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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股份长江电力已成证券市场公害（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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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00 发布在
　　李金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署的署长，号称共和国的“看门狗”，由李金华主导的审计风暴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而李金华本人也由此当选中央电视台2004年年度经济人物。 &&&&&&&&但是时间稍微长一点，人们却发现，审计风暴就是审计风暴，审计风暴距离老百姓心目中想象的廉政风暴有很大的差异，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于是人们从最初的兴奋开始思考。为什么审计署审计的那些问题部委年年有问题？比如那个截留国家水利资金达40多亿的水利部。又比如那个挪用奥运专项资金却异常强硬的国家体育总局旧错未纠，又发生属下体彩中心向自己的公司超额支付费用，利益输送达5个多亿的丑闻。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李金华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即使他有国务院党中央在背后撑腰能年年刮一回审计风暴，充其量也就是悲剧英雄而已。　　国家审计署负责审计的单位都是一些国家部委、事业拨款单位或者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些部门理论上都是政府组织或者准政府组织，理论上他们都应该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是现在却成了“公共祸害”的提供者，这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诺斯悖论”。　　职能部门中的“诺斯悖论”是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危害至少有三个方面：　　危害之一是挤出效应。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职能地位，在竞标、投资等方面挤占民间的空间。　　危害之二是浪费效应。大量的以产业发展所规划的预决算资金被截留在部门手中，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　　危害之三是制度扭曲。欺骗中央资金，化整为零，成为很多部门的一种手段。每件事背后都有由若干行政主体组成的利益链条，当“协同争利”成为一种惯常手段，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就面临南辕北辙的危险。　　“诺斯悖论”同样存在于中国股市，同样存在于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之中。　　日，也就是在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进程的一个月后，国资委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作为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大中型上市公司积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6月18日，国资委又独家发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划定三类不同性质的国有控股股东持股底线，并要求试点公司在公布试点方案时一并公布。　　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上市公司国有股的股权转让都必须得到国资委的批准才行。而非流通股中间，国有股又占绝大多数，以国资委的强势，如果不配合，那么证监会主导的试点戏是唱不下去的。在“证监会独角戏唱到哪一天”的杂谈中，水皮评论说，联合通知实际上可以看作“先结婚后办证”，是对事实婚姻的确认。事实上，在第一批四家试点企业中，金牛能源和清华同方的方案都必须由国资委事前审批同意才能付诸表决。　　国资委的态度透露的信息是积极的，“利用改革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的价值评判基础越公开、公平、公正，试点企业的改革方案越可能作出对流通股股东有利的调整，对价的空间有可能被打开。”　　但是对价空间果然被打开了么？　　第二批试点的方案告诉我们，没有。　　水皮从来就不认为宝钢股份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因为如果恢复冶金部的话，那么宝钢的谢企华进京就是冶金部的部长，这和中国电信的董事长进部当部长，出部当董事长是一个道理，谢企华本人就是一个副部级干部；更因为，如果宝钢只是一个企业的话，那么在宏观调控剑指钢铁产业，上证指数在构筑千点防线的危急时刻，根本不可能通过证监会的发审委能够再融资100亿。　　在中国资本市场一再“黄袍加身”的宝钢股份是最有责任，最有可能，也最有让利空间充当试点榜样的国有大中型上市公司，不但投资者有这种认识，就是管理层也有这种认识，甚至决策层也有如此的认识。　　一切当理应如此。　　但是事实上呢？宝钢最初的预算令全国人民上上下下大跌眼镜，10∶1送股与其说打开对价空间不如说是封闭对价空间，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的组合更叫人不可思议。改错，宝钢的方案是在各方面的指责下改了，改成了一块鸡肋，送股比例提高到了10∶2．2股。看上去和原来的方案有进步，但是进步的不大，进步的很勉强，进步的很抵触。这种进步抵消不了对于试点的巨大伤害。宝钢复牌当天的走势已经说明，市场对于这种对价是不能接受的，同期上证指数更是连续三天下跌，从1108点直落1055点，跌幅接近5％，1000点再次面临考验。　　宝钢股份的试点不但没有成为大盘向上的推动力量，反而形成了砸盘的源泉，这不是“公共祸害”又是什么呢？　　当然，和宝钢相比，长江电力的方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江电力的控股股东是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这同样是个副部级的国有大型企业。同样，三峡总公司手中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而且也有政策资源，这一点从这个控股公司提出的方案就可以看出来。在预案中，大股东承诺电价和葛洲坝置换，可以为上市公司带来每股0．04元的业绩提升。　　但是，这就是一个愿意动用40亿资金护盘的公司，在对价上仅仅开出了10∶0．77的条件，而在权证的设计上更是推出了一个融资案达96亿的配股权证计划，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对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而言，这不是“公共祸害”又是什么呢？　　是什么因素让我们认为蓝筹大盘股的对价本来就低于一般的上市公司？又是什么因素让那些代表着类职能部门的大股东开出如此之低的对价？　　股权分置改革是一场革命，中小股东已经作出了牺牲并还将作出一定的牺牲。在这场革命中，非流通股东即大股东是受益者，国有股及国有控股股东代表的政府是受益者，各级政府部门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积极地加以配合和推进，而不是破坏和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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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 &&
宝钢做了很多坏事。一个农民都可以把企业做的比宝钢又好又大。宝钢害怕了，竟然把那个农民告了。告到最高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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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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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00 &&
那个农民叫铁本，在全国钢铁最不景气的时候，竟然还有很好的利润。是中国效率最高的企业。同时，告诉大家，铁本一线职工工资在四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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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00 &&
楼主能否多些铁本的资料？ 一直以为铁本是儆猴的鸡，原来还有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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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00 &&
文章提交者：ss828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楼主能否多些铁本的资料？ 一直以为铁本是儆猴的鸡，原来还有猫腻===============================可以可以。我以前收集了一些有关铁本的文章。不过你要有自己的思考，辨证看。比如，很多文章说铁本用3个亿搞100多个亿的大工程 ，就是不客观的，前些年铁本老厂一年利润就有5个亿，并且高速增长，铁本在建立800万吨的生产能力时，都是高技术设备加自己创新，主要动用了自己的20多个亿，各种贷款20个亿。根本不是一些人污蔑的所谓空手套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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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0 &&
中外企业面临迥异命运&&&&&& 对于许多在中国的钢铁企业而言，这个春夏之交有些阴晴不定。　　4月22日，在苏州市，由澳大利亚钢铁工业企业博思格公司投资2.8亿澳元(约17亿人民币)的钢铁公司举行了热闹的奠基仪式。而此时中国钢铁业的大环境是抑制过热。去年以来，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投资出现了过热现象，尤其是钢铁行业的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再叫停钢铁行业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一切顺利得出乎预料，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博思格钢铁(苏州)有限公司的总裁毛思民(MJ MOSS)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同一产业、同一时间、同一省份，在距离苏州仅105公里的常州，毛的这句话，可能会让当地一位身陷囹圄的民营钢厂老板感到嫉妒。他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江苏“铁本案”的主角戴国芳。　　被刑拘前，戴是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的法人代表和总经理。　　戴国芳和铁本公司出事是在4月28日这天。当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了监察部、发改委等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查处情况的汇报，责成江苏省和有关部门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不一样的结局　　铁本公司成了国家抑制钢铁过热的反面典型，有人甚至称它为“铁本逆流”。　　　与戴国芳遭遇不同，心情舒畅的澳大利亚人毛思民坐在位于上海陆家嘴汇丰大厦19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钢铁过热是低端产能的过热，政府的干预有合理性……”　　随着苏州钢铁厂的建成，博思格公司完成了在中国从上游到下游整条产业链的布局。　　