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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 时间围城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出发之前，我把手表留在了家里。有些旅行的作用正是在于打乱日常生活、击碎时间。 中国论文网 /1/view-6489207.htm　　我以为波兰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地，它在欧洲大陆的偏远角落，在罗马与拜占庭之间，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昔日强光的照耀下，在至今浓雾未散的铁幕中。16、17世纪，波兰一度与立陶宛建立联邦，成为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并未成就什么霸业。中欧总被认为是一个“创造的西部”和“模仿的东部”之间粗糙的平均值。有学者说，中欧是不存在中心的，即使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维也纳也称不上，中欧的内核是想象性的，以一种“离心的方式”缓慢地运行。 　　在我所见到的波兰人身上――和我去过的其他中欧国家一样――大概就有这样一种离心的距离，一种对他人的警觉、对暂时来往的人的冷漠，不至于令人不悦，只是匆忙。他们更愿意专注于例行的习惯――公文包、宠物、随身的书、酒吧里的酒精、公交站里无聊的空气。这种自顾不暇的性格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指向了20世纪的黑暗历史，以及此前所有经过波兰的抢掠、屠杀、战争和大国政治的阴谋。
Stocznia Gdanska （瓦文萨曾经工作的船厂）
　　波兰人有一句经典的自嘲，“嘿，事情还没有那么糟。”或者，用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awa Szymborska）的话来说，“我们继承希望――领受遗忘的天赋。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废墟中生养子女。”诗人的语言，为所有来到波兰的客人做出了提醒。 乌鸦 　　在华沙（Warsaw），最先向我们张开怀抱的是城里的乌鸦。这些黑色的鸟在山毛榉的枯枝败叶中跳跃，在迷蒙的天色里飞翔，完全抢走了鸽子、喜鹊这些“善类”的风头。据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的讲法，“每一只乌鸦都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树枝并将它视作自己的地盘。”而栖息在华沙的这一群沾染了几分凉意，成了中欧之冬的主人。 　　舒尔茨就生活在二战时期的波兰，是作家、画家，也是犹太人。因为得到一位颇通艺术的盖世太保军官的保护，躲在军官幼子的卧室里创作壁画，得以维持生计。一年后，另一位盖世太保枪杀了他，因为这位军官曾经庇护的一位犹太牙医死在舒尔茨的庇护者手里。这像一个游戏，“你杀了我的犹太人，我也干掉你的。” 　　纳粹把波兰称作“世界的阴沟”，华沙的百余万人口在二战中死亡过半。希特勒的计划是，战争过后，这里将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作为一座火车站供人往来。他在战前就扬言要侵占波兰，华沙大学建筑系的师生提前着手对华沙进行了全面测绘，为日后重建留下了大量照片、图纸。战后，他们顶住苏联当局的压力，坚持按原样重建华沙，尤其在古城，有些细节部位若缺少参照，宁可留出空白，待日后补齐，也不贸然改动。华沙居民也被动员起来，参加捐款和义务劳动。 　　与古老欧洲的许多城市相比，华沙虽是新城（现在的城市主体多完成于20世纪50-70年代），但每走几步就会路过一个旧物。有时是一座老教堂，有时只是搭一根线在马路上方，以示这里曾有一座桥。