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5 12:09
来源:
澎湃新闻
如果说2019年是“黑天鹅”事件频出之年，那么，“黑天鹅”与“灰犀牛”齐舞的2020年，可以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收入不平等、增长不确定和不稳定等“老生常谈”的问题。这场疫情对跨地区、跨区域布局的全球产业链产业安全产生了严重冲击，特别是正值选举年的美国，贸易摩擦已经沦为政治选举的工具，美国单方面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已经从关税保护措施跃升至管制技术出口、封杀诋毁外企和限制留学签证，全球保护主义蔓延势头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全球累积的地缘政治风险已经在中东、西亚等地区引发了多次局部性军事冲突，从美伊冲突、土俄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角力到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冲突、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等，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和平发展的不确定性。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愈发不确定、不稳定的时代，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贸规则体系，是世界和平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机制保障和驱动力。但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显著的调整趋势，涌现出“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现有规则体系中的矛盾逐渐累积放大，全球化发展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调整和矛盾。从更深层次来看，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来源于以下四大冲击:
第一大冲击来自2019年末爆发并蔓延至全球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极高的传染性使其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疫情”。在全球化发展深陷泥潭的背景下，新冠疫情阻碍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也进一步影响了国际经贸合作的正常开展，对全球经贸一体化造成了结构性深层次的冲击。同时，新冠疫情还造成了产业安全维度的冲击，包括跨国企业产业链全球布局模式，供应链产业安全等受到空前挑战，航空、旅游等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行业受到外需急剧下降的严重冲击，要素流动严重受阻。此外，新冠疫情还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模式以及机器自动化产业在此次疫情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部分行业乃至社会的运作模式，可能对传统的经济活动方式和就业结构产生长期甚至具有变革意义的影响。
第二大冲击来源于单边及保护主义对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的冲击。经验和理论都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但是，受制于全球化本身的结构性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保护主义思潮阻碍了全球化自身的健康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立的现有国际经贸治理体系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将“美国优先”作为宗旨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单边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演绎到极致，从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到阻挠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正常运作，甚至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种破而不立的方式显然不利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其功能，对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也不会带来任何积极意义。即使美国大选后可能跳出单边主义路线，西方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保护主义思潮同样也值得关注。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得以快速崛起，这导致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国际地位、权利和义务等发生了重要变化，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地位也发生了深层次变化。如果发达经济体坚持用保护主义来应对这种格局变化，不仅不利于缓解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南北矛盾，也不利于全球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大冲击是中美经贸冲突对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的冲击。美中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和贸易实体，是全球经贸繁荣和稳定增长的重要压舱石。但是，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逐渐从特定进口产品的惩罚性关税扩大至惩罚性关税清单，并不断升级至高科技技术产品出口禁令和恶意抹黑打压中国企业等全方位措施。中美贸易摩擦逐渐转变为中美经贸冲突，对双方乃至区域和全球的经济、贸易和产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美国试图切割、孤立早已同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中国，这不仅提高了全球产业链的运营成本，而且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产业安全构成了实质冲击。
第四大冲击是政治军事冲突对区域发展条件造成的冲击。区域和全球和平发展始终是区域经贸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冲突事件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自2019年以来，先后爆发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加沙地带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冲突、土耳其先后出兵叙利亚和利比亚、土耳其和希腊的边境冲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爆发的纳卡冲突等一系列军事冲突。政治军事冲突在西亚和南亚地区呈现出常态化的发展态势，地缘政治正逐渐取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位，这既不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上述四大冲击不仅反映出如今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和国际治理体系面临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深刻反映出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本质上看，国际外部环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更多参与到世界治理体系之中，并由此导致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变化。 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以下几大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全球增长问题。新冠疫情迫使我们深入思考世界经济的增长问题，因为全球化发展难以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已经陷入“长期停滞格局”；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需求产生短期冲击，以及新冠疫情模式下新技术、新业态将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产业链造成中长期冲击。同时，2008年以来各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普遍采用的货币、财政双宽松的非常态货币政策刺激，在造成全球房地产、股市等资产价格高速膨胀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激励效应已呈现出明显的疲软态势。是应当维持非常态货币政策，还是返回常态货币政策，抑或探索其他政策工具？此外，“逆全球化”思潮也是研究全球增长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理论可以推定，经济全球化本身体现的国际分工深化、自由贸易发展、全球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通过市场的相互开放使得各方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现实中，推动全球化的主体主要来源于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而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不同生产要素在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存在巨大差异问题日益突出；而且，全球化发展中也存在产业转移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失业加剧和世界经济层面的“储蓄—消费”结构性失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不平等问题。