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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
& 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　 　　 & 作者：章执中　 　　 　　 & 　　为发展民族工商业而奋斗一生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名锐，以字行，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病逝于重庆市沙坪坝南渝中学南园寓所。现将我所知道他一些事迹记述如下。
　　一、出身与求学
　　　& 范旭东幼年失怙，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城内定居。范母既无祖遗之业，又无亲朋相助，在贫困处境中，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那个“慈善事业”机关的供养度日。范源濂长范旭东约十岁，他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清末维新派人物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从而结识了湖南的开明人士龙璋、林圭、许玉屏等人。在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下，范源濂、蔡锷等青年胸怀救国大志，在时务学堂勤奋学习，名列前茅，深受梁启超爱护；范源濂更得以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资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
　　范旭东在兄长提携下，读了几年私塾，于一九○○年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进入工专和大学学习，一九一○年，以优良学业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据他自己说：当时，他潜心学习，常与日本同学同住、同食、同学习、同搞体育活动。这虽然使他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接触减少了，却没有因生活异域而在思想上被奴化。恰恰相反，通过与日本人的深入接触，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领会，更加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和勤奋学习的精神。他看到日本发展快，以小凌大，先后战胜中国和帝俄后，更加痛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他常常说：“中国是弱大，日本是小鬼。”他向往祖国富强，常以艰苦卓绝，勤劳勇敢的作风要求自己，并身体力行。
　　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大毕业后，被学校留下来担任专科助教。这时，他与我的姨母许馥结了婚。许馥是一九○五年由我外祖母带领去日本以官费留学，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的。
　　二、归国任职和赴欧考察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偕妻归国，在北京与母亲和兄长范源濂等团聚。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把当时流通市面的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元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元。范旭东被派到铸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分析。这是他初次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担任官职。当时规定每枚银币的重量为七钱二分，纯银含量为百分之九十六，可是铸币厂偷工减料，从中贪污，擅自降低纯银含量。范氏刚出校门，满怀报国热情，每日辛勤化验，发现没有一次取样符合规定标准，他向上面反映，要求回炉重铸，未获支持，一怒之下，只干了两个月就坚决辞职了。后来每提到这件事，他就说：“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朽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范氏离职不久，范源濂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随即为他找到一个到英、法诸国考察实习的机会。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法、德等国工商业已大发展。他以考察盐务为主，兼及制碱化学工业。当时国外制碱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即以芒硝(硫酸钠)为原料制碱；一为苏维尔法，系以食盐(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制碱。后者成品纯度高，为用户所乐用，畅销全世界，因而在技术上形成专利垄断，对外不予公开。范氏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维尔法制碱的工厂，多次碰壁，不让进入现场，仅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了锅炉房。这一遭遇，对范氏是一莫大的刺激，使他原来在日本求学时代所树立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变得更为坚定了。
　　& 三、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碱厂
　　范旭东一九一四年从欧洲考察回国，向有关当局汇报后，即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朝末年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把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关税和盐税，都充作了战败赔款。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监督税收，偿还债款，规定设在各通商口岸和各省省会所在地的海关监督和盐务稽核处的总稽核职务，均由外国人充当，以控制关、盐两税，按期收缴并存入外国银行(其中英国汇丰银行经办最久，存款最多)。列强还在上海、天津、汉口、九江等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形成“国中之国”，利用租界化外之区，搞非法走私牟利。食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洋商则以供应外国官民食盐为借口，不仅向租界内的中外居民免税销售，而且将未完税的盐远销到外人住居的各通商口岸，占据我国原有的食盐市场。我国长江中下游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南部等地，自清朝曾国藩创行“引岸”制以来，食盐运销实际上是由官商合伙垄断。民国成立后，仍然保存此种弊政。盐商挟其资财，勾结掌权官僚，左右盐政，鱼肉人民。方了抵制走私，挽回权益，对抗弊政，活跃经济，范氏决心先从盐业开始实行革新，自制精盐，远销天津、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等通商口岸及其他各地。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伯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批准。
　　一九一三年，久大精盐公司(一九一九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开始招股集资筹备。随即在天津塘沽建厂，以海滩晒盐或卤水加工，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制成精盐。
　　久大创办之初，集资仅五万银元。十年后，股本扩大到二百五十万银元。公司由景本伯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景氏在创办时有五万元股本，范本人及其在亲友中募集的股本大致与景氏相等。但增资扩充后，湘笈股本激增，其中如蔡锷将军即占十万元。此外，如黎元洪等，亦占有一定股份。