从去年4月开始，毛思民就在中国忙碌地奔波着，他先后考察了天津、成都等国内9个主要的开发区，这些地区大都非常欢迎博思格的钢铁项目投资。　　“准生证”偏爱洋钢铁？　　铁本公司何以成为“逆流”？而博思格何以一路畅通？除去铁本公司违规之外，两者的境遇意味深长。　　吴建新记得，博思格是在2003年的9月份开始向苏州工业园区“求婚”的，作为苏州工业园区招商局高级项目主办，吴负责博思格公司这一项目。“在公司递交营业执照材料后的7个工作日之内，我们就可以颁发营业执照。博思格公司的营业执照是日颁的。”吴说。　　一个17亿元的项目，7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这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投资者来说恐怕是天方夜谭。　　“按照国家规定，5000万以下的项目归地方批，5000到两亿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批，两亿元以上的项目报国务院批。整个程序比较繁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所长张汉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博思格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并没有遇到这样的难题。“苏州工业园区拥有上不封顶的自行审批特权。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外资项目，园区均可自行审批。”吴建新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工业园区对外资的“优厚待遇”，常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戴国芳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政府部门(常州当地)也有人出主意让我们进行项目分拆，同时搞中外合资。”与戴国芳同被关押在常州市看守所的张锡清(原铁本公司副总经理)对媒体说。　　2002年在与常州高新区接洽后，铁本公司注册了4家中外合资钢铁公司。由此拉开了铁本新建项目被分拆审批的序幕。据了解，东安厂(铁本老厂)下面挂了四个“牌子” 铁本公司、常州鹰联钢铁有限公司、常州市三友轧辊厂和信达公司，四家公司财务统一管理。　　本刊得到的一份铁本融资项目计划书披露了当时铁本“中外合资”的情况：铁本钢铁公司与境外鹰联亚洲有限公司以中外合资企业的形式设立了6个子公司，形成了铁本钢铁有限公司新北区800万吨系统工程。这六个子公司分别是钢铁有限公司、国昌钢铁有限公司、国茂钢铁有限公司、恒泰钢铁有限公司、铁本硅钢有限公司和铁本焦化有限公司六家。这些企业的股权结构都是鹰联亚洲有限公司占75%，铁本钢铁公司占25%。　　“亚洲鹰联其实是铁本公司在香港注册的企业，注册地址位于香港中环德辅道中，主要经营铁矿石、钢厂、木材等国际贸易以及投资业务。”这份项目计划书的执笔人，一家证券公司研究员王平(化名)对本刊说。　　据张锡清表示，中外合资是唬人的。企业性质都是由当地政府部门帮助参谋的。铁本只负责提供一些资料，政府负责办理手续。　　日，常州高新区召开主任办公会专题研究铁本项目的推进问题，要求经发局牵头，招商局、规划分局配合，10月15日前完成规划红线图和立项批复。　　事实上，高新区经发局在当年10月10日，就迅速完成了对铁本项目中三家“合资企业”恒泰钢铁、国昌钢铁和国茂钢铁项目的立项审批。　　“中外合资项目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外合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还享受头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收税的政策。”王平说。　　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宁波建龙公司、江苏的沙钢等都是中外合资的。“民营钢厂一般都是走这个路子，合资成了民营钢铁企业通过审批和避税的最好手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钢铁界人士说。　　然而，现实是铁本公司的假合资被揭穿了，它不仅没得到任何利益，最终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袒护。　　常州不是苏州　　博思格强调，在苏州的钢厂获准并不仅因为它的外资背景。“我们不增加新的钢铁产能，相反，我们将消耗一些国产的钢铁产能。最重要的是――我们生产的是高端镀面钢，并非国家限制的低端钢。”博思格镀面钢铁部总经理范东篱(Anthony Finocchiaro)说。　　国家抑制本轮钢铁过热的主要依据就是国内钢铁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出。　　但事实上，铁本公司也不认为自己的产品是低端技术。“铁本临江钢铁基地的船用板等产品档次是比较高的。从锻熔到炼铁到烧结、焦化等都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装备；高炉也采用的是国家允许的120吨高炉。”一位铁本新厂区的负责人说。　　“事实上，技术并不是铁本公司失败的关键。”王平说。他在2003年的10月来到常州，并为铁本的新项目融资执笔写了项目规划书。但是，王平最终没有跟铁本合作，他看到了其中潜伏的危险。　　2002年3月，戴国芳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公司筹划移址新北区扩建项目，2002年9月，铁本正式委托武汉钢铁设计总院进行项目设计。在此期间，铁本项目经历了从200万吨到400万吨再到600万吨，并最终达到840万吨的跃变。　　这似乎是一个民营企业寻求惊险的“跨越式”发展的典型，但故事并不那么简单。这其中包含着常州市自身的地方“冲动”。　　在江苏省的“苏、锡、常”三角中，常州一直是农田保护大市，而在工业项目上，常州明显落后于自己的兄弟市。　　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后，新北区由常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下称高新区)联合沿江郊县组成，并作为常州唯一拥有18公里长江岸线的地区，开始担负起常州“沿江开发”重担。其发展目标是：到2005年，区内GDP达到180亿元，财政收入3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额累计完成43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累计15亿美元。　　占据常州大部分岸线、占地近6000亩的铁本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新北区展开。　　“当时新北区的沿江开发迫在眉睫，他们(政府)一时又很难从外面拉来项目。所以就从当地好的企业中选中了铁本，铁本被当作一个‘好种子’来培养。”新北区政府一位干部对本刊回忆说。　　很多铁本的老工人清晰地记得，在1999年和2000年，几乎所有的钢铁企业都在喊亏本的时候，铁本却在赚钱，提货的车排得很长。　　“其实，铁本的老厂是一个治理结构相当不错的民营企业，他们生产普通板材的毛利率是110%，而一般国企是60%。一线员工的月工资能够达到四五千左右。”王平说。2003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17.7亿元，产钢80万吨，上缴利税3741万元，在常州地区仅次于新科电子集团位居第二。　　“但常州市新北区跟苏州工业园还是没法比，他们(苏州)有着独一无二的项目审批权，而且是中国与新加坡政府间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常州市计委的一位官员在电话里对本刊说。　　今年5月17日，苏州举行了中国━新加坡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其时正是苏州工业园成立10周年，两国政府副总理吴仪和李显龙分别作为理事会双方主席肯定了苏州工业园的成就。　　这也是博思格选址苏州的原因之一。“我们对于博思格的项目是完全按照园区的惯例进行的，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州工业园区的工作人员单小辉对本刊说。　　事实上，它的惯例在别人看来正是它的特别之处。　　圈里与圈外的逻辑　　博思格公司与铁本公司无形中被分成了两类：“一个是圈内人(主要包括现有国有或外资的主流钢铁企业)，另一个是无缘钢铁的圈外人。”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学者陆磊说。　　“中国需要尖子钢厂，你发展我也能发展。”这是戴国芳的“钢铁哲学”。但他的哲学可能会对一些人造成现实威胁。“如果铁本真的建成了，他将极大地冲击宝钢等钢铁公司。”曾经详细考查过铁本的一位上海学者对本刊说。　　更重要的是，圈内人与圈外人存在着两种行为逻辑。　　2002年，中国的钢铁价格开始一路上涨，这些毛思民和戴国芳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毛思民说，“博思格公司一直在酝酿和准备中，直到各种条件比较完备时，我们才决定建工厂。”对博思格公司来说，有充裕的时间和信心仔细斟酌，它的投资环境相对简单，而且有更多的选择权和优惠条件。如苏州工业园有这样的优惠规定：“进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及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国家政策可享受15%的所得税税率，并免征3%的地方所得税；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可享受二免三减半的优惠。”　　“与一些民企比起来，国外的钢铁巨头更像是钢铁产业的‘圈里人’。”一位江苏本地的钢铁业人士说，“而铁本更像是一个圈外人，它能选择的合法合规的路径并不多。他所面对的是国内特定产业的高准入门槛和低退出可能性。”　　2002年，戴开始显示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姿态。对他而言，常州市新北区给予的充分支持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 　　由圈外进入圈内的契机　　作为民营企业家，戴国芳觉得自己没有时间按部就班上项目，他急于把“生米”煮成“熟饭”，这使他的违规成为必然。铁本为使上百亿元的项目能迅速审批成功，将其分拆成22个子项目，分别报地方政府审批。　　而同为钢铁项目，博思格则不慌不忙地先移植钢铁产业的下游，如销售和后期加工厂，站稳脚跟后，再向上下游延伸。　　戴国芳按照“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突进方式发展，甚至标榜铁本公司最终要超过宝钢。　　但是，他终于没有等到饭煮熟的那一天。　　“对圈外的严格排他和对圈内的高度保护基本构成了我国主要行业的政策特征，金融业、电信业、钢铁业等尤其突出。这就导致两个极端恶劣的预期和行为倾向：一是预期铁本的失败在于其是‘生米’而不是‘熟饭’，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尽快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当局就范；二是预期在圈内可以继续得到保护以维持垄断，并获得垄断利润，而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进入这一垄断俱乐部。”陆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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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00 &&