在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制的有效作用下，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而且呈现加剧的可能。一方面，各经济体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愈发突出。虽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高速发展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剔除中国等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经济体难以顺利融入全球化一体化发展进程，还因为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下，发展中经济体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难以跨越“马尔萨斯陷阱”以及所谓的“中低收入陷阱”。另一方面，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论证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长期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三是全球化趋势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中国—西亚—美欧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中心、全球能源中心、全球消费中心的“三角稳态格局”开始被打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构。一方面，即便美国政权更迭后放弃单边主义，美欧等西方经济体已经愈发重视国内产业空心化和失业问题，由此导致部分产业回归成为必然趋势。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企业为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扩大市场，扩大对外投资以及参与全球资源要素配置势在必行，将调整当前由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布局结构。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上升，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将对美欧国内需求市场疲软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进而形成以发展中经济体内需市场为核心的区域性经贸一体化新格局。
四是国际经贸规则问题。数十年来，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多边体制的多数谈判停滞不前，拉大了现有多边经贸规则体系与现代全球经贸模式之间的差距。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谈判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多边体制“协商一致”的原则被认为缺乏必要的政策灵活性。在普遍认同国际经贸规则急需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改革便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协商一致”是否有必要妥协和修改？是放任更具灵活性的双边和区域贸易体制，还是通过诸边体制“曲线救国”？与此同时，美国在部分双边贸易协定中设置的“毒丸条款”体现出极大的负外部性。此外，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贸易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经贸模式，特别是科技企业往往体现出较强的垄断性和产业边界模糊性，对现有监管模式和监管政策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五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现有全球治理体制主要由发达经济体主导，但是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因素下，该体制存在问题和缺陷是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共识。但是，各方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缺乏共识。国际经贸规则需要的究竟是重构还是修正？同时，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如何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是当前各界亟待破解的问题。这五大世界经济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既需要我们开展全面深入的前瞻性、战略性思考和研究，也需要我们放眼全球，分析和借鉴海内外优秀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发挥他山之石的启迪和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选编出版此套“贸易·政治·全球化译丛”。译丛共包含八本著作，大致分为三个领域，分别是世界贸易体系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研究和自由贸易思想史研究。
目前，该译丛已经先期出版了《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继创造“资产负债表衰退”概念之后，辜朝明在这本书中再次提出了全新概念——“被追赶经济体”。有别于“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聚焦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问题，本书以全新的理论分析当今发达经济体出现的经济增长停滞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可以理解为高收入水平阶段发展陷阱的研究力作。作为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作者对当前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经济与政治困境的核心驱动因素做出界定，并试图跳出当前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发展思路，提出可行的发展思路，体现了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思想力。
其他待出版或即将出版的图书有《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学：WTO及未来》《军事实力、冲突和贸易：军事开支、国际贸易和大国竞争》《国强国富：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四处行销的保护主义：<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和大萧条》《国家财富：美国贸易政治史》《贸易战：国际贸易政策的激进主义和政治化》《自由贸易思想史》。
（本文摘编自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博士生导师权衡为“贸易·政治·全球化译丛”撰写的总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近年来，由于一些国家施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霸凌主义、分裂主义和军国主义，引发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极大风险，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认识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在当前选择正确方略的基点。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延续既往的，也有不断增加的，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贫富矛盾　　世界经济发展最不公平的问题是贫富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总体来看，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　　加入联合国的193个经济体中，排在前10位的经济体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0%；排在第11位到20位的经济体的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剩下的170多个国家产生的GDP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0%。世界经济的增量和财富量越来越向发达国家和后来快速发展的国家集中。　　富人与穷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英国《卫报》2018年4月7日报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1%的人，将掌握2/3的财富。应该指出，贫富矛盾是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根源。　　南北矛盾　　二战后，一般把发达国家称为北，发展中国家称为南，因此，南北关系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近几十年以来，南北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世界上出现了“金砖五国”“灵猫6国”“E11国”等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等机制或组织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推动原来的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时点上，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上的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与博弈非常激烈。　　