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与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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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改革与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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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改革与换届选举
作者：王习明&&&&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1498&&&&更新时间：&&&&文章录入：
――湖北沙洋“村两委”换届选举试点观察报告
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
1、试点村是如何确定的？
2002年是湖北省村民委员会第五次换届选举之年。春节刚过，省政府就下发了《关于做好村民委员会第五次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鄂政发[2002]11号）。《通知》要求全省必须在12月底前结束换届选举，各县（市、区）在全面推开选举工作前必须进行试点。
沙洋县接到《通知》不久，就已得到正式消息：农村税费改革将于秋收前在全省推开。鉴于邻县京山的税费改革使村级公用经费下降了60%以上，沙洋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借换届选举之际大幅度减少村组干部人数，以缓解税改后村级公用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沙洋县便确定了换届选举的原则：村支委换届与村委会换届同时进行，两委成员交叉任职并兼任村民小组长，村组干部的人数不得超过组数加1；村支委实行“两推一选”；村委会的正式候选人根据村民会议一次性直接提名的得票多少确定，不再经过村民代表会议预选。
6月初，沙洋县成立以县委组织部吴科长、县政府民政局张副局长、彭科长等为组成人员的试点指导小组，决定在全县离市区最近的乡镇沈集镇，选择一个村进行试点。
沙洋县在沈集镇进行试点的原因有三：一、沈集是市委书记主抓的农村党员“三个代表”学习的试点，在这里办试点可引起市领导的重视；二、沈集镇是沙洋县村民自治先进镇，99年换届选举搞得很成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选举违法的上告信；三、沈集镇是沙洋县村级负债最小的镇，全县村平负债83.3万元，该镇村平负债只有37.7万元，而且县的为数不多的无债村也大多集中在该镇。因此，该镇干部矛盾相对缓和一些，上交的各种税费，各村一般都能完成。
县试点指导小组与镇党委多次考察协商后，决定在双庙村进行试点。
双庙村位于联接市区与县城的省道旁，是全县离市区最近的一个村，便于市、县领导到村检查指导。该村很小，全村只有223户，839人，2471亩耕地（其中水田2070亩），且多姓杂聚，最大的自然村只有7户，宗族意识很淡薄；村中信教的人不到30人，大多是些不过问村政的老太太；外来户较少，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数也较少，村中公共舆论还有一定的约束力；（见表1）村民间的分化也不分明，据村民们公认，村中没有超过了万元存款的农户，这有利于县、镇指导村民选举。该村最大的优势是，能按时完成镇交给的各种任务特别是最棘手的收取钱粮的任务，村中道路水渠维修较好，且无任何欠债；村两委班子的主要成员都较年轻，在群众中口碑较好，实现交叉任职和连选连任的障碍不多。
从沙洋县确定试点过程中可以看出：县在开展类似“村两委”换届选举这样涉及整个农村的稳定的活动时，是非常慎重的，既要考虑任务――能否顺利进行换届，又要考虑将来的任务――是否符合税费改革的需要。为此开展试点的目的也很明确，为全县推开做样榜，为向上汇报准备正面典型材料；发现和并不完全是为了研究选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全面推开积累经验。
2、试点村为什么能成为先进村
县指导组于6月18日进驻双庙村，其中吴、张、彭三人在试点期间（6月18日――7月25日）食宿一直在该村最大的组――1组（占全村人口总数的1/4强）组长家，镇试点指导组的主要成员如组织委员曾、管民政的副镇长苏、党政办副主任杨在试点期间也每天到村入户，在1组长家吃午饭；村的书记、主任、会计苏也经常参与选举的组织发动工作。食宿费用和选举的其他费用由县民政局支付，事后结算，县民政局共支付了6000多元。
笔者于6月19日进村，参与了这次试点的全过程。
双庙村是个比较典型的以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的农业村，村中没有任何村办企业和私人企业，常年在外打工、到邻县石膏矿开采和村中粮店扛包的人不及村中劳动力的1/10，由于与城镇相隔较远，村民也没有经商的习惯。因此村民并不富裕。但村中的经费较充裕；老干部的退休金和村组干部的工资都能在每年年终前按镇定标准定额到位；所有的农户都有车道通到公路，而且绝大多数干道都路面平整且铺上了碎石，晴雨都能通汽车；所有的水渠和大多数水塘都能及时维修，在抗旱中发生作用。截止2002年6月21 日进行换届财务清理，村累计结余18785.03元，另有农户欠款93986.10元（主要指欠交农业税费及镇统筹村提留）未收回。
