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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户改打破50余年户籍制度 农民工忧虑仍观望
“棒棒”们在重百超市门口揽客，杨顺云不肯直面镜头，说自己没在重庆混出个样子。南都记者杨亮摄
一对“棒棒”夫妻在破陋的出租屋内用餐。南都记者杨亮摄
过去当过“棒棒”的谭家建(中)如今已当上了老板，但闲暇时仍喜欢跟“棒棒”聊天。南都记者杨亮摄
傍晚时分，重庆学田湾正街光线浑浊，没有霓虹灯的点缀，只有临街商铺的荧光灯穿过大门，无力地散落在街道上。因装修街道门面临时搭建的脚手架占据了人行道，行人被赶到狭窄的马路上，与急着回家的摩托车、轿车乱糟糟地挤在一起，喇叭声、呵斥声和旁边夜市的吆喝声响成一团。日晚上6点，杨顺云跟往常一样，熟练地穿越人流和车流，钻进对面巷子里一个闷热的小排档，点了一碗4块钱的酸辣粉，呼哧呼哧几口喝完，已满头大汗。旁边是一家大型餐厅，透过玻璃，他用略带羡慕的眼神看着里面的食客一边享受空调，一边从翻滚着花椒红油的火锅里捞出各色美食，嘴里咂巴着。杨顺云老家在重庆南岸区迎龙镇，1998年之前靠种地为生，但一年收成只够勉强填饱肚子，35岁还是光棍一条。刚好那时重庆方言剧《山城棒棒军》热播，他受到启发，将老家的一亩地以一年1000斤谷的价格租给老乡，跑到位于重庆渝中区的学田湾正街当起了“棒棒”，希望藉此跳出农门，当个城里人。“棒棒”又称“挑夫”，与美女、火锅同为“重庆三绝”。一根一米多长系有绳子的小竹棒是他们谋生的全部家当。对于“棒棒”的人数，重庆劳务办并无统计，但有媒体报道这一群体达50万人之多。而据统计，包括“棒棒”在内，在重庆的农民工到2010年底已达到400多万人，集中在建筑、工矿、环卫、餐饮等行业。他们忍受着背井离乡的孤苦，拥挤在逼仄的棚户区或城中村，用汗水繁荣着这座城市。他们的辛劳早上7点准时开工，一天12小时换来四五十块依山而建的学田湾正街两截高高隆起，中间突然下陷，呈不规则的V字形，最陡峭处有40多度，由于山势蜿蜒，仅400多米长的街道打了两个弯，最急的一个接近90度。街道两旁，充满巴渝风情的青砖黛瓦吊脚楼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八九层高的灰色水泥房屋，随地形起伏，远远望去像一道波浪。早上7点，48岁的杨顺云准时开工，蹲在街道拐角处的重百超市门口，看到有拿大包小包的人，便与其他“棒棒”一拥而上，“老哥，挑行李吗？”仅学田湾正街，就活跃着两百多名“棒棒”，一天12小时的营生，换来四五十元不等的收入。在重庆“棒棒”已经成为城市物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大到家具电器，小到买菜买肉，都有他们穿梭忙碌的身影。除了给南来北往的人挑运行李，杨顺云最喜欢给商场或工地挑运商品或建筑材料，因为挣的钱多，但也辛苦。杨顺云记得，有一次半夜12点，一个老主顾打来电话，叫他去搬砖(重庆不少老街十分狭窄，白天运输不便，类似建筑的搬运工作多安排在晚上)。把砖头从车上卸下，运到两百多米远的一个坡上，杨顺云和几个“棒棒”熬夜干到第二天下午6点多才忙完，“中间吃饭休息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小时”。这趟活下来，杨顺云累得够呛，但挣了280块，他很满足。这还不算最辛苦的。在学田湾正街重百超市二楼菜市场，有一群专门挑菜的“棒棒”，他们的作息时间与蔬菜运输同步：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守在市场门口，运蔬菜的车一到，就排队卸菜，然后一担一担挑到各个档口，一直忙到早上8点。每挑一担菜能挣两块钱，一个“棒棒”一晚通常能挑七八担。8点挑完菜，他们又转战街道继续揽活，干到晚上9点。“这活太辛苦，我干不了”，杨顺云说。市场工作人员介绍，每天约有十几吨蔬菜进入市场，类似情景每天也在重庆其它菜市场重复上演。杨顺云的家当“棒棒屋”里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一部电视机学田湾正街是杨顺云的全部世界。13年来，他一直租住在学田湾正街东头临街商铺背后一栋小楼内，商铺和他所在的小楼夹成一个在重庆常见的天井用来采光，由于建在坡上，天井很狭长，二十多米长，宽仅两三米，十分局促。房间只有六七平米，堪堪放下两张床、一张桌子和一部电视机，这是杨顺云的全部家当，其中一张床被用来放杂物，锅碗瓢盆夹杂着用过没扔的垃圾。由于房间太狭窄，人进去手脚都难以伸展，只能坐在床上。四壁除了一扇已经破损、补钉了几块木板的门，没有窗户，大白天不开灯屋里一团漆黑。“这样有隐私”，杨顺云自嘲道，“隐私”这个字是他不久前从电视上学来的。由于终年不见阳光，房间弥漫着潮湿、腐败的气息，这样的房间在重庆又叫“棒棒屋”，月租240元，含水电费。杨顺云想尽办法省钱，只为了终有一天能跳出“农门”。“在城里买房、转户口都得花钱”，他固执地认为要当城里人，首先得有钱。为此，除了节流，他还四处揽活，但这些年的收入始终原地踏步。杨顺云说，过去接一单活起步价是1块，现在涨到了5块，但以前价钱便宜活就接得多，一个月能挣个两千块左右，现在价钱高了，很多人不愿再找“棒棒”，收入其实还是跟以前一样。但物价却在疯涨。杨顺云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碗铺盖面，他记得，2008年还是2块钱一碗的铺盖面，2009年涨到2.5元，现在又变成4块，“除了收入，什么都在涨”。即便如此，杨顺云的住房条件还算好的。