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鞍钢集体员工,88年上班,99年下岗买断,现在单位给交一半的保险,现在我要求买断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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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辽宁企业任用协力工 规避《劳动合同法》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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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14 发布在
不知道网上的各位网友有没有从事钢铁行业的,对于这些个下岗工人,现在的顶岗临时工们每月左右的工资有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苦脏险累"工作有没有切身感受,这次准备给下岗工人的岗位是精整打包,皮带工,养路工.连接员.而且定得每天40元钱工资的待遇,精整打包就是刚出轧机的通红的钢卷用打包机把三条钢带打到钢卷上面.每天八小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三伏天,工人们也要穿棉衣,因为钢卷远比灼热的夏天还要灼热.每天汗出如浆.皮带工则是烧结,白云石等厂,在严重危及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你听说过矽肺病吗?每天出来弄的好像刚出井的煤矿工人到不可怕,可怕的是,烟尘中的粉尘会把你的肺灌满铁砂等东西.养路工则是在铁路线上维护线路,换钢轨,抬石料,埋石料.连接员则是每天趴在火车车皮上面,链接车皮,脱卸车皮.你可以想象一下风吹日晒雨淋,夏天坐在灼热的铁皮车帮上面,冬天坐在冰冷的车帮上面.还要小心不要掉在车下被铁轨碾成粉碎.凌钢有几个被碾成粉碎的连接员例子了.大家如果在钢铁行业干过,可以说说工资情况.据一位工友和凌钢人力资源的人聊天,听他说过,一线的工人,很少有活过70岁的,因为他是发放退休金的,所以他的话绝对有权威性!    辽宁企业任用协力工 规避《劳动合同法》受质疑 日11:08 记者观察         本刊记者 邓轶夫 见习记者 冯丽娜              2008年1月,辽宁省凌源钢达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钢达公司)下属焦化厂19名工人被分到新成立的一个子公司。自此,这些工人的身份有了根本上的转变:他们将由原来的“顶岗工”成为“协力工”。与此同时,辽宁省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凌钢)开始大批量招工。消息传出,立刻在钢达公司员工之中引起轩然大波,“企业在规避新的《劳动合同法》”的质疑声一出,人心浮动。              国企员工“买断”工龄下岗              罗友军,原凌钢职工。1994年从部队退役后进入凌钢做了一名经警(经济警察),1998年7月,根据企业需要安排到企业培训中心,1999年进入凌钢炼铁车间工作。2002年3月“买断”工龄下岗,到由凌钢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参股的一家公司做了一名股东。后来该公司改制为钢达公司。2003年7月,罗友军与钢达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2006年合同期满,双方再次续签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罗友军说,虽然经过这一系列变化,自己的工作却没有变,他始终工作在凌钢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和他一样经历的还有370多名原来凌钢的“下岗”工人。下岗之后的上岗,他们已经不是凌钢原来的职工,而是由钢达公司在以收取中介费、劳务输出的方式“派遣”的“顶岗临时工”。工友们简称“顶岗工”。罗友军的伙伴说:“顶岗工”也是凌钢的工人啊,我们对凌钢有着深厚的感情。尽管待遇低了,毕竟还没有离开凌钢这块热土。              顶岗工与协力工              罗友军说,钢达公司的人事关系也在变化着,消息灵通的人说钢达公司正在成立一个新的“协力公司”,准备把总计380名在凌钢岗位上的“下岗工人”归到新的公司里去。那样,原来的“顶岗工”就成了“协力工”。有人透露是因为《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临时用工的期限,劳务派遣最长不能超过半年。据说“协力工”是个新名词,不在《劳动合同法》约束之下。罗友军说,这就是在规避《劳动合同法》,侵害职工的合法权益。而规避者并不是钢达公司,而是一直给钢达公司提供岗位和受益于“临时工”这种用工方式的凌钢。              罗友军说,当初下岗再就业完全出于对凌钢领导的信任,还有作为职工对企业的奉献精神。当初,在做下岗动员时,凌钢有关领导表示:“企业好比一艘船,眼前船超出负荷要沉了,不得不卸下一些人,等到情况有了好转,首先把你们请回来。”现在眼看凌钢的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们的“利益”却下了船。身体还是在船上为凌钢做着贡献,可身份离得越来越远。当我们有一天真正成为“协力工”的时候,我们可真就彻底与凌钢无缘了。              据罗友军和他的工友们反映:2008年,凌钢准备大批量招工,1月份已经招进了500人。而与此同时,已有19名老员工被分到了协力公司。在他们看来,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方面把他们这些在岗员工越推越远,一方面招用新人,这不是有意在规避《劳动合同法》又是什么呢?              业务外包之说              2月19日,记者采访了凌钢人力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该部门侯部长称:1997年凌钢职工下岗期间,凌钢在辽宁省朝阳地区真正起着给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是全省的一个典范,而且得到了国家的褒奖。因为凌钢落实“下岗”政策不是“一刀切”,确实是通过业绩考核淘汰下去的。后来下岗的影响波及到一些家庭,下岗职工的家庭就成了特困户,凌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选择性地吸纳一部分人回来“顶岗”作为临时工。这也是一种劳务输出方式。因为这时大部分人已经到了再就业中心或者处于被“托管”的情况。              后来,国家又出台政策:关闭再就业中心,下岗职工向失业并轨。钢达公司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些下岗职工用下岗补偿金,以“认购股权”的形式加入到钢达公司。至此,他们完全和凌钢解除了劳动关系。              记者:凌钢和钢达公司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侯部长:二者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企业。从前是父子关系,现在是哥们关系。              关于“协力”的问题,侯部长介绍说,其实不是一种用工模式,而是一种业务发包的办法。由于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凌钢有关部门感到以前那种劳务派遣关系对企业很不利,因为政策不允许。凌钢通过走访首钢、鞍钢等企业,觉得这种叫“业务外包”的方式更适合企业,因为企业不宜大量招工,招完工不用会是很麻烦的事。谈及“协力”的好处,侯部长说:“下岗工人如果没有企业来用,那他们可就是彻底没的干了。对于企业来说,这样做也确实降低了用人成本,实现了双赢。”            职工返岗呼声强烈 日11:08 记者观察         记者:你们这项举措和想法开始于什么时间?              侯部长:就在一周前。              