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工潮对废纸折垃圾盒进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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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集第十一集戡乱动员令实施日,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交的《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案》,声称“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表示“政府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戡乱动员”由此成为国策。与此相配合,8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强调“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在此过程中,绝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要求加强国民党各级组织,大力组训民众,协助征兵征粮,确立国民党对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的领导地位,发起“戡乱建国”总动员运动。“戡乱动员案”通过之后,对于如何实行“戡乱动员”,国民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可继续实行1942年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也有人认为,《国家总动员法》为因应对日抗战而制定,继续沿用于“戡乱”,有使中共成为交战团体之顾虑,不如另订“实施纲要”较为方便与灵活;结果后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案与4日国民政府通过的“全国总动员案”一般并称为“戡乱动员令”),规定在“戡乱动员”时期,应积极动员兵役、工役及各项资财,凡有规避妨碍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日用品价格、工薪及物资、资金、金融业务,得加以限制或管理;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根据这个纲要,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实行“戡乱动员”的具体政策措施。27日,国防部命令各地警备司令部:对游行、请愿、罢工、罢课之处理,除出动警察外,必要时可出动宪兵、警备部队协助;如发生暴动抗乱情事时,警备部队可在请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后出动镇压。11月1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规定禁止罢工怠工,遇有劳资纠纷,由县市政府设立劳资纠纷委员会裁决,并得强制执行。12月6日,教育部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学生自治会不得参加校外团体活动或有校际间联系组织,校方可审核撤换其负责人,并可在其违反规定时撤销解散之。9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规定实行征兵征粮;征调、征用或租用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民间运输工具器材;必要时得停止或酌减客货运输;国营工厂生产应优先供应军用;民营工厂生产应以军需为要求,可以征用改造等。 戡乱动员令——动员资源效果甚微国民党出台“戡乱动员案”,实际上期望将国家转成战时体制。通过严峻法令,稳定后方统治,最大程度调动国统区资源,来支撑与中共的战争。任何政策都要靠组织系统来执行。中共就曾多次强调:正确的路线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国民党由于组织系统涣散而低效,党内干部贪污腐败盛行,所以,国民党虽然以“戡乱动员案”法律层面明确了国统区进入战时体制。但是其在动员资源层面收效甚微。以粮食为例。1947年全国稻、麦登六种主要粮食产量为22.5亿市担,约占1936年产量的97%。也就是说,粮食生产与战前并无变化。而1936年的中国人口为5.7亿(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由于战争的影响,1947年中国人口仅有4.06亿。人口在减少,粮食生产却没有下滑,应该粮食供应很充裕。但是,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国民党组织效率的低下以及错误的经济政策,作为民生最基本的粮食问题一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难题。城市粮食消费有增无减,各地粮价不断上涨。据《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种全会辑要》记载“各地粮情之紊乱,粮价之暴涨,无凭遏止”。1946年,全国粮食消费亏空竟高达 446万吨,而粮食进口因国际配额管制,只能弥补供应缺口的 1/10。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的供应,国民党仍然实行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但在其涣散低效的组织执行下,粮食实征数竟节节下降。战后初期的两个年度内,实征7210万石, 在“戡乱动员案”实施第一年度——1948年粮食征收反而剧降为2000万石。由于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在城市里经常发生抢购粮食风潮,加剧了社会动荡。反观中共,其解放大城市后,通过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几个区域粮食统筹调配,很快就让粮食供应稳定充足,粮价趋于平稳。所以,粮食问题不是生产问题,根本还是一个组织系统的问题,即使有“戡乱动员案”法律层面的支持,没有一个完善有效的组织系统,所谓动员资源也就是一句空话。虽然,“戡乱动员案”在动员资源方面收效甚微,但是在钳制舆论、打击中间以及进步势力方面倒是效果显著,但一味高压,反而让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执政当局更加离心离德。第十二集政治高压让社会各阶层离心离德“戡乱动员令”发布后,除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支持战争之外,其最大影响在于对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之限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舆论压力下曾废除若干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法规。1946年12月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人民自由权利也有较为宽松之规定。但不等这些规定落在实处,随着民间反战运动的高涨,尤其是中共对反战运动的支持和1947年5月的反战学潮,使国民党后方城市局势动荡,直接影响其统治的稳定,迫使国民党不能不加强统治,更多地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戡乱动员”则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合法”依据。日,在《中华民国宪法》施行的当天,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一切军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例”的施行区域,起初只限于所谓“匪区”或“绥靖区”,日,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动摇之际,由蒋介石下令施行于全国。