更多的是几根柱子、几块地砖、半扇门廊，以及各种建筑表皮上密集的弹孔。好像这座重生的城市并不追求焕然一新。在华沙不断遇到的乌鸦，一再加强着我的这种印象――斑驳的杂色、衰败的青与黄。倒是那些爬山虎疯长如火，成了昔日战火的替代品，至今试图点燃墙壁。 　　一些奇怪的现代建筑试验穿插其间，比如一座号称世界最窄的房子，夹在两座楼之间，仅有1.5米宽，那里现在是以色列作家艾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的住所。 　　重建工作到今天仍在继续。城市的近郊，用战后清理出的废墟堆积成一座座“假山”，电线杆歪斜着，极不自然地绵延起伏，自成一条骇人的天际线。城区里保留了大片空地，看起来不像其他大城市那样拥挤，其实也是战争后遗症，这些土地现在产权不明，许多案子堆积在法庭。当我们走进一些教堂，导游会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新刷的油漆。若早几个月来，便看不到那尊金色的天使，再几个月之前，那幅耶稣画像也还没有挂上。 　　除了这些“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城市机能的安排也充满了讽刺。波兰国防部的对面就是俄罗斯大使馆，占地面积惊人；号称养了150只松鼠的肖邦公园里，有一条“中国大道”，是与中国五矿的合作项目。导游说，二战后的老华沙，没变的只有三样：土地，天主教，共产主义。 　　城中心最显赫的建筑物是科学文化宫――斯大林留给波兰的礼物，当时的华沙人显然不能拒绝。不过现在，到底是拆除还是保留这个庞然大物，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时代留下的不祥之物；另一种意见则说，留着无妨，且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多数历经二战洗劫的城市都有这样的自觉，袒露一些历史的伤痕，揪住时间。可是没有谁会永久地停在过去，尤其是在新的千年，“见风使舵”好像并不是一个坏词。 　　位于戴高乐广场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89年之后改成了股票交易所，如今楼下卖的是万宝路和法拉利。科学文化宫的周围也是写字楼林立，正对面就是著名的瑞典服装品牌H&M。许多因为战乱而移民国外的波兰商人回到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绝对高度上挑战昔日的巨人。 　　只有老城广场还是旧模样，一半因为纪念历史，一半需要吸引游人。这里倒是没有了乌鸦，美人鱼雕像是华沙的守护神。游人多的时候，鸽群会来。只是我清早便到了，广场上十分冷清，只有一位旧贵族打扮的守卫来回溜达，正指挥工人打扫，路边摆着一扇弃用的铁窗，像是一颗卸下的心房。喷泉旁边，一只死鸽子湿答答地躺在地上。 起义 　　Warsaw，变换一下字母顺序，就是saw war（见证战争）。导游说，如果华沙是一个人，那么他只有一只眼睛或一条腿。波兰导演安德烈?瓦依达写过一句电影台词，“没有起义军的华沙，就像失去了一只胳膊。”
格但斯克又名但泽，故乡在这里的作家格拉斯写过著名的“但泽三部曲”：《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
　　18世纪晚期，俄国将波兰占为附属国，伙同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国土。华沙被划归普鲁士，成了一个边境城市。为了抗击侵略者，华沙起义。 　　19世纪中叶，俄国士兵在波兰为所欲为，一度关闭了华沙所有的礼拜场所，甚至逮捕了参与礼拜的平民。全国默哀，华沙的妇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一直身着黑衣。华沙起义。 　　日，华沙再次起义，向德军发起攻击，想抢在苏联军队到达之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政权。