记者:这样的事发生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是否有规避新法之嫌呢?              侯部长代表自己答:“规避就是规避,没有什么嫌疑之说。作为企业来说,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存活也是职工受益前提。企业选择适者生存的办法是合理的。”              就凌钢近期大批量招工的问题,侯部长说,企业有它的自主选择权,不能说因为一批人的下岗,就再也不能招工。而且,此次招工范围也包括下岗和顶岗职工的家属,是件好事。              记者随后采访了钢达公司有关负责人,他表示当初凌钢在贯彻落实中央下岗分流政策上有些偏差,本要求企业效益不好时职工才下岗,而凌钢当年的领导理念则是“企业形势越好越要减员”,并对下岗职工承诺,“一旦形势好了需要人的时候,优先让你们回来。”结果现在不是了,一个也不让回去,而是在社会上招了500人。这位负责人还说他和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也探讨过,原则上企业用人的话就不能让人下岗,如果年龄不超身体素质还好的话应该用人家,即便这些下岗工人没在凌钢干,如果人家愿意都可以回来;何况人家当初才离开凌钢岗位3个月,接下来以临时工的身份又干了10年呢!他说,下岗的时候凌钢就搞“左”了,那时候为了竞争上岗,以下岗职工的境遇激励岗上职工珍惜岗位,而不是因为企业真的不需要人了。这边职工下岗、那边临时工上岗,这些年凌钢确实用临时工来降低用工成本。              据介绍,凌钢从钢达公司用临时工,每人每年只需花费1.5万元,而凌钢在职职工每人每年发放工资4万多元。              该负责人认为,这件事最终需要解决。“这些‘顶岗工人’有经验和技能,在凌钢干了这么多年,对凌钢是有贡献的,凌钢不能像当初动员下岗一样只给人表面的荣誉、拿嘴糊弄人。下岗时我们的工人是做出牺牲的,当初一个工段、一个工序地停产,一个生产厂子的职工集体下岗、整个编制地下岗,根本不是末位淘汰下岗,不是你不好你下岗,很多都是岗位上的骨干。返岗以后,‘顶岗临时工’当班长,去领导在岗的长期工。可是,‘顶岗临时工’一年才挣1万多,从情理上讲说不过去!”              罗友军说,其实,“协力工”就是临时工的代名词。这是企业在偷换概念,是企业不守诚信、不尊重工人、不尊重现有法律的表现。他觉得无论凌钢的有关部门为了企业的利益怎样规避法律,终究还是要在法律的约束之下。他们要依靠《劳动合同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采访即将结束时,钢达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钢达公司有原凌钢几名下岗职工,既没和凌钢解除劳动合同,也没有和钢达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他们的各方面待遇和保险也仍是悬空的问题,这次,新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给他们的命运提供了转机。他表示,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这几个人胜券在握,如果他们维权成功,那这380名顶岗工人同样也有机会返岗:因为他们曾经积极响应号召,为凌钢做出贡献,以后也一直没有离开凌钢的岗位,凌钢在企业发展以后是不该忘记他们的。              相关人士表示,凌钢采取“业务发包”的用工模式,无疑是给钢达公司的用工制度增加了压力,变相把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用工增加的成本,甩给了合作对象。采访中凌钢人力资源部侯部长也表示:“钢达公司对‘协力用工’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反之凌钢有权做出其他选择。”对于钢达公司来说,因它特定的背景和现状(领导和员工都是凌钢的下岗职工),很难欣悦地接受这个说法。相关人士说:“如果钢达公司接受凌钢的协力用工方式的话,按照新法规定,钢达公司就应给职工一个基本工资保证,而不是如以前那种劳务输出模式,只把凌钢的工资转发给职工。这样一来,如果钢达公司职工能接受这种用工模式,那他们得到的将会是‘双薪’。”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无论如何,在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后,随着我国法律对劳务派遣、企业临时用工的严格限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更大限度地得到保护。而类似于罗友军这种“顶岗工人”的时代也将一去不返。相信,即将出台的《劳动合同法》细则将会补足新法的一些欠缺。法律专家也将尽可能研讨出遏制企业用各种方法规避新法的可能,而“协力工”这种模式是否也能提到法律议事日程上来呢?我们期待着。               可以看看    履行记者使命关注职工命运我戳了“老虎”的屁股?     日 17:21:35 作者: 邓轶夫     3月5日,《记者观察》杂志发表了我的名为:“辽宁企业任用协力工 规避《劳动合同法》受质疑”的文章,随即,以新浪网、中国网为主,包括新华社河北分社的网站相继转载。国内网友也有所点评。         在此文发表前几天,我相继接到了几名关键人物的电话:一位是: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一位是: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一位是凌源钢达集团劳动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对于那位宣传部的负责人来说这次的电话我明显感到他是用威胁的口吻在和我讲话,他说:“职工采访的事你真得认真详细核对一下,如果你的稿子发了以后,职工找凌钢闹事来,到时候咱也把你一堆牵扯进去。和谐的事你得往和谐了整,整大发了咱俩谁也跑不了。”         以上这番话是他们通过凌钢职工的口中知道了我这篇报道的大概内容,第一次对我作出的反馈。实事上,在2月24日,根据约定我已经把稿子的清样用邮件的方式给他发了过去。随后,他们打开邮件再次致电给我,这次这位宣传部的负责人称谓我是“大牌记者”、“高”、“清廉”。“大牌记者”我不知该怎样理解为好?“高”按照他的说法是我的文章表达方式主要引用了别人的话,没有我的看法,这一点我告诉他是我必须遵守的原则。至于“清廉”,是因为我在采访他们结束之后,临走时,他们以新闻界同行的名义送了我两件礼物。我再三推辞不过收下来放在职工那里。我离开凌源之后,便请职工代表把礼品给他们送了回去。想起当初他们给我送礼物的态度和听说我稿子要发表后的截然不同的反应,我依稀感觉到了一个人将要被“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气氛。     这是关于我的“辽宁企业任用协力工 规避《劳动合同法》受质疑”这篇稿子,凌钢宣传部门负责人的反应。人力资源部呢?侯部长电话里对我说,稿子是失实的,尤其是关于规避劳动法那段完全是断章取义:侯部长代表自己答:“规避’、就是规避,没有什么嫌疑之说。作为企业来说他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企业存活也是职工受益前提。企业选择适者生存的办法是合理的。”随后,他重复了他认为他当时所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规避就是规避,没有之嫌之说,但是,能不能规避成在法律,如果法律规定了一也行二也行的话,那你企业就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法律规定了没有缝可钻,就不存在规避这一说。我的说法就是说,你要是能规避成就是合法的,规避不成就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之嫌之说。”难道是我错了?我急忙又听了一遍采访录音。发现根本没有他现在说的这段。         钢达公司负责人呢?这位曾经夸我稿子写得好,应该接续报道的负责人,耐不住压力这时也改变了口径:“你这稿子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了!”他的意思是职工在“罢工”、“闹事”都是因为我的稿子。可当我用事情的真正原因反问他的时候,他又确实无法辩解。