对于双庙村兴办公益事业而无债的原因，村干部、村民的解释是不同的。村干部包括一些已退职的老干部的解释，强调了双庙村村主职干部特别是会计的稳定、历任干部的“保守”和“节俭”。双庙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只在1996年换过一次会计；历任村支部书记都在退职后留在本村，没有象该县其他村的大多数村支书那样因“先进”，被升为国家公职人员或因发财致富（包括通过贪占集体资金或得工程回扣而暴富）而脱离农村移居城镇。在改革开放初期，公社曾允许大队给每个大队干部配一辆自行车，以方便大队干部去公社开会和到社员家里说通知，公社里的其他大队包括一些比双庙穷的大队至少购回了5辆自行车，使书记、大队长、副书记、会计每人一辆，只有双庙村买了2辆，当时老书记与班子成员主要考虑是集体的节余不多，每个大队干部配一辆自行车太浪费，社员也可能有意见，不如几个村干部公用一辆划算。1980年代中期镇里号召各村组织干部到外地考察，以便开阔视野和兴办村办企业。周边大多数村趁此组织村干部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游了一圈，有的还借款或积资办了一些小企业。但双庙村老书记以没有资金和技术为理由一直没组织村干部到外考察，也没有办企业。结果，周边村所办的企业大多先后倒闭，钱没有赚到多少，债倒欠下了不少。1990年代初期，各级政府都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双庙村也没有象先进村那样大规模地将旱地改为果园、将稻田推成鱼池。由于双庙村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的达标升级和办企业、调产业结构的活动中不积极，直到1998年村只获得计划生育、治安方面的奖励，其村支部、村委会一直未被评为先进。好在这一时期双庙村所在的镇领导也在逼民致富、达标升级活动中也不那么冒进，没有追究双庙这样的在办企业、调产业结构过程中落后村的村干部责任，双庙村的老村支书也没因此被免职。老村支书曾谈到过自己不愿冒进的原因。他说：“大跃进时，我们公社在全市最积极，饿死的人也最多，我们大队干部执行公社政策积极，饿死的人也不少。公社书记因此自杀，我们大队的老支书也因此一直被社员所痛恨。我亲历了大跃进，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不办厂虽发不了财，但只要将田种好了，总不会亏本，总有饭吃。”
1999年始，沙洋县绝大多数行政村已难以按时完成税费提留的收取任务，村级债务的严重性也被人们充分认识，双庙村因从不拖欠税费和没有债务，以后年年被县、镇评为先进村。
双庙村普通村民在解释本村无债的原因时，更强调负担重、交纳税费很少拖欠。村民说，近几年从上到下年年都在宣传减轻农民负担，但全村的亩平负担仍然接近200元。为弄清村里的财务状况和农民负担情况，笔者参加了“两委”换届的三年财务清理。
财务清理于6月21日在村会计彭先芝家里进行。参加者有所有的村组干部、镇经管站的1名副站长和1名工作人员、群众代表周传玉。周传玉是老党员、村退休干部、现任书记的舅舅，至今每年还从村里领取360元的退休金，1999年被村支书任命为民主理财小组的群众代表。所谓清帐，仅仅是看看条据的签字是否齐全，让清帐的人员知晓一下村组的收支情况。当笔者看到村开支中有用零售发票出具的招待费时，镇经管站副站长解释说，“上面要取消村组招待费，但由于不符实情，我们在审计时只要数目不大且写清了事由，一般纳入其他类做帐。”后得知，该镇在取消村组织招待费的那年即2000年曾规定，大村招待费不超过8000元，小村招待费不超过4000元。有的村将镇定招待费直接以工资的形式根据职位高低发给村干部使用，有的村以条据形式报销，有的村既发给村干部生活包干费又报销招待费条据，只要总数不超过镇定标准，镇经管站在审计时都算合格。有的村招待费远远超过标准，使将招待费作为打字复印费报销，因为餐饮与打印使用的都是“服务业通用定额发票”，对于组招待费开支，村支书解释说：“这是组长用来在干旱缺水时给管水员送礼的。送礼后，在算水费时可马虎一些，老百姓得了实惠，都赞成这笔开支。”其他干部也附和说“送300元的礼，可少交上千元的水费。”笔者访问村民，情况属实；沙洋县其他村也有类似情况。清帐只半天就结束。结束后，所有清理人员都在会计家吃午饭，共坐了两桌，菜很丰盛。饭后，村组干部留下来打“红中开杠”。据会计妻子介绍，每年两次集中清结帐后村组干部在午饭后都要留下来打麻将，直到第二天早饭后才离开。从条据来看，每项开支的事由还是写得较清楚的，如招待费开支不仅写明了开支的项目和金额，而且说明了招待的对象和陪客。但在向村民公布帐目时，村级收入只有发包及上交、应收款、信用社借款、其他等4项，开支只有上交款、应付福利费、还贷款、管理费用、其他支出等5项；而且，“其他”与“管理费用”的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变化，例：村干部的工资在2000年列入“管理费用”，在2001年列入“其他费用”。因此村民根本不知道村干部的工资是多少、招待费有多少、花钱办了些什么事。不过组级帐目公布还较详细；组级收入有信用社货款、收税费提留、收农户历欠款、收农户电费、村里的卖油菜奖金等项目，开支除了上交税费、付奖金、付电费、组长电工工资等项目，还列出了客餐、利息等具体项目，村民基本上能从本组帐目中看出所收的税费、特别是共同生产费的收支情况。
从已公布的“村两委”换届三年村级财务审计情况来看，2000年、2001年全村所收“发包及上交款”，分别为328,883.40元、319,498.00元，亩平均分别达到132.29元，再加上每组还要按每年不超过40元收取共同生产费，各组亩平负担大多在170元左右，可见农民负担确实不轻。2000年、2001年村上交到镇的税费分别为226,418.80元、160,479.00元。由此可推算出村提留分别为100,464.60元、159,019.00元。村提留在农民负担中占的比例确实太大。从开支条据来看2001年村提留的用处主要有农电改造配套建设17,485.80元，报刊杂志帐表复印等管理费15,606.06元，村干部工资30,607元，村干部生活包干费4000元，老干部退休工资2880元，油菜奖4102元，货款利率959.88元，福利费1,448.00元，党员开会补助578元，镇摊马集公路集资8000元，镇摊以资代劳费用49,135.70元，总支出135,802.44元，当年节余24,153.56元。从村提留的开支结构看，村提留主要用来交镇摊派的集资和以资代劳费、发工资和付管理费，提供公共产品的费用只占很小一部分；镇可以通过摊派等形式将不能列入农民负担表的项目转为村集体支出的部分。村对组也实行包税制，村也可以将管理费转给组分担。如双庙村7组2001年的28,335.00元的上交款中就包括农业税4097元，基本水费466元，农发基金467元，镇统筹3449元，村提留5226元，畜禽防疫347元，特产税2387元，屠宰税435元，农电整改分摊1089元，排涝费208元，以资代劳1018元，共同生产费1873元，车船两税779元，生产奖金4948元，报刊120元，打字复印95元，法律顾问及捐灾320元等项目。这些项目中的后四项是应该列入村提留开支的，也就是说，7组村民仅在村级多负担5483元，加上本应由村提开支的组长工资及生活包干2035元，而7组的承包面积只有209亩，亩平达到了36元，这是农民负担加重的原因之一。
