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俄乌战争为世人所瞩目，将深刻影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最近，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分析两国战争的文章汗牛充栋。作为一名财税人士，谈一谈如何从税收角度观察这场战争，分析下俄乌两国税收构成及征税潜力。

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拼财力。一场战争的主要支出方向包括：一是双方武器装备的消耗和损坏、军人的奖金和阵亡抚恤金、后勤保障等。税法的最主要目的之一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向社会筹集资金完成其公共职能的手段。对国家而言，打仗往往意味着征税。这是因为，从现代国家获取资金的合法渠道来看，就只能靠税收或者举债来在短期内筹集军事支出。税收组织的高效和可靠, 以及国家的经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国家税收政策的有效实施。

根据《俄罗斯联邦税法典》，俄罗斯税收按俄罗斯联邦、联邦主体（也译为“地区”）和地方三个层级征收。联邦税费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缴纳，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矿产资源开采税、水资源使用税、开采碳氢化合物额外收入税、野生动物和水生生物资源使用费、政府性收费以及社会保险费十项税费。

联邦主体税在相应的联邦主体范围内缴纳，包括企业财产税、房产税和交通运输税三个税种。地方税费在相应的市区缴纳，主要包括土地税、个人财产税、括弧儿房产税、交易税费三项税费。

从税种收入来看，矿产资源开采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分别占国家总预算税收收入的20.2%、19.1%、20.8%、18.3%。

从企业所得税看，法定税率为 20%。2016 年底俄罗斯颁布的联邦税法典修正案规定，2017 年至 2020 年，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的 3% 支付给联邦预算，17%支付给联邦主体预算。各联邦主体有权通过立法的形式针对特定的纳税人实行优惠税率，最低不得低于12.5%。如果是远东联邦区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 6 个联邦主体内，则企业所得税税率可降至 10%。

近年来,乌克兰已逐步将稳定和弹性标准作为制定税收政策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税收收入给预算收入带来的贡献为 70%左右。乌克兰国家预算的税收主要有: 增值税、自然人所得税、企业利润税、和消费税。其他税收不足税收总额的 17%。

增值税。增值税的纳税人为近 12 个月内销售商品(劳务)的应税收入达公民最低应税收入的 3600 倍者(近期公民最低应税收入为 17 格里夫纳),增值税基本税率为 20%。除此之外还有零税率(0%), 适用零税率的业务有:纳税人出售到乌克兰境外的商品(劳务);乌克兰境内关税监督区内零售企业(免税商店)销售的商品;农产品生产者销售给加工企业的奶和肉制品;汽车、船舶、飞机业制造业销售的产品。乌克兰境内免税商品(劳务)的出口业务不允许采用零税率。

自然人所得税。从 2004 年开始,自然人所得税实行统一的 13%的比例税率,并扩大了税收的社会优惠。在此之前的税率极为严厉,1993 年 12 月 1 日到 1994 年 10 月 1 日间自然人所得税的税率为 90%。其后到 2003 年底,为 10%到 40%的四级累进税率。自然人所得税的扣除额 2004 年为最低月工资额的 30%,2005 年将为50%,2006 年为 80%,2007 年为 100%。除此之外,某些类型的居民还可获得更多的优惠,为上述扣除额的 150%和 200%。

企业利润税。企业利润税的税率为 25%。对于乌克兰的企业来说,虽然企业利润税的标准税收优惠不太多,但企业可享受社会优惠却不少。税收制度的扭曲,即所谓的“税收悖论”使大量的税收优惠以间接的方式存在,例如:免税经济区、优先发展地区、特殊投资制度等。乌克兰税收收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存在大量的税收优惠;二是灰色经济规模巨大。政府为消除灰色经济,往往采用的方法是还利于企业,其做法无非是降低企业税税率,给予企业大量的税收优惠。但过大的税收优惠又会导致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 使税收优惠数倍于实际上缴国家预算的税收收入。