194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规定在首都设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在若干地点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审理与“戡乱”有关的案件;判决后不得上诉或抗告,但处五年以上徒刑者可向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申请复判。国民党设立特刑庭的目的,是“与戡乱建国相辅而行,审判案件应与国策配合”,避免出现一般司法审判须经多级审理、需时较长的情况,以迅捷强力手段镇压中共及国统区民主运动,安定后方形势。为了保证特刑庭的审理能够配合“戡乱建国”之国策,蒋介石指示应尽量由军法机关人员兼办特刑庭的业务,各地军政机关和军警部队并应切实协助特刑庭的工作。军事当局甚至主张,不仅在每一绥靖区所在地,而且在每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设立特刑庭,并随军队进止而随时判案,只是格于司法当局之不同意见而未实行。根据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决定,各地国民党干部联席会议于必要时得邀请当地特刑庭负责人参加,并随时提供情报供其参考;特刑庭于承办案件发生困难时,亦得商请各单位予以协助。 特种刑事法庭因此成为国民党镇压反抗、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但是,政治高压并没换来统治的稳定。中央特刑庭成立的第一个月,仅审理南京上海二地的复判案件即有二三百件,可见特刑庭的判案数量不在少数。但即便如此,国统区各城市的“危害治安”案件仍层出不穷,社会动荡有增无已,仅1948年上半年比较有影响的学潮和工潮就有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潮,2月上海申新工潮,4月北平学潮,6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全国性学潮。为了遏制形势的恶化,8月17日行政院又发布命令,规定:一、司法警察机关于情形紧迫时可无搜索票而迳行搜索住宅或其他处所;二、对于罢工及其他妨害生产之行为严予禁止,违者移送特刑庭;三、对于学生罢课游行、聚众请愿、扰乱治安或文字鼓动、口头煽惑、破坏秩序者,切实禁止或解散,重要者送特刑庭;四、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应切实负责维持秩序,发现违法者应向治安机关陈报,并尽可能协助侦取证据,违者应予惩处。 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之下,也由于中共根据形势变化而适度改变了城市斗争策略,1948年下半年以后国统区学潮和工潮的发生频率有所下降,但是国统区形势并未因此而平静,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对中间势力打压,给国民党制造更多的对立面国共内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主要党派中,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先后站到了国民党方面,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并因此以政府成员的身份,支持“戡乱动员”,成为国民党的友党。中国民主同盟则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一党专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要求实行政协决议,成为中共的盟友。但出于现实的考虑,民盟及其领导人也还与国民党维系着一定关系,仍然参加一些由国民党主导的机构如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并且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内战初期,当国民党自信可以武力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共问题时,虽对民盟亲中共的立场颇为不满,但为对外显示其“民主”形象,仍对民盟保持了一定的容忍。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而民盟又不断批评国民党的战争政策,尤其是在“戡乱动员令”发布后,民盟公开表示“痛心”和异议,使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戡乱动员令”发布后,7月7日,有记者问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政府对于反对内战派如民盟,今后态度如何?”孙科当即表示:“动员令颁布后,反对内战等于反对国策,亦即反对政府,当然要取缔,不容其存在。”孙科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鸽派人物,连他对民盟都有如此严厉的态度,预示着国民党对民盟态度的重大变化。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之罪名,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处以死刑。民盟南京办事处也受到警察的监控,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已不能得到保障,如此种种强烈的信号,显示民盟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面对国民党的打击迫害,民盟领导人在上海连日会议,讨论对策。鉴于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已不可避免,而民盟一向为公开活动之政党,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安全,暂避镇压之锋芒,他们在27日决定,派黄炎培赴南京交涉,要求国民党不下令解散民盟,民盟则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但国民党为杀鸡骇猴,已经等不及民盟的表态,而于27日由内政部发布公告: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声明“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命令既下,黄炎培亦到南京,与已在南京的罗隆基等,连日与张群、吴铁城、邵力子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交涉,提出解决问题的善后办法。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行宣告停止活动,解散总部,领导人辞职,但政府不追究民盟成员的责任,并保证他们的自由权利。虽然民盟因其追求民主的言论行动为国民党所强烈不满,但民盟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其领导人多为有地位有声望之人士,其中一些人还与国民党领导人和美国方面有一定的个人关系,国民党出于各种考虑暂不便断然予以镇压。已经退出民盟、并且与民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民社党和青年党领导人张君劢与李璜亦专函致行政院长张群,希望“政府适可而止,不必株连,以安人心”。在民盟愿意自行停止活动、国民党借此警告所有反对派的目的已达的情况下,国民党亦考虑留有余地,对民盟成员故示宽大。10月31日至11月1日,行政院长张群和黄炎培谈话,表示经过其疏通,政府可以同意民盟自行结束,不再下解散令;黄炎培则要求,民盟成员一律免除登记,被捕者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得张首肯。11月5日,民盟领导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与国民党商谈结果及民盟停止活动等事宜。