这些顶岗职工和他的公司签的是到09年的合同,而他却要职工离开原岗位另就业,职工不顺从是有道理的!记得该负责人曾经就凌钢几名没有解除劳动合同却离开凌钢到钢达工作的员工的问题说:你原来的合同没有解除,我是不能和你再签合同的。此时,他对于这种做法的理由是:这些职工的原岗位没有了,就得另谋出路。那么,原岗位确实没有了吗?而据职工说,他们的岗位是被别人顶了!至此,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作为钢达,他当初和凌钢所签的合同是怎样的呢?就这样单方面的终止了合同?是平等协商还是单方撕毁?如果合同到期就这么凑巧?偏在此时结束?这是我下一步应弄清的事。         然而,我还有这样的机会吗?从凌钢宣传部到凌钢人力资源部再到钢达负责人,在报道刊出后,他们都试图否定原来自己所说的一切。甚至,把职工订阅刊物的事都归罪于我,说是职工在买通我。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凌源百度贴吧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帖子:“写此文章的记者,收了8000元的好处费,有偿报道!!!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省政府已向有关部门声明,此人利用新闻媒体煽动闹事,破坏和谐。 此事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看看吧:省政府、煽动闹事、破坏和谐、引起国家重视。这样的一顶帽子不是哪个人能顶得住的!这样的一篇完全是客观公正的稿子,因何呛了有些人的肺管儿?正向有些人说的那样:“你的稿子我们需要审。罗友军就是个下岗工人,你要交代清楚!”我没交代清楚吗?还是需要根据谁的需要交代清楚?那干脆你来写我的稿子吧。“我不同意你发表!”是因为我把你的言辞公布于众了?我可是很保留了的啊,没把你那些对职工和国家含有攻击性的语言发表出来。你说没有把你的全部言论发表,是断章取义。可你那扬扬万言我怎么才能全面取材?你不同意我发表我就该不发表?你是谁呢?还是我采访的对象、当事人吗?你是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部门对一篇完全出于客观公正的稿子也是不会封杀的。莫非你是老虎?除非你是老虎吧!历史上有武松、近期有《法人》杂志的朱记者,也有西丰县党委书记。用新闻人的话说“黑的就是黑的、白的也就是白的。要想黑白颠倒除非你掌握整个宇宙!也许接续报道很难做下去,但是,我相信接下来的一切绝对不是有某些人来主宰。社会的进程在推动,法制也将走向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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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泡沫破裂,所有的说教都失去了作用,所有的恐吓也失去了作用,事实上,工人听不到恐吓,恐吓更多的是对我们这些人,我们中间还是有人糊涂到不明白这个道理――帮工人维护利益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萧条不是只会让工人失去工作,只有农工有钱消费,我们才会有工作,只有农工富了,我们才可能富或者更富一点。工人们默默的在风雪中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的被歧视和欺压,现在全世界都在受到报复。还有很多工人会离开家乡,接受微薄的工资,但是只要他们继续被漠视,经济的波动就不可避免,而且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不是因为因为我们国家有太多农工,而是因为一个对农工(实际上对所有人)冷酷无情的制度。权贵的身家缩水了,股票价格大降,而物价在上升,但是它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财富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它们依然锦衣玉食。你们在有人为讨工资跳桥而被堵住的公交车上骂:要跳你就快跳,别害我们迟回家;你们听任走鬼被城管驱赶,甚至因为自己生活受影响而支持城管的作为他们就不能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如果不是城市有现实的需求他们又做什么走鬼?你们看着春运售票点前面在寒风中彻夜排队的人无动于衷,甚至感到厌烦。当每个人都变成无辜者的时候,真正的无辜者彻底沉默了。我们的眼睛不是用来明察事理的话,那只能用来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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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08 &&
“趟地雷阵”的精简行政机构尝试的失败就可以看出,即使最高统治者,对这个业已成熟的体制亦存无力和无奈感。如今数年时间又过去了,政治权力归属已经尘埃落定,经济资源已经“瓜分”完毕,“新”体制巍然屹立,任何改变既定资源配置格局和分配模式的企图都将它面前碰壁,铩羽而归。从今往后,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个新老交融的体制都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继续改造我们的国家,也同时改造着我们。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而是走上一条官僚体制主导的歧路并将被永久性地锁定在这条路上的问题了。这条路的尽头,也不是什么美丽的主义社会,数千年来官僚体制最终导致了什么结果,就会是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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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9:03 &&
同工同酬权权何以被长期漠视 刘效仁  为什么我工作了20多年却始终是临时工?为什么我做着和别人一样的工作,却只有别人几分之一的报酬?   54岁的张定和以及被四川省射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辞退的12名“临时工”,一起将对方告上法庭。公民平等就业和同工同酬权在现实中正普遍遭受用人单位的侵害,却也从来没有得到必要的社会关注及司法或行政救济。此案作为《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实施后四川乃至全国第一起要求同工同酬权的集体诉讼案,能否胜诉不仅成为众多“同病相怜”者关注的焦点,也意味着公民平等权利保障能否开启新的纪元。(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各有各的不幸,但张定和“临时工”的身份遭际,仍带有普遍性,甚至是某种宿命。通过招聘进入用人单位,干一样的活,却不是一样的薪酬。不独工资差距大,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全无,成了末等公民。即使拥有高等学历者,亦难免“编外”的身份尴尬。经过考试应聘到某省一事业单位工作已有十余年的硕士蒋某,作为“编外”其工资比学历低得多、工作技术含量也要低得多的编制内人员至少少1000元,还不能享受其他福利。问题更在于,他们随时有被解聘、辞退的危险。  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第3条,就明确规定了职工应当同工同酬。劳动部还专门发文称:《劳动法》实施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各类职工在用人单位平等的享有各种社会保险及有关福利待遇。相对正式职工而言的临时工名称,早已一去不复。可法律要变现为公民的权利却路途十分遥远。13年之后,“临时工”这样的词汇竟然还出现在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这样一个省级单位的文件中,并成为张定和们被辞退的依据。  