谁把“铁本”逼到了江边？ &&　　“如果不被逼到江边，铁本不会有今天，老板戴国芳也不会出事。”８月１８日上午，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一位高层痛心地对记者说，最初，铁本内部曾有人对到江边设立新基地提出异议，但戴国芳在铁本部分高层的怂恿和常州市政府的大力鼓动下，决定到江边发展，结果酿成大祸。　　“没有政府的支持，戴国芳根本没有能力来实施江边项目。”这位高层说，江边项目至少要投资１６０多亿元，而铁本自有资金只有１０多亿元，绝大部分资金要依靠银行贷款，抵抗市场风险能力极差。　　“如果当初地方政府真正为企业考虑的话，就根本不应该鼓动铁本到江边去发展。铁本江边基地的生产能力设计为８４０万吨，从国内以往投资的情况来看，需要４００亿元的投入。虽然铁本压缩成本，投资可以少一些，但也至少需要１６０多亿元的资金才可能运作起来。地方政府的某些人纵容这么做，要么根本不懂，要么就根本没有考虑铁本的长远发展，只是追求眼前的发展。”这位高层说。 江边荒野 　　铁本于２００２年初筹划在江苏省常州市和扬中市建设设计能力为８４０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２００３年６月开始施工。经查明，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越权分２２次将投资高达１０５．９亿元的项目分拆审批，违规审批征用土地６５４１亩，违规组织实施征地拆迁。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该项目已停止建设。　　江边项目位于距老厂８０公里外的常州最东北部的新北区江岸。８月中旬，记者在这里看到，新北区魏村镇长江村村民委员会办公楼门口仍然挂着“常州铁本新北区系统工程项目指挥部”的牌子。这里除保安外，空无一人。而在几个月前，这里停满了车。　　从长江村村民委员会办公楼往西边走，便是铁本的建设工地。５个高炉已具雏形。在铁本工地的围墙边，写有“铁本不倒”四个大字。施工材料的仓库和马路隔一条宽约一米多的水沟，以防止窃贼偷材料。　　江边项目是今年４月被突然叫停的。记者在现场仍然能发现当初施工队仓促撤退的痕迹：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工棚内，两顶标有“安监”的安全帽被随意扔在地上，上面沾满了泥土；大半袋“淮牌精制盐”扔在桌上，旁边是一把散乱的筷子；当初工人晒的一床被子还挂在杆子上，风吹日晒，已经成了漏洞百出的破棉絮；大量的进口原材料上面已生了厚厚的铁锈，蜘蛛网四处缠绕。一些尚未完全开箱的进口机器也已出现了锈迹，箱子外，一条母狗在野草丛中警惕地四处张望，箱子里不时传来几只小狗的叫声。　　江边项目现在的沉寂和今年初数千人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逼到江边 　　戴国芳原本在老家常州东安镇起家，１９９６年成立了铁本。去年，铁本的钢产量约为１００万吨，销售收入为２０多亿元。　　不过，随着铁本的迅速发展，戴国芳感到不方便的是，铁本附近没有铁路和港口，运输全部依靠陆运，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加上在环保等各方面的因素，戴决定铁本应该寻求新的地方发展。戴扩张规模的想法和常州市政府不谋而合，至此改变了其命运。　　命运之神在向戴国芳招手。２００２年前后，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号召进行沿江大开发，作为沿江城市的常州则更是积极。改革开放初期，苏南的三个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基本上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差异并不明显，无锡强一点儿，苏州和常州不相上下，但是，经过２０年的竞争和发展，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苏州大大超过无锡，无锡又把常州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政绩考虑，常州政府和官员自然憋着一口气。时任常州市委书记的李全林曾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加快推进常州建设特大城市的举措，要追赶苏南发达城市，成为沿海第一集团军。于是，加快发展和超常发展成为常州市政府的重要举措，其中吸引或建立大型企业则为其中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也是常州市政府不遗余力支持铁本发展的根源。 　　铁本的一位高层透露说，铁本决定在江边兴建８４０万吨项目后，引起了内部的争论。铁本自成立以后，一步步稳健发展。而在江边建立新的基地，则涉及到巨额的投资和人员的引进，给铁本带来极大的风险。　　据估计，铁本临江基地若建成以后，需要１．５万名员工，至少１６０亿元的投入，这对注册资本只有３亿元、５０００名员工的铁本无疑是个黑洞。 　　戴国芳的舅舅、铁本副总蒋锡生不愿对此发表评价，不过他说铁本临江基地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常州市政府的官员对铁本讳莫如深。铁本的一位高层说，在企业的眼中，地方政府应该是十分了解中央的政策。铁本既然得到了江苏省发改委的批准，项目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为此，不能说常州市政府对铁本问题没有责任。 　　有专家分析，铁本公司违规违法有两大事实，而这两个事实，都与政府有关：　　一是化整为零，分散报批。即采取欺骗手段，把投资１００多亿元、占地９０００亩实际占地６５００多亩、建设规模８４０万吨的大钢铁项目分为七个小项目，分散上报审批。铁本公司最初计划年产２００万吨，按相同的比例计算，投资只有２３．８亿元，占地也只有２０００多亩实际为１５００多亩，从民营企业投资和经营的理念来看，实际数量可能更少。这样，也许就用不着化整为零，分散报批了。现在建设规模搞成８４０万吨，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但至少主要是地方政府搞出来的。创造政绩的最便当的办法就是上大的建设项目，只要一个大项目上去了，一切就都有了。铁本的规模从２００万吨加到４００万吨，再翻番到８４０万吨，就是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一再鼓动、劝说下，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　　二是违法圈地，侵犯农民权益。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这里有一个程序问题。农户的耕地要变成非农业用地，先要经过政府的征用，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才能用于工商业目的。没有政府的行动，铁本公司本事再大，一寸土地也拿不到手。 执政能力缺失 　　这一事件被国务院认定为“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今年４月，根据国务院精神，江苏省委、省政府和银监会对涉及失职违规的８名政府和有关银行的相关责任人分别予以了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包括常州市委书记、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和中国银行常州分行行长在内的各级官员，或受严重警告，或责令辞职，或被撤免参见“铁本案”部分涉案名单。之后，还将由公安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继续深入查处涉案单位和人员的经济犯罪等问题。　　不过，从时间上看，铁本江边项目是从２００２年初开始筹划的，可以判定，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甚至是政府主要领导鼓动戴国芳去江边了，否则戴国芳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下决心。铁本一位与戴国芳私交甚密的高管也向记者证实，当初鼓动戴国芳去江边的市领导已经调动升迁，当初，没有他的首肯，谁都没那个胆量。据了解，时任常州市委书记的李全林是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到常州任职的。期间，正是铁本江边项目筹划、批项目、违法圈地红红火火的时候。　　自主要官员被处罚后，常州对铁本讳莫如深，成为当地媒体“遗忘”的题材。据知情人士透露，“因为当时的领导现在的官更大。”　　戴国芳被抓进看守所后，常州市政府成立了监管组，对铁本东安老厂和临江基地进行监管，控制了供应和销售。不过，铁本的这位高层透露说，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由政府派来的管理人员就换了三批，内部管理比较乱。“前几天，公司进了一批焦碳，除上面一层质量比较好外，下面的一塌糊涂，我看到后真想大哭。铁本这样搞下去，最后会完的。”这位高层说：“这对铁本今后的发展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换句话说，铁本目前的核心商业机密已经泄露，他们之所以还没有直接管理生产，是因为不懂。” 　　一位研究苏南经济的专家认为，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现在的民营企业，苏南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苏南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上十分强势，“直接插手管理起企业来也显得心安理得”，而一旦地方政府在执行国家政策上出现偏差，企业就很容易受到伤害。而常州市四套班子日前总结铁本事件深刻教训时也认为，政府部门在服务于经济建设时，应当“正确解放思想，科学革新管理，接轨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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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00 &&
铁本”不是低水平建设 　　原冶金部部长（现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谈铁本：“铁本”不是低水平建设 　　在不久前于上海召开的国际钢铁大会上，记者趁会议间隙留住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请他谈谈“铁本”事件。吴溪淳十分明确地说，“铁本”不是低水平建设。它的问题是在投资审批环节中违法违规的问题。单从这一句话里，就可以多少透视出我国钢铁业目前各种因素之间的状态。 　　据业内人士说，在“铁本”的投资计划中，所上项目的设备档次并不低，其产品并不是低端产品，相当一部分产品定位在市场需求较为集中、甚至是市场紧缺的中高端产品。仅由此点而论，虽然此轮钢铁投资中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局部有相当明显的表现，但市场投资力量对钢铁业发展态势的判断也有了新的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多元投资，着眼的是我国钢铁业的升级空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说，至少在2010年之前，我国钢铁业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对应这种长期发展，对之实施的调控措施也应着眼于长期。据分析，“自上而下”的行政调控手段，在短期内见效较快，但对长期而言调控成本过高，调控难度太大，而使容易在调控目标与调控效果之间逐渐出现偏差。 　　中国工程院院士殷瑞钰等权威专家表示，在中长期内，我国钢铁业发展的主线应是动态地适应市场发展趋势，继续调整结构，产品发展重点是平材，特别是薄板等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在21世纪的前10至15年内，我国应对此类薄板类产品持续、有序地投资，随产品市场的发育形成比较优势，构成新的竞争力。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近两年，我国高附加值的板带材消费增长速度均大于钢材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去年我国国内市场钢材表观消费中的板带材比例为41.95%，而同年我国生产的板带材在表观消费总量中的比例只有30.14%。在我国进口的3700多万吨钢材中，板带材所占比例高达近90%。热轧薄板、冷轧薄板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足或品种质量水平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要，是今后我国钢铁业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殷瑞钰院士认为，今后我国在发展冷热轧薄板、不锈钢薄板等产品的过程中，应按照不同类型钢厂的具体条件，总体协调地推动钢铁业的产业升级。同时，面对国内外钢材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钢铁行业还应该在自愿和自主的前提下，逐步推进钢厂的集团化进程，或是建立策略性联盟的进程。这样既有利于合理布局，促进投资合理化，避免盲目投资竞争，同时也有利于合理地把握产品销售价格和原材料采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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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00 &&