沈钧儒、史良等对公告有所异议,但“终以大局被迫至此,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 其后,民盟发布公告,声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决定民盟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至此,曾在战后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停止公开活动。在此前后,农工民主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镇压,也陆续停止公开活动。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固然使其统治少了公开的批评者,耳根清静了不少,但却在政治上大大丢分,严重影响其极力对外展示的“民主”形象,并未获得多少实际的利益,反而促使民盟此后更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共方面,增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力量。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可谓战后中间道路走向的转折点,此后,民盟等中间党派转而逐渐接受中共的领导,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对中间势力的镇压不仅没有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反而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对立面,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1948年年末。因币值改革失败以及军事上的失利。国统区学潮、工潮、抢粮风潮如风暴一般席卷江南,“戡乱动员令”形同虚设,国民党的统治基本瓦解。政府、军队或公开起义,或等待中共接收。国民党政令不出总统府。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所到之处几乎传檄而定。“戡乱动员”是国民党在统治危机时的应变之举。但是,国民党的溃败是其组织系统的全面溃败。仅靠一个“戡乱动员”显然无法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戡乱动员”实行一年之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不得不承认:“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法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至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戡乱动员”不但没能动员资源支持其反共战争,反倒因为钳制舆论、限制民众自由权力、打击中间势力,让社会各个阶层对国民党更加离心离德,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本来就沉疴已深,偏要用虎狼之药——国民党迅速溃败当为此典范。第十三集经济篇导读:谁制造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党如何在1年内将自己的家底败得精光?金圆券改制为什么失败?中共的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黄金美元?中共为什么能获得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谈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宋子文先生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公1944年担任行政院长,1947年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黄金风潮而下台。此间风风雨雨,不仅是宋氏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历史,更勾画出国民党政府经济由高峰而急速向下坠落的轨迹。经济的快速崩溃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决定性因素,宋氏也堪称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第一罪人。这里多罗嗦一句。宋氏担任行政院长职务后,虽然交卸了外交部的职务,但由于其多年主管国民党政府外交,特别是其号称在英美友邦中人脉深厚,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其对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影响依然举足轻重。所以,国民党政府经济与外交两大领域基本是宋氏主导,这两大领域本应该是内战中为国民党政府加分的筹码,结果在宋氏主导下,经济固然是快速崩溃,外交则是忍辱未能负重;委屈没有求全——基本是以最大的代价换来最差的结果。读民国史,常使人感慨万千——国舅误国,宋氏堪称空前绝后!外交是篇大文章,这里姑且放下。说说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轨迹。日,宋子文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此公上台就“出手不凡”,直接向民间掠夺黄金。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向民间推行了一项“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业务,这项存款是用法币按照中央银行黄金牌价折合存入,到期可取得黄金。当时推行这项存款对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黄金在乱世的保值功能强,老百姓纷纷将闲钱存入银行指望到期能获得黄金。据统计,该项存款达到624亿法币。到了45年6月,这项存款大部分即将到期,该国民党政府给老百姓兑现黄金了。宋子文却出台了“黄金购户四成捐献办法”的法令,以抗战为名勒令购买黄金客户以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客户将其应兑现黄金一律扣减4成作为捐献!此法令截止到1946年,共从民间掠夺黄金达到820468两。这尼玛什么政府法令?!!见过无耻的,但还没见过这样无耻的! 捐献基本前提是靠民众自愿,有这样直接在民众存款中直接扣除的吗?还是扣除4成!这与赤裸裸的抢劫有什么区别?这么一个混账法令出台让外界怎么看到你国民党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宋子文先生干的混账事还远不止这项,后面做的一件比一件混账,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第十四集话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颇有些家底。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达到历史最高峰;折合美金达到85805万美金(其中黄金约568万盎司),另外,接收日伪资产也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这个数字后世估计大致在4亿——8亿美金。如此雄厚的家底是国民党政府下决心军事剿共最大的依仗。蒋介石在纪念国父演说中就公然宣称;“本党的力量比起二十几年前,已经大过好几十倍,”后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表示:“目前财政足以支撑军事作战两年有余。”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进攻。仅仅打了半年,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是后方经济危机爆发,国军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必须强调的是,过去历史中往往一边倒的认为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调整是因为全面进攻中部队损失过大。