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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女兵访谈录
& &时间：2003年6月20日　　地点：石河子市石河子宾馆　　被访人：& & 陶勇（70岁，原石河子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　　涂敏（64岁，原石河子市二中教师）　　刘功辉（70岁，原石河子第四机床厂工程师）　　戴庆媛（68岁，原农八师石河子市精神文明办主任）　　访谈主持：李开全（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处长）　　录音整理：王炳虎（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　　李开全：几位老大姐，今天把你们请来，主要访谈一下关于你们这批当年进疆的女兵，早期女兵。你们的到来，使我们屯垦事业兵团这片天撑起来了，使我们兵团事业世世代代继承下来了。今天叫你们来谈谈，一个是谈谈当年你们参军那个时候，个人的经历、想法。各人都是不同的，家庭条件不一样，为什么要参军，怎么想的，参军到新疆的一些工作情况，当然也可以谈谈后面的婚姻情况。谁先谈呢？戴主任带头，你先谈。　　戴庆媛：解放初期，我家住在湖南长沙郊区。父亲在城里做工，我经常进城买米、买油盐，到处看到解放军，感觉很光荣。我是1950年参加减租反霸、土改、扫盲等社会活动，我是村里的宣传队员，熊妈妈是土改队队长，看我积极肯干，还机灵，本想带我和他们土改队一起走，她说先带我过去看看，合格就带我去，但我个子矮小，大队里不要我，说我太小，去了还要照顾我，不要我。通过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感触，我虽然人小，但是心大，一心想当兵，一心想工作，不愿意当农村家庭妇女，认为没有意义，一天拢着孩子乱窜，决心冲出家门，走向社会，常到城里体育馆的墙上看个广告招贴之类的东西。　　李开全：家庭怎么样？　　戴庆媛：我们家是工人家庭，见识多一些，虽然住在农村，为什么住在农村呢？靠父亲工资养活不了我们，农村房子便宜，我们自己种菜、喂猪，生活费就低。但是我的思想相对比农村妇女活跃一些，加上我父亲在兵工厂工作，影响不一样，见事多一些。上小学在工厂上五年一期（高小）。所以农村一土改，我就跟着他们土改队一起，给他们引路，当宣传员、民兵队长，后来到长沙市农村教师培训班学习，接着我上了高小六年级毕业。当时高小毕业是小知识分子，我记得村长评价，你是小知识分子，要带头干，在夜校识字班扫盲。社会活动参加的多一些，思想按现在的话来说思想就解放一些，开放一些。但是那时我个子矮，瘦小，当时才将近40多公斤。　　李开全：当兵时家里是不是反对？　　戴庆媛：父亲不反对，因为他是工人。母亲反对，她哭着闹着，给我买了湖南的打瓜子，花生米，在湖南是很贵的。我悄悄地走了，对她说我还会回来的，实际是骗她。父亲心里清楚。　　李开全：那时参军是招聘团吗？　　戴庆媛：我们一看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解放军我也不会去的。因为参军光荣，还给家里发了大红金字光荣匾，身戴大红花。敲锣打鼓送到乡里，感到非常荣耀。　　2月份报名还有些冷，口袋里装着石头，怕体重不够，个头不够。以后到1952年条件就越来越松了，1950年可严了，1951年也严。我两次没有过关，要是三次没过关就一辈子在农村里了。我当兵后比较活跃，爱唱歌，当上了分队的文娱委员，走到哪里有人的地方就起歌，我的材料里写了，一路歌声一路笑，真不假。别看我们是刚解放的弱女子，但我们湖南人有个性，遇到困难，从不当着人哭，就是想哭也是晚上躲在被子里哭，白天还是满脸笑容，很坚强。因为那时已经开始了部队军营生活，生活很充实，总想增加点新内容，歌声振奋了精神，带来了欢乐，使部队情绪高昂，忘却了思乡，顾不得想父母了。当兵主要是光荣，女兵神气更光荣。　　李开全：从家里到当兵这一段先谈到这儿。下面，涂老师？　　涂敏：我老家是湖南益阳人，参军时在长沙念书，在湖南周南女子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我参军的情况是这样的。1952年，当时我们学校里出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学校有两位女同学被中国人民空军录取了，成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他们在学校拍照，开欢送会，这一开会呀就一下把我们这些学生的心情搅乱了。当时我就想，她们能参加空军，我也要参军。至于怎么参军呢，因为那时候年龄小，十几岁，还没有一定的目标。突然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幅广告，新疆军区招收女兵，并且有一张照片，叫张迪源，是新疆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头戴草帽，围着一条白毛巾，看着蓝天，坐在拖拉机上，拖拉机在辽阔的原野奔驰。当时我就很向往，新疆一定是个神奇的地方，我就想去。我联络了几位同学，说咱们报名吧，那些同学问家里都不让报。我是住校生，我家住在湘潭，我就自作主张报名了。放寒假了，回到家以后我把这个事情悄悄告诉我妹妹，我妹妹叫涂倩，她一听说她说我也要跟你去，还有一个妹妹叫涂晓娜，她说我也要去。我们三姊妹就坐轮船一块到了长沙，本来我已报过名了，她们两个也来报名。