为铁本老总戴国芳申辩天哭日据最新报道，“铁本事件”主要责任人戴国芳及其妻子等8人已经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偷逃税款700多万元”。而此前所有的媒体报道与评论，却大都集中在违法违规分拆项目占用耕地方面，“铁本”犯事儿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件事情，勉强扯在一起，让人明显感到罪实不相符的尴尬。与此同时，戴国芳一时也成了违规违法而招致人败财灭的反面典型和嘲弄对象。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立场，人们的说法也许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但以“墙倒众人推”的非理性情绪演绎这样的悲剧事件，就使人怀疑一个4月份以前还是“白手起家”英雄的民营企业家，转眼变成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落魄“罪犯”的故事可信性与真实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年初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却明确记载着“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条款。在全国推行“依法治国”精神，《行政许可法》7月1日正式实施的背景下，没有人质询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根据，也没有人为戴国芳主张应有的合法权利，反而普遍表现出幸灾乐祸式的冷漠，就不能不令人忧虑一个“法治中国”的现实可能性来。戴国芳不能有罪推定根据早就修改的《刑法》，无罪推定与罪行法定已成为中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甚至对铁证如山的抢劫犯，媒体也还能规范而别扭地称之为“犯罪嫌疑人”。而在“铁本事件”中，项目刚因违规被查处停工，戴国芳本人就被抓了起来，随后初定的罪名却是“涉嫌偷漏税”。这些法律行为无论事后如何自圆其说，却给整个社会留下了先抓再查因人治罪的印象，让人感到“欲加之罪”和“莫须有”的无奈和悲哀。这种于实体法无据，于程序法无根的行为，就难免使我们一直倡导的“依法治国”，在具体执行上留下了重大瑕疵和遗憾。即使铁本公司确有“偷漏税”行为，由于涉案金额为700万元，与去年闹得满城风雨的“刘晓庆偷税案”800多万元相比，只少不多，但刘案最多时也不过抓了3个人，刘晓庆姐妹最终还“免于起诉”，仅有其妹夫以总经理身份获判“有期徒刑3年”。而铁本一下子抓进去8个人就有点小题大做借此罚彼的意思，不知道中国是否有“判例法”的渊源，但这两个案子显然有大体相似的比较基础。此前媒体上对“铁本事件”和戴国芳等人，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谴责和幸灾乐祸的嘲笑，俨然把戴国芳当成是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如果我们对于铁证如山的抢劫犯还能称为“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不能对一个艰难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呢？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如果带有明显的“仇富”心理与嫉妒心态，以及歧视性、施舍性的“怜悯”态度，就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阴暗心理。某大报记者在看守所采访戴国芳，也居高临下地问“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企业家到投资100多亿的大型现代钢铁企业的法人代表，从企业管理来说，你认为你能适应这个转变吗？”按照这个逻辑，王永庆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米店学徒 也大可称之为“农民企业家”，就不可能适应台塑集团的管理转变；而与戴国芳一样初中辍学的李嘉诚也就没有资格管理长实、和黄那样的大型财团。一个初中辍学的人，从收购废铜烂铁起家，十多年成就一个年产钢铁80万吨、销售额17亿元、上交税费3741万元的钢铁企业，难道不值得人们尊重和赞赏吗？而颇带歧视色彩的“农民企业家”称谓，显然与任何国际惯例都是格格不入的，但即使不懂得国际惯例，最少也应该知道“英雄不问出处”的民间俗语。从最起码的个人私德角度来讲，在别人落难时幸灾乐祸的嘲讽与自作聪明的卖弄，说轻了是有失厚道，说重了就是小人行为。“铁本事件”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悲剧，戴国芳不仅应该得到道义上的宽容与同情，更需要社会最起码的尊重与理解。在法院没有正式定罪之前，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戴国芳进行“有罪推定”，更没有任何法规或道义的依据对其进行谴责与嘲弄。自由投资权是民营企业的基本权利世界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默认这样一个基本前提：自由投资权是人民基本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言自明无需专门法律特别申明的“天赋人权”。所谓“市场经济”正是建立在这个自由人权的基础之上的，离开这一基本前提，就没有任何方式的“市场经济”能够存在！即使按照尚未废除的投资项目审批制度规定，目前对“铁本事件”的查处和指责，也主要集中在铁本公司违规分拆立项和超标占用耕地，以及低水平重复建设方面。但关键问题是，瞒天过海把一个重大项目分拆成22个小项目，对政府审批程序并不清楚的企业能有这么精巧的谋划吗？而如此明显的分拆项目，地方政府主管审批部门难道真看不清楚吗？如果没有履行任何报批手续私自强行开工建设，那违规建设责任在铁本公司；而如果履行了报批程序并得到当地政府审核同意，那么，即使超标占用耕地，违规建设的主要责任也应在地方政府而不在铁本公司，刻意规避中央行政规定和挑战中央行政权威的主要主体也只能是地方政府。从目前所有的报道材料来看，情况显然是后一种。铁本公司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企业，就是产出8400万吨钢铁，也不可能造出航空母舰来和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威相对抗。因此，在违规建设环节也只能追究地方政府行政责任，而不能让企业承担它不应承担的责任。至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除了一级权力机关，企业显然连基本的主体资格都不具备。而对于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指责，现在对铁本项目控制权的激烈竞争就足以表明：这是一块大肥肉，而不是一个滥项目！不知道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是如何规定投资项目审批权限与程序的，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的自由投资权是如何界定与保护的。我们正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君权神授、主权在君”到“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从“长官意志”到“依法治国”的历史性转变，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义在于“依法治官”而非“依法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依法治钱”。如果投融资体制改革依然是限制甚至剥夺民营企业的自由投资权，那就只能退回到计划经济或者改革到官僚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市场经济导向，就不得不尊重包含民营企业自由投资权在内的基本人权。任何对民营企业自由投资权的不当干预，不仅是对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破坏，也是对民营企业基本权利的侵害。我们从来都过分强调了集权式的“令行禁止”，却极少从个人的基本人权和民企的基本权利方面，认真考虑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存在合理性。你可以不许别人上厕所，但你无法禁止别人尿裤子！诸如此类严重违犯自然权利的做法，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吗？“铁本事件”警示我们，加入WTO之后，已经到了必须全面反思原有企业注册制度、税务制度、投资审批制度和银行信贷制度的时候了。新办企业“不准出生”、投资项目“不准开工”、破产企业“不许死亡”等“魔幻现实主义”现象，难道都符合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吗？更可笑的是：我们的媒体一方面奚落性地称戴国芳为“农民企业家”，另一方面却又贬责他“偏离科学发展观”，甚至让江苏人民总结出“发展不能忘了大局”的教训来。但是，那些深知“科学发展观”又通晓“大局”的人们，自己又干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呢？如果戴国芳既能遵循“科学发展观”又能明辨“大局”，能胸怀全球放眼世界，那我们应该请他当联合国秘书长还是做国家主席呢？最近看到湖北省副省长兼法学专家辜胜祖“不学戴国芳，要学郭广昌”的说法，以及《中华工商时报》记者吕平波先生“不打早不打晚，就打不长眼”的评论，让人对“民权”和“法治”的期望几乎回到冰点：原来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权谋”和“人治”的社会里，莫名其妙地搞着稀里糊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连我们自己的官员和国民都有这样的“权谋”意识和“人治”看法，我们又凭什么到美国和欧盟去申辩“市场经济”？连我们自己都弄不清楚的糊涂交易，又怎能让别人相信你是“市场经济”呢？希望戴国芳是一条真正的汉子，对确实属于自己的责任，勇敢承担起来，以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公信；而对属于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则必须坚持到底决不妥协，这不仅仅是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也是在更高层面上维护人类最基本的正义和良心。希望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和有良知的人们，能给戴国芳以道义上的声援和支持，把维护戴国芳合法权利的行为，看做是维护每个人“天赋人权”的神圣行动。不要让秦二爷的悲剧重演老舍先生的经典名剧《茶馆》第三幕中，落魄的秦二爷对王掌柜说：“……当初有那么一个不知好歹的秦某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临完他只由工厂的土堆里捡回来这么点小东西！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呐，秦某人七十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天生来的笨蛋！”据报道，戴国芳的铁本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元，2003年营业收入为17亿元，上交税费3741万元，即使不算近几年盈利，2亿元的财富也足够戴国芳全家非常富足地花费百年以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和动机，促使他甘愿冒着难以估测的市场风险和无法估测的政策风险，再次扩张创业呢？现在妻子收监，投资项目吹灯拔蜡，甚至连正常运营的老摊子也生死不保。一个曾经雄心勃勃但行事低调的“事业痴”企业家，转眼鸡飞蛋打“妻离子散”，这样的情景，能不让人心生悲凉么？我不想揣测戴国芳的创业动机，也不想给他挂上“实业兴国”的堂皇招牌，更不想功利性地列举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有多高的贡献率。但即使戴国芳完全出于自私自利的私心和贪欲，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和保护原本就属于他的合法创业权。这是他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经济学赖以进行效用分析的基础。“天灾能防，人祸难测”，戴国芳的悲剧命运到底是谁造成的？每个有良知的人都该扪心自问：我们为什么要戴国芳重演秦二爷的悲剧？毁掉戴国芳和铁本，我们和社会又获得了什么呢？时代的进步与国家的开明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四年前，政府还在“放松银根”，三年前，主流媒体还在鼓吹“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今年初，保护民营企业和私有财产权利的宪法修正案还刚刚高票通过，但就在“带动论”言犹在耳，宪法修正案墨迹未干之时，突如其来的宏观调控第一板却重重打在民营企业身上，没有人能看清这急转直下的仓促变故，也没有人能相信这猝不及芳的晴天霹雳，就像突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让周总理这样出色的“老江湖”也困惑不解一样。