诚然全面进攻中国民党损失100多万军队,但是只要军费有保障,人员的损失很容易补充。1946年6月国军正规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总兵力约200万人,直到1947年12月,国民党军(正规军)依然保持着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的编制,总兵力还是198万人,军力并没有下降(被歼灭的大都是地方杂牌部队,核心5大主力以及次5大主力基本保持完整)。但是财政危机让军费不得不大幅度削减,于是前线军事策略只得随着经济坠落的轨迹节节调整——由重点进攻到全面防御,到重点防御。48年7月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解放军立刻在军事上总摊牌——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无力回天。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号称经济专家、理财能手的宋子文先生如何在短短两年内将国民党政府十几亿美金的家底折腾得精光的!抗战胜利,经济上面临主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就是恢复全国的经济次序。这里就有一个统一货币的问题。国统区使用法币,而沦陷区使用中储券。中储券是伪币当然要废除,那么怎样确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这个实际上市场已经有了结论——按照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例计算,两者的比率大致是1:30——1:50。如果参照这个比率再由官方确认一个合理的数值,沦陷区的经济次序很快就可以恢复——要知道,当时的沦陷区囊括了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能迅速恢复经济次序,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将大为提升。但是!国民党行政院与财政部官员们却偏偏要折腾!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币兑换比率居然是1:200!国统区民众特别是官员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沦陷区民众则是欲哭无泪,因为一夜之间,大多数民众已经倾家破产!试想,假设现在告诉你——你手上的100元如果到上海江浙可以当400—600元用!大概没有人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于是国统区官员、民众铺天盖地拥进沦陷区抢购物资——结果沦陷区经济一片混乱,物价一日三迁,让绝大多数沦陷区民众由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立刻变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憎恨!以黄金为例,抗战胜利时昆明的金价折合法币65000元1两,而到了南京,才10000元1两!其他的物资包括棉纱、丝绸、煤炭、粮食……沦陷区的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这么严重不对称的物价,让所有人都对物价有了强烈上涨的预期。于是有钱有关系的大肆收购沦陷区物资炒作,没钱没关系的也拼命购买物资囤积。结果,抗战刚刚胜利,沦陷区先就陷入混乱。这么一个脑残政策出台,带来三个后果。其一,沦陷区经济混乱,各种生产迟迟无法组织,更加剧了物资短缺,让大型城市不仅没有增加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反倒因为要给各种人员发放巨额补贴,成为财政的负担;其二,人心丧尽!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是“想中央,盼中央,”结果呢?“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用一个币值汇率政策就将所有沦陷区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其三,因为币值差异,导致后方到沦陷区大肆抢购物资,加上沦陷区生产无法组织,物资短缺,使物价开始难以控制——好吧,国民党政府给自己生生弄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本来抗战胜利,为国民党政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局面。以物价为例,因为沦陷区的接收,法币使用范围扩大,加上抗战胜利民众对未来物资短缺的心理得以消除。一度使全国特别是沦陷区物价急剧下降。当时重庆物价指数10月较8月下降1/3,黄金价格为高峰时1/5,美元兑换价格也下降40%。而在沦陷区以上海为例,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36%,黄金与中储券的比价只达到高峰时1/6。结果财政部法币与伪币1:200兑换比率政策一出,形势顿时逆转。11月起,从沦陷区波及全国的物价重新上涨,12月全国物价已经恢复到8月水平,而在沦陷区情况更为严峻,以上海为例,11月物价较9月上涨达到1.87倍,涨幅超过抗战最严峻的时期!哈佛大学经济系高才生、财经专家宋子文先生,生生为自己造了一个远比中共更可怕的对手:恶性通货膨胀。从此,这个对手就一直成为悬在国民党政府头上的的达摩克斯之剑。48年剑锋落下,国民党政府轰然倒地——所谓的三大战役的胜利不过是解放军在国民党政府倒地后再踏上了一只脚。陈皮: 回复不就是没有发挥书制度的优势吗第十五集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为了对付这个被自己制造的对手——通货膨胀,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政的第二招就是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正是这个恶政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何为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以稳定币值。同时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另外就是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三管齐下,目标都是一个:控制物价!我该怎么来评价这个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呢?话说历史上执政者不是没出过败家子,但国舅这样的败家子纵观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以中央大义名分加绝对权力,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有无数货币工具、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国舅爷的办法偏偏是最笨最愚蠢的办法!首先,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最起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宋氏地位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国共必有一战(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大致是从1946年3月开始实施,标志性事件就是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一触即发)。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实行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是在鼓励民间踊跃投机吗?关于战争期间为什么投机市场会活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茅盾的《子夜》。