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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真相就是违法犯罪
　　前段时间有个消息令人侧目。有消息说，环保部《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八十一条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结果一查之下，这倒霉条款的征求意见稿在2009年4月就开始征求所谓意见，但至今还没有出台。
　　不但如此，还有如下条目也颇为触目惊心：“进口的环境监测专用设备必须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进行适用性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和使用”、“环境监测信息涉及国家秘密的，适用国家保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不但器材要许可，如果您万一买到了合适的器材，闲得没事测了一下自己周围的环境指标，然后闲得没事再发布了一下，您就已经走在了违法犯罪的康庄大路上。
　　至于说为什么环境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或者说哪里的环境信息属于国家秘密，这个秘密本身就是秘密。关于此事其实我也能理解，如果您所在位置正好处于我国军事禁区附近，这些信息倒是很有可能作为某些情报的辅助材料。但如果不能界定这个秘密的范围，依据国家机构保密的冲动，神州大地估计到处都是国家机密了。
　　这点其实不算奇怪，因为所有的社会控制说到最后都是信息控制。什么是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获取能力的不平等。古代称之为“愚民”，就是让你无知无识地当社会的螺丝钉，生产出各种东西供掌握社会的人享用。现代社会首先就是信息不断平等的过程，为什么欧洲有文艺复兴?其基础就是把原本只属于教士、权贵阶层掌控的信息与知识，通过某种方式公布给大众了。为什么网络改变了社会?是因为网络的传播让信息的发布成本降低，虽然有各种谣言，但事实的真相已经无法封闭。
　　回过来说这个环境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种官方的垄断就是不打算让你接近真相。民间组织发布的环境数字或许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在我们这里，怀疑官方组织故意造假的可能更多。民间组织提供数据与官方组织提供数据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在目前的状态看，官方组织公布的数据经常被质疑，公信力实在是不高。
　　大概看到争议太大，环保部的一位官员说这条款已经做了修改而上报到国务院。他说：“我们主张，单位和个人可以进行环境检测，其结果可以供检测者参考，但是如果通过公共的平台，比如网络对外发布的，则可能造成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误解，因此应当禁止这种行为。”
　　这个逻辑我们在任何公众事件当中都能看到，已经遭到过多次的驳斥。这些人总是把公众当做孩子，必须要引导他们相信他们应该相信的东西。问题是公众不是傻子，你宣布气候优良的时候，我们正灰头土脸地走在街上呢。比较起来，对社会伤害最大的不是私下发布的环境信息，而是炮制天下太平的说谎者。
　　所以，这种逻辑还是不要拿出来现世了吧，你就直说不想让公众知道你们真实的相貌、必须PS之后才能出街，大家也是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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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财产与社会稳定
　　广东的几位市长最近纷纷站出来说，只要上级有通知，他们愿意马上公布私人财产状况。这种表态当然也马上赢得一片赞许。毕竟官员财产公示的制度是文明国家的通例，而且也算是目前民众关心的焦点。
　　也有对这事儿不爽的，这些人在我们通常的社会阶层分类里，似乎没有把他们归类到老百姓那一堆当中，比如说有个地方上著名的企业家就说不能把官员逼得太紧什么的，后来一看，这位是国企领导，有行政级别的人。另外就是某些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某就表示，推行官员财产的彻底公示，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问题，他承认目前收入差距较大，但要顾虑官员财产网上彻底公示后会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
　　一个地方上的纪委常委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寻常。我们知道纪委算是反腐机构，虽说还有渎职调查以及党纪调查之类的职责，但目前最重要的职责是反腐。从理论上讲，警察往往掌握着社会犯罪率的真实状况，同理，纪委往往也掌握着官员们到底多有钱的状况——哪怕不是具体到存款数与房产数，大致的估算还是有的。
　　这也正好说明，作为一个地方上的纪委官员，杨先生一定是那种手里有料的人士，而且这个材料必然是触目惊心，以至于他甚至都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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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先生的话还真是有点儿道理。从各位官员的工资表上看，这个群体的收入比不上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般来说，现在社会的精英阶层的收入至少也在年薪30万元以上，很多官员的正常收入加上福利，其收入的含金量就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
　　您看，我们讨论收入的时候除了绝对值之外，还有收入的含金量。您一年赚30万不但要缴税、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还要按照市场价格支付衣食住行的费用，您这30万的含金量大概最多18K。而一个官员如果同等收入，他在这方面的支出就少得多，如果加上各种福利所折算的收益，怕是远高于您的收入，随着官位的升高，其收入含金量也就越高，直到达到千足金的程度。你们两位同时拿到这个档次的现金报酬，过几年之后，哪怕这位官员不贪不腐，他的家庭财产积累也会超过您很多。
　　这还不算贪腐的状态，要是算上贪腐的话，对此我就没啥可说的了，这就已经完全没有可比性，只能让人望洋兴叹。兄弟也算是商界中人，论起收入也算小康，但我那点儿锱铢必较赚来的微薄利润，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不是公布了官员财产就会一定造成社会不稳定?应该说确实有这个可能，但这个不稳定是可控的，毕竟这是主动的公布，就有改善这种状态的可能性。这就像体检一样，知道什么毛病才能对症下药，哪怕是没救了，至少也能说句“想吃点儿什么就吃点什么”。再说这到底说的是谁不稳定?是社会还是利益集团与官场?需要稳定的是他们利益与官位吗?
