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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中央企业2013年度国有资本收益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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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收益〔号
关于做好中央企业2013年度国有
资本收益申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财企〔号）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财企〔2014〕59号），现就做好中央企业2013年度国有资本收益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有资本收益申报是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各中央企业应当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落实，按照有关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的工作要求，及时向国资委申报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并确保填报信息真实准确。
　　二、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应交利润按照应交利润基数乘以国家确定的上交比例申报。
　　（一）应交利润基数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和当年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的余额；应交利润基数为负数的，按零填报。
　　（二）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以企业合并报表期初未分配利润负数金额，扣除企业整体改制上市预提&三类人员费用&后形成的负数金额填报。
　　（三）法定公积金统一以企业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后余额的10%填报；企业合并报表当年净利润为负数或当年净利润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法定公积金按零填报。
　　（四）国有资本收益预交企业预交的国有资本收益，纳入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范围。
　　（五）上交比例为国家调整后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三、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申报2013年度国有资本收益前，应将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书面征求国资委意见，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四、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应当于日前，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应当于股东会表决日后30个工作日内，将国有资本收益申报报告和报表一式2份报送国资委（收益管理局和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各1份，并附电子文档），同时抄送财政部企业司。具体要求如下：
　　（一）国有资本收益申报报告须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发，主要内容为2013年度企业生产经营基本情况、财务状况、国有资本收益的申报依据和结果。
　　（二）国有资本收益申报数据以经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的2013年度企业财务决算合并报表为基础。
　　（三）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须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企业公章。报表中除百分数外，其余数据均以万元为金额单位并保留两位小数。报表格式和填制说明见《国资委关于做好2013年度中央企业业务监管报表编制的通知》（国资发评价〔号），填报软件已由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统一下发。
　　五、各中央企业在做好国有资本收益申报工作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利润分配机制，加强对所出资企业的利润分配管理和监督，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和落实国有资本收益权。
　　　　　　　　　　　　　　　　　　　　　　　　　　　　　　国资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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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理性看待国家海外净资产及其净收益
&　　对外汇储备的变动及其对应的产能和资金的利用效率必须高度重视。不仅要看到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会推动货币总量快速扩张，而且还必须看到其大规模减少会收缩基础货币投放，并进一步更大幅度地收缩货币总量，而且其影响和应对难度远非外汇储备扩张可比。
　　最近，一则关于中、美、日三国海外净资产及其净收益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手握超过3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去年的净投资收益达到1700亿美元，这个国家是日本。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欠了4.5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负债(负的净资产)，但去年的海外净投资收益竟然高达2288亿美元，这个国家是美国。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手握近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但去年的海外净投资收益却是负298亿美元，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此，某知名学者尖锐地指出：&能够负债是实力的标志，能够负很多债说明有本事。美国借很多外债，同时又在国外投资持有各类股权资产，在其国内减税且加大赤字，带来的结果是国内外双丰收。相比之下，中国拿着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傻乎乎地瞎兴奋，就像明清人一样以为国库存银子多才是实力，他们没想到这是通过卖环境、卖资源、卖股权资产、卖健康得来的钱，同时又拿这些钱去买那些年收益1%-2%的外国债券，或者通过一些&大手笔&运动式投资计划投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去烧钱。&这种观点已引起不少知名人士的附和，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上述数字比较和知名学者的尖锐发声，不能不让人深感震惊，大有振聋发聩的感觉。但仔细琢磨，这种看法却不够全面和客观，难免有失理性，很容易产生严重的误导。
　　这里至少有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一、上述消息过度强调海外净资产及其净收益的综合结果，而并没有进行资产、负债的结构分析。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海外资产、负债并不完全相同，而不同的投资和负债的收益与成本相差是非常大的。
　　在海外资产方面，最主要的内容是国家对外的投资，主要包括对各类经济组织的股权投资(直接投资)和对金融市场的证券投资两大类：
　　一般而言，股权投资由于受到《公司法》资本保全要求的限制，需要承担企业经营管理最终的责任，不能随意从所投资的企业撤回投资(需要资金时，只能转让投资)，因此，其风险较高，所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也就相应提高。而金融市场的证券(包括国债、政府债、金融机构债、公司债以及市场流通的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由于证券的透明度、流动性以及监管较强，其风险相对较低，因此，其投资回报率也就相应较低。
　　另外，一个国家的海外资产还包括存放在金融机构或央行的存款，以及其他应收账款等。这类资产的风险进一步降低，其收益水平也会进一步降低。
　　那么，能不能将低收益的海外资产都转成高收益的海外直接投资呢？这不仅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平衡点选择)，还取决于被投资者的需求，如其对资本的需求、对技术的需求、对管理经验的需求等。有的国家急需要引进海外投资，但由于投资环境达不到投资者的要求而难以引进；有的国家有资本，但却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投资到海外的经济组织上去，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
　　在海外负债方面，又包括主动负债和被动负债两大类：
　　主动负债一般指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等根据需要，主动到海外筹集债务资金，如到海外发行债券、获得海外银行贷款等。
　　被动负债一般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往来主要采用&记账清算&方式(通过金融机构，以存款账户增减记录，即增减债权、债务的方式)进行的，而非&现金清算&方式(直接的现金收付，不会出现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一国对外投资或进口付汇造成本国货币&流出&时，实际上仅仅造成了货币所有权的流出，而没有发生实际的货币流出，但却因此增加了货币发行国的对外债务，并相应增加了货币储备国(拥有货币所有权的国家)的债权。
　　这种负债主要是由于清算方式被动造成，债权人不将其储备货币用回来，货币发行国很难主动减少这种负债，即使海外债权人将其储备货币通过投资、进口等方式转让给其他国家，也不会减少货币发行国的负债。因此，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被动负债就会随其货币国际储备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国外拥有其货币储备越多，其被动负债就会越大。
　　一般而言，被动负债的成本会大大低于主动负债，但这种被动负债的增加却需要非常严苛的条件，即其货币要更多地成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