这本书形象的描绘了一个雄心勃勃希望在民族工业领域作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战争必然带来物价波动,政府第一该做的是严厉打击投机而不是相反。战争本来就为投机创造了丰富的机会,如果投机可以获取暴利,那么谁愿意去老实巴交的生产?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舅爷这个财经专家怎么不明白???再看看国舅爷三大稳定物价的举措。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好吧,一旦法币贬值——不管是因为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那么就只能政府买单,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进口物资需要外汇,好吧,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这个政策仅仅实行一年就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金融投机盛行。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任何人都希望找到可靠的渠道保护自己的财富。好吧,现在国民党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买黄金。于是大量的资金狂潮般涌进上海。有权有势的军政长官,更是动用关系大量抢购黄金。各地银行也纷纷抢做上海汇款,甚至有包机运送现款到上海抢购黄金。比如当时徐州并非工商码头,而是军事重镇。但银行钱庄却纷纷到徐州开设分行,将军饷套出来做黄金投机生意。当时甚至有这样的奇观,中央银行由南京向北运输钞票(主要是军饷)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调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实际直接开往上海)。黄金投机如此剧烈,宋子文当局竟无任何应对措施——比如控制银根等等——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而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去抢购黄金。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大量发放的贷款加上各地流向上海6000亿资金以及上海2000亿游资——不算生产贷款,光是涌到上海投机黄金的资金就是8000亿,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与法币的挂牌价大致是4000元/条,那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计算出,要全部吃下这些游资要2亿条黄金,就算是一半也要1亿条,1条黄金按10克计算1亿条黄金就是2000万两;2亿条黄金就是4000万两,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1000万两,宋国舅只要稍微做一下算术题就应该知道,手里那点黄金储备根本就无法平息汹涌的黄金投机潮。清风月影: 回复真相是肯定谈不上的。应该说是一家之言,另一种说法罢了。而读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喜好,愿意相信谁说的更有道理而已。第十六集但是,宋国舅不仅算术水平糟糕,还偏偏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宋子文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初就放出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谁知道其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执行还不到1年,到1947年元月黄金价格已经有控制不住的趋势。时间(1947年) 黄金最高价格千元/条 黄金最低价格千元/条1月4日 1月31日 2月4日 2月7日 2月10日 2月11日 2月13日 中央银行虽然每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最后上海库存黄金用完,更租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救急,但是在庞大的抢购黄金资金面前,运来的黄金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央行抛出的黄金越来越少——在1月30日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19000条,而整个2月的上半个月,一共只抛售10900条。央行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而嗅觉灵敏的黄金投机商们已经觉察到央行库存黄金快要见底的信息,特别是抢购黄金中发现重庆印钞厂的印记。于是市面恐慌,掀起抢购黄金的高潮。2月15日,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宋子文终于认输,宣布央行停止抛售黄金。顿时,上海黄金市场变成只有黑市,没有牌价。于是民众集中抢购黄金与物资。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就是一张废纸!黄金一停售,物价立刻狂涨。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568万盎司的黄金储备减少了331万盎司——大半家底没有了,物价也没控制住,成了双输的局面!现在,我们来看看,宋子文先生第二个举措: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这个举措简单的说就是高估法币币值来刺激进口。好吧,宋子文先生又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过!因为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来刺激进口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本国生产企业将是致命的打击!这个政策一出台,大量美国货潮水般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都是USA制造!国内民营企业几乎无法生存,纷纷倒闭。当全民都开始使用美国货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货要用国家外汇来换,美国货盛行相当于老百姓吃穿用度都在用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这么干别说是民国,就是美国也扛不了几天啊!所以,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刺激进口贸易的政策一实行,立刻出口基本萎缩未0,而外贸入超猛增——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金!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又没有了。看到这样的局面,宋子文先生又慌了手脚,终于在日,颁布了“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即自2月16日起,对出口货物结汇时,对其出口价格给予百分之百的补助;对于进口货物,则依海关征税价格再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税。但是对于机器、棉花、米麦、煤油等美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为了讨好美国,则免征附加税。即使这样委曲求全,美国老爷依然不答应。鼓励出口法令一出台,美国驻沪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国民党政府各轮船公司,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出口津贴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以及美国海关税则有冲突,所以,领取国民党政府津贴的货物到达美国后将特别课税——也就是说,你国民政府对出口商品补贴多少,美国政府将加征多少。