值得警觉的,目下劳动领域内不仅“临时工”现象大量存在,且《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实施后,用人单位为规避法律,剥夺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权”,现已经开始使用“劳动合同短期化”用人方式,如订立11个月的劳动合同,合同期内身份为“临时工”,不享有“正式工”待遇等。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如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无法实现。  虽说,张定和等人的案件涉及原告的宪法平等权和《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规定的同工同酬权。省信联社文件对在职职工进行不合理的身份区分,涉嫌违宪。不幸的是,对受害者来说,维权的成本何等高昂,违宪的用人单位却未必会受到最起码的制裁。况本来以保护劳工权益为己任的职能部门,也往往偏袒迁就资本方,甚至一些地方官员以取媚于企业为能事。张定和们正式诉诸法院之前,也曾向该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诉。结果却认定,张定和与被告之间存在的是事实劳动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双方都有自由解除权。用张定和的话说,“事实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正是因为单位不跟我的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造成的,怎么能用被诉人的错误来惩罚申诉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第二十条居然成了双方在法庭上共同援引的法律条文,就暴露了原法律的缺漏和不周延,让企业有空子可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意味着一方不同意就不可为,“应当”似乎更无强制性权威性可言。尽管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有了完善,根据新的适用原则,新法实施前已经审理终结的,不再使用新法,尚未审理或尚未审理终结的适用新法,可张定和们要胜诉仍然未可乐观。甚而至于“临时工”身份歧视,有可能导致本来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反而成了套在劳动者身上的枷锁。  资本的强势蛮横,政府部门的消极无为,法律仍是纸上的权利,工会组织的软弱缺席,职工的孤单无力,共同构成了平等就业同工同酬的公民权利,依然受到公然漠视和粗暴践踏的社会机制和土壤。要改变这一现状,仍需制度发力,司法推动。全国首例要求同工同酬权的集体诉讼案能否胜诉,不可小觑也。  
  通联:安徽省砀山县道北东路45号,235300电话,办  电子邮箱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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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原来政府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全部资源在他手上,什么事情都是他说了算,他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情况。任何人一旦拥有这个机器,都会产生一个幻觉,把整个国家机器的能量看做自己个人的能量,坚信他的能力是无边的,他不是人,而是神。每个公民跟他都不对等,他想整谁就可以整谁,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这就把每个人都置于恐惧之中,现在不是这样了,社会压力每天都在增长。今年“两会”吵得很厉害,主要是针对公共政策的批评。这种吵,就是对政府的压力。这在过去是没有的。那么社会压力为什么越来越大呢?答案很简单,社会压力来自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公民运动逐渐增长的趋势。什么叫公民运动?公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就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一个公共事件,通过这些事件,定向地改变一项一项公共政策,通过改变具体的公共政策,最终影响到整个公共政策的形成机制,形成一种压力推动的公共政策机制。这样的时代,我叫做公民运动时代。孙中山对中国宪政有个规划,就是军政、训政、宪政。其实中国社会早进入了训政时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个训政不是一个中心规划出来的,而是由无数个体无意识的、自发地或者自觉地投入所形成的。压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就是对执政者训政的过程,让他学会怎么跟公民打交道,怎么制定公共政策。没有压力就没有进步;有一点点压力,它就有一点点进步。我认为政府这些年在进步,根本原因就是一系列公共事件所形成的压力增长了。2007年年终,我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社论,把这一年称为“公共事件元年”。这之前,中国公民运动很少产生积极结果,总是失败,对民间信心打击很大,维权的人自己都很沮丧。但是到了2007年,公共事件此起彼伏,而且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钉子户”事件赢了;厦门PX事件赢了;其他小的公共事件,像重庆彭水诗案等等,结果也都非常好。这对民间信心的提升是前所未见的。现在,公众普遍意识到,第一,公共政策跟个人的福利是相关的;第二,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改变它,并不都是政府说了算。现在很多公共政策的出台,都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个过程就是施加压力改变公共政策走向的过程。所以,通过社会压力改变公共政策、改变政府执政方式的时代,在中国已经到来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停滞了。但是从更宏观的角度讲,全社会其实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准备,这就是观念的改变。原来把“以人为本”当作和平演变的工具,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总之都是洪水猛兽,在公共领域不能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公共领域,报纸、杂志,网络、电台、电视台,以人为本,自由、民主、人权成了天经地义,在观念层面上已经颠倒过来了。哪个媒体敢说中国就是不能搞民主,就是不能搞宪政,就是不能搞以人为本,就是不能讲公民权利,就是不能讲权力制衡,哪个媒体就会被公众抛弃,就肯定没有市场。常常听到左派抱怨说,你们讲自由,讲多元,我们也是一元,但你们老是不发我们的东西,不给我们空间,可见你们也很专制。其实他们说错了,不是媒体搞专制,是老百姓在选择,是读者在选择。比方说某个教授否定民主,发表一篇他这方面的文章,不知道多少人会骂你;持续发这样的文章,你的报纸就完蛋了,你的杂志就完蛋了。老百姓不看你的了,因为你说的不是人话。现在媒体进入了一个市场时代,大家要竞争。你硬要把他反感的东西塞给他,他没法阻止你发表,但至少可以决定不买你的。都不买媒体就没有市场了。为什么现在媒体到处讲人权、讲自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人话。老百姓只看说人话的东西。中国的观念普及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上亿的读者都需要这些东西,对它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中国媒体什么人最牛?