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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加速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动因◇　陆 燕&&& 商务部研究院世界贸易部副主任 研究员　　今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将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的谈判。目前双方在进行各自必要的内部程序。按照预定计划，双方将努力在今年6月底前启动实质性谈判，并争取在两年时间内完成谈判。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国家集团，美欧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也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经济关系。美欧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开启了贸易大国缔结自贸协定的历史。如果最终达成全面协议，将诞生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作为一项高标准的综合性自贸协定，TTIP的形成与走向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经贸发展与合作的格局。　　一、TTIP谈判的框架与内容　　启动TTIP谈判，主要基于美国-欧盟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High Level Working Group on Jobs and Growth ，简称HLWG）的联合分析和建议。早在2011年11月美欧首脑会上，双方决定成立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其任务是“确保促进美国与欧盟间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及措施，互相支持以创建互惠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应美欧领导人要求，工作组此后一直致力于寻求扩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的各种措施，与包括商业、环境、消费者、劳动者和其他代表者等相关利益方共同参与制定，并在工作组报告中提出展开TTIP谈判的政策建议。　　今年2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最终报告》。报告认为，跨大西洋的贸易与投资是世界经济的支柱；美欧间早已实质性的开放了相互经济，但仍需要破除沉疴，彼此创建更多的开放市场，建立新的全球性贸易规则。报告建议，美欧应着手就综合性的战略协定展开谈判；谈判目标是实质性消除现存的贸易与投资壁垒，同时建立有助于深化经济整合的机制，尤其是促进当前和未来的规则及标准更加一致的方法，以及其他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方法。报告还明确了谈判的基本结构和内容，认为综合性的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应计划在三大领域取得积极成果：一是市场准入；二是监管问题和非关税壁垒；三是规则、原则和解决共享全球贸易挑战与机遇的新的合作模式。　　1、市场准入　　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HLWG）认为，一项综合性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应全面解决有关的市场准入壁垒，进行有雄心的市场准入改革。HLWG明确建议，协定的目标应为达成市场准入的一揽子协议，从关税、服务、投资和政府采购政策等四个方面着手，并且市场开放程度要超越美国和欧盟在以往已签署的贸易协定中所达到的标准。　　——消除关税一直是贸易自由化的核心目标。目前，美欧的关税壁垒相对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欧盟平均关税税率为5.2%，美国为3.5%。但美欧仍分别留有5600项和6100项的进口关税，同时部分产品的关税高峰高达300%和200%。由于美欧间的贸易量大，关税所产生的成本损耗仍不可忽视，消减关税的经济效益还是可观的。因而取消残存的关税壁垒成为协定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HLWG提议，应尽可能地消除跨大西洋的贸易产品的所有关税，而且协定一旦生效即有实质性的关税削减，对最敏感产品的待遇双方要找到解决方案。　　——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自由化更为复杂，因为大多数服务贸易壁垒来自于国内的法律法规。对于服务业市场准入，HLWG建议，双方要尽可能多地开放服务业领域，谈判目标应与目前双方签署的其他贸易协定中已经取得的最高程度自由化水平相结合，同时寻求在新的领域开放服务业市场，通过解决长期存在的市场准入壁垒获得新的市场准入。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跨境投资流量非常大。在投资问题上，HLWG建议，协定应该囊括投资自由化与保护方面的规定，且应以双方目前各自已经签署的最高自由化水平和最高保护标准为基础。这表明协定谈判将复制现有的美欧贸易与投资协定中存在的国际投资规则。　　——从本质上讲，政府在其采购行为中不应该歧视任何外国企业。关于政府采购问题，HLWG提议，谈判目标应以国民待遇为基础，通过大幅扩大各级别的政府采购市场准入，创造和增加新的商业机会。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减少对对方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竞标的限制。　　　　2、监管问题和非关税壁垒　　在今天的跨大西洋贸易关系中，最为显著的贸易壁垒不是关税，而是更为复杂的所谓“边境内贸易壁垒”（behind-the-border obstacles）。美欧双方监管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行政负担阻碍了贸易发展，已成为美欧贸易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比如，各自对汽车设定不同的安全规定和环境标准，一方出口商往往必须经过重复缴费和检验程序才能获准向另一方出口。有研究表明，由于监管差异带来的额外成本相当于10-20%的关税保护水平。德国经济部的最新研究表明，由于非关税贸易壁垒，欧盟出口到美国的烟酒附加成本平均超过14%，而美国出口到欧盟的烟酒则要面对平均超过50%的附加成本。同样地，欧盟化工行业要承担相当于超过100%的附加关税，是在美国当地生产的3倍多。　　　　　　为削弱非关税壁垒对贸易与投资的不利影响，有效改善贸易与投资环境，美欧都希望在这次谈判中更为深入地探讨国内监管问题。可以说，监管领域的合作是美欧贸易谈判取得最大潜在利益之所在，而创建各项流程和机制对于消减监管差异成本至关重要。为此，HLWG在最终报告中建议，美欧谈判应该是探索新的方法或途径，解决“边境内贸易壁垒”问题；核心的共同目标是，防止非关税壁垒限制美国和欧盟的公司在全球市场进行改革和竞争的能力。　　