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完全被美国垄断,美国强硬的反对,宋子文这个鼓励出口的法令也就无疾而终。出口打不开局面,进口却依然无法控制,虽然国民党政府大量出售了日伪资产来平衡收支,但是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减少了45372万美金!换句话说,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时8.5亿美元的家底,被宋氏一年就亏空5亿多美元,剩余家底不到2亿!如果加上出售日伪资产、物资的收益,宋氏花掉的将达到7—8亿美金!要知道46年一年的军费也不过1亿多美金!宋氏败家行为,莫过于“美军垫款案”为甚。1942年,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中美签订“中美互助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军驻华费用由国民党政府垫支,最后由美国买单。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只支付了2.5亿美元。1946年8月,美国派人来华与宋协商垫支费用问题,宋竟然私自答应,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巨额美元外汇现款,反倒承受巨大的损失。如前所述,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以法币价值高估为借口只认账2.5亿美元(美国大量出口中国物资时怎么不提法币高估?)。国民党政府已经吃亏很大。可是,从1945年到1946年8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又为美军垫付1300亿费用,这时仅由美国声称价值8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剩余物资抵账,国民党政府反倒要为这些废品支付巨额美元外汇的运输费用。丧权辱国莫此为甚。第十七集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导的几大政策,通俗点讲,法币对伪币汇率政策就是说:“去抢沦陷区吧!”,金融自由化政策更神奇:“来抢国库吧!”出口补贴政策美国大爷不答应,宋内阁忍气吞声也就罢了,“美军垫款案”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可以获得美元外汇的事情,偏偏宋国舅要倒贴运费收回来一堆破铜烂铁!这就是这个经济专家、理财圣手在抗战胜利后1年内干的几件大事!多大的家当也经不起国舅爷如此折腾啊!套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国舅爷起了我军想起而未能起的作用;干了我军想干却未能干的事情!最奇葩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45年8月,法币发行量不过5569亿元,到了47年2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48378亿元,货币超发已经突破8倍!货币超发自然引发物价飞涨。8年抗战那么艰苦的时期,国统区物价指数不过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一年则物价指数超过货币发行倍数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0法币可以买2只鸡,1946年1月只能买2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能买两粒煤球了。内战还没爆发,法币已经开始已惊人速度贬值。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政策失误没有第二个解释。内战一爆发,军费开支巨大,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两个因素一叠加,法币贬值速度更为惊人。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1937年 可买牛两头1941年 可买猪一头1945年 可买鱼一条1946年 可买鸡蛋一个1947年 可买油条1/5根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1949年 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家底被亏掉大半,还带来经济危机。正是这样的经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在前线军事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被迫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为什么宋氏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的第一罪人?前面已经分析过,宋氏最无能的还不仅仅是1年时间亏空掉国民党政府大半个家底(至少是7-8亿美金)。最让人无语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也就是说,这7-8亿美元政府没用上,老百姓没用上,军队也没用上(政府与军队费用靠印钞来维持,老百姓白白被通胀掠夺)那么,这7-8亿美金那里去了?很简单,被金融投机者与洋商(巨额入超)拿走了。如果,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比如,把宋氏换成孔氏担任行政院长(44年前就是孔氏主政),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孔氏虽然平庸,但是老成持重,不指望他能振兴经济,守住家底是没有问题的。8年抗战,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半个国家沦陷,收入锐减,还要养军数百万作战),国民党政府还是撑过来了,财政不仅没有崩溃,到胜利时还攒下殷实的家底——孔氏居功甚伟。如果45年后继续是孔氏主政。第一,法币与伪币1:200的昏招大概不会出台,第二以孔氏持重的性格,不可能在明知道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搞什么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以国民党政府近9亿美金加上出售日伪资产可望达到13——15亿美金的家底,就算当时国民党政府收入仅能支撑政府日常开支,军费全靠家底;那么,首先印钞可以避免,通胀就可以控制,国统区人心得以稳定;最关键的是军费一年不到2亿美金,十几亿美金家底足以支撑国民党政府5-6年。要这样,情况就变得相当严峻。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真要是战争能够拉锯5-6年,胜负先不论,解放区经济必然要遭受毁灭性打击。举一个例子,30年代张国焘徐向前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后,面临四川军阀多次围攻,虽然每次战争红军都取得胜利,但是战争在川北苏区反复拉锯把根据地也打成废墟,最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跟随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坚持5-6年,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蒋介石在1949年退守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报告中,对宋氏公开批评:“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倾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蒋介石总算是明白过来,可惜悔之晚矣。第十八集艰难的工业经济重建首先就是恢复生产。