不谦虚地说,就是做评论的。为什么做评论的人牛?中国真正优秀的评论家其实很少,很多评论家都很幼稚,水平很有限。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很火。为什么?需求太大,供给太少,供给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只要你的文字通顺一点,道理讲得透一点,你就不愁没有发表空间。因为老百姓都想读这种东西。各个时政媒体之间的竞争,主要就表现于时评竞争,大家都在抢时评。这就是一种观念的普及,就是我们所说的启蒙。我们往往把自己当启蒙者,其实是老百姓自己启蒙自己,他通过对媒体的选择,对作者的选择,完成了这个启蒙过程。广州最牛的报纸是《南方都市报》,而《南方都市报》牛就主要因为它的评论牛。为什么《南方都市报》评论牛?就因为他讲民主,讲自由,讲宪政,总之是讲人话,从这个角度来关心公共政策、评论公共政策,进而影响公共政策。1980年代也讲民主和宪政,但那只是精神美学意义上的民主和宪政,停留在形而上的层次。大家都觉得那个东西好,人家有,我们也要。至于为什么要?要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宪政?谁都说不上来。现在要的民主不是形而上的,不是抽象的,它就是公共生活当中一些日常的问题,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用公共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肯定会吃亏。不想吃亏,就必须换一个思路来解决。什么思路?当然是跟发达国家宪政体制更接近的思路。这种情况下,跟老百姓切身利害相关的民主和宪政的意识,就开始普及了。执政者的压力从哪儿来?就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每个人的心中,自发地生出来。数以亿计的公民普遍觉醒,从方方面面给政府施压,但是这种施压也没有到撕破脸皮的程度。我给政府留点余地,政府也给我一点让步。因为大家要求不过分,都是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政府除了让步,也没有别的选择。我认为,老百姓的观念这几年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变化就是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还在延续,还在升级。这种进步不得了,它是最可靠、最稳健的进步。几亿人抱成团,一点一点往前推,八年推了这么远。我觉得中国社会进步需要的是时间。如果再来一个八年、两个八年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政府没有成为牺牲品,他实现了自我转化,知道宪政政府应该怎么做;老百姓也没有成为牺牲品。大家都是赢家。中国社会现在开始形成合力记者:我看您有一篇文章《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写到雪灾期间广州火车站的春运问题,政府对大批滞留人群没能及时实施救助,很多人感到失望。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怎样才能提高?笑蜀:原来的政府是个整人的政府,不是提供服务的政府;后来的政府是个赚钱的政府,也不是提供服务的政府。你就是我的统治对象,我为什么要讨好你?他没有这个意识。任何专业都是要有经验的,他没搞过服务,当然就没有服务经验。到了需要服务的时候,他不会做,或者做得很笨拙。发达国家对付水灾、火灾、地震等突发事件,有固定程序,政府知道怎么应对。作为一个公共政府,这是一种本能。我们的政府没有这个本能,所以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不知如何措手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时有几十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最初实际上没什么救援可言,政府很少提供救援物资。为什么?不是救援物资没有到位,而是他没有提供服务的能力。比方说,他没法判断哪些人是需要救助的,哪些人是真正的旅客,哪些不是旅客。几十万人等着救助,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鉴别。所以,他就不鉴别,不提供救援,宁愿物资堆在那里。后来媒体批评太厉害,压力太大,他不得不发救助物资,干脆不鉴别了,人手一份,你来十次、二十次我都给你,救援效率很差。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情况下会有很多力量投入救援的,尤其是NGO.NGO是什么?它不是跟政府对着干的,它实际上是社会服务的专业组织,每个NGO都有它最擅长的、最专业的领域。比方说,怎么缓解旅客的心态?怎么把相关的信息传递到旅客当中,让他们安定下来?怎么跟他们沟通、谈判?这方面,政府比不上专业性的NGO.我到美国走了一趟,感觉最大的特点在于美国的民间力量非常强大。几乎任何一种社会需求都有NGO去满足。比如说,有一批老人太孤独了,想找人聊天,这种需求被发现之后,就有热心人愿意做这个事情。老人的基本生存可以由政府负责,但是陪着聊天,难以由政府完成,就产生了一个特定的NGO.它就一个功能,找人陪老人聊天。但这属于纯粹公益,只陪老人不上班挣钱,自己的生活怎么办?那就向企业募捐。企业也愿意出这笔钱,因为这笔钱要么作为税收交给政府,要么捐给NGO可以少交税,它的利益没有损失。有了资金保障,可以专门陪老人聊天,老人高兴,社工高兴,政府也满意,皆大欢喜。从此我天天陪老人聊天,在老人心理安慰方面我是最专业的,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你们找我好了。专业NGO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它以市场供给的形式来提供某种公共品,满足个性化的小众需求。政府只能满足普遍的需求。他要满足个性化的小众需求,成本太高。如果有专业NGO来提供这种公共品,那就是举重若轻。如果NGO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就会出现无数个专业NGO,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需要,几乎都能找到相应的NGO,马上派用场。但是我们这里,由于管制过于严格,NGO发展不起来。当某种紧急需求出现,政府没有能力满足时,民间往往也无能为力,就是政府愿意让NGO来做,这时也来不及了。记者:你从学校到媒体,心态有什么的转变?笑蜀:我原来在大学教书,社会上的东西知道得很少。那时我非常理想,觉得只要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人,肯定都是最优秀的人,最可信任的人。2002年我离开书斋,到了北京,才发现某些民主口号喊得非常响的人,他们的个人品质未必像我想象的那样好。有些人跟独裁者没什么区别,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形式,以及他们跟人打交道的逻辑,几乎就是独裁者的投影。这是我的第一个转变,就是对江湖的认识有所改变。庙堂方面,情况也不完全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糟糕。坏人为了利益固然是进去了,但相当一部分优秀的人也进去了。我觉得,优秀的人之间有一种心理暗示,有一种默契,谁在做什么,大家都去帮他做,同时帮他控制风险。所以,我们每跨出一步,尽管进步可能都不大,一步可能只跨了半米,但这半米是扎扎实实的半米,跨出就收不回去了,而且几乎没有代价,没有风险。中国社会现在开始形成一种合力,民间与民间、庙堂跟江湖之间开始形成合力了,朝着一个方向用劲。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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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59 &&