俄乌税收收入相差近 10 倍。俄罗斯 2021 年的税收收入大约是3853 亿美元，虽然不及中国的广东省，其经济份额相当于美国的6%。但乌克兰的税收收入更少，2018、2019 年的税收收入分别是326 亿美元、414 亿美元。仅从税收收入的角度来讲，俄罗斯打乌克兰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前苏联留给俄罗斯大量武器装备。据相关资料报道，俄罗斯有 74 艘军舰，51 艘潜艇，火炮 5934 门，坦克 13367 辆，装甲车 19783 辆，以及 10 倍于乌军的空军力量。乌克兰只有一艘 3100 吨的护卫舰，火炮只有俄罗斯的 1/3，装甲车只有俄罗斯的 1/7，空军只有俄罗斯的 1/10，战斗机只有 70 架，攻击机只有 30 架。

虽然乌俄之间军事及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但乌克兰背后有美国和欧盟，自开战以来，已有 15 个国家及欧盟承诺给乌克兰军事方面的援助。随着战争的持续，俄罗斯未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西方的制裁达到空前的程度，国内经济和民生遭受空前压力，其税收收入受到影响较大，反战和反普京力量云集，不排除俄罗斯政局发生哗变的可能性，或被西方瓦解。

三、战争期间两国税收政策的调整

税收政策作为国家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保障国家利益、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常情况下,运用税收要素(税收类型、税率、税收优惠、处罚和其他)国家不仅能有效地调节经济领域的生产比例和财政资源的转换,还能调节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税收征管过程的有效组织可保障社会产品的配置、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减轻社会经济的紧张状况、缓解因国家财政状况不良引发的社会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世界战争史上，主要的国家都有各种开征类似战争特别税的情况，虽然开征名目繁多，开征时间也有在战时或战后的不同。比如，二战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曾高达近 90%，且其实乌克兰在 2015 年也临时开征过战争税。战时筹款方式主要有以下几个：调整国家预算、调整税收制度、大规模发行公债、发行纸币、争取国内外捐赠、动用国家储备金等,其中公债、税收和发行纸币是筹措战费的最为基本的方法。

虽然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其财政收入不仅仅是税收，但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需要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弥补。因此，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可能开征新税种，或者提高税率。2014 年，乌克兰政府仅与与亲俄派发生了一些冲突，军人工资就成了问题，2014 年 7 月31 日，乌克兰通过了税务法典修订案，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前临时针对个人收入征收战争税，税率是工资的 1.5%，计划征收 29 亿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 14.9 亿元）。以美国为例，在二战后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 年期间，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 94%，直至 1960 年以前，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都保持在 90%。

四、两国税收政策调整面临的困难

俄罗斯未来的税收政策及收入将受到西方国家制裁的影响。税收来源于纳税人，纳税人有交易、财产、应税行为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征税。因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出口，以及其他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结算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矿产开采量以及其他国际贸易额相较于战前会有所下降，税收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从上文分析，俄罗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分别占国家总预算税收收入的 19.1%、20.8%、18.3%，约占 59%。国际制裁对俄罗斯的企业收入、个人收入影响较大。所以其税收也必然会下降较多。

同样，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也很严峻，战争在乌克兰本土进行，大部分企业经营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企业在战火中消亡。大量民众失业，大批国民逃离国家。纳税能力强大的富豪几乎靠不住，据媒体报道，在乌俄战争还未开打的 2 月 13 日之前，乌克兰最富有的100 名富豪中，96 人闻风而逃。不仅富豪弃国而逃，就是政府高官中，也有部分人不愿意与国家共同面对困难，开战前即有 37 名乌克兰议员逃往境外。可见，乌克兰的税收也是直线下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仅从税收角度看，俄罗斯的税收实力远远大于乌克兰，俄罗斯的税收制度构成、税收征管为战争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赢得这场战争把握较大。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消耗，外加国际社会制裁的日益严厉、战争对俄罗斯国内企业、居民的影响，俄罗斯税收收入的持续性大大折扣，如果这场战争陷入持久战，俄罗斯的税收收入不能继续支撑下去。同样，乌克兰的压力也不必俄罗斯好到哪里。现在，比的是两国的综合实力和意志的较量。

北京市信达立律师事务所

乌克兰形势的发展牵动着国际金融市场的神经，俄乌战争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再次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不确定因素。从短期来看，虽然俄乌战争迅速冲击全球外汇和资本市场，波及国际能源市场，推升避险资产价格等，但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规模有限，双方的常规战争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概率很低。从中长期来看，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取决于局势的发展，尤其是俄罗斯与美欧西方之间的互动。