倒是与时俱进的主流媒体还能应付裕如，转眼就头头是道地总结起戴国芳和铁本的失误与教训来，一如当年鼓吹“带动论”时的振振有辞不遗余力。但所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和谴责文章，都将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面前归于荒谬和无效：民营的铁本公司为什么不能投资自己认定的项目？就算“不许上厕所”的规定合乎天理，所有的报道与指责也说“自己尿裤子”既不卫生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但最后处罚依据却说是没及时纳贡上香，这又是哪家的“王法”呢？既然是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为什么还有多家企业拼命争夺？如果其它企业可以补办手续“再出恭”，铁本为什么不能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聪明解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国企和民企在目前的现实写照，但我想问问我们的国家、政府、社会、媒体，中国奉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哪里？人民的基本权利在哪里？你们的是非标准又在哪里？你们的天理良心又在哪里？我们无法预知“铁本事件”和戴国芳的最终处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只希望秦二爷的悲剧不要在戴国芳身上重演。如果我们的法律能让刘晓庆女士继续给全国人民养眼，为什么就不能让一个辛苦起家的“农民企业家”处置属于自己的合法资产呢？对民营企业最好最实际的尊重，就是切实保护好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戴国芳和“铁本事件”是一个试金石！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一个企业家最为珍贵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他的创业激情和创新精神，一个是他的市场眼光和组织技巧，这是市场一直短缺并将长期短缺的稀有资源。我们不需要用统计数据去功利性地证实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加值的高贡献率，也不需要祈求任何人额外施舍的权利，我们只主张和坚持原本就属于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企业的基本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任何形式的宏观调控，都不应以彻底毁灭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激情为代价，否则，我们就是在蓄意人工制造“经济危机”，这在本质上和人工制造“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太大区别！“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历史会给我们最实际甚至是最残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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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00 &&
宝钢股份要不要讲政治？水皮&&&&&&&&美国的朋友来电话说看到水皮杂谈了，不是在中华工商时报上而是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说的是宝钢的事情高度都拔到了对抗宏观调控和“国九条”，是不是有点狠，宝钢受得了受不了这样的指责？　　水皮回答，宝钢事情都做到了这一步，难道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民愤吗？要求宝钢讲点政治难道过份吗？宝钢不是惟利是图的私人企业，宝钢是一个国有企业，对于一个国有企业来讲，社会责任感难道是一种奢求吗？和宝钢的所作所为相比，水皮深切地感到铁本公司的委屈，难道真的是因为铁本是个民营企业吗？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查处江苏铁本钢铁公司项目。铁本公司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设计能力为840万吨，概算总投资为105．9亿元人民币，2003年6月开工，截至查处时，资金投入已经超过40亿元人民币。　　为什么要查处铁本项目？国务院的定性是地方政府严重失职违规，企业违法犯罪。铁本公司老板戴国芳为了实施这个项目先后成立了7家合资公司把项目拆整为零向有关部门报批，在办理银行信贷中弄虚作假并有偷漏税行为。查处的结果是戴老板刑拘，常州市委书记被党内警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下一批干部被撤职查办。　　国务院查处铁本项目不是因为铁本项目本身有问题经济效益没有保障，作为民间投资，政府也没必要管那么多。国务院之所以铁腕查处铁本建设中的违法现象，为的是藉此表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严肃法纪和依法行政的决心，加强宏观调控，保持政令畅通。早在日，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发改委9部门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铁钢投资已经超前5年，电解铝产能一半过剩，水泥增长的总额出现了成倍增长。而此前3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表明，头2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暴涨5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又占全部投资1999亿元的60％，增幅达到55．2％。但是直到铁本事件被查处，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或者部门公开承认投资过热，似乎这种过热都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没有关系。显然，在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抵制面前，中央的整体利益被漠视，宏观调控的决心和措施被化解于无形，形成舆论对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雷声大，雨点小”的误解。查处铁本项目与其说是查处戴老板不如说是杀鸡儆猴，明确一个信号，新政府的中央权威不容挑战。　　水皮在铁本被查处的时候曾经说过，也许过若干年再回过头看，铁本从项目角度而言是个好项目，但是生不逢时。其实不光是铁本，在铁本之后还有宁波建龙，不同是的宁波建龙虽然下马但并没有被拍死而是被放一条生路，并非偶然的是铁本和建龙都是民营企业的投资项目，所以也难怪民间一度盛传宏观调控不是“一刀切”，而是“切一刀”，切的不是国有企业，切的都是民营企业。　　都是钢铁企业，投融资规模都在100个亿左右。铁本是从银行间接融资，宝钢则是从股市直接融资（20亿流通股）为什么宝钢能融，铁本就不行呢？　　宝钢说，宝钢的增发是用于扩张收购，不是新上项目，收购的是宝钢集团下属的9项资产，包括钢铁生产、供应链以及相关的产业，不属于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在宏观调控之内，这话听上去似是而非。宏观调控调控的是什么，首先是投资。投资又分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两种，上市公司再融资就属于募集自有资金，怎么不在宏观调控之列呢？1993年开始的那一轮调控为了挤掉房地产投资泡沫一度禁止房地产公司上市，直到日天鸿宝业上市才算开禁，难道IPO算调控再融资就不算？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再融资要么是缺钱，要么是有好项目。宝钢缺钱吗？好像不缺，建设银行改制，宝钢一次入股30亿元人民币，说明宝钢有的是钱；宝钢有好项目吗？看不出来，因为宝钢收的都是母公司的资产，这些资产不能算垃圾，但是赢利能力绝超不过宝钢股份现在拥有的资产质量。宝钢股份2003年的利润是69亿，而宝钢集团的全部利润才78亿，宝钢集团还能为宝钢股份装入什么优质资产呢？连普通投资者都明白，宝钢再融资的结果只有一个，单股业绩下滑，这样的再融资不是扔包袱又是什么，谁会欢迎？令人不解的是，宝钢集团要拿上市公司收购资产变现的120亿元人民币干什么？收购铁本吗？还是继续投资建行？如果是收购铁本，那么铁本该不该下马？如果是投资建行，那么对不起，由建行直接在市场IPO就行，用不着宝钢转手。　　水皮相信宝钢股份的高管，相信要收购的资产质地，相信不会给上市公司造成拖累的说法，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宝钢集团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资产装进上市公司，尽可以留在集团享用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上市公司的股东也不奢望和宝钢集团共享那块肥肉。事实上宝钢股份目前的急不可忍不能不让人们对宝钢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对中国股市未来的走势产生怀疑，因为这种竭泽而渔的确给人到了　　世界末日的感觉。　　如果宝钢的高管知道中国股市不是为宝钢一家而开的话，那么，宝钢人应该知道这样的道理，凡事都有轻重缓急。等待上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也有一大堆，建行和中行已经是箭在弦上马上要发，交通银行已经准备插队。从全局的角度看，哪一家不比宝钢再融资重要，紧急？何况历史证明，百亿元的超级大盘股上市，股市都要沉底才能承接，宝钢的高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市场的伤害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推出280亿的再融资不是砸盘又是什么？不是和中央政府救市的努力对着干又是什么？　　中国股市是融资场所，也是投资场所，但归根结底还是投资场所。没有投资者的投资，融资者也就无从融资，而没有融资者的融资，投资者照样进行投资，这个道理不难懂，不用提到“三讲”的高度，就是不讲政治，也应该明了这个道理。何况，江苏铁本、宁波建龙都因为讲政治而停工，上海宝钢就因为是国有企业反而可以不讲政治？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什么时代的事情？是封建时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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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00 &&