　　从中、美、日三国的情况看，其海外资产和负债的构成存在极大的不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非常低下，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力有待开发，亟需引进海外资本、产品、技术和经验等，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廉价的资源、劳动力和环境保护，以及独特的政府支持、优惠政策，也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起产品除支持国内需求外，更多的是用于出口，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从而使中国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但由于中国的货币并不是国际货币，大量的外商投资和出口收汇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只能被动地存放海外(特别是最国际中心货币发行国&&美国)或用于投资金融市场证券，还难以直接对外进行股权投资。
　　特别是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过程中，社会上获取的外汇都愿意结汇转成人民币，因而将外汇储备主要集中到中央银行身上(在人民币保持明显的升值态势时，要推动&藏汇于民&是不现实的)，而央行的外汇储备对应的是发行货币，为保持币值稳定，央行更多地注重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而非收益性的情况下，更是难以有效开展股权投资。
　　即使由中央财政购买一部分外汇储备，形成国家主权基金，其投资在很多西方国家仍受到诸多限制。这就使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一直是资本净输入国，而非净输出国。直到2014年，这种情况才发生转变。
　　这就造成中国吸收的负债主要是主动负债，其成本远比被动负债高，但海外投资主要是证券类投资，特别是国债和金融机构存款等，其收益远比股权投资低，因此，尽管其海外净资产近2万亿美元，但其海外净收益很低，甚至出现负收益也并不足以为怪。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依靠其先进的技术、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对海外的股权投资很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率都很高。同时，由于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元的国际储备规模很大，就使其海外负债规模更大，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外净负债，但其海外负债中，很大的部分是美元储备的被动负债，其成本比主动负债低很多。这样，尽管美国的海外净负债规模庞大，但其海外净投资收益仍然很大。
　　与中美相比，日本处在中间的位置。
　　一方面，与中国相似，日本保持了很大的贸易顺差，但由于贸易清算中日元的比例并不高，而更多的仍是美元等国际货币，因此，贸易顺差的扩大，只能使日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曾经世界领先，目前列中国之后排世界第二)，而外汇储备同样只能被动地存放海外或更多地投资于金融证券，其收益率比股权类投资低很多。
　　与美国相似的是，日本的对外股权投资也很大(并相应减少了其外汇储备，这也成为日本国家外汇储备没有中国大，但其海外净资产却超过中国上万亿美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同的是，由于日元的国际储备规模远远无法与美元相比，因此，日本因日元的国际储备而形成的被动负债规模也就很小，这就使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规模明显大于美国，但其净收益规模却仍无法与美国相比。
　　显而易见，海外资产和负债的结构不同，对海外净收益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中国要努力优化海外资产、负债的结构，争取最好的海外净收益，但这却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没有条件的。简单地与美国比较甚至是攀比，是没有道理，甚至是容易出大错误的！
　　二、上述消息和看法过于静态和孤立地看问题，而没有全面、动态地看问题。
　　从上述消息提供的数字直观看，确实存在&负债越大越赚钱&、&中国手握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却不赚钱&的现象，但由此就对我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以及外汇储备的应用嗤之以鼻或横加指责，却不免失之偏颇、自以为是。
　　实际上，在我国外汇储备超过500亿美元之后，对&外汇储备是否太多了&的争论就一直未断且不断加强，有人曾因为2005年之后人民币不断升值，而计算出国家外汇储备的汇率损失高达上千亿元、数千亿元等；还有人指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依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另一方面又以很低的价格把外汇存放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者购买其国债，实在没有道理。
　　有人甚至计算出，我国年吸引外资的投资回报率平均在23%以上，而国家外汇储备的平均回报率在2.3%左右，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曾有人强烈呼吁把外汇&拿回来&，或者拿出1万亿美元分给(<font color="#.08,&-5.27,&-6.40%)，刺激消费。如此等等，一度使巨额外汇储备饱受争议。现在，再拿海外净资产和净收益来说事，其实只是对巨额外汇储备进行指责的一种新的说辞而已。
　　对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问题，本人曾在2013年9月出版的《国际金融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巨额国家外汇储备：饱受争议，却获益无限&的文章，对很多问题进行了解答，在此还需要将主要观点再强调一下：
　　(一)中国的国家外汇由极度紧缺、强制收兑，到快速增长，不断放松管制，储备规模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远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是有客观需求和政策原因的。从根本上说，是我国坚持改革开放，扩大国资本际吸引力和出口创汇能力的结果，是在大量外汇流入中国的情况下保持人民币汇率合理上涨，进而保持出口和经济稳定的客观需要。没有这些变化，巨额外汇储备并不是国家或央行想买就能买到的！
　　(二)衡量国家外汇储备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要看由此形成的产能和资金，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是否有助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外汇流入，换成人民币运用，不能只看到两种货币之间的利率和汇率差异，还必须将资金实际创造的财富加进去一并考虑。
　　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简单地比较外汇储备运用的收益率，而必须放在整个国家投入产出的大账中做比较。在有良好效益的情况下，国家外汇储备可以说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如果外汇储备所对应的产能和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就反映出外汇储备过多了，必须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控制其继续增长，否则，其结果必然是非常可怕的！
　　目前看，我国经过长时间高速发展，现在已经呈现出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下滑问题，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亟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升级换代，因此，必须尽快转变以往简单的招商引资、扩大生产、提高增长率的思维和模式，切实加大对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保护，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运用市场机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提高热钱进入的风险和成本，提高资金投入产出能力，使国家外汇储备所对应的产能和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三)由于采用记账清算方式，各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基本上都要存放在货币发行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人们习惯性所说的&一国货币流出&，仅仅指的是货币的所有权流出，而真正的货币(头寸)并没有流出。要减少这些外汇的储备，只能是通过投资或进口将外汇用出去，否则，要真正&拿回外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国家外汇储备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来&)！
　　(四)至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所直接计算出来的外汇储备汇率损失，更是不值得引起惊慌。因为，尽管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但在外汇储备总量仍在增加的情况下，央行买多卖少(属于净买入)，意味着其购买同样的外汇可以用更少的人民币，并没有实际的损失(原来用高价买进的外汇并没有用低价卖出)，反而使整体成本更低了。如果未来出现资金外流，外汇供不应求，人民币必然贬值，此时，央行作为外汇唯一或最主要的供应者，其储备的外汇可能获得巨额的兑换收益，而不是有人所说的&严重的汇兑损失&！
　　结论：巨额外汇储备，尽管饱受争议，却可能获益巨大。
　　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并保持世界第一、远超第二的规模，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为人民币提供了重要支撑，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世界第一的巨大的国家外汇储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是根本无法达到今天的水平的。可以说，尽管饱受争议，很多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解析，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在不知不觉中，可能已经获益巨大，甚至更多好处还没有充分显现！
　　当然，无论如何，由于巨额国家外汇储备已经形成，并且其已经对我国经济金融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成为我国货币总量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2003年以来，央行外汇占款的增加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最主要的渠道)，其趋势性大规模增加或减少的变化都将对我国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因此，对外汇储备的变动及其对应的产能和资金的利用效率必须高度重视。
