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变富！那要怎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_九个头条网——更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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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没有变富！那要怎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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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头条网讯：中国有没有变富？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是还没有。他们普遍认为：唯有通过结构转型，中等收入国家才能跃上高收入的发达水平。然后，才可以说中国变富了。而横亘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上提到，“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它有什么危害？又要怎样才能防止陷入？未来几年，中国能不能顺利地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这对中国来说确实面临很多的挑战。一些国际经验也表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机会并不是很大。现在世界上180多个经济体，真正是高收入国家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很多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就长期的停滞不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情况。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特点相关的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不公，这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过大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阻碍经济增长?首先是会对消费产生影响，会造成消费需求不足，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远低于低收入人群，也就是说当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会降低一个国家的消费倾向，消费不足会带来内需不足，会带来增长缓慢。其次，还会带来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多的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没有能力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这样也会拖累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再者，也会导致民粹主义政策。对中国来说可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民主治理的国家都出现这样不同的情况。中等收入陷阱会导致什么？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政局动荡、政策摇摆、不断爆发尖锐的社会冲突等，这些情况在拉美国家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表现得很突出。这会影响正常经济增长甚至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第二，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高储蓄、低消费。当前中国国内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而且过去十几年内这一比重不断下降。这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无法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更多依靠出口或者政府投资来拉动增长。中国三个收入差距的变动第一个就是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从1978年以来到2010年，根据基尼系数的测量，中国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处在一种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到现在为止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概达到了0.38左右，比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了70%左右。第二个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中国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从扩大幅度来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超过了农村，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当时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15、0.16，现在达到了0.36左右，扩大了一倍以上。第三个全国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从全国收入差距来看。在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认为基尼系数是在0.3左右，也是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过程。根据官方的统计估计大概在2009年达到一个最大值大概是0.49，接近了0.5。最近两年官方的统计显示是稍微有点下降，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现在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大概是0.473-0.474的水平，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第四个中国居民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在过去十年当中，由于房价的增长，加之各种各样其他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财富集聚和积累的过程，大家的财富都在成倍的增加。对于城市来说，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而且是实际增长率是剔除物价以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均22%，意味着什么?4年的时间翻一番，8年的时间翻两番，特别是房产达到了25%。而且对现在这样一个收入差距，有学者认为，存在着一个低估的问题。现在看到的这个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住户调查的基础上的，而住户调查这里面就很多高收入人群往往是不愿意参加这种调查，或者他们不愿意登记他们的收入，这就造成了样本缺失，以及收入低报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低估。除了财富差距不断扩大，在收入分配领域、财富分配领域当中又存在着分配不公的问题，处在不断恶化的状态。　
文章来源：李伟：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李伟
　　从2011年9月开始，长江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连续针对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先后35次发布“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 ，简称BCI）”，以反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和公司经营的月度预期。
