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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考试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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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银行信贷经理诈骗客户1500万为堵窟窿疯狂拆借
银行信贷经理诈骗客户1500万为堵窟窿疯狂拆借
来源：你我贷
犯罪嫌疑人正在接受审讯本报记者赵磊潍坊某银行信贷部经理赵某因为借钱给朋友开饭店欠下高额债务，为了还上钱，先是从亲戚朋友处借钱，后来干脆利用工作关系诈骗客户，欠款越滚越高达到1500多万。最终，这名信贷部经理发现自己无法还清欠款，主动到潍城公安分局投案自首。7月18日，记者从潍城警方获悉，目前赵某已经被提请检察院逮捕。借钱给朋友开饭店“那天下午，一个银行的信贷部经理来到公安局，竟然是要投案自首。”7月18日，潍城公安分局经侦二中队的民警徐洪明告诉记者。6月14日下午，一名30多岁的男子垂头丧气地来到了潍城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男子自称是潍坊某银行中层领导赵某。“我过来投案自首。”“为什么投案？”“我骗了别人的钱，现在还不上了。”“骗了多少钱？”“1500万”。在民警和赵某简短的对话之后，警方开始对于赵某诈骗的详细经过进行了解。原来，2008年的时候，赵某的同事李某从银行借了200多万，帮助朋友开饭店。后来，逾期未还，银行查出了这件事情后，勒令李某还钱，否则就要被银行开除。李某向赵某借了三十万元，之后东拼西凑终于将贷款还上。但是，李某还是被银行开除。被开除之后，李某没有了经济来源。为了让李某尽快将欠下的30万元还上，赵某建议李某盘下朋友的饭店，然后重新开始经营。因为没有工作，李某也就同意了。李某从朋友那里接过饭店之后，开始重新装修经营，而这些都需要钱。帮人帮到底，赵某一方面出于帮助朋友的想法，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饭店经营好之后，李某可以快速将欠款还给自己，于是，赵某开始借钱，然后他再把钱借给李某，用于饭店的经营。饭店倒闭欠下300多万赵某不仅仅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甚至还将手伸向了自己的客户。“赵某是银行信贷部经理，平时有不少客户都从他那里贷款。他给客户贷下款来之后，就打电话给客户借钱。因为觉得以后公司贷款可能还需要赵某从中操作，所以也都很痛快地将钱借给他。”民警徐洪明告诉记者，赵某并没有告诉客户他借钱的真实用途，而是以“过桥资金”的名义借钱。赵某自称有客户的贷款到期，但是一时拿不出钱来还贷，所以需要临时拆借一部分现金。赵某用这部分现金先将贷款还上，然后从银行再次贷款，中间需要短期使用大量的现金，也就是“过桥资金”。本来，赵某的想法很好。只要李某的饭店盈利，就可以将之前的欠款全部还上。但是，天不遂人愿，李某的饭店一直没有起色，直到2009年底的时候，饭店彻底倒闭，赵某借给李某的钱也就没法收回。而此时，赵某已经欠下了总计300多万的欠款。为了堵窟窿疯狂拆借资金这时，不少债权人开始向赵某讨债。无奈之下，赵某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再从别的客户那里借钱，还给之前的客户。因为赵某银行职员的身份，所以不论是他的亲戚朋友，还是借钱的客户，都没有怀疑过赵某的还款能力。同时，赵某并不从一家客户手中借钱，而是广撒网，每个客户借款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而赵某许诺的，也从两三分到三四毛不等。赵某已经知道自己还不上这么一大笔欠款，索性破罐子破摔，不停地来回拆借。从2009年底到2012年6月份，原本的300多万欠款，在利滚利之下，暴涨到了1500多万。对于还款已经死心的赵某，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于6月14日到潍城公安分局投案自首。7月18日，记者从潍城警方获悉，嫌犯赵某因涉嫌诈骗已于13日被提请检察院批捕。［银行］［保险］［基金］［］［聚焦］最赚钱运动员嫁高管的女星千亿身价女星商务部:猪肉同比降23.5%炒白银赚钱概率达七成？80后亿万富翁称靠无聊致富雅虎迎硅谷第一美女当总裁4种另类养老途径供参考香港人为什么不喜欢自购私家车500万彩票大奖得主说“彩经”央视名嘴豪宅女星与富二代车模台下生活明星婚礼比拼职场白骨精十大旺夫女盘点明星豪车明星分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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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你我贷官方微信张驰 王烁 李勇：2140亿，好大个粮款窟窿(《财经》 )