德军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红军则暂停了行动，等待纳粹帮他们消灭控制波兰的最后障碍。最后双方各有1.7万名战士牺牲，华沙市民死亡人数达到20万人，剩余人口被驱逐出城，德军撤离时还在城内埋下地雷。 　　在华沙随处可见两个英文字母――PW，刻在墙上，或随手涂鸦，这是这座城市的密码，拼成一个铁锚的形状，扎在华沙的肉体。它是波兰语Powstanie Warszawskie的缩写，翻译过来还是那4个字――“华沙起义（Warsaw Uprising）”。 　　如今在各种雕像、碑文、教堂的门口，仍然摆满了鲜花和蜡烛，纪念此地揭竿而起的传统。本来是由纳粹从瑞典运来庆祝胜利的大理石，后来被铸成了犹太英雄纪念碑，德国总理曾在这里下跪。在发生过巷战的街区，在寻常百姓的家门口，都摆着祭台。事实上直到1989年之后，华沙市民才被允许公开纪念二战时期的华沙起义。每年8月1日，华沙会再次拉响警报，路人停步，车辆停驶，全城默哀。起义过去45年后，在波兰高等法院旁，才建起一座华沙起义纪念碑，重现了当时的华沙人在下水道里打游击、在街头杀敌。 　　纪念碑的对面就是波兰的军队教堂。一道铁门上赫然刻着“为耶稣而战”。里面专辟一室，祭奠卡廷惨案的4421个亡灵。卡廷惨案是现代波兰人的另一道顽疾，当地人对这个话题依然抗拒，因为容易引起激烈争吵――前苏联和纳粹政府一度互相栽赃。 　　“一个人对卡廷事件的态度，决定了他对波兰是否忠诚，”一路上嘻嘻哈哈的导游在这个问题上露出了严肃的神情，他说：“波兰人不喜欢苏联，但喜欢俄罗斯人；波兰人不喜欢德国，也不喜欢德国人，因为他们开奔驰，因为他们足球总是赢，因为他们骄傲。”另一位导游则说，他的外公曾经告诫他，德国和苏联都是波兰的敌人，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苏联总是宣称自己是我们的朋友。” 　　看我们对这些旧事感兴趣，他提议去墓地看看。刚好我们在华沙的停留时间赶上了天主教的诸圣节，这一天是波兰的法定假日，类似中国的清明。 　　这一天的清晨，全城的建筑物像老人一样咬紧牙齿，一声不吭。除了几家花店，绝大多数店铺都关门，路上也没什么车流，因为临时开了C字打头的公交车，通往各大墓地。密集的住宅区里也不见人影，偶有一扇虚掩的窗户，宛如一声叹息。 　　寒风之中，老人们最先出门，他们提着塑料袋，推着小车，里头全装着花，赶往车站集结。年轻人多睡了一会儿懒觉，稍后才出来，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小孩。突然一阵风把落叶吹起，我看到马路对面的一个男人把花篮装进后备箱，又独自坐回前座，发动了汽车。人们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好像早就习惯了这样的仪式。 　　我们比预计的行程晚了一些，下午4点才赶到城西的Spokojna公墓。整个华沙城的居民似乎都聚集于此，只能在人群中举步维艰。天已经黑了，还下起小雨，不太看得清逝者的墓碑和活人的脸，只有烛火因为玻璃瓶的保护，在黑暗中浮萍一般地闪烁。导游把脚步放慢，为我们介绍，某处安葬的是一位18世纪的飞行员，某处是一位作家、一名演员、一个无名烈士……他觉得今年扫墓的人有所减少，这让他感到遗憾。这些微光，无法再点燃惯于起义的华沙被雨淋湿的空气。
肖邦 　　我们在南部的克拉科夫（Krakow）也遇见了这样的雨。旅行中最痛恨的雨，却是理解波兰最好的契机。 　　雨里的克拉科夫被水洗刷，被时间磨过，黄叶绿叶浸在水里，有如一泡陈年苦酒。这里是波兰的旧都。二战后，波兰史学界倾向于把公元9世纪的皮亚斯特王朝（Piast Poland）作为该国历史的开端，这个王朝的首都就在克拉科夫。而那时的华沙，还要等上六百多年才会并入波兰。 　　迁都华沙是因为随着国境的变化，华沙成了地理中心，便于全国的贵族在此进行选举，而克拉科夫则胜在资源丰富（盐、铜、银等矿藏），以及交通便利，东西沟通黑海与德意志，南北连接波罗的海和波西米亚。1364年成立的雅盖隆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一度也是欧洲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因此，克拉科夫的面貌比华沙旧，速度也再慢半拍。 　　