学田湾正街的农民工大多选择四五个合租一套房，睡在木板草草拼成的大通铺上，一些农民工夫妻也毫不避讳地与别人挤在一块。王靖的自豪素未谋面的“泥腿子”同行当上全国人大代表没活的时候，杨顺云会提着竹棒在狭长的街道来回晃悠，一边揽客，一边找相熟的朋友“摆龙门阵”。在街道入口处，他碰到了泥水匠王靖，他最要好的朋友。今年42岁的王靖来自重庆垫江，16岁初中毕业后跟村里泥水匠学手艺，辗转于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当起建筑工，后因遭遇几次欠薪离开了施工队。他与杨顺云同在1998年跑到学田湾正街，给人粉刷墙壁。这个巧合，让两个同在异地打工的人多了一丝亲近。王靖记得，刚来学田湾正街时，这里搞建筑的散工只有五六个，如今已增加到50多人。王靖起初有些担心，后来发现生意并未受影响，“1998年一个月只能挣两千块，现在行情好的时候能挣一万块，差的时候也能挣3000多块”。2011年，重庆晚报以《泥水匠月收入都能上万了》为题，报道当地建筑市场的火爆，引发不少市民的羡慕。2008年，王靖攒下十几万元存款，盘算着在学田湾正街买套二手房。但这一年，电视上频频出现的“金融危机”字眼，又让他犹豫了。吃不准重庆房价未来的走向，他决定再等一等。在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片观望气氛中，农民工群体却迎来一个好消息：杨家坪一个建筑工人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泥腿子也出了能人，每年都要上北京跟中央领导人一起开会”，王靖为这个素未谋面的同行感到自豪。这个受到瞩目的重庆建筑工人是康厚明。康厚明出生在重庆永川区石牛寺村一个9口之家，1979年外出打工，之后像候鸟一样辗转西藏、武汉、昆明、广东中山等地，干过搬运工、建筑工、挖煤工、装配工。1998年，康厚明召集亲戚同事还有村民一共36人，跑到市政一公司承包工程，凭借农村人的吃苦耐劳迅速站稳脚跟，于2005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3年后，康厚明与朱雪芹、胡晓燕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中国2.4亿农民工群体参政议政的代言人，受到各大媒体追逐热捧。杨顺云的惊讶50多年制度坚冰被打破，第一反应是“蒙人的”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只是重庆一次更大规模改革的前奏和铺垫。历史将记住这一天：日。重庆第一次允许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商品房的农村居民自由落户城镇，并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和权力。一夜间，农民工入户似乎变得轻而易举。听到消息，杨顺云的第一反应是“蒙人的”。在他48年的人生记忆中，城市户口金贵得很，“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吃国家粮，每个月领工资，看病能报销，退休有退休金，单位还有福利分房”。为此，杨顺云已经在学田湾正街打拼了13年。过去农民想落户城里，只有考大学、提干、参军几种途径，其时大学尚未扩招，一个万人规模的大村一年能出一个大学生都是件了不起的事。而所谓的提干相当于今天考公务员，能挤上的凤毛麟角，“普通村民根本不可能”。杨顺云记得，上世纪90年代，他所在生产队500多号人只有一个女村干部通过考试，被安排到政府机关工作，当上了城里人。前两种途径，对只念过几年小学的杨顺云而言显然都行不通。17岁那年，他把变成城里人的希望放在了参军上，但等了两年就彻底失望。杨顺云说，村里每年只有一两个入伍指标，分到各个生产队，变成零点几个，能参军都是有关系或是表现好的，根本轮不到自己。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杨顺云慢慢发现，一些跟自己一样种地的农民通过花钱疏通关系，一个一个落户城里，最开始一个城市户口要3000元，上世纪90年代涨到两万元，之后的价码他就不清楚了。王光明的幸运全家人身份变成居民，开心得整晚睡不着同在学田湾正街当“棒棒”的王光明就一直舍不得花钱买户口，为了两个小孩读书，他花了老大一笔赞助费。今年45岁的王光明老家在重庆垫江，1996年外出打工，辗转东莞、贵州等地，2004年携家人来到学田湾正街，妻子给附近一家公司打扫卫生，每个月1100块钱。由于早年曾在工地学过焊接、木工，除了搬运的体力活，装饰、建筑的活王光明也能接，每月收入基本稳定在三四千元。2009年，王光明用省吃俭用攒下的15万元存款，在市区购买了一套78平米的二手房，按揭10年，月供1700多元，终于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王光明找不到一点城里人的感觉，“总觉得处处比城里人低人一等，大人还好，最难受的是小孩教育”。他说，刚来重庆时，大儿子升小学升初中，每次都得一次性交一笔3000块的议价费，小女儿2009年读小学时，议价费改成了赞助费，价格更贵，“每年要交1200元”。王光明一直想不通，曾找校长理论，希望取消赞助费，但被拒绝。“学校说如果不交赞助费，就只能读私立小学或是回户籍所在地”，“私立小学没有赞助费，但学费更贵，而且位置也很偏”，王光明最终妥协了。但他又是幸运的。2010年10月，重庆户改新政启动后不久，王光明便迫不及待地为全家人办理了转户手续。“到所在地派出所出示老的户口簿、身份证和城里住房地址，很快新的户口簿就下来了”，王光明笑着出示了一张A&4纸大小的农村居民转城镇居民确认书，上面盖有重庆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章。