　　久大精盐问世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业务发展极快。各地经销分店只做批发，不做零售，随运随销，获利可观。大约开业后两年中，股东除领取股息外，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至三成的红利。范氏因此赢得股东的信任，成为民族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这就为他以后创办永利碱厂提供了条件。但与此同时，旧盐商在其政治代表人物支持下，集合他们的朝野势力，累月经年与久大纠缠诉讼，初则企图连根拔掉久大，以便他们卷土重来，垄断盐业；继则挟其雄厚经济实力，与久大争夺市场。旧盐商经营远销的同业联合组织为“淮商公所”。范氏便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景本伯出任第一届“精盐公会”会长。但景氏在久大经营获利后，思想保守，专为个人发财致富；范氏则兼顾发展实业、挽回权利，趁久大业务兴隆、积累资本的黄金时代，进而提出创办永利碱厂之议。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一时无暇顾及远东，日本帝国主义者便乘虚而入，除对中国继续进行军事侵略外，还在上海、青岛等地租界内，陆续兴建纱厂和输入各种工业品，填补英、法、德等国遗留下来的市场。我国所需化工原料纯碱，历来为英商卜内门公司所垄断，在大战中，远洋运输困难；日本的化学工业又处于初建阶段，无力外销；而我国纺织品的印染加工和锑矿的冶炼，在在需要纯碱，供需矛盾非常尖锐。根据这个情况，范氏便向久大公司董事会提议筹设永利碱厂。景本伯迫于群议，只得附和赞成。　　
　　永利碱厂，设在塘沽久大盐厂旁。创办于一九一七年。开始建厂以前，范旭东本人曾在天津寓所井院内，根据苏维尔制碱工艺流程，设计、装置一套制碱试验设备。经过日以继夜的奋战，终于试验成功，取得九公斤的纯碱产品。这对范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曾将这个小试验场的照片，分送其亲友作为纪念。范氏为了早日向市场提供纯碱产品和扩大原料来源，曾派出以李烛尘为首的考察团到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天然碱产地进行考察，企图与地方合作，共同开采露天矿田，运到天津提炼纯碱。考察团带回了天然碱样品和现场拍摄的照片多帧，以及开发建设方案。但终因当时军阀割据，交通不便，要用骆驼载运，长途跋涉，困难太多而作罢论。当永利碱厂开始筹建，向政府申请注册立案时，定股本总额为一百万元，其中半数由久大以法人身份认股，另半数公开招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与范氏为留日同学。久大创业，筹集资金，申请批准立案等事，多赖周氏从中筹划协助。永利初次集资四十万银元及以后增资招股，周氏均全力相助，除直接投资外，并出面动员别人认股。从而使金城银行与久大、永利两公司在财务上结成密切关系，以周作民为代表的“小四行”对久大、永利在金融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永利碱厂是范氏在国外考察技术没有取得收获，负气进行科学试验，摸索工艺流程，自己设计图纸，再向美国订购设备，而安装建设起来的。由于在设计大厂之前未向国外引进技术，甚至连某些关键性部件的技术资料也不愿花钱购买，完全凭自己的热情与有限的科学知识，进行设计，以致设备和安装一改再改，长期不能正常运转。加上未做中间工业性试验，取得建设大厂设计所必要的数据与参考资料，也影响了生产。后来，他吸取了教训，在举办南京合成氨厂与支持侯德榜研究“联碱法”时，改了过来。
　　范氏最初派赴美国采购碱厂设备的是苏州陈调甫。侯德榜是经陈调甫在美结识后邀约回国与范氏相见而进入永利碱厂的。永利在美国购置设备，系委托李国钦独资经营的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经办的。
　　永利碱厂与久大盐厂相毗邻。据范氏后来回忆说：“当我初到塘沽勘选久大厂址时，看到一望无涯的长芦盐滩，洁白的盐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见到石灰石岩遍地皆是，感到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实为创设碱厂的适当地点。”
　　当时，我国化学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要自力更生地掌握制碱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范氏与国际制碱专利者谈判购买制碱技术时，对方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如要求在合同上规定，生产关键工序由他们派人直接操作，不带学徒，不传授技术；产品出售，按产量收取专利权费额；在我国内销售产品，要由他们规定市场，不许在其他地区销售，等等。对这些条件，范氏断然拒绝。由此更激励了他自力更生的决心。在范氏及其技术骨干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余年的摸索，终于获得成功。范氏本人虽因身兼水利、久大两公司经理，对内对外事务丛集一身，但他每到塘沽工地都经常检查施工情况，研究处理工程中的各种问题。事后他回忆这段奋斗的历程，说：由于我们未掌握碱性对钢材的腐蚀作用，采用钢管作传送碱液的管道，因钢管不耐碱液腐蚀，经常损坏，随补随漏，影响设备运转，以致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后来，他下决心将价值十余万元的钢管全部折除，改用耐腐蚀的生铁铸管。为了吸取这一教训，他将拆卸下来的几条钢管，请工人做成一只桌子，置于自己的办公室中，以警惕因自己无知所造成韵损失。
在水利碱厂未能突破技术关的时候，通过李国钦的罗致，在美国招聘了一位正在赋闲的美籍制碱工程师。这个美国人对范、侯两人决心创业的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再次应聘来永利碱厂工作。他经过平衡工艺计算，主张扩建厂中的石灰窑，把日产量从五十吨提高到一百五十吨；同时增加一套日产三十吨的烘碱车间，使碱厂生产日益系统化。为了表彰这位美国人的贡献，范氏等人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姓名，叫李佐华。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永利碱厂不仅生产了碱(最高日产二百吨)，而且培养了一批制碱技术骨干，如许藤八、张佐汤、郭锡彤、李祉川、谢为杰、章怀西、鲁波、刘嘉树等。在公司总管理处，范氏依靠了许绍周、肖豹文、胡耕虞、余啸彩等人主持永利内务。后来，范氏总结创办碱厂的经验，认为用苏维尔法制碱工业的规模，不宜过小。永利碱厂原订规模只日产一百五十吨，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不符合客观要求，既影响生产的发展，又因产品成本高，难于适应市场竞争。
　　在未突破制碱技术以前，范氏为了挣持这个企业，曾在不断增加基建投资方面煞费苦心。所需资金，首先是运用久大盐业公司每年的盈利积累来调剂挹注，但远远不敷需要，还须设法贷款。由于永利碱厂长期不能生产自给，信用未著，难以用永利名义对外借贷，只好用久大名义向银行借钱。其中支持范氏最力的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该行对久大用款，几乎有求必应。在十余年中，永利通过久大向银行透支的金额达数十万元，超过久大和永利两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半数。这种信贷，在当时金融市场上是少见的。身居久大董事长的景本伯对此局面极为不满，在久大董事会上向范氏提出质问，形成景、范对立局面。当时持有久大和永利股票的金城银行，以及受其支配的股东大户都支持范氏，景本伯只得辞去久大董事长。股东大会决议，将两公司的董事会改为总经理制，并推举范氏担任两公司总经理。从此事权集中，便于调度，使永利在日后得到较大的发展。范氏在未摆脱经济上的困窘以前，除严峻拒绝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提出收买碱厂的阴谋(详后)外，还于一九二七年夏亲自到南洋菲律宾等地，向爱国华侨宣传，争取华侨向永利投资，以充实公司财力。他此行收获甚大，华侨答应的投资达百万元。但当他得知永利碱厂的生产有所好转，产量初步稳定，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时，便没有进一步和那些愿意投资的华侨联系，取得那笔资金了。