由于多年战争,中国原有经济体系被割裂,生产力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抗战胜利后亟待恢复与重建。有利面是,日资产业被接收,既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又减少了外资对华资的挤压,恢复与重建的市场需求旺盛,对经济是重要的刺激因素。不利面亦非常明显,政局不稳,社会不安,交通受阻,内战重起,统一市场无法形成;东北、华北工矿业集中地区受到战争影响,损失严重;币值不稳定,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各方投资意愿低落;总体而言,经济恢复与重建可谓困难与机遇并存。日,国民政府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作为负 责全国经济工作的枢纽性机构。兼任该会委员长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提出战后经济政策纲领为:(1)扶助民间事业,协调国营民 营关系,使它们的配置轻重合理;(2)平衡政府收支,协调各部门利益;(3)与友邦进行经济合作,坦白互惠。从宋子文公布的经济政策纲领来看,其无一策关注生产的组织与恢复。而其主导的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对生产企业几乎是一场灾难。 让我们简单设想一下当时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首先物价飞涨,原材料成本大增。接着是人力成本大增——因为物价飞涨,为了平息民怨,宋子文当局在1946年4月宣布“全民涨工资”!不仅是公务员与军人涨工资,还规定了企业职员与工人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政策对日益艰难的企业是雪上加霜。等到好不容易把产品生产出来了,结果又遇到廉价美国货的竞争!因为法币币值被人为高估,所以原本卖2元的美国货现在只卖1元,这让国内的民营企业怎么活?所以,当时民营企业纷纷把厂子关掉,放弃实业,投资商业——大家都去炒黄金、炒美元,囤积物资。这不仅加剧了经济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企业都放弃实业去做投机生意,这在经济学上叫做“产业空心化”。这在任何经济体都是非常严重的危机。1947年全国各行业产量与1936年全国总产量比较,火柴为0.70,棉纱0.67,煤0.52, 面粉0.37,钢0.17,铁0,05,只有电为1.21,棉布为1.28。由此可见,即使战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但是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全国轻工业产量大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而重工业与战前相比差距更大。工业生产的倒退不仅导致社会物资短缺,对军工生产也产生不利的影响。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弹药装备的最高年产量为:步枪139200支,机枪20400挺,82迫击炮2520门,79步枪子弹发,山野炮弹780000发,82迫击炮弹 2140000发,手榴弹5100000枚,60炮可月产350门,60炮弹月产10万发。而到了内战时期的1948年上半年,月产中正式步枪 13000支,轻机枪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 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受大量日伪军工企业——产量比较大的包括武汉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但是即使包括这些接受工厂产量在内,除了60炮等少数装备弹药外,其军工生产能力并未有发展,甚至有所退步,如果扣除这些接受工厂的产量,原有兵工企业产量相比抗战期间出现大幅度减产。战争期间,为什么兵工生产会减产?不是国民党政府不重视,而是兵工生产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系统来支撑——包括化工、机械、重工业等等,当全社会工业生产都因为国民党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在倒退时,兵工生产很难不受影响。民营企业不仅面临着廉价美国货的冲击,另一方面还面临着官僚资本的压力——好吧,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描述,就是民国版的“国进民退”。第十九集失控的官僚资本战后由于接收了大量日伪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出售外,其它部分都成为国家资本。由于错误的经济政策以及战乱的影响,使民间投资与外资在中国投资都在逐年萎缩,而国家资本反而急速膨胀。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相当优势,在金融资本中则占据压倒优 势。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年均下降16. 35%,民营资本年均下降2.05%,只有国家资本年均增长6.72% 0按1936年币值计,战后国家资本占中国 资本总值(142亿元)的54% (战前为32%),其中产业资本占 64% (战前为22%),金融资本占89% (战前为59%)——如果抗战胜利后执政党不是国民党,这样的经济基础差点让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了若干垄断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其中尤以中国纺 织建设公司最引起社会关注与非议。战后接收的日伪产业以棉纺织 业最成规模(仅上海一地就接收了纱锭96万枚,织机1.7万台), 虽然民营呼声很高,然政府以“一时难以确定价格标准,无法标售,益以鉴于当时商人方面,对于原有之商营纱厂,尚难继续经 营,自无余力再行承购”为理由,于1945年12月成立国家控股 的中纺公司,总公司设于上海,另在天津、青岛和东北设有分公 司。据1947年的统计,中纺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 几乎所有部门,有员工7.5万人,纱锭176万锭,线锭35万锭, 布机3.6万台,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 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占70%,居于垄断地位。中纺公司 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美棉等,还可免于政 府限额收购,垄断棉纺业进出口贸易,以低吸高拋方式谋利,对于民营纺织业具有特殊优势地位。战后发展最快的原有国家资本单位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原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其任务是:创办开发及管理经营国营基本重工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国营工矿 事业。对其下属的庞大产业,资委会决定,对于后方战时事业,纯 为战时需要者停办,适应地方需要者转让地方,有价值者酌量紧 缩,属于基本工业者继续维持;对于接收的敌伪产业,化零为整, 集中力量全力经营,力求企业化。1947年,资源委员会下属96个 单位,291个厂矿,员工22.3万人。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 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 属的绝大部分,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重工业生产。资源委 员会1946年盈余365亿元,1947年盈余1317亿元,但盈余率由 1946年的13. 4%急剧下降到1947年的2. 56%,显示其经济效益在 战乱影响下已无法得到保证。国进民退对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巨大的伤害。