革开放，国家鼓励出口创汇。作为国内优秀纺织企业代表，光明第一个尝到了“走出去”的甜头。　　“我们就是完全地停留在做外向经济阶段，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个收汇快，结汇快，资金回笼的快。”赵启文表示。　　“为什么？它为什么比内销的快呢？”记者问道。　　“比如说在当时，我们做外销经济，要开信用证给我。你要一批货，要1万美元，你要把信用证先开过来，银行信用，不是商业信用。拿来以后，我才去准备面料，再去投入。我的货取了，我把运输发票、运输单等给了银行，银行就把钱给我了，是无风险的。在那好多年当中，我们没发生一笔坏账。”赵启文很怀念那个年代。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也悄悄发生着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乡镇企业兴起，凭借服装产业上马快、投资小的优势，大量剩余劳动力注入进来。一夜间大批服装厂靠廉价、反应速度快迅速抢占着国内市场。　　“市场越来越不太好做了，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我的货送出去了，摆货上那去了。讲好3个月给我钱，有时候4个月都不给我，5个月收不回钱，资金回笼慢。还有一种情况，过去是开后门拿我的货，把钱先送过来。现在慢慢到后来，是卖了货给你钱，不卖货我就不给你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意识上有差距，我们就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品牌企业，做得那么好。我们没有做广告，我们就是一味地去占领了国外的市场。”赵启文想起当时的战略。　　虽然放弃了国内市场，把品牌丢了，但凭借外贸，光明还是壮大了起来。回忆起过去，赵启文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们，光明集团的出口利润曾经能达到15%。那时他的心里是多么的踏实。　　“一直到2004年，2005年，也可以说是到2006年，发展得都比较好。我们最多的时候，国内国外能做到十几个亿，不到20个亿吧。”赵启文回忆。　　这几年来，改制后的光明经历了汇率浮动、成本上涨和贸易环境的变化，出口效益开始大不如前。而由于长期没有在品牌和渠道方面有所投入，银湖品牌也成为过去。金融危机前，赵启文买下了一个国外的品牌，本想在国内市场再次试试身手。展示厅和两个店铺已经装修完毕了，但这个愿望却因为金融危机的到来搁浅了。赵启文告诉我们，他实在看不透如今的形势，做内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品牌和流通渠道，这让他觉得没有安全感。　　有着多年企业调研经验的徐惠娟，对于无锡当地纺织出口大户正在尝试“出口转内销”，也很有感触。“可能国内目前来看，有不少企业反映，就做内销，有可能三角债的问题会比较多，国内的信用体系可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可能货交出去了，但是款什么时候回来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也是做内销的时候，很多企业碰到的一个难题。”徐惠娟也有些无奈。　　如果有人说，这缕纱线你要想买，价格得他说了算，这桩生意在眼下订单减少的前提下，多半会把客户气走。可是我们在无锡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位叫朱国民的人，他纺的纱线，价格非得由他定。　　和历史悠久的光明集团和无锡一棉不同。天然纺织是一个依托纱线纺织新技术而诞生的无锡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一家新兴企业，董事长朱国民对利润格外看重，现在在他手上的，就是刚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混色纱。因为染色方法复杂，用料讲究，这种纱线的价格要比同类产品贵20%。　　因为技术创新，朱国民在与外商谈判时，往往能掌握定价权。在谈判中，他一般都会承诺，一个新产品在同一个海外区域市场最多只卖两个大客商。这件衣服因为针织工艺的特殊，在一次展销会被一位美国客商看重，客商提出要将此产品买断。　　“把我们整个机器现在全部包了，就是能做出多少产量，他都要。”朱国民说。　　2008年朱国民的企业推出了几十新款高档面料，每个月都有两三款上市，每款都要投入几十万元。但这些投入让朱国民赚了个盆满钵满，更让他在金融危机中存有宝贵的优势，因为他的企业利润率至少都在10%以上，相当多的产品利润率甚至达到30%。对于利润至今仍维持在5%左右的同行，朱国民希望大家能坚定信心，多些创新性思维。　　就在众多纺织出口企业为订单头疼的时候，朱国民却看到新的机遇，最近他计划与一家意大利服装厂合作，利用欧洲纺织企业的低迷，把自己的工厂开到意大利去。朱国民说，下一步他要扩大产能。　　“扩大产能主要是向后延伸，扩大在面料和服装方面的产能。”朱国民说道。　　总是忙忙碌碌的朱国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他的设计小组。他每天都要和他亲自从全国各大院校招来的设计人才聊一聊。在别人为生存问题苦恼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为天然纺织吸纳新鲜血液了。　　在无锡，记者发现，出口大户无锡红豆集团也在想办法应对危机。做服装起家的红豆最近斥资30亿元人民币，在柬埔寨投建了一个工业园区生产服装。　　“2008年，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在不断上升，包括工人的工资。这一方面对于服装企业来讲，整个生产的综合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感觉，柬埔寨的成本跟国内相比较低，包括工人的工资，各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有诱惑的，所以我们感觉也是有必要走出去。”戴敏君和红豆集团的其他高层商讨后做出了这个决定。　　戴敏君告诉我们，柬埔寨工人每个月工资大概在65～70美元，合人民币五六百元。除此之外，在柬埔寨制造的产品在一些国家还享有低关税、免赔额等政策。这也是纺织出口企业降低成本、拉开产业战略层次的机会。　　在无锡，记者住了一个星期，走访了四家纺织品出口企业，印象最深的就是光明集团赵启文。老赵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纪，但他有点不甘心，因为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把企业放下，把两千多员工放下，他舍不得也不愿意。临行之际，他一再向我们表示，对于重建国内品牌、走出危机心里没底，可是“不管怎样，人在阵地就在”。　　除他之外，做面料的朱国民也有感慨，相对无锡上千家纺织同行，他的日子过得出奇的好，虽然他也说，由于种种原因丢了韩国市场订单，但却在欧美市场及时抢回来了。最后我们借用他的一句话，送给时下布码头里里外外的纺织企业一句心得―“你要拿出新东西，才能敲开人家的门。”　　出口备忘　　月份，纺织企业利润两极分化，69.97%的纺织企业，利润总额只占全行业的1.77%，平均利润率下降到0.10%；而剩下30.03%的企业，利润总额增长32.85%，利润率达8.36%。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指出：“中国纺织工业要实现纺织强国的目标，必须破解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一定能把危机的‘冬天’变成产业升级的‘春天’。”　　伞下多风雨　阴晴谁掌控　　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是一个号称“中国伞都”的地方，当地生产的伞具销往美国、欧洲、日本、韩国。2008年出口总额达到6亿美元，2009年一季度订单同比下降15%，产品积压400个货柜。　　国际市场萎缩，雨伞大量压港。怎样面对订单减少、产业转移的双重压力？晋江伞业，怎样走出自己的雨季？　　福建的制伞工艺可以追溯到唐朝，以涂上桐油的绵纸为伞面，以毛竹为骨架，穿以麻线，可以伸张。到了清朝，当时福建省漂洋过海去谋生的人很多，他们习惯携带一把家乡伞出远门，使得福建的制伞业越来越兴盛，仅福州一地最多时达到300余家制伞商户，产品也随之流传到海外。清朝光绪年间，福州就出口纸伞30万把。福州纸伞工艺细致、经久耐用，在当时就有“双喜”为商标的名牌纸伞。　　福建人秉承了制伞业兴盛的传统，几百年过去了，现在福建晋江东石镇生产的雨伞仍然深受海外客商的喜爱，占世界晴雨伞生产总量的23%以上，可是2009年，当大洋彼岸金融危机的风雨来袭，东石伞能撑得住一片晴空吗？　　日，被誉为外贸风向标的第105届广交会闭幕，出口成交额为262.3亿美元，跌幅16.9%。长单变短单，大单变小单，反映出未来　　3～5个月的出口形势。　　从广交会回来，东石商人王清鸿很沮丧，这次一个新的订单也没拿到，而原来的订单只够一个半月的生产量了，而资金又全压在了货柜上。　　福建晋江东石镇，是我国最大的伞具生产和出口基地，镇上有300多家制伞企业，王清鸿的伞厂在当地排在前5位，可这半年多来，他的伞厂一直处在开工不足的状况，可即使是这样，仓库里的货物每天都还在增加。　　“2 000多平米的仓库能放多少个货柜的货？”记者问道。　　“10个多货柜。”王清鸿表示。　　“那占用的资金是多少？”　　“要占用300多万美元资金。”　　