报名的结果，老三不要，要老二、我，就是我和我妹妹同时录取了，当时录取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个，你愿意到新疆去吗?愿意。第二，你怕不怕苦?不怕。第三个，你唱一支歌给我们听听。当时我们这批招的是军区文工团，文艺兵，我们就放开噪门唱了一支歌。还有个头矮点儿，说还要长嘛，我14岁，我妹妹12岁，那当然都是要长个子了，说可以，就录取了，然后给我们一个录取通知单，好像是1952年2月26日吧，在长沙集合。这时候我们回家，就把这消息告诉了爸爸妈妈，当时爸爸妈妈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孩子到外面闯一闯也有好处；第二是新疆太遥远了，而且是不毛之地，这样去，又是两个女孩，是不是有点危险？家里通过很痛苦的经历，最后说，还是我们去吧。加上我们家庭成分是地主兼资本家，父亲已经好像没钱养活我们了，读书还是可以读的，当时我们有助学金，去了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到外面闯闯。但是对新疆来讲还是未知数，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到长沙集合。噢，到长沙集合的时候，心里太激动了，所有的女孩子住一起。我们在长沙集合两天，就坐汽车出发了。　　李开全：好，下面陶大姐，陶勇。　　陶勇：我是1951年3月4号参军的，我家在湖南湘阴县，离长沙很近，到长沙很方便。我在湘阴县一中读书，是初中二年级。我们家成分是破产地主，我们家谱上说我们是陶渊明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清朝的一个镇威将军，是武将，镇守在江苏镇江。左宗棠衣锦还乡的时候我的曾祖父也跟着衣锦还乡，所以定居在湘阴县。我小的时候爱读书，爱看小说，祖父家世代都是当兵出身，所以从小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个是要读书，一个是要出来做事。刚解放的时候我还很小，才16岁，我家是破产地主，家里没有钱了，再就不能读书了，也不能继续上学了。我当时已没有父亲，父亲是个外科中医，40多岁早早就去世了，我妈妈说你出去找点事情做做，家里比较困难。但是我还是一个活跃分子，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同学搞夜校，参加土改运动。有个同学说：现在长沙都在参军，咱们也去吧，说谁参军回来穿着军装、黑皮鞋，怎么怎么好。我一听这么好，但是我身上没有钱，同学说我给你钱，从我们家到长沙只要九毛钱的火车票，她给了我一块一毛钱。到长沙我婶婶在长沙，现在叫民主西街，那时候叫营盘街，在营盘街47号，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招聘团在那里招聘。我带上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是出不来的，到那里参加考试，考上了，就被录取了。3月4号录取，3月8号“三八妇女节”在长沙进行游行，3月9号就离开长沙。为什么要那么快离开长沙呢？怕家里不愿意，害怕你反悔。在长沙发了军装，发了棉衣，三天三夜，坐的是闷罐车，到了西安，在西安等待进新疆。　　李开全：刘大姐谈谈你的情况。　　刘功辉：我是1951年2月份参军，家是湖南宁乡。我们家是破落地主，产业没有卖掉，很穷了，原来是书香人家，老祖宗都是读书的，我爷爷在湖南岳麓书院教书的，后来家里慢慢的穷了，可是我父母亲还是尊重“英娘教儿曹，文章逞英豪”的古训让我读书。是这么一个家庭。一解放，我看到解放军光荣，雄纠纠气昂昂，就想当解放军，想出来。当时家里很困难，姊妹也多，四个女娃娃一个儿子，父母年岁大了，家里负担重。但是主要原因是想出来，当解放军光荣，想当兵。当时到长沙营盘街去考试，他要证件，我又回来到区里打证件。当时他们说湖南还有一个军政大学开学，我想也去考一考吧，就打了两个证件，到岳麓山那里去考军政大学。我没有考上，现在看来题目很简单，当时心里好难受。然后到营盘街去考新疆招聘团，到那里考上了，心情非常激动。我是这样参军的。一去了以后，给我们发了军衣服，高兴得很，把家里的衣服全部不要了，穿上军装神气十足的到我们亲友家去，感到很光荣。三月我们出来了。在路上坐车我晕车，吐，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了，但是我很坚强，路上我就要求进步，积极要求入团。　　李开全：入伍了，下面谈第二个问题，入伍之后经历了什么事。　　戴庆媛：我们大部分都是在（长沙）营盘街参加招聘团来新疆的，就是熊晃，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在那里负责。接下来分成小分队、中队，坐火车到西安，有个兵站，住在那里。然后坐大卡车，我起名叫大篷车，横的坐七个，纵的坐六个，四十二个座位，坐四十个，还有两个位子坐武装战士，到危险的地方就上来了。我为什么说我们有四千多人呢？一辆汽车四十个人，我数了有一百多辆车，特别是到了祁连山、六盘山，从山顶上看底下，汽车像蚂蚁一样，我们没事就数汽车。　　李开全：你说的四千多人就是这么判断的？　　戴庆媛：就是这么判断的。每次到了大站全部停车，小站一部分停车，危险的地方警卫人员保护我们。行李就是我们的坐垫，人就是我们的靠背，互相靠着坐，没有靠背的，两个人背靠背，不是头朝前坐不容易晕车、头朝后容易晕车吗，就调换着坐。非常艰苦的。但是我们都很乐观，一路歌声一路笑，这么来的。都有点文化，最小也是高小毕业的。我们是自愿报名来的，送我们上车的时候敲锣打鼓戴红花，所以来的时候是很乐观的。