　　2140亿,好大个粮款窟窿&&|&&自1992年至1998年6年中,中国粮食收购款产生了2140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近1亿元,为什么《中国审计》杂志 张驰 王烁 李勇■中国粮食收购款六年产生了2140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近1亿■朱镕基动用审计之剑■第一轮审计结束，中国大粮仓“鼠患”成灾触目惊心近一段时间，有关粮食系统内部一些贪污、腐败案件逐渐见诸报端，由此引申的粮食领域内诸般弊端也随之浮出水面。数千万、上亿元金额的个案在今天已不足以令人拍案惊奇，敏感的人则已经注意到案件成批曝光的背后必有大文章。仅仅以数据而言，问题之严重还是远远超出了普通人最大胆的猜想。到今年3月底，全国各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额高达5431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只有3291亿元——两者之间，整整亏空2140亿元！这意味着2140亿元之巨的资金，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而流到了粮食收购系统之外。不是几千万或几个亿，而是2140亿，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39.4％！偌大的粮款窟窿，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审计长李金华牵头5万人出马，建国以来最大一次审计行动直指粮款流失“要是不亏和不挤占这2000多亿元，该能办多少事！”今年4月27日，朱镕基总理在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发出这番感慨。2140亿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算法，比如可以盖100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建上万个工厂，可以再修一个三峡工程，等等。今年百年不遇的水灾，按目前公布的数字，直接损失也不过1666亿元。国家为拉动经济增长而增发特别国债，是了不起的大事了，总额也就是1000亿元！冒出这2140亿元的窟窿，不过是从日以来至今年3月底为止的6年间的统计。这意味着自日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29.7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1个亿！粮食系统300万在职职工，平均每人每月能摊到近1000元！如此算来，粮食收购恐怕是当今中国最能亏钱的行业。为查请这笔钱的准确下落，中央决定动用审计之剑。今年四五月间，在国务院召开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及总理办公会上，朱镕基三次点将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决定由审计署牵头，财政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粮食储备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参加，清查审计自日至日的粮食财务挂账，为下一步粮改摸清家底。5万名审计人员火速上阵，八部门组成的16个国务院检查组分赴各地督察。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一次特大审计行动正式启幕。3个月后的8月底，第一轮审计宣告结束，粮仓大窟窿终于初现端倪：整个粮食财务挂账中，亏损挂账1200多亿元，挤占挪用约800亿元。此轮粮食清查审计共核减亏损挂账100多亿元。与挂账“消肿”的过程相对应，一大批粮食大案被陆续曝光，人们一次次感受着震惊：涉案违纪违规金额动辄几千万，上亿元的也绝非屈指可数。审计还在继续。9月14日，审计署召集驻全国16个特派员办事处及部分省市审计部门的业务精锐，举办培训班，准备组织近800人对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河北、安徽、山东、江苏等8个产粮大省第一轮清查审计的质量进行抽查。据了解，这8省的亏损挂账占全国亏损挂账的一半以上。巨额粮款引得群鼠相争鼠患成灾，800亿元巨款被挪占稍为一掂量就知道这是个多么可怕的数字：800亿元粮款被挤占挪用——一方是手持白条、满腔痛苦与怨怼的农民，一方是紧缩开支、付出巨资的政府，而在中间竟有800亿元被权力者公然拖走。审计部门的核查，使许多挪用款的下落一一曝光，其情节之恶劣超过常人想像。