新旧动能矛盾　　新旧动能矛盾主要指新旧动能转换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结。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云服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导致了新经济、新动能的产生，旧的经济形态、旧的产业业态和旧的发展动能正在被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替代。一方面，国家之间和地区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生了包容发展、共享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旧的管理思维习惯、旧的管理方式、旧的管理流程与新经济、新业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当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击的正是这种新业态。尽管国际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已经形成，但仍旧使用1809年的原产地原则、1930年的关税法、1974年的贸易法来制定全球贸易政策。这就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收支矛盾　　全球性的收支矛盾，即高债务和财政支出能力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目前全球债务已经高达247万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该机构2018年10月份公布的数据，美国当时的主权债务达到21.8万亿美元，政府主权债务达到GDP的106%；日本债务规模达到GDP的260%。欧洲债务规模平均达到GDP的95%，其中一些国家债务率更高，如希腊达到179%，意大利达到138%，英国达到89%。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总体可控，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37%，家庭债务也在可控范围内，但企业债务在250%至260%之间，总杠杆率249%。　　总体看，全球性财政支出拮据。美国要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财政支出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大，且每年债务增加1万多亿美元，预计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结束时债务将达到25万亿美元。欧洲特别是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正在减少老百姓的福利，但遭到了强烈抵制并不断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在一些贫困国家，财政支出能力更加不足。　　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矛盾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博弈空前激烈。二战之后，美国等国家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IMF和WTO，构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总体上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多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保持了几十年和平发展的环境。　　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美国认为原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和利益最大化，于是走向它的反面，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基本上都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美国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作为处理全球问题的依据和规则，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凌驾于全球规则之上。美国原来是经济全球化及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旗手，现在则变成了破坏全球秩序和规则的搅局者。世界经济受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最大风险源，恰恰来自原国际秩序及规则的构建者、主导者和建设者。　　开放和封闭的矛盾　　世界上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矛盾比过去更加显性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的是坚持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道路。自1978年最早在广东承接第一单加工贸易起，实行从试点开始、从东南沿海开始、从三来一补的国际贸易开始的渐进式开放，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了制度性、高标准的与世界市场和规则全面接轨的开放。　　而有些国家，原来是开放的经济体，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现在却正在走封闭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道路。修墙是物理上的隔离，高关税是在关税上筑就的“高墙”，限制或禁止高技术产品出口是人为地切断全球产业链。这些做法是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没有深度联系时的经济形态和封闭的思维来处理当代问题。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引发的全球性问题甚为严重。世界当代经济由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构成，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但是两者必须是匹配的，实体经济是产生虚拟经济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产生的增量或者变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有谁、不应该有谁的问题，两者必须有但不能失衡。　　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国家过度服务化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一些后发国家正在效仿并将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一些国家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又在加快堆积；一些国家房地产过度投机化和脱离价值及使用价值，形成“吸金”狂魔，这种经济循环绑架了政府政策。当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的时候，虚拟经济的大厦就会坍塌。　　老龄化和社会保障能力的矛盾　　2000年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0%，之后老龄化速度加快，目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已有100多个。美日欧目前是“深度老龄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高达27%；其次是意大利23%，德国21%，法国20%，英国19%，加拿大17%，澳大利亚16%，美国15%，俄罗斯14%，中国11%。　　众多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急速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非常剧烈，北欧国家原来从摇篮到坟墓全流程社会福利制度遭到严重挑战，成为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动因，老龄化排在全球前十位的国家，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近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口年龄划分标准作了调整，1~17岁为未成年人，18~65岁为青年人，66~79岁为中年人，80~99岁为老年人，100岁以上为长寿老人，人们的预期生命周期大大延长，社会福利的支付周期也将随之大大延长，全球性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大国竞争与博弈越来越激烈　　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做强国梦，都走在强国的道路上。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二战以后，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与冷战，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形成了“一超多极”，一个超级大国是美国，多极为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东盟等国家和地区。　　在激烈的竞争博弈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核心关切，不断地进行基于利益的排列组合，这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变动的重要动因。大国关系调整结束了全球发展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独善其身时代，也结束了传统盟友的捆绑关系，世界更加多元、多极、多样和多边，大国之间更像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在新的国际竞争与发展格局中，世界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不是被压缩了，而是扩大了。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