　　在永利碱厂的工艺技术过了关，生产逐步正常，有产品供应市场以后，范旭东又努力为产品纯碱打开销路，突破向来为‘洋碱”所垄断的我国市场。他原想用分布各地的久大营业机构兼销食盐和纯碱，但因销售对象不同，业务各有特点，难以适应，不得不改变办法。除在上海市租界内设立久大、永利联合营业机构外，又在南京、汉口、长沙等地单独设立水利营业机构，以供应长江流域的肥皂、玻璃、搪瓷等工业的用碱。湖南锑矿很多，冶炼锑氧、纯锑耗碱量大，为了使永利的三角牌纯碱夺取卜内门的“洋碱”在湖南的市场，永利在营业上采取赊销的办法，获得用户的欢迎。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范氏早在一九三○年间利用日本财阀三井与三菱之间的矛盾，委托三井贸易商务株式会社作为在日本销售永利纯碱的总代理，打入日本市场，推销了部分产品；同时派得力人员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设立业务机构，让前者作为永利纯碱进入国际市场的窗口，后者作为该厂在华南地区推销产品的一个基地。在我国，“纯碱”这个新名词，就是范氏首先用以代替“洋碱”这个旧名词的。为了宣传国产纯碱的优越性和三角牌纯碱的高成分，他在天津、上海等地的报纸上大登广告；在包装纯碱的麻袋上印上，“永利纯碱”的标志。所用商标的设计，是在一个烧杯(即做化学实验的烧杯)图案内加上一个红色三角形。这个图案象征纯碱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同时有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相的直接反映。它是苏维尔法制碱工艺技术的特征。范氏主持下的永利碱厂获得成功，使他在我国民族工商界中的声望大增，在知识界也博得广泛的赞誉。这为他后来筹建永利南京合成氨厂(简称宁厂)创造了条件。
　　四、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范氏于从事实业之馀，还坚持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场，积极提倡科学救国，支持科学研究。他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劳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这是他毕生创办的三大事业之一。黄海社正式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其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利用精制食盐的卤水，提取大苏打(即硫化硫酸钠)，并生产过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应市；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炭酸钙、炭酸镁。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但范氏创设黄海化工研究社的宗旨和目的，不仅是为本厂的生产服务，解决制碱中的一些科研问题，而且在于培养造就一批化工科技人才，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服务。为此，范氏将孙颖川博士(字学悟，山东人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学化学)从开滦煤矿化验室延聘前来，担任黄海社社长，主持其事；并陆续罗致围内专攻化学、化工的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四十多人到该社工作，以充实科研力量；还大量收集国内外科技资科，添置科研仪器，以备应用。社内除分设化工原理、应用化学等部门外，还单独成立了发酵化学部，延请曾在法国斯巴德研究所实习过的方心芳氏主持。后来又设立海洋化学研究室，作为该社远景研究规划的一个部分。该社不仅为久大、永利两厂培养和输送了一批科技人才，还选拔了一些人到日本和美国实习深造。抗日战争期间，该社由天津塘沽海滩迁到四川五通桥盐区后，曾指导协助当地盐户采用露天枝条架蒸发井盐水份，提高卤水含盐浓度；并改革了熬盐炉灶，节约了燃科，降低了成本，深受盐户欢迎，在川西五通桥、竹根滩方圆数十里地区，获得推广。这种利用自然温差的蒸发技术，实际就是利用太阳能的一种简便形式，是节约能源的一种有效办法。黄海社在川西期间，还曾派范维工程师到附近的嘉定碱厂长期协助工作。范维指导该厂用路布兰制碱法，将纯碱的含量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的纯度，与用苏维尔制碱法制出的产品相埒。解放后，该厂仍在生产并获得发展。再如全华酱油公司和鲜果汁厂，从发酵、酿制、防腐等技术的研究到施工建成投产，也得到黄海社的全面指导与协助。当时，该社共发表了卅九篇研究报告。抗战胜利后，黄海社迁回塘沽。解放后又迁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成立后，黄海社即申请并入中国科学院。该社的科研人员连同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和北京的社址房屋，全部无偿地献给了国家。社长孙颖川出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孙于1952年病逝。
& 五、开办青岛永裕盐业公司、汉口信孚盐业运销公司、连云港久大大浦制盐分厂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范氏为了摆脱公司在经济上受到的压力，仍寄希望于发展盐业，积累资金。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以生产和运销青岛的海盐为业务。永裕公司是范氏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我国主权的一个企业。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德国无力东顾的时候，乘机入侵我国山东省，强迫利诱妄图称帝的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继承了德国侵略者在青岛租界、烟台地区以及胶济铁路的种种特权。其中有一个产盐的大海滩，也为日本所接管。因日本是个岛国，海疆沿岸鲜有滩头，不能利用海滩晒盐，其民食和工业用盐长期依赖我国供应，而青岛又是供输该国用盐的一大基地，所以它要攫取这个海滩。在全国人民强烈抗议之下，袁世凯当时不敢公开承认卖国条约“二十一条”。袁死后，北洋军阀北京政府为了欺骗舆论、稳住民心，曾派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收回山东省的主权。日本政府在保留其某些特权的条件下，允许交还青岛租界和胶济铁路的管辖权。对于它所侵占并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盐滩和设施，则要求我方给予补偿，并要求在我方收回盐滩后，继续免课盐税，只偿付工本费，每年运销日本食盐一百万担。范旭东曾赴青岛参与谈判。几经交涉，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终于迫使日方让步，只由范氏等筹集补偿费二十万元，并向日本输出一定数额的免税工业用盐，便收回了盐滩及其设施由范氏经营。范氏经营青岛盐滩后，成立了永裕盐业公司，由刘茀三、任致远主持该公司的业务。
汉口信孚盐业运销公司是为销售青岛永裕公司的盐产而设立的。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国民政府也由南昌迁到武汉。谭延闿以第二军军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友仁出任外交部长，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则由宋子文主持。我父亲在辛亥革命后谭延闿出任湘省都督时，曾与留学日本的周砥青共同筹办并主持湖南省银行，与谭等有过交往。这就为范旭东与武汉政府取得联系提供了方便。当时，长江下游仍在军阀孙传芳盘踞下，与北伐军形成对峙态势，九江上下游航运不时受到威胁，鄂、湘两省贩运食盐困难，直接影响民食，间接对靠税收维持军政开支的国民政府也增添了很大的压力。我父亲到达汉口后，通过谭延闿的介绍与宋子文见面商谈，拟在汉口设立公司，将青岛永裕青盐运销武汉，以供民食，而利税收，获得宋的同意。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要先垫缴盐税，才能批准立案。几经交涉，最后达成协议，由信孚公司先筹缴盐税一百万元，以后在运销的青盐数额中扣除已缴税款归垫。从此，信孚公司利用青岛属于半租界化外之区的便利，不再向濒于崩溃边缘的北洋政府缴纳盐税，而在青岛将青盐交外商货轮直运武汉，或经上海租界转运武汉，避免沿途关卡检查，然后再分途运往沙市、宜昌与常德、岳阳等口岸销售。据我父亲说，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大约运销青盐近三十万担，基本上补充了因受战争影响而在市场上出现的食盐短缺，对支持北伐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出现了一次货币危机。原来当时在武汉流通的货币，除了以银元为本位外，汉口中国、交通两银行还发了钞票，通常称为“汉钞”，流通于鄂、湘、赣等省省会和通商口岸，在市场上享有较高信誉，商民都视同银元，任其流通市面。北伐军进驻武汉，国民政府迁来后，中央银行的钞票也在市面上流通。由于军事进展迅速，军费骤增，国民政府单靠税收不能平衡财政收支，不得不增发“央行”钞票，以应需要。可是市民与商店仍习惯以中、交两行汉口分行的钞票为交易手段，使“央钞”流通受到限制。主管国民政府财政的宋子文，即向汉口中、交两行施加压力，要两行借出大量钞票，作为给政府的垫款，以税收作担保陆续归还。消息传出后，市场物价便开始波动。随后，国民政府又下令将中、交汉行发行钞票的储备金&银币)交由中央银行保管。这一措施虽因中、交两行行址都设在租界内，未能立即实现，但已在市民中造成极大的恐慌。一夜之间，“申钞”(上海中国、交通两行发行)与“汉钞”(汉口中、交两行发行)的比值，激烈波动，“汉钞”贬值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一来，信孚公司只好收束业务，将部分售盐价款，转购出口产品，运沪出售，以减轻这次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