　　不仅要看到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会推动货币总量快速扩张，容易催生通货膨胀，而且还必须看到其大规模减少会收缩基础货币投放，并进一步更大幅度地收缩货币总量，容易催生严重的通货紧缩，而且其影响和应对难度远非外汇储备扩张可比。
　　因此，要密切关注外汇储备的变动趋势，特别是高度警惕可能出现的外汇大规模外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其可能对货币总量产生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可能出现超出预期的变动而对货币总量以及全社会流动性，乃至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等产生重大冲击。
　　同时，有必要认真研究&央行外汇储备&与&财政外汇储备&的关系(国际上，所谓&国家外汇储备&更多是指财政外汇储备，而不是央行外汇储备)，明确是否可以由财政(发行专项国债)向央行购买外汇，减少央行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投放，增强财政(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本压力，促进财政和央行职责的合理分工与协调配合，提高巨额外汇储备的利用效率。
　　同时，要以国家外汇储备为依托，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推进，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发展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设，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扩大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从而探索和建立由中国引领的国际化新模式和国际货币新体系、国际金融新秩序等。
　　可见，切实加强国家外汇储备的关注和研究，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相关政策和策略，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和利用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但这必须要有全面、客观、理性的观察和分析，决不能以偏概全、哗众取宠，造成严重的社会误导。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王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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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与要素资本化——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日期：&&&&浏览次数：275次
&&&&&内容提要：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下观察会发现，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中中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并无太大不同，但再分配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大大降低，而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无法通过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仅仅是收入差距过大，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分配不公，其来源主要是要素资本化过程中的收益没有被合理分享，部分人群过度占有公有资产收益损害了全体国民的利益，也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在优先消除分配不公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再分配手段逐渐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形成既公平又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关键词：收入分配，要素资本化，分配不公，基尼系数
　　国务院最近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克难攻坚、有序推进&。本文首先把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下进行观察，看一看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何不同？呈现怎样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难以缩小？剖析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其本质是什么？文章最后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一、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何不同？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收入差距往往都会呈现扩大趋势，有些国家会在收入差距达到顶点后出现下降趋势，而有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则长期维持在高水平。美国的收入差距在1920年代达到最高，基尼系数超过0.5，之后开始下降；英国的基尼系数在1867年达到0.54-0.55的高峰后也出现了下降，日本的基尼系数在1937年达到0.57，之后尤其是二战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并逐渐成为收入差距最小的发达国家（Atkinson&Bourguignon，2000）。其他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都大致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
　　（一）国际视野下观察中国的收入差距
　　目前，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小，基尼系数一般稳定在0.3左右，其中，美国最高，为0.38；北欧国家最低，都在0.3以下；其他国家如日本0.32，韩国0.31，法国0.28，德国0.3，英国0.34，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0.31（见表1）。而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稳定在0.3-0.4之间，例如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的基尼系数一般为0.33左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往往是那些经济增长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例如，经济增长较快的中等收入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巴西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基尼系数接近0.6，南非情况与巴西类似。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均收入已经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从世界范围来看处于比较大的状态。
　　不过，对于中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目前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事实上，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判断中国收入差距现状不得不依靠学术界不同团队的研究结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对中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的争论。由于所依据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不同，不同研究团队的结果大相径庭。有人认为，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继续恶化（赵人伟，2007；陈光金，2010；李实、罗楚亮，2011；Knight，2011等）。但也有看法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趋于稳定甚至出现收敛的迹象（蔡昉、都阳，2011；Richard，2011；高文书等，2011；赖德胜、陈建伟，2012等）。在时隔多年之后，国家统计局从2013年起又开始公布我国的基尼系数，这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参照。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79，，，，，，然后逐步回落，，，，。虽然国家统计局重新公布了基尼系数，但这一数据和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以及社会大众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可以说，中国目前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仍然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过，无论从国际经验来看，还是从老百姓的切身体会来看，中国当前存在着过大的收入差距问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见图1）。
　　从图1数据来源看：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0年和年全国基尼系数；世界银行利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估算过部分年份的基尼系数，由Ravallion&Chen（2007）完成；CHIP是以国家统计局样本框为基础的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李实（2011）和Gustafsson（2007）估算了调查年份的基尼系数；不少学者利用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分组数据估算全国基尼系数，这里以陈宗胜等（2012）和周云波（2010）的估算结果为参考，程永宏（2007）、许冰、章上峰（2010）、胡志军等（2011）等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估算，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缩小其实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完善与之相适应。例如，美国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主要得益于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的罗斯福新政，这一新政极大地改善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入差距缩小既得益于土地制度改革、财阀解体以及禁止垄断的政策，也得益于工会力量的加强和劳动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总体来看，发达国家所以能够实现收入差距缩小和其普遍建立了调节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增强劳动者的话语权密切相关，离开了这些条件，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是否会缩小恐怕仍然是个未知数。