真是革命的青年，那时候我们有一首歌：“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前进……”这样革命的歌声、口号把我们带到新疆来了。　　李开全：走了多长时间？　　戴庆媛：走了一个多月，才到的新疆。我记不清时间，我就记成三八节，好记。到了乌鲁木齐是四月份，很冷。我到了新疆瘫痪了，怎么瘫痪的呢？我们去到八一广场，就是现在新疆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一片平地，王震将军在上面讲话，我印象最深的，现在好像还在我耳边；“同志们，你们要安心边疆，扎根边疆，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要把你们的骨头埋在天山脚下。”这时候下面有哭的，有叫唤的，有哈哈笑的，我们无所谓，埋在天山脚下就埋嘛。马上要分配了动员，我们住在军区后勤部的警卫营，我们这些都是留在乌鲁木齐市的，看到八一钢铁厂的、七一纺织厂、十月拖拉机修配厂的、八一合作总社的、军区医院当护士的。我留在七一纺织厂，我们去了先盖房子，住的地方自己建，挖地窝子。有一天下特大的暴雨，水冲到地窝子里，领导把我们都叫出来，第二天我们又修地窝子的。因为我父亲是泥挖匠出身，我还在行一点，因为看得多嘛，我就和泥。洗的时候没有热水，我就用冷水洗的，这一洗坏事了，晚上点名的时候，部队要点名，连长在前面说话了，今天干了什么工作，干得怎么样，我就疼的难受得不行，班长过来问我怎么啦，也不起歌，因我是文娱委员，我说我一身痛，得了急性关节炎。是洗雪水刺激的。我原来有一对小辫子，后来把辫子剪掉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头发也梳不成。但我很乐观，从来不会被困难吓倒。点叶时我还很难受，后来晚上开会讨论时，在一个大房子的土炕上，当时看到我很难受，叫我躺在那里讨论，其他人坐着，我也不敢吭一下。第二天就住院了，打了苏联出产的青霉素之类的药，躺了七天不能起床，不能下地，吃了就吐，吐了还吃，一直坚持下来，没有瘫倒。再一个，我要锻炼走路，我用双手拿着板凳一蹦一蹦，没有用拐杖，很快恢复过来了。再加上医生叫我穿暖和一些，不要穿单衣，那时只发了一件衬衣、一件棉衣，路上在家里带来的夹衣走到武威这些地方，老百姓很苦，动员我们这些大姑娘们把衣服捐献出去了。衣服捐献完了，穿单衣又冷，穿棉衣又热，感到热点比冷点好，就穿上棉衣，一个夏天我没有脱棉衣，这叫歪打正着吧。我在军区门诊打针，条件好一些，用的好药，再加棉衣一捂，到八月份好了，这是忘不了的事。这是在七纺的事，一辈子也忘不了。　　李开全：呆了多长时间？　　戴庆媛：一个月。领导说这个小同志毅力很强，但身体确实差，七纺三班倒很辛苦，还是调动一下工作吧。后来，要调人到新疆政治干部培训班去学习，我就调到新疆政治干部第三期培训班。政工干部学习回来，成为政工干部。学维文期间，王恩茂去了说：政干班毕业了，不行，不过关，新疆的政工干部不会维语不行，学两年维语，弄到伊犁去，花点代价。学维语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才。是这样刺激你学。我想不当蠢才，不当天才，当个人才也好，连上厕所也背单词，那时没有订书机，自己拿破纸用线缝的单词本，放在口袋里。　　李开全：你后来达到啥水平了？　　戴庆媛：达到优等生的水平。要挑十名优等生去参加新疆军区党代会筹备工作，要两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一个。还没学完就把我分到新疆军区司令部。赶上这么一个好机遇，但也是勤奋得来的。没有天才，勤奋就是天才。我排队打饭的时候也在记单词，人家说我是书呆子、傻瓜。　　李开全：勤奋加机遇，湖南妹子变成了一个翻译。　　戴庆媛：第一代翻译工作者。熊晃看了我翻译的文章，我记得庆祝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在乌鲁木齐搞大庆活动，我是大会代表团翻译，在大会上还说了两句维语。熊晃说这湖南妹子学得蛮不错的，意思是说湖南这个妹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还能学得这样好，在湘妹子里是个优等生。我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感到非常满足。　　李开全：好。涂大姐谈谈。　　涂敏：我是1952年3月7号到达迪化。路上的情况是，到了西安以后，把我们放到一个兵营里边住了一个礼拜。一个是休整等车，再一个是放包袱，看我们在家乡有没有隐瞒的事情，要放包袱。我和我妹妹两个人一块参军的，参军来的时候她12岁，我14岁，这一路参军进疆的只有我们这么一对姊妹。我们有什么包袱，实在没包袱，想来想去没包袱。后来自己想出来一个包袱，就是我们参军的动机是不是有一些不纯，想离开家乡，家里成分不好。当然有这么一点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我们当时还是有一股热情，一股激情，愿意建设边疆，特别向往一个神奇遥远的新疆。我们想出来的包袱就是参军的动机不纯，怎么怎么，放了这么个包袱。后面的日子跟戴庆媛说的一样，坐上汽车，我们这些年轻人是这样的情况，一下车都醒来了，活跃了，像活过来一样，喝好水，吃饱了饭，上车，这一阵子是唱歌，肚子也饱了嘛，就猛唱。有的时候车子连在一起，我们的车可以看到下面的车，叫他们“来一个，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就这样子。但是等到这股劲过去一个多小时，唱累了，也渴了，就开始打瞌睡了，那都是你的头碰我的头，几乎都是这样，稀里哗啦就这样睡觉。但是我们过六盘山的时候出了一个事，前面有一个车子翻车了，那辆车比我们早，我们的车就停下不准我们走了，把前面的事情料理清楚了，怕我们闹情绪嘛，怕我们看到了不好。