胡适先生说过,要怎么收获,就怎么耕种。换句话说,你怎么耕种,就怎么收获。这也是俗话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中理性的增长会挫败对不公正不加批判就接受的态度,也会使统治集团意识到自己的主张虚假空洞而使士气受挫,从而使他们不能以自欺欺人的方式去维护他们的利益与特权。社会中理性的增长还会进一步通过揭示统治集团的特权与无权阶层的痛苦之间的联系来挫败统治集团的社会威望。”(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第二章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理性资源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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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1:42 &&
没有自己的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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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11 &&
[转贴]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文章提交者:上扬斯克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陈志武: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2007年,中国政府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才能养活政府一年花的钱。 也就是说,目前全中国10亿农民花的钱加起来,都不如政府花的钱多。[注意:21%的各种财政收入当中,还没有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和部门的三产收入,如果加起来的话,可能会远远大于文章中21%的比例。仅计算土地和国有资产收益后,政府的收入已经不是5万亿,而是高达14万亿,占GDP的56%以上]令人震惊的数字。(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1,跟历史比,跟美国比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美国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中国则是20%以上),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1/4。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2,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结果居然是,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3,财政税收之外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4,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中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1/3。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1/4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3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5,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中国只有15%的财政开支花到民生上,而美国却高达61%: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人均差距为100倍。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美国政府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陈志武,原文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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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首页 >> 理论频道 >> 社会研究&&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四大不公" 破除成改革难题&&日 09:50:07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1}&&&&&&&&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有三点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在中国,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二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三是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四大不公”困惑中国经济 &&&&所谓不公指的是由于制度、权力等外在因素,人为地造成经济行为歪曲,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细分析,目前中国有四大不公: &&&&――资源配置不公。从行业准入看,许多领域民营经济进不去,而国有企业长期获得垄断利益,职工获得超额报酬;从融资环境看,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困难重重,尤其是基本不能上市,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交易费用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从竞争环境看,民营企业在市场上要面临更多的限制。 &&&&――行政垄断。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进入门槛高,通过行政手段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将利润转换为个人收入,有的国企领导还将企业消费、正常的业务费转化为个人消费。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在世界移动通信业中,超过10%净利润的很少,像美国最大的移动通信企业,利润率才1%,而在中国却达到20%以上,其职工的年薪均值达到5.577万元,居各行业榜首。 &&&&――明规则缺失,潜规则必然盛行。如一些党政官员入股煤矿,药品审批与流通环节的交易,批发官帽,由非正常渠道获得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这些给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某些人带来了高收入。潜规则的危害在于人们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关上。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中国房地产商除了公关优势外基本没有核心竞争力,权钱交易就是他们的潜规则。据统计,在2006年全国建设系统查处违法违纪和涉嫌违法违纪的415人中,建设行政机关和具有管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占68%。   ――歧视弱者。中国式暴富容易产生两种心理:一是鄙视穷人,根本不把穷人当人看,肆无忌惮地欺诈、掠夺穷人,山西黑窑事件就是例子。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他们宁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愿支持社会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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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究竟是不是法宝?为什么在现实中总是遇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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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54 &&
