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大洋行收入多少个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与“四”这个字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四大家族,四大银行,四大美女等等。说到四大家族,必然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四大华人富豪,而李嘉诚在香港做唯一轰动全城的事情,就是击败当时英国的四大洋行中的三家。如今只剩下最后一家,怎么都打败不了,甚至每年还从中国获利数千亿。


英国的这四大洋行分别是是怡和、会德丰、和记跟太古。这背后对应着英国四个历史悠久的富豪家族。英国四大财团长期扎根中国,最早成立的是怡和集团,已有180多年的历史。当人们听到“怡和”这个词时,以为这是一家中国公司,但实际上它是一家“洋企业”。

他们都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大本营,把生意扩大到了整个中国。他们旗下的四家洋行也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公司,也是亚洲最大的财团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的经济几乎被这四家洋行垄断。当时,香港股市不欢迎中国企业,所以华人企业家很难在香港做生意。


转变也从这时候开始。李嘉诚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崛起,并联手了当时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一起击败了四大洋行中的3家。这段历史至今仍令人荡气回肠。只有一家李嘉诚动不了,就是太古洋行。太古洋行由英国施怀雅家族控制。太古至今有150多年的历史,国泰航空就是他们的控股公司之一。

据统计,太古在内地发展房地产已有19年,至今只开发了6个项目。但他们目前的负债率只有10%左右。在广州和北京的太古里是太古集团的杰作,其下属的国泰航空也占据了香港航空市场的80%,每年收获近7000万名乘客,年收入达到1000亿。


仅2019年上半年,它在中国的收入就达到200亿。可以说,国泰航空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此外,我们喝的可口可乐也在太古集团旗下的一家工厂生产。如今,太古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2000亿,而这只是其全部资产的冰山一角。

有句老话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现代商业同样也遵循这个道理。李嘉诚是做房地产起家的。当时,李嘉诚的长江上市后,他的实力大大增强。但香港房地产业的精华在于中环,中环几乎全部被四大洋行瓜分。


仅怡和一家在中环就有十几栋楼。李嘉诚决心与香港商界的巨头们斗一斗。在当时,大多数英资洋行都犯了错误。他们急切离开香港,所以他们把所有在中国赚到的钱都投资到其他公司,而且大部分都失败了。这导致了高负债,这也是造就了“天时”。

李嘉诚看准时机,在四大外资洋行陷入困境时发起攻击。李嘉诚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洋行。怡和有两大公司,是置地跟九龙仓。如果你想动怡和,你必须先切断它的左膀右臂。李嘉诚集中所有资金,在市场上悄悄收购了码头股份。


很快怡和发现了李嘉诚的行为,他们开始组织反击。不过,当时怡和负债累累,手头没有多少现金来逆转收购。于是他们找到汇丰银行,要求汇丰银行出面找李嘉诚,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汇丰对李嘉诚有恩,所以李嘉诚因为情面,也不能跟汇丰争斗。

于是他找到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当时,包玉刚是香港华商的头号人物。当时包玉刚远远胜过李嘉诚。包玉刚也早就有了与四大洋抗衡的决心。


于是两人联手,这次他们的野心更大了。不仅要收购九龙仓,还要收购另一家外资银行和记黄埔。最终,包玉刚拿出20多亿元,成功击败怡和洋行,收购了九龙仓。与此同时,李嘉诚收购了汇丰控股管理的和记黄埔。李嘉诚也成为香港第一位坐四大洋行大班位置的华人。

几年后,随着油价攀升,经营邮轮业务的会德丰首当其冲。上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萎缩。1985年2月,会德丰最终被船运大王包玉刚收购。到目前为止,四大外资公司中有三家被李嘉诚和包玉刚击败。四大洋的时代也结束了,香港迎来了李嘉诚时代。


不过,在四大洋行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就是太古集团。和李嘉诚一样,太古集团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实业。保守一直是太古集团的标签,这也是施怀雅家族财富能够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因为太古一向谨慎,李嘉诚始终没有找到攻击太古的机会。在英国四大洋行中,李嘉诚击败了其中三家。唯一屹立不倒的是国泰航空的背后老板太古集团。现在李嘉诚已经91岁的高龄了,不知道这一生是否还有机会击败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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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说到香港的大佬,出口就是李嘉诚、霍英东、刘銮雄……但我偏偏要从另一个人说起——包拯的二十九世孙,包玉刚。