整肃风暴下 洋钢铁“大干快上”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因违规立项建设被查处，建筑类钢材价格急剧下跌。然而，在众多国内钢铁企业噤若寒蝉之际，一些由国外钢铁公司自主投资的工厂和项目纷纷上马，大有“大干”、“快干”之势。&&&&从有媒体称印度一家钢铁企业希望参与铁本公司的重组，到日前韩国浦项钢铁在中国成立投资公司，均表明以外国钢铁企业为主导的一轮新的钢铁投资行动进入了“预热”阶段。&&&&洋钢铁布阵中国&&&&“公司的业务刚刚开展，我真的很忙，下次再约时间吧，ｓｏｒｒｙ”。５月１７日，印度人ｒｉｓｈｉ ｓｉｎｇｈ再次向记者表达了歉意，这是他的第三次爽约。&&&&ｒｉｓｈｉ ｓｉｎｇｈ是世界第二大钢铁公司、英国ｌｎｍ公司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首席代表。ｒｉｓｈｉ ｓｉｎｇｈ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ｌｎｍ公司共向我国销售了１６０万吨成品钢，价值６．５亿美元，是我国最大的钢铁供货商之一。ｌｎｍ旗下钢铁工厂之一 ――哈萨克斯坦卡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钢□已经成为新疆和云贵川销售钢铁的最大“卖家”。仅去年一年，卡钢就向四川销售了约２８万吨成品钢，销售额接近１亿美元，是ｌｎｍ公司在我国全部销售额的１５．４％。&&&&目前，ｌｎｍ公司在北京、广州、乌鲁木齐和成都设有办事处，还在辽宁营口投资一亿美元修建钢铁厂。&&&&“与以往主要靠钢材出口占有我国市场的做法不同，近来，新日铁、浦项等跨国钢铁企业正下决心以自主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一位业界人士说。&&&&虽然我国明确指出钢铁行业属于投资过热产业，并把钢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由２５％及以上提高到４０％及以上，但外国钢铁企业的投资热情并未因此减弱，相反投资力度逐渐加大。&&&&近日，韩国浦项钢铁一位高层表示，不会因为中国对钢铁业的降温政策而停止相关投资，浦项钢铁预定投资７亿美元的钢铁项目更不会取消，由浦项钢铁持股８２．５％的张家港浦项不锈钢公司正在负责建厂的各项前置作业。&&&&在铁本公司被查处不久后的４月２２日，澳大利亚最大的钢板生产商――博思格集团投资约１７亿元人民币的一条金属镀层与彩涂钢板生产线，在苏州正式奠基。这是该公司自２００２年７月在澳大利亚上市以来在亚洲地区最大的一项投资。&&&&博思格公司亚洲区总裁还宣布，将陆续在上海、广州、廊坊、成都等城市投资建厂。同样，ｒｉｓｈｉ ｓｉｎｇｈ表示，不排除ｌｎｍ公司在西南地区建厂的可能。 &&&& 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资本热涌的主要原因在市场，这是人们公认的投资法则。即使现在在我国钢铁已成为受限制的行业，钢材价格下跌明显，但外国资本还是趋之若鹜。&&&&据中国钢铁协会预测，２００４年中国钢材表观消费量（产量加净进口量）将达到２．８亿吨左右，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１３％。&&&&“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之筹备北京奥运会，使我国对钢铁的需求量必将呈持续增长的势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一位人士这样认为。&&&&“宏观调控主要目的是遏止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改善产业结构”。台湾金鼎证券上海首席代表林贤斌说：“目前，国内市场不缺螺纹钢、线材等建筑钢材，真正紧缺的是高附加值产品；不缺乏建筑用的镀锌钢板，而缺乏用于汽车工业的镀锌钢板，中国每年要进口大量的镀锌钢板。”&&&&林贤斌认为，对钢铁行业投资的政策限制，导致国内钢铁企业无力生产部分钢铁品种，而外国钢铁公司的投资基本集中在这些高附加值产品上。&&&&中国是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也是最大的钢铁进口国，说明我国钢材市场总体供大于求。同时，我国钢材供求格局中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即有些品种过剩，有些品种紧缺。&&&&有关资料表明，未来５年，我国将投资１２００亿元开发海洋石油天然气；到２００５年，全国公路总里程将新增２０万公里；长江上的长江大桥将增加到４０座以上。届时，对钢结构用材等高端产品的需求会迅速增加。&&&&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吴建常表示，不能把钢铁工业发展简单地理解为钢产量的增加。事实上存在着有数量增长而没有发展，甚至是负发展的增长。&&&&政策风险小于投资风险&&&&在过去一轮钢铁行业的资本扩张中，国有资本受限制较多，而民营资本和外资则较为“畅通无阻”。在项目审批、环保认证、招投标等多种环节上，外资因受限少，投入省、见效快，所以投资热情很高。&&&&“在宏观调控政策面前，所有企业都是国民待遇，包括外资企业，都在此次清查范围之内”，但辽宁省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的这位人士表示，“辽宁的几家外国钢铁企业还没有违规，政府不会限制他们的投资行为”。&&&&浦项钢铁的一位公关高管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不代表外资都该撤出中国。浦项钢铁在中国的获利良好，更不会变成中国政府抑制投资的对象。相比之下，外资考虑的更多是投资风险。&&&&“受当前货币政策的影响，很多钢铁企业面临着资金瓶颈，投资多来自外国钢铁企业的固有资金，或来自本国的银行支持。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外国投资机构并未出手，排除外汇政策等的影响，投资风险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罗分析员说。&&&&他同时表示，今年以来国际钢材价格一路上涨，表明当前国内钢材价格的下跌，是非理性下跌，价格总有回涨的时候，外资进入的高峰也将随之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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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00 &&
宏观调控：究竟是谁过热？ 　　在宏观调控中受到清理整顿的项目，铁本是第一个，但显然不是最后一个。日前，宁波建龙钢铁厂项目由于“违规、越权审批上马”，正在接受国务院调查组的审查(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31日第17版“宁波建龙受稽查　民企重型化遭遇寒流”)。　　与被紧急叫停的铁本项目一样，建龙钢铁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民企“重型化”的先驱力量。几乎与此同时，刘永行的氧化铝项目也风传有变数。　　面对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经济图景，不同层面的观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判断。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在轻工业领域通过“快进快出”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民营企业，恰好碰上结构上的大变动，但在向与国家宏观政策紧密相关的重化工业转型的关键时刻，又遭遇到宏观紧缩的“寒流”。　　不断上涨的浪潮正在退去。难道，产生奇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吗？　　挺住就是一切！　　这次宏观调控无疑会迫使一批民营企业做一次心态上和投资理念上的调整，能够稳住阵脚的企业，将有望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稳健的心态和更充分的准备挺进重化工领域　　对于目前的宏观政策，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席刘永好5月18日在青岛表示，调整是必要的，只是应该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他认为，通常讲，宏观调控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影响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实施过程往往并不完全一样，银根紧缩对民营企业比较不利，因为政府更倾向于保护国企。　　没有人否认刘永好的说法，就像刘永好不会否认他有压力一样。这种压力情绪同样体现在那些一直为中国民营资本着迷并为之辩护的学者群体当中。而围绕当前经济升温的动因以及应对措施，学者之间的分歧之大、争论之烈，似乎也是前所未有。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表示，这场争论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博弈。“大家各说各的话，各有各的利益机制。”魏加宁说。　　不过有一种普遍的认识是，当前有关部门藉宏观调控强化行政审批的做法，必然加剧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基础与政府体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这会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更重要的是，多年来被“有为才有位”所困扰的宏观部门，实施经济调控时不能以伤害民营企业为代价，这有可能使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出现倒退。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副总裁、高级分析师贺军认为，民营资本在经济升温当中，没有扮演任何异常角色，铁本等项目出现问题，不能说明民营资本是造成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他们和国有资本是一样的，都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正常的参与主体。”贺军说，“其实如果仔细核算一下――我们没有人去仔细计算――国有资产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会更大，占大多数。所以，不能把所有的经济过热的责任都推在民营资本的身上。”　　这位分析师注意到，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大的国有企业――比如宝钢、中国铝业――的投资基本上没有受阻，反而加快了并购与扩张。此外，重要的外资似乎并没有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比如澳大利亚的博斯格在苏州投资2.8亿澳元建立的一个钢铁公司，就在铁本的不远处。在铁本倾颓的同时，博斯格投资之顺利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而台商王永庆则要在宁波投资100亿建立一个大型钢铁厂，也在正常运行当中，没有受到影响。　　长三角最著名的经济学者之一、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在目前的投资过热中，民营企业家看到的是一个进入(重化工)行业的大好时机，为的是取得跨越门槛的机会，他们认为将来被淘汰出局的不会是他们。但是现在，一些民营资本出师未捷就被淘汰了。　　经济变局当前，我们不能过分渲染国有部门与民营部门之间的矛盾，那将导致鸿沟日阔，效率损失。一种积极的态度是――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郭梓林说――这次宏观调控无疑会迫使一批民营企业做一次心态上和投资理念上的调整，能够稳住阵脚的企业，将有望以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稳健的心态和更充分的准备挺进重化工领域。　　在上个月的沈阳“民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措施，民营企业务必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从自身的调整入手适应这种宏观形势，自觉将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协调在一起。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则认为，短期紧缩政策对民营经济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只是速度减慢了一些，但不会打击民营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只是会增加融资成本。”他说，“从经验来说，我估计(宏观紧缩)不会超过3个季度。”　　“就目前的形势来说，挺住就是一切！”郭梓林说。　　到底谁在过热？　　当金融由国家垄断，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就可能演变为政府投资的风险　　但是，经济学者林毅夫此间说，我们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说民营经济不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民间投资也会出问题――即使投资的载体是民营经济，它的潜能来源却是国有的，所以必须提高警惕。　　对于今年的投资增长中，究竟有多少是国有投资，有多少是民间投资，各个部门数字不尽一致，不过正如林毅夫所言，民间投资的贷款基本上还是来源于国有银行，政府依然承担着民间部门的投资风险。当金融由国家垄断，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就可能演变为政府投资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民营经济并不当然地等同于市场经济，作为微观主体，民营企业的行为也往往是非市场化的行为。　　因此，前一阶段的过热，说到底是政府的过热，是政府工程的过热，而宏观调控、紧急刹车，同样也是针对政府本身的。　　这个问题在铁本项目的所在区域似乎尤为突出。