监管领域的问题涵盖很多议题，如贸易壁垒监管、国际监管合作以及监管实践等。世界贸易组织（WTO）对解决国内监管问题制定了多边规则，但美欧协定似乎希望进一步推动WTO法规的发展。对于贸易壁垒监管，HLWG明确了两项具体提议，双方要努力制定雄心勃勃的超 SPS（SPS-plus，即附加于WTO的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措施）和超TBT（TBT-plus，即附加于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章节（chapter），包括建立可持续的机制来加强对话与合作，加强双方监管合作和协调，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损失和延迟，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卫生、安全标准以及对消费者和环境的保护。　　有关监管法制不兼容议题在许多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都被涉及。针对这一问题，HLWG提出了“更兼容的货物与服务监管法制”，明确双方要致力于特别领域的（在约定的商品和服务部门的）监管兼容性，以削减特定领域中因监管差异所造成的成本，包括在适当情况下考虑采取监管协调、对等或互相认可的措施。考虑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HLWG特别建议，双方企业界要提供指导，指出贸易壁垒涉及最为严重的领域。　　对于监管实践问题，HLWG在最终报告中指出，美欧应努力协商交叉监管的一致性和透明度，目的在于实施与发展高效、具有成本效益和更加兼容的货物与服务贸易法规，包括对重大规定的早期磋商，运用影响评估，定期审查现有的监管措施，以及应用良好的监管实践。鉴于不是所有的监管差异都能一次性消除，双方设想了一个“活动协议”（living& agreement），允许有步骤地提高监管的一致性，而不是一蹴而就。　　3、解决全球共同的贸易挑战与机遇的规则　　考虑到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规模和影响都很大，HLWG表示，支持在多个领域中制定相关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将与双边贸易息息相关，而且将有利于巩固多边贸易体制。为此HLWG建议谈判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1）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双方将致力于维持和促进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实施，加强知识产权事务的工作，解决双方都关注的问题，找出哪些分歧是可以解决的。（2）关于环境和劳工问题，双方承诺对环境和劳工给予高标准的保护，重视欧盟贸易协定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美国贸易协定中关于环境与劳工所做的相关规定。（3）关于其他全球相关的机遇与挑战，双方致力于在以下贸易相关领域，就全球性规则、原则或合作模式达成双边协议：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竞争政策、从政府授予的特权中获利的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贸易本土化壁垒、原材料和能源、中小企业以及透明度问题。　　由于HLWG最终报告对谈判范围和外延的表述尚显模糊，因此美欧贸易协定的最终谈判框架和内容可能不仅限于上述方案。不过，透过HLWG最终报告及美欧领导人的讲话可以看到，TTIP谈判将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有雄心的综合谈判，旨在进一步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解决包括监管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广泛的贸易与投资问题，并对全球规则的制定做出贡献。　　二、美欧启动TTIP谈判的主要动因　　美国和欧盟是当今世界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双方在经贸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很高。目前美国与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47%，贸易额占全球的1/3。美欧间的贸易流量大，彼此互为重要的投资国，贸易与投资壁垒相对较低，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深度已经高度融合。《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最终报告》中称，美国与欧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平均每天高达27亿美元/20亿欧元，这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而美国和欧盟在大西洋两岸的直接投资超过了3.7万亿美元/2.8万亿欧元。　　回顾历史，这次美欧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非是一项新动议，该设想可谓由来已久。在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后，双方都曾提议要建立美欧统一大市场。最近的提议可追溯到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倡议建立“跨大西洋新型经济伙伴关系”，是想借此修复美欧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政治裂痕，同时希望通过合作逐步减少相互间的监管壁垒，重振美欧经济关系。尽管历史上美欧关于跨大西洋经济合作的想法一直没有消失，但所提动议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考虑，提议内容含糊笼统，也未给出实施时间表，重要的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未展示出要真正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有力行动。　　现如今，美欧领导人重拾历史性议题，并采取了付诸实践的具体动作。TTIP谈判从提上议事日程到落实正式谈判只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可谓速度罕见。对此，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表示说，“现在是达成积极全面的美欧自由贸易协定最好的时机了”。美欧加速推动TTIP谈判的目标和动机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关系到对TTIP发展前景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的判断。　　