首先将贪婪之手伸向粮款的，正是粮食系统内部的“仓鼠”：在四川，一个县的粮食系统自1992年以来共挤占挪用粮油收购资金1.57亿元，用于盖酒楼饭店、对外投资及其他附营业务，至今被挤占资金仍难以收回；在吉林，一个小城市的粮食企业动用1.6亿粮款，购买了大批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几十年用不完的资材；在安徽，一个县的粮食系统挪用收购资金6775万元，不但办起宾馆、招待所、澡堂子、加油站等各种自牟盈利的经济实体，还在黄山风景区设立了粮食局“办事处”；在浙江，几乎每个县市的粮食部门都有自己的宾馆、饭店，从二星级到四星级一应俱全；在山西，一个国家油脂储备库负责人任职11年，将9名亲属安排在该库要害部门工作，肆意侵蚀国家财产，造成经济损失近2500万元；在山东，全省粮食系统1994年至1998年5月末共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贷款4.98亿余元……庞大的国家粮仓四周，争扒粮款的硕鼠，还包括地方政府及各个权力部门的“官鼠”：在辽宁，一个县的工商、外经和公安等部门长期借用粮库的农发行贷款113万元，借款最长的达6年，最短的也有4年；在内蒙古，一个县政府为解决县制酒厂无米下锅的困难，“拉郎配”将酒厂划归粮食局，消耗粮食企业资金3100多万元；在吉林，政府驻外地办事处即可伸手向市级粮食部门“借钱”数百万；在江苏，一个城市的财政局所占粮食补贴款即以千万元计……粮款进入收购程序原本应当封闭运行，然而，执行封闭职责的国家政策银行中也出现了偷扒粮款的“银鼠”：从1996年始获准建立分支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仅在当年便挤占挪用粮款320亿元，亏损197亿元。到1997年，这种情形有增无减，有的省级分行戴帽下达1750万元贷款兴建酒店；有的地区分行将1.79亿元粮食收购资金贷给非粮食收购企业……初步审计分析表明，挪占粮款主要涉及个人挤占侵吞，企业、部门挪用和政府行政干预占用几方面。而资金流向，则包括建宾馆饭店、办公楼、职工住房，购置小轿车、手机等高档用品，炒股票、期货、房地产等方方面面。粮食收购冒出千亿元亏损，大锅饭体制是要害那么，在挤占挪用之外，1200亿元的粮食系统挂账亏损，又所为何来？按现行政策，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粮食所需的收购资金，均由农业发展银行提供贷款；销售价根据收购价加最低利润和合理费用确定，亦即“顺价销售“；粮食企业用销售资金和财政拨付的政策性补贴资金，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我国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制度，建立了粮食风险基金。中央储备粮为700亿公斤，这些粮食的利息和保管费一公斤一年0.26元，全部由中央财政开支。地方储备粮大约130亿公斤，利息和保管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开支。这几年粮食确实是丰收了，但扣除这两部分，国有粮食企业的周转粮最多也就多出350亿公斤，利息和保管费最多也就是70多亿元。粮食风险基金到去年年初结存150亿元，应该足以补贴由于粮食丰收、库存增多而增加的利息和保管费。如果严格按此政策操作，粮食企业不可能出现亏损逾千亿元的结果。那么，亏损因何而来？一是“降价销售，亏掉了。这是最大的原因”。中央领导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如此分析。连续两年粮食喜获丰收，为此，政府在1997年出台重大决策，要求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但各地在政策执行中差异较大，有的地方农民就到集贸市场低价出售粮食。私商低进低出，国有粮食企业一急之下，也降价亏本销售——反正亏了本有银行拿钱。吃大锅饭的体制再加上失于监管，造成了这个局面。二是“人多开销大，吃掉了”。国有粮食系统现有400万人，其中100万离退休，300万在职；而真正从事粮食收储的只有100万人，其他200万人“什么业务都干”。人越多，成本越高，粮食越卖不出去，亏损就越厉害。另外，大量的附营业务亏损，最终也都算到了粮食亏损帐里面。审计的初步结果正与这样的分析相吻合。有些省说“欢迎新闻媒介来曝光”，也有些地方领导把群众举报称为“别有用心”云南昆明国家粮食储备中转库挤占挪用粮食收购贷款1.3亿元案件被查处后，省委书记令狐安明确提出：“欢迎新闻媒介对此类案件加大曝光力度。”省长李嘉廷也表示：“公开曝光，能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改进工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次清查审计的过程中，对被查实的案件，为数不少的地方和部门控制舆论，要“大事化小”。更有甚者，把人民群众的举报信指责为“别有用心”、“发泄不满”。不久前，审计署主办的《中国审计》杂志收到一封来自江西某市粮食局的稿件，打开一看，是一封举报信。写信的职工不敢把信直接寄给审计署举报中心，怕当地查出来被报复，希望杂志代为转交。粮食问题关乎国计民生，人们有知情权，有监督权，这都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这次审计过程中，相关人士谈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谁吃了谁的蛋糕”。