　　真正不可控的风险恰恰是不确定性。我们的社会现在有一种状态，就是大家都挺不满意，可很多人说不出到底哪里不满意。如果仔细思量的话，基本都能在权力不受控制上找到根源。这种社会状态才是真的坐在火山口上，根本不知道何时爆发、怎么爆发。
　　稳定从来都是透明的结果，我从未见过藏污纳垢还能长治久安的时代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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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权力用到极致
　　前两天有微博爆料说，北京急救中心海淀分中心的一些医务人员，在开着急救车去饭店吃饭之后，在没有病人的情况下拉着警报、闪着顶灯回到急救中心的停车场，居然有段儿路还是逆行的。该中心管理者称：“如果在就餐后，医护人员突然接到任务单并执行任务，开顶灯和逆行是允许的。如果是在返回过程中，并未接到任务单，只是图偷懒逆行返回并开顶灯，是绝不允许的……救护车不是特权车，是否违规被私用，将进行调查处理。”
　　在这里我大胆地预言一句：该管理者说周一的时候给公众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很可能是接到任务单才做这种事，反正你也无法查证到底任务单是哪一单。这倒不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我们的白衣天使，而是觉得如果天使们不打算扑棱着翅膀或者屈尊步行几分钟去吃饭而是非要开着急救车去的话，公车私用总是逃不开的。公车都已经私用了，要说这应该是该急救中心的普遍现象，连管理者都没否认。把这种事当做理所当然，要是真能追责才是怪事。
　　此事中唯一值得欣慰的倒是民众的素质。联想起前段时间重庆所发生的不避让急救车而造成病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事儿，眼见得民众是受了教育。根据爆料者的说法，当时路上的社会车辆纷纷采取避让措施，让急救车顺利通过。
　　说起重庆、北京连续两次出现的急救车因为不能顺利通过车流而导致病人死亡事件，其原因无非是实在让不过去以及大家并不想让。不想让的原因基本上就是这个吃饭回来都要开警报的现象早就为人所知。咱们这里特权车实在太多了，无论有没有正经事儿都拉着警报耀武扬威的，让人产生了逆反心理。社会的冷漠往往是特权太多造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并非是一种冷漠，而是对于特权的某种冷抗争。
　　但特权也是人来行使的，有些人本来也只是社会阶层当中并不掌握真实权力的那种。比如说这些医务工作者，在社会阶层当中远远算不上有钱有权的，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无非是一辆装上警报器的急救车，就连这车的产权也与他们无关。可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另外一面的真实状态，即他们会把这种小得不能再小的权力运用到极致。
　　不讳言地说，这是一个被权力整体腐蚀了的社会，很可能在其他时候，这些急救车上的医务工作者绝对是白衣天使，他们也曾经为了抢救一个危重病人而竭诚尽力，看到某些特权车辆横行的时候，嘴里也会骂他们是畜生。只是在他们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一面：如果寻求方便的话，他们也会成为那些他们看不起、看不惯的人。
　　有人说我们这里骂腐败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利益，这可以从一边骂着公务员、一边参加公务员考试的长龙上得到验证。这话不全对。很多人并非是因为利益，而是在权力腐蚀的社会当中必然无奈地寻求权力的保护，当习惯了这种状态之后，对于自身掌握的权力的警醒就消失了，往往在心中知道对错之间的界限，在生活里不自觉地运用着那点儿有限的权力，有时候还能用到极致。
　　被权力所腐蚀的社会是可怕的，它能麻木很多人对于自身良知的要求，以至于使得呼唤规则的人，也变成破坏规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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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警察学的到底是什么
　　“大水冲了龙王庙”是我们描绘“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种现象的形容语，前段时间有一位河南商丘的女警察带着女儿住在河南郑州的宾馆，被当地警察以涉嫌卖淫的罪名给抓了，不但抓了还打了。大概这就算是大水对龙王庙的一种攻击形态，而且是当地的水冲了附近的庙，反正是没跑出河南地界去。
　　这两天看来此事算是有了个收尾，带队的那位中队长遭到免职、主管的大队长被行政记过，但此事并未在系统内传达，而是在当地派出所内部进行了通报，而且当事女警察也原谅了该中队长。有趣的是，记者得到的消息是当时打人的是警校的实习生。
　　有评论说此事与“临时工”总是冲到第一线、也总是被当做替罪羊有相似处，这种类比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两者都算是在执行公务上不能负完全责任的人士，不对的地方在于，实习生与临时工在专业性、积极性上有着很大差异。
　　想必很多人都有过实习生的经历，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我们在初入社会的时候得到了一些虽然少得可怜，但有可能影响我们一生的职场经验。我也曾经作为实习生在工厂实习过很长时间，对此颇有感触。
　　当一个刚刚出校门的职场新人在实习时，大概很少有特别主动冲上去办事的冲动，这个主要是因为对职场的规矩或者潜规则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工厂实习的时候，要是师傅不说话，实习生是不敢妄作主张的，这不但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且也是对于规则的某种尊重。
　　如果我们用这种一般的常理来看这件事，您就会发现在实习生动手打人背后大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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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这个工作算是国家的合法暴力机关之一，有警界人士曾经说过，这个工作面对的是恶人，想要做好这个工作就要比恶人还要“凶恶”。这位不是坏警察，他说的“凶恶”是有特指的，主要是了解恶人们的思维方式之类的东西，而不是说真的凶神恶煞。而且警察的工作是社会秩序良好的重要因素，他们要是没有点儿“手段”，怕是也很难工作。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的警察在这方面是无辜的，每天对着社会阴暗面久了，很难保证自己没有动手的冲动。
