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瘟疫夺走的生命远远超过饥荒和暴力的总和。如果说流行病的暴发是借着全球化的车轮才成为可能，那么全球化也同样因这些流行病而束手束脚。

20世纪则发生了一场医学革命，包括疫苗接种和抗生素，全世界都在这场革命中取得了对抗过早死亡的巨大进展。20世纪下半叶，饥荒、瘟疫和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大量减少，而因传染病减少得以活命的人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数千年来，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战争中基本上是摸黑前行。

在《圣经·启示录》中，天启四骑士被派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几位骑士的身份颇有些争议，因为慷慨激昂的诗句很难被破译。其中第四位骑士似乎是死神本尊，第三位骑士普遍被认为是饥荒，第二位骑士是战争。但关于第一位骑士的身份，古今一直争论不已。最近，有些专家提出，这位骑士是瘟疫，但也有另一些人认为他是耶稣基督或正义的化身。

瘟疫居然能在这副有争议的马鞍上占有一席之地，说来也是让人感到有些讽刺。因为尽管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暴力和饥荒是死神最趁手的两种工具，但在这三者中，能够一举夺走地球上四分之一生命的只有一种，那就是瘟疫。

200年前，新生儿几乎有一半会在5岁前死去，死因主要是传染病。而今天，这个数字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过去这些年，我们也跨越了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全世界死于非传染性疾病的人数首次超过了死于传染性疾病的人数。尽管新的流行病（包括新冠肺炎在内）造成了那么多痛苦和死亡，但这些疾病并没有扭转这一趋势。新冠肺炎是可怕的灾难，它提醒我们，我们与传染病的战斗还远远没有完全成功，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

普罗柯比在《战记》中描述了始于公元542年、让整个帝国都心惊胆战的“一场瘟疫，整个人类几乎被消灭”。这是鼠疫杆菌的大暴发，我们叫作黑死病的那种瘟疫，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张旗鼓地降临在地中海沿岸。鼠疫蔓延到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时，普罗柯比也正在那里。他记录说，因为没有地方埋葬，城墙上的碉楼里堆满了尸体。城里有50万人口，可能有将近一半死于这场鼠疫。1543年，在袭击君士坦丁堡之后不到一年，鼠疫又蔓延到了高卢南部的阿尔勒。接下来30年，这种疾病一直阴魂不散，一次次反复出现。在查士丁尼的2 600万臣民中，有多达400万人在头两年死亡，而接下来的60年，还有500万人因这场瘟疫而奔赴黄泉。城市萎缩成小镇，城镇萎缩成村庄，而很多村庄干脆消失了。整个帝国的耕地减少了一半。这场鼠疫让查士丁尼重建帝国的努力毁于一旦。衰退中的经济所能支撑的军队和兵员规模只有鼠疫暴发前的三分之一。公元545年和546年，鼠疫在美索不达米亚肆虐，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大大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国力。然后是569年，阿比西尼亚人本来已经兵临麦加城下，却因瘟疫而不得不打道回府。

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对军队杀伤力最大的都是传染病，死于传染病的兵员远远超过在战斗中受伤而死亡的人。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汉斯·津瑟于1935年就传染性疾病对历史的影响撰写了一部既引人入胜又富有开创性的研究专著，他在书中写道：

从事实的角度观照，行军、射击乃至我们称为战略战术的各种技巧，都只是战争悲剧的一部分——虽然栩栩如生、引人注目，但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只不过是在营地流行病中幸存下来的残余部队所进行的扫尾行动。

1098年到1099年，一支占领了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军队从30万人减员到6万人，主要原因就是传染病。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50多万人的军队，也几乎都因类似的原因而殒命。

欧洲人在热带的殖民活动一直到19世纪都还很有限，面临疫病的威胁也是原因之一。1805年，苏格兰探险家芒戈·帕克带领一支探险队前往今西非马里共和国的廷巴克图，结果这支40多人的欧洲探险队只回来了两个人，其他人都死于传染性疾病。这个结果远远说不上有什么非同寻常之处。19世纪20年代，驻扎在本土的英国军队的死亡率约为千分之十五，而印度驻军的死亡率是其2~5倍，西印度群岛是其6~9倍，西非则是其32~45倍。驻扎在西非的英国军队，每年大概有一半人会死掉——几乎都是病死的。