大多数村民对负担重而又不清楚村里的开支细目感到不满，但村民们仅仅是抱怨，并不想以拒交税费提留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村民们的解释是：“只要村里大多数能交，村组干部能保障水、电供给、道路畅通和不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我就不会故意与收款的村组干部为难？当然，本村的负担不能比邻近村高太多。”据村民讲，尽管村里收钱较多，但村组干部在为老百姓办事时还是较积极的，如干旱缺水，只要找了干部，干部一般能负责把水引到田里。据村支书讲，每逢夏征秋收，都要开大会要求党员干部及其亲朋好友和积极分子带头交，交款积极的要开大会表扬，并发奖金和奖品；对于欠款的农户要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和在村公示栏上公布。经过宣传和奖惩，每年欠款都是极少数特困户或个别癞皮户，绝大多数村民都以为拖欠税费可耻而能主动上交。
以上事实说明，村干部如果生活的面向在村内，退职后仍留在村内，且注重村民的口碑，就不会只注重领上级的当时资惩，而不顾村民的日后的毁誉，而盲目攀比、不切实际地投资上项目，可预防村级不良债务增加的；加大税费收缴力度特别是通过奖励和提高村提留在农民负担中的比例，是维持村收支平衡的重要方法；村组干部积极为村民服务，及时满足村民的合理要求，自己村民注重在村中舆论包括干部心目中的形象。是村民积极交纳税费提留的前提。目前事实上存在县对镇、镇对村、村对组的层层转包的包税制便利了镇、村、组上下结合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不利于从众意识浓厚和自组织能力低下的农民抵制干部非法渔利行为，这是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的重要原因之一。要防止镇、村、组干部在农村税费改革后继续在征税的过程中渔利，必须由税务部门对农户开具统一的税收发票，由代征人员主要村组干部凭发票找农户收税，税务机关可按税收的比例付给代征人员的佣金，就象目前开展的代征电话费业务。
3、村支委选举中，非党员的投票应起什么作用？
由于村支委成员要参加村委会竞选，村支委的选举必须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征求大多数非党员村民的意见，这种方法被县委称之为“两推一选”，其步骤是：①调查摸底、即由镇指导组分别找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个别访谈，征求其对现任村两委班子的意见，并要求其推选村支委候选人；②考评，即召开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联合会，由村两委成员作述职报告，由与会人员进行测评；③推荐初步候选人，由党员、非党员村民代表分别推荐；④民主测评，分组召开户长和党员会，与会党员、户长分别对镇党委确定的初步候选人进行测评；⑤确定正式候选人，由镇党委按应选人数20%的差额比例根据民主测评结果确定；⑥党内选举。
在所有这些步骤中，有非党员参与的是前四步，但对于非党员的提名票应如何计算，非党员的民主测评票在镇党委确定正式候选人时起什么作用这两个关键问题未做出任何规定。对此镇委书记的解释是：如果将非党员的提名票按比例与党员的提名票相加，严格按得票多少来确定初步候选人，就将党内选举扩展到了党外选举，剥夺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如果硬性规定村支委的正式候选人在民主测评时满意率要超过50%，就可能使正式候选人的人数不够，使村支委正式选举，变成等额甚至缺额选举；如果严格按民主测评的满意率的高低来确定正式候选人，镇党委在村支委选举中的领导作用又如何发挥？其言外之意很明确：村支委的选举必须由镇党委说了算，非党员群众的投票和意见只能作为镇党委了解民意的一个途径。
镇委书记的解释不能说毫无道理。目前农村党员普遍老化，党员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普遍下降，如果由全体村民给支委初步候选人进行民主测评，很可能满意票过半数的人数不足3名。如本届村支委换届选举在全镇推开时，有近1/3的村在党内正式选举时第一次投票得赞成票过半的不足3人，组不成支委。但笔者并不赞同这位镇委书记的话。笔者认为，将非党员群众的推荐票与党员的推荐票相加，并没有剥夺党员的民主权利，因为党员在推荐初步候选人后还可在正式选举时投下决定性的一票。严格按照非党员群众和党员的推荐票的得票多少来确实初步候选人和严格按照民主测评时满意票过半数的标准来确定正式候选人，并不是否定镇党委对村支委选举的领导。因为镇党委对村支委选举的领导主要体现在通过制定候选人标准来引导党员和村民推选党性强、素质好、能力出众的党员组成村支委，通过制定选举程序和监督选举过程来确保党员和村民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并使选举能公正、公平、公开。即使民主测评满意率超过50%的不足3人，无法进行正式选举，也不能否定民主测评的结果，而应该重新推选候选人，直到群众满意为止。中国共产党做为执政党，村支部作为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村支书做为村中事实上的一把手。村支委不仅要领导党员，而且要领导村民。村支委选举中，非党员村民应该有发言权，其意见应得到充分尊重。
调查阶段是在6月20日下午开始的。当时村民代表（由于有几个组在6月19日上午分组召开的选举动员会上已经在推选选委会成员时，将村民代表一并选了出来，因此，这几个组来开会的是新代表，其他组是老代表）、村组干部、各组推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指导组成员正集中在村部开村民代表会，以通过选委会推选办法、选委会成员名单、选民登记办法。为了使指导组所确定的办法和名单顺利通过，一律以“不赞成的举手”的形式表决。农民在不单独针对个人的事情上即使心中不赞成一般也不会当“出头鸟”，在大众场合下公开反对，因此，会上无一人反对。代表会后，召开了第一次选委会，确定了正式选举的时间和选委会的主持人，通过了选民登记员名单，并由县指导组民政局的张、彭对选民登记员进行了培训。会前会后，镇指导组分别找村民代表、村组干部进行了座谈，座谈时重点询问了他们对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这三名准备连任者的意见，问这3位能否既进支委、又进村委、同时兼任组长，并向座谈对象宣传了交叉任职的好处和要推选年轻人担任村干部的意图。座谈会选在会前会后举行，是为了节省时间和好找人，也体现了县、镇指导组确定的通过合并会议内容来精减会议次数和不占用双休天的意图。精减会议次数的原因是农村居住分散，开会不容易；会议多了既让人厌烦又影响参加者的生产。6月20日下午的会就是由原定选举日程安排的5次内容不同但参加者大体相同的会议合并而成的。
考评与推荐初步候选人是在6月24日上午举行的。会议由镇组织委员主持，参加人员有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县镇指导组全体成员和县组织部副部长邓。县电视台还对会议进行了录相，据说要将试点的情况制成专题片。