但消息马上传过来，说前面翻车了，驾驶员死了，还死了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但是当时不准讲，那时军纪严，一直到迪化开了追悼会，才把这件事拿出来，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　　陶勇：翻车应该是51年吧。　　涂敏：51年翻车，52年也翻了。　　戴庆媛：还被土匪抢了一个车。　　涂敏：后面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唱歌和打瞌睡。过乌斯满土匪区的时候，给我们武装了一下，把头用一个毛巾包着，不让看出来是女的，一人拿根棍子当枪杆，那就是过乌斯满土匪区。但是我们停车下来，可以看到路边的白骨和死马，还有被烧毁的汽车，这是我们看到的情景。1952年3月7号的晚上到达迪化，3月8号，王震在一个大礼堂开欢迎会，欢迎我们。王震给我们讲话没有说要把我们的骨头埋在新疆的话，他给我们说的第一个，湖南妹子爱吃辣椒，大大的供应你们，顿顿有；第二个我知道你们的习惯，每天要洗屁股，大家都哈哈大笑，每天给你们供应热水。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不要发愁，你们要找对象随你们挑，你们用不着像王宝川那样子抛彩球，随便你们挑。有趣的讲了这些。大部分讲的就是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虽然我们湖南是鱼米之乡，新疆生活会很好的，叫我们安心在这里。再就是指出我们的出路，说你们愿意念书的，到俄文学校去，八一农学院，那个时候还不叫八一农学院，叫个其他什么名字。愿意做工的，愿意做干部的，就是说你们有的是出路。很快我和妹妹分配到新疆军区伊犁区土改工作团，团长曾涤，我是第四大队队员，我的队长赵明周，都是红军。我们马上就到了伊犁，和曾涤住在一个大兵营里面，就是苏联领事馆造的大兵营，叫做艾林巴克，一个兵营里，曾涤的办公室和我们很近。有一天曾涤听说湖南来参军的里面有姊妹两个，他高兴地叫我和妹妹涂倩到他那里去，去了以后，曾涤一看，我这么高的个子，我妹妹这么高的个子，比他的孩子高一点。　　戴庆媛：她妹妹也是搞教育的，是一中的老师，现在上海。　　涂敏：他一看我们两个一个高点，一个矮点，就给我们俩分配工作：老大，他不叫我的名字，他也记不得名字，说老大到土改文工团去，老二到四大队。一说了以后呢，我妹妹手里拿了一个从家乡带来洗脸的铜盆，把铜盆往地上一摔，不高兴了，坐在地上就哭了。曾涤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咋办？他赶快从房里拿出一包方块糖，实际不是方块糖，就是苏联的那种一疙瘩一疙瘩的糖，就把我妹妹叫起来说：来来来，快吃糖，你愿意到哪里？她说我要跟我姐姐在一起。最后，曾涤就把我妹妹领他房子里，和他的孩子坐一块，他的孩子比我的妹妹小一点，给她洗过脸，把糖给她吃了。最后，问她你愿意跟你姐姐在一起吗？愿意。最后，曾涤就同意让她和我分配一个单位工作了。　　李开全：文工团工作了，后来怎么转到教育上的呢？　　涂敏：我们在土改队土改完了以后，又再分配一次，分配到二十二兵团，我们就到学校了。　　李开全：好，下面陶大姐。　　陶勇：我是1951年3月4号参军的，3月9号到了西安。我们在西安一直住到5月份，才开始进新疆，因为进新疆要等到一批人，很多的，每次集中一批100多人，我是第5批到达西安。我们住在解放大道的鲁西大旅社，整个这条街都住满了，吃饭就在乐乐饭店吃饭，每天早晨、晚上在革命公园进行训练，听女工部长的讲话和学习，礼拜六或礼拜天参观大雁塔、小雁塔、五家坡，在西安是这样情况。然后到了5月份人员都到齐了，坐大篷车，一批走三四个车，一批有100～200多人，整个1951年我们是十三批进新疆。我们那时候叫做批，她们1952年叫做队，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我们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我们一共进来十三批，我是第五批，第1743名，都有编号。在西安是很愉快的，每天进行政治学习，然后在西安出发进新疆。进新疆是很艰苦的，一路上都是坐大篷车、行军，带着锅、瓢、碗做饭，到一个地方有地方住就住，没有地方住的话就住车上。我记得到陕西定西吧，没有地方住，住在老乡公社，一个大炕，炕上是红砖，给你一个红砖当枕头，铺的是草席子，那个水是苦得不得了，喝都喝不下去。然后上六盘山的翻车了，前面死了人，喊着每个人抱着不要乱动，也不要往下看。我们进新疆是前面驾着轻机枪，后面驾着轻机枪。路上和大家一样都是很苦的。　　李开全：你是1951年参军的？　　陶勇：我是1951年，她们是1952年的。六盘山翻车了以后，大部分人到兰州疗养，疗养好了才进新疆，路上走了20多天将近一个月的时间，5月11日号到的焉耆。我们整个十三批都在哈密集中，集中后再进行分配，一部分分到乌鲁木齐，一部分留在哈密，一部分到南疆焉耆、喀什、阿克苏的都有。我们第五批的人再加上一、二、三四批的一共有300多人留在焉耆。当时在焉耆一野二军六师政治部、司令部，进行培训，政治学习，学习一个阶段。培训完了以后进行分配，我们的分配没有征求个人意见。二军六师一共三个团、，十六团、十七团、十八团，还有国防十四师、骑兵团，这些都分配完了，还有的留在政治部、司令部、医院、卫生部，我就分配到了一野二军六师卫生部外科室，我就开始正式做医务工作，当外科室的护士。我们分配是根据文化程度来分的，有的文化程度高，有的文化程度低，可能有些参考。我分到二军六师卫生部的时候，当时来说条件还是可以的，但是没地方住，住在老乡的房子土炕上。