过去500年，传染病在全球的分布决定了哪些国家会被殖民以及被谁殖民，而过去50年也是一样，仍然是由抗击传染病的斗争改变了世界强权的面貌。

1900年在这个地球上出生的人，平均预期寿命为33岁。到200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今天，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0岁——古来稀之年。

中非共和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9美元，但是国民的预期寿命还是达到51岁——这个数字当然需要提高，但一个世纪以前，这个星球上绝大部分人都会对此羡慕不已，这也可以看成是进步的一个标志。

黑死病和霍乱都是沿贸易路线传播的，艾滋病也同样如此。芝加哥大学的埃米莉·奥斯特研究了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情况，发现出口越多的国家，感染率也越高，病例也都集中在公路网络很发达的地区。她提出，运送出口货物的司机在送货的同时，也将艾滋病病毒传播开来。

鼠疫，1347年，由扎尼别可汗领导的蒙古军队围攻了位于克里米亚（今天的费奥多西亚）的卡法热那亚殖民地。可是，部队又一次遇到了比躲在堡垒中的对手更加可怕的敌人。他们遭到了鼠疫的袭击。此外，在1334—1346年，疾病扩散到中国，造成500万人死亡，随后沿着自蒙古国流出的河流传播到整个亚洲。瘟疫肆虐到1353年，其中前三年的情况最糟：据估计，在1347—1350年间，该病杀死了近1/3的欧洲人口，也就是大约8000万人中的2500万人……每3个人里就有1个患病死去。这是平均水平，但在托斯卡纳，死亡率似乎超过了50%，也就是1/2……

麻疹，在1718年造成欧洲数万人丧命，在1733年又一次大开杀戒。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疾病最初似乎选择站在了南方联盟国一边。战争爆发当年，北方合众国军队中共有患病者21676例，其中551例因此死亡。战争结束时感染士兵总数超过了67000人，死亡人数则超过了4000（另外，那次战争死去的士兵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死于传染病，除了麻疹还有水痘、腮腺炎、百日咳、疟疾以及其他许多从未被歼灭的“宿敌”）。

1970年，麻疹病毒感染了全球共计1亿3000万人，其中800万人死亡。而在意大利，在1976年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开始之前，每年的感染人数在10万~18万之间，平均每年有200多个婴幼儿因此死亡。

小儿麻痹症，许多世纪以来，小儿麻痹症一直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直到因病瘫痪的人数暴增才引起恐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几乎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现代”疾病。首次对多例小儿麻痹症的通报发生在1841年的路易斯安那州。警报从那时拉响。疾病主要袭击幼儿，但成年人也不能幸免于难。1893年波士顿出现了26例，1907年纽约有2500例，1916年美国达到了27000例，其中6000人死亡，致残者无数。在纽约，患病者的住所被做上标记，并采取隔离措施。小儿麻痹症也困扰着欧洲。据估计，1951—1955年间，每年有26500名婴幼儿因患病全身或部分瘫痪。

1990年前后，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艾滋病，而到2010年，年度死亡人数达到了150万。到现在，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等于自杀、他杀、过失杀人和战争的总和。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世界上大概三分之二的艾滋病患者生活在这里，艾滋病病毒成了让国民健康和国家全面发展走下坡路的巨大推动力。就因为这种疾病，有些国家的国民预期寿命下降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几十年来已经取得的进步都因此化为乌有。

不过，全球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到2005年前后达到了一个平台期，而现在已经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产业的日益发展（这种药物能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活下去，也能防止他们再去感染其他人），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捐助国对抗反转录病毒疗法的支持。

2013年，全球艾滋病新感染人数少于在服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人数，这还是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抗击艾滋病的努力，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尽管规模太小，也晚了20年，但跟以前对抗鼠疫的努力比起来，还是相当浩大，也富有成效。据估计，在2000—2017年间，这些药物已经挽救了1140万人的生命。

1970年以来，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传染病，比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禽流感、尼帕病毒、亨德拉病毒、埃博拉、马尔堡热、拉沙热、变异型克——雅病、隐孢子虫病、环孢子虫病、白水阿罗约病毒、汉坦病毒，当然还有新冠肺炎。更不用说还有正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疾病，比如耐多药结核病、猴痘、登革热和黄热病、耐药性疟疾乃至鼠疫。