我们踩着咯吱咯吱的楼梯，在一个洞穴般的办公室里拜访了当地的旅游办公室，工作人员幽幽一笑，说：“克拉科夫才是最受全世界人民欢迎的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古城的确在欧洲小有名气。从“苦大仇深”的华沙，逃到这里，总算缓了一口气。 　　早晨，在国王大道边的一座教堂门前看到一场音乐会的通知，闲逛一天以后，连忙在傍晚赶回原地。 　　在夜里潜入教堂，时间好像被放得更慢。波兰曾被称为天主教的东部边境，许多教堂左右两侧都挂着圣母和来自波兰的教皇保罗二世的头像。有人戏称，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争相拉拢波兰的时候，正是前者教堂里的巴洛克神迹胜过了后者朴素的墙壁。当然，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的国王希望借此举与欧洲其他贵族、王室联姻。 　　圣坛前的空地上摆出了70张椅子，但只坐了十来个观众，大家不敢发出任何动静，因为挑高的穹顶制造出极好的音响效果，就连乐手喘气、在脚下划步的声音都能听见。首席小提琴手是个中年男人，剪了一个标准的锅盖头，球状的头发随着琴声不断震颤；中提琴手戴着黑框眼镜，有些呆板，但能跟上节奏，与小提琴形成拉锯；大提琴手是个胖子，浅色的短发，衬衫第一个口子绷开，领口竖起，频频向观众点头，却偶尔落了拍；另两个小提琴手都是妙龄少女，都穿着黑色长裙，可惜有一个稍胖，不知何故，拉到中间两首曲子时乐不可支，几乎笑出声来；弹管风琴的女孩戏份不多，多数时候都坐在琴边等，等到她站起谢幕时，我才看清她戴了一副别致的黑耳环，下身是一条烟灰色百褶裙，这才露出她的用心。 　　音乐会只进行了一小时左右，曲目以维瓦尔第、巴赫为主，虽不完美，却很怡情。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演奏肖邦。 　　我原本以为肖邦的浪漫不大符合波兰的气质，后来去过肖邦博物馆才发现错了。肖邦早就把他在1831年听到华沙沦陷时的忧愤写进了《C小调钢琴练习曲》，把他对故乡的思念写进了《玛祖卡舞曲》和《克拉科夫舞曲》。尽管他从来没有为波兰的民族解放举起过枪杆，但波兰人视他为民族英雄，把他的心脏从德国人那里夺了回来，保存在华沙的圣十字教堂。博物馆对他的介绍是，“肖邦第一次用音乐表现波兰式的敏感，几乎必然是一种忧伤，一种民族热情。” 琥珀 　　离开克拉科夫，沿着维斯瓦河北上，途经华沙，最终会在格但斯克（Gdansk，又名但泽）入海。因为是海港，所以我们彻底告别了乌鸦和鸽子，听到了海鸥的声音。 　　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是波兰的主要港口（20世纪30年代被格丁尼亚超越）。据说在17世纪，当波罗的海的水面结冰，人可以直接从瑞典跨海走来。不知当时给波兰带来灭顶之灾的瑞典人是否就是徒步涌入？这场入侵发生在1654年，瑞典帝国攻打并占领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对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霸权提出警告。在这场被称作“大洪水（Potop）”的战争中，瑞典人的破坏比纳粹更厉害，华沙城堡的门和地板、哥白尼看过的书都被运走。前年维斯瓦河水位偏低，又有一艘当时运送宝贝的瑞典沉船被发现。 　　从那时开始，格但斯克已经是世界闻名的琥珀之城。通往波罗的海的海路以前就被称作“琥珀大道”，专为古罗马的贵族们运送精美的琥珀制品。如今这里依然满城叫卖琥珀，聚集了两千多家加工厂，有一万多家厂商从事琥珀贸易。琥珀并非顶级珠宝，但不止一个格但斯克人骄傲地告诉我，一块琥珀的形成可至少需要四千万年！ 　　一块琥珀的历史比作为民族国家的波兰要长得多。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个名叫“波兰”的区域在民族、宗教和语言上拥有绝对的同质性，而是维持了多民族的杂居。比如格但斯克，就拥有大量德国居民，被笑称是德国境内最波兰的部分，13世纪，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占据此地，在波兰北部建起13座哥特式城堡；一战时又被划为国际联盟监督管理下的自由市。所谓的“波兰”民族意识日后还要靠着波兰语、天主教的扩散，才渐渐成型。在这个过程中，反犹太主义也是一个关键的助力，通过把犹太人描述成一个异类，一个在宗教、经济上的威胁，来凝聚波兰的统一。
