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去幼儿园接女儿乔乔。

刚出大门，乔乔突然欢喜地喊着“舅舅”，扑向一个男人的怀抱。

弟弟吕益站在车旁，弯腰抱起乔乔，用鼻尖抵着她的额头，两人笑得咯吱咯吱。

“周末啦，去舅舅家玩好不好呀？”

乔乔揽着舅舅的脖子，开心地点头。

可是我却有些不太想去。

夕阳下，吕益看我的眼神浓稠得化不开。

有些隐藏已久的预感，像火山般呼之欲出，令人生畏。

是的，我和吕益不是亲姐弟。

我是一个弃婴，刚出生就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

吕爸爸吕妈妈收养我的时候，我还不到3个月。

他们给我起名“吕楠”，名字虽铿锵，小名却很软糯，叫囡囡。

爸爸经常说，囡囡是一个福星，给整个吕家带来了好运。

的确，我被收养后不到一年，妈妈就怀孕了。

她那年已经31岁，多年备孕无果，后来不知是偏方奏效，还是神明保佑，在我来到这个家之后的数年里，她接二连三怀孕，相继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两个妹妹叫吕欢，吕馨，最小的弟弟叫吕益，比我小七岁。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记忆里，还没上学，就有做不完的家务，喂鸡、喂鸭、割猪草，捡柴火……

再稍大一点，要干农活，照顾弟弟妹妹，做饭洗衣等等等等。

夏天还好，冬天就遭了老罪了，结了冰的河水，刺骨般寒冷。

满满一大盆的衣服洗完，我的手冻成了胡萝卜，冻得麻木了，满手的冻疮都没了知觉。

即便如此，脾气暴躁的妈妈还是非打即骂。

幸运的是，在弟弟两三岁的时候，爸爸跟人合伙，在镇上开了一家早点铺。

卖些豆浆油条、豆腐脑、饼夹菜之类的早点。

没想到，生意竟然出奇的好，家境改善了很多。

爸爸人聪明，脑子又活络，学到手艺后，很快起锅另干，把早点铺搬到了县城。

在县医院旁边租了挺大一门面，生意越做越火。

后来家里就在县城买了大房子，弟弟吕益也上了昂贵的私人幼儿园。

我只要放了学，就去餐馆里帮忙，和面揉面，烙饼切菜，包包子，榨豆浆……

每晚都要忙到深夜，天不亮就又起床准备营业。

当然，弟弟妹妹们是不必做这些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玩耍。

我没有太多怨言，我知道自己是抱养的，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屋檐供我容身，我已足够感恩。

童年唯一的温暖来自弟弟吕益。

他会把自己的零食偷偷藏起来给我。

会把妈妈买给他的儿童霜，笨拙地擦在我冻皴的脸蛋和双手上。

每次妈妈举着笤帚来打我，他都会抱住妈妈的腿，嚎啕大哭，“不许打姐姐，不许打姐姐……”

我切菜伤了手，他心疼得直掉泪，又是吹吹，又是找创可贴，又是缠着让我辅导他作业，死活不让我拿刀。

妈妈拗不过他，只能骂骂咧咧让我“滚一边去”。

初中毕业我考得还不错，年级前十，能上县里最好的重点高中。

妈妈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懂，家里不养闲人，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养父母，他们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

我不能在家光吃干饭，不干活。

初中辍学后，我就一直在家里的早点铺子里帮忙。

没有一分钱报酬，我妈说家里管吃管住，我想买什么东西管她要钱就行。

每天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忙。

我的双手长满了茧子，皮肤粗得像砂纸，两个手腕都劳损过度，累出腱鞘炎。

或许是从小苦惯了，或许是家里还有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弟弟，关心着我，依恋着我。

那是生命里唯一的光亮和温暖，让我觉得日子并没有太难捱。

直到18岁那年的夏天，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了。

爸爸妈妈突然开始频繁吵架，几乎每天都摔东砸西。

家里桌仰椅翻，锅碗瓢盆一地狼藉，弟弟妹妹们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吵架的原因，是妈妈觉得爸爸“不行了”。

他们两人同岁，那年都刚49，妈妈认为爸爸肯定是外面有人了，被不知哪里的狐狸精榨干了。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怀疑那个狐狸精是我。

因为爸爸整天都在店里忙，没有接触外面女人的机会，而店里除了妈妈和我，只雇佣了另一个年近60岁的老阿妈。

老阿妈一脸褶子满头白发，基本可以排除。

爸爸暴跳如雷，说妈妈疯了。

妈妈歇斯底里发作，哭天抢地，拽着我的手腕拉出来。

让我爸爸对天发誓，不会对我这个养女起非分之想……

那晚，我甩脱了妈妈的钳制，哭着跑出家门。

11岁的弟弟紧跟着追出来。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在单元楼道口，弟弟追了上来，拉住我的胳膊，我一把推倒他，向外面的狂风暴雨里冲去。