　　但实习生要是随便就可以动手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原因了。我前面说过，一般人在实习的时候基本都是夹着尾巴的，不会做单位不认可的事情，虽说也有很多实习生愿意表现自己的能力，可也在规则范围之内。如果一个实习生上来都可以打人，这个地方平日里的风气恐怕可想而知，这种行为一定是他师傅或者是整个派出所认可的，至少也是他们所默许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当地派出所的正式警察们自己并不愿意干这个“脏活儿”，而是把这种工作交代给这些实习生们，以至于他们养成了这种随时手痒的习惯。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出现，都只能说明此事绝对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么简单，而是一种习惯性做法。
　　我们不禁要问，公权力施暴的冲动一直以来就得不到遏制，是不是与这种上下一致、传承有序相关?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现象，但任何国家都寻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来遏制这种现象的蔓延，为什么我们则对于这种事只能免职，甚至都不会整体进行通报?如果这次被打的不是警察，怕是连这点儿处理都是没有的。
　　有时候公权力的暴力来自他们不受惩罚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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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刀与警察权
　　有个老实人在正规超市里买了把水果刀，看着挺方便的就给挂在了钥匙链上，然后就被便衣警察在街上拦住，进而给拘留了三天。警察说了，这玩意儿属于管制刀具，这么挂着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二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非法携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我的古董收藏专项是“东亚古董兵器”，哪一把拎出来都是管制刀具定义的范围，那可都是实战兵器，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全有，对这方面的相关规定比较关注。看到这条新闻后专门找了一下图片，发现这位仁兄可能是从来不知道管制刀具的定义，买了一把带有自锁装置的小刀。自锁装置就是指那种卡子，不摁某个特定的地方，刀刃就不能回收、一直可以处于开启状态的东西。实际上从我找到的图片看，那是一把被业内称为战术折刀的东西。
　　关于管制刀具还有很多其他规定，比如说尖部角度不能小于多少、刀身长度不能长过多少等等。这么说吧，您到您家里的厨房去看看，如果您买的是那种成套的菜刀，其中必然有几把属于管制刀具的范畴，而很多水果刀也属于管制刀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真的想找你麻烦的话，警察到你家里都能随时找到“证据”，哪怕是你当时正在用这个证据。当然，目前还没有这种案例，而这位遭受无妄之灾的仁兄怕是凑巧撞在枪口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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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的重点有两处。
　　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很少有人能够具备足够的刀具知识，在我们的印象里，只要是在正规超市或者商场里买到的就全部是合法物品，而且由于我国禁枪禁刀，能够在商场销售的应该只是生产生活用品才是，专业刀具应该去专业的商店买，谁也不会想到在普通商场里会买到违禁品。
　　但从此事的处理结果来看，出售此刀具的商家没有看到受什么处罚，而不知情的购买者倒是拘留了三天。对此我们当然有疑问，毕竟作为消费者不可能全知全能，只能按照常理来推断这不应该是违禁品。卖者无事、买者犯法，不知道算是个什么道理。
　　其实如果一个人真的携带管制刀具打算做点儿什么，大概是不会这么堂而皇之地挂在钥匙链上，而且作为一个对街头格斗稍有了解的人可以给大家讲个故事：某天在饭桌上遇到一位美女，从包里拿出一个带斜切面的金属棒，说这个是自己的防身武器，在机场安检都没事。我一看，这分明就是江湖上所说的“断竹”，具有极高的杀伤力，但没人会在第一眼认为这是武器，除非他是行家。
　　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这种处罚虽然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但是否有过重的嫌疑?我们知道，这样的小事并非一定要拘留才行，既然此人并无前科，也出示了正当购买的票据，如果违反了相应规定而他本人并不知道，也没有造成任何可见的后果，原本应该教育一下释放，所起到的作用与拘留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的执法精神应该是纠错与预防犯罪，而不是看见某人有个没有造成后果的无心之失就兴奋地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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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耍酷玩失踪 于
14:39 编辑
　　从自设公交车看政府服务
　　最近，西安有个地方的村民自己集资买了两辆18座的中型客车，在自己村子与周边的村子设立了自己的公交线路。这倒不是说想抢当地公交公司的生意，而是该村一直没能通上公交车，村民们已经觉得忍无可忍了，干脆组织了一个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活动。
　　但这种事儿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政府部门是如何表态的。村委会主任一再向记者强调，村民集资自己买车通公交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情，主要是为了方便村民，而他最担心的就是营运手续办不下来，没有手续随时都将面临被叫停的危险。记者采访西安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管理处，管理处表示不便接受采访，但明确告诉记者，村委会没有经营公交车的资质，公交要有专营权，必须政府批准，由专业的公交公司来运营，另外，公交线路也要经过审批，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东叶寨村的这种行为属于非法营运，按规定应予以取缔。
　　当然了，按照规定取缔并不代表真的会取缔，我们这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多了，也未必都能按照规定执行。这种情况算是一种灰色地带，主要是看主管部门的心情与实际情况，问题真的无法解决的话，一般都是选择性失明，等到出了事情之后，闭着的那只眼睛就会猛然张开：“不对啊，你这是非法营运，原本就不合法，出了事情没有我们主管部门的责任，还要对你们进行处罚。”