长三角地区民营钢铁企业的扩张，在本质上是苏南模式早期繁荣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出于追逐经济利益的强烈动机，为乡镇集体企业提供了接近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激励机制，顺利完成了“原始积累”，尽管经历了改制与转型，但成长于苏南模式体制内环境中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向重化工业扩张的手段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　　当然，现实环境决定他们要通过突破壁垒来获得潜在制度收益，因此必须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才能够在并非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经济有一个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说，“人力资源质量没有国外的高，技术没有国外的好，企业家才能没有国外的强――现代经济增长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都是劣质的，凭什么GDP的增长比人家高一两倍？我觉得是政府的力量。政府刹车可能给经济带来了局部影响，但是在促进增长的时候政府也带来了高效益。两个因素相抵，很可能是正的。”　　曹和平先生试图告诉我们，在本来就有行政力量参与的经济活动中，只能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他提到了“民营钢铁大王”们的竞争对手――“保护宝钢更多的是从保护中国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出发，汽车的轧板，宝钢的就是贵，韩国的就是便宜。如果吉利用韩国的钢板，造出的车不是更便宜吗？可是宏观部门认为，如果老不买宝钢，宝钢不能维系的话，这个厂就没了。而且，韩国企业在低价卖给中国的时候，韩国政府还不知道怎么在补贴呢！因此，尽管不能把宝钢当宠儿来养，但必须当骨干企业来养。”　　新华社称当前的“地方投资大大超过中央投资增长”，这是因为，在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比如权力下放带来的地区竞争――和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地方政府通过债台高筑进行扩张，甚至往往在经济紧缩前夜冲刺，以期在下一轮经济启动时占有先机。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种承包式的地区组织竞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效能的动力，现在，过去隐而不见的问题――浮现，我们的增长方式正在远离科学的观念和真正的文明。但是转变增长方式究竟应该靠什么？　　改革之中寻找办法　　如果不深化改革，如果不能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从而损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做出了值得注目的分析。他认为，目前的经济过热问题主要不是宏观问题和总量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解决的办法应当是从改革中去寻找。　　“然而，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讲统筹多，谈改革少，重政策调控，轻体制改革。”张曙光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关键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建设职能过大，国有经济庞大，政府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再加上官员考核制度的扭曲，往往是市场未热，地方先热。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保国有部门，于是不得不卡死民营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因此，政策波动往往使市场的波动更大。”　　既然是“体制性过热”，市场调节显然无能为力。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必须干预。只是，如果不深化改革，如果不能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从而损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在天则宏观经济论坛春季会议上，中国体改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说，这几年应该算是关门搞改革，或叫改良。在许多领域，五年都出台不了一个方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在这次会议上，以及在所有的经济论坛当中，我们都可以直接感受到体制改革的众望所归。　　宏观学者魏加宁则认为，在过去的25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后者正是他所供职的机构――这两个中立的、不拥有部门利益的参谋机构，“但是，在目前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严重肢解的情况下，我们却撤销了国家体改委。”　　魏加宁说，我们原先以为，撤销体改委的负面影响可能要过10年或20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现在看来，可以说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高层领导在决策时很难听到客观中立的观点”，而国家体改委及其宏观司的中立、客观的观点在以往历次宏观调控决策中常常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即便恢复了国家体改委，中国的改革道路就能够被预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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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龙重组僵局 　　民营企业上马的违规项目，是否一定要让国有企业控股才可以放行?　　　7月25日，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机关报《浙江日报》在一版发表题为《坚决落实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评论员文章，称“省委、省政府严肃查处了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建龙)违规建设钢铁项目，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依法依纪对有关问题及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　　这篇报道迅速在海内外媒体间广泛传播。自今年5月被中央电视台曝光涉嫌违规运作以后，这是官方对沉寂已久的宁波建龙项目首次公开表态。　　据悉，浙江省委、省政府已对包括宁波市计委、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宁波市外经贸局以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等部门的六名领导干部进行了处分。其中宁波市计委副主任、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史卫国被行政撤职并撤销党内职务，其余五人分别被处以行政及党内警告处分。　　而宁波市环保局、宁波银监局分别对宁波建龙公司和有关商业银行的违法和违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作出了处理决定。　　据《财经》了解，在此之前的6月份，国务院已将宁波建龙钢铁违规项目的处理权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现在，与处分决定同时到来的，还有对宁波建龙的重组方案。从宁波传来的消息说，浙江省政府的初步意见是让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杭钢)控股宁波建龙。　　宁波建龙违规真相　　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说，在浙江省对有关宁波建龙项目的处分决定中，将宁波建龙的“违规”行为主要定性为三点：其一是违规审批，将本应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变成了地方政府擅自审批；其二未获环保部门批准即擅自开工；其三短贷长投，7亿元贷款中有部分流动资金贷款变成了固定资产投入。　　据《浙江日报》报道，2002年9月，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违规批准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150万吨宽厚板生产线建设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98亿美元，2003年6月进场施工。2004年4月，项目被责令停工。对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浙江省政府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和国家关于基本建设项目审批规定进行重组。　　对宁波建龙钢铁项目违规的曝光是在今年的5月，但调查实则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当时有钢铁、建材、电解铝和房地产四个产业受到检查，其中钢铁首当其冲。而宁波建龙因其投资和立项规模巨大(全部建完为600万吨)，成为调查的重点。去年年底，中央八个部委的联合调查组开赴至宁波进行调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国家发改委去年同意浙江省新上一个钢铁项目。争夺这一指标的正是宁波建龙在宁波北仑区的600万吨中厚板项目和杭钢在宁波大榭岛的同为600万吨的钢厂项目。　　唐山建龙钢铁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建龙)和南京钢铁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联)分别持有宁波建龙35％的股份。公司注册资本11亿元人民币，唐山建龙和南钢联分别占35％。这两个股东的背后都有民营企业上海复星集团的影子，复星在唐山建龙和南钢联分别占股30％及60％。　　而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简称杭钢)是国家重点扶持的520家大中型企业和全国74家重点钢铁企业之一，前身是杭州钢铁厂，创建于1957年。目前拥有总资产102.43亿元，全资及控股子公司38家，其中最大的子公司――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　　杭钢集团在去年5月与大榭开发区签约准备筹建大榭钢厂，规划占地面积5400多亩。签约后，杭钢一度已经派了三四百人进驻大榭工业开发园区，但由于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无法与工业园内的上百家企业与附近3000余户居民达成一致，一直未能开工。当中央调查组下来调查时，杭钢的大榭钢厂项目也列入其中。　　与杭钢合并审批　　然而，杭钢大榭项目已经获得浙江省经贸委和省发改委的批准，以杭钢异地技改项目的名义实施。但该项目只取得了大榭开发区管委会批准立项的公文，后者的审批权限是300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而杭钢大榭项目的投资总额为5.45亿美元，同样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项目审批程序。不过，由于大榭项目一直未能开工，杭钢投入的前期资金并不多，损失相对较小。　　据《财经》了解，今年三四月间，中央联合调查组在调查完宁波钢厂项目后，曾提出将宁波建龙和杭钢大榭项目合并后申报的议案，主要是出于杭钢改制及异地搬迁的考虑。杭钢目前主要厂区在杭州市，不利于杭州旅游城市的规划布局，距离港口尚有距离，交通成本也相对较高。但这个建议没有被浙江省政府接受。　　此后，发改委曾表态新的布局只能建一个大钢铁厂，让浙江省报一个上来。浙江省有关领导在研究后，决定推宁波建龙。原因是杭钢在大榭的项目因拆迁补偿问题不能启动动工，而宁波建龙已经动工。发改委于6月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中提出三条主要意见：一是宁波建龙项目申报放行；二是杭钢项目另行申报；三是处理四五个责任人。　　