看着全家人身份一栏从农民变成了居民，他开心得一晚上睡不着，还在读书的女儿不用再交赞助费了。他成了学田湾正街两百多个“棒棒”中转户口成功的第一人。2011年初，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也把户籍从农村转为城市，落户工地所在的重庆九龙坡区九龙镇，完成了从“农民———农民工———城市居民”的人生转型。细心的康厚明有自己的“小九九”：之前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只能领200多块，转为城市户口后，仅养老金一项每月至少能领到500多块，比农村高出一截。来自重庆市劳务办的数据显示，截至日，户籍改革启动一年，重庆转户的农民人口已超过220万。而按计划，截至今年底，重庆市将有338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年，再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谭家建的焦虑“棒棒”中的传奇人物被挡在户改门外但学田湾正街大部分农民工仍在观望、徘徊。泥水匠王靖就一直不愿转户口。他担心转户后，宅基地退了，土地没有了，以后老了即使有补偿款和保险，也难以维持生活，“还是有土地更踏实”。针对农民工的种种顾虑，重庆市设计了一个退地过渡体系，允许转户的农村居民，在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退地后给予补偿，但不少农民工并不买账。“三年过渡不顶用”，王靖告诫杨顺云，政府虽然会给一笔补偿，但每平米宅基地才三四百元，买完社保如果想买房，还差老大一笔钱，根本没法在城里立足。距梦想一步之遥，一心渴望做城里人的杨顺云退缩了，“40多年都熬过来了，也不差这一会，先看看再定”。重庆启动的户籍改革仅仅在坚冰里凿开了一道小口，重庆以外的农民依然被挡在门外。在学田湾正街开水果店的谭家建今年55岁，老家在四川广元农村，1999年跑到这里当“棒棒”，在上世纪90年代重庆房价起飞之际便不断买房，如今坐拥三套房产，4年前又盘下这家水果店，成为少数从“棒棒”跃迁至另一个阶层的幸运儿，当上了老板。老谭说，现在房租加上店铺收入，一个月能挣万把块，于是他把全家人也接到了城里来。在学田湾正街，谭家建的际遇在“棒棒”中成为传奇，但谭家建也有自己的烦恼：全家户口至今还在四川广元农村，孙子读书还得交赞助费。虽然每年1200元对于谭家建不是笔大数目，但他还是觉得“不舒服”。“没有城市户口，心里就没有根，要办个什么证件，每次都要回老家，很麻烦”，谭家建说，去年重庆启动户籍改革，他托关系想把全家人迁到重庆，但折腾了几个月，“花了钱，请了客，硬是没搞成”。作为“外乡人”，谭家建与学田湾正街的邻居们有些格格不入，“都知道我是外来的，谈不到一块”。他还是喜欢趿拉着一双拖鞋，溜达到街口的重百超市，找在这里休息的“棒棒”们叙旧，讲讲发家的故事，只是当年手中的竹棒已经换成了一把蒲扇。据统计，截至2010年，在重庆务工的外来工已突破百万人，其中近30%来自四川，其余主要来自与重庆接壤的贵州等地。他们的感悟养老最发愁，但城市户口也没有以前吃香了现在，康厚明在老家已经找不到属于他的位置。“在城市呆惯了，回老家连上厕所都不习惯”，康厚明的人大代表任期还有一年多，他打算在城市买房，和孩子在城里生活。不过，逢年过节，康厚明仍会约兄弟姐妹一起探望呆在老家的母亲。亲情成了联系他和老家石牛寺村的唯一纽带。尽管老家离干活的街道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棒棒”杨顺云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他不愿跟外人提起家人，“回到家也冷冷清清，还不如呆在这里，至少有朋友说说话”。当“棒棒”13年，至今孑然一身，身边也没攒下几个钱，杨顺云解释是物价太贵。其他“棒棒”却笑他把挣的钱花在了几条街外的一间发廊，据说那里提供20块钱一次的服务，专为低收入人群解决生理需要，杨顺云气愤地别过头去，但没有反驳。医保、养老这些农民工共同的难题，“棒棒”们也都遭遇过。几年前的一次意外让杨顺云至今心有余悸：他在搬东西时绳子断了，脚被砸伤，治了一个多月，由于没有医保，前后花了1000多块，而且一个月都没法干活。为了给未来一个保障，学田湾正街绝大多数“棒棒”纷纷购买了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一年个人出30块钱，遇到大病每年最高可报销3万元。但他们大都没有社保，养老成为这个群体也是所有农民工最发愁的一件事。“养老保险太贵了，舍不得”，泥水匠王靖曾打算买养老保险，一打听一次性要补交七八万元，吓得直咋舌，转身就走，“还不如留在身边自己养老”。而他们的户籍观念也在悄然生变，曾经不值一文的农村户籍逐渐走俏。“农村户口有一亩二分地，城市户口没地，现在农村的条件已经越来越好，城市户口没有以前吃香了”，很多农民工开始有了这种感悟。由于老家迎龙镇靠近重庆主城区，距最繁华的解放碑只有一个多小时公交车程，杨顺云憧憬着老家的土地和宅基地早日被政府征用，按照标准，他不光能分到一套30平米的小户型，还能获得一笔不菲的补偿款，“买完医保、养老保险，还能开一间农家乐”。杨顺云又有了新的梦。 大事记2001年1月3日-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00年情况，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讨论2001年工作部署。