　　发达国家再分配手段对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可以从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基尼系数的差异得以说明。就初次分配的结果来看，目前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一点也不小。例如，初次分配后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9，英国为0.46，德国为0.50，日本则为0.46.一般来说，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主要反映市场力量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被看作是市场基尼系数，上述结果意味着，即使在发达国家，市场本身所导致的收入差距都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而且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然而，再分配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大大缩小，比如，再分配后，美国基尼系数从0.49下降为0.38，日本从0.46下降到0.33，德国从0.50下降到0.3，法国从0.48下降到0.29，英国从0.46下降到0.35，OECD国家平均从0.46下降到0.31（见表1）。总体来看，发达国家经过再分配的调节，基尼系数会下降10基尼点以上。表1总结了OECD国家近年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然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缺乏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机制，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其结果，再分配后，两类国家却大相径庭，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实现了相对均等化的收入分配，而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仍然维持初次分配后的高水平。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主要反映了没有太多干预的市场力量所导致的直接结果，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则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再分配政策调整后的结果。能否通过再分配手段把收入差距调整到合理的限度因此是一个国家是否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收入差距为什么难以缩小？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的也主要是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因为中国的再分配制度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有研究指出，综合考虑地区生活成本、住房、社会保障等因素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在0.48-0.49左右，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李实、罗楚亮，2011）。从再分配后的情况看，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见图2），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仅次于南非、巴西和墨西哥。
　　由此可见，中国较大的收入差距固然有着市场国家一般的规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关键原因主要是再分配手段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具体来看，作为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中国的公共财政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从支出的角度来看，都缺乏调整收入差距的功能。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中国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所占比重很低（李卓，2009），例如，具有较强再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7%，纳税人数占工薪劳动者的比例不足20%。而以间接税（增值税、营业税、国内消费税、关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使得一般劳动者承担了更高的税负水平，高收入群体承担的税负相对较轻，因此，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与税收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具有密切关系。而发达国家的税收很多都以直接税为主，美国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是其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这就保证了收入差距从收入环节就被大幅度调整，税收制度起到了&削峰&的作用，而中国的税收制度几乎没有这种作用。
　　从支出的角度来看，中国财政直接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较低，再分配功能较弱。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更低。目前，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虽然很大，但转移支付多为项目支出，缺乏调整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效应。一般来看，在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的支出比例通常超过50%，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支出上。例如，美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2%，其中能够缩小收入差距的部分占GDP的比重为8%，日本的这一比例为12%，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普遍在10%以上，平均为15%。中国直接用于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不足1%，公共财政支出没有在调整收入分配中起到&填谷&的作用。
　　另外，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不健全，制度设计忽视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基本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但在现有制度中，城镇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缺乏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由于缴费率过高，城镇职工各项社会保险制度难以扩大覆盖面，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中至今仍有近一半劳动者没有被覆盖。总体来看，正规就业者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保护程度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缺乏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甚至还具有某种程度的逆向调节倾向（何立新、佐藤宏，2008）。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和其他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发达国家通过再分配调整后，有效地遏制了收入差距扩大并把差距调整到比较合理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再分配手段的调节作用是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且难以下降的主要原因。
　　虽然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地步，但客观地来看，当前的收入差距程度既没有超过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水平，也没有超过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即使和当前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收入差距相比，也基本上相差无几。这样说并不是为中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开脱或者寻找借口，而只想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性，它只不过展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特点和规律而已。但是，为什么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不满呢？这恐怕并不能仅从收入差距本身去寻找答案。