资本市场对战争风险进行了提前消化

战争与金融动荡之间并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即使在重大的武装冲突期间，金融市场也可能会运行得相对平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金融市场，早在二战爆发前，市场就已经触底，并且在战争结束前的1942年就开始了牛市。事实上，此次资本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提前释放了俄乌战争所带来的风险，早在战争爆发前的2月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就公开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随时都会发生，这随即引发了全球股市的下挫。此后，美国总统拜登也多次强调俄乌即将爆发战争，欧洲国家首脑更是频频在俄乌之间进行斡旋，这期间国际资本市场的动荡就是对风险的重置和吸纳。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2%左右，对世界经济还构不成系统性风险，对国际资本市场而言，双方在打一场“确定”且影响“有限”的战争。美联储的加息计划并没有因此而放缓，也从侧面说明美联储谨慎乐观的预期，认为并不需要特别的措施。美联储计划从3月开始加息，以应对已触及数十年高点的通胀。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几个小时，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戴利（Mary Daly）表示，由于美国的通胀率居高不下，劳动力市场强劲，即使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存在发生冲突的不确定性，美联储也应该继续加息。里奇蒙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巴尔金（Thomas Barkin）也强调，美国加息的理由依然“充分”，尽管发生了乌克兰事件，但并未看到加息的潜在逻辑有多大变化。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2020年，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且自2020年4月以来，俄罗斯一直积极参与领导旨在遏制原油生产以应对全球需求下降的OPEC+协议。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国际能源市场快速变化。布伦特原油（Brent Crude）价格在2月23日突破100美元关口，并在24日达到105美元，之后虽略有回落，但与之相比，去年同期仅约为65美元，今年1月同期则为89美元。天然气方面，来自美国洲际交易所（ICE）的数据显示，有“欧洲天然气价格风向标”之称的TFF基准荷兰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连续上涨。在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暂停“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认证程序后的次日，荷兰TTF三月天然气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9.6％，报87.45欧元/兆瓦时，24日收盘时继续上涨至118.5欧元/兆瓦时。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上涨，或将进一步增加高通胀压力。

在2020年初的油价低迷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担心国内石油钻探商可能倒闭，为了提高油价，他在2020年4月甚至威胁沙特并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减产，要不然美国军队就将撤离沙特。近年来石油价格走低与绿色发展成为国际共识密切相关，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逐渐增加，投资者和政府也在敦促石油公司减少排放。2021年5月中旬，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如果世界各国政府希望避免全球变暖的最糟糕效应，就不应该为大型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提供新的资金。疫情期间由于经济遭受重击，许多产油国缺乏资金来维护油田，在完成花费高昂且耗时的维护工作之前，目前无法增加产量，美国的页岩油产业恢复产出的速度也很慢。这些都是当前油价飙升的基础，而俄乌战争则一举将这些基础变成了上涨预期。

俄乌战争爆发后，投资者逃离风险资产，转向避险资产。欧元遭受重创，一度跌至1.1106美元，为2020年5月以来最低。由于中国并未直接卷入俄乌冲突，且中国的经济基本面稳健，供应链韧性优势明显，市场对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大为提高，人民币走势强劲，避险功能初显。2月24日人民币汇率升至6.31，创2018年4月25日以来新高，离岸人民币汇率也升至6.31，创近四年高点。路透社调查显示，过去两周投资者持续对人民币看多，较其他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展现了更多的韧性和更大的吸引力，海外资本不断流入中国资产，企业将出口收入更多地兑换成人民币带来增值保值。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逆势上扬，中国对外贸易网络进一步扩展，在全球价值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海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真实需求赋予人民币资产更高的国际信誉。同时，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金融武器化的倾向愈加明显，特别是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制裁，都会促使各国从减少风险的角度重新考虑本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组合，一国储备货币的构成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因素的影响，这些都构成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力量。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经受住了疫情的严峻考验，中国政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努力和成就举世公认，这是人民币国际吸引力的源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俄罗斯与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赵柯；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毕阳

（编辑：孙明胜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