　　一九三○年，为了扩大久大精盐生产，范氏在江苏省连云港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该厂取当地海水制成精盐，建设颇具规模，除设有制盐工场外，还自办发电厂发电。所产的精盐，由海道运交久大各分支机构销售。主持这个分厂的是湖南的谭汉三和贵州的杨子南。谭、杨两人均系早期留学日本高工的技术人员。当时连云港尚未建成，陇海铁路也未延伸御接，久大大浦分厂在苏北临海荒原上，犹如一颗明珠，受到人们称赞。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谭、杨两氏率领职工撤退到四川自流井设厂，继续作出了成绩。
　　六、创办南京永利合成氨厂
　　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发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打算兴办其他基本化学工业。为此，他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并派侯德榜再度出国考察。这时，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北、华北大片领土，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国民党当局不愿抗日，仍热中于反共内战，内部倾轧亦很激烈。出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自兼外交部长，而由其亲信陈公博出任实业部长。陈公博利用其权位向外国接洽借款，拟开办几个工厂，其计划之一就是办一合成氨厂。他的计划刚一出笼，即遭到宋子文的反对。随后上海金融界、实业界也纷纷发表不同意见，陈借款办厂的计划遂成画饼。　
　　范旭东有见及此，决心在国内筹集资金办一合成氨厂。一九三三年，他经营永利碱厂获利约二百万元，资金不足，不得不借助于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如上海商业银行的陈光甫，盐业银行的吴鼎昌，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四行储蓄会的钱新之，金城银行的周作民，中国银行的张公权、李铭，交通银行的胡笔江等，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些江浙财阀与官僚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上海商业银行副总经理邹秉文赞成范氏的计划，积极为之奔走，出力最多，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解决了办厂资金问题：由永利自筹资金三百万元，再由各银行成立一个财团，承购永利发行的公司债(即不作为公司股本的一种贷款方式)，筹集资金五百五十万元。发行公司债，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必须经政府批准，并要用永利碱厂的全部固定资产担保，按期清偿本息。由于范氏创办碱厂获得成功，且不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发生经济联系，受到民族工商业者的高度赞扬。宋子文原企图利用永利此次筹集资金的机会，打进永利内部，控制这个企业。他曾向范氏暗示，如允许他出任永利董事长，他私人所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即可承担全部投资，不必再由其他银行组织财团承购公司债了。范氏几经考虑，终于拒绝了宋子文的投资，使永利这一民族工商企业未陷入官僚资产阶级的圈套。政府当局在社会舆论压力下，终于批准了永利开办合成氨厂的全部计划。
　　该厂厂址位于南京下游四十华里的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当时范氏选择此地作为建厂基地时，曾亲自前去考察几次，然后才圈地四万多方丈，备价收购。在未选定该处之前，他曾拟将厂址设在湖南湘潭下摄司或株洲一带，但为上海金融界投资者所反对。他们为了保障其投资不因国内政局影响而遭受损失，主张在上海租界内靠近杨树浦电力厂的地方建厂。由于上海租界地产索价太高，要付七十万元才能购得一万市平方的地皮，且无扩展余地，范氏坚决不同意，最后才选定卸甲甸这个地方。范氏当时曾感叹地说：“这些财东一定要把这出戏放在他们大门口唱才放心，真是没办法！”
关于该厂的规模、技术的设计、设备的订货等重大问题，范氏与侯德榜吸取了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教训，决定向美国引进技术和设备，按引进的技术要求和图纸规定在国内施工安装，争取按期建成投产。范、侯两人作了分工：范在国内掌握全局，侯在美国负责为选择技术订购设备，进行谈判。同时选派一批技术骨干随同侯氏去美国办理有关工程技术事宜，并到同类型的工厂实习。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万一对方不履行合同发生纠纷时，有李出面交涉，不致使我方束手无策。这样一环扣一环，只用了二十六个月的时间，便于一九三六年建成了永利合成氨厂。该厂除向美国引进成套设备外，所有土建和安装工程，都是根据设计要求，自行设计、施工或发交国内其他工厂承包施工的。例如煤气储气柜，就是上海新中华铁工厂承包焊接建成的。为了从远洋巨轮卸下百吨重的合成塔，特在长江边上兴建了一个能容万吨级船舶的码头和一个能吊装百余吨的起重机。这些工程，在三十年代的我国，都是罕见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我到该厂工地参观，看到那台起重机一次便将百吨重的合成塔由货轮上吊装上岸的情景，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永利合成氨厂计划年产硫酸铵五万吨，其中日产硫酸(用接触法)二百吨，硝酸二十吨。该厂建成投产后，填补了我国化学基本工业的一大空白。范氏曾说：“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为了表示感谢李国钦对永利这一事业的支持，范氏曾邀请李氏回国到天津、南京两厂参观，并亲自主持欢迎会、致祝贺和感谢之辞。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平、津相继沦入日寇之手，范氏在天津塘沽创办的永利和久大两厂，亦被日寇所侵占。在日寇进入天津之前，范氏已令两厂职工停产疏散，仅留永利碱厂厂长许滕入，久大盐厂厂长彭九生等少数人护厂。日寇入侵之后，两厂护厂人员即于敌人入厂前的一瞬间撤出。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经范氏事先通知撤离。永利南京合成氨厂生产仅九个月，亦于南京沦陷前夕停产，职工按范氏意见向长江上游撤退，后来有二百余人抵达四川。
　　七、在大后方继续建厂
　　1．建设久大川厂。
　　“七o七事变”之后，范氏即预见抗日战争不是短期能结束的，于是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积极为应付时局突变作好准备。他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派李烛尘率领杨子南、潭汉三等人进入四川，为筹设久大、永利川厂做准备工作。　
　　津沽沦陷之后，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收买人心，曾召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天津大公报社长胡霖及久大、永利两个企业的负责人范旭东等，对他们在天津和塘沽所办事业遭到损失表示“慰问”，并许诺拨出若干经费协助他们到大后方重建自己的事业。后来张伯苓以政府拨款在重庆沙坪坝开办了南渝中学和恢复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大公报随政府西迁到达武汉，发行了武汉版，进入四川后又发行了重庆版；范氏则代表久大、永利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拨款一百万元，作为在四川建厂的部分资金。