格但斯克琥珀
　　得益于商贸和运输，格但斯克比较富裕。从16世纪的“黄金时代”开始，这个港口就是波兰的主要财富来源，一战后，《凡尔赛条约》又在维斯瓦河下游西岸划出一条“波兰走廊”，作为战争中的生命线。这里像个富家少爷，政治上却并无建树，直到一个普通工人改变了这座城市的调性。 　　莱赫?瓦文萨，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发起了“团结工会”，一年之后，会员人数超过千万。尽管他本人的政治生命很短暂，但以他为代表的工人罢工等社会运动，体现了波兰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某种“自我组织能力”，无论他们是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的敌对者，这种在政治上的务实与此前那些浪漫的、惨烈的起义形成了对比。 诗人 　　在一幅记录“团结工会”成立的历史照片上，瓦文萨正在台上签署协议，而他的身后，是一座列宁的白色半身像。当我们再次偏离正常的旅行路线，潜入瓦文萨起事的列宁造船厂，似乎见到了那尊塑像或是复制品。 　　塑像就摆在瓦文萨曾经工作的车间，脸部被塑料布层层蒙住，只能通过那个秃头来辨认。车间里还摆了一些用泡沫、可乐瓶做成的疑似当代艺术的作品，大多已经残缺。车间里的窗子破了，墙皮也裂了，机器都被搬空，只剩下水管、灯管、门板、砖块这些零部件在里面呲牙咧嘴。这就是瓦文萨带着工友们罢工、抗议的地方。再往里走，路过一间供工人们休闲的小酒馆，可以来到当年签署协议的办公楼，一座三层的红砖楼，门口就挂着瓦文萨被人抬着、高举双手的旧照。 　　与格但斯克城中的琥珀色不同，市区之外的船厂天色阴沉，吊臂、塔楼把机器之爪伸向天空，好像连云彩都染上了锈迹。这家昔日波兰最大的国有企业已经产量锐减，被私人老板收购。一位旧厂子弟守着办公楼的门，他说厂里不需要那么多造船工人，就派他在这里应付零星的游人。而当我们一踏进新老板的领地，另一位保安立即叫嚣着把我们赶了出来。 　　也就是在“团结工会”成立的这一年，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工厂门口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他的诗句，用来纪念那些受到纳粹迫害的人，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前来献花的人―― 　　你，对纯朴的人做了如此不堪的行为： 　　在目睹他的苦难后放声而笑， 　　不要自认无人知晓， 　　因为诗人已将其牢记。
格但斯克Wisla河边
　　在其旁边，纪念“团结工会”的博物馆正在修建。这是另一种常用的收纳历史的方式，就像收拾旧衣服，掸掸灰尘，叠起来，放进抽屉，偶尔拿出来比比样子，抱怨自己发了福，再也不会穿上去。 　　米沃什来自维尔诺的一个贵族家庭――波兰人称其为维尔诺，立陶宛人称其为维尔纽斯（即现在的立陶宛首都），德国人和白俄罗斯人称其为维尔纳。当时这里还保持着多民族特性，语言、边境和政权都在不断变化，有人说立陶宛语也有人说波兰语，生意人讲意地绪语，政府官员则用俄语，曾经还建有相当数量的东正教堂，现已荡然无存，此后一切才变得越来越罗马天主教化、波兰化、西方化。 　　米沃什也是波兰的“弃子”，正如加缪之于阿尔及利亚。他流亡海外，定居美国，因为对波兰政治的强烈不满而备受指责。事实上，米沃什的确视加缪为知己，他说：“《反抗者》的作者，这个与战后的巴黎意识形态气氛相反的人是少数几个向他施以援手的人之一。”