卫生部也没有房子，要去给老乡看病，骑自行车去，刚开始我就不会。一开始我就干外科，一直干了40多年。分到卫生部我非常高兴，又是干外科，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我父亲是个中医外科。　　李开全：哦，给你分配也是看了你的简历的。　　陶勇：所以我很高兴。当时外科室里一位医生教我打静脉针，第一天就叫我打静脉针，拉着我的手打静脉针。他说你这个操作还非常的熟练，好象是说很有培养前途一样。二军六师卫生部的政委刘崇喜是个老红军，现在乌鲁木齐第一干休所，他说你读了这么多书啊，你读了10年书，小学6年，高小3年，初中2年，读了这么多书，应该是一个干部，所以当时就给我提升了排级干部。　　戴庆媛：当时进疆以后，初中以上定为排级，大学定为连级。　　陶勇：他说你去参加秋收，秋收完了以后你就上学去。我就参加了三个月的秋收。这三个月的秋收也很苦，吃什么西瓜、哈密瓜很不适应，住的全是地窝式的房子，房子是平地钻下去的，下雨时雨水流进来。秋收完了以后没有回到卫生部，就到了二军六师医院外科。二军六师政治部办了个护训队，叫我去学了三个月，学习回来以后在外科工作。外科工作很苦，那时没有自己的病床，提个马灯一夜走两三公里去看病，到这里看病那里看，这里打针那里打针。还有记得最清楚的是晚上上夜班，看危重病人，好多危重病人要死了，要去守着他，叫临终守护。我守了四个病人都是湖南妹子，我现在记忆犹新。怎么守呢，在戈壁滩上盖一个小房子，像隔离一样，把病人放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坐在那里守临终病人，吓得没办法，把门扣着，用手顶着，怕狼狗来，吓得没有办法，死了以后才能走，没死以前要守着他，所以是很苦的。另外还要给病人打饭，洗被子，洗衣服，一天要洗二三十床，那时候没有护士护理员之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立了二等功，颁发了优秀共青团员本子。然后回来，刚好碰到新疆军区招生，新疆军区张志荣老师在焉耆去招生，我在那抄写医嘱，写英文、拉丁文，他说你还会写英文跟拉丁文，你干脆参加考试吧，一考考上了，我就到了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军医学校第三期学习。然后1954年要劈开，一劈两半，一半到新疆军区，一半到老满城新疆生产兵团军区专业卫生学校学军医专业第三期，还是进行学习。我自己感到学习机会不容易得到，所以我就很刻苦地学习，再加上我对学医很感兴趣，在学校学习成绩是很好的。三年学习完了以后，分到了兵团第一医院，开始还在新疆军区，我们当时上学全是供给制待遇，那时候新疆医学院没有，新疆医学院是1956年才成立的，我们1956年就毕业了。是现在的新疆军区总院，我的转业证书是1956年在那里颁发的，后到兵团第一医院，在乌鲁木齐七道湾，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几年。我干的是外科，抢救烧伤，黄山煤矿瓦斯爆炸啊，吐鲁番的翻车啊，被服厂的火灾啊。兵团被服厂的火灾，二师的政委在焉耆爆炸烧伤了，要我去抢救，我是搞烧伤的，张仲瀚派了一个小汽车叫飞越冰大坂，四个小时就要赶到，赶到现场以后，那个师长是从汽车里抛出来的，我没有来得及赶到时已去世了。阳焕生我们抢救了20天，后来转库尔勒巴州医院隔离抢救治好，然后回到焉耆二师司令部。我一辈子就是做这样的工作，抢救烧伤病人，抢救瓦斯爆炸的。　　李开全：这是你的理想，一心想医务，你还是比较幸运，一来就按照既定的目标走。　　陶勇：1966年“文化大革命”了，以后我就到这里（石河子）来了，来了以后并没有把我留下，刘炳正说农八师要成立医院，我们也要有烧伤科，你来吧。把我放到三所，刚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人管了，我就着急了，没有地方去了，孩子要上学，工资也没人发，这怎么办呢？结果到了莫索湾，在莫索湾医院一干就是12年，1978年才来到这个医院。在莫索湾干了12年，本来是搞烧伤的，他们说你是大医院来的人什么都会干，什么手术都压在我的头上。另外我姓陶，说我是陶峙岳的侄女啊这样那样的话，对我进行内查外调，不知查了多少遍，查来查去没有事，回来就叫要我在那里好好干。马太生一个儿子才七岁，坎土曼一砍把脑袋劈开了，脑浆也出来了，送来以后找到我，我在急诊，赶快抢救，后来抢救治好了，现在还开车呢。莫索湾的病人转不出来，逼着你干，不干也得干，只有看书学习，解剖是怎么做的。一四八团来了一个病人手断了，要转到石河子已来不及了，必须在6个小时以内接上，如果6个小时接不上的话那就残疾人了，那我只好接啊，他从大拇指这个地方全部断了，手术后接上了，手也接活了。　　李开全：那是个奇迹。　　陶勇：是啊。解放军301医院的教授来到石河子，叫他鉴定，他说在基层能把这样一个手接活，算是不错的。在莫索湾一天都是干活，做了不少手术。干了12年以后，我就来到八师医院了。我还是一直干外科，八师医院当时还不够健全，让我去建立急诊科，建立骨科，实际上我是搞普外科的。　　李开全：下面，刘大姐说说你的工作情况。　　刘功辉：我们1951年5月份到达景化（呼图壁），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后，分配到二十二兵团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借住在石河子老街一户地主的四合院中。当时，陶峙岳司令员也借住老乡的房子里和我的住房只隔一条小渠沟。