王清鸿做伞的生意已经5年了，眼前这么多货物积压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前两年的好日子似乎还在眼前，2007年，东石镇的成品伞产量有3.72亿把，占全国35%；出口量2.8亿把，占全国33.8%，产品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现在，一年多前还很畅销的货物上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堆满了仓库。　　王清鸿的客人主要来自俄罗斯、乌克兰、韩国等国家，过去的一年，经济危机使这些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很多客人就在这次风暴中悄然倒下。于是，很多产品出口到了国外，却因为经销商突然破产，导致货物压在目的地的港口无人认领，每天还得支付高昂的压港费。而更多的情况是货主下了订单却根本不来提货。　　王清鸿以前是每个礼拜都出柜，可是2009年从过年到现在只出了一个柜，尼日利亚还有十几个柜的货没有出。　　“一个柜相当于多少把伞？”记者问道。　　“柜长短不一样，长的跟短的比例放置，可能有7万把左右。”王清鸿说。　　“那有没有算过整个仓库有多少万把伞？”　　“整个数字好几百万。”　　记者还了解到，有的货主不提货是因为资金链断裂破产造成的，而有的则纯属故意。一些进口商为减轻压力以各种借口不执行合同，提出退货或撤销订单，甚至以此作为谈判筹码，和出口企业讨价还价。　　“特别是尼日利亚，他们2008年年底春节之前跟我协商，本来价格调价（降低）20%，当时我们没有同意。现在已经变成（降低）30%，现在我们同意他，他又不能接受，他说现在比以前成本低30%多。”王清鸿很无奈。　　事实上，对于“压港”、“退货”问题，中国外贸企业并不陌生，然而此前的这类情况大多和贸易壁垒、质量问题有关。但现在国外客商为求自保，拒不执行合同。　　随后，王清鸿又带我们来到他的另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本来是2007年准备扩大再生产，买下的另一家伞厂的厂房，但因为货物积压严重，现在只好拿来作为仓库。” 王清鸿指着仓库说道。　　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堆积如山的货物。而更为严重的是，现在王清鸿手上的订单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原来工厂效益好的时候，镇上有30几家小企业帮他代工生产，如今20几家已经关停，如果订单一旦中断，剩下的企业也将无法维持，最终关门的就是王清鸿自己。　　像宏盛这样货物积压的情况在东石镇并非个案，在离宏盛不远的另一家企业，我们同样看到的是满满当当的仓库。　　“这里的货也堆得很多？”记者问道。　　“这很少，这算少的。”晋江佳乐美洋伞有限公司董事长萧清江说道。　　“这算少的？这占你总的压货的多少？”　　“大概有1/10。”　　“就是说还有9个这么大量的货压在这儿？压了多少资金？”　　“大概4 000多万。”　　在当地我们了解到，像宏盛、佳乐美这样的大企业因为实力雄厚，目前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2008年年底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东石制伞企业在外压港高达600多个货柜，占压资金达6 000多万美元，加上厂里积压的货占用资金也高达3 000多万美元，东石的制伞企业共占用资金近1亿美元。　　张步深是东石镇的经济顾问，走访过东石几乎每一家制伞企业。他见证了东石伞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感受到了东石伞业的现实困境。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整个东石镇大概有300多家企业，其中成品伞大概有80多家。80多家伞企业中做出口的是大多数的。积压大概有三四百个柜，每个柜按7万美元算一下，中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资金链在短期之内不能够缓解，那么五六月份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张步深表示。　　在欧洲不少国家，由于气候潮湿多雨，一把黑色直柄雨伞是一位绅士出行的必需装备，而一把漂亮的阳伞，则是凸显淑女魅力的一大法宝。一般欧洲国家的中产人家，通常存有超过一打以上的各色精美晴雨伞，来搭配不同场合和服饰。东石镇人最引以为傲的说法是，全世界每3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打的是东石伞。 虽然压港之痛还不能完全得到解决，但对于“爱拼敢赢”的福建人来说，等、靠、要从来不是他们的风格，主动出击、抢占先机成了众多企业的一致选择。他们相信，这里关上一扇门，那里就会打开一扇窗。　　日，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地方税务局出台《关于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实行阶段性降低，同时允许困难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在全省范围内，单位缴纳的失业保险费率统一由2%降为1%。　　王清鸿的厂门口常年招聘的牌子依旧，但招聘办公室却早已关门，虽然不可能在近一段时间内扩招，但王清鸿没有因为订单减少而裁员。　　东石的许多企业面临着压港的难题，但在有的企业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番景象，这家企业的老板告诉我们，他的企业现在没有库存，生产经营都很正常。　　“现在东石这一带很多面向巴西市场，还有中东市场，还有其他地方的。因为这些地区货币贬值，还有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东石很多企业库存成山。”富隆（福建）洋伞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笔表示道。　　王文笔可以算是东石镇最早一批办厂做伞的老板。如今，镇上其他老板都正在为库存发愁，他的仓库中却只有4个货柜的货，而这批货第二天一早就要发到巴西。在库房里的这份发货单上我们看到，一个货柜的货竟然有39个品种，有的货号和颜色只有两厢箱，看起来跟零售商没什么区别。　　以前是一个款式和颜色一生产就是十几天装几十个货柜，现在，一天可能要生产好几个订单，几种款式的产品，工人们生产起来很辛苦，管理上也麻烦很多，但正是这种变化使他的产品没有库存也没有压港。　　王文笔奉行的少量多样的销售模式，保证了稳定的出货量，但也因此带来生产和管理成本的上涨，这笔账他又是怎么算的？　　“是在成本上，管理上提高了，不过我们像生产礼品一样细节化，提升了毛利率，毛利率大概提高了10个点。比较一下，整个数量是少了10%，但净利润却提升了10%。所以就差不多平了。”王文笔向记者解释道。　　这样看来，王文笔的少量多样策略能够成立的关键是要让产品的净利润上升，来弥补由此带来的成本上涨，而这就要求他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和创新，为此王文笔光2008年一年就申报了100多项设计专利。　　“现在你越新的东西，越好卖。还有就是在中国，节日里面一个打一个蝴蝶结也证明就是中国的文化。如果一个品牌，没有不断的创新，没有不断去改变，那就说明你不会占领市场，不会被认可，创新以后让市场独特，跟人家卖的不一样，有一个独特卖点。就是在这方面抢占市场。”王文笔说。　　王文笔指着自己生产的伞告诉记者，伞上的标价英镑是12元，欧元是18元，相当于人民币200元左右，而自己的出厂价只有3美元，也就是人民币20多元，这让王文笔很不服气，但他在不服气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人家品牌的价值。而这次金融风暴，国外的一些有几十年品牌的制伞企业面临倒闭，对王文笔来说，这真是一次好机会。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渐渐发现，事实上，不光是王文笔，很多东石的商人都在想办法缓解危机带来的阵痛。这一天，萧清江正在接待一位俄罗斯的客商。交谈中，这位俄罗斯商人也在感叹如今市场的低迷。　　“如今，整个俄罗斯的伞业市场萎缩了50%，很多经销商都倒闭了，但我觉得市场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关键是看质量和款式，好的话人们还是会购买。”俄罗斯商人表示。　　“签两个柜，两个柜大概就是50万美元，40万～50万美元，平常他一年大概做100万左右，2009年可能会减到50%～60%左右。”萧清江说道。　　以往四五十万美元的订单，萧清江基本不会过问，但在2009年的形势下，即便是这样规模的订单他也要亲自洽谈，来争取一切可能的订单。为了解决压港的问题，2009年还在国外设了三四个办事处，一旦出现压港情况，就主动出击，自己想办法在当地卖掉。　　在东石另一家制伞企业，我们看到了与其他工厂不一样的生产景象。工人们需要换鞋才能进入厂房，工作时佩戴帽子，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工厂的负责人介绍，对工人的这些特殊要求都是为了生产一种特殊的环保伞。　　“现在环保产品在日本市场我们占到50%的市场，日本人是比较讲究环保的。欧美市场现在也开始对化工产品制定环保标准，从2009年开始，按照它的标准来开发产品，来达到它的环保标准。”福建集成伞业有限公司董事陈德铭说道。