国家资本依靠垄断权力以及国家各种优惠政策扶持,与民企完全是不平等的竞争。国家资本愈是扩张,民企的生存空间愈小,社会经济活力愈低。但是,国家资本扩张对国民党政府却又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国家资本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大量油水丰厚的职位可以安插权贵私人,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的扩张可以方便政府更好的掌控经济,最重要的是,国家资本让政府多了一个“钱袋子”。以中纺公司为例,1947年账面纯利润5932亿元, 其中上缴国库4087亿元,每年无偿供应军用布匹300余万匹,价值超过1000亿元,以及配售公教人员实物棉布等等(对比当前的垄断央企,借助垄断权力与国家巨额补贴每年摄取丰厚的利润,但是上缴红利却不到5%,连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也远远不如,还得意洋洋自诩“共和国之子”——真该买块豆腐撞死算了)。因此,国家资本对于国民党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如宋子文、孔 祥熙或CC系),它对于维系整个国民党统治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是国民党在各界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国营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 国家资本的发展还与国民党奉行的经济理念以及后起国家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追求现代化的模式不无联系。但由于国家资本企业机构庞 大、人浮于事、管理混乱,其生产效率远不如民营企业。1947年国家资本占全部产业资本的64%,但其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42%, 其中经营情况最好的电力工业,设备容量占全国的74%,但发电 量只占61%,由于国营企业占据很多资源却只能产出很少效益,按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评述:“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虽然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但并没有发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它像一个充气的巨人,貌似强大,内部却是孱弱的。”对于官僚资本问题,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亦有不少反对声音,各个不同派系间更因利益不同而因此互相冲突,借机发难,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国家资本扩张的批评达到顶峰。日,六届二中全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集中讨论经济问 题。萧铮(中执委)首先发言,表示对经济报告“根本不满”,认 为经济问题在于忽视民生主义,没有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 而培养了官僚资本,统制经济亦全失败,派遣接收人员不廉,社会 指摘甚多。他直率地提出,这些失策之处,应由经济部负责,经济 部长如承认错误,应即辞职,否则,全会应予罢免。赖琏(中执委、海外部副部长)认为:凡是利 用政治地位,运用公家资金及其他力量,操纵物价,把持国营事业,破坏国家信用,就是官僚资本;而官僚资本猖獗的结果,使工商凋敝,建设无从着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财富渐渐集中 到少数人手中,可谓是危机四伏,大难临头。他要求必须实行官商分开,实行官吏财产登记,绝对不许官吏经商,以消灭官僚资本。吴铸人(中执委)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如果 经济问题没有适当解决办法,前途将不堪设想;而经济问题之不易 解决,是官僚资本的作祟。他疾呼,这些人就是革命的对象,我们 千万不可做失去人心的事。吴绍澍(中执委、上海市副市长)在发言中指责中国纺织建 设公司带头涨价,应对上海的物价上涨负责。他质问宋子文对人民 和公务员活不下去的情况是不是知道?提出行政院长应为此负责, 如果说没有办法,可以向二中全会辞职。郑亦同(候补中执委)说,国民党本来不准官吏经商,但现 在官吏经商遍地都是,此问题不解决,任何经济部长也无办法。希 望中央或监察院加以调查,政府官吏藉其地位掩护以经商的有多少 人?他们做的金融、商业和工业究竟有多少财产?调查清楚以后, 拿公允的办法去处理。在当天的讨论中,以刘健群(中执委、三青团副书记长)的 发言最为慷慨激昂,他强烈批评财政和经济部的报告既没有看到整 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认为现在的问题十分严 重,时机非常迫切,因此向主管当局疾呼:有办法的赶快拿出来, 没办法的说出来;有办法的担起来,没办法的放下来。他的发言得到全场的鼓掌欢呼,于此亦可见当时的场内气氛。这些言论 固然不乏国民党党内斗争因素,但这一问题能够公开见之于传媒, 并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共鸣,显见又不单是国民党党内矛盾问题,官 僚资本及其引发之社会矛盾已成为国民党官方也无法讳言的不争事 实。可是各级官僚毕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基础,因此国民党始终不能痛下决心,采取合适的方法,解决官僚资本问题,只能听任其发展招致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成为导致其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迫下最后一搏——强行推动金圆券改制。为此蒋经国亲赴上海坐镇“打虎”。最后还是因为官僚资本的阻碍(杨子公司案),让金圆券改制功亏一篑。以史为鉴,对当下国企的认识以及改革方向不无意义。第二十集补发一个目录,便于大家阅读:目录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政治篇第一章: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差异第二章:混乱的组织:活跃的红色特工与无能的国民党情冶系统第三章:危机的应对:戡乱动员令经济篇第一章: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第二章: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第三章:艰难的工业第四章:失控的官僚资本第五章: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一:金圆券改革第六章:中共版之小米+步枪为什么可以打败国民党的飞机大炮第七章:中共版之货币战争第八章: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之二:中共与两白一黑战争外交篇第一章:悲催的国府外交第二章:苏俄:东北外交始末第三章:美国篇:忽冷忽热的美国佬第四章:英法:被忽略的势力第五章:日本:让国民党政府吃成胖子第六章:中共外援之苏联篇第七章:中共外援之朝鲜篇第八章:中共外援之联合国篇第九章:外援对国共内战的影响军事篇第一章:国民政府经济状况对军事形势的影响第二章:国共军事力量的优劣势与双方战略选择第三章:1946:国民党初期的胜利第四章:1947:相持与拉锯第五章:1948:急转而下的战局第六章:气数已尽的三大战役综述: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陆第11集 ~ 第20集+ 开始追已有人在追扫一扫穿越到手机阅读分享直播到更多直播1463人在追& 2015 直播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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