1月15日，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授予袁隆平等217人“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2月17日-19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安徽召开，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精神，总结交流安徽等地的试点经验，研究完善有关政策，部署试点工作。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在安徽全省和由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少数县(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和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5月，全国粮食生产和流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思想认识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上来，真正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同时，重点增加粮食风险基金、扩大国家粮库建设规模、适当拓宽粮食购销渠道，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和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5月24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部署今后十年的扶贫开发工作。8月17日，财政部、国家计委、农业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大治理向农民乱收费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8月20日，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政策措施。9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针对当前农民负担重的问题，部署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11月20日，历经20年的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此次调查摸清我国各级行政区土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全国共有农民集体所有土地439.03万平方公里，国有土地505.48万平方公里。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系统、全面、准确的土地国情国力资料。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江泽民主持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农村的发展是重中之重。（整理&方军）样本意义1958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农民从此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自由迁徙”从法律层面被禁止。改革开放之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虽被允许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但他们的身份依然不被认可，无法在医疗、教育、卫生、养老上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仍有一段与户口有关的故事，薄薄的一张纸承载着亿万家庭的酸甜苦辣，无数悲欢离合也因它而起。僵化的户籍制度在2010年被打破。作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开始允许工作达到年限的农民工自由落户城里，并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由此揭开“千万农民工进城运动”序幕，被外界认为是首度打破中国自计划经济时代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壁垒。（杨亮）(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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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关注焦点：公平享受养老保险
湖北恩施白果乡两河口村的老人聚在一起晒太阳湖北恩施白果乡两河口村的老人聚在一起晒太阳。。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杨顺丕杨顺丕摄摄））