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长期以来就以生产环保伞在当地自成一派，眼前这些生产线，就是这家企业投资1.5亿元刚刚建成的，年产能可达到　　9 000万把。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环保伞价格相对低廉，产品的款式也颇为新颖，现在这家企业的订单很多，工厂还要加班加点生产。眼下，企业又新投入100万元研发可降解的伞架，一旦成功后，他们生产的雨伞会成为一次性消费品，使用后可回收再利用，到时候，他们在日本、欧美环保伞的市场还将进一步扩大。　　深受压港之苦的王清鸿也从一批积压的伞中找到了商机，他替美国一家经销商生产的“壳”牌广告伞，客户一直不提货，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王清鸿把这些伞推销给国内的加油站，没想到这批货全部销售一空，王清鸿于是将视线转移到国内市场，首先盯上了广告伞这块蛋糕。　　“我们2009年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就是接了几个比较大的订单，像三元、康师傅、统一，一个客户等于做了十个客户的订单量。他们是比较大的集团用户，一次就是几十万把。几十万把就等于我们做十几个货柜，国外货柜的单量。集团用户相对来说利润空间要比接国外的代工订单要高。”王清鸿说道。　　“要高出多少？”记者问。　　“利润能多出一倍。”王清鸿表示。　　“那也就是说如果国外一把伞挣一块钱，在国内卖这种广告伞是两块钱，是吗？”　　“这个等于多翻了一倍的利润，贴牌现在竞争比较激烈，利润也比较薄。”　　如今，宏盛国内业务的比重已经从原来的10%增加到现在的30%多，这让王清鸿得到了暂时的喘息，这样的调整保住了上千名工人的生计，更让王清鸿保住了一份战胜危机的信心。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促进福建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海西区将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之后，中国又一大经济区域和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对于福建的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这一天，王清鸿与乌克兰的客商在协商了几个月后，压在港口半年的货有了出货的转机。　　在东石的伞具市场，云集了大大小小300多家制伞企业，大到一套制伞的机械设备，小到一包铆钉，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正是由于这样的完整的产业链条和专业化的优势，也吸引了周边很多国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国等地的客商到这里来采购原材料。但是细心的东石人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客商到这里采购原材料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让东石人感受到了压力。　　东石镇镇长吴淞江对此深有感受：“以前印度、孟加拉国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客商，只采购一些半成品，但是从2008年以来，他们就到我们镇采购了成捆的散布，简单的制造机械。这一情况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东石引进第一家台资企业，情况是类似的。”　　不仅是采购内容上的变化，更让东石人担忧的是印度、孟加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一些到印度考察的东石商人回来说，印度的制伞业早已不是当年的家庭小作坊，如今在孟买郊区已经出现了上千人的制伞工厂，一定的生产规模加上廉价的劳动力，让他们的产品在全球消费力下降的今天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他们也一直在发出这个信号，说他们在成本各方面比我们低，还邀请我们到那边跟他们合资。劳动成本他们比我们低得很多，现在我们的员工都是一两千块，一千五左右的工资。但是他们说那边只要人民币五六百块，甚至说两三百块的工资他们就能请到员工。现在我们的成本一直在增加，压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大的。”王清鸿忧心忡忡。　　对于印度、孟加拉等国家这种低价竞争的做法，东石人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石人也正是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第一家台湾制伞企业到这里建厂的。因此，东石人也最清楚，产业的转移意味着什么。　　“如果是产业的转移，那么对我们区域经济的影响很大。因为东石的五大支柱产业当中伞业是第一大产业，其产值占工业产值的60%，出口也占到总量的一半。我们现在拥有近300家企业，直接从业人员有3万多，间接从业人员有2万多人。这些对就业将产生极大的压力，也将带来社会的稳定问题，因为像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由于文化水平的原因，他们长期从事制伞业，学习其他技能其能力有限，对整个区域经济来讲，事关重大。”吴淞江说道。　　如果说印度等周边国家正在效仿当年的东石走一条低成本发展之路，那么东石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这场市场保卫战呢？　　吴淞江想到了新办法：“就是要通过品牌培育，我们拥有众多名牌产品，但还不够，还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努力，必须使我们的企业更多意识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产品的品质。”　　不仅要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应对转移，东石政府也在千方百计地争取国家的产业政策，为此2008年一年，吴淞江多次到北京向相关部委反映最新的产业发展现状，这些情况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伞业的出口退税2008年从11%调到了13%。这对于东石镇的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　　当地政府在积极争取，而企业这一头也有了转机。王清鸿在等待了几个月后，一批巴西的货物即将被运往厦门港，驶向彼岸。王清鸿希望这批货能平安到达，也希望企业能平安渡过难关。　　在过去20年间，中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政策优势吸引境外资本来华投资，很多国家和地区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人民币升值、贷款利率上调、出口退税率下调、劳动力成本提高、原材料涨价五大因素使得高外贸依存度的东石伞业不断萎缩，面临向周边国家转移的威胁。我们在采访中看到东石的企业面临压力不轻言放弃，王清鸿拒绝了印度客商的邀请，王文笔仍然做到了零库存，他们求变求新、坚持的态度让记者敬佩。　　人的一生中有晴天也有雨天，但总会雨过天晴，不管晴天雨天，都提前准备好一把能够遮风避雨的伞。我们也由衷地希望王清鸿和他的同行能在风雨来袭之时，为自己准备了挡风的伞，而这把伞撑起来的是品牌、创新和渠道。　　出口备忘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前2个月，中国仅民营企业出口，遭遇退运的货物就达1亿美元，增长87.5%，占同期中国出口退运货物总额比重的44.7%。在海外需求持续低迷、压港现象凸显的形势下，中国的外贸企业正经受着又一轮的考验。　　中国进入全球500强的11家企业没有一个属于制造业，中国外贸200强的贸易额70%属于加工贸易，而且企业的利润率大都处于2%～10%之间，一旦风吹草动，企业就面临亏损。没品牌、没技术、没渠道，是中国外向型企业受制于人的顽症。　　“东鞋西移”行得通吗　　四川省成都市，人称“中国女鞋之都”，皮鞋制造在这里形成规模效应，产品出口到东欧、北美等地。2009年一季度，成都1 500多家鞋厂接到的海外订单剧减，产能普遍下降了40%。　　30年的外贸生意，为何无人知晓？女鞋之都，面对着怎样的竞争压力？“东鞋西移”，是契机还是遥远的梦？　　说起中国鞋，有一个词汇叫“三州一都”，“三州”指的是广州、温州、泉州，“一都”指的是成都。20世纪80年代末，一部分在沿海打工的人回到成都，成为成都最早的一批制鞋工匠。90年代初，成都武侯区已经颇具一番制鞋基地的气候，特别是本地技术工人多，可以承接大量手工活，对于做镶嵌工艺多的女鞋很有优势，所以在成都，90%的鞋厂都在生产女鞋。　　前不久，来自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消息，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东部沿海的制鞋基地正向西部转移，“东鞋西移”趋势十分明显。对这个说法，我们产生了一个疑惑―东部鞋厂订单减少的时候，地处西部的成都能接到订单吗？带着疑问，记者赶到成都一探究竟。　　一到成都，就有朋友告诉记者，有些广东、浙江、福建的鞋厂在这里落户了。