《劳动合同法》是工人阶级的上方宝剑吗?维权路慢慢,好比站在地板上朝三十九级台阶上的人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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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26 &&
不错的贴,太喜欢了,大家都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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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假奶粉案多数问责官员重获要职;&日10:06&&新华网   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被曝光之后,让很多媒体再次“旧事重提”:4年前,劣质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一批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的婴儿,让国人对食品安全空前关注。  那些触目惊心的“大头娃娃”,如今是否恢复健康?在奶粉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而今处在怎样的状态之中?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作为受害地的阜阳,在食品监管方面有着怎样的改变?劣质奶粉事件,究竟给阜阳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于近日深入阜阳当地,试图寻求答案。  佟树广/文  回访曾经的“大头娃娃”  金秋的阜阳乡下,7岁的小顺正在家门口与一帮小伙伴打闹着,显得十分活泼。  4年的光阴,彻底改变了小顺。“四年前,因为长期食用营养成分不足的劣质奶粉,小顺的头畸形的大,眼看着就不行了。”小顺的二伯说,“幸亏抢救及时,最终保住了一条命。现在,这孩子已经恢复了健康,同正常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在村邻的眼中,小顺从小就很受宠爱。在很多同龄小孩早已断奶的3周岁,小顺的父亲仍坚持让儿子食用奶粉。而且,小顺喝的奶粉从来不在镇上的集市购买,而是到县城和市里批发。“他父亲认为那样更安全,奶粉会更好一些,没想到买的是劣质奶粉,好心办了错事。”一位村民笑着说。  据村民们介绍,食用奶粉不仅没有让小顺更加健康,反而让这个孩子深受其害。当时的他,与同村里的孩子相比,身体格外的瘦弱,动不动就伤风感冒。而且他的头很大,鼻子则显得格外的小。其他的孩子吃饭时狼吞虎咽,小顺则十分厌食。  2004年初,小顺“大头”症状越来越明显,还经常出现手脚抽搐症状,眼看着就不行了。小顺的父亲只好带儿子到镇上医院“瞧病”,但是,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  随后,小顺被送到了阜阳市人民医院。经医生诊断,小顺因为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从而正式加入了“大头娃娃”的行列。此时,震惊国内外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被媒体披露。据新华社日发布的消息称,经对阜阳当地日以后出生、以奶粉喂养为主的婴儿进行的营养状况普查和免费体检显示,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的婴儿229人,因食用劣质奶粉造成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婴儿共计12人。  劣质奶粉事件被揭露后,阜阳当地全力以赴救治受害婴幼儿,并全部予以免费治疗。小顺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恢复了健康。据小顺的二伯介绍,此后几年内,当地卫生部门每隔一段时间都派人到家里回访,每次来都要宣传科学喂养孩子的知识,而且还送给孩子一些“价格不便宜”的奶粉。  经过调养,小顺长得很快,跟村里正常的孩子渐渐没什么两样,脸色逐渐红润起来。今年,他到村小学上了一年级。据小顺的老师介绍,小顺智力发育正常。  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小丫也曾经被多家媒体回访。2003年出生的她,因为食用劣质奶粉,个头一度十分矮小,2岁时走路还摇摇晃晃,牙齿才长出两颗。而现在,5岁的她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与其他同龄孩子并无不同。  据小丫的母亲说,由于后期加强营养,加上当地卫生部门经常回访指导,小丫在3岁多时开始全面恢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孩子身体和智力现在同正常的孩子没啥区别,我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据阜阳多个县市卫生部门有关人士介绍,经过回访,大多数劣质奶粉受害婴儿恢复状况良好。  另据了解,阜阳当地卫生部门曾经承诺,劣质奶粉受害婴儿出院以后可以得到相关部门的跟踪回访。如果这些孩子有什么后遗症,还可以免费接受诊治。对此,不少村民均证实,当地卫生部门隔段时间就要到家中来给孩子体检,而且还发放奶粉。“直到孩子没啥毛病后,他们才没来!”一位陈姓村民这样说道。  那些曾被“问责”的官员们  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后,舆论一边倒地指责阜阳市场监管不力。一时间,问责之声成为主流。而阜阳工商系统的两位小人物,成为首批被问责的责任人。  日,国务院调查组在阜阳市太和县某糖果厂发现一批劣质奶粉,其中有两个品牌列入了阜阳市公布的劣质奶粉黑名单。当此之下,太和县工商局连夜召开党组会议,在未对该批奶粉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决定对城东工商所市管员陈春生、宋影予以辞退。理由是,该批劣质奶粉被发现的地点恰好处于二人的辖区之内。  随后,阜阳严肃处理劣质奶粉事件首批责任者的消息经由当地媒体向外界公布,并被云集此地的各家媒体记者迅速转发。一时之间,陈春生、宋影二人拥有全国范围的“知名度”。  其后的日,监察部通报了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9名责任人的处理情况。除了时任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受到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外,另有数名官员被开除、撤职或责令辞职。此外,安徽省质监局也对阜阳多名质监系统官员予以严肃处理。  而不为外界所知的是,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首批被问责的“小人物”陈春生、宋影在被辞退之后,始终不服气,一直坚持向上申诉。日,阜阳市工商局指定三名同志组成复核小组,利用5天的时间,对陈春生、宋影二人提出的复核申请理由进行调查,最终发现了两人不服的“症结”所在。  