核心提示：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养老金体制改革就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因为养老金的筹集和使用事关每一个人，而且关系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切身利益，堪称牵一发动全身的典型。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解决好养老金的公平、延续和激励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未来中国社保体系建设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清华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就养老金的顶层设计而言，‘公平’就是指导下一步如何并轨，‘可持续性’是指为了保持基金中长期收支平衡需要增加缴费年限，这等于已经定调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召开，新时期、新阶段的三中全会承载了众多的民生期盼，养老并轨改革是全国民众关注和期待的焦点，因为这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回顾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改革并不同步，有专家甚至认为，这是阻碍养老金改革继续深入的最大问题，无疑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会涉及养老双轨制如何“并轨”问题。 近年来，养老金问题已成为举国人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人们希望老有所养，即人们进入老年后，在不能自己解决生活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家庭、社会的赡养。2300年前，孟子见梁惠王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是孟子的养老观念，也是孟子盼望的民生。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将逐渐增多，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尊老爱幼是一个文化传统，每个人都有年老的阶段，这是自然规律，不可回避。人到了老年以后，自身没有生产能力，只有消费了。如何让老有善终、老有所养、老有颐养，这是每个人都关注的民生问题。但我国长期以来采用养老双轨制，这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产物之一，失去公平、公正的基础，也不符合让改革成果惠及大众的愿景。 存在的两种养老金制度 由于改革进程不同步等原因，目前我国总体上存在两种养老金制度，即非缴费型与缴费型。两种养老模式的覆盖人群与职业、身份直接相关，且差距较大，因而受到广大社会公众的抨击，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按照身份的不同来适用不同的养老保障制度，被认为是严重不公平的“退休双轨制”。所谓非缴费型的养老金制度，就是在我国中央及省级机关单位仍存在的退休制度，覆盖人群大概有 1000万人。而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则是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需要个人参与缴费的保险制度。其中由于缴费主体、费率和具体操作形式的不同，又分为针对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农民的两种不同模式。如果将两种制度下的养老金水平做比较，待遇差距成为最受诟病之处。来自人社部方面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的人均养老金水平分别是企业职工的 2.1倍和 1.8倍。 从养老双轨制分析看，养老双轨制无形中挖出了等级鸿沟，制造出了小众人群与大众人群的对立情绪。可见养老双轨制肯定是不公平的，双轨制“并轨”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式。大家很期待，尤其是企业，企业人员终究在整个社会中占大多数，他们年轻的时候，辛辛苦苦为国家做贡献，更希望老了以后拿的养老金不那么少。政府下一步应当怎么做，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出台并轨的好政策。 养老双轨应当并轨 养老双轨如何并轨，这是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养老并轨试点五年仍然无甚进展，原因何在？需要拿出决心来解决这个症结。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公布之日算起，有关养老金并轨改革，推进时间已经超过 5年半。