　　有学者说过，中国的某些规定根本就是陷阱。比如说这个关于公交车的规定吧，你自己私设公交线路是不行的，这是政府审批、专营的项目，从道理上来说，公交车涉及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这也不能说不对。但实际上公交系统又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公交系统是赚钱的，政府需要大额补贴公交公司，这又造成了公交运力的不足。一边儿是法律法规规定了这种公共服务只能由政府提供，一边儿则是他们又不能足额提供，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灰色地带。但当你打算填补这个灰色地带的时候，就陷入了说你违法没错、不出事也没错、不想抓你更是没错，但只要抓你就是有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全能型政府往往会陷入到这个境地，也未必是成心想把所有的政策法规都弄成陷阱，但只要是有这种全面社会控制的思维，制定出来的规则也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其实很多人都明白，政府不是万能的，观音难救世间苦，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管理好所有的事，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政府与民间合力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说起来我们这方面的教训算是殷鉴不远，当年的计划经济、全面管制几乎造成社会崩溃才不过是过了三十多年。
　　而当年打破这种全面管制的，是小岗村村民个人承包土地的举动，为此他们还摁了十几个血手印。现在看来当时的举动显得郑重得可笑，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那确实是冒了坐牢杀头风险的。
　　总有人说我们这些写评论的人只是批评而缺乏建设，为了表达其实我等也明白如何建设，在这里不妨为这种管制献计献策一把。
　　此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允许村民自发组织这种类似互助、内部班车的行为，然后由政府的交管部门、公交公司上门去专门培训，使得他们在运营与安全上具备基本的技术条件。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少一些财政支出，村民也可以及时得利。
　　这就是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的方法之一，提供民众自我组织的监管、培训，使其达到标准，而不是大包大揽地把全部社会责任都承担下来。何止此事可以这么做，举凡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领域，都可以循着这种思路做。大家都是成人，而政府不该永远把我们当做孩子，而把自己定义为保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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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糠官员不下堂
　　有些新闻看到之后的心情，大概如网络所言的“无力吐槽”，比如这一条：经山西忻州市环保局官网核实，去年1月因其女儿5年吃空饷10万元被免职的原静乐县委书记杨存虎，在免职两个月后就任该局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副局长。
　　之所以无力吐槽，是因为这事儿超越了正常的思维，而这种超越正常思维的事情又太过于常见的缘故。官员工作上出了问题，免职、降职一段时间重新任用应该说也算是正常，毕竟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不容易，重新培养也算是浪费公帑，可我们对于官员复出的标准则总是摸不着头脑。
　　如果某个官员在任上因为某些工作的失误被免职的话，这种复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谁还能保证自己从来没尿过炕啊，我们在生活里都当过傻子。可您把自己女儿放在某地吃空饷，这并非是无心的失误，而是有意的作恶。严重点儿说，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滥用职权的罪名是免不了的。
　　我们可以想想看，要是贵公司有个部门经理做出这种事，您是把他停职两个月、然后调任其他部门，还是直接开除?如果您的回答是后者，您经营着一家正常的公司，如果您的回答有可能是前者，估计您是在国企。因为一家正常的企业可能允许某人项目损失一百万，但不会容忍借着权力谋求十万元私利，前者最多是能力问题，后者即使不触犯刑律，也是人品有问题，正常状态下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于公司当中。
　　想必这个道理是不难懂的，而且这样的滥用职权在任何法制国家里都是重罪，并且从此断了仕途，只有在几个特殊的地方居然还能满血复活、不受追究。当年说刑不上大夫，那至少也要相当于副部级了，现在这个范围拓展得有点宽，连个处级都能享受如此待遇。
　　能够做到这点，背后必然有两种原因。其一，当地官场生态已经不堪闻问，基本可以用蛇鼠一窝来形容。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一张盘根错节的网络，这种事情也是不会发生的。一个官员出事首先就会面对纪检机构的调查，然后是上级部门的处理意见，他如果想要复出必然还需要组织部门的认可、上级机构的同意等一系列环节。把滥用职权的罪名轻轻卸去就已然是打通多条路径了，更何况还要复出为官。其中没有利益链条与整体性腐败，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二，往大了说，整个官场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失衡。说起来我相当怀疑当地没有人把这个当回事。吃空饷5年才吃了10万元，平均每年只有2万元的额度，在我们这个目前腐败金额动辄千万、亿万的时代里，基本可以算是清廉了——如果只是此一事的话。而且即使在民间的舆论场中，这个数字所激起的并非都是愤慨，更多的是调侃。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标准已然到了极为低下的程度，别说分不清职务过失与违法犯罪的区别，就连最基本的清廉要求都不复存在了。当然，民间这种价值观是一种被迫的思考模式，基本相当于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苦涩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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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艳照门：不能用敲诈遮蔽贪腐
　　重庆艳照门的不雅视频事件到现在还真是越闹越有意思了。最开始大家还真是没把这玩意儿当回事，不就是一个官员的性爱视频流出嘛，在咱们这里真不算什么，主要的看点比较低俗，基本都关注那个12秒现象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并非是不小心成名，而是这位被人给设计了。再后来听说有至少11位官员的不雅视频捏在某位公民记者的手上，不知道怎么搞的，劳苦大众们都还没有欣赏到，重庆那边就先端掉了10位官员。