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央的钱还是地方的钱，无论是财政的钱还是银行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是每一个老百姓的钱——他们有权知道自己的钱到哪里去了。据审计署有关人士透露，这次清查审计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群众举报。各地审计部门收到很多举报信，仅审计署举报中心就收到了1300多封举报信。第一条被新闻媒介广泛披露的黑龙江绥化粮案，就是在多次群众举报的基础上经审计查实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从古代的诗经民谣到今天的公众举报，中国老百姓对于盗粮之“鼠”的义愤历两千年而不绝，这种情形实在使人感喟，也使人有些悲哀。粮食系统的亏损并非自今日始。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长路漫漫回过头来，当须审视我们现有的制度。有农业经济学家指出，20年前，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曾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先河。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改革进入粮食流通领域之后，却屡经反复，未有根本性重大进展。20年来中国的粮食政策曾发生若干变化，但始终保持主要由政府掌管粮食购销的局面；国有粮食系统作为粮食流通领域的“主渠道”，担负着政策性经营与赢利性经营的双重职责。因此，粮鼠猖獗，粮款流失，其实包含着一种制度性的必然。中国粮食系统的亏损本不自今日始。记者从历年粮食企业的盈亏统计中获悉，粮食系统的亏损1979年便已存在，而大规模亏损发生在1986年至1991年以及最近三年这两个时间段上。1985年国家取消粮食统购派购，实行合同定购制度，出现了粮食价格的“双轨制”，此后连续三年提高购价，销价不动，加大购销倒挂；粮食亏损从1986年的40亿元飞涨到1990年的212亿元，至1991年甚至升至241亿元。1992年以后曾有下降，但1996年以来又大幅上升。1997年亏损达到488亿元的历史最高点，1998年第一季度就亏损291亿元。中国过去各时期的粮食政策不同，亏损的原因也不同。对1992年以前的粮食亏损，未曾进行过类似今年的大规模审计，也并未将挪用严格从一般性亏损中区分出来。但粮食企业亏损严重而时日长久，至1996年以来情况日益严重，情节愈显恶劣，终于促使决策层痛下改革决心。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镕基总理明确地将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列为今年首要的改革任务。在4月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决策层更是一语道破问题之所在：“现行粮食流通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央拿资金，地方管企业，敞开口花钱，吃大锅饭。这个体制不改不行了。”今年5月10日，中央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浓重一笔便是“四分开一完善”原则：政府粮食行政管理职能与粮食企业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粮食责权分开，收储业务与附营业务分开，新老债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面对2140亿元的大窟窿，文件还明确规定，各地粮食企业要在5至10年内消化1992年至今的所有亏损，为此，国家财政将拿出600亿元资金，承担在此期间内的亏损挂帐的利息；挤占挪用的贷款也将分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同时要求自今年6月1日以后，粮食收储企业不允许再发生新的亏损挂账。6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全国粮改学习班上提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具体措施：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资金封闭运行；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精减人员。改革的动员令已经颁布，但改革的路途中可见荆棘丛生。对已经出台的政策，专家和学者们有认同，有担心，也有批评保留；对于粮食流通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人们则众口一辞地肯定。明天的实践会对今天的决策进行检验。而公众最大的期望，就是中国的大粮仓早日修复，群鼠成灾、千金流失的悲剧不再发生。