2008年 2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上述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等 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报道称，浙江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没开始做，还处于思考当中”；上海养老试点的推进目前尚无实质性突破；山西多个企事业单位仍然沿用老的养老金制度，并没有与并轨有关的改革迹象出现；重庆虽然开展了统计事业单位员工总人数、了解工资水平等“摸情况”的基础性工作，但严格来讲，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广东则进行了“半吊子改革”，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与普通企业职工一样，按月缴纳养老保险费。但退休时，待遇依旧按原有标准执行。值得提醒的是，养老并轨是改革，需强力推行，就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同时养老并轨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制度和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希望中央下一步做好顶层设计，全力、强力推进才行，不偏离改革方向，不能太照顾小众感受。推进的基本原则应公平正义，再也不能分成三六九等，按身份、按地位、按从事的职业来实行不同的养老制度，在一个社会里面，这是不公平的。养老并轨推进需要三五年、乃至十年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十年能够把这样一个关系到几亿人的大事、关系到全体国民的养老制度，出台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方案，那就相当不错了。要真正让中国经济改革成果惠民集中体现到养老并轨制上，并让人民群众深有体会。 明确改革共同方向分步取消双轨制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此前曾表示，养老金双轨制“并轨”的大方向是明确的。实际的推进，要考虑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机关事业单位现行退休养老制度已实行 60多年，从以往的经验看，对这类“老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必须循序渐进，才能实现制度的平稳过渡，减少社会震荡。另一方面，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本身也需要继续改革完善。所以，所谓“并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改革和推进，最终取消“双轨制”。 《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认为，这个“共同的方向”，应该是整个社会养老保障水平的提高，降低那些严重冲击社会底线的畸高保障，也提高那些有失公平的低水平保障。养老制度改革呼唤足够完备的顶层设计，改革过程必须做到协调统一。 “现在中国这次顶层设计是有两条路可走的。一条路就是只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把企业的提高一点，机关的先不动，还保留这个大双轨制。这是一个小步走。我们的方案是大步走，整个国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把这个规划做出来，然后再分步实施。”清华大学养老改革体制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说：“国民基础养老金解决吃饭，个人账户解决改善，大家也觉得公平了，但是现在可能比较困难，只能迈一小步。” “社科院的方案，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齐传钧阐释，“2013年起，机关事业单位新人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国家有一定的补偿，建立职业年金。职业年金其实和企业年金是一个概念。机关事业单位有新人加入，企业员工就会争取也加入这个制度。这对职业年金就是一个宣传、带动。现在基本上是基本养老保险一条腿独大，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很小，处于缺腿状态，很不平衡。”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做法在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看来，属于大过渡范畴。他认为，养老金双轨制并轨大概两个思路：一个叫大过渡。所谓大过渡就是“深圳模式”，“深圳模式”没有中人，从一个时间开始，或者新人或者老人，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不影响现有的这一部分人的利益。在职的都是老人，包括参加工作一个月的也算老人。不设中人，不进行过渡的补偿。另一个小过渡，则包含老人、中人和新人。