　　二、分配不公与要素资本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收入差距应该说是正常现象。同时，一个社会到底能够忍受多大程度的收入差距也没有确定的标准。有的国家对收入差距忍受程度高一些，而有的国家则相对低一些。例如，美国有着发达国家最高的收入差距，但美国人对收入差距的抱怨却并不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一般来说，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机制下通过比较公平分配方式带来的结果，那么，它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就会相对小得多。如果收入差距更多地由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导致，那么，即使收入差距并非十分严重，社会不满也会非常强烈。从世界各国曾经达到的收入差距程度来看，社会对单纯收入差距扩大的容忍程度要远高于收入分配不公平。政局动荡的北非国家，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密切相关。例如，埃及的基尼系数在0.3-0.35，收入差距似乎并不是很大，但就业机会匮乏和财富过度集中造成的分配不公，却引发了社会动荡，造成了政权的更迭。
　　（一）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是分配不公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或者说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问题的根源在于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引起的。所谓收入分配不公平，简单说来就是社会财富或者收入以不合法、不合理或者不透明的途径和方式流入了部分群体或者个人的口袋，而应该得到财富和收入的群体或者个人却被排除在外。或者也可以说，收入分配不公实际上就是不该得到收入的人得到了收入，而该得到的人却没有得到。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大量社会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社会财富以不公平的方式被分配，这不仅加大了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而且也是制造社会裂痕的重要根源，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危险因素。因此，只盯住收入差距问题而不着重解决收入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收入差距即使能够得以缩小，但收入分配问题并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公平地说，收入分配不公平也是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只不过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涉及范围更广、程度更严重、危害更大。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更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面临着如何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
　　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经济成分都需要参与市场竞争，需要资本化运作。国有经济和国有资产当然也不例外。国有资产不仅需要资本化运作，而且其资本化的过程本身也反映了市场改革的进步。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却大量产生：部分群体和个人利用社会转型中制度规则的漏洞，把属于社会和国家的财富以各种隐蔽的方式据为己有。
　　在目前中国这个特殊的发展阶段，通过不公平分配得到了巨额社会财富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富或者说豪富阶层，这部分人虽然从数量上来讲不大，但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当大，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比较剧烈。由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使社会上大多数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即使中高收入的工薪劳动者也常常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低收入阶层或者弱势群体，这种相对剥夺感甚至比一般的收入不均等、绝对贫困最容易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Nagel，1974）。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富豪产生地，是世界上产生富豪速度最快的国家。当然，富人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但中国的问题则在于&豪富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与分配不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中国&豪富阶层&呈现出行业集中、财富积累渠道集中的特点。据2007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统计，中国41%左右的财富被0.1%的&豪富家庭&掌控。豪富群体的财富积累渠道，主要是低价收购兼并全民所有制企业、上市圈钱和进入房地产、矿产等行业。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资讯联合调查并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27%已经完成了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长期投资、创业型投资撤离到海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与单纯的收入差距拉大相比，收入分配不公往往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和更严重的伤害。一般来说，收入分配不公并不一定总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表面上看收入差距很小，却也是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合理的收入差距被人为抹平，同样表现为有些人没有得到应有收入，而有些人得到了不该得到的收入，其结果，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当然，如果收入分配不公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且收入分配不公又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那么，这样的收入分配状态就更加危险。事实上，中国目前就处在这种状态之中，这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在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什么显得异常迫切的原因。
　　（二）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要素资本化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改革要求公有制生产资料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定价，赋予要素资本的属性，实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和转移，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等多种形式进行市场交易和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和财富再创造。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有制生产资料不能体现为有价格的&财富&，大量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设施等仅是&死&的财富，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再创造新的财富，也没有体现为资本的属性。要素资本化改变了我国拥有大量财富而缺乏资本的局面，我国也从一个&缺钱&的国家转变为资本充裕的国家。
　　当然，要素资本化代表着市场经济发展和进步，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了上百年的资本化过程，形成了成熟的规则，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占领了世界市场的竞争制高点。中国经济发展也必须经历并参与这一过程。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取得，尤其是最近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初步实现了要素资本化。我国早期市场化改革虽然实现了各种产品的自由交易，缩短了&财富&与&钱&之间的距离（陈志武，2009），但大量生产性要素并未形成可以创造新财富的资本，改革的深化带来的要素资本化将资源要素转化为资本，实现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配置资源，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但是，我国的要素资本化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不同，具有特殊性，这决定了我国的要素资本化过程常常与分配不公相关联。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要素资本化过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要素资本化基于私有产权，我国的要素资本化主要是公有制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要求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这一过程中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的难点。二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上百年的资本化过程，形成了成熟的市场和完善的规则，我国的市场机制刚刚建立不久，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尤其是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要素资本化的困难大、复杂程度高，要素资本化与市场化改革几乎同步推进，这种&边探索、边推进&的要素资本化无疑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三）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要素资本化过程中公有资产收益没有被合理分享
&&&&　　我国要素资本化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大量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也由此产生，是造成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