我听到有人说了声“陶司令员来了”，心情马上紧张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到二十二兵团后，老同志给我们介绍过陶司令员率领新疆国民党部队光荣起义的经过，我知道陶司令员是国民党的大官，起义有功，当了解放军的兵团司令。我刚参军，从来没有见过大官，当时确实有些害怕。但陶司令员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我的心情也就轻松下来了。陶司令员走过来，亲切地问：“你们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宁乡人。”司令员高兴地说：“我也是宁乡的，我们是老乡啊！”他接着还问我们“想不想家？”“哭不哭？”“怕不怕艰苦？”等等，还要我教他的孙子陶理群学文化（当时石河子没有学校），要我经常去他家做客。　　陶峙岳司令员说要培养一批女拖拉机手，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新疆建设，把新疆建设得和苏联一样，发展机械化大农业。我的志愿不是开拖拉机，是想当会计，当我听到陶司令员谈话后，非常高兴，我说我也要去开拖拉机，终于得到了陶司令员的批准。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我中了陶司令员的计，他是有意动员我去当拖拉机手的。1951年8月，王震将军决定组建的第一批三个机械化军垦农场是二军六师机械化农场（现在农二师二十七团）、六军乌鲁木齐梧桐窝子“八一农场”（现在农六师一○二团场）、第二十二兵团机耕农场（现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二十二兵团于1952年3月下旬举办第一期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共140多名学员，女学员有兵团宣传部的见习干事唐万鹏、兵团文工团团员晏一民和我（时任兵团直政处见习干事）。到机耕农场后，我们意识到陶司令员对机耕事业的良苦用心。我们三位湘女都是大个头，身强力壮，敢和男子比高低。当时，各级领导对培养拖拉机手很重视，一般都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和有一定文化者中优先选拔。我们三人虽然都是排级待遇，但是，有幸被批准去学开拖拉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二十二兵团拖拉机队当女拖拉机手。给我们分配了一台阿斯赫兹纳齐拖拉机，这是苏联最早生产的烧煤油手摇启动的拖拉机。开这种拖拉机很费劲，真摇不动，调整不好回火打手。那时我们的干劲很大，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好好干，树立女同志的标杆，为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建设新疆，为党争光，不给陶司令员脸上抹黑。到拖拉机队后，队里给我们安排了男农具员。那时首要任务是开荒，上级要求每个台班每天开荒130亩，相当于当时一个连队百多人一天的开荒任务。为了多开荒我和唐万鹏两个女拖拉机手昼夜两班倒，一个台班要干15～16个小时。当时突出的矛盾是解手不方便，要跑很远找低洼处解手，这样耽误工时。为了节省时间多开荒，我和唐万鹏想了个办法，每次出工带上一个床单，解手时用床单一拉在男同志跟前就解手。这件事情后来成为笑料，每次出工同志们都要问一声：遮羞布带了没有？更有甚者，有人取我们的浑号为遮羞布。1952年秋天，上级给我们机车上分了5名从湖南、山东参军的女兵，其中湖南籍的有陈庆元、王泳芝、黄建辉，山东籍的有金茂芳、张翠香。我和唐万鹏任女子拖拉机组组长，她们当农具手，这时在外开荒才与遮羞布脱离关系。　　1952年抗洪，有一天正来例假，我和男同志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雪水中去堵决口，因此落下妇科病。从此，我得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腰腿疼，那时工作任务忙，也没有去看病，克服困难，坚持干。后来结婚了去看病，医生讲是寒气入骨不好治，到现在也不容易治好。　　李开全：50年代的人，责任心强。　　刘功辉：很多病得不到治疗，有困难克服，不看病。1953年春耕，我和张翠香驾驶着拖拉机和圆片耙去耙地。我们要过一条小渠沟，头晚下过两路上尽是泥浆，我们开足马力冲过去，正好遇到陶司令来了。陶司令员看到心爱的“铁牛”被我们染成了“泥猴”，非常心痛，走到跟前大声说：“你们怎么搞的，为什么往泥坑里开？”他让警卫员把拖拉机队管机务的副队长叫来狠狠批评了一顿：“为什么不把路修好，让拖拉机往泥坑里冲。”陶峙岳司令员一向把农机具当成宝贝蛋，对不爱护机器和损坏机器的现象更是不能容忍。因有一战士损坏油泵座，他气得站在床上，把床单踩得脏脏的，把挂在墙上的镜子摔在地上打碎，并说：“这些东西我给你们弄脏打碎，你们心痛，还会骂我，你们把机器损坏了，有什么想法！”1953年机耕队年终总结大会在男集体宿舍里召开，在这次会上还宣布给管机务的副队长停职反省一周的处分。第二天，陶司令员让警卫员把洗干净的床单送了回来，还买了一面新镜子给我们挂上。陶司令员爱惜公物的高尚品德，给我们上了毕生难忘的一课。　　李开全：你开拖拉机干到什么时候。　　刘功辉：干到1954年。1954年，新疆军区举办了拖拉机技术干部训练班，共有学员30余人，由苏联专家按苏联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课程授课。　　李开全：在乌鲁木齐？　　刘功辉：是的。训练班分三个专业，一个经营管理班，一个技术管理班，一个修理班。