在大陆,知道包玉刚的人并不多。

在李嘉诚崛起前,他才是香港首富;

他和董浩云的“船王争霸”赛,也很吸引香港人的眼球,而这两大家族的最后一战,是在97年前夕争夺香港首任特首之位。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一次是董浩云赢了。

因为后来香港的首任特首姓董,叫董建华,也就是董浩云的儿子。

包玉刚在香港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呢?记住这句话就行:

城是李家的城,港是包家的港。

1918年的冬天,一战刚结束,中国的各路军阀还在打来打去。

在浙江宁波一个叫镇海的镇子上,有一个钟包村,这里住着宋代名臣包拯的一脉子孙。

在一间气派的老宅子里,包兆龙匆匆从湖北汉口赶回家。

因为两天前,他刚接到家书,说妻子快要生了。

宁波人向来喜欢跑出去做生意,觉得待在老家没出息,所以才有了与“山西帮”“潮州帮”相抗衡的“宁波帮”。

影视巨头邵逸夫、香港特首董建华,都出自宁波帮。

此时的包兆龙,继承父业,在汉口开了一家鞋铺,虽然已有一子一女,但听说妻子要生了,他还是赶了回来。

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孩,就是今天的主角,也就是后来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后来包玉刚被他爸送到叶氏中兴小学去念书,这是宁波的名校,邵逸夫等人也曾在这里念书。

学校里有一群包玉刚喜欢的好老师。

有些老师不仅精通数理化,音乐和绘画,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不过学校主要还是教一些四书五经,所以,当包父每次从汉口回来,给他讲时事见闻,包玉刚总是觉得很新奇。

别忘了,当时汉口隔壁的武昌,不仅是革命圣地,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有一天,包玉刚对母亲说,他想去汉口念书。

包玉刚的母亲姓陈,名赛琴,出身望族,是个很传统的女人。

这个女人不简单,她不仅把七个儿女照顾得妥妥帖帖,后来还为包玉刚物色了一个妻子。

包玉刚能成为世界船王,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两个女人。

当时陈赛琴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理由是兵荒马乱的,不安全。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在1931年。

陈赛琴才决定让儿子去汉口,不过不是让他去读书,而是去跟着老爸做生意。

在宁波人的观念里,算术和识字是赚钱的基本技能,够用就好了。

但13岁的包玉刚,显然有了另一套人生算法。

到了汉口之后,包玉刚对父亲软磨硬泡,说自己想继续读书。

这股子浓烈的求知欲望,把包父深深地打动,于是拉着他的小手说道:

“孩子,死了心吧,咱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做生意赚钱,读哪门子书啊?”

小包同学的口才,第一次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发挥了作用。

他给父亲简单分析了一下局面,指出世界大同的趋势,以及财务算法的重要性。最后,他的结论是:以后想赚钱,必须要懂得更多的知识,比如数学、英语、地理等等。

看到父亲还在犹豫,小包又加了一个筹码:白天上学,晚上帮父亲看铺面,这样学习赚钱两不误。

夜晚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这对爱财如命的父子,终于达成了共识:

包玉刚可以读完初中再去谋生。

不得不说,我看过很多名人传记,发现他们在小时候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在别的孩子还在玩尿泥时,他们就已明明白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

包玉刚中学毕业后,包父又把他送到了燕梳行当学徒。

燕梳是英文ensure的广东话音译,类似于现在的保险公司。

那时做保险,是一份非常光鲜的工作,主要和航运公司打交道,不用夹着公文包到处扫楼。

这不仅为包玉刚日后成为船王奠定基础,有了这份体面的工作,在提亲这件事上,包母也更加游刃有余。

据说当时来提亲的人很多,但包母很谨慎,不只听取媒婆的一面之词,而是一定要实地考察,她会经常埋伏在姑娘家附近,观察对方品相和举止。

在这种筛选机制下,包母终于敲定一位名叫黄秀英的姑娘,是宁波四府黄家的闺女,出身望族,品貌端庄,知书识礼。

然后她写了一封家书,告诉身在汉口的包玉刚回家成亲。

后来包玉刚说,当时他极为忐忑,不知道母亲眼光如何。

洞房里,当他掀开红盖头时,那颗不安的心终于平稳,而对方看到了他之后,焦虑的表情也转为腼腆的笑容。

封建社会中,这大概是最刺激的一刻,这一掀,要么人生巅峰,要么面对疾风。

显然幸运之神对这两口子特别关照,黄秀英是名副其实的村花,而包玉刚则被誉为“金融界的梅兰芳”,郎才女貌刚刚好......