■补窟窿与建市场&&|&&2140亿元这个大窟窿，银行不能背，财政背不起。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务问题。所以下一步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无论有多好的设计，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陈锡文为什么会出来这么大个窟窿国有粮食部门出来这么大个窟窿，原因有很多。从主观上讲，它长期有“老大”思想，因为粮食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也就成了特殊部门，一直没有按最基本的发展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要求自己。事实上，它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流通部门。从客观上讲，国有粮食部门没有改革的压力，指望靠它自己的运行机制和思想观念来减少亏损甚至扭亏为盈，显然是做不到的。而且，原来的政策设计也给它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从1996年到1998年这一段，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对粮食部门敞开供应资金，本来目的很清楚，就是不向农民“打白条”，以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到了粮食部门这一边，就成了谁都拿不到资金，而它能以收粮的名义拿到资金。所以它不光自己拿资金，挤占挪用，而且帮别的部门、别的系统拿资金。天底下没有哪个企业能获得银行的这种待遇，也没有哪个经营者能获得这种待遇。市场没有了，政策前提没有了，任何约束也就都没有了。国有粮食系统长期以来自律性太差。从上到下都是包着、捂着，现在一捅出来，问题就很严重。从这个角度看，粮食系统不改不行。为什么会出来当前这样的政策当前的政策措施一般称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收购价加最低利润和合理费用形成的价格），资金封闭运行；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精减人员。这与前一时期提出的原则“四分开、一完善”事实上并不完全吻合。“四分开”系指政企要分开，中央和地方的职责要分开，储备粮和周转经营粮要分开，老的挂账和新的挂账要分开；完善以市场为主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这里第一就是政企分开，行政管理部门不能插手粮食经营，但现在又说按规定的价格敞开收，多少都要收。为什么呢？就因为这2140亿元的窟窿。2140亿元这个大窟窿，银行不能背，财政背不起。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务问题。所以下一步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无论有多好的设计，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明白这一点，“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就好理解了。它不是基于粮食市场建设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是一次着重于粮食财务制度的改革。为什么要按规定价收，而且要敞开收？就是要把粮食收完，要让粮食部门成为惟一经营粮食的垄断部门。为什么要顺价销售？就是要把价格憋到某个水平。为什么要资金封闭运行？就是粮食部门除了收粮，别的不准干呗！所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不是新体制，而是旧体制内的调整。这2140亿元不能打水漂。至于说粮食市场体系怎么发育，怎么建设，符合市场经济的粮食购销体制是个什么样子，得等这个问题解决了再着手。会不会产生新的窟窿当然又会有新的担心，会不会旧的窟窿没补上，又产生新的窟窿？“三项政策、一项改革”能不能渐渐地补上2140亿元的窟窿，能不能不产生新的大窟窿，关键在于能不能实现顺价销售；而顺价销售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粮食部门能不能把粮食收尽，没有其它人去收。实现这一点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想一切办法坚决不许私商收粮；第二种是建立一种机制，让粮食部门心甘情愿去收。现在就没有这么一种机制。你要它收，它实际没敞开收，什么原因呢？它不敢收，怕亏——如果产生新的亏损算谁的？按政府规定的保护价格敞开收购粮食到底算个什么行为？是企业经营行为，还是给政府做代理？保护价收来的粮食是个什么性质的粮食？是一家商社的经营性的粮食，还是政府做了补贴之后的储备粮食？这事现在没有讲清楚。政府既然觉得这事不会亏，就应该跟谁 讲清楚：这是你接受我的委托代我收，我给你付代理费。