为了减少会议次数，村两委班子成员的考评放在了一起。考评前村支书和村主任分别代表村支委和村委会作了工作报告，所有的村干部都进行了个人述职。两委的工作报告都提到了在修村级公路、推水塘、开发中心村时进行公开招标，节省了开支和增加了决策及开支的透明度。在个人述职报告中，村支书特地提到了做为信贷员为村民个人贷款80万元谋发展，村主任强调了自己不越权办事、为村民担保贷款、为7组修当家堰3 口，村会计围绕党务工作和财务管理提到了发展党员、民主理财、使生活招待费由1999年前1.5万元/年降到了这两年只有3000―5000元/年，村副主任谈了农电改造带头、任3组组长清收率高，计生主任说到了村晚婚晚育率达到90%，三查（指育龄妇女查环、查孕、查病）率达到了100%。村治调主任因外出没有作个人述职。村无职支委蒋德森年龄大又是1999年的下台书记而无意参加本次竞选，没有作述职报告也没有列入考核对象。
述职后，由党员和村民代表给评议对象按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在已打印好的评议表上的相应栏内打“√”。收回的评议票有35张。没有当场统计结果，事后镇指导组统计的结果为：
民主推荐支委会初步候选人的程序是：宣布本村24名党员的姓名；宣布镇党委拟定的候选人的条件为“靠得住、有本事、群众满意”和推荐办法为无记名投票；通过计票人、唱票人名单；发放推荐表；投票计票。在发放推荐表前，要求党员和非党员群众代表分组坐好，村干部也到了相应的组，特别强调了候选人必须是本村党员和能在村委会任职。推荐表注明：“推荐对象应少于或等于7人，超过7人无效。”因没有设秘密写票处，写票就在自己开会的坐位上进行。写票时，许多人都背对着同座，以免让人看见。投票计票也分两组当场进行。结果如下：
在计票时，彭先智要党员推选2名优秀党员以便在7月1日全镇党员集训时表彰。一党员提名余运德，另一党员提名周传玉，无人反对，就算定了。镇组织委员宣布计票结果时，说明初步候选人由镇党委根据调查的情况决定。会后县指导组还组织选委会、选民登记员开了个短会，要求选民登记在6月27日登记完毕，6月28日张榜公布。
回到指导组的住地吃午饭前，指导组成员和村现任班子主要成员余运德、彭先智、彭勇在住房里开例会，对上一段工作进行总结和安排下一步工作。这次例会上镇委副书记陈向县组织部副部长邓建议，将初步候选人数由7名改为5名，以免分散赞成票数，也可减轻做落选者思想工作的工作量。邓说，如上级文件没有硬性规定村支委初步候选人的人数，可改为5名。邓同时要求指导组成员分别找未到会的党员征求意见，以免正式选举时出意外。在全县推开时，村支委初步候选人推选根据等额（一般为3人）提名或票的前5名确定。
6月29日村公示的正式候选人为5人，他们是：余运德、彭先智、陈勇、陈可清、刘军。7月2日，指导组到各组组织召开了党员和户长会，对初步候选人进行了民主测评，测评等次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等，不准委托投票，党员与户长的测评票分别回收，但结果没有当场公布。
7月10日举行村支委正式选举，24名党员全部到会，指导组要求在镇党委确定的4名正式候选人中选3个，仍采取秘密划票，当场计票并宣布结果的办法。选举结果为：余运德24票、彭选20票、陈勇16票、陈可清11票。得票过半的3人组成支委，支委的分工是余运德为书记，陈勇为副书记、彭先智为委员。
在村支委的整个选举过程中，书记余运德、会计彭先智、主任陈勇在党内和村民代表的得票一直很高，几近于全票。与选不出村支委的一些村支部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村中老党员的解释侧重于他们3人的为人正直、有能力、为民办了好事。余运德生于1962年，1985年在部队入党，复员后当过镇办工厂的出纳和村小民办教师。1996年开始任村支部副书记和镇信用社驻村的信贷员。任副书记时负责记党员开会学习的考勤，考勤记得明明白白，并力争给开会学习的党员按镇每次5元、村每次3元发了补足，赢得了党员的好感；做信贷员时经常为村民特别是党员贷款，与一些党员和村民建立了友好关系；1999年他以高票当选书记后，他不仅坚持在每年年终前让彭会计和陈主任将老干部的退休金和党员的会议补助送到家，而且解决了长期未得到解决的两名在70年代因修水库迁入该村曾任过罗山大队书记主任的老党员的退休金问题，使罗山迁来的3位老党员对他充满感谢之心。另外余任书记时还干了一些颇得民心事。彭先智，1960年生，高中毕业，1987年―1995年任6组组长，1996年任村会计至今村民认为他为人小意，不论谁问他，他都耐心回答，而且经济上过得硬，不论是与组长，还是与村民结帐都搞得一厘不差。陈勇，1971年生，1993―1999年任7组组长，1999年任村主任。虽然只是初中毕业，能力有点差，但吃苦、实在、肯帮村民的忙，对于村里交给的任务从不讨价还价。
不完全赞同以上解释的村民们补充说，彭会计确实是个好干部，余书记和陈勇也不坏，但他俩能在村民代表提名和党员选举中得这么高的票，还与他俩是村主要干部能给党员和村民代表一些特别照顾有关。
笔者调查了解到，24名党员中有5名是在职村干部，有9名在村里领取退休工资（每年360元或480元），无职党员开会有补助，还可在灾情减免、发放救助款上受到照顾。村民代表大多是村民小组有影响的人，他们也可在报销条据或吃吃喝喝上得到照顾。村中党员或有村民代表家里办事，余书记、陈勇、彭会计等村主要干部要上“人情”（即送礼金）。每年春节时，陈勇还会给他在镇里任副书记的族爷陈和余书记及一些有影响的老干部拜年。余书记还与许多党员有亲戚关系。当然，余书记、彭会计、陈勇确实如老党员所说为村民办过许多好事，其中最得民心的是招待费降低、在全镇最先完成农电改造使村民享受降低电价的优惠和招标修路推水塘。
可见在缺失社区记忆和缺乏社会分层的农村，村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理性化，宗族等传统资源已不能给村干部支持。村干部要获得村民的支持，必须给村民好处，这些好处不仅包括修路推水塘等能给村民带来普遍利益的公共产品，而且包括发工资、给补助、送礼金只提供某几个特定个人的专用产品。要给好处，就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源主要是金钱。双庙村村干部之所以能够给老干部发退休工资、给积极分子发奖金、为村里修路摊水塘是因为每年有十几万元供村支配的资金。但税费改革后，双庙村如按2001年上交给镇的税费的20%计算，只有3万多元，不够发在职村干部的工资，不可能再给老干部发退休工资、给积极分子发奖金，取得老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特别支持。当然余书记做为信贷员可通过提供货款来换取村民的支持，陈勇如果富裕也可通过自己的送礼和乐于助人来弥补自己的能力不足，彭会计可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来获得村民的支持。由此可以预测税费改革后，在村集体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村庄的治理更依重于治理精英的素质。其村民选举也更有利于有致富能力或有公益心的人获胜。