　　李烛尘等到达四川后，在重庆市设立久大、永利两公司华西办事处，接待两公司陆续到川人员；并选定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境内五通桥盐区附近的老龙坝，作为两厂建厂基地。自流井与毗连的自贡井是川省井盐丰产地区，已有千余年的产盐历史，产品供销云、贵、川三省。以往四川军阀与当地豪门巨室相互勾结，集资划地，开井取卤、利用地下天然气熬盐。政府设立盐务局，发出运照交盐商贩运，独获专利，形成一个豪门垄断集团。久大经盐务局批准，与当地盐商反复协商，才进入自流井设厂。该厂向盐商购入卤水，用平底锅熬制洁白精盐；并利用卤水所含杂质提取副产品，其中有硼砂，这是海卤中所没有的。一九三八年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大公报》汉口版发出专电，报道了久大川厂建成投产的消息。久大自流井盐厂出了产品，既可以使久大撤到四川的职工就业，又能逐渐恢复湘鄂两省的市场。但该厂所产精盐系结晶颗粒，非用麻袋包装不可。而当地所产的块状盐巴，则无需包装，可用人力肩挑或牲口载负，具有运输简便和途耗少的优越性。为了便利运输，久大技术人员想出一个办法，即装置若干台水压机，将精盐散粒压成十斤一块的盐砖，便于散装运输。从此久大的精盐由四川运到了湖南沅陵、常德一带销售，为湘西人民解决了因海盐中断而缺盐的困难。
　　久大自流井厂自己设有机修厂和发电厂，还利用附近糖厂榨糖后馀下的母液发酵和精溜，制成动力用的酒精，作为本厂汽车运输的燃料。凡此种种措施，都为久大在四川获得立足点创造了条件。后来它成为“外省迁川工厂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久大自流井盐厂将全部厂房设备交由川康盐务局接收经营，改称为盐业示范工厂，继续为川盐革新作出贡献。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2．建设永利川厂。
　　水利川厂厂址选择在五通桥老龙坝，距自流井产盐区约二百公里。范氏之所以选定这个地方作为厂址，是由于：一、五通桥盐区开发历史不长，地下资源丰富，据地质工作者估计，盐卤储量不会少于自流井的储量；二、该设厂基地位于岷江之滨，终年可以通行一百吨至二百吨位的船只，顺流而下，经宜宾、泸州可直达重庆；还有两条公路：一自五通桥经嘉定(乐山)、眉山、新津达成都，一自五通桥经荣县、自流井达内江与成渝公路相衔接而达成都，交通方便；三、当地产煤丰富，燃料取给方便。当时，资源委会员岷江电厂、犍为焦油厂、木材干馏厂，以及上海内迁的制革厂、绸织厂，均相继在这里建厂，与原有的盐井、盐厂相辉映，逐渐发展为川西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永利在老龙坝建厂，由南京合成氨厂傅冰芝主持厂务，该厂占地近千亩，其中有平原，也有丘陵。其布局是：仓库与发电厂建在平地；职工宿舍建在左边小山丛林之中；并将大部丘陵开成山洞，准备将重要车间置于庞大的山洞中，以防空袭损失。当时，经过初步调查研究，认为如利用井盐卤水作原料制碱，其成本将远远超过海盐制碱。按照苏维尔制碱法，以食盐与石灰石所生的炭酸化合反应时，仅利用了氯化钠中的钠元素，其中的氯元素却与石灰石中的钙相化合而成氯化钙，无法利用，排入江河田野，造成污染。而重碱过滤后，母液中的氨是要回收的，必须把氨水加温，将氨蒸馏出来循环使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补充消耗，增加成本。侯德榜及其技术助手早有革新苏维尔工艺的想法。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在重碱过滤后的母液中，不收回氨，而用加盐来增加母液中氯离子的浓度，使之与原存在的母液中的氨离子结合，经冷却后得出结晶的氯化铵。这一作法一度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后来根据侯氏本人的建议，改称“联碱法”，即同时既产纯碱，又产氯化铵之意。侯德榜由于改革制碱方法而闻名中外，受到我国化工界人士的推崇。为了支持侯德榜搞革新，范旭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九三八年夏季，范氏到香港，听说德国某工厂正在试用一种类似“联碱法”的办法生产小批量的产品，便将侯德榜与永利另一技术员派往德国考察。他们抵达德国后，始知该工厂并无这方面的技术资料；加以受到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的怀疑，便离开德国经法国转往美国。在李国钦的支持下，侯于纽约设立永利办事处，一方面为永利川厂采购设备，同时在那里成立一个小型化验室，继续研究试验用川盐卤水(小样)和“联碱法”制碱的技术。范氏考虑到他们人力单薄，又从永利在国内的技术人员中选派二三人前往协助。由于美国生活费用太高，一年后，这个试验小组迁到香港九龙继续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范氏又在永利川厂成立“联碱法”实验中心，将原在外地做实验的人员陆续撤回，扩大实验规模，终于取得完全成功。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初，永利川厂已用“联碱法”大量投制产品。这是范氏支持侯德榜在我国制碱技术上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永利川厂除了搞“联碱法”实验成功以外，还搞了其他一些建设。该厂从南京撤出时运来的一套二千瓩涡轮发电机组，在一九四一年便已安装完毕，投入了生产。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机修车间，从翻砂造型到车钳、铇、铣等机械加工，以及电炉炼钢等设备，都已配套成龙，不仅满足了本厂生产的需要，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厂子的建设。其中最为出色的一项工程，是在离厂约十余里的盐区原野进行勘测，觅定一个钻探点，从一九四四年开始打钻，费时三年，井眼深达二千公尺，穿过石油层(经取样化验为重油)达到了盐层。这一深井的深度不仅远远超过了当地和自流井已有的盐井，而且超过了甘肃玉门石油矿深井的深度，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口深井。它为断定五通桥地区存在丰富的盐储藏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为了给钻探这一深井提供技术和物质条件，范氏叫侯德榜在美国采购了一套能钻二千五百公尺深的石油钻井设备，重达二千余吨。其中深井套管每根长达十余公尺，四吨载重汽车一次只能装二、三根。当时，我国从北到南的海口，几乎全被日寇封锁。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凡运往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军需和民用物资，大部分须经越南海防、河内，进入滇、桂两省，然后转运其他各地。后因日本海军舰只经常在越南沿海骚扰，只好改道由缅甸仰光进口，经铁路运抵缅甸北部曼德勒，再由中缅公路运到云南昆明，又经川滇公路运抵四川泸州转往各地。永利川厂在美采购的器材，大都是经上述路线陆续运进的。在中越、中缅两公路运输中断以前，范氏以六十岁的高龄，亲临运输前线，历尽艰辛，使永利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抢运了大批重要器材，保证了川厂深井钻探工程和“联碱法”工业性中间试验的顺利进行。
　　为了建设永利川厂，范氏还做了许多工作。当“联碱法”实验取得初步成果时，他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报告，要求批准建厂计划，并转饬四联总处(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等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拨借法币二千万元，作为永利川厂建厂资金，其中半数按当时外汇牌价(即法币二十元折合美金一元)拨给外汇，供在国外采购设备器材之用。此项借款以永利全部固定资产作担保，待川厂建成投产后，按还款时币值折算(即保本付息)，分期归还。范氏曾以其国民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广为宣传，获得支持，终于得到国民党行政院批准，与四联总处签订长期借款合同。范氏在筹措资金有了着落之后，于十九四○年春经香港乘飞机到菲律宾，再乘海轮渡太平洋到美国旧金山。这是范氏第一次美国之行。根据当时情况，除需要在美国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外，还要自办中缅公路线上的运输。为此，范氏一次就购买了货运卡车一百辆，随后又添购一百辆。这批车辆除运输永利本身的设备物资外，还承担了抗日时期军需物资的部分运输任务。范氏在美期间，还参观了碱厂及其他一些化工厂和石油钻井工程与中小型煤矿。他与侯德榜商定，雇用一位技术熟练的美国工人前来川厂为钻井工作传授操作技术(月工资美金四百元，另由厂方供给伙食和住宿)，并派一位高级工程师具体协助进行。他布置就绪后，随即回到昆明，指挥繁重的运输工作。他为了解决永利川厂发电厂的燃料用煤问题，还根据地质资料，在厂址范围内，自办一个半机械化的煤矿，投产后可日产煤五十吨。由于煤质较差，不适合炼焦，后来改作了锅炉燃料。以上所述，是范氏在建设川厂中采取的主要措施。不难看出，该厂建设所经历的道路是相当艰难的。正如范氏所说：“由于内地条件差，办工业样样都要从头做起，没有原料要自己动手打井取盐，没有煤炭要自己开矿取煤，真是件件都得自己办。”