如果粮食部门真能按政策办，不压价，服务态度再好一点，农民也愿意交。你出的价格高，他为什么不愿意？要是农民都能把粮卖给粮食部门，这事就成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基本着眼点在于不许国有部门再发生新的亏损，还应该补上一点过去的亏损。这样，以后建立粮食的市场体系就会比较好办。■(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鼠害”图&&|&&张驰“仓鼠”何猖山西省南河湾国家油脂储备库原法人代表张金贵，任职11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近2500万元。张金贵有妻、女、婿等9名亲属被安排在该库财务、经销、检验等要害部门。1993年2月至1995年，张批准拨付1000多万元，给其女婿负责、女儿任会计的该库驻广州经销部用于经营。此经销部的财务收支一直脱离该库监管，至今不但未交分文利润，而且造成呆账100多万元，本息损失150多万元。1994年4月，张金贵擅自与私营企业华晋公司(出资人为张金贵女婿等)的庞荣祥(其子为华晋公司出资人之一)签订订购豆油合同，并向庞支付定金1500万元。合同部分履行后，张金贵与庞协商中止，至今仍有1100多万元定金血本无归。群鼠闹京山日，湖北省京山县召开“粮耗子”公判大会，判刑3人，刑事拘留9人，监视居住15人。与此同时，京山县纪委作出决定，给予党纪处分2人，给予行政处分11人，宣布“四停”，即停职、停薪、停岗、停付养老保险金166人。年5年间，京山县粮食系统人、财、物管理混乱，挤占挪用成风，粮食财务挂账达9.92亿元。闻者无不咋舌。在京山，粮管所主任、会计、营业员都可作价卖粮，购粮贷款能否收回却无人过问。1993年该县4个粮管所在已经得知底细的情况下，仍坚持向“皮包”公司装船发粮，结果粮食中途被变卖，307万元贷款无法收回。县粮贸公司某职工在有关领导的同意下，以公司名义从某粮管所调运5车皮计68万元的大米外销，最后仅上交公司10万元。个体户黄某（原系粮食系统职工）赊欠数个粮管所粮食款232万元，现此人在逃。该县孙桥粮管所调出1251万公斤粮食未入销售账，其中35车皮计44万公斤甚至不知下落。雁门口粮所短少粮食320万公斤。近几年该县粮食局先后挪用购粮贷款6000多万元，投向房地产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仅高档小汽车就买了46辆。“官鼠”种种江苏省淮安市财政局和黑龙江省甘南县财政局占用粮食补贴款3000万元。吉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等机关、单位占用该省榆树市粮食资金790万余元。黑龙江省双城市政府1996年向双城堡国家粮库借款100万元用于修路。1995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政府为解决县制酒厂无米下锅的困难，“拉郎配”将制酒厂划归粮食局，该厂消耗粮食企业资金3100多万元。此外，四川省中江县粮食系统挤占挪用粮油收购资金1.57亿元。该案件被审计查实后，当地政府希望四川省审计厅说服检查组，不要将该情况报知中央。不知仅仅是“官”爱护“鼠”，还是“官”“鼠”本为一家？硕鼠现形记富锦市粮库是黑龙江省21个国家粮库之一，常规存储量在6万吨左右。自1997年3月至1998年3月，富锦市粮库分4次集体作弊,做假凭证3000余张,采取虚购、虚销国家储备粮、保护价粮41570吨的手段，骗取国家政策性补贴339万元，同时套取农业发展银行贷款3967万元；其中1255万元以私人名义存入了当地银行储蓄所及农村信用社等30个账户。审计人员发现,1997年3月、7月、10月的库存报表显示，粮库库存从三四万吨突然增至10.6万多吨。此为疑点一。审计人员还发现，今年5月25日一天,粮库出库粮食2.8万多吨,通过汽车运输发往大连。经测算,如果按每台汽车装8吨计算,需要3500多辆车；如果按每天装35辆车计算,需要3个多月才能发完。而6月25日的账上反映,销售款已入账,两者的时间根本对不上。此为疑点二。以此为线索，审计人员调查发现，1997年3月，在富锦市粮库主任赵世飞的指使下，主管财务的副主任李金召集化验室、计量股、经营股等部门，并涉及质检、开票、计量、计算、复核、出纳等6个环节10多个人，通过“流水作业”伪造购粮票据。开票人员先将以前农民交粮的存根上的姓名、村屯抄写下来，编造收粮数量、金额，填写收粮票据，然后分盖各环节经手人名章，完成收粮入库凭证3000余张。尝到甜头后，他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分三次作了虚假收购。富锦市粮库所做的手脚，当地主管粮食部门是心中有数的。今年5月富锦市粮食局内部清查中，派往富锦市粮库的工作组已经发现，该库存在虚购粮食28028吨的问题，但未作任何处理或向有关部门通报，而是开会决定让富锦市粮库将虚购粮食的剩余部分以虚销方式处理。这就是审计人员发现的第二个疑点的由来。■粮食不是特殊商品&&|&&粮食是一个重要的商品,但不是特殊商品李勇9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会议室。