　　事情到此往纵深发展，爆料人说自己手里还有更高级别官员的视频，结果前两天重庆警察大晚上的就登门拜访了。此事蹊跷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手续就想进门找爆料人“协助调查”，爆料人住在北京，又没有住在打黑时代的重庆，结果几条微博发出去，重庆警方灰溜溜地走人，只能等第二天爆料人去北京管片的派出所协助调查了。当然，这方面警方还是相当嘴硬的，一口咬死就是了解情况。不过，从重庆那边迅速拿下这么多官员、官商来看，我们老百姓没欣赏过的其他视频片段，想必重庆方面某些人已经欣赏过了。
　　但目前最为蹊跷的倒不是重庆方面如此快地拿下官员、派人进京，而是整体事件的官方角度。
　　通过新闻我们得知，这次重庆艳照门的事件实际上是当地的商人为了包揽工程或者其他目的，用性贿赂的方式让官员上钩，然后用这些视频作为要挟的手段。
　　之所以这么做，以最先被爆料出来的那个“12秒哥”雷政富为例，他在主政期间利用职权肥水不流外人田，各种有油水的工程都承包给了关系户或者近亲，别人无法可想之下，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求得一席之地。也就是说，这些人贪腐在前、被仙人跳在后，事情的因果关系是必须理清的。
　　这种行为是不是涉嫌敲诈勒索?我等不是法学专家也知道，怕是涉嫌了此罪名。可目前重庆警方或者政府方面除了拿下那些人的官位之外，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某某“敲诈勒索”团伙。作为一个前媒体人，对这种情况还真是有些担忧。在传播领域当中，这算是转移注意力焦点的手法之一：把主要诉求模糊掉，用其他信息来滥竽充数。
　　我们知道，一旦这件事真的爆发出来，重庆官场不会就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就能平息舆论的质问，这些人不但身居要津，而且完全是跨地区、跨行业，把他们的事迹全部抖出来的话，每个人估计都能提溜出一串蚂蚱。面对这样的情况最好的做法之一，就是尽快转移媒体舆论的视线，把主要的诉求从反腐淡化为不良商人敲诈勒索、官员意志薄弱不慎下水的狗血剧，然后主要审判敲诈团伙，慢慢审查官员贪腐，最终等到公众忘记这些事去寻求其他热点之后，平安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不定过几个月这些人就另有任命了。
　　依我看，这件事无论被导引向何方，其问题的实质都是性贿赂到敲诈的路为什么如此顺畅，以及这些被暂时免职的官员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至于什么敲诈勒索之类的东西，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话说贪官家里被偷，我们才不会关心小偷怎么打开保险箱，而是关心保险箱里丢了什么以及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而任何企图用敲诈勒索掩饰官场贪腐，都只能说明该地官场腐烂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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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人士的变态欲望
　　之前有两条新闻很是火热，一个是永城市委办公室原副主任李新功因涉嫌刑事犯罪，日前已被永城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经审讯，李新功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一个是浙江永康介绍卖淫案，受害者为在校女生，已有犯罪嫌疑人陈某等6人被依法批准逮捕，另有3人正在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1人上网追逃，这些人当中有私营业主、人大代表、社会闲散人员。
　　之所以火热传播，主要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就是涉案人当中有官员、人大代表，其次是被害人当中有幼女与学生。前者虽然总是以光辉的面貌出现，实际上很多人不是什么好货色——至少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说，大家觉得其中不少人不是好人;后者是一个文明社会必须保护的对象，而且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当一帮应该承担起保护者的人士把人皮一脱、直接露出狞笑扑向原本应该被保护的对象时，哪怕是大家对此都有基本的心理准备，可这个过于大的心理落差，也足够令人无比愤怒了。
　　说起来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我们社会当中的权力人士。这也难怪，普通人估计即使有这种变态的欲望，恐怕也没有能力实施，而且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永城市的禽兽官员干这事儿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目前查出来的就有十多次，还是在别人帮助下干的，在他干这些事的同时，各种荣誉像雨一样洒落到他身上。
　　当然，如果说这是一个发生在官场或者商场当中的普遍现象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哪怕是咱们这样的地方，变态的也是少数，而变态还敢于实施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就像那位勤于收集与他发生关系的女性的体毛、另外一位喜欢写自己性生活日记的官员一样，怎么说都不能代表广大权力人士。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权力人士当中，拥有这种变态欲望以及实施能力的比例似乎是高了一些，行为也确实恶劣了一些，这当中肯定有点儿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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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咱们伟大的文化当中某些糟粕沉渣泛起。了解中国古代养生术的都知道，处女或者未成年少女是某些外道术士求长生的炉鼎，据说与其发生关系可以延年益寿、滋阴壮阳。这种荒唐的东西到现在还是有某些拥趸的。而在崇信这些邪门方术的明朝嘉靖皇帝那里几乎达到了高潮，他甚至要用处女血来染点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这玩意儿被称为“桃花帐”，据说可以在修炼的时候达到更高的高潮，以及防范走火入魔的风险。当然，您也看出来了，这本身就是已经走火入魔。
　　这不过是浅层的原因，而更深的原因是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崇敬宗教以及修炼什么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信仰与敬畏。经过这些年无神论的教育，并未让这些人真的变成无神论者，而是在没有正当信仰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寻求各种邪门歪道的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就是他们觉得满足自己的欲望已经不是普通的嫖娼可以满足。对于性工作者是不是应该无罪化我们不讨论，但我们也知道这方面的社会发泄口可以提供某些宣泄的机会。但拥有权力者是不会满足这样的低层次需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往往超过了这种服务。当他们有机会、有能力获取其他满足方式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了。