流感：1957—1958年，“亚洲流感”可能造成超过150万人死亡。1889—1890年期间，同类流感也许已经开始传播，那一次死亡人数也几乎有100万之众，与1968—1969年的“香港流感”死亡人数相当。

麻风：今天，每年在全世界约有20万新的麻风病病例，这意味着每天就有超过500人确诊，而其中几乎有十分之一是儿童。约400万人因疾病永久残疾。尽管这些数字会使人不寒而栗，但从全球范围来看，麻风病的发病率依然很低：每1万人中患麻风病的不到1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自2000年起，该疾病不再构成公共卫生问题。

埃博拉疫情，从2013年底到2016年，西非受困于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不堪重负。一切似乎都始于几内亚南部一个名叫梅莲杜的小村庄。感染不断传播，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座村庄到另一座村庄。除了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也很快卷入其中，显然埃博拉出血热正在大开杀戒。这次的大流行结束时，有28618例感染（当然其中有些可能是患上了具有类似症状的其他感染性疾病），11310人死亡，约17000人幸存。埃博拉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致死率高，我们对此疾病的防御针对性不强。关于埃博拉病毒，至少对西方人来说还是最近才有所认识。该病毒首次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是在1976年，那一年暴发了两次疫情：一次在南苏丹，另一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还叫作扎伊尔。扎伊尔疫情暴发的地方属于一条名为埃博拉的溪流流域内，疾病的名称便由此而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记录，从那时起，至今（2018年春季）暴发了约20次疫情，共计约1500例病例。西非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疫情始于2013年底。

出血热的例子，与艾滋病、鼠疫、流感、麻风病以及其他许多疾病的情况都说明，大多数时候，致命病原体在动物体内要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演化，直到某一次偶然的突变使它们不仅具有感染人类的能力，还能从一个人传播至另一个人。我们的星球上存在多少这样的“定时炸弹”？

目前已经确定了1000多种，其中许多可能具有发展为我们敌人的潜力。这种类型的研究还用于预测世界上哪些地方有可能存在高密度的病原体，从而诱发公共卫生紧急事态，还有哪些物种是它们的宿主。

世界卫生组织把蚊子定义为“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蚊子，在现存的约3000种蚊子中，只有100多种可以传播疾病。但它们造成的破坏极大。例如疟疾，每年还能杀死超过40万人，其中90%以上发生在非洲。然后是登革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的30年中，其病例增加了30倍。未必所有诊断都是准确的，但据估计，这种疾病每年影响9600万人，分布在128个国家中的约40亿只蚊子都有传播这种疾病的风险。每年有50万人会发展为严重感染，必须接受住院治疗，而针对性的疗法并不存在。每年的受害者成千上万，尤其是儿童。

其他无数蚊媒疾病中还包括黄热病、西尼罗河热病和寨卡病。后者目前被认为只对孕妇构成危险，因为疾病会对未出生的胎儿造成伤害。

蚊媒疾病致死的案例主要发生在热带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气候变化使得这些疾病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纬度上。为了与它们进行斗争，人们想到了尽可能多样化的策略，其中最激烈的是消灭能够传播各种疾病的蚊子，至少在它们为非作歹最严重的地方应该如此。

（书摘来自：瘟疫周期：人口、经济与传染病的博弈循环；大瘟疫与人类之战）

随着20世纪医学的进步，世界各地的城市居民终于有所改善，城市也可以开始扩张了。1960年，全世界有10亿人住在城市里。今天，这个数字接近40亿，也就是全世界有一多半人口是城市人口。特尔蒂乌斯·钱德勒的城市人口数据显示，1800年，只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就是北京。到1900年，这样的城市有16个。1950年，联合国列出了77个这样的城市，其中位于当时可以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远远不到一半。到2015年，联合国指出，有50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家。

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并不是理所应当的。危机这个东西，依照一定的频率，每隔一段时期必然会发生。

任何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我们的选择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因此，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必须保持团结。 疫情，不单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疫情可以叫停一座城市，却无法叫停房贷，车贷，信用卡，花呗，网贷，房租。疫情后，也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的节奏和消费了，绝不负债，增加现金，量入为出，低调做人，增加食物，储备药品，增强技能，求稳为先，锻炼身体，维系友情。疫情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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