4、村委会选举中，村民投票受哪些因素影响？
村委会选举是与村支委的选举同时发动的，但因为村委会选举的程序是由法律严格规定的，不能任意变动，而“不违法”又是县镇指导组在试点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准则，因此，所有村民都有权参与并决定换届能否成功的村委会选举的两个关键程序――海选提名、正式选举就在村支委选举结束之后举行。
如前所述，在村支委选举的同时就进行了村委会选举的选民登记、选民证的发放、村民代表的推选等工作。
海选提名定于7月12日在原村小举行。由于县下发的文件和镇制定的试点方案都没有明确规定海选提名应设几个岗位，是否由村民按一岗一人的方法提名，其提名方法是几经争论后定下来的。县指导组彭科长要求按设岗定位的办法产生村委会候选人，也就是按照主任、副主任、财经委员、治调委员、计生委员等定位提名办法“海选”确定。镇委书记张最初断然否定了这一意见，理由是每个职位一个差额不利于保证村支委当选，由村民定岗提名有可能导致被提名人不能胜任某个职位。彭科长不愿与张书记发生冲突，没有坚持。但后来彭科长多次对镇指导组的同志说，设岗定位，把分工权交给村民，是保证有妇女委员和财经委员等在专业性别上有特殊要求的岗位有合适人选的科学方法和扩大民主的重要举措，也是这次选举不同于上次的特点，是省市文件明确规定的。实际上，省市文件对设岗定位的规定并不是用的“必须”或“应该”而是用的“可”。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张书记最终还是接受了彭科长的意见，也许张考虑到设岗定位更有利于村支委在村委会竞选中获胜吧！
设岗定位的提名方法一经确定，镇指导组就利用7月8日分组召开的海选提名指导会进行了宣传：这次海选提名设5个岗位――主任、副主任、会计、治调委员、妇女委员，候选人由选民以不记名和秘密投票方式提，不设委托票，每个岗位只准提1人，新当先的村支委书记、副书记要分别参加主任、副主任竟选，支委委员也应竞选相应的岗位，计票时分岗位计算，不搞高票低计。有的指导组成员说得更“明确”：只有让新当选的三位村支委成员都能在相应的村委会岗位上当选，选举才算成功，才能达到精减干部的目的。这种“明确”的说法也激起了一些村民的反感：“既然干部都基本上定好了还让我们选什么？干部多几位，将每个干部的工资降一些，，不是照常可起到减轻农民负担的效果?再说，上面规定村组干部之和等于组数加1，我村7个组应有8个干部，组长的工资比村干部工资也少不了多少，多选几个村干少选几个组长，不是结果一样？”
由于天气热，指导组怕中午太阳太厉害村民们受不了，要求村组干部及村民代表7月12日在6点半钟就督促选民到选举会场集合。7月12日那天是个晴天，县民政局张副局长和新当选的三个村支委在6点钟就到会场布置了。7点钟时村民就到了300多人，接近选民人数669人的一半，被组织坐到了各组的所划区域。镇委书记、镇长等20多名镇行政人员、市民政局派的观察员、县主管党群的副书记、副县长和民政局长也在这时到达，县、镇电视台也派人来录相。7点10分会议开始。会议由选委会第一主持人余运德主持。投票前，镇组织委员详细地讲解了提名票填写的方法，强调不设委托票，1个选民只能投一张票，1个岗位只准提1人，同1个被提名的人不能在一张选票上被填2次，同名的应注明组别或大小，新当选的3名支委可被提到相应的岗位上。
投票于8点半钟开始。会场设7个投票箱（每组1个）、8个划票处（除1组有2个外，每组一个）、4个代笔处和投票区（除1组1个，其他每2组1个）。每个投票箱、秘密划票处、代笔处都分别有一个镇工作人员负责。各组在领票前又清点了一次到会人数，共为401人。各组都是按选民登记册的顺序点名分发选票的。每个选民领一张选票都必须到划票处写票。划票处和投票箱都放在会场，选民可监视发票、划票、投票的情况。划票处设计得很科学，是在一张桌子放一个曲尺形的纸板做成的，即使近在咫尺也无法看清选民写的是什么。一些中老年选民也很谨慎，在写竞票后总要小心翼翼地对折好再投到票箱里。有些选民因长期不写字，而忘了字的写法，总要问站在一旁的镇的工作人员；有些村民在称呼时一般不呼姓只叫名，而忘了姓什么，要思索好一会。不识字的选民可到代笔处请镇工作人员代笔。
投票于10点钟结束。收回的选票有401张。唱票计票分投票区在指定的教室进行。唱票计票期间，选民也可到教室休息，也可到处走动。尽管按惯例，投完票的离开也没有人追究责任，但几乎没有人回家。镇委张书记问民政局长：能不能不当场公布投票结果，等正式候选人确定后再公布，因为有不少人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被提名了，如陈勇在主任和副主任岗位上得票都较多，让陈勇与书记竞选
主任，陈勇肯定要落选。民政局长征求彭科长的意见，彭听了很生气，说：“当场公布提名结果，直接按得票多少确定正式候选人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根本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苏副镇长对张解释说，提名结果必须当场公布，但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得票多而又不愿意竞选某个岗位的被提名人可申请退出，被提名人仍可只选择自己较有把握的岗位竞选，如陈勇可退出主任岗位，只竞选副主任岗位。张的忧虑消除了，这时，县组织部吴科长又问：如果有人在提名时都已过半，能不能不经过正式选举直接当选？在场的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
计票于11点多钟结束，结果当场公布。
由于计票时是分选区计算的，可以看出各选区的提名情况，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将各岗位得票前几名者的在各选区的得票分别统计（见表5）
表5显示：在单个岗位上得票超过5票的除黄中清、黄传富、余运梅外都是在外村干部，而黄中清在1999年前曾任过多年的治保主任、村委会主任，在村民中口碑不错；黄传富曾任过村民兵连长，并在1999年竞选过村委会委员；余运梅是在村小任过20年的民办教师，在2000年被精减回家。这说明双庙村由于村民宗族意识淡薄和信教的人很少，村民从不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或系统活动，根本不存在能在全村范围内产生影响力的宗族带头人和宗教领袖；又由于村中的非农经济不发达，没有村办企业和私人企业，也无法产生能在全村有影响力经济精英。能在全村产生影响并为村民所熟知的只是一些在任或去职的政治精英即村干部和极个别文化精英如被精减的民办教师。