&&&&　　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产品等领域资本化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新增财富，但作为资源要素的所有者，国家和全体国民并没有公平地享受到资本化带来的收益，大量财富被拥有经营权或实际控制权的少数人占有。要素资本化的相关领域成为公众不满和社会矛盾的焦点，归纳起来，突出体现在四大领域。
&&&&　　一是土地资本化收益没有被公平分配。土地资本化收益被开发商、地方政府及利益集团过度占有，农民和集体的利益被严重侵蚀。土地资本化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但是，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村集体和村民，并不拥有充分的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以至于无法得到公平、合理的收益份额。集体土地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征用变为国有，才能进入市场交易，这一过程中常常出现非法、不合理征占用土地现象，甚至出现暴力强拆，严重侵害了农民权益；补偿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土地征收补偿金往往只有每亩3～5万元，而土地的实际市场价值则高达几百万元，严重侵蚀了农民利益。土地资本化收益分配已经严重不平衡、不公平，有调查研究显示，集体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收益分配中，政府得60%～70%，村经济组织可得25%～30%，农民只得5%～10%。这实际上也是导致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2010年全国土地成交总价款（国土资源部口径统计）达到2.9万亿元，安徽、陕西、重庆等省（市）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超过40%。土地资本化中的分配不公导致了村民和集体利益受损，造就了一批暴富的房地产老板，刺激了&土地财政&，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不公极易激发社会矛盾，造成上访、自焚、爆炸、冲击地方政府等群体事件频繁出现。
&&&&　　二是矿产资源资本化收益被部分人过度占有，国家和全体国民利益受损。矿产资源资本化收益主要被矿老板占有，形成暴富群体，国家和全体国民利益受损。很多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授予采取行政划拨、协议定价的方式，而&招拍挂&的市场交易制度仍不完善，低价转让甚至无偿掠夺、低成本开采、极低的矿产资源使用税、加上地方保护和寻租腐败等问题突出，导致少数人控制了属于全民所有的矿产资源，从而获取高额利润甚至暴利，相关管理部门也从中获取灰色收入，严重侵蚀了国有资源所有者权益。2010年甚至出现山西平鲁价值数亿元煤矿以1万元转让。矿产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严重偏低，例如，目前煤炭资源税标准为0.3～5元／吨，不到价格的2%；天然气资源税标准为7～15元／千立方米，不到价格的3%；石油资源税平均仅为每吨26元，也不到价格的2%。过低的资源使用税导致国家分享的增值收益比例太小，国民享受到的收益更少。矿产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分配不公，造就了一批暴富的煤老板、铁老板、铜老板等，根据2011年住建部与高盛投资联合发布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被称为&中国科威特&的陕西榆林每平方公里坐拥10亿财富，小县城亿万富豪煤老板不下7000人，鄂尔多斯资产上千万的人至少有10万，2010年中国内地90%的路虎被鄂尔多斯煤老板买走。这些暴富群体的奢华生活与低收入群体的困难生活形成了鲜明反差，成为社会不满的焦点。
&&&&　　三是国有企业资本化收益没有被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国有企业资本化收益被企业实际控制人、相关利益群体和内部职工瓜分，国家和全民没有得到合理分享，反而承担大量补贴。国有企业改制及资本化大大促进了企业效率，国有资产价值得以显现，实现了从&包袱&向&财富&的转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分配机制不健全，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相关利益群体受益，使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人利益受损。国有企业资本化过程被企业高管和内部人控制，出现侵吞或低价变卖国有资产现象，企业高管巨额年薪与经营绩效没有完全挂钩，企业内部职工以高工资、高福利享受垄断收益。而且，国有企业同时享受着资源要素、融资贷款等多方面优惠，大部分企业利润却被少数人分享。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58462亿元，但是，仅有很少比例上缴国家，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实际上缴比例仅约6%，2010年更是只有2.2%，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分配（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国家收缴红利也主要在企业体系内部转移，公共财政基本上没有获得国有资本的收益，更没有惠及全民。而且，国有企业还享受了资源要素方面的优惠和财政补贴，相当于得到了全体国民的补贴，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应缴纳地租25787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64%；少交纳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自然资源租金约4977亿元；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1943亿元。此外，部分国有企业大肆涉足房地产行业，家央企中，70%以上的企业都涉及到房地产业务，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央企&地王&；部分国有企业利用政策和信贷优势将巨额资金投入股市、楼市、金融衍生品、大宗商品等非主营业务中，加剧了资产泡沫，进一步恶化了居民收入分配。国有企业资本化过程中缺乏完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少数利益群体几乎可以说是直接剥夺国家或全体国民的财富，引发了社会公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　　四是公共产品资本化造成公众权益受损。部分公共产品资本化使实际控制机构和内部职工得到超额收益，公众为此需要承担高额费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部分公共产品领域的资本化运作加快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经济增长瓶颈，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这一过程中也衍生出诸多分配不公现象，集中体现为公共领域被少数人和利益集团实际控制，资本化的超额收益仅在部门内部分配。而且，这些公共领域往往关系到生计和安全，少数实际控制人拥有较高的谈判筹码，容易与权利部门结合形成垄断势力，导致公共服务的高收费。部分高速公路成为利益集团把持的&创收机器&，名义上的公路成为实际上的&私路&，公共产品的属性被改变。2009年首发集团公路收费高达32亿元，而日常养护支出仅6679.3万元，上市公司宁沪高速2010年收费公路毛利率就高达74%，四川成渝和五洲发展营业利润率分别为66%和67%。高速公路的暴利直接结果便是职工收入的超高，而且严重偏离了职工的人力资本水平。2010年宁沪高速人均税前收入达到年薪10.5万元，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不到一成，五洲发展的收入更高，人均税前收入14.5万元，近八成是一线人员和后勤人员。公共产品资本化的超额收益本质上就是公众承担的高额费用，被少数实际控制人占有，这种严重分配不公已经激化了社会矛盾。
&&&&　　此外，要素资本化过程中还滋生了&权力资本化&。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相关监管制度仍不完善，国有资源要素在市场交易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寻租腐败、权钱交易以及机会主义等行为，如某些政府部门或官员利用土地、矿产资源、企业上市、建设规划等审批权进行寻租，官商勾结分食要素资本化收益。要素资本化过程中滋生的&权利资本化&具有严重的破坏性，成为资本化收益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而且，更容易引发公众不满、激化社会矛盾。
&&&&　　（四）分配不公的原因分析：公有资产收益缺乏合理分配机制
&&&&　　要素资本化收益缺乏合理分配机制导致公有资产收益被私人占有，是分配不公的制度性根源。总结归纳我国要素资本化过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现象，可以看出，分配不公的实质就是公有收益被私人占有，它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一是初始资本化收益的分配不公。国有资源要素首次通过市场交易，即资本化过程中实现了一次性收益，没有价格的资产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本，从而产生了巨额新增财富，但政府并没有明确如何合理、公平的分配，使少部分人过多地占有了收益。二是资本化收入流的分配不公。国有资源要素资本化后每年可以产生新增财富或收入流，但分配权被少数人控制，收益流入部分群体，没有被全体国民分享，这是初次分配不公的最大来源。
&&&&　　在初始资本化环节，收益分配不公导致国有资源要素的市场价值没有充分体现，减少了可供国家和全体国民分配的财富。要素资本化过程中存在所有权转让和使用权（经营权）转让两种情况，如集体土地征占用、国有企业改制由私人承包属于所有权的转让，矿产资源、高速公路等转让主要是经营权，但不管转让的是产权束中哪一部分，初始资本化的一次性收益都存在私人过多占有公有收益问题。一种情况是无偿直接侵蚀国有资产。在没有所有者授权处置国有资源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利用职权、不正当关系等非法处置，将国有资产转变为私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化收益将完全由私人占有，少数人直接获得巨大财富，损害了国有资源所有者利益。这可以说是对国民财富直接的侵蚀、掠夺，造成最赤裸的分配不公。另一种情况是以扭曲价格交易国有资产。在不规范市场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监管严重缺失、要素价格被操纵等，使得国有资源要素被以扭曲的价格完成交易，出现定价过低、贱买现象，低于市场价格的部分便是寻租空间，增值收益绝大部分被少数利益群体瓜分，导致国民财富严重受损。