（一）TTIP谈判有助于提振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信心，分享贸易与投资扩大利益，进一步深化美欧经贸关系　　国际金融危机中，美欧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收缩，至今仍在感受危机带来的深刻伤痛。在艰难的经济复苏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各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而贸易是刺激经济快速复苏不可多得的“低垂之果”。危机以来，以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在各国经济复苏中起到关键作用。而在关于深化美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讨论中，美国-欧盟就业与增长高级别工作组将商签TTIP做为“最便宜”的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个选项。美欧都需要借此协定谈判增强经济信心，通过改善和促进相互的贸易与投资机会，推动更快的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的就业，重振经济竞争力。　　1、增加出口、带动就业是启动谈判的一个现实诱因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国家出口倍增计划（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简称NEI），即以2009年美国出口规模为基础，通过五年时间力争实现美国出口翻番目标，并由此拉动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该计划实施三年来取得了明显进展，美国经济中增加的一些就业岗位就是来自“出口的驱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资料显示，贸易为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就业机会。2012年美国货物和服务出口比2009年增长了39%以上，额外创造了1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2012年数据显示，每10亿美元的美国货物出口支持约5400个美国就业，每10亿美元的美国服务出口支持约4000个美国就业；由美国货物出口支持的就业所获得工资要比全国平均工资高出约13-18%。以贸易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并在2014年底实现出口翻番目标，是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的一个重点。但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背景下，如何保持美国的出口势头，使出口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奥巴马政府明确，自贸协定谈判就是一个好的契机，通过确保达成强有力的贸易协定来保持贸易增长的势头。而跨大西洋自由、公平的贸易为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收入就业机会。　　为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国家普遍推行以“减赤”、“减债”为主要目标的财政紧缩政策，客观上抑制了经济增长。经济不景气严重影响了欧洲贸易增长，令欧盟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下降。2012年，欧盟27国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32.6%，比上年下降2.1个百分点；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2.4%，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目前欧洲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既要尽快度过债务危机难关，又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关于深化美欧经贸关系的讨论，无疑向正在积极寻求与美国合作项目、推动经济发展的欧洲人伸出了橄榄枝。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希望借助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为经济复苏注入活力，用更积极进取的贸易政策来提升欧洲长期竞争力。因此，这次欧盟对美欧贸易谈判显示出更大渴望，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欧盟领导人表现出要加快谈判进程的意向。前美国贸易代表柯克说，这是欧盟第一次有热情真正去推动双方的贸易谈判。　　目前美国和欧盟都在努力加强其经济复苏。自然地，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成为美国和欧盟的共同选择。美欧相信，签署全面的贸易与投资协定有助于重振经济信心，扩大大西洋两岸的贸易与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各自在大西洋两岸的贸易地位。HLWG在最终报告中指出，谈判的目的在于深化世界最大经济体间的商业关系，推动更快的增长和支持更多的就业。美欧领导人都表示，要致力于使这一经济关系成为“推动我们的繁荣的更为强劲的引擎”。　　2、TTIP一旦实施将使美欧市场更加融为一体，带来巨大的自由化福利效应　　美欧的贸易关系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关系。美欧双方确信，一个有雄心的、综合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完整、更为紧密的跨大西洋市场，这既能广泛地改善双边的贸易与投资环境，显著增加美欧贸易机会、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提高美欧的国际竞争力，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美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和改善全球治理。　　鉴于美欧之间的巨额经济往来和各自庞大的市场规模，一个综合的、有雄心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可以为双方的企业和消费者带来持续增加的经济福利。欧盟委员会的一份资料说，预计到2027年，欧盟和美国的GDP将分别增长0.5%和0.4%，相当于欧盟每年新增收入860亿欧元，美国每年新增收入650亿欧元。有研究认为，美欧贸易自由化最大的经济收益不是来自出口，而是来自取消对本国市场的非关税壁垒，从而促进竞争、生产力和创新。TTIP谈判所带来的监管融合的收益将更加明显。据估算，美欧贸易协议带来的全部潜在收益中的80%，来自于减少由官僚机构和监管程序造成的成本浪费，另外来自于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政府采购。　　