在成都市金堂县，记者看到了一个正在招商的工业园，整个园区的10 500亩土地全都是为鞋厂规划的。工业园里，不少工厂的大门挂出了招聘工人的广告。在几栋即将建成的楼房前，记者见到了一位温州老板。　　“我们总共盖了36 000多平方米，这三栋是厂房，后面三栋是宿舍，这两个是办公楼。”鞋业贸易商陈荣华向记者介绍。　　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温州人，正和记者攀谈的陈荣华也不例外。祖籍温州的陈荣华，1977年跟随父母到法国做生意，算下来独自做皮鞋进出口贸易也已经14年了。他在广东、浙江、福建和法国用租房的方式开了4家工厂，每年销售的女鞋超过200万双。不过陈荣华告诉记者，这些年皮鞋生意特别难做，他向法国出口的真皮皮鞋，被征收了特别关税。　　“以前真皮的鞋是8%的税，现在加16个百分点。现在很多人，跑到印度那边去（生产），印度那边很便宜，不要税的，但是在中国做它要税的。”陈荣华说道。　　“印度到法国就不交税？”记者问道。　　“没税。所以差别很大。”陈荣华多少有点愤愤不平。　　中国鞋在海外市场遭遇的不只是关税壁垒，还有来自东南亚鞋厂的价格竞争。近年来，印度、越南等地的轻工业发展很快，生产皮鞋的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不过精明的温州人并不担心没生意做。　　鞋子做得好，交付时间准时，不怕没有生意做。这个和我们去餐馆吃饭一样，餐馆厨房好，饭菜也好，也省钱，也便宜，服务也好，为什么没有生意做？这是一个道理。　　陈荣华告诉记者，国内有大批熟练的制鞋技工，做出来的鞋质量好，哪个国家的工人也比不了。但是随着近年来出口企业受到冲击，大批务工人员返乡，沿海地区越来越难招到好的技工。陈荣华2009年初在广东招收80名熟练技工，可是广告打出去几个月，一个合格的工人都没有招到。　　“成都第一个优势是工人好招，我们做这个行业要很多的工人，不是说电子产业的工人，我们都是手工的嘛。”　　于是，陈荣华在成都金堂的鞋业工业园买下了42亩土地，平生第一次一砖一瓦地建起了自己的工厂。　　“8月份我们第一条线会开始投产，过了年广东那边都搬到这里。”陈荣华指着工厂向记者介绍。　　“也就是说以后广东的厂不开了？”　　“不开，办公楼在那边，办公室，可能开发、设计都在那边，工厂都是在这里。”陈荣华答道。　　陈荣华打算把设计团队留在广东，生产基地逐渐向成都转移。他算过，把厂子从沿海地区搬到成都，每双鞋的物流成本要增加一块多钱，不过并不影响订单和利润。按照他的乐观估计，2009年出口的皮鞋至少增长10%，价格上甚至还打算稍微上涨。　　精明的温州人到底看重成都什么呢？成都地处中国的西南，距离上海的飞行距离是1 734公里，如果在成都建造出口基地，运输成本肯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成都人靠什么把海外订单拿到手里呢?　　记者发现，成都有几个区县为鞋厂规划了专门的工业用地，希望尽快让更多的鞋厂落户安家。　　“要力争建成全国最大的鞋业生产和外贸出口基地，年产值要达到1 000亿元，就业人数要达到100万人，其中生产工人60万人，外贸配套服务的40万人左右。”成都市经委副主任雷鸣惊说出了成都的规划。　　雷鸣惊告诉我们，成都以“中国女鞋之都”著称，全世界每100双女鞋里，有7双产自成都。成都市把武侯区、崇州市、金堂县的27 900亩土地，按照制鞋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进行了中长期规划。从原材料生产到成品制造，从来样加工到自主研发，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鞋产业日趋配套。　　雷鸣惊向记者介绍，城市中心主要是搞一基地、五中心。一基地就是营销基地，其中包含了研发、贸易、人才培训、品牌展示、信息及中介服务这五个方面的中心。而崇州和金堂这两个地方，作为鞋业生产基地。　　雷鸣惊告诉我们，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成都鞋出口也遭遇了超乎想象的困难。2009年一季度，成都制鞋订单急剧下降，鞋厂的生存面临着严峻考验。但是尽管如此，成都打造中国最大的皮鞋出口基地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在成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李皓具体负责外贸出口。他告诉记者，要想做到“东鞋西移”，就要解决企业最大的顾虑，也就是物流成本。成都的外贸产品运到港口装船出海，物流周期长、费用高。为了解决这个缺陷，成都想尽办法进行补救。鞋业工业园里有专门规划的鞋材市场，制鞋企业不用出园区，就能拿到国际上最流行的皮革和鞋材原料。　　“最新的皮革、鞋材，我们把它引进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使企业在整个运作当中降低一些成本，更好地或者说更快地适应国际市场。”李皓说道。　　李皓举例，成都地处西部，成品运到沿海口岸固然要多花一笔运输费，但是西部畜牧业发达，每年产约2 000万张牛皮，1亿张羊皮，8 000多万张猪皮，为皮鞋的生产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上游产品。四川是畜牧大省，皮革产量列全国前茅，制鞋的其他重要材料如纸板、塑料、橡胶等也都完全可以满足制鞋业的需求，减少了原料外运成都的费用。在鞋材市场对面，是正在建设的国家鞋类检测中心，过去要到北京才能做的检测，以后在成都当地就能解决。成都还设立了专门的制鞋技术培训班，为鞋厂提供急需的制鞋技工。现在，成都本地的熟练技工超过30万。　　便宜的土地、熟练的工人、完善的配套和地方政府的扶持，这的确让许多东部的大企业希望到成都来投资建厂，然而当中国鞋业出口遭遇危机的时候，这些企业纷纷调整了扩产计划，在这种环境下，成都打造出口基地，该靠什么呢？　　有一个测算，全国各地川籍制鞋工人约有50万人，占全国制鞋工人近1/3。这可以说是成都人的优势，但是我们派往现场采访的记者也在担忧―优势再大，可眼下毕竟是金融危机，在这个档口，成都鞋继续打造一个出口基地，这行得通吗？　　2008年年末，沿海地区大的制鞋基地纷纷卷入金融海啸之中。据亚洲鞋业协会数据，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近1 000家鞋厂及相关配套企业关门歇业或者外迁。　　与此同时，2009年一季度，成都鞋类产品出口0.48亿美元，同比下降27.4%。成都本地有1 500多家鞋厂，这些鞋厂的海外订单也在剧减，产能普遍下降了40%。　　在成都市区的一处老巷子里，几间民房被改成了车间，30多个工人被分配到几道工序上，手工制作童鞋。廖彩伟是这家鞋厂的老板，他仔细盯着每一道工序，时不时跟工人强调工艺上的要求。眼下海外订单利润缩减很大，120元一双的鞋，毛利只有三五块钱，质量出现一点纰漏，就没钱可挣。廖彩伟的小鞋厂可以说是成都鞋业的典型缩影。几百名工人手工制作皮鞋，接单贴牌生产。　　“我们的鞋业自主品牌比较少，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依赖于贸易商的订单，企业创新开发的能力也比较弱，主要是模仿沿海企业的一些款式，绝大多数企业都是这种情况。”雷鸣惊多少有些忧虑。　　往年年初的头四个月，廖彩伟能接到超过13万双的海外订单，2009年现在总共只接到3万多双。订单少了，他不得不停了其他两个车间。廖彩伟告诉记者，因为小作坊不正规，客户就是有订单也不敢下过来。　　廖彩伟接触过几个西班牙和俄罗斯客商，他们表示只要廖彩伟上了生产线，他们愿意把订单发过来。不过廖彩伟也清楚，投建新厂前前后后要500多万元，对他来说，差不多是把全部家当压上去了。　　“这肯定有压力，我们是白手起家的，也害怕投进去收不回来，尤其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大家赚了钱不想再投资了。”廖彩伟不无忧虑。　　让廖彩伟稍感宽慰的是，崇州鞋类工业园里，一个中小企业孵化园建成了。这个孵化园由政府规划，里面都是风格统一的办公楼、厂房和员工宿舍，最低只需要90万元，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标准化小工厂。成都商务局的李皓告诉记者，同样是小厂，一旦孵化之后，提高了标准，小鞋厂也有自己的优势。　　李皓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女鞋的订单款式多，工艺复杂，但每个品种数量却不大，而大厂投资大，反而不愿意接这类小单。所以，小厂在女鞋上还是有钱可赚的。廖彩伟决定投入350万，买下一个厂房添置设备，不久新鞋厂就能投产了。　　眼下，廖彩伟已经接到了新的订单，准备把原先分散在三个地方的车间都搬到新厂房里。　　“不管怎么说，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不能光靠引进，还要当地一些企业的成长。若干年以后，可能会在这个园区里面出若干个上亿或者几十亿元的大的鞋类生产企业。”李皓说道。　　大企业大订单，小企业小订单，各有各的市场，各有各的活法，工厂再小，只要舍得投入，提高标准和质量，也不是没有订单可拿，所以我们在成都看到了逆势投资建厂的廖彩伟。他的期望就是马上把厂子提升一个档次，毕竟挤在老巷子里的老车间是看不到希望的。小企业如此，成都的大厂又在做何打算呢？　　在武侯区的一家鞋厂门外，十几名求职的年轻人正在填写登记表。这个招工的情景，在时下的危机中并不多见，工厂负责人说，原先这家厂里1 800多名工人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了，新生产线上要再招600名工人。　　“每天都有从广东沿海那边打工返乡回来的很多民工，都来到公司，我们现在已经在储备。” 