在此执教的卢锋教授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讲演，引起与会听众热烈反响。讲座结束后，这位研究中国粮食政策长达16年的学者，向记者谈起他对于粮食系统巨额亏损的看法。保护价该怎么定国有粮食系统出现这么大的财务亏损，当然与体制问题有关。但卢锋强调，具体到近两年如此突出，除了体制弊病日渐沉疴，也与某些具体政策有关系。1996年、1997年买进了太多、太贵的粮食。这位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说，就是要确定买粮保护价，也有个怎么定价的问题。如果实行保护价的目的是稳定市场，就应当以粮食的均衡价格为依据来定价。1996年恰恰是粮食真实价格自80年代以来第二个粮食周期的价格高峰，远远高于粮食市场均衡价格水平。而当时还敞开收购。此后粮食市场价格依据其周期变动规律，急速走低。到今年上半年真实价格掉到了历史最低点，高价买进的国有过量库存必然造成大量亏损。就像股票，给套住了。当时的政策意图是让国有企业高进高出，“顺价销售”。事实证明这无法操作，因为市场和国有粮食收购体制的劲都不往这个方向使。辨清需求曲线目前国有粮食系统不光有2000亿元挂帐亏损的窟窿，估计还有2000亿元的过量库存，可能再带来1000亿的亏损，一共3000亿的财务成本。卢锋认为，在这种情势下一步到位搞市场化改革，难度的确很大。但试图用社会效率的损失去填补财务损失也未见得能行。一是敞开收购、垄断粮源有困难，这一点已经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二是顺价销售有困难，因为需求本身的曲线是下行的，这么大的过量库存怎么能一直顺上去？三是“一增两减”的政策目标（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减少国有粮食企业的过量库存；减少国有粮食企业的亏损）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殊难兼得的。所以，对于现已发生的粮食挂账亏损，需要判断一下是否可以收回。如果难以收回，用进一步牺牲社会经济效率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适当了。无论如何，粮食政策和粮食流通体制还是要按照既定的市场化的目标坚定地往前走。市场化改革有很多细节上的困难，但卢锋着重提醒道，任何改革都不是把所有细节都设想好了才开始的。在粮食问题上，应当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承认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承认市场规律。粮食问题三大误区卢锋是个颇有“粮食情节”的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史硕士期间就开始留意中国粮食史，在英国的博士论文主题为中国粮食贸易政策和国际粮食市场。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之所以在粮食问题上很容易发生形势判断的失误，是因为长期以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误区。一是认为中国的粮食没有相对过剩。好像中国的粮食永远都是不够的，粮价一上涨就很容易归结为紧缺。事实上市场经济有过剩，粮食也有过剩。在卢锋看来，我国的粮食从80年代中期以来曾出现过三次相对过剩。二是认为粮食生产始终有政治性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有分析说，我国人多地少，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当然有政治性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但是从边际分析上看，上调一点下调一点，基本上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粮食边际调节问题基本不具备政治性和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性。三是忽视粮食市场调节动态性。事实上，粮食市场调节的动态性很强。短期调节靠政府，中期调节靠市场，长期调节靠科技进步。短期内的价格变动，应该由政府通过储备和外贸手段来调节。但是我们往往用中期干预生产的办法短期调节，结果适得其反。“归根到底，粮食是一个重要的商品，但不是特殊的商品，可能只有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取得认识上的一致，改革的路才可能走得顺畅些。”他这样说。■粮改20年&&|&&第一阶段（年）提高收购价格刺激供给增长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粮食问题作出了决定：一是提高政府的粮食收购价格，其中计划内收购的部分提价20％，超计划收购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二是向农民减少250万吨粮食的收购数量，并对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的一些地区停止计划收购粮食；三是增加粮食进口，以弥补向农民减少收购后粮食供给上的缺口。