3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减少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壁垒》的独立研究报告。报告详细考察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流动现状及存在的障碍，使用经济模型评估了不同政策方案产生的潜在影响。报告认为，TTIP一旦得以充分实施，可以为欧盟（每年1190亿欧元）和美国（每年950亿欧元）带来重大的整体经济利益。这意味着欧盟每个四口之家的平均可支配年收入增加545欧元，美国家庭每年增收854美元。美欧贸易自由化也将对全球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增加GDP近1000亿欧元。而欧美两大经济体间的贸易增长，连同它们与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增长，将使欧盟和美国的出口额分别增长6%和8%，相当于欧盟和美国各自增加2200亿欧元和2400亿欧元的商品和服务销售。　　（二）TTIP谈判是美欧欲在WTO框架外寻求制定贸易规则的平台，更积极地利用自贸协定推进其贸易议程，以保持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的领航地位　　当前国际贸易关系发展的两个显著趋势是，WTO框架下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进展艰难，其陷入停滞的局面正在降低成员通过多边谈判制定贸易规则的动力；而与此同时，各种新型的贸易合作机制不断涌现，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在填补WTO留下的空缺。从现实的机制看，多哈回合旷日持久及其谈判议题制约了发达国家利益的实现，导致对多哈回合的需求和动力逐渐降低。为在世界贸易体系重构中占据优势，确保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美欧等正带头将贸易谈判的主战场从多边转向双边或区域。　　1、美国对多哈回合谈判选择了暂时搁置　　多哈回合是WTO成立后主持的首轮谈判。自2001年启动至今已进入到第12个年头。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发达成员，与以巴西、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一直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等关键领域存在严重分歧。原定三年完成的谈判一再陷入僵局，自2008年年中后更是陷入停滞状态。　　多哈回合停滞不前，以及发展中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增强，使美国希望通过主导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获得更多贸易利益的目标变得难以实现，逐渐减弱了推动多边贸易谈判的动力。第一，多哈回合谈判议题制约了发达国家利益的实现。美欧发达成员在多哈回合中关注从新兴市场大国获取市场开放的优惠，极力在现有规则中加入新议题，认为应该优先就投资、竞争政策以及政府采购透明度等议题（即所谓的“新加坡议题”）展开谈判。新兴经济体则努力维持其在WTO政策范围内的起码政策空间，拒绝了发达成员的有关提案。第二，多哈回合的低效率降低了发达国家对多边谈判的兴趣。协商一致原则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石，而协商一致则需要不断谈判，直到每一成员都对最终结果满意并能接受。从发达成员角度看，在多边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空间正在变小且不确定，感到依靠多边谈判来推动其关注的贸易规则制定效果不理想。鉴于多哈回合达成共识遥遥无期，以及通过多边谈判推行其全球贸易战略的阻力增大，美欧不愿再推动多哈回合，而是选择了暂时搁置，这对全球多边贸易谈判造成了最为消极的影响。　　当然，美国也绝无彻底抛开多边贸易体制的打算。虽然不愿在多哈回合中发挥领导作用，但并不意味不再参与，美国实际上采取了聚焦部分关键领域的做法。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一直呼吁在多哈回合中“纠正不平衡”，认为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必须承担与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相一致的责任，应在农产品、非农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中做更多让步。另一方面，在多边领域内推动其关注的议题取得进展，倡导将诸边谈判做为进一步扩大多边措施的跳板。这些议题包括：与选定的若干WTO成员开展新的诸边服务贸易谈判，寻求扩大1996年《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所覆盖的产品范围等。　　2、美欧转向利用双边和区域协定推进其贸易议程　　由于在多边谈判中无法协调彼此的利益分歧，双边和区域谈判被看做是最有希望的框架安排。在多哈回合进程受阻背景下，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作用日益突出。各国将贸易自由化注意力及谈判资源集中在区域和双边谈判上，贸易大国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放宽市场准入上取得一定进展。据WTO最新统计，目前各成员向WTO通报的贸易协定数量达410个，已生效实施的有231个。　　奥巴马政府的贸易政策取向是“区域贸易合作优先于多边贸易自由化”。在消极对待多边贸易谈判同时，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扩大贸易机会。2009年美国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此后以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为标志，强势主导《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谈判，以与世界发展最快地区达成下一代的、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在2011年10月奥巴马第一任期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与哥伦比亚、韩国和巴拿马的自由贸易协议。今年2月美国宣布启动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以深化与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关系。随着今年5月日本宣布加入TPP谈判，事实上启动了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美国的贸易战略和贸易议程非常明确，推进TPP谈判和TTIP 谈判双管齐下，建设更包容、更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借此确定新的贸易框架，扩大美国出口机会。　　