　　最新一期的BCI是2015年3月的数据，与2015年2月的53.2相比，BCI在本月反弹至56.6（50为指数的分水岭，以上代表乐观，以下代表悲观）。目前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普遍较为悲观，政府对今年经济增速的目标设在了7%，比去年的7.5%（政府目标，非最终值）有所下调。而权威性的国际经济机构也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例如日，世界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慢至7.1%，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降至7%和6.9%；另外一家权威的国际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提出了更低的预测值，其在日表示，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6.8%，2016年的经济增速仅为6.3%。
　　从目前已公布的信息来看，今年的中国经济的确有些“开局不利”。根据国家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仅为6.8%，上次低于这一增速的时间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正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
　　固定资产投资的状况更不理想。数据显示，两个月（由于春节因素，政府将1月和2月的数据合在一起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同比增速为13.9%，这是近15年来最低的数字（是与每年头两个月的数据比较，后面亦然）。同时，这也是自1992年有该项数据以来第4低的数据，其他3次数据的值分别为1996年的7%，1998年的10.2%和2000年的8.6%。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投资，因此目前公布的数据为今年的经济增长蒙上了雾霾。然而，与市场的悲观气氛不同，BCI在本月是小幅上升的。这里需要提醒一下，BCI是一种表达企业对短期运营状况的指数，一般询问的是企业预期未来6个月与去年同期的比较结果，因此当BCI出现上涨时，这往往意味着受调查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经营预期向好。从指数的设计上说，BCI本身就是一个前瞻指数，对短期的企业运营和经济状况有预测作用。
　　BCI及其他指数
　　我们发布的BCI，由四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分别为：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
　　数据显示，上述四个分指数本月出现了全面反弹。销售前瞻指数由2015年2月的69.5升至本月的76.1；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从2月的55.8升至本月的57.1；企业融资环境指数为44.5，虽然还在50以下，但比上月增加了4.5；最后，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本月实现了反弹，由40.7上升至45.1。
　　从BCI和BCI的四个分指数来看，未来6个月，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能不但会企稳，甚至还有希望小小的超越人们的预期。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探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这种预期的改善是如何实现的？假如这是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那么这对中国经济将幸莫大(,)焉；但也有一种糟糕的可能，即企业认为政府将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虽然政府可能嘴上不说），例如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速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促使银行放松对房地产的贷款，放松对的限制，放松对一线城市的房屋限购等等，这里面的有些政策已经开始推行，例如降息和放松对按揭贷款的限制（日，政府宣布调整政策，总体的倾向是放松了对房贷的限制），有些还在维持，但市场对其解除抱有希望，例如一线城市的房屋限购。假如政府继续放松政策，那么现在扩张的公司将是“踩准了点”，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将是再一次的饮鸩止渴，也违背了李克强总理之前的表态，“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
　　在BCI之外，我们在问卷中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关于企业运行的问题，并制成了相应的指数，下面来看看这些指数。
　　首先来看价格端的指数，本月消费品价格前瞻有所下跌，从2月的53.1滑至本月的52.7；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则有所上涨，从2月的36.8升至本月的39.5。价格端的指数本月有所变化，但整体态势没有变化。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消费品价格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但对中间品的价格依然悲观。
　　由价格端的指数可以看出，目前在居民消费领域，通胀非常温和，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但在工业品等领域，价格非常疲软，由此可见这些领域的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
　　企业投资前瞻指数本月有所下跌，从上月的66.3跌至本月的64.1；企业招工前瞻指数本月有所上升，从上月的65升至本月的66.7。这两个指数长期都表现不错，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虽面对诸多困难，但还能灵活应对，有利润，需要扩大生产，要是这样，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另外一种可能和上面说过的内容相似，假如企业认为政府会实行大规模的救市政策，那么其逆周期操作就是理性的，但这种个体理性汇聚所带来的将是集体的非理性，这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绝非福音。
　　然后是企业竞争力指数，该指数衡量企业在该行业所处的地位，指数越高，其在该行业中的地位越高。2015年3月该指数为68.8，比上月的69.8有所下降，但继续维持在高位。自我们开始调查以来，该指数未曾跌至50以下，50至60仅有1次，而70以上高达19次。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企业，因此这表明所涉企业的状况好于所在行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目前中国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应该比我们数据所显示的状况要差一些。
　　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
　　最后我们来看成本端的指数。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和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本月都有些微下降，前者由2月的85.8降至本月的83.4，后者由2月的78.6降至本月的76.6。在2015年1月，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曾高达85.7，但该指数最近快速下滑，这可能与近期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的下跌有关。企业用工成本在今年也有下滑，1月份该指数为89.1，现在是83.4。
　　不过笔者认为，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可能仅仅处于开始的阶段。自2011年9月长江商学院开始制作BCI以来，用工成本前瞻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仅有一次低于80（2012年12月，78.6）。实际上，在早期的BCI原始数据采集中，曾有过样本的变动，但样本的变动对用工成本前瞻指数毫无影响（对另外一些指数则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用工成本的上升很可能是一个大范围的现象。