　　当“联碱法”工业性中间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出，范氏满以为这一新的制碱工艺可以在川西新的化工基地上大放光芒，不意日寇南侵，中缅公路中断，中印公路一年后勉强通车，也只许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永利川厂部分器材经由美国运到印度后，都搁在长运郊区的仓库内，难于运回国内。在这个情况下，只好任其推延交货时间，或干脆取消合同，停止发货。但永利川厂不能因为建设大厂的计划受到阻碍而坐耗资金，便利用已有的厂房和设备器材，在邻县乐山、夹江等芒硝矿产地采购芒硝，以路布兰制碱法生产纯碱，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停止这种生产。
　　3．筹建永利湘厂未成。
　　早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范旭东就有建设永利湘厂的打算由李滋川任建厂基地负责人，已在株洲白石港选定厂址，征购土地，并已动工兴建发电厂的厂房、烟囱和仓库(现均为株洲火力发电厂所利用)，占地约干馀亩。后因抗战发生而停止。但范氏并未放弃在湖南建厂的计划。到一九四四年，他又著手湘厂的筹建工作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范旭东与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等人，以民族工商业代表身份，参加在美国召开的战后工商国际开发会议。这是由美国实业界发起，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协调并利用各国的民间工商业，繁荣自己战后的经济，而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与会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垄断资本集团的代表人物。范氏等作为中国的代表是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持有外交使团护照而与会的。当时，范氏拟向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一千六百万美元的贷款，以引进一系列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年产五万吨的合成氨厂，年产五十万吨的水泥厂，日产五十吨的民用平板玻璃厂，以及塑料厂等整套设备和一个日产五百——一千吨的煤矿的机械设备。全部购价约为三千六百万元。这些设备就是为筹建永利湘厂而订购的。范氏原意，如此次借款成功，则将设备尽快购置到手，安装投产，作为自己实业的发展，也是对建设故乡的贡献。他这次在美国与有关厂商签订了引进建设湘厂所需设备的草约之后，即与侯德榜联袂离美，于六月底返回重庆，向国民党政府当局报告，要求政府批准在美借款合同(草案)，并由中国银行总行纽约分行副署签字，担保借款的清偿。当时，国民党行政院实际由副院长孔祥熙主持(院长系蒋介石兼)，中国银行董事长为宋子文，他们对批准范氏借款要求一事互相推诿。宋子文仍然有意将永利这个在民族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企业纳入他的垄断资本财团，再度向范示意，如同意由宋出任永利董事长，此一对外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总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范氏通过多年与国民党政界人土的接触，深知其反动本质与官僚作风，极不愿官僚资本插手于他毕生奋斗的事业，对宋的要求未予理睬。因此借款合同未能签订，引进设备建设湘厂的计划也就搁置下来。不久，范氏就逝世了。
　　八、举办其他事业和参加社会活动
　　抗战期间，范旭东还办了一个中国工业服务社。他为该社拟订的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于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在四川南川县与当地人创办的一个煤矿签订了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上去了。还有一个酱油厂，也是由服务社通过黄海化工研究社提供发酵技术发展起来的。范氏还与金城银行合资，在上海筹办了一个麻纺厂，拟从印度、巴基斯坦进口黄麻，纺织麻袋，供久大、永利作包装食盐、纯碱，硫酸铵之用。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建。抗战胜利，范氏逝世后，该厂终于建成投产。范氏生前有一自营内河航运计划，即用自己的轮船将久大的食盐和永利的纯碱、硫酸铵，由产地经长江运到鄂、湘两省，再将永利在湖南宁乡办的清溪煤矿产的烟煤运回南京，供应合成氨厂。这样可以节约运费。这一计划，也是在范氏逝世后，由其事业的后继者所实现的。范氏生前向美国借款建设湘厂时，曾着眼全局，提出一个建设十七个化工基地的规划，其中除永利塘沽碱厂、南京合成氨厂、永利川厂、湘厂等四大基地之外，还准备在兰州、郑州(或开封)、广州、温州以及上海市近郊等地，分别建设一些化工基地，为我国发展化学工业建立基础。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范氏的设想。可惜范氏本人未能躬逢其盛。
　　范旭东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的理事达三十余年之久。该社编辑出版的《自然科学》杂志，解放后还在继续出版。为了纪念其胞兄范源濂，范氏曾将其兄在北京市石驸马大街住宅捐献给该社，并倡议筹集基金举办“静生植物研究所”，在北京西郊设种植园，作为培育我国各种良种树木、花卉的基地，聘请胡先骕主持其事。胡氏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中国植物学家(胡氏在解放后将该社并入中国科学院，被任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兼植物研究所所长，一九七九年七月病逝)。范氏曾受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之聘，任评议员达十余年之久。他与该院总干事杨铨(杏佛)交谊甚深。范氏还几度被推选为中国化学学会会长。该学会出版的《化学报》是我国发行较久的化学专业杂志，迄今仍持续出刊。范氏对学会与出版物献财献策，不遗余力。范氏还继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这一出版事业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并在筹措经费方面作过支援。范氏还是张伯苓所创办的天津南开大学的校董和许黄萱祐创办的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他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均捐赠有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深造，对我省创办最早的隐储女校曾多次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范氏除上述社会学术活动外，还在久大、永利、黄海、永裕等厂、社所在的塘沽厂区之内，为职工统一举办福利设施，如职工医院，“明星”小学，俱乐部，等等。还出版《海王旬刊》，设立黄海图书馆，作为内部交流事业经验，开展学术研究，互通活动消息的一条纽带。《海王》旬刊卷头载有这样的信条：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四、我们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这个内部刊物创办于一九二八年，由范氏老友阎幼甫主编。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刊曾迁到长沙发行过几期，随后迁往四川嘉定。抗战胜利后，又迁到南京梅园新村，继续发行，直到南京解放。
　　范氏也长于写作，他所创办的久大、永利、黄海等企业的章程，以及与官方往来的重要公文，多数出于他的手笔。为了带动职工们向《海王》投稿，他亲自为该刊撰写短评、游记和杂文不下百篇。这些文章的内容涉猎甚广，有的是针对时弊发表议论，有的是对振兴实业、发展科学提出主张。他还应约为天津和重庆《大公报》的星期评论专栏写过十余篇文章，立论多偏重于振奋实业。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范氏的思想和愿望。