阜阳市工商局查明,日阜阳市公布的45种不合格奶粉名单中,明确标注了不合格奶粉的商品名称、标称商标、规格型号、标称生产单位、不合格项目与生产日期等六项具体内容。当年4月24日,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在某糖果厂发现的奶粉,没有一种与已公布的45种不合格奶粉的六项具体内容完全相同,不能认定为“黑名单”上的不合格奶粉。另外,根据日太和县工商局城东工商所制定的《城东工商所围剿劣质奶粉工作责任书》,某糖果厂不在陈春生、宋影的劣质奶粉专项行动包保责任路段内。因此,不能按照阜阳市政府奶粉市场专项整治工作纪律追究陈春生与宋影二人的责任。  综合多方细致调查和审慎考量后,阜阳市工商局选择了实事求是,最终决定撤销对陈春生和宋影的辞退决定。由此,陈春生、宋影二人得以重新上岗。据知情人介绍,经过这一问责事件的折腾,两人的工作态度更加积极。  日,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局长周毅生告别了自己工作了两年零六个月的阜阳市工商局。据知情人士介绍,周毅生离开的那一天,很多阜阳市工商局的干部到办公楼下为他送别。对于自己被问责,周毅生曾说:“中央对我的处理决定是英明的。”  据知情人士介绍,周毅生算得上是一个“干事的人”,他在任期间对于阜阳市工商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为了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周毅生积极促成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学校阜阳分校的建立。在劣质奶粉事件全面爆发之前,周毅生领导的阜阳市工商系统就提前数月开始清查市场上的劣质奶粉,并在当地媒体上发布过“不合格奶粉公示”。  这位知情人还介绍,周毅生在黯然离开阜阳后,曾一度闭门对此事进行反思。其后,重回省工商局机关工作的周毅生,一直低调做人处事至今。  “周毅生在去阜阳任职前,就担任省工商局某处室一把手,理论和业务水平都比较高,口碑也不错。让他到阜阳任工商部门一把手,可以认为是组织上对他寄予厚望的。可惜的是,劣质奶粉事件,让周毅生的前程受到很大影响。”一位熟悉周毅生的人士对笔者如是说。  被撤职的原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副局长杨伟,在沉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目前已调往安徽省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重新回到被撤职之前的位置。被责令辞职的原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副局长丁丽玲,后转调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调研员,2007年下半年被任命为该局副局长。  此外,原阜阳市市长刘庆强在被问责后相隔一年多时间,调任安徽省环保局担任局长。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绝大多数被问责的阜阳官员,都体现出“担当”的姿态,对处理结果表示“口服心服”。 (来源:法制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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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54 &&
江湖雀语:今日新闻?山寨文章提交者:abcd4909 加帖在 原创评论 【凯迪网络】 &&&&&&本文讨论的是:为什么从近日的央视新闻里,我们能看到这么多的山寨货?&&&&&&&&&&&&&&&&&& 江湖雀语:今日新闻?山寨&&&&?今年是山寨年。山寨货是99%的模仿,加1%的创造。它钻了法律的空子,引发争议。&&&&?湖南出现山寨版“改革开放成就展”,向企业要赞助费。&&&&?湖北多座希望小学,才建好几年,就因为缺乏规划而生源枯竭,被完全废弃。&&&&?张家港市领导夫人赴北美旅游团被曝光。据市委调查:没有花公款。&&&&?美国人抢着接待中国购房团。&&&&?各地政府用“购房退税”救楼市,让富人大占便宜。&&&&?南京政府收购四千套住房,用作“保障房”。引发争议。&&&&?中国的交通事故和死亡人数,已经第十年连续夺取“世界冠军”。 &&&&?九江大桥撞桥船长称:船未撞桥,是桥自行垮塌压沉了船。因为:船没有撞桥的痕迹。&&&&?政府对食品工业的管理很严格,但是这个行业的门槛低,小企业多,所以难以管理好。&&&&?在中国,从面粉到面包要加入50到100种添加剂,所以不必过分害怕。&&&&?逐步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是因为:收费站60%在二级公路上,但收的钱却只占12%。&&&&?湖北一人因孩子被绑架索费三万,公安不立案。造谣:公安不立六万元以下绑架案。&&&&?金融危机,金融类书籍热销。而此类书籍大多相互抄袭,大同小异。&&&&?武汉地名混乱。有一个公司所在地竟有四个地名。市长担心“黄泉路”无人敢走。&&&&“山寨货”就是竭力模仿,但又不是假冒的货色。好不好?自有市场的结论。犯不犯法,却不能用“钻空子”来评判。如果法律真的有空子可钻,错的是立法者,不是生产、销售山寨货的人。但是,如果在政府的管理下,弄出骗钱的政治山寨货,什么拼命敛钱的“改革开放成就展”;什么一哄而上、放屁散场的“希望小学”;什么名为学习考察,实为旅游的公费出国团……那么就只能得出结论:&&&&这个政府是一个山寨公司,犹如兔子尾巴――长不了。&&&&据调查,张家港的“太太团”,不算买东西,光是八个人的吃住,十三天就花化了三万多美元,就算是自费,是不是也应该查查,有没有超过了她们合法收入的负担能力啊?&&&&难怪美国人喜欢中国买房团,在经济危机之际,拿着中国的钱去扩大美国的内需,何其好啊!山寨政府难道就不应该查一查他们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是不是自己的吗?&&&&一等的官商勾结到美国买房,二等的在国内就地解决。退税的退税、补贴的补贴、还有干脆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买房子施惠于房地产商的。请问:这里面会没有回扣吗?!&&&&如此山寨式的腐败管理,交通事故加死亡者的“十连冠”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于是桥会自行垮塌,食品企业会难以管理……只好叫老百姓吃什么添加剂都不要害怕了。&&&&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赚钱而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取不取消收费看能赚多少钱,就算绑架,警方也可以解释为:怀疑是自我绑架……可是,自我绑架就无需立案调查了吗?真是山寨观点!当然,在我们的山寨社会里,存在山寨观点并不稀奇,不是连堂堂大学者,煌煌出版社,也推出山寨学问了吗?&&&&互相抄袭,大同小异……这正是我们的山寨独政专权文化的特色之一啊! &&&&好了,山寨货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它到底只是文明潮流的一个漩涡,转眼就要消失的。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一定会遵循规律,进入世界民主的汪洋。那么,值此全世界都强调个人主权的日子,我们为何还要贪恋独政专权的最后一抹夕阳,赖在黄泉路上摸石头呢?&&&&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还是让该去的快去,该来的,快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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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55 &&
工人的日子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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