　　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与多个因素有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力的减少，而劳动力的减少与近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直接相关，例如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养育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导致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除此以外，对于生育率的下降，中国还有一个颇有特色的因素，就是计划生育。关于计划生育的是是非非在这里不多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劳动力在求职市场中的博弈能力，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压力。在压力面前，企业要么就提高效率，吸收这部分成本，甚至用机器人去替代一些过去由人来做的工作；要么就只好转移生产地，迁往成本更低的中国西部地区或等东南亚国家；要么只好关厂清铺，拿钱去找新的投资项目（股市？楼市？）。
　　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从逻辑上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伊始，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当经济发展开始启动时，过去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开始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改变，第一产业的占比下降，农业人口逐渐减少，城市化也随之而来。但在改革开放早期，劳动力多而就业机会有限，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博弈能力较低，所以劳动力价格低廉。大量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后基础设施开始改善，城市化不断进行，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的技能也随之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日益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开始发生转变。企业，尤其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企业，其招工、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有些企业可以升级换代，但很多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因此它们就开始了迁徙。二战之后，这些企业先是在日本经营，后迁至、台湾、等经济体，在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这对出口企业是极大的利好，而且中国庞大的人口似乎拥有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外商出口企业大量进入中国。韩国等地之前已经完成了经济转型，进入了更高的价值链，因此大量低端出口企业迁至中国对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当时没有完成向高端价值链的跃升，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其竞争力又弱于中国，因此其出口和经济增速很快就受到了影响。
　　泰国和韩国
　　这里我们要详解一下泰国和韩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国家在1960年代同为经济落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状况在此后的几十年发生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值得当今中国思考的。
　　先来看泰国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泰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27.6亿美元和100.9美元（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数据皆以现价美元为单位）。从1960年到1993年，泰国GDP和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2.7和10%，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别为1250亿美元和2153美元。
　　再来对照韩国看，1960年，韩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38.9亿美元和155.6美元，和泰国基本上处于一个起跑线。从1960年到1993年，韩国GDP和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5和13.5%，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别为3920亿美元和8869美元，两国已经拉开了差距。
　　1994年，人民币贬值50%，而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69美元，只有泰国的22%，韩国的5%，因此在低端制造业上有着巨大的。虽然泰国的出口此后还在增长，但增速大不如前，以1994年为中心，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泰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为13.3%，而1994年至2003年，该数字降为了7.8%。对照看中国，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中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为15%，而1994年至2003年，在基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不降反升，达15.4%（中国的出口数据来自Wind资讯）。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都受到了沉重打击。1996年，泰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1819亿美元和3055美元，但到了1998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了1119亿美元和1837美元，前者缩水了38%，后者缩水了40%。
　　韩国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96年，韩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6034亿美元和13255美元，但到了1998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了3765亿美元和8134美元，前者缩水了38%，后者缩水了39%。
　　然而，此后两国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显著的不同。泰国的GDP增长缓慢，直到2006年才达2071亿美元，突破了1996年的1819。人均GDP也是在2006年（3143美元）才突破1996年的3055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在1998年触底，此后泰国和韩国的经济状况都开始反弹，这也就是说，泰国用了8年时间才回到1996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再来看韩国的状况，韩国经济在1998年触底后反弹较快，2002年其GDP就超过了1996年的前期高值，人均GDP在2003年超过了1996年的水平。换句话说，假如从1999年开始算，韩国GDP只用了4年就得以恢复，人均GDP多花了1年，5年时间得以恢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韩国GDP为13046亿美元，人均GDP为25977美元。泰国2013年GDP为3873亿美元，人均GDP为5779美元。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韩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一个发达国家，不仅实现了摆脱贫困的目标，还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国家往往无法在低端产品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在高端产品上与高收入国家竞争）；泰国虽然实现了脱贫，并一度发展势头良好，但最终困在了“中等收入陷阱”中，与韩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有趣的是，当年人均GDP远大于中国的泰国，如今已被中国反超。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807美元，比泰国多18%，这意味着当年中国对泰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今天已逆转。