　　九、生活志趣和思想作风
范旭东虽然创办和主持了几个较大的企业，当了总经理，但是他主要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他在企业盈利中应分得的酬劳金为数甚巨，他全部捐赠给黄海化工研究社充作建社基金。他死后并未给亲属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据我所知，他的夫人在解放后、公私合营前，一直靠久大、永利两公司按范氏生前的月薪发给的生活费维持生活。范氏毕生的志愿是“发展实业”，“科学救国”。他个人生活简朴，淡泊宁静，不尚豪华。他家住天津时，曾自置小住宅，但不久即迁居。此后，他在天津、上海、香港、重庆等地，住的都是一般中产阶级家庭所能租赁的房屋。他在天津、上海出门很少坐汽车。后来在重庆，住在沙坪坝，因来往市中心过远，才乘公司汽车。他在沙坪坝南园平房小会客室里，曾经接待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如黄炎培、周炳琳、任鸿隽、胡先骕、曾昭抡等。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维持和发展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相周旋，但从无奴颜媚骨、阿谀奉承的行为。除因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有时不得不出席一些公开集会和宴会外，他从不请客送礼，更不邀宴权贵。他自己常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九o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由蒋介石兼主席，范氏被任为委员。后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隶属经济部，由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范氏蝉联该会委员。他向翁、钱提出若干建议，主张资源委员会应着重于资源的调查勘探，为开发、利用和保护国家重要资源作准备工作，委员会不必自办所谓“国营”企业。他说：如果要他把所创办的企业交由国民党接办或搞什么“官商合办”，他是信不过的。但是如果中国政治真正走上民主轨道，政府廉明公正，他所经营的企业可以随时交给国家，用它来为人类造福。全国解放后，与范氏生前共同创业的人，都坚守岗位，迎接解放，无一外逃。范氏毕生创办的事业，终于归到人民手中。
　　范氏思想活跃，热情奔放，健谈而富有风趣，态度平易近人，与职工交谈十分随便，从不疾言厉色。人们常从他的言行受到感染和启发，因而对他非常敬重。由于他胸襟豁达，处事干练，许多棘手的问题，经他处理，往往能够迎刃而解。一九三一年，永利碱厂曾发生过一次罢工风潮。那是国民党派驻该厂的党务特派员蓄意挑拨工人内部团结，煽动两派互相对立所造成的一次纠纷。范氏获悉之后，一面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自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交涉，要求撤换驻厂的党务特派员；一面由侯德榜出面直接与工人中两派谈判，调停彼此间的不同意见，很快就平息了这次罢工风潮。
　　范氏不畏强暴，不计个人安危，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下面举几个这方面的事例。
　　1．一九二五年，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以筹军饷为名，行绑票勒索之实，派一军官随带枪兵数名乘汽车到范旭东家，说司令要请他去谈话。范氏镇定自若，当即登车随往与李景林见面。李要他捐军饷二十万元，范严词拒绝，说他本人不是财神，不能应命。李说那么就向久大借好了，范说久大是股东集股办的，他无权出借公款。一个非借不可，一个硬不买帐，相持不下。李即下令扣留范氏，并派人到久大要挟说，如不筹款送来，范的性命难保。范源濂在北京闻讯赶来天津，找人从中斡旋。后来由久大公司背着范氏筹款八万元送去，范才脱险归来。
　　2．一九三一年“九o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入侵我东三省，范氏出于爱国思想，写了一封信给他在日本京都帝大的老师，表示他不能再与这位老教授保持友谊和通信联系，并对日本入侵我国表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3．一九三三年春，范氏到上海，寄寓南京路华安大厦(现改名华侨饭店)，恰遇日本商人某(即常驻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代表)也同寓该处。这个日本人进入范氏房间，搭讪着对范氏说：“满洲国已成立了，‘九一八’事变是‘地方事件’，现在无碍中日两国邦交。”范氏以日语怒斥其言，说“你欺人太甚!你侮辱我的国家民族，你我势不两立，快给我滚出去！”随将这个日本人推出房间。当时，我正去看望范氏，亲见这个情景，深为感动。&
　　4.抗日战争期间，水利、久大在重庆两路口二元路设有联合办事处，在范氏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有一张塘沽碱厂的照片，他亲自在照片上写了“燕云在望，以志不忘”。两句话。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在此照片前面伫立观看，他对我说：“我们一定要打回去的。”可见他对抗战必定胜利，抱有坚强的信心。
　　5．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的同时，分兵入侵香港、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地。当时范旭东夫妇正在香港。香港英国驻军稍作抵抗即向日本入侵者投降。在英日军事相持的数日中，重庆政府驻港人员奉命通知范氏，说他可以由港乘飞机直飞重庆。他拒绝了这一特殊照顾，为了防范意外，他夫妇离开铜锣湾寓所，搬到中环商业区金城银行营业间开地铺暂住。旋即偕夫人并秘密约了十余人，其中有何廉(曾任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徐国懋(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等，雇一小帆船经九龙入海，沿大鹏湾海岸线迂回飘行，越过日军岗哨，到未沦陷地区登陆，步行到惠阳再转乘汽车、火车和飞机，经韶关、衡阳、桂林返回重庆。旅途跋涉达月余之久，备尝艰苦。这是范氏爱国思想的再次表现。　
　　6．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为争夺我国汽车市场，拟在我国开设一个汽车装配总厂，由美国运来零配件，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福特属意范旭东与他合作，只要范氏投入少量资金，就请他出任这一合营企业的总经理。范氏不肯背弃他自力更生的一贯主张，以忙于本身业务婉言推卸，并说：“兹事体大，应与我国政府接洽。”福特对国民党当权者没有信心，因而改变计划，到日本大阪设厂去了。　　
　　7．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开办碱厂，一开始就为英国卜内门化学工业公司所注目。因该公司长期垄断了我国和远东地区的碱市场，对永利开办碱厂，深为嫉视，企图加以扼杀。当永利制碱技术尚未过关，生产还不正常的时候，该公司即向范氏表示，愿以高于范氏投入建设碱厂的资金一倍的代价，收购永利碱厂。范氏断然回答：“我搞不成制碱，宁可自杀，也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待永利碱厂进入正常生产，有产品投入市场时，卜内门公司又挟其雄厚资本与所掌握的市场，对永利开展竞争。他们采取削价倾销的手段，在永利销售纯碱的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大幅度降价，甚至赊销出售，企图一举将永利从这些市场挤出；而在天津则不予降价，企图诱使永利将大部分产品在本地销售，而让他们的产品继续占领我国其他广大市场。范氏研究分析了市场动态之后，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指示公司的营业机构，当卜内门将碱价降低时，我们便以更大的幅度即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并延长赊销兑款期限；本厂的产品除了在天津销售外，仍继续在其他地方销售。这样一来，卜内门才感到永利这个对手不是软弱可欺，而是难以战胜的。当范氏作出这一决策时，永利公司内部眼光短浅的人，曾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永利纯碱能在天津多销，就不会亏本，或者还略有盈利，这样也就可以将企业维持下去，无须去占领其他市场了。范氏解释了他的策略，说：“如果我们把销售集中在天津一地，外地销路没有打开，市场基础不巩固，有朝一日，卜内门再回过来收拾我们，我们将完全处于被动，束手无策，结果很可能彻底失败。”