两人的感情一直在圈内被传为佳话。

曾有传言说,包玉刚年过半百的时候,希腊船王(就是那个桃色新闻不断,后来还迎娶了肯尼迪总统遗孀杰奎琳的那个奥纳西斯)临终托孤,想把自己年轻貌美的女儿和遗产托付给他。

包玉刚十分感动,然后果断地拒绝。

这大概是好事之人的杜撰,但也是在变相传递包玉刚与夫人的感情深厚。

实际上,在绯闻满天飞的香港富豪圈,包玉刚还真是“无欲则刚”,没传出过什么负面消息。

中国一直有结婚能转运的说法,这不是简单的迷信,一是有了家庭后,男人往往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上进。

二是因为联姻往往能带来更多的人际资源,尤其是中国这样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

结婚后不久,包玉刚就从汉口跑到上海,在中央信托局找了份工作。

1940年,因为工作出色,24岁的包玉刚又被调往湖南衡阳,出任工矿银行衡阳分行的副经理。

此时的包玉刚八面玲珑,魅力四射,开始有计划地接触各路权贵。

有一次,在一个戏院里,他偶遇了广大华行的老板卢绪章,由于都是宁波人,包玉刚便主动前去套近乎。

对方不冷不热,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腔。

当包玉刚说到自己的妻子是宁波四府黄家闺女时,卢绪章突然插话:

“四府黄家?真的假的?要这么说来,咱俩都能攀上亲戚了......”

一句话把包玉刚给说蒙了,也不敢接话,回家后问妻子,认不认识一个叫卢绪章的人?

认识啊,他是我表哥,小时候还在一起,后来联系少了,你问他干什么?

就这样,一场萍水相逢变成了血缘至亲,包玉刚和卢绪章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卢绪章的广大华行在当时是个大金主,每天都有大量的黄金和美元兑换业务,是所有银行都在争抢的大顾客。

凭着和卢绪章的这层关系,包玉刚在工矿银行连连晋升,没多久便被调到重庆总部,出任工矿银行副行长。

而此时的包玉刚并不知道,那些需要兑换成流通货币的美元和黄金,都是华侨和海外人士捐赠给共产党的。

而卢绪章的真实身份,是地下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掌管着财务大权。

直到建国后,卢绪章出任外贸部副部长,包玉刚才恍然大悟。

后来也正是在卢绪章的牵线搭桥下,包玉刚才有幸和总设计师结交。

而总设计师一共会见包玉刚17次,这在老人会见海外侨胞次数中排名最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几天后,包玉刚就被调到了上海银行。

但此时的上海,早就千疮百孔,而且各方势力云集,此时赴任,别说飞黄腾达,能保住命就算不错了。

有一次,一个在上海只手遮天的匪头子,派了两位手下来到包玉刚的办公室,说他们老板想借一笔钱周转,邀请包玉刚第二天到家里一聚。

包玉刚既不敢不答应,又没法答应,只能客客气气地先应付着,说明天一定登门拜访。

当天晚上,包玉刚就找到医生,装作阑尾发作,求医生割了自己的阑尾。

第二天一大早,包玉刚躺上手术台,才逃过一劫。

上海的武夷路466弄,包玉刚一家曾住在这里

到了1948年,包玉刚察觉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于是决定离开上海迁往香港。

包玉刚一家变卖了所有家当,揣着几十万元来到了香港。

当时,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导致香港的房屋供不应求,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楼道里、屋檐下……

好在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有先见之明,赶在1949年难民潮之前,就先一步到了香港,租了一套月租450港元的房子。

当时港府为了避免房价暴涨,严格控制租金。

但这种调控根本就不管用,租金是控制住了,结果又冒出个“顶手费”,变相抬高房价。

当时为了租房,包兆龙就花了两万港元的“顶手费”。

包兆龙一家(后排右3是包玉刚)

到香港之后,一切都要重头开始,这对一般人不易,但是对于包家父子来说,只是换个地方赚钱而已。

他们很快发现,当时大陆的很多物资都依靠进口,香港可以利用地理优势倒卖一手。

于是包家成立了贸易公司,做中间商,专吃差价,赚到了在香港的第一桶金。

事实上,当时在香港靠这生意发家的人挺多,比如说霍英东,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把联合国禁运的物资经香港运进内地。