　　在现在的韩、泰、中三国中，韩国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三星电子是苹果公司在全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现代汽车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知名品牌，韩国在造船业也是实力强劲。另外，韩国的流行文化也非常繁荣，2012年歌手朴载相的《江南Style》曾风靡全球。
　　泰国近年来经济连续发展，但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已实现了脱贫的目标，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然而，现在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也是更为棘手的挑战，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序列。
　　“中等收入陷阱”
　　之前笔者之所以喋喋不休的讲述了泰国和韩国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今天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否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就可以解释的。当年中国影响了泰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但这绝对不是造成泰国日后经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一个经济体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如何处理这些困难将决定其未来的发展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优势会消失，那么如何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并沿着价值链继续向上攀爬，就成为了每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泰国和韩国早期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当经济发展后，劳动力不再廉价，这时候旧有的模式就不再可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假如希望经济在长时间内持续健康发展，那么一些制度就是必要的，例如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法治、能高效分配资源的金融体系等。每个经济体都知道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但其真正所做成的那些部份才会决定其未来的经济状况。
　　现在，中国那似乎“永不枯竭”的劳动力开始变少了，每年春节后关于各地招工难的新闻报道满天飞，而且这些劳动力离“廉价”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据媒体报道，雇主现在奖励那些为公司带来新员工的人，新来的员工住在条件更好的宿舍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有热水，除了一般的薪水外还有红包等等。要是一些技术要求高的职位，5000以上的月薪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重复过去泰国和韩国所走过的路。不论是从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去看，还是从我们的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去看，中国曾经廉价的劳动力正在“越来越不廉价”。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不可避免，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低端制造业走后，中国还剩什么？什么将支撑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市场上流行一种观点，即中国的人均GDP离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中国的发展空间仍很大，未来经济会保持一种中高速的增长状态。但通过泰国和韩国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均GDP的差距只是代表一种发展的可能程度，并不必然代表未来的发展结果。假如真是代表未来的发展结果，那么我们在1993年完全可以说泰国未来的经济增速会超过韩国，因为其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
　　除了泰国这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人均GDP相对值下滑的国家，比如阿根廷。根据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的数据，在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2875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计价，本段美元皆使用这一单位），而当时包括、、、荷兰在内的西欧12国，其人均GDP为3155美元，的数字稍高，为4091美元。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阿根廷是标准的发达国家。但到了2010年，阿根廷、西欧12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变为了10256美元、21793美元和30491美元。从数字上看，阿根廷与西欧12国和美国的差距无疑拉大了不少。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而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何中国在很多重要领域（例如金融业）并未取得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亦可腾飞的结果。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态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对中国经济来说，“低垂的果实”即将食尽，企业面临挑战，整个经济也面临挑战。
　　对于这个挑战，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战胜挑战的资源，例如目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与19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但问题也在于，中国仍然缺乏一系列基本的制度改革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例如我们的金融系统从总体上依然维持着旧有的格局，没有建立一个多层次高效的金融体系，而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要尽快去进行一些制度改革，至少要在近两年制定出制度改革的整体方案，并用5年左右的时间去贯彻这一方案。另一方面，也要为企业的转型去减压，“腾笼换鸟”不可避免，也是自然的过程，但假如企业的短期压力过大，出现旧的去了，新的没来，那么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如何采用一些短期的政策去有效的给企业减负，同时尽可能的让这些政策不成为套利者的乐园，这也是需要仔细考虑的一点。（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HF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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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播报：