成都市古奇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平向记者介绍。　　在工厂的生产线上，一位年轻女工小赵正忙着操作针车，一番攀谈之后，我们得知她是2009年从广东返乡的。小赵的经历让记者更加好奇，在众多出口企业面临困境的现实中，有的企业却出现了转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车间参观时，洗手间里一个小小的装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个是洗眼器，在工作中如果把眼睛弄脏了，有化学物质（粘合剂），如果弄脏的时候，快速过来，通过这个洗眼器，尽快把眼睛洗干净，减少伤害。”谢平向记者解释。　　“原先安装过这种设备吗？”记者问。　　“原先没有，就是接了国际贸易的订单之后，美国的客人进来之后，然后才新装的这个设备，他们要求装的。”　　“按照他们的规定必须要有这个？”　　“必须要有这个，才能接他们的订单。”　　按照国外客商的要求，厂区的每一层楼都安装了洗眼器，这在国内的制鞋企业里并不多见。谢平告诉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客户类似的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和劳动保护标准越来越严，这要求工厂必须舍得出资增加设备、改善流程，不过这恰恰是资金宽裕的大企业扩张的机会。记者注意到，几个技术人员正忙着为一双样鞋打样。　　员工告诉我们，这是一家典型的外贸加工企业，每年海外的几个知名女鞋品牌都会把他们最新设计的女鞋样鞋寄来，确定生产标准以后，上百万双女鞋从这里运往北美和欧洲。与众不同的是，就在其他企业为订单发愁的时候，这家工厂2009年头四个月的订单增长了近四成。　　“月份我们接单64万双，月份接单据统计有88万双，与2008年相比，我们增加了24万双，同比增长是37.5%。”谢平挺高兴。　　谢平告诉我们，他的厂刚通过了沃尔玛等几个国际品牌的质量认可，基本能保证每个月30万双皮鞋的订单。2008年年底刚上的两条鞋面生产线已经忙不过来，他准备再添置两条生产线。　　“出口危机对于一些小的企业，或者是产品质量成本偏高的企业可能是致命的冲击，但是对竞争能力比较强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机会，是这些企业做大做强的机会。”成都市商务局局长郭启舟说道。　　说到做大做强，记者在成都听到一个故事―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没几天，成都一家鞋厂接到美国客商的感谢信，说奥巴马夫人在总统就职典礼的晚宴上，穿了这家鞋厂生产的女鞋。但是因为是贴了美国客商的牌子，所以没有人知道这双鞋是成都制造的。虽然这件事情，让成都的这家鞋厂又多接了6万双鞋的大订单，但出厂价却又被压低了。面对这个事实，成都鞋商们做何打算呢？　　俄罗斯是成都女鞋的首选出口市场，因为成都的女靴手工好，这也是成都制鞋企业的一张王牌。2009年3月，成都市组织了44家鞋厂，一起飞往俄罗斯参加鞋业博览会。　　彭军，曾经在武侯区负责过鞋业开发区的工作。2004年之后，成都市提出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运营模式，成立了专门的产业运营公司，以市场手段推动制鞋产业的集群发展。彭军受命负责组织成都鞋厂集体参加俄罗斯国际鞋展，希望打响“中国女鞋之都”的品牌。然而一到俄罗斯，彭军发现，国外客商根本就没听说过他们的“成都制造”。　　“我们成都做了几十年的俄罗斯市场，可以说每三个俄罗斯妇女穿的鞋子有一双肯定是成都造的。靴子我们占了全国的70%的产量，居然俄罗斯人不知道这是成都人造的。所以俄罗斯市场，我们一定要自己去开发，一定要建立我们的直销商城。中国女鞋之都品牌一定要在俄罗斯打响。”西部鞋都产业运营公司董事长彭军信心满满。　　在这次国际鞋展上，许多俄罗斯客商被成都制鞋企业展台的中国红主题所吸引，几天下来，成都鞋厂拿到了3 000多万美元的订单。不过这个数字在郭启舟看来，还有很多遗憾。　　“我们最初预计是希望订单能够有8 000万美元左右，实际上是只有　　3 000万。当然这个业绩也不错了，但是也反映出我们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和接单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或者说整个产业还需要提升。”郭启舟对现状认识得很清楚。　　就在44家企业以“中国女鞋之都”的整体形象在俄罗斯面对海外客商的时候，由几家成都鞋厂联手投资的“中国女鞋之都名品连锁店”也在成都市区开业了。　　彭军告诉记者，以往一双成品鞋从工厂进入商场销售，中间要经过批发商和零售商几个环节。现在的连锁店采取工厂直销的经营模式，希望用价格优势赢得认可。同时，“中国女鞋之都名品连锁店”是一个准备吸收众多家鞋厂联手打造的共有品牌，这也提高了资金效率。两个月下来，彭军对店里的销售情况非常满意。　　“我们原来设想一个月的销售额每个店有10万就不错了，现在已经达到15万了，因此我们想，一个工厂要想进入连锁体系，想进行良性运转，就要开到40家店。40家店能够保证一个工厂解决1 000人的就业，这样工厂才能进行良性循环。”彭军认为。　　不管是去俄罗斯参加国际鞋展，还是“中国女鞋之都”的品牌连锁店的开业，成都女鞋都在走一条新路。因为一家企业做一个品牌是很难的，但是10家企业、100家企业甚至1 000家企业共同做一个品牌，结果可想而知。寒冬来了，成都出口企业不仅依靠便宜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大宗原料采购配套基地优势，而且还在抱团取暖，争取订单。这可以说是我们在“东鞋西移”的调查中最大的收获。　　出口备忘　　2009年一季度，我国出口鞋19亿双，比2008年同期下降2.7%。但3月我国出口鞋7.1亿双，同比增长11.7%，环比增长76.3%，出口量超过2008年月均水平。　　一季度，我国对美国出口鞋4.7亿双，下降13.4%；对欧盟出口3.6亿双，下降12.2%；对日本出口1.3亿双，下降0.9%；而对非洲出口2.3亿双，增长41.4%；对东盟出口1.3亿双，增长83.6%；对拉丁美洲出口1.1亿双，增长2.3%。　　一个出口企业的转舵之痛　　在喇叭的发源地之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主要生产电子电声设备，其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每年出口额在4 000万美元左右。　　欧美市场缩水，它为什么还在忙忙碌碌？变形金刚有文章，创新变出大市场。海外攻城略地，内销为何遭遇搁浅？　　从2009年3月起，为了帮助外贸企业渡过难关，北京市商务部门连续举办了几次“出口转内销”展销会，主办方给展销会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叫做“外贸大集”。有的商场一个月外贸大集的销售额累计超过了2 000多万元。效果还不错，在外贸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出口企业和有关部门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国内，但现实并不像“外贸大集”表现得那么轻松，不少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的外贸企业面对国内市场却皱起了眉头。　　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电子类产品消费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萎缩，2009年2月，中国机电产品出口899.7亿美元，同比下降21.8%。　　而就在许多出口企业为订单减少而头疼的时候，浙江的一个音箱企业却在加班加点。浙江省嘉善县，这个人口只有38万的小县城，是中国音箱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电子电声出口企业已经多达300多家。　　嘉善可以说是浙江省一个比较小的县城，但是这里的地理位置却十分的优越。从上海虹桥机场到这里也仅仅一个小时的车程，因此这里的出口企业就特别多。一条马路上就有十多家生产扬声器和音响的出口企业，浙江恒科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其实说到这里读者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特别之处在于，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有这样一个小的民营企业，却在为全球最大的诸如罗技、苹果等公司的产品生产配套的播放器，在全球经济不很景气的状况下，这家企业现在怎么样呢？　　记者走进恒科的车间，看到的是几条生产线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公司总裁张志明告诉记者，这些大都是为美国著名的音箱销售商CA公司生产的多媒体音箱。　　“我在新产品开发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公司现在生产还是比较饱和的，还是在加班加点。”张志明向记者介绍道。　　而就在记者刚到工厂不久，CA公司的亚太区总裁也刚好从香港赶过来。　　“现在的销路是挺不错的，这几年按数量计算的话，我们的音箱在整个北美市场是第一位的。”CA公司亚太区总裁邝志基说道。　　“那恒科产品销售占百分之多少？”记者问道。　　