几乎所有的被提名人，不论得票多少，在各个岗位上的得票率最高的都是自己所在的选区，这说明在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们非常看重地缘利益，都希望本组的人能进村委会，以便本组人能在村务决策中给本组带来“好处”所在村庄“公共品”的分配上优先，在税费计征上优惠。因为在农村税费改革前，村民小组是一级计算单位，不论是农业税特分税三提五绕，还是以资代劳和共同生产费，都是先由村摊到小组，再由组摊副各户，如有本组的人在村委会任职，就可在分摊这些费用时有利于自己组。同时，现今的村庄“公共品”，如村庄道路的修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配套，都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分配的，如果本组的人能在村务决策中起作用，就可在优先修本组的道路。
镇指导组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基本上按照得各岗位得票的多少由高到低逐一征求意见。妇女委员岗位得票第1、2名者无人退出，便定下了。其他岗位得票前几名者大多是相同的人，除陈可清外很快都选定了一个岗位而退出了其他岗位。按得票，陈可清在治保委员岗位上占第2名，可被确定为治保委员的候选人。但当他了解刘古兵已退出副主任而选择治保委员时，他便申请退出治保委员以便参加副主任竞争。陈可清说：“我已厌倦了当治调主任，因为治调主任太辛苦太容易得罪人；我不愿和古兵竞争，因为古兵是我好朋友；我想竞选副主任，是因为别人怕输得太惨而伤了面子，我不怕丢面子，愿意同被祢为强手的陈勇竞争。”其实，他不愿和刘古兵竞争，是因为与刘竞争胜算很小，刘是1组人，当时是副主任，兼任3组组长，1组是最大的组，比其他任何两组之合的选民人数还多，是他所在的4组的选民的3倍，1999年选举时刘与彭先智竞选副主任，比公认的好人彭还多出了票，结果都未过半；在原位上输了也更丢人。他想和陈勇竞争，是因为陈勇是被大多数村民公认为在任村干部中能力最弱的，陈勇在1999年与黄中清竞争主任获胜靠的是陈是村中大姓和书记余运德的支持，同是姓陈，陈勇的姓氏优势就发挥不出来，陈勇被击败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一旦击败陈勇，就可挽回他在村支委竞选中失败的面子，即使陈勇获胜了，他也不丢面子，可用陈勇是副书记当上副主任是村民听了镇里的宣传来解脱。
村支书余运德和镇委陈副书记都是陈勇的支持者，很担心陈勇落选，坚决反对陈可清同陈勇竞争。镇指导组几位成员轮番做陈可清的工作，说不能从得票高的岗位上转到得票低的岗位上竞选。陈可清被逼无奈只好申请退出所有岗位，并写下了保证书。对于陈可清能否选择副主任竞选，村民们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多数村民认为陈可清有权选择，镇不允许是操纵选举。由此对这次选举有了意见。清楚程序的县镇指导组成员知道不允许陈选择是违法的，担心陈上告，在陈写了保证书后，又派镇组织委员、司法干事上门做了几次工作。
最后，镇指导组确定并张榜公布的正式候选人为主任――余运德、黄中清，副主任――陈勇、刘军，财经委员――彭先芝、彭育红，治调委员――刘古兵、黄传富，妇女委员――余运梅、陈红香。
由于村民不习惯公开竞选，所有的正式候选人在公众场合下都保持了低调，表示自己不拉选票，但实际上只有刘军和彭育红没有在背后活动。刘军要移居上海，与余运德是亲戚，与陈勇关系较好，为了支持余的工作和帮陈获胜，不仅没有为自己拉选票，而且要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投自己而投陈的票；彭育红刚高中毕业，自认为不是彭先智的对手，也不愿得罪同族人。
7月16日，竞选演讲大会在原村小举行。因各组通知不到位，前来旁听的选民只有100多人，大多是各位候选人的积极支持者。除黄中清、黄传富为显示自己不打算积极竞选而没有准备底稿外，其他候选人的底稿都是进行了精心准备的。演讲内容包括介绍自己的简历、政治面貌、文化程度、特长、优缺点、治村打算、对当选与落选的态度。在演讲时，陈勇、陈红香最紧张，全身打颤，说话结结巴巴，他俩尽管当村干部多年，从未在大会上讲过话；余远梅最自信，她自认为自己高中毕业，从1981―2000年一直在村小当民师，丈夫当过近10年的组长，自己在本村的亲属也较多，能力绝对比陈红香强，人缘和知名度也不应比陈差，可以击败陈。
7月18日，在村部召开正式选举培训动员会。参加者有村组干部、村民代表、选委员成员、县镇指导组成员。会议不仅将正式选举的整个程序预演了一遍，而且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讨论。会议强调：正式选举时县镇电视台要录相、县委要组织各乡镇主管党群的副书记来观摩，为了保持会场纪律和维护双庙村人民的形象，选民669人除因老弱病残而办了委托票的110人外都应在7点钟前到会场，由组长负责通知，选委会成员和户选代表协助，与会者要自备茶水、凳子、帽子和扇子，但不准打伞。
会后，镇组织委员到4组对田陈可清没有通知而未到会的4组的3个村民代表家里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通知选民按时参加选举大会。这些代表表示，如果陈晚上不通知，他保证将自己所代表的选民准时带到会场。镇司法干事又到陈可清家做思想工作，要陈尽到一个组长的责任，发挥党员遵守纪律服从安排的带头作用，以维护双庙村人民和镇党委形象，陈答应负责组织4组村民准时到会场和绝对不在正式选举时出难题。陈在当晚派妻子通知了4组的选民。根据会议安排，余远德书记补齐了被陈可清妻子撕毁的几号公告，彭先智和陈勇重新划分了各组的会场。
7月19日，正式选举那天，笔者6点钟赶到会场时，民政局张副局长、村支书余运德、村支委彭先智已在布置会场，高音喇叭已响起。据张说，他昨夜一直睡不着，今早5点多钟就起来了。7点钟时部分村民就在村组干部、选委会成员的催促下来到了会场。
8点钟时，会场布置就绪，镇协助选举的20多名工作人员包括两名民警也来了。这时选民已到400多人，由于阴天且有凉风，大多没有带扇子、帽子和茶水。
8点30分，县委副书记带领县电视台记者和全县各乡镇的主管党群的副书记来到会场。除3组外，各组选民已在组长的催促下，在划好的场地坐好。会议主持人周传玉要3组的坐好。
3组的一选民说：“我们3组没有队长，来了就不错了，再点3组的名，我们就干脆离开会场，看他怎样？”