果然，永利在各地大幅度降价出售纯碱不到一个月，卜内门公司即派人来要求同永利协商调整纯碱售价了。与此同时，该公司还通过永利的职员，推荐一个小职员进入永利，作为坐探，来收集永利的业务情报，向他们汇报。此人在卜内门和永利都拿薪水。后来他终于天良发现，将他充当间谍的事实坦白出来。范旭东获悉之后，立即找他谈话，表扬他的坦白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保证不解雇他，要他继续拿薪工作。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后当他向卜内门公司提供情报时，应先由范氏指定公司中的高级职员虚拟业务动态材料，然后由他本人抄好送交卜内门。这一反间谍绝招，使永利在与卜内门争夺纯碱市场中居于有利的地位，卜内门挤垮永利的企图终成泡影。后来，他们终于向意了范旭东提出的纯碱市场销售额的协议，即永利纯碱销售额应占我国市场销售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一(按当时永利纯碱年产约六万吨，尚不及市场需求量的三分之一)。这是范氏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维护我国民族工商业权益的斗争的一个胜利。卜内门公司总经理来中国视察业务时，曾通过其驻上海经理约请范氏在天津会见。范氏则只同意在上海相见。该总经理原是为了亲自到永利碱厂了解情况而到中国来的。他到中国的次日，即由上海赶赴天津。范氏获悉他启程来津的消息，即于当晚乘火车南下，行前吩咐永利的同事说：如果卜内门总经理要求参观碱厂，可以陪同进厂，但只让他看看锅炉房，谢绝参观主要车间。范氏事后对人说，二十余年前他到英国参观碱厂，对方也只让看了锅炉房，我们也只能如此，这是礼尚往来。卜内门总经理天津之行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又回上海与范氏会见，两人叙谈了约两小时，没有让对方捞到什么好处。范氏一九四五年十月病逝重庆的消息传到国外，卜内门公司曾发来唁电，并派该公司在重庆的机构的负责人(英国人)到范氏灵前献花致敬。
　　十、与中共的交往
　　范氏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贪污腐化甚为不满，曾经两次拒绝蒋介石邀他出任政府部长职务(一次是一九三五年邀他出任实业部长；一次是一九四二年邀他出任经济部长)。他宣称：自己立志毕生从事实业，决不做官。但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却有过联系。一九四四年，范氏通过其同事萧豹文的介绍，结识了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当时化名龚再僧)。龚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批准下，以其个人名义与范商量，达成协议，筹办私营建业银行。该行向国民党政府注册资本为法币一千万元，由范氏的久大、永利投资三分之二，龚投资三分之一。范氏派范鸿畴为该行董事长，推龚任总经理。一九四五年六月在重庆开业。抗战胜利后，建业银行在上海设总管理处，由龚任董事长，黄肇兴任总经理，并在南京、汉口、重庆、天津、长沙设有分行(我于一九四七年在长沙分行任副经理，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由总管理处调到广州，开办大德企业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这时，龚老已离沪到了香港，我经常去看他，因而能够较详尽地了解范氏通过开办建业银行，与中共建立联系的经过。抗日战争时期，范氏通过私人关系，或利用国民参政会开会的机会，与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同志有过多次交往。当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他还与毛主席见面交谈过。毛主席向他表示，在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一九四四年春，我与我爱人在范氏家里作客，他在饭桌上闲谈时，曾深有感慨地说：“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从这些言行中也可以看出范氏晚年的政治倾向。
　　十一、病逝重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举国欢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的当天晚上，我去看了范先生。当时，他住在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内南园寓所。他语重心长地对我和其他来访的人说：抗战胜利了，建国则任重道远，尚有待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正当范氏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各厂，接管原有财产时，孰料他突患急性肝炎，医治无效，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三岁。
　　范旭东的逝世，使他的事业的追随者、支持者和亲友们，深为悲痛。当时，毛主席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曾题“功在中华”的横幅和“化工先进”的挽辞，对范氏逝世表示悼念。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亲往南园吊唁。重庆《新华日报》于十月六日报道了范氏逝世的消息；又在十月二十一日发表了许涤新同志的一篇悼念文章，文中表彰了范氏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当年十一月十四日，由二十二个团体发起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阎幼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胡厥文的挽联是：“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竞全功。”还有一位女工送了如下的挽词：“你死了，我们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十二& 结束语
　　范旭东氏的一生，抱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志趣，尤其他毕生从事化学工业的成就和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由于他的出身经历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局限。　
　　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美好的局面，使他能施展平生抱负，然而他没有悟到不从根本上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一切事业都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真理。因此，在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之时，他还存在着幻想，曾以当时国民参政员身份，提出过“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的提案，寄望于国民党政府的大发善心，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复兴民族。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和态度，正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是我们今天来全面认识范旭东时不必回避的。　
　　的确，范旭东这位爱国的实业家死得太早了！他没有能够看到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诞生，没有能够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更没有料到他毕生为之奋斗、使国家臻于富强的理想能在三十多年后初步实现。这对范氏来说，是不无遗憾的，但也是可以引为欣慰的。
　　我作为范氏的亲戚晚辈和他的事业的追随者之一，就自己所知，提供这篇资料，藉以纪念范氏，並供研究我国民族工业史的参考。但因个人所知有限，漏误之处必多，尚望久大、永利同人和范氏亲友加以补正。
来源：1983年第17辑《湖南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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