习近平:中国肯定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是何时
习近平：中国肯定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出席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称亚太自贸区同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不矛盾
●中方今年接过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的重任，愿意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各成员经济技术合作能力，携手推动亚太地区发展繁荣。
●亚太自由贸易区是对现有自由贸易安排的有力聚合。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是要巩固一体化进程，明确远景目标。亚太自由贸易区同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并不矛盾，后者是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的可行路径。
●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习近平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习近平强调，中国是区域合作的受益者，更是区域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
希望工商界为APEC发展贡献正能量
当习近平和其他经济体领导人进入会场时，受到与会代表热烈欢迎。
习近平在会上致辞。习近平强调，中方今年接过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的重任，愿意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各成员经济技术合作能力，携手推动亚太地区发展繁荣，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工商界是亚太经济的主力军，希望大家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长远发展贡献正能量。随后，习近平参加分组讨论，同工商界代表交流互动。
关于中国今年办会将取得的务实成果，习近平指出，一是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为亚太合作指明方向；二是发表纪念亚太经合组织成立25周年声明，总结历史经验，勾画未来愿景；三是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改革、增长，为亚太长远发展谋求新动力；四是制定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打造坚实基础。
建立亚投行是天时地利人和使然
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同其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亚太自由贸易区同现有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并不矛盾，后者是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目标的可行路径。
关于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习近平指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天时、地利、人和使然，它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相匹配，是惠泽各方的多赢之举。
关于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习近平说，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习近平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质量会不断提升。我们欢迎亚太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共享中国改革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成果。
■ 奥巴马演讲
奥巴马 赴美商旅签证延长至十年
学生签证有效期延长至五年；两次重申欢迎中国崛起
新京报讯 (记者邓琦 王晓枫 )昨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学生签证有效期将由目前的一年延长到五年，商务和旅游签证将延长到十年。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奥巴马表示，在21世纪，无论经济增长或者创造就业都不是“零和博弈”，一个国家的成长不应该以另一个国家为代价。“我们应该加强各国间经济联系，这样会造福所有国家，美中关系尤其如此。”
奥巴马重申立场说，“我很荣幸曾在美国两次接待习近平主席。去年在美国加州见面时，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足够大，完全能容纳中美发展。我对此表示同意。美国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稳定中国的崛起。”之后，奥巴马再次重申立场，“我想重复一次，我们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稳定中国的崛起，这符合中美和世界的利益，我希望中国能成功。”
奥巴马充分肯定了中国作为本届APEC东道主所起到的作用。他表示，APEC回到北京，现在世界上很少有这样受到广泛重视的盛会。
此外，奥巴马还肯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说，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与中国相关的在美投资过去五年增长了六倍，中国公司为美国提供越来越多就业岗位，加深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将使得两国都受益。
奥巴马在演讲中谈到延长中国人签证事宜。他表示，此次访问期间，美中两国同意作出新签证安排，让学生和商人受益。学生原来签证有效期是一年，新签证延长到五年，同时，商业旅游签证延长到十年。
■ 普京演讲
普京 俄愿与中国多用本币结算
赞赏中方为建立亚太自贸区所做努力，称中国是优先合作伙伴
新京报讯 (记者邓琦 王晓枫)昨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俄方赞赏中方为建立亚太自贸区所做努力，中国是俄在亚太优先合作伙伴。
9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普京，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昨日，普京在演讲中充分肯定了两国关系，他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在亚太的优先合作伙伴，俄罗斯赞赏中国为建立亚太自贸区所做的努力。
肯定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同时，普京也强调了俄罗斯对于亚太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性。“APEC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经济问题。俄罗斯与亚太的合作很重要，对俄罗斯而言，与亚太合作是优先方向”。普京表示，目前俄罗斯和亚太经济体的贸易额占俄罗斯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一，俄方计划将这一份额提高到五分之二。
中俄经济合作是普京演讲的另一重点。普京谈及了外界所关注的中俄本币结算，以及中俄能源合作问题。
“俄罗斯愿与中国在贸易结算中多用本币结算，我们已经在进行卢布和人民币(6.1195, -0.0032, -0.05%)的直接结算，我们也在能源贸易中加强和提高本币结算的总量”。普京表示。
在提问环节，普京说，中俄本币结算可大大影响国际能源和金融市场，俄方正在探讨中方入股俄罗斯一个大型开采企业，还会使用人民币结算。“从长远考虑，卢布和人民币的直接结算非常有前景”，普京说，“如果我们能在大型项目合作时使用本币结算，这对世界经济和金融能源来说都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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