“占我们公司的总数量超过90%。”　　邝志基说，CA公司是北美多媒体音箱销量第一位的销售商，销售网络几乎到达北美每一家零售商，而公司销售的多媒体音箱90%都由恒科生产，他们的音箱在沃尔玛、百思买等一些大型超市销售得非常好。CA与恒科的合作已经整整十年了。　　恒科与CA主要是以ODM的方式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CA只提供概念性的要求，由恒科自主研发设计不同款式的音箱为CA提供多项选择。月，恒科的出口额达到了1 000万美元，与2008年同期持平，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凭借的就是独到的研发能力。在恒科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了一款独特的音箱，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款他们自主研发的音箱为他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　　“很多人去会见客户或者会见朋友，举行一个小小的电话会议，可能不会带一个电话音箱。有了我们的产品，不管你是在对面还是四周，都能听得非常清楚。”恒科实业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高骏介绍道。　　原来，这个音箱不但可以随意接在电脑、MP3播放器或者手机上，而且随着扭动机身转换角度，还可以当麦克用。　　由于方便携带又可进行电话会议，这款音箱在海外市场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就能卖出十几万套。张志明告诉记者，最初他选择ODM是为了赚取更高的利润，没想到几年积累下的这个设计团队成了他征战海外市场的秘密武器。　　如今，恒科每年量产的音箱有30个款式，但实际上，设计师一年真正开发设计出的产品多达100多个款式。眼下，恒科公司开发的新产品有70%是专为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配套设计的，年出口额达到3亿元人民币，张志明坦言自己还算是一帆风顺。然而2008年的一件事儿却触动了他。　　就在恒科公司的旁边，一家音箱企业已经被另一家电子企业所替代，张志明说，那家企业原来业绩也做得相当不错，可金融海啸到来，一下就垮了。眼看着身边有人倒下，张志明感到如果像以前一样百分之百出口，把宝全部押在海外市场风险太大了。他开始动了两条腿走路的心思。　　“特别是金融危机下，应该说国内市场是比较大的。我们最近一直在了解、研究，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感觉国内市场应该做，国外市场做得这么好，国内市场为什么要放弃？”张志明说道。　　凭借着强大的技术保障和创新能力，张志明对自己的音箱在国内的前景非常自信。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在音箱这个行业里十几年，从生产单体小喇叭到现在的数码音箱，要技术有技术，要设计有设计，再加上傍上了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客户，开发国内市场应该没问题。他想做两条腿都健壮的巨人。可是当他把那条腿刚刚迈进国内却发现，情况远不是他想得那么简单。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国际市场风险重重，是按部就班还是另辟蹊径？转为内销屡屡碰壁，墙内开花为何墙外飘香？　　现在的恒科公司营销中心，已经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销售部门，然而与国际部的忙碌相比，国内销售这边显得冷冷清清。小郭是恒科公司的老销售员了，因为公司过去一直做出口生意，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海外客户。现在公司开始转型做内销，他也临时跑起了内销。这天一大早，他就和同事带着公司的音箱来到了嘉善县的一个国美电器城。　　“是这样，我们是恒科公司的，做音响外销的。”小郭首先开腔。　　“音响外销的？”嘉善县国美电器经理有些疑虑。　　虽然同在一个县城，但这位经理竟然没有听说过恒科的音箱品牌，他还表示，这家国美店对恒科的产品能否在这里销售并没有决定权。　　“这块业务我们公司需要谈判，终端是我们负责，但这块业务还是跟嘉兴那边谈比较好。”国美电器经理表示。　　小郭还是没有死心，和同事拿出了一款新产品给这位经理展示。　　这位经理说，他这家国美店销售的电脑音箱款式大都比较老，像这种小巧新颖的音箱很少见。在小郭的一再请求下，经理答应可以给嘉兴的分公司打个电话。　　“这块他现在已经有代理商了。如果要进卖场，我们跟代理商签订合同，可以通过代理商进入这个市场。你可以作为他们的供货商，让他们作为你的代理商，你把产品先转给他们，再转到我们这里。”国美电器的经理说道。　　小郭这才知道，想进国美的卖场要通过各级代理商来进行，而要想在全国的国美店铺开，则需要与北京的总部签协议。　　张志明说，他原来做外单就是一对一，根本不用考虑到市场营销这一步，可现在不一样了。不管你在海外与多大的品牌合作，回到国内就成了无名小卒，想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恒科在跨进国内音箱市场第一步就遭遇了这样一个现实。诺轩是恒科自创的一个品牌，同样的技术，同样的设计，就真打不开市场吗？　　折腾了一上午，虽然没什么结果，但小郭显得并没有灰心。下午，他和同事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著名的百脑汇电脑城，这里经销着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他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愿意合作的经销商。　　看到别人对自己的产品感兴趣，小郭也来了劲儿，拿起手机给对方试了起来。可最后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　　显然，两个年轻人并没有放弃，又跑到下一家。就这样，小郭和同事在电脑城里跑了整整两个小时，一圈下来已是满头大汗，之前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也一点点消失。　　面对动荡的国际市场他充满自信，回到国内却为何陷入困境，出口企业转内销到底有多难，未来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　　有这样一款产品，是张志明年轻的设计团队创造的，它的设计创意是源自贝壳。随身携带的时候吸在一起，听音乐的时候轻轻打开，放上两个小支架就可以享受动听的音乐了。就是这款产品，张志明为海外客户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出过十几万套，可在国内整整两个月才卖了十几套。是设计不新颖，质量不过关吗？显然不是，那原因究竟出在哪里呢？　　实际上，缺乏知名度、内销高昂的营销成本是张志明这些年来不愿涉足内销的主要原因。然而，困扰他在国内市场发展的还远不只这些。　　张志明说，在一些电脑城，经常能看到模仿诺轩的音箱在销售，仿制品的外观和他的产品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价格还便宜，这让他的正牌音箱陷入尴尬的境地。　　张志明说，与那些家庭小作坊式的小厂为了模仿去挨个打官司显然是不现实的，可为了拼价格而去降低成本、降低品质，他又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张志明怎么也想不通，同样一款音箱，恒科为海外客户最多一个月出过十几万套，可在国内市场两个月却才卖了十几套。　　眼下，张志明要求设计研发部门针对内销市场进行差异化设计，同时在广州、成都、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招募代理商，逐渐打造自己的营销渠道。　　“准备在国内市场，同一些国内市场品牌的公司进行合作，像联想、方正等一些国内知名电脑公司，希望通过做它们的配套音响先得到国内市场的认可和了解。我想我们的模式跟一般的传统模式有一点改变，比如说我们从礼品做起，特别是2008年春节的时候，政府也对我们比较支持，搞一些礼品，政府采购。我感觉挺好。”张志明计划开辟新渠道。　　在采访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集中在张志明心中的两种情绪，那就是自信和困惑。国际市场上，他可能是信心满满的大学生，但面对几乎一片空白的内销资源，他又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小学生。他面对的也是许多出口转内销企业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有关部门推出的措施，多数也只能在近期缓解外贸企业的部分压力，要想为出口企业内销找到出口，政府和企业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出口备忘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09年一季度我国对外贸易大幅下降，出口2 455亿美元，比2008年下降19.7%；在海外市场萎缩的背景下，一些外贸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同时政府也向它们伸出了援手。　　