国务院研究的结果是将宁波建龙项目违规的处理权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在给浙江省的批复中，国务院要求从浙江省和宁波市的钢铁产业布局的角度进行一体化考虑。　　宁波建龙公开披露的资料显示，宁波建龙原来的设计规模是600万吨，准备一年半完工。一期工程200万吨，原定于今年6月投产。到目前为止已总共投进去48亿元(这与《浙江日报》披露的数字有差异)，其中包括自有资金投入、银行贷款和一部分欠款。银行贷款7亿元，在整个比例中占20％左右。从一期工程预算60亿元来看，目前的缺口大约为12亿元。　　只对国有企业放行？　　杭钢集团办公室的有关工作人员在接受《财经》询问时表示，杭钢对此次重组并没有很高的积极性，因为合并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可能会有较大的分歧。但该人士也表示由于是省里在组织协调，集团也会按省里的要求来办。能否谈成尚是一个未知数。而唐山建龙与南钢联则拒绝就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不过，《财经》从可靠渠道获知，重组方案出来后，杭钢和宁波建龙的领导人已经进行过接触。杭钢董事长童云芳表示要么控股，要么不入。而宁波建龙的态度则是参股可以，但不希望变成国有企业。目前双方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谈判，比如入股比例，合作模式等细节。但谈判有望在一至两个月内完成。　　业内观察家认为，杭钢入股宁波建龙未必对其有利，还要看与企业自身的发展战略是否吻合。杭钢在其网站上称集团针对浙江省及周边地区个人私营经济发达，确立了棒材、线材、中型材、带材四大目标市场。而宁波建龙项目以中厚板为主，与杭钢的现有产品布局并不吻合。　　一位分析人士认为，宁波建龙项目将厂址选在港口城市宁波，就是打算借船运来实现出口，这是唐山建龙董事长张志祥与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精心打造的一个核心项目，一心要做成民营钢铁企业的样板。　　据了解，目前各方对重组方案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这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谈判中，已被判定违规的前者显然居于弱势地位。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让国有企业控股才可以放行？正在重组之中的铁本亦面临同样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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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龙有玄机　后娘养的不招人待见？ &&宁波建龙“国进民退”有玄机　后娘养的不招人待见？一个民营的钢铁企业，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了“国有企业”的?地方利益如何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作为事中人，涉足其中的福布斯富豪，又为何步步退让?从5月份到现在，张志祥都不肯说话。这个原本就低调的民营企业家，对这半年的经历几乎“哑口无言”。11月中，一组报道出现于国内某财经媒体，报道称：杭州钢铁集团（杭钢）与宁波建龙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建龙）达成了重组协议，国有的杭钢将获得宁波建龙51%的控股权。原来的大股东，民营企业唐山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唐山建龙）和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钢联），分别持股30%和19%。按照张志祥在6月给出的股权结构，当时宁波建龙的股份，分别由唐山建龙（35%）、南钢联（35%）、两家境外投资机构（合并25%）以及新希望集团（5%）持有。倘若此家媒体报道属实，则无疑，这半年间，是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在钢铁行业上演的一出“国进民退”的大戏。600万吨产能规划的宁波建龙实际上关系到了3位赫赫有名的中国“福布斯”富豪：郭广昌、刘永好和张志祥。现在，刘永好彻底退出，郭广昌和张志祥在这个项目上的份额，也已经被切掉了大半。但是还不确定。12月初，《财经时报》致电张志祥时，他的秘书说，这些都还没有最后定论。同时宁波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处长透露说，杭钢、宁波建龙以及当地政府“还在加紧谈判”，最终股权分配方案还未确定。但他认为，最终杭钢持股会低于50%，而不是媒体所说的51%。“违规”5月的时候，宏观调控的第一个“靶子”铁本的命运已经被确定了，那时候的宁波建龙成了“铁本第二”。一家中央媒体对它的“违规”做了披露：项目没有国家级审批；环保设备偷工减料；6亿元的银行贷款属于“短融长投”。6月的时候，张志祥不愿意说话，因为那时候的建龙生死悬于一线，“说什么都不妥当”。但他和记者有过一次长达四小时的“私下谈话”，在那次谈话中，他不愿意分析为什么他的宁波建龙成了“违规项目”，只是说，要评价这个项目如何，“只有国内最顶尖的专家可以给出结论”。无疑，他认为宁波建龙是个好企业。在宁波建龙最初的规划中，它的吨钢投入为1800元/吨（按照元/吨，原材料成本增长20%测算，同行业平均水准是在2000元以上），人均年产钢1300吨，这个数字高于亚洲钢铁三强中的韩国浦项制铁的1000吨，也高于国内现在的任何一家钢铁企业。张志祥的说法，是“国内第一，世界前三”。一组可以比较的数字是，国有的武汉钢铁集团（武钢）现在的产能是700万吨，在岗的职工人数是12000多人，但是按照规划，600万吨的建龙建成后的岗位设置，将是4500人。单从人均劳动生产率上看，未来的宁波建龙是武钢的2．3倍。按照原计划，这个国内顶尖的钢铁项目在今年的6月，即可一期完工投产。但步调被完全打乱，此后的宁波建龙随即陷入停滞，张志祥也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所以那时候有专家说，宁波建龙的遭遇，原因有两点，缺少“国家级审批”是其一；还有一点：它在很多国有企业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提前进入”了这个敏感的行业。张志祥无法“自圆其说”的，恰恰就是“国家级审批”；或者在他看来，这正是宁波建龙作为一个“好项目”，却“授人以柄”的所在。重生到9月和10月间，深陷宁波建龙的另两位富豪有了向国家的决策层“诉苦”的机会。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他们在回答高层领导对宏观调控的询问时，表达了“民营企业感到受伤很深”的感受。企业的力量似乎止于此，剩下的“只有等待”。此后，宁波市地方政府开始走向前台。宁波多年来一直提倡“以港兴市”，“临港大工业”――依托北仑港发展包括钢铁、石化、能源、造纸、汽车等在内的临港型大工业――是它的战略。钢铁，正是它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这个钢铁梦已经做了20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接见当时的香港船王包玉刚时，后者即提出，他有意在宁波建设一个大钢厂。此后邓小平批示说，应该“支持宁波办钢厂”。作为一个契机，宁波人随后向当时的国家计委提出立项申请，先后两次，国家计委批准了宁波立项。但是由于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最终宁波的钢厂建设被搁置。20年前的这个批示成为一个转机。这个批示被提出来以后，宁波建龙的问题就从“没有经过审批”转变为“审批时限过期”，性质与铁本区别开来，项目也得以有机会重生。7月25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公布了对宁波建龙“违规”的有关问题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对宁波市计委副主任、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史卫国等6人给予了行政降级、记过、党内处分等处理。铁本事件让企业不复存在，而宁波建龙事件则由地方政府承担了主要责任，企业得以保全。随后是，既然政府做出了“牺牲”，平息了此事，那么接下来对宁波建龙的命运的安排。政府的力量，顺理成章地成为主导。随后，国家发改委将宁波建龙违规项目的处理权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一个对宁波建龙处理的“原则”被确定下来，“原则”有两个：重新审批和资产重组。重新审批的意思很明显，因为审批过期，需要重新“走程序”；而资产重组，则是说，必须要有“国有资产”的介入。这两个“原则”中，“资产重组”同时还是一个前提。那就是说，宁波建龙最终获得重生的条件是，它必须让国有资产进入，让这个纯粹的民营企业，变成“混合所有”的企业。后来者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由浙江政府主导的这次重组，将要接纳的是同在浙江的另一家钢铁企业杭钢。杭钢位于杭州市半山区，由于不靠近铁矿源，也不近临海港口，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产品均通过陆路交通解决。杭钢的钢铁产量2003年约为260万吨，近千万吨原料的运输成本“高得惊人”。之前杭钢的目标在大榭――和宁波建龙所在的北仑一水相隔。杭钢建设这个异地技改项目的目的，正是寻找自己的深水港。不幸的是，在建龙项目被叫停的同时，杭钢大榭岛的这个技改项目也因越权审批和土地纠纷等问题被叫停。一水相隔的两个“难兄难弟”似乎很有理由走到一起。或者说，这样的“联姻”在浙江省政府的设想中，早早就存在着。在钢铁业“寒流”之前的2003年，浙江省曾从国家发改委争取到了“新上一个钢铁项目”的机会，这一指标的存在实际上让宁波建龙和杭钢同时充满了期待。3月初，宏观调控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的时候，宁波市召开市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出路问题，那时的意向，就是把杭钢和建龙两个项目合并为一个项目上报，认为“这是对浙江省最有利的解决方式”。对于急于找到出海口的杭钢来说，和它在大榭的那个荒凉的摊子相比，宁波建龙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倘若它成功进入宁波建龙，且不管多大股份，都有一些“你种树，我摘桃”的意味――虽然在公开场合，它一再表示“并不情愿”。对于处于生死边缘的宁波建龙来说，杭钢的进入，也必然不是它的愿望，但似乎，它别无选择。亲娘养的，后娘养的宁波建龙成为“违规”的靶子之后，杭钢和宁波建龙加快了磋商。是时，杭钢方面在大榭的项目也暂停了所有的设备采购、技术引进工作，似乎铁了心要合并建龙。作为国有企业的杭钢曾一度提出了控股80%以上的要求，但谈判并不顺利，宁波建龙断然拒绝，谈判也一度终止。7月份，在谈判陷入僵局之时，杭钢开始与武钢进行接洽，双方草签了一份合资协议，打算以同等股权合资，来继续建设杭钢宁波大榭钢厂项目。那样的话，宁波建龙的命运似乎已经距离铁本不远。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浙江省随后介入，杭钢和宁波建龙再一次回到了谈判桌上。宁波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的这位处长强调，在建龙与杭钢的合作上“政府部门只是起到了协调作用”，“其他事项都是双方自愿的”。但此时，谈判双方的意愿似乎很难成为主导，有“政府领导”自始至终参与的这次谈判，其背后除了境遇不同的两家企业，还有浙江省、宁波市、杭州市各方的利益微妙地搭配于其中。尤其宁波建龙，它的意愿，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体现呢?张志祥一定会有一种“后娘养的”的感觉。这个每天工作16小时，自称从来“多做事，少说话”的低调的福布斯富豪，曾经梦想着打造一个“能让中国钢铁业在世界上有说话资本”的钢铁帝国，现在，这些似乎都是第二位的事情了。张还曾经说：“像我们搞钢铁的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把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进去了，走掉是不可能的事。”也正因为如此，建龙的妥协，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在各方利益的博奕甚至缠斗中，成为一个必然的结局。宁波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张幽对《财经时报》说，发展计划委员会的几个主任一直参与双方的谈判，“最近大概会有结果，重组方案和项目审批等所有事项最迟在年底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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