　　变态这种行为自古有之，古今中外大概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免除这种现象，但一个正常社会不是要强力消除这种人，而是要保证他们不能真的去做这种事。虽然不能完全制止这种行为出现，至少也能控制在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恐惧且愤怒的地方在于，掌握着这么多社会资源的人做出这种事，而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社会逻辑当中，这些人恰恰又是没有多少约束的一个群体，原本只应该针对个体的怒火，免不了向着整个群体进行发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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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泽而渔的过头税
　　经济形势不好，各种古怪的事情也就层出不穷。有媒体近期在浙江调研时发现，随着一些地方土地财政能力逐步丧失，对企业征税、罚款就加大了力度，征收“过头税”的现象也开始出现。财政部数据显示，多地“非税收入”出现逆势高增长，有分析认为，这表明“乱收费”、“重复收费”现象有抬头之势。
　　什么叫做“过头税”?其实就是明年的税今年征收。老辈人还记得当年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某地军阀把税收征收到了几十年之后，后来这个段子还被用到了电影《让子弹飞》当中。为自己还没做过的生意缴税，大概是任何现代国家所不能想象的。万一要是今年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这税交的还真是够冤枉的。哪怕不是世界末日，这么收税也会让很多企业走向末日。
　　想必我们都知道这么做的害处。原本就是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更是步履维艰，如果这种收税的方式流行开来，企业的生命怕就会是风中之烛了。有个成语叫做“竭泽而渔”，说的就是这种做法。
　　按理说税收机构也不是白痴，谁都明白的道理他们也不会不懂，为什么他们还会这么做?很简单，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所关注的东西是现在的政绩、任务，以及地方政府越来越大的财政胃口，对于饥渴的地方财政来说，对于企业竭泽而渔、对于他们则是饮鸩止渴，这些东西都明白，但也都顾不上了。
　　这些年来，我们的财政收入畸形发展已经使得很多地区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连续多年的高增长，使得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汲取了大量的民间财富。如果这些财富被用在了正确的地方，可能会产生很多收益，但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被汲取的民脂民膏大部分被用在了各种政绩工程、膨胀的公务员队伍、腐败等事项上，并没有真正产生多少社会效益。等到土地财政开始显示出颓势之后，政府并不能从历年的聚敛当中拿出钱来支撑自己以及企业渡过难关，而是要对企业收取“过头税”，让自己渡过难关。
　　其实在这个情况下不是没有正确选择的，比如说降低三公消费、削减公务员队伍、降低政府开支、减少税收，甚至开放国家垄断的领域，让民间资本活跃起来，进而刺激经济尽快复苏。其中以减少政府开支与降低税收最为重要，也最为立竿见影。
　　但这些手段必然只能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实现，即政府自觉地进行。就目前而言，毫无约束力的权力，只有收钱的欲望，并无改善的决心，其胃口之贪婪几乎到了并世无双的地步，在我们这里，很多事情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想不想的问题。如果不想改变的话，那是说什么都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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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被打者道歉看权力的嚣张
　　前段时间，一个视频被传到了网上，视频中一位延安的城管跳起来双脚踩在某人脸上，然后这位城管被处理的时候就成了“临时工”。关于这事儿我写了个专栏发表在这里，论证了一下我们活得是多么“临时”。
　　本周此事的最新进展有几个：当地威武高耸的“城管大楼”被曝光，然后一夜之间，那四个大字就从这个大楼上消失了。联想到其打人的高效，这种效率也说不上特别奇特。另外就是几张城管局长到被打者病床前鞠躬道歉的图，但好像没什么人对此表示满意。
　　对此表示不满的自然都是网友，当事人则出了一个声明，看来对此倒是挺满意的。其声明当中说到自己也有对城管失礼的同时强调，“网络上存在部分不切实际的传言，引起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希望广大网友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事件，不要因此让延安革命圣地蒙黑”。
　　著名主持人孟非先生质疑此声明的原因，是这种语气太过于熟悉，基本算是公文的格式了。我看了之后也觉得行文流畅、官气十足，不是很像一个体制外人员的手笔。从常理来推测，这么流畅的公文样本，大概是出自老刀笔吏之手。但这种东西抛出来，其中必然也是有当事人的意思在其中，不会不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就随便写的，因为此事已经得到太多关注，造假得不偿失。因此，大多数网友质疑，这位当事人是不是真的脑袋被踩坏了?
　　这位当事人的脑袋并非被踩坏，应该说算是被踩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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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在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该当事人也有些冲动的举动，这是他脑袋被踩之前，对这个社会还没有一个正确认识的缘故。当他被踩了之后，相信他就明白了这个社会真实运转的真相所在：你就是个随时可能被踩的货。
　　您想想看，作为这样一个在延安做开门生意的小商人，此事追究下去能怎么样?新闻与民众的关注是短暂的，几天之后大家不关注了，开始关注另外一个事件之后，这位当事人还要在延安生活、做生意，而只要他在街面上开门做生意，城管还是会过来随时找他的麻烦，闹大了完全没有好处。一旦他在此事上做了这种表态，无论是不是他执笔，也算是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连当事人都觉得可以和解了，你们这帮千里外的家伙还有什么可闹的?