没想到弟弟爬起来，紧紧抱住我一条腿。

雨幕就在眼前，冲进去，就能浇熄满腔悲愤。

再不济，还有远处那条河，这么大的雨，河水应该暴涨了淹。

淹死一个人，就像淹死一只小小的蝼蚁，这大概就是我命定的归宿……

可是弟弟死死抱住我的腿。

我能踹开他的，他小小一只，根本没什么力气。

但我踹不下去，一道闪电划开夜幕，我看到弟弟的样子——

他凄声喊着我：姐姐，姐姐不要去外面呀，雨太大了，你会着凉生病的……

一股热流涌了上来，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世间还有一个人在关心我，即使只是个11岁的小不点儿。

不，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已经成年了不是么，可以合法外出打工，自己养活自己了。

在同学的介绍下，我去了广东一家制衣厂打工。

在我离开家乡半年后，爸爸因为心脏病住院，要做支架手术。

妈妈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里痛哭失声。

她说支架的价格很昂贵，报销比例很少，而且术后爸爸再也不能从事重体力劳作，餐馆已经转让了。

她再三向我道歉，说医生说了，爸爸阳痿只是这种心脏病的前兆。

说以前是她错怪我了，恳求我的原谅，问我能不能把打工的钱寄回家，帮家里度过难关。

等以后弟弟妹妹们供出来了，家境好转了，我出嫁的时候，她会把这些钱如数奉还，当做娘家陪嫁的嫁妆。

我在电话那头听得泪水涟涟。

佛说，父母与子女这一场人世相逢，是上辈子的缘分，也是这一世的福报。

即使养父母与养子女，也不例外。

爱不重不生婆娑，要多深的缘分，我们才能成为没有血缘的亲人？

厂里包吃包住，花销并不多，每个月发了薪水，我只留下很少一点钱，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了家。

当时只是想着，爸爸病重，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弟弟妹妹们年幼，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帮衬一把是应该的。

到我结婚的时候，家里只需要象征性陪嫁一点就行了。

但我没有想到，妈妈会做的那么绝。

2013年，我结婚了。

那年我23岁，老公崔东建24。

崔东建和我是一个厂子里的打工仔，我们是同乡，在异乡相遇相识，年龄又相仿，很自然地互生好感，谈起恋爱。

相恋两年后，见了双方父母，定下婚事。

我妈一直告诉我，我结婚的时候，她会给我陪嫁8万元，我挺高兴的，虽然这些年我打工寄给家里的钱，已经接近20万。

谁知到了婚前，我妈突然向男方索要彩礼18万，不给就不让嫁。

后来是我爸偷偷塞给我一张10万元的卡，说他早就料到我妈会有这一招，这些是他全部的私房钱，再加上陪嫁的8万，跟男方就算扯平了，他绝不会让女儿在婆家抬不起头来。

捧着那张卡，我哭成了一只狗。

大婚当天，崔东建把我从楼上背下来，送进婚车里。

在即将关上车门的时候，弟弟小益拉住门，怎么也不让关，他看着我，眼眶一圈圈地变红。

一声“姐——”，突然哇地就哭了。

围观的众人笑得东倒西歪，后来伴郎们强行将他扯开，关上了车门。

后视镜里，刚满16岁，带着几分稚气的小小少年，追着婚车，跑了很远很远……

车子里，坐在旁边的伴娘拿出化妆包，要给我补妆。

我从车窗玻璃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假睫毛湿了，眼妆也晕得一塌糊涂。

婚后，我和崔东建没有再外出打工。

我租了间门面房，在县上开了家缝纫铺，崔东建在超市做上货员，偶尔兼职给物流公司送快递。

我们在县城按揭了一套90平的小三居，也说好了，在房子下来之前，先不急着要孩子。

2015年，我25岁，房子下来了，装修好，入住。

又过了一年，我顺利怀孕。

2017年底，我生下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取了小名叫乔乔。

平时公婆帮忙带孩子，我和崔东建铆足了劲儿赚钱，还贷，日子过得还算顺风顺水。

那个时候小益20岁了，他上了很好的大学，两个妹妹也相继成婚成家，生了孩子。

爸爸的病情相对稳定，但是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他和妈妈最终还是离婚了。

妈妈去了南方做月嫂，听说后来也再婚了。

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平铺直叙地幸福下去。

没想到，命运的洪流却裹挟着我，拐了一个急转弯。

是在乔乔半岁的时候，我发现崔东建加入传销组织的端倪。

他不知什么时候辞去了超市的工作，频繁外出，天天开会，连做梦都梦着一夜暴富。

家里的所有积蓄都被他投进传销组织里，还借了10多万的外债。

我吵过，闹过，哭过，求过，但是不管用，他不但不听劝，还骂我头发长，见识短，耽误了他赚大钱。

争吵激烈的时候，他甚至开始动手打我。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彻底死心的呢，大概是乔乔10个月的时候。