每个师选派三名学员，女学员只有两个，到1955年冬天毕业。来到石河子农八师拖拉机修配厂（今柴油机厂）当技术员，1957年调到工二师修配厂（今第四机床厂）当技术员、工艺员、工程师，直到1989年退休。　　李开全：下面，我们谈谈下一段，婚姻、家庭生活。　　戴庆媛：总的来说，来的时候领导是两个意图，公开宣传的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建工厂、办学校；内部的实际上有一个意图，我的话就是繁衍后代，王震将军说了嘛：没有家庭安不了心，没有孩子扎不了根。要成家立业，没有女的不行，要让大量的女性来，就从自己的家乡来吧，王震是湖南的，曾涤是湖南的，熊晃、李铨都是湖南的，先从自己家乡来。　　李开全：你们当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　　戴庆媛：我们当时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们学维文的时候有规定，三年不准谈恋爱，谈恋爱要受处分，关禁闭呢。那时候军纪很严，要你结婚就结婚，不要你结婚就不能结婚，要你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一点不假。学维文的时候领导打比喻：你们学一个单词，代价就相当于一个馒头，就是说花很大的代价，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分心，不能谈恋爱。　　李开全：三年不准谈，那学习完了呢？　　戴庆媛：学习完了怎么谈就不管你了。但是那时候还有一个，跟工农干部谈，马上就可以结婚，跟知识分子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批报告。组成互助组，让我们去给他当组长，教文化，培养感情。那时领导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大家笑）　　李开全：说说你自己。　　戴庆媛：我就在征兵队，1954年成立兵役局，我在动员部搞征集，全部是工农干部，那些老同志照顾我，叫我们女同志去当教员，每天晚上组织互助组，学文化，采取这种办法。　　李开全：那也没强迫你啊。　　戴庆媛：没有强迫的，从来没有强迫政策，是很巧妙的。我们那时的婚姻大部分是道德婚姻，我取的这个名字。我总结过，为什么是道德婚姻呢？他们这代人是吃过苦、打过仗的，为革命作了牺牲，做了贡献的，耽误了婚姻，现在年龄大了，找也不好找，怎么办呢？采取这个办法，也是对的，年轻有文化的放在后面一点。我们那时讲道德，先结婚后恋爱，从我们身上开始，没有恋爱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谈情说爱的婚姻，所以叫道德婚姻。有的一对夫妇，一辈子没有说过多少话，每天三句话，吃饭、起床、睡觉，就是这样的。要么丁丁当当，要么不说话。我们讲道德嘛，他们一辈子受苦的，枪林弹雨的，后来开荒造田的，他们一直受苦，“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又是受苦受难的，他们很苦、很可怜，所以出于同情出于道德，完全是这样。我们真正谈情说爱，情投意合的比较少，不是没有，也有，那是少数人。我观察，百分之七八十是道德婚姻，过得还可以，过得还是幸福的。我们这代女同志，对外确实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大办好事；在内部，没有家安不了心，没有孩子扎不了根，要成家立业、屯垦戍边，我们这代人担任了光荣任务，实事求是。今天我要去募捐集资，给死去的姐妹们立碑树传。　　李开全：下面听听涂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涂敏：对家庭问题我是这样看法，作为当时老一代的革命前辈，他们的这种宏观的战略思想，是把这批湘女吸引来到新疆，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男婚女嫁，这是一个自然问题，社会问题。但生活是五彩缤纷的、多彩多姿的，并不是来了以后给你分配，姓张的要嫁给姓李的，没有这样，都是在自然环境里面创造条件，培养感情，很多很多都是美满婚姻。我自己的家庭很幸福，自己认识，自由恋爱，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结合，很幸福。而且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我认为很多很多。刚才我和陶勇讨论，我们有相同的认识，我们八千湘女里面，绝大部分人不是靠丈夫生活的，十分独立，我和我丈夫级别是一样的，工资待遇是一样的，我们生活中间又平等，又互助，有美满，有儿有女，很正常、很健全、很幸福。我认为我们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所以说，好像我们是为了解决某些人的婚姻来的，这是片面的，可能组织上有这个意图，但实际生活里不是这样，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很独立，我们生活从来不依靠谁。　　李开全：看来都是下决心走自己的独立生活的道路。　　涂敏：首先别人介绍我的时候，这是涂老师，不是说某某人的妻子。　　李开全：陶大姐呢？　　陶勇：我一来就分配到三五九旅的老部队，就是二军六师，熊晃、王震司令员都在这个部队，熊晃是六师政委。婚姻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他们参加革命时间很长，年龄很大了，个人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是实际情况。