但他们都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在回忆录中，米沃什说，“是欧洲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写作来保持我的忠诚。” 　　加缪、米沃什们的尴尬处境是20世纪历史的缩影。他们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紧张之中，既意识到民主制度的失败，又不得不提防极权的步步紧逼，揭露了现代文明在革命、市场、科技与经济增长中丧失了最基本的伦理和信誉。“对一个同类展示最简单的人类善意，其重要性也远胜于任何心灵的精致。”这是波兰人最珍贵的战利品。 影子 　　在华沙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独自去街头走走。它已经像是一位沧桑的新朋友。 　　17世纪，齐格蒙特三世也曾试图武装干涉俄国选举；二战前，波兰参与了瓜分捷克斯洛伐克；1999年，作为左翼民主联盟领导人，打败瓦文萨出任总统的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带领波兰加入北约；波兰还是美国人入侵伊拉克的积极支持者，并被授权控制伊拉克南部的一个地区――“或许在波兰人的内心深处，他们根本不喜欢自己，因为他们记得自己的醉态。是这样吗？” 　　墙上的时钟提醒我，现在只是晚上9点――在波兰旅行的确不需要戴着手表，因为随处可以找到钟表，被挂在、镶嵌在建筑的外墙。 　　街上依然没什么人，路灯比人还多，有些路段就我一个人在走，前后左右的路灯齐齐对准我，一会儿照出6个影子，一会儿又变成3个，浓淡不一，死死地跟着我。 　　关于影子，舒尔茨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扭曲的影子投射在房屋上，仿佛游走在琴键上一般。”不不不，他的说法过于轻盈。走在这样的华沙的夜里，内心是恐惧的，城里有许多的栏杆、丝网，层层阻隔，还有万圣节的南瓜咧着嘴，对我微笑。看着汽车回巢，电车归位，一切都与白天相反，简直是走进了一座倒拨的时钟，无数老灵魂重新站起。舒尔茨会在此时复活吗？再去光顾那家肉桂色的铺子？或者米沃什会再次偶遇那位被他称作“大象”的儿时挚友？“大象”曾在华沙做玻璃装配工，同时为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工作，最后在盖世太保的折磨下自杀。此时还是米沃什的句子更能鼓励我，“没有影子的东西就没有力量活下去。” 　　米沃什说，他坚持用波兰语创作正是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死者交谈”，出于一种作为幸存者的内疚――“可悲地耻于失败。耻于供宰割的心。耻于献媚的热忱。耻于投机的伪装。耻于平原上的土路和被砍倒当柴烧的树木。”这一次，我们没有去奥斯维辛，导游的解释是，“那又不是你们干的。”可是这种内疚，甚至耻辱，却时刻跟我们呆在一起。 　　我在酒店门口多停留了一会儿。一辆轿车突然停在门口，从上面走下两位高挑的美女，职业地递给我一张名片，试探地问了一声Hello。几分钟后，她们又从酒店里出来，其他客人对她们似乎也没有兴趣。高跟鞋踩着噔噔的拍子，远处传来醉汉的歌声，这是新华沙的夜曲，也是老波兰的忌日。 　　我想起在华沙王宫里见到的一尊人像，是一位背着时钟的老人，即便时钟已经停止，他的脸上依然写满了被时间打败的神情，此时他也仿佛开口说话：不要指望一场旅行可以帮助你从时间里逃开。 　　我问他，时间是什么？ 　　他回答，时间既是在我们头顶呼啸的狂风，也是治疗这个苦痛世界的良药，唯一的良药。它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塑造仇恨，塑造遗忘，它也可以建起一座城，或者毁掉它。 　　（感谢波兰航空对本文采写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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