在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加上其他方面的改革，到1984年，粮食供求关系长期紧张的局面已基本缓解，吃饭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第二阶段（年）取消统购实行合同收购第一阶段的粮食改革政策，虽然在刺激粮食供给方面成功地达到了目标，但其中关于价格政策的设计，也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补贴的包袱。自1985年起，粮食的收购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取消计划收购（统购），实行合同收购。在价格上，也取消了超购加价50％的政策，政府的粮食收购价，统一实行一个价格。实行这一政策后，政府对粮食补贴的增长被有效地抑制了，但粮食生产的增长也被抑制了。1985年到1988年间，粮食的年度产量始终未能超过1984年的水平，致使供求关系再度趋紧。第三阶段（年）粮票退役这一阶段的改革，始于1989年政府对粮食收购价格的再次提高。提价后，粮食的生产明显增长了，但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只提高收购价而不相应地提高销售价，必然会不断地加重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到了1991年，相当多的省区已经无法承受巨额的粮食补贴，因此，自1992年起，出现了一轮以省一级政府自行决策的放开粮食销售价格的改革，同时还取消了实行30多年的城镇居民粮食定量和粮票制度，使粮食的销售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这一阶段改革的积级意义是明显的，但引出的新问题是，由于由市场决定粮食的销价，客观上也就形成了需求对供给增长的制约；同时，自1992年起的过高的GDP增长引起了农业生产要素（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的大量流失，致使1994年出现了粮食减产、粮价大幅度上涨的局面。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政府对粮食政策又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实行了粮食的“省长负责制”，规定省级政府必须对本省粮食的生产、流通和销售负起全面责任；二是大幅度提高粮食的政府收购价，1994年定购价提高了44％，1996年再次提高42％，即在三年内，政府的收购价提高了105％；三是扩大粮食的进口，1995年和1996年粮食的净进口分别为1800多万吨和近1000万吨；四是建立了政府的粮食储备、市场风险基金和对农民的保护价收购制度。采取这些措施后，从1996年下半年起，粮食供求又开始趋向宽松，市场粮价又开始回落。第四阶段（1998—　）“四分开一完善”在政府连续大幅度提高粮价的刺激下，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超过了5亿吨，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市场粮价却在下跌。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政府采取了通过政策性银行向国有粮食收购企业敞开供应收购资金、对农民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由于保护价明显高于市场价，也由于一些国有粮食企业借机挪用粮食收购资金，自1996年起，国有粮食部门陷入了严重的亏损。这使财政和银行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4月，中央政府再次作出了粮食政策改革的安排，重点在于“四分开一完善”，即政企分开，中央与地方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新老欠账分开，完善粮食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此后，又提出了“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收购价加上最低利润和合理费用形成的价格。——编者注），资金封闭运行；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精减人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次着重于粮食财务制度的改革，而真正意义上的粮食市场建设，还有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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