欧洲过去和现在都在坚定地走构建自贸协定的道路。近年，欧盟贸易政策强调与《欧洲2020战略》的相互衔接，通过开放和互惠的贸易政策推动欧盟实现“灵巧增长、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近年来，欧盟先后与韩国、新加坡、哥伦比亚、秘鲁及中美洲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与加拿大的谈判进展良好，与印度、南方共同市场、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也在进行中。面对由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以及日本在TPP问题上逐步向美国靠拢，欧盟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促使欧盟加快向美国接近。欧盟在今年2月13日宣布与美国展开TTIP谈判后，在3月25又宣布与日本启动有关贸易自由化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谈判。欧盟的意图是，希望在日美达成协议之前率先与美国缔结协定，率先制定有利于美欧的贸易与投资规则。　　（三）TTIP谈判有利于美欧先发制人，率先主导制定“下一代贸易政策”，并推动其成为全球贸易的新标准和范本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模式，更多的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随着各国贸易投资关系不断增强，现有的多边规则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关税壁垒的稳步减让使各国更注重协调其各不相同的非关税政策。TTIP谈判给美欧提供了一个制定工业标准及未来经济准则的全新机遇。美欧希望通过谈判，扩大国际贸易规则的范围和界限，制定符合其利益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同时寻求在协议中体现它们的核心价值观。而美欧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意味着将推动其贸易伙伴迈向新的跨大西洋标准。　　1、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内容正变得更加“深入”和“广阔”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生产过程的各阶段被分配至不同的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各国产业高度依赖，没有任何产品完全由单个国家制造。运输及通讯成本的降低使跨国公司能够掌控全球价值链，通过企业内贸易和供应商之间的网络来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全球贸易与投资变得日益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不仅将制造阶段分配出去以减少成本，寻求比较优势，而且将服务项目分离并外包，使全球生产网络更加错综复杂。全球价值链发展与贸易的紧密联系是，全球贸易中中间品贸易份额已高于最终产品。目前，世界货物贸易的60%是中间品贸易。　　在全球价值链日益常态化的今天，贸易的主要障碍已不是关税，而是“境内”的监管、非关税壁垒和繁文缛节的行政管理。如今，从事贸易的企业关注的是探索能够提高运营效率的规则和行政、物流设施。人们也清楚看到，要想增加贸易机会，减少贸易成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削减各种不必要的“边境内贸易壁垒”。鉴于非关税壁垒往往是各国不同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因此各国政策的跨国协调将更多地致力于监管合作，避免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达到歧视性贸易的目的。　　实际上，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协定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协定的内容正变得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协定已经涉及深层次而非浅层次的合作。这些协定内容已逐步超出关税和其他边境措施的范畴，而是包括了广泛的境内措施或监管政策条款，诸如有关服务和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政府采购、以及生产和加工标准的统一或相互承认等领域的承诺。显然，这些贸易提议具有明显的“超世界贸易组织”特征，即要求成员在某些方面做出比WTO 更多的承诺。这种“超WTO 协定”在遵循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协定成员国之间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经贸空间，从而实现互惠互利。深层次贸易协定的发展和非关税承诺角色权重的增加，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变化。　　2、美欧贸易谈判带来了制定未来全球产业标准的先发优势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包括欧洲，一直以来是国际规则的引领者、制定者与最大受益者，它们在国际规则制定上占据绝对优势，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是美国利益和诉求的本质反映。如何继续主导和引领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是美国对外贸易战略的核心所在。美国智库分析说，美国同时构建TPP和TTIP极具战略意义，这不仅能重塑自由主义规范，强化在制定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领导作用，而且也是保持美国经济领导权、实现出口倍增的最佳方式。　　从TTIP谈判框架看，谈判重点将是解决代价高昂的阻碍商品和服务流动的“边境内非关税壁垒”，并提倡增强各项法规和标准的兼容性。换言之，谈判将从简单的关税问题推进到更为复杂的内部监管问题。双方希望通过调整国内标准，并使其成为制定全球规则的基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月13日的新闻简报中表示，通过制定针对一系列问题的规则和原则，这个协定可能会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这些问题包括“为国有企业制定以市场为基础的规范、消除具有歧视性的地方贸易壁垒以及增强中小企业的全球竞争力”。美国副总统拜登在4月5日的一个讲话中表示，美国希望利用TPP和TTIP谈判来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美国的目标是达成高标准的协定，并将此注入多边体制，改进有关规则和标准”。欧盟方面表示，谈判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完整的跨大西洋市场，同时尊重每一方的监管权利，来确保适当标准下的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力度；世界两个贸易巨头将加强监管合作，以建立相似的法规，而不是在后期被迫调整。　　