　　在这个交代之后，该当事人可能获得一些赔偿，以及对他今后生意上宽松的政策性好处。在一个理性的人看来，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方式。应该说经过这一下，当事人的脑袋不是被踩坏了，而是被踩通了。他明白自己是没有选择的，就当是付出代价、进而得到好处吧。
　　其实反过头我们要是问自己，遇到这种状态自己会怎么做呢?我也是个生意人，事件发生时可能有豁出去的想法，但只要冷静下来就会告诉自己，追究到底不能止损，只能给自己的前途埋地雷，除非有杀父夺妻之恨，大概最终也是会妥协的吧。
　　应该说是我们这种态度以及制度上没有合理申诉、制衡的机制，导致了权力会如此嚣张。作为个体，我们都是无辜的，但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我们怕是也并不那么无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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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信力跑到哪里去了
　　网络曾流行“大家来找茬儿”的游戏，针对的对象是深圳市的公安部门，找茬儿的原因是一起听上去很蹊跷的交通肇事事件。
　　五月二十六日，在深圳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日产的跑车在醉汉的驾驶下连撞两辆出租车，造成数人死亡的后果。然后司机弃车而走、到医院治疗后去某著名会所休息，直到7个小时后才自首。结果大家发现，这个司机只是个类似马仔一样的人物，并非是豪车的车主。于是，各种“顶包”的说法都出台了，深圳警方应对稍微晚一些、有些监控设备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设备像素也有问题，弄得深圳警方相当无奈，最后甚至把车主正面半身裸照都放出来证明身上没有伤了，但各种质疑依然没有消失。
　　实际上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也是受害者。当时看到有人质疑说老板的马仔怎么能开着老板的车去酒吧泡妞、还能去老板的会所睡觉，我就随口在微博上解释了一下：“一个老板的保镖兼司机，开着老板的车、享受某俱乐部类似老板的待遇，其实并不稀奇。很多人不太理解这种事，但这是经常的状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老板的别墅往往享用者是管家，豪车使用者是司机。至于说有朋友认为跑车不用司机，但有那种档次跑车的人，不会只有一辆车。”
　　这段话让我收获了无数的骂声，甚至有人说是收了对方的钱为其洗白。当然，我能理解很多人并不知道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啥钱，但由于工作关系多少认识几个有钱人，知道他们的一些生活侧面。而这个说法也不过是提供另外一种视角，并非是为了给某人洗白。
　　事到如今，如果您要让我说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估计我说不出来，对于公权力的质疑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别说这么一个飙车案了，美国人到现在还有人质疑“911”事件是美国政府的阴谋、登月其实是在摄影棚当中的摆拍，有点儿脑子的人当然不会相信这种阴谋论，可还是有某些人就是质疑美国政府。估计美国政府也挺无奈的，可又没有办法。
　　在我们这里，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一般来说，美国人对这种普通的案件不会质疑政府机关的作为，至少不会进入到全民找茬儿的地步。但在咱们这里则是政府机关说什么都没用，拿出录像人家说你是PS的，拿出检验报告说是作假，拿出车主照片说不相信是事故时拍的，反正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听上去这就是一个设计完善、全面覆盖的阴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飙车案了，而是考验政府公信力的一次考试。实话说，成绩实在是太差。而且除了政府之外，富人阶层与平民阶层之间的对立也在加深，两者之间相互的恶意表达得越来越明显。
　　至于为什么政府公信力会差到这个程度，这并非是深圳一地的问题，全国各地的网友其实是把自己或者通过其他渠道对政府的印象投射到了深圳这件事上，这种累加的效应可以平移到任何地方、任何一级的政府机构。当这么多的事件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任何信任都不会存在了。
　　政府公信力就像信用卡，可以平时积累、关键时刻使用，但那也是有一定额度的，除了积累的资金以外，透支额度其实有限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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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几句陈宝成事件：左无良知、右无路径
　　还是说几句两边都不喜欢的话吧。
　　陈宝成事件我关注的不多，宝成我大概是没见过本人(抱歉，酒局饭局太多，不可能一一记住)，陈家被集体拘留后才真正看了看整个事件的过程，大致我描述如下，如有错漏应是我本人资料收集的问题，与提供资料的人无干。
　　平度政府打算招商引资，拆迁包括陈宝成家的村子，该项目并未获批之前就已经开始动迁，并且使用了非法的手段进行强拆。陈宝成以及全家对这种拆迁有意见，坚持了七年之久的抗争，当地政府用各种手法均不能使其屈服，最终规划(应该还是处在没有审批的非法过程中)让路、不拆陈宝成家的房子。但之前已经强拆的人家以陈宝成家为中心，历经分化瓦解还有几户保护已经成为废墟的家园。当所谓清理垃圾的挖掘机过来后，陈宝成与其他人扣押了挖掘机司机，并多次报案不成功之后，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抓。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肯定我的描述有简化的地方，应该整体脉络不会有大差错。标题上说明“左无良知”是有特指，并非指真正的左派阵营所有人，而是某些特定的人抓住某些细节大做文章，什么砍刀汽油、六套房子之类的，完全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不谈其他强拆，就这次强拆而言，该项目并未合法立项。
　　任何为政府或者开发商辩护的人都不该躲避这个大前提，离开这个大前提讨论砍刀是不是凶器、汽油到底有没有，只能是没有良知的混蛋，或者欠缺智商的混蛋，概无其他。当公民保护自己的私产、抗拒非法行为时，有权在不法侵害发生时动用任何手段保护自己的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就像有人胆敢上门抢劫，“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把他做成人肉叉烧包”——此处可以唱出来。
　　对于政府的某些应声虫不值得多说，无良知就可以形容了。顺便说一句，令人齿冷的是，这帮人居然还占着左派的名号不放。而真正的左派应该天然站在民众的一边，这帮人倒好，一出事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地就跑到政府大院的厕所里去了，蹲成一排等着舔。这哪里是左派嘛，一般我们管这个叫“舔派”。但由于该兽类舌头往往有倒刺，舔破了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是题外话。
　　但所谓右派们的吃相也并不好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右派的领军人物与媒体有一种先天的倾向，就是把对抗政府者塑造成完美的个体。唐慧那事儿咱就不说了，陈宝成这事儿否认拘禁完全没有道理，暴力对抗的架势在网上秀了那么多日子了，不承认这个有意思吗?