&&&&　　在资本化收入流的分配环节，实际控制人决定了收益分配权。一直以来国有资源要素的收益分配流程不明、规则不清，分配制度滞后，使得少数控制人决定了收益分配，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第一种情况是分配机制缺失。如矿产资源经营权转让给私人，国家得到的一次性转让收益很少，资本化的收入流仅以很低的矿产资源使用税的形式上缴国家，由于缺乏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巨额利润几乎完全被经营者占有。第二种情况是分配机制不合理、不完善。尽管有相关收益分配制度要求国有企业上缴一定比例的利润，但是根据目前的制度安排，国家拿到的上缴利润比例太低，大部分利润仍然在国有企业内部分流；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也不合理，村集体和村民分配比重过低。第三种情况是分配机制操作不透明、不规范。如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领域通过不正当、违规操作转移利润，将主营业务收入利润转移到其他非主营业务，导致可供分配的收益大幅下降，甚至需要国家财政补贴，而将实际利润截留在企业内部，被少数人瓜分。
&&&&　　因此，针对我国要素资本化过程中两个环节的收入分配不公，要避免私人过度占有公有收益，首先必须明确产权，加强国有资源的控制，避免少数人或利益集团占有实际控制权，其次还必须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保证公有收益能够被全体国民公平分享。
&&&&　　三、如何解决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　　我国目前不仅面临着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但更关键的问题则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所引起的，收入分配问题的&症结&在于分配不公。因此，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问题首先应该把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对于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需要在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基础上，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再分配制度予以逐步解决。
&&&&　　（一）优先消除分配不公
&&&&　　收入分配不公不仅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也是制造社会矛盾、引发社会不满的根源。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既不是发展阶段问题，也不是市场机制建设问题，而是利益格局调整和制度法规建设和执行问题，它并不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自动得以解决。不消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源于国有经济或者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的收益没有被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因此，如何公平合理地处置国有资产及其收益问题就成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此，很多人提出，要消除分配不公，就必须不断减弱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国有经济要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甚至还有人提出更加极端的办法如实施国有经济私有化的主张等。这些看法固然是着眼于治疗社会的&疾病&，但开出的药方则是错误的。
&&&&　　作为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成分不仅不应该被削弱，而且应该进一步加强。事实上，正是近些年公有制经济不断弱化或者说国有资本不断流失，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距加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虽然从功能上来看公有制经济仍然主导着经济发展的命脉，但是从构成上来看国有经济成分比重不断下降，国有经济处于支配地位的局面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国有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9%，非公有制经济占1%。到2000年，资本主要由国家和集体所有和使用的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居民所拥有的资本已经超过国有资本，甚至比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之和还要大。有关研究表明，在2000年我国28.7万亿的资本总额中，国家占34%，集体占12%，居民个人占43%，港澳台及外资占11%（樊纲、姚枝仲，2002）。近些年，经济结构的&国退民进&趋势进一步加快，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进一步下降。2008年全国资本性资产共144.078亿元，其中国有资本占10.50%，集体资本占2.76%，个人资本占79.92%，外商资本占6.82%（李济广，2011）。资本结构的这种变化，必然使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相应改变。随着私人资本在国民财富中比例的增加，其资本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也会不断增加。由于私人资本的占有具有极度不均衡性，其增加必然会带来个体间收入出现更大差异。因此，国有经济进一步弱化所带来的&国退民进&不仅会带来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背道而驰，更会加剧社会矛盾。因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正确途径并非必须削弱国有经济的地位，相反，在国有经济地位不被削弱的情况下，通过完善制度和规则，实现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公平分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从操作上看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当前，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公共产品等国有资产的资本化过程是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消除分配不公就必须堵住这些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漏洞，为此，迫切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和规则：一是要完善土地制度、明晰土地产权，改革集体土地征占用制度、提高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份额，将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二是要建立更加严格的矿产资源使用制度，尽快开征资源税，提高矿产资源使用税标准，建立矿产资源企业的利润分成制度；三是需要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加强监管，提高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国有企业收益应该尽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对于关系到生计、安全的公共事业、自然垄断和战略性资源行业应该谨慎上市；四是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共产品的资本化运营，对于已经收回成本的高速公路、市政交通等企业应当尽快清理整顿，严格监管私人部门进入公共产品领域，降低公共产品服务费用。
&&&&　　（二）通过完善再分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
&&&&　　一般来说，正常市场机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具有阶段性和可控性，调节这类收入差距的政策手段也比较明确，发达国家的经验实际上已经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经验：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可以通过完善再分配机制逐步加以改善或者说解决的。当然，缩小收入差距既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需要考虑我国的制度特点和现实可能性。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　　一是加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实施按家庭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当前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不足局面，一方面需要尽快征收财产持有环节的税种，例如房产税和遗产税等，另一方面需要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从分类征收转变为按家庭综合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按收入来源分类征收的制度，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经过几次调整后已经提高到3500元／月，但由于各项所得适应税率不同，费用扣除标准不同，那些收入来源渠道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总能够想到办法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必然会多纳税，从而造成工薪收入税负过重，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力，其结果，个人所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工薪税。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工薪劳动者收入水平增长相对缓慢、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较低的情况下，相对过重的工薪收入税收负担不仅使个人所得税难以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格局中不利于劳动者的局面。反观世界上其他国家，个人所得税大都是实行以家庭为基础的综合所得税制度。据不完全统计（贾康、梁季为，2012），在110个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或地区中，有87个国家（地区）先后采用了综合税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国家，1799年开始分类征收个人所得税，1909年改革所得税征收办法，从分类征收转变为综合征收。美国1913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税制。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实施综合税制。所以，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来看，亟待进一步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尽快实施按家庭综合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