我给所有熟人和亲戚打电话，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借钱给崔东建。

打电话到小益那里的时候，我嗓音沙哑，整个人疲惫不堪。

小益很敏感，立刻追问，“他打你了？”

我愣了一下，赶紧否认，“没有。那个，小益，如果崔东建管你借钱，千万别借，不管他用什么借口，一毛都别借，记住，啊！”

在得到小益的肯定答复后，我挂断了电话。

其实那天，我又一次被崔东建打了。

脸高高地肿起，脖子上满是掐痕，声带也受伤了，嗓子哑得厉害。

那天是乔乔打预防针的日子，崔东建说他没时间，让我一个人带孩子去。

我坐着出租车，在去防疫站的途中，刚好赶上红灯，在十字路口停了下来。

路口有家甜品店，隔着落地的大玻璃窗，我看到崔东建和一个女人的身影。

他们面对面坐在窗户边的观景座上。

女人留着波波头，脸涂得粉白，穿着低胸的羊毛裙，丰腴得快要从裙子里溢出来。

崔东建不知说了什么，女人花枝乱颤地笑起来，崔东建把她的手拉起来，含情脉脉地放在唇边亲吻……

晚上崔东建到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冷静地跟他提及离婚。

他大发雷霆，骂我神经病，说那个女人是他微商的上级，他应酬她，跟她吃饭，还不是为了这个小家，还不是为了赚钱给我和女儿花？

我质问他，赚的钱在哪儿，我打进卡里还房贷的钱呢，以前的存款呢？

崔东建突然扬手一巴掌扇过来，打得我一个趔趄。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掐住我的脖子，往沙发上狠狠掼了过去，接着，雨点般的拳头砸在我身上。

我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只习惯性抱着头，瑟缩成一团。

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停下来，喘着粗气，“离婚？想得美！除非你把那18万彩礼还回来，净身出户！”

我的心口像是裂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冰冷刺骨的风，直直地灌进来。

女儿躺在摇篮里哇哇大哭。

我扑过去抱住女儿，泪如雨下，“我带了8万嫁妆，还有我爸给的10万，我不欠你一分钱！”

崔东建冷笑两声，穿好外套，走到门口，扭头对我说，“我不同意离婚！这事儿你想都别想！！”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是共同承担的，只要不离婚，他的无底黑洞就永远有我一份。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车去缝纫铺的路上，竟然遇到了小益。

已经到了深秋，他只穿件衬衫，站在路边的大树下，枯黄的落叶在他脚底打着旋儿。

我看到他，赶忙下车，不敢置信地问，“小益，你怎么回来了？你逃课了？”

昨晚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学校，能听到寝室喧哗的声音。

今早他竟然赶回老家了。

他在广州上大学，距离家乡有七八个小时的火车车程。

也就是说，接到我的电话后，他是连夜赶回来的。

小益定定打量着我，抿唇不语。

他21岁了，比我高了一头。

五官有种介乎少年与男人之间的冷峻，星点的晨阳跳跃在眼角，也没染出几分柔和来。

我推了他一把，有点生气地质问，“你不是在准备考研吗，这非年非节的，你跑回来干啥？”

“他打你了。”他又重复昨晚那句话，只不过，这次是肯定句。

我没法否认，脸上的淤青，即使涂了很厚的遮瑕膏，仍然无法遮掩，还有脖子上的掐痕，围巾也挡不住。

“不关你的事。”我镇定地道，“你回来干什么？”

小益笑笑，“身份证丢了，回来补办。”

看他衣衫单薄，脸都冻青了，我把围巾摘下来，围在他脖子上，叮嘱道：

“你好好学习，马上要考研了，别为家里的事分心，爸爸最近病情稳定，他那边有我照顾，你别担心……还有，我昨晚跟你说过了，千万别借钱给崔东建，他好像加入了传销组织，借钱借疯了，绝对还不起的，记住了吗？”

小益点点头，神色平静，“好。”

晚上我才知道，他到底给我捅了多大的篓子。

这是一篇真实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和弟弟之间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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