2008年8月，广东省开始对内销纳税大户以及创立了内销品牌的外贸企业进行资金奖励，希望借此鼓励更多出口企业转攻国内市场。　　2009年4月初，商务部向外贸企业下发了关于举办全国外贸商品巡回展的通知，将在下半年每月举行一到两次巡回展，每次换一座城市。　　日，“中国出口商品暨港资企业产品内销对接洽谈会”在广交会登场。举办了105届的广交会首次对境内采购商开放。　　考不倒的“好孩子”　　江苏省昆山市是玩具生产的聚集地，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一年的出口额高达5亿美元。　　大洋彼岸的一份法案，将玩具企业推向生死边缘。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苛刻的消费者保护法案。有人说，这是继金融危机之后，勒在企业脖子上的第二把绳索。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面对一份近乎苛刻的法案，它真能上演独善其身的神话吗？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国，全球75%以上的玩具产品出自中国。它是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要想知道这张名片的魅力我们不妨看看一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书。2005年，这本书的作者―美国记者萨拉＆#183;邦焦尔尼和她的家庭决定一年不购买中国产品，想通过这个试验看看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一年后她在书中感叹，没有“中国制造”的日子是非常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其中包括：让5岁的儿子因为不能买心爱的中国玩具而失望不已；丈夫不得不亲手为孩子缝制睡袋；花去近100美元购买孩子根本不喜欢的德国玩具。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的玩具出口也遭受了空前的挑战。2009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的玩具企业亏损面达到了30.98%。在严峻的形势中，又有哪些企业会度过这场经济寒冬呢？　　在江苏昆山如果你要找“好孩子”，恐怕绝大多数当地人都能帮你找到它准确的位置，“好孩子”不是孩子，是一家生产童车的企业，在这座以电子信息产业闻名全国的城市，这家全球最大的童车制造企业显得很特别，而更特别的是在2008年，当许多外贸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出现下滑时，2008年一季度，“好孩子”的出口竟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6%。在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它真能上演一个独善其身的神话吗？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总额为8 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这一计划提出，任何基础设施项目要获得其资金支持，前提必须是所使用的钢铁产品为美国生产。　　而在同一天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上，英国首相布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却对这项计划皱起了眉头，这些领导人指出，如果相关规定获得通过，美国的这种做法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甚至是贸易战。　　然而，批评并没有终止贸易保护的脚步，而此时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一条突然而至的法案让一个正在欢度传统佳节的中国企业家陷入了困境。　　正与家人过团圆年的“好孩子”质量管理中心竺云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他一下子犯了懵。原来，美国突然宣布两个月之后，《消费者产品安全改进法案》将全面生效，这项法案大幅提高了儿童产品中铅以及各种重金属含量的要求。法案规定，从日起，玩具材料表面的铅含量必须低于百万分之六百（600ppm），而到日，该标准不仅针对表面，连材料内部也必须达标。　　说的通俗一点，以前的标准只管表面，这个新标准要求产品从里到外都要达标，竺云龙觉得这个法案有点不近情理，因为有些地方是消费者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的，因而，这个法案后来也被外界称为是自1972年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成立以来，最苛刻的消费者保护法案。　　竺云龙告诉记者，其实在日，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已经关注到了《消费者产品安全改进法案》，所以也未雨绸缪，把功课做到了前头。　　“其实铅测试很久以前就进行了，每批产品都在测，当时测涂层。”“好孩子”集团副总裁竺云龙表示。　　通常美国的一个法案从签署到生效，一般都会有1年左右的过渡期，以便企业消化原有的产品，但这次情况完全不一样，仅仅隔了半年，还没有等他们把所有的产品测试完，该法案就生效了。　　“所以我们抓紧在生产线上生产，现在订单那么宝贵，也舍不得取消掉。所以要快速地对已经投入生产的部分进行调整。”“好孩子”集团总裁宋郑还表示。　　已经投入生产的到底有多少是超标的？竺云龙心里也没有底。　　竺云龙告诉记者，一个零部件完成检测通常需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要把所有发往美国的检测完，这个时间要多长呢？　　“当时正好过年放假，全部取消休假，然后回来上班。并且我们都是三班倒，实验室24小时都在运转。”竺云龙非常无奈。　　一旦发现哪个零部件不合格，马上寻找替代品。“否则产品就停产了，不能发货，所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能满足要求的零件赶快恢复生产，大家天天就像在打仗一样。”　　竺云龙在这个岗位工作3年了，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危机处理，他心里非常明白，如果不能把发往美国的产品检测完，如果不能找到符合标准的零部件替代品，对公司将是致命的打击。　　召回、退货对于宋郑还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97年，他就在这方面吃过大亏。　　有一款双人童车是“好孩子”1997年在美国市场推出的车型，这款车在美国卖得非常好，产品也符合美国的相关标准，但还是出了问题。　　“国内双人车都是给双胞胎用的，但国外是两个孩子不一样的。前面往往是大孩子，前面特别重，用力往下一按，就出问题，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符合美国质量标准的，但禁不起消费者这么用。”宋郑还说道。　　由于没有考虑到美国的消费习惯，个别车在跨越台阶时出现了断裂，一些消费者通过美国消协提出了索赔、召回的要求，为了不失去市场，“好孩子”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最终召回了近8万辆车。缴纳了这笔昂贵的学费后，“好孩子”开始格外关注安全问题，十几年来，企业自身不断提高、完善安全标准，但即便这样，这次法规的苛刻程度还是超出了“好孩子”的预期。　　新法案要求，从日起，所有在零售货架上的产品都必须符合最新的质量安全要求。这直接涉及“好孩子”在美国销售童车的命运。　　这一法案在美国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全国的图书馆宣布，要在法令生效之日（日）起关门，因为图书馆书架上的儿童书籍很多都是20世纪印刷的，所以不可能达到新标准的要求，迫于压力，美国国会不得不在法令生效的前几天通过补充条款，“赦免”了一些行业，并延长了达到新标准要求的生效日期。但推车以及汽车座等儿童用品并不在此“赦免”的行列。　　由于美国市场上销售的儿童用品80%以上是中国制造的，美国《2008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的实施，无疑让中国的儿童用品出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对于竺云龙而言，即便是贸易壁垒，他也要在日前把这道关闯过去，他形容自己的工作就像排雷，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否则就会铸成大错，随着标准实施日期的临近，多数零件通过检测，但一个小小的气门嘴却让他犯起了愁。　　“你看这个铜，轮胎上是气嘴，铜器嘴，这个铜器嘴很正常，比如自行车，大人一直用这个铜器嘴。这个铜器嘴小孩是绝对接触不到的。大家都知道，铜本身含有铅这种杂质，含量有的还是比较高的。当时我们发现这个东西不合格，还好当时没有再申请这个产品，所以马上看库存，马上封存。但是最重要的是要马上去找能满足要求的替代材料。”竺云龙表示。　　竺云龙发现这个替代材料并不好找，他召集了几位对铜材非常熟悉的专家，看看市场上有哪些材料符合要求，结果发现有的材料在铅含量上可以达标但又不符合其他的要求。　　