另一青年选民说：“如再点我们3组的名，我就去把喇叭砸掉！”
其他一些村民说：“我们要选我们3组的人当组长，免得外组干部代组长而不关心组里的事情，连路也无人修。”
在主席台附近的组长刘古兵和村支书余运德看到3组人不坐下来，连忙跑到3组维持秩序，连推带拉后，3组才安静了下来。
8点40分正式选举大会开始。由于指导组担心天热选民受不了，且竞选演讲已在7月16日搞过，正式选举上只对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介，没组织演讲和问答。在全县推开时，几乎所有的村都省略了竞选演讲和问答。
投票于10点钟开始，投票箱、投票区各有4个（1组、2、3组、4、5组、6、7组各1个，写票处有8个。）各组按实到人数和所收委托证数领票。情况如下（见表6）：
投票时，每个投票箱、投票区、写票处都有一名镇工作人员监视，会场秩序较好，没有出现大的混乱，只有3组一青年选民要求为没办委托投票证的父母领选票，镇工作人员不准，他便扬言要撕票。该选民的哥前来制止，不见效；民警拿着警棍走来，他才不嚷嚷了。
投票于11点多钟结束，按投票箱清点票数，3选区、4选区分别差票2张、1张，实收回选票555张，有效。陈勇建议将各选区的票打乱后再分开唱票讲票，因各选区结束时间不一，未被采纳，各选区依然只唱计自己选区的票。
唱票计票期间，镇委书记、镇长和主管民政的副镇长来回在各选区巡回，起初看到村支书的得票在2选区落后、1、3选区都领先不多时，神情很紧张，直到村支书得票已确有把握过半时，才去陪客人。
余远梅坐在4选区后面，开始还盯着黑板，后来就低了头，可能是对自己所在的选区，有许多人投对手的票感到失望和不解。
黄中清站在2、3选区间的走道上，眼睛在两块黑板上来回扫视，一只接一只抽烟，2选区一男选民对黄说：“老黄，应该发烟给我们抽，你看，你的票已远远超过了余书记。”黄将衣袋里的烟发完了，并说，没抽到烟的以后加补。
刘古兵独自1人站在1选区深思。
计票于12点左右结束。结果如下（见表7）：
根据双过半原则，每个岗位中得票多者即当选，镇长当场颁发了当选证 。余运德代表当选人发表了就职演说。
当选者全部是在任村干部，这说明在任村干部与新竞选者相比，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
同海选提名一样，除余运梅外各位候选人在正式选举得票率最高的仍是各自的选区，再一次证明了村民在村民小组内的影响力更强。余运梅在3选区的得票率超过在她所在的4选区，是因为她的亲戚主要集中在第3选区，第4选区的陈姓较多，这说明亲戚关系对村民选举也有很大影响。
文化水平、工作能力远远超过对手的余运梅竟然败给了对手，村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这主要是她和她的丈夫拉选票太积极了，多次在并不亲近的人面前说她的水平和能力比陈红香强，而没有看到陈在多年任计生委员时，已通过主动上门为新婚夫妇的办准生证建立了较稳固的联系。一些选民说，如果余不张狂，他们选的就不是陈而是余了。这说明竞选的策略是否符合村民的思维习惯，也是影响竞选成败的重要因素。
与海选提名相比，余运德、陈勇在正式选举的得票率远远低于海选提名。村民们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镇村不允许陈可清竞选副主任引起的。选民们为了表达对不公正选举的不满意，便故意不投选举主持者余运德和不公正选举受益者陈勇的票。如果有更多的人熟悉选举规则，有不公正感，很可能余和陈得票不会过半。这说明，选举中的突发事件特别是选民们认为的不公正事件，有可能激起选民的逆反心理，改变投票的结果。
在正式选举中，得票最高的仍然是彭先智，这主要与他的人品好、业务能力强有关。可见，竞选者的个人素质及其在选民心目中的印象，是决定竞选者能否获胜的关键因素。在正式选举的落选者中，黄中清的得票最高，使村支书余运德在当选人中得票最低。这与调查中村民众口一词地称赞余和村支委选举中余得全票形成鲜明对比。笔者调查发现，这与黄中清在1999年竞选中被余运德和陈勇联合用阴谋手段击败有关。有正义感的村民在事后了解事情真相后便对黄中清产生了同情，在这次选举中以投票进行了表达。可见，前一次选举的结果也对后一次选举有影响。
综上所述，在村民选举中，竞选人能否获胜主要受下列因素影响：①竞选者是否为公众熟知和是否被选民所称赞。知名度越高、公众形象越好越容易当选；在社区记忆缺失和社会分层缺乏的村庄，由于非治理精英细小琐屑，在任干部在全村中更容易借助手中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在公众面前树立个人的好形象，也更容易当选。②竞选者在村中的亲朋好友的多少，亲朋好友越多越容易获胜。③竞选者的竞选策略是否得体，在村民还不习惯公开竞选的情况下，拉选票越含蓄越隐讳，越有效。④竞选者在本次和上次选举所发生的冲突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获得公众同情还是激起公众反感。不公正选举的受益者更容易激起公众反感，失去选票。
5、有关思考
（一）试点的意义
试点就是为在大范围执行某项改革计划或开展某种活动而在小范围内所进行的试验。试点的目的，或者是证明某项政策是否可行，或者是为实施某种计划和做好某项工作积累经验，或者是兼而有之。县市在村“两委”选举中办试点，就是为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选举程序和发现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制定解决的办法和措施，为全面推进积累经验。 “村两委”试点所积累的经验是否具有推广价值关键在于试点的指导思想是否明确、试点实施方案是否具体、试点村是否有代表、试点的操作人员是否能既坚持原则而又善于因时因地变更非原则性的规定、试点过程中出现的变化特别是影响选举结果的突发事件是否被认真分析。
沙洋县“村两委”试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在换届选举中实现“村两委”交叉任职和村干部兼任组长以适应税费改革而探索经验。试点由于在村支委选举中认真调查了，并充分考虑了党外群众的意见，交叉任职获得成功；在操作过程中，由于通盘考虑了村两委选举间的联系和农村召开会议的困难，适当地合并了一些会议，既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群众的参与度。这表明：在村支委选举中实行“双推双选”，使非党员村民在村支委推荐候选人和民主测评阶段的投的票也具有与党员相等的作用，是实现村两委兼职的前提条件；两委选举同时进行，适当精减会议次数和缩小会议规模，可降低选举成本和保证选举质量。但双庙村在确定村委会正式候选人时因违规操作限制陈可清竞选副主任的权利激起了许多村民的不满和增加了组织选举的工作量，证明，严格按程序操作是保证村民积极正确参与的重要条件。