&&&&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作用不足，也是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再分配手段，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活力。从国际上来看，存在两种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种是俾斯麦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需要个人缴费并强调待遇与缴费挂钩，但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较差。采用这一体系的国家包括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另一类是贝弗里奇体系，这一体系不强调收入与缴费挂钩，旨在提供一种基本水平的社会保护。它强调社会公平，具有相对更强的收入分配效应，采用这一体系的国家包括如英国、丹麦、荷兰、瑞士等。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是俾斯麦体系，也不是贝弗里奇体系，而是上述两类体系的混合体，其中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制度体现了俾斯麦体系的特点，而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则混合了俾斯麦体系和贝弗里奇体系的制度设计。由于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待遇水平较低，保障程度不足，总体上来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更多地体现了俾斯麦体系的特征，所以，其再分配作用不足主要是制度本身所决定的。因此，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入手，增强制度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发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再分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为此，可以考虑在全国推行高龄津贴制度或建立统一的非缴费型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职业年金制度和企业年金制，降低俾斯麦式制度的比重，增强贝弗里奇式制度的作用。
&&&&　　三是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解决外来人口的同等待遇问题。在当前公共服务提供中，最大的不公平来自于生活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个城市的人被区分为不同身份而差别对待，其中那些已经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中的农村人口是遭受不公对待的主要群体。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2.2亿，其中大部分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这些流动人口离开农村后，实际上就脱离了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但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和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又以是否拥有当地户口为准入条件，从而造成了流动人口被排斥在流入地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形成了所谓&半城市化&的格局。按照常住人口来看，目前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如果按照户籍来看，具有非农业户口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仅为35%，二者相差1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大约1.5亿左右离开户籍地的农村人口无法和流入地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由此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年在个别城市甚至不断发生外来人口和当地户籍人口的群体冲突事件。因此，加快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城市或地区的外来人口纳入到当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去，这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为此，国家可以考虑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托的公共服务提供体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居住证制度，一个人只要在城市有稳定住宿和工作，并居住超过一定年限，就应该享受到和城里人相同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和住房等待遇。
&&&&　　通过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以及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就会大大增强。如果中国也能够建立起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再分配调整机制，收入差距将会大大缩小，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得到解决。
&&&&　　参考文献：
&&&&　　Knight 邓曲恒 李实，201l：《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管理世界》第11期。
&&&&　　蔡防 都阳，2011：《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动态》第9期。
&&&&　　陈光金，2010：《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陈志武，2009：《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陈宗胜 马草原，2012：《城镇居民收入差别&阶梯型&变动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财经研究》第6期。
&&&&　　程永宏，2007：《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樊纲 姚枝仲，2002：《中国财产性生产要素总量与结构的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　　高文书 赵文 程杰，2011：《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计的影响》，载《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何立新 佐藤宏，2008：《不同视角下的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与收入再分配一一基于年度收入和终生收入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5期。
&&&&　　胡志军 刘宗明 龚志民，2011：《中国总体收入基尼系数的估计：》，《经济学季刊》第4期。
&&&&　　贾康 梁季为，2012：《国际个税征收的五个特点》，《当代金融家》第1期。
&&&&　　赖德胜 陈建伟，2012：《我国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或已来临》，《决策探索》第5期。
&&&&　　李济广，2011：《我国现阶段财产所有权结构统计评估》，《中州学刊》第4期。
&&&&　　李实 罗楚亮，2011：《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一一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经济研究》第4期。
&&&&　　李卓，2009：《新中国60年税制建设回眸》，《税务研究》第10期。
&&&&　　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研究报告。
&&&&　　许冰 章上峰，2010：《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倒U型多拐点测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2期。
&&&&　　赵人伟，2007：《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问题分析》，《当代财经》第7期。
&&&&　　周云波，2009：《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第4期。
&&&&　　Atkinson A. B.，Bourguignon F.（2000），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Volume 1）。North Holland.
&&&&　　Gustafsson，B.，Li，S.，Sicular，T.（2007），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New York 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S.，Zhao R.（2011），&Market Reform and the Widening of the Income Gap&，Social Science in China，No.2.
&&&&　　Nagel J.（1974），&Inequality and Discontent， A Nonlinear Hypothesis&，World Politics，Vol.26.
&&&&　　Ravallion，M.，Chen，S.（2007），&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2.
&&&&　　Richard H.（2011），&China's Emergence as a Market Economy：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Working paper，March.
作者：&张车伟 程杰&&
来源：&《经济学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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