美欧加强合作无疑可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发挥统治性的作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全球经济，对于几乎所有国家来说，美国和欧盟都是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美欧的意识形态类似，社会经济体制和国家法律制度较成熟，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市场规模巨大。美欧试图将TTIP打造为高标准的综合贸易协定，不仅可以构建一个由其主导的世界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而且可以率先建立新的工业标准和贸易规则，并在其中体现它们的核心价值观，为制定全球规则设置基准和范本。　　（四）TTIP谈判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美欧战略伙伴关系，增强与新兴经济体抗衡的力量，拓展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视野和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表明，对大国而言，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从来都不是追求纯粹的经济目标，它必然反映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动机。从这种意义上看，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有着重大的差异。二战以来，世界贸易体系基本上由美欧主导，无论多边还是区域，都是美欧走在前头。但这种全球治理模式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正日益受到挑战。自世纪之交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在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治理中，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的作用凸显，共同讨论危机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前所未有地表达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崭新角色。未来美欧要想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继续发挥统治作用，需要有更广阔的眼界和策略。　　历史上，美国与欧盟有着传统的同盟关系。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美国政策重心逐渐东移，“回归亚太”战略成为近年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欧盟则更加关注内部事务。跨大西洋关系事实上存在着逐渐疏远的风险。对欧盟而言，美国所谓的“回归亚太”战略被解读为，美国将美欧长期而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关系降级，这传递出欧洲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不再重要的信息。然而，当美欧宣布启动TTIP谈判时，实际上明确而清晰地否定了欧洲不再重要的提法。前国务卿希拉里在离任前发表的一次外交政策讲话中说，美国不是要把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是要和欧洲一起把重心转向亚洲。　　无疑，TTIP谈判将重新拉近美欧之间的关系。对美欧而言，已有的跨大西洋经济伙伴关系太过笼统和局限，双方需要创立新的合作模式。借助TTIP谈判，可重新加强和构筑美欧的战略同盟关系。协定的实施可望增加双方人与物的交流，将美欧间以军事领域为中心的同盟关系扩大为包含经济部门的多元领域的战略同盟。借助TTIP谈判，美欧可联手将美欧自贸区打造为全球贸易的规范基准，增强与新兴经济体抗衡的力量。在应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中，美欧都需要大西洋对岸的强有力伙伴，这不仅是美国需要欧洲，欧洲也需要美国。总之，今天的跨大西洋关系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这是美欧因各自实力下降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与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全球生产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另外，美国强势推进TPP和TTIP这两项谈判，也反映了美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新思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久拖不决，还有在气候变化等其他问题的全球谈判也陷入类似僵局，这导致人们怀疑在涉及全球重大问题上达成全球协议的想法是否可行。TPP谈判和TTIP谈判则表明了另一种策略，即通过加强发达国家的联合，吸引志趣相投的国家组成共同阵线，率先建立引领全球下一轮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新规则，以维护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概括而言，商签TTIP是美国和欧盟寻求创造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新机遇的重大举措。美欧在今天加快推进TTIP谈判，既反映了世界经贸格局的深层次变化，也凸显了美欧主动进行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背后体现了在争夺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维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领航地位的博弈。由于谈判将涉及两大经济体的进一步市场开放及监管制度的相互兼容，因此“将是本世纪最复杂和最重要的贸易谈判之一”。未来TTIP谈判能否如愿展开，将取决于美欧是否具有充分的政治意愿，也需要双方制定合理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清晰路线。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迈向2020年的中国外贸发展战略”（项目编号12&ZD054）的支持。&&
信息来源：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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