作为我们来到部队以后，每个人一个一个排队介绍是不可能的。湘妹子来了以后，和老同志共同工作、共同生活，产生感情，互相结合，是这样的情况。那时候先是红军的婚姻问题解决以后，才是团级干部，团级干部的婚姻问题解决以后才是营级干部，后面才是连、排级的。每个湘妹子都有工作，有当会计的、当出纳、当教员、文教的、当医生、护士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男婚女嫁，也是自然现象，到一定年龄相互产生感情，结合，结婚后家庭生活都很幸福。这批老同志确实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这批湘女来到部队以后，也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就和这批老干部结合并不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　　我的婚姻问题，来到部队同样有老干部。我在卫生部有一个老革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也是一位医生。1952年调他抗美援朝去了，参加朝鲜战争。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恋爱，但相互之间有好感。　　李开全：最后回来没有？　　陶勇：后来他来信说回不来了，抗美援朝回不到新疆，现在在陕西宝鸡康复医院，在那里成家立业，他和夫人的照片都给我寄来了。　　我们当时上学去了，结婚的不要，我们有一个同学，她是山东人，结婚了，她隐瞒了。她在河北医院的一个河南医院学习，学校要查出来的话那是要劝其退学的。跟她爱人完全不见面，隐瞒了这件事，她爱人到学校来找她，根本不吭声。不承认这个，不承认她有爱人，三年不见面，一直隐瞒到毕业。为了学习坚持到这个程度。我也是为了学习一直不谈恋爱，我毕业了，我1957年才结婚的。我的先生是我的表弟，他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他在朝鲜，我在学校，我们有通信关系。1954年抗美援朝胜利以后他回国，1956年转业回到当地。1957年我已毕业了，回老家探亲，我也没有结婚，他也没有结婚，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家里人说你们俩都没有结婚，就结合在一起吧。结了婚，后来我就把他调过来了，我们现在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比我小两岁。　　李开全：生活过得挺好？　　陶勇：对。　　戴庆媛：有的报道新疆女兵的事，很有偏见。我提一点希望，也是我的心愿，不能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　　李开全：我们搞党史的，就是要还历史的真面貌。当时来主观愿望不是这个，作为个人都不是这个。　　戴庆媛：积极要求进步，参军入伍，自己奋斗，靠自己，不是靠丈夫。我们湘妹子不幸的是寡妇多，老同志年龄偏大，大部分出身贫寒，旧社会受苦多，战争年代枪林弹雨，后来开荒造田。这些同志身体都不太好，“文化大革命”又受了不少苦。我进行过调查，文革前后去世最多。所以她们单独过下来了，寡妇多。那年我跟湖南省委来的同志开玩笑，你们应该去看一看，我现在还能带12个寡妇回家，你们再不去看，寡妇会越来越多。不要小看这个现象，这里面有很深的含意。湖南很重视，去年9个部门，每个部门派一个代表，省长不能亲自来，派秘书代表他接待我们，还到我家来，面对面征求意见。　　李开全：湖南省这方面工作真不错。刘大姐再说说。　　刘功辉：我从小就要抱独身主义，在家里就一直这样，不结婚。参军很积极，当兵出来以后也是独身主义。后来到政治处，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那时我很幼稚，我就哭鼻子，就是不想嫁人，独身主义、自力更生。所以我的思想不一样，我不愿意谈这个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也有很多男同志，我们并不是配对来的，我反对这个说法。　　戴庆媛：关于八千湘女的数字，我再说一下。这个数字不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我和朱楚湘（原石河子党史办副主任）一起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的，我们翻1950年、1951年的名单，是女的我就画正字，1950年是一千多，1951年又是一千多，朱楚湘那里有确切数字，加起来是三千七八百。我们1952年的三批，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四千人，最后收尾清理还有好几百人，加起来四千多人。这个数字是从我嘴里出来的，号称八千。新疆电视台“天山行”节目组来采访，找到我，我就把这个情况说出来了。然后《长沙晚报》的记者江异，他写的《八千湘女进天山》，刊登在《长沙晚报》头版头条。后来拍电视，把“八千湘女”喊得很响亮，喊出来了。　　李开全：好，这个数字问题现在知道了。谢谢你们，我们搞历史的，要给后人一个交待。我们今天的访谈，谈得很好，我代表兵团党史办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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