村支委，在试点村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但在推广时到其他村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败，据统计，村支委成员在村委会职位中竞选获胜的不到全县村支委成员的一半。成员竞选村委会职位其原因在于试点村在全县不具有代表性和“双推双选”的规定还不很明确。试点村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村支部干部在村中有凝聚力，村支委一班人不仅在党内有威信，而且也获得了全村绝大多数非党员的支持，在沙洋县像双庙村这样有凝聚力的村支部不多，相当一些村支部所推选的干部并不能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在推选村支委时，党员的意见与全村大多数村民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双推双选”没有明确规定：在推选村支委初步候选人，党外群众代表的票与村党员具有同等效力；在确定正式候选人时，必须严格按村半数以上选民所投的满意票的高低确定。这就使村支委的“双推双选”流于形式，无法保证村民在村支委推选的参与权。从推广的实践上看，沙洋县不少乡镇根本没有当场公布非党员村民代表推选村支委初步候选人的结果，有许多镇党委在决定村支委的正式候选人时也没有严格按民主测评的结果确定，有的乡镇甚至没有召开有党外村民参加的民主测评会议。这些乡镇的村支委成员能在村委会选举中当选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从反面证明：村支委推选是否真正尊重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是村支委能否在村委会中竞选获胜的关键。
（2）非党员参与村支委选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义。
村支委的初步候选人根据党员和非党员村民代表提名票的高低确定，村支委的正式候选人根据全村选民的民主测评的满意率确定，扩大了村支委选举的民主基础，使村支委的核心领导更具有合法化，有利于发挥村支部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作用。如果村支委的选举必须征求和尊重绝大多数村民的意见成为一种制度，就不仅会促进党的领导方式改善，而且会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发展。由全体村民参与推选产生出的村支委在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全体大多数村民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几个党员的利益，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的决议时会更多通过以身示范和说服教育来引导群众而不仅仅是直接向村委会发命令。由于村支委的选举必须征求和尊重绝大多数村民的意见，乡镇党委也必须学会通过制定村支委成员的当选条件和推选方法来引导党员和村民推选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党员而不仅仅是通过提名或任命。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使村支部中有更多的群众满意的党员供群众和党员在村支委选举中挑选，村支部和乡镇党委还必须善于发现和培养“靠得住、有本事、群众满意”的人入党，也必须在发展党员时既征求全体党员的意见又征求大多数村民的意见。
（三）税费改革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税费改革是农村利益格局的一种大调整，一定会对村民自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积极方面的影响有：①村级组织公用经费的减少，促使村两委交叉和压缩开支，有利于村两委关系的协调和“新人”当选。税费改革规范了税收，使相当于村提的“两附加”只占正税的20%，即农业总收成的1.4%，只相当于原来的村级组织收入的40%左右。而且由于不固定收取共同生产费，村级组织还失去了将村管理费开支转移到组共同生产费负担的途径。以双庙村为例，2001年上交镇的税费为160,419.00元，税费改革后的正税将低于这一数字，“两附加”应低于这一数字的20%，即低于32,095.80元，这只相当于2001年村级收入的1/4，2000年村级收入的1/3，不够支付村干部2001年的工资。这就要求精减干部和压缩开支。方法之一是村两委的交叉任职，这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村支委与村委会“两张皮”的矛盾，解决人浮于事与两委互不买帐的问题，提高村两委的办事效率。方法之二是，取消生产招待费，禁止滥发奖金和补助，压缩办公费，这实际上削弱了村干部利用掌握的公共资源――村提来收买部分村中精英和影响村民行为的力量，有利于有致富能力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新人”在村民选举中当选。
②税收任务的免除使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村里的公益事业。税改前，村干部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收取各种税费提留上，税改后，所有的税不论是正税和附加费都由税务部门找农户直接收取，村干部只起协助作用。
③“一事一议”促使村干部必须养成与村民协商的民主作风，学会通过民主的方法动员和组织村民集资兴办公益事业。
不利方面的影响有：①税费改革后大多数村因“两附加”不够村级组织运转，和其他经营性收入不多村组织，还必须乡镇的转移支付来补助；村民灾情的减免也由乡镇来决定。村干部为了谋取乡镇的财政支持和农业税减免，以维持村级的运转和获取村民的支持，很可能更容易形成一种唯上的心理，而忽视村民利益。
②“一事一议制度”可能导致自组织能力低下和民主意识淡薄的村庄，无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使这些村庄的自治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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