　　我们习惯于塑造完美形象，对于抗争事件往往遵循着这样一条路径：抗争、曝光、只谈一面、升华意义、塑造烈士或者义士形象，但我们都不是孩子，谁都知道在一个看上去简单而是非分明的事件当中，往往没有那么单纯。我曾经从事新闻行业多年，说起现在所谓深度报道这种活儿，我干这个的时候，目前很多从事此种报道的人士大概还没听说过这个词。多年经验告诉我，所有复杂问题都有个简单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是错的。
　　如果右派们还是遵循这个路径，在这个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多信源交织的时代，会失去越来越多的受众。说起这个不妨说两句李天一案件，居然有人会把夜店驻场的女孩也照着贞洁烈女的路子上说，你说你那脑袋是不是只为了戴帽子?你就明说她夜店驻场也不会改变强奸、轮奸的性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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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完所谓的左右派之后，我想说点儿正经的。
　　“中国式拆迁”具备着“中国式困境”的一切特征，不单单是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饥渴与民间利益的对抗，如果我们仔细寻觅，还能发现各种依附于其上的意义，比如说城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农民今后的生计安排、得到的钱不能有更好的投资渠道等，几乎就是中国式困境的缩影。
　　但这里最为根本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产权问题无法明晰、一个是公共决策与公共利益如何与个人利益产生平衡，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是有交集的。
　　在中国，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个人的，上面的建筑有可能在70年或者50年内属于某个人，但下面的土地不是你的，它可能属于国家，也可能属于集体——另外一种国家权力的构成形式。这就给政府在强拆方面设置了先天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由于产权不明晰、界定不清楚，使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无法达成一个平衡。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我们都能理解个人权利是保障我们不被任何人、任何机构抢夺的基础，但当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议价机制?
　　从道理上说，我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政府管理这个社会，政府本身就具备了征用个人财产的权利，这个权利的边界与约束才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但这个约束必然是需要有人或者组织来与政府进行讨论的，在我们这里则没有这样的机制与机构，甚至连民间组织都没有。
　　比如说陈宝成所在的村落要是一个合格的自治体，他们除了让渡出一部分权利给大政府之外，完全可以用同样的形式，形成一个小区内部的集体议价机构，为每户人争取应该得到的利益，价格砍完、签字画押，大家皆大欢喜。
　　当然，这种机制一开始不会很顺利，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书学会游泳，只有去实验这种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授权一致的机制，学习自治与议价。私有产权不能被集体投票剥夺、不能被政府抢夺，但它是可以在利益相关人之间授权的。
　　说白了，要想中国式强拆尽量少地发生，根本解决之道是必须改变产权的现状，然后鼓励公民自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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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政府不需要道歉
　　很多时候，打民事官司要是损害名誉、商誉什么的，起诉一方会要求被告一方道歉，具体节目有公开、私下、登报等，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公司、公司对公司都可能发生这种状况，如果法院判下来需要道歉的话，输的一方一般还是要执行这个判决的。当然，有时候执行情况没有那么良好，比如说某打假名人就能做出输了官司但拒不道歉的事情，还声称“让我道歉认错基本不可能”。奇怪的是，在这方面法院执行的力度总是很差，似乎道歉不道歉的也没啥关系。这可能是与我们这里不太注意名誉权有关。
　　但也不是谁都不注意，比如说某些政府就挺注意的。报载，浙江《瑞安日报》近日刊登一则致歉信，刊登者是一家酒店，道歉信称：6月4日晚相关部门莅临指导，酒店未积极配合，“希望你们能够谅解”。致歉信被贴到网上后引发围观。《瑞安日报》负责人称，该酒店不配合执法，经过批评后答应写致歉书表态，但用词模糊引起误会。
　　这个误会很有意思，大家都觉得是这家酒店大概是对领导们招待不周，以至于被停业整顿，然后被迫致歉的。但实际上根据当地媒体消息，这是因为该酒店扰民，被联合执法时不配合工作才被停业的。这则道歉的措辞确实有问题，引发了大众不太合适的联想——当然，这事儿也怪不得围观群众，主要是生活经验导致大家有点儿过于敏感了。
　　这里倒不是想讨论一下政府公信力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比较值得讨论，只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实在太多了，大家其实都知道为什么一出现这种事，直接就把屎盆子扣在政府脑袋上，主要还是因为平日里他们不太检点的缘故。
　　这事儿应该讨论的问题在于，政府是否有资格、或者有足够的人品承受这种道歉?从道理上应该是没这个可能的。
　　您看，政府部门是个机构，并非是个人，也不存在名誉权、商誉等问题，对其有所不恭的话，不构成事实上的损害。如果往深处追究，政府本身是大家纳税供养的，虽然他们有管理社会的职能，但这个职能也是公众赋予的，这个职能出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监督、让其改正，监督错了也不过是一拍两散、下次再来，在不涉及具体政府人员的情况下，公民并无义务对政府表示歉意。极端一点儿说，你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是该骂的，骂错了也没什么。
　　当老百姓做错了事的时候应该如何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政治课，各种国家机关、暴力机器都是强力国家机构，要是老百姓犯了王法，这些机构都不是吃素的。也就是说，受到处罚、付出代价就算完事儿，不牵扯任何道歉不道歉的问题。
　　政府让公民道歉、或者公民自认为应该向政府道歉都是一种帝王时代才具有的思想与做法，在那个时代当中，老百姓是臣民、官府是父母官，必须要低头认罪才能体现王法的威严，如果在处罚的同时不能得到这种认罪的表态，就等于是藐视了这种代表管理者的权威，也就等于间接地动摇了他们的合法性。为什么封建时代有所谓“雷霆雨露，莫非皇恩”的说法?其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这件事本身无论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地方在于这种针对政府的道歉传达出来的信息：老爷，是我错了。
莫迪访华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更加惹得日本有些烦躁不安。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安倍的对印“价值观外交”已经宣告破产，军事上也未达成所谓的“防卫一体化”，更加令人焦灼的是莫迪的经济天平明显出现对华倾斜。籍此，安倍晋三梦寐以求的对华包围圈也变得越发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