气门嘴企业从来没有听过说这种要求，但为了赶时间，竺云龙只好干起替气门嘴企业寻找合格原料的工作。　　日，中国农历新年的正月十六，许多中国人习惯上把这一天看做新的一年工作的开始。这个春节，竺云龙和他的团队却是在工作中度过的，就在这一天，美国《2008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正式开始实施，对于许多玩具生产企业而言，这天绝对不是一个好日子。宋郑还告诉记者，因为没有给企业足够的时间去消化过去的产品，这次没有一家玩具出口企业能逃过此劫。　　“我们计算了一下，大概总共的损失有两三百万元人民币。”宋郑还表示。　　许多人以为这个生产婴儿车的出口大户，这次一定损失惨重，没想到它却成了受损最小的一个。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改进法案》生效日的前一周，它竟然把所有正在生产的产品都调整完毕了，这让同行非常吃惊，因为这次调整并不仅仅是“好孩子”自己，还涉及上游上千家供应商。　　在宋郑还看来，“好孩子”能够躲过此劫在于对产品安全、质量的重视，而重视安全是需要投入的，眼前的这个检测中心是好孩子在1992年开始建立的，这是目前国内玩具行业最大的检测中心，每年“好孩子”在安全方面投入都要达到几千万。　　宋郑还坦言，现在许多企业都知道产品安全的重要性，这方面的投入也是惊人的，“好孩子”能做到这点，关键是有一种不同一般企业的盈利模式。　　那么宋郑还津津乐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呢？　　宋郑还所说的“一般企业的盈利模式”，就是OEM，概括起来就是无品牌、无渠道、无设计，只能为国外企业做贴牌生产，在中国8 000多家玩具生产企业中有许多这样的企业，而它们也是在这轮金融危机中最先倒下的企业。2008年10月，广东最大的玩具加工厂合俊玩具突然宣布倒闭。而此时的宋郑还不但没有倒下，还抢到了大批订单。　　危机还在继续，金融海啸开始影响到实体经济，2008年10月美国零售额下降2.8%，创下自1992年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越来越多的美国零售企业宣布破产。　　官方首次公布了东莞玩具业相关数据。根据黄埔海关的统计，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基地广东东莞玩具业2008年前三季度出口10.9亿美元，比2007年同期下降2%，其中对美国市场出口下滑14.9%。在外部需求急剧下降的背景下，能否拿到宝贵的订单成为检验企业实力的试金石。　　2008年9月，沃尔玛―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商，给“好孩子”出了道难题―它要“好孩子”把一款伞推车的销售价格从现在的11.99美元降到9.99美元。　　沃尔玛也很清楚，这款车如果卖到9.99美元，厂家根本挣不到钱，所以在提出降价要求的同时，沃尔玛也给了“好孩子”抛出了一个诱人的大馅饼―如果这款车降到9.99美元，我要订200万辆。　　“我们现在确定大订单，年销在10万辆以上，基本上我们就认为这个订单是大单。”“好孩子”副总裁贺新军说道。　　“200万辆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宋郑还很清楚这个订单的意义。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订单意味着企业就有希望，但这个订单实在有些烫手，接了单子，有可能还会赔钱，不接又实在不甘心放弃这样大的一块蛋糕。　　就在宋郑还左右为难的时候，同行陷入经营困境的消息不断传来。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在2008年年初，中国有8 610家生产和出口玩具的公司，但是到2008年年底，玩具公司的数量几乎减半，只剩下4 388家。　　四面楚歌的局面，让宋郑还意识到一定要拿下这个订单，但怎样才能让它成为一个赚钱的订单？他心里很清楚，眼下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通过降低成本获得利润，但在很多同行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款伞推车在沃尔玛销售的婴儿车中是最便宜的产品，很多美国家庭在外出旅游时，通常都把它作为一次性的用品使用，所以结构设计得已经非常简单。宋郑还知道，要想把原材料的成本降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结构上再做减法。　　“就是改变设计，改变结构，用的原材料本身就要少，工艺结构本身要简单，那么就可以降低成本。”宋郑还说道。　　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拿掉哪个部件才能把车子的成本降下来，当这项任务交到研发中心负责人贺新军手上时，他感觉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贺新军召集大家整整开了两天的讨论会，丝毫没有结果，事情陷入了僵局。　　“最后我们给每一个部门的主管下了死命令，这个项目不是说可做可不做，而是一定要做成这个项目。”贺新军深知此订单的重要性。　　一周之后，一份方案交到了贺新军面前，这个方案一下让他看到了希望。　　“就是把后面那个横撑拿掉。”贺新军很兴奋。　　这个支架拿掉后，贺新军马上让工作人员进行了成本核算，发现成本降是降了，但并没有降多少，看来，还要继续做减法，又过了一周，第二个方案出台了。　　成功的希望被再次点燃，工作人员很快按照设计方案做出了一个样品，然后赶紧拿到质量管理中心进行安全测试。　　没想到，车子还没测几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出现了。　　“第二次把两个后轮支架去掉的时候，当时做了50几下这个车子就散掉了。项目走到这一步大家当时就没有信心了，包括我自己也没有信心了。连两个车腿都拿掉了，方案还怎么往下走。”贺新军当时有些失望。　　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贺新军的一句话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事情没有退路可走。　　就这样，大家又重新坐到一起，逐一开始分析到底是哪个细节出了问题，强度不够的就进行局部加强，最后，样品终于通过了安全测试。　　用“好孩子”工作人员的话说，现在这辆车的结构已经减到了极致，拿掉这三个支架，让“好孩子”重新拿回了利润。　　“拿掉这三个架子，大概成本降低了多少？”记者问道。　　“大概在10个点。”贺新军答道。　　“那折合成美元大概是多少？”　　“应该是在0.5美元左右。”　　0.5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3块多钱，贺新军说，可别小瞧了每辆车省下的这3块多钱。毕竟这次的量很大，降低1块钱，那就是200万。　　沃尔玛这个200万的大订单，功劳要归功于贺新军的研发团队，在掌门人宋郑还看来，“好孩子”能够在金融危机中活下来，靠的就是这支研发团队不停歇地创新产品。在采访的这几天，记者发现，研发中心总是有很多洋面孔出现。宋郑还告诉记者，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消费者会捂紧口袋，但具有创新性的、功能出色的产品出现时，人们购买的欲望就会被点燃。这些洋面孔显然是冲着“好孩子”的新产品来的。　　“没法替代你，没法抄袭你，抢也抢不走，这种能力非常重要，这是生存的根本。”宋郑还信心满满。　　宋郑还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1997年，一个外商要给他一笔3 000万美元的订单，条件是让“好孩子”只做OEM，但被宋郑还拒绝了，要知道当时“好孩子”一年的外销总量还不到3 000万美元。如今“好孩子”平均每天能够产生两个专利，拥有了雄厚的设计能力，也就拥有了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也自然拥有了应对贸易壁垒、金融危机的实力。日温家宝总理在考察“好孩子”后，留下的一句话：企业发展根本靠创新；看了你们这个工厂，我觉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出口备忘　　1.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35.8亿美元的玩具，出口增幅从2007年的14.2%急剧下滑到3.1%。　　2. 全球性的经济滑坡让玩具企业订单大幅减少的同时，欧美、日本等近40个国家或地区接连出台新的安全环保标准，构筑绿色壁垒，限制中国玩具产品出口。日，欧盟通过了新的玩具安全指令草案，提高了欧盟玩具市场的准入门槛。　　3. 眼下，各国政府呼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G20峰会，消除贸易保护成为了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月，全行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305.79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新产品产值12.58亿元，同比下降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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