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对未来中国社保体系建设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杨燕绥表示：“就养老金的顶层设计而言，‘公平’就是指导下一步如何并轨，‘可持续性’是指为了保持基金中长期收支平衡需要增加缴费年限，这等于已经定调了。” 公平消除身份和地位差别 “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的搭建，但这个框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城乡分割、制度碎片化等，最受诟病的就是身份不同而导致的待遇差别，如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的养老待遇相差过大。 杨燕绥说，社会保障是保障公民基本安全的制度体系，应该消除人的身份和地位的痕迹。全会公报提出公平的原则，要在公平的指导下，消除城乡差距、多轨制差距，以及户籍制度带来的差异和不公平。 具体政策取向上，公平将指导下一步的并轨，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并轨，不同人群之间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的并轨，这些都将一步步地推进。 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顶层设计中，并轨是一大难点。从 2008年开始，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先期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试点。但时隔五年，基本没有实质性动作，被业内称为“失败的试点”。 同时，1000万公务员是否与 3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一起进行并轨也是一个焦点，如果公务员不进去，事业单位和企业合并比较困难，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很难有效推进。据了解，虽然人社部曾经就并轨公开表态是大势所趋，但实际上对于公务员是否参加却含糊其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社保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行政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杨燕绥认为，公报中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和社保写在一起，但却是社保改革的基础。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之后，随着户籍管理的淡化，社保卡的功能将越来越被强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应该推进社保号码和社保卡，以及背后个人档案的管理。 “社保卡记录终身、便携流动，全国联网的特点将消除户籍所带来的身份不公平，社保卡的推行也将冲击当前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多龙治水和信息孤岛。”杨燕绥说。 然而，统筹层级向中央提升，社保数据向上集中是社保卡取代户籍管理的前提。当前社保统筹层次过低，成为社保卡全国推行最重要的障碍，县市级的统筹决定了它不可能全国联网。 可持续 合理确定缴费和领取比例 杨燕绥认为，当前社保制度中存在很多短期行为，尤其是在资金的筹集上缺乏长期的可持续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社会保障存在七大风险，中国已经对这些风险都做出了制度的安排。养老、医疗以及伤残在中国都是长期风险，需要长期的财务安排。 杨燕绥认为，公报中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基金的可持续性，其中涉及很多问题，比如缴费年限是否应该延长，退休前的缴费和退休后的发放要有合理的比例等。 在她看来，公报提出可持续性已经为下一步延长缴费年限，或是领取时间的改革定了调，但延长多长时间，什么时候领取等具体问题要以统计中的人口预期寿命数据为依据，并不是政府拍脑袋可以决定的。 “确保资金中长期收支平衡，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提高待遇和做一些短期的承诺，而是按照风险的长期性，保证基金的收支平衡。”杨燕绥说。 关于三中全会之后是否会提高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杨燕绥说，待遇过低的肯定会提高，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提高。政府通过完善管理服务，降低生活成本也等于提高福利程度。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服务性政府，改善民生等一揽子工程，就是要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提升福利水平。（本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