不仅赚到了钱,还因为往大陆运输战略物资,而被称为“爱国资本家”。

不得不说,人生的大起大落往往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重奏,节奏对了,名利双收。

后来做贸易的人多了,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薄,包玉刚便开始琢磨做其他生意。

有一次,包玉刚走到了香港的码头,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第一次带他去宁波的码头,那时他还想着,长大后要当一个环游世界的船长。

于是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这个想法当然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当时香港以其天然的深水良港,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港口。

考虑到二战后各国经济复苏,贸易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包玉刚推断,船运作为最廉价的运输方式,一定会崛起。

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

一是因为当时的船运业基本靠天吃饭,一不小心,就会输掉底裤。

在此之前,香港的第一任船王郭松突然就销声匿迹了。有人推断,郭氏船队很可能是遭受了飓风,一夜消失。

二是因为当时香港已经有几十家船运公司,竞争异常惨烈。

比如说,先后登上船王宝座的许爱周和董浩云。

许爱周,也就是如今李嘉欣丈夫许晋亨的爷爷。

而董浩云,就是后来的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他爹。

对手都是实力派,你一个连左右舷都搞不清的门外汉,和他们玩毛线啊?

反倒是包父的建议很靠谱,他当时建议搞地产,因为他觉得随着香港人口剧增,地产业肯定有前景。

不得不说,姜还是老的辣。

要知道,霍英东正是在这段时期进军地产业,而后来的地产大佬李嘉诚,此时还在埋头做塑料花。

但包玉刚不听,饱受战乱之苦,四处流离的他,有个执念:

不动产再多也没安全感,炮火一轰,啥也没有,带也带不走。但船不一样,战火一来,我可以开着船就跑。

包玉刚决定做船运,也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比如说,船运是一个典型的重资产行业,免不了要经常向银行借贷玩杠杆,而包玉刚就出身于银行业,对于调配资金经验丰富。

后来包氏船队能够崛起,确实也得益于和汇丰银行的强强联合。

而且,他之前做过进出口贸易,对各地行情也比较熟悉。

在大家的不理解,不看好中,包玉刚做起了船运。

当时,包氏父子向亲友筹集了20万英镑,从伦敦买回了一艘已经有28年船龄的旧货船。

包玉刚的第一艘船——金安号

同行并没有把包玉刚放在眼里。

因为在船运史上,还没有谁能以一艘旧破船翻起什么大浪。

但万万没料到,一年后,包玉刚就拥有了7条货船,并把公司改名为“环球航运公司”。

而且让人不得不服的是,在短时间内,包玉刚不仅对造船学和机械工程了如指掌,而且对世界贸易和航运也很有见地。

同行这时才意识到,他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进入到60年代,世界船运业果然如包玉刚所料,迎来了春天。

当时各国工业突飞猛进,中东的石油成了抢手货,经营油轮的船东也大发横财。

包玉刚瞅准时机,赶紧买了4艘油轮。

但当时在国家有名的都是一些西方船商,比如说世界船王奥纳西斯,以及他的连襟——希腊船王尼亚哥斯。

奥纳西斯桃色新闻不断,后来又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

尼亚哥斯也娶了汽车大王福特的女儿,两人名噪一时。

至于华人船商董浩云和包玉刚,虽然他们有很多船,却只知道闷头发财,也没什么绯闻,所以西方人几乎都不知道。

在从伦敦到普利茅斯的一列火车上,一位英国人和包玉刚聊了起来。

英国人问包玉刚从事什么行业?

包玉刚回答:“我有一些船。”

包玉刚回答:“有尼亚哥斯和奥纳西斯两人加起来的那么多。”

英国人瞪大了眼睛,惊呼道:

“真正的船王,在香港,不在希腊!”

这位英国人叫麦理浩,是第25任香港总督。

麦理浩把自己的见闻告诉西方的朋友们,被埋没多年的船王包玉刚,就这样被媒体挖了出来。

那时的包玉刚,真的很风光,成为很多国家首脑的坐上宾,资产和名气都在嗖嗖嗖的飙升。

这让同样出身“宁波帮”的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很不爽。

在此之前,董浩云曾长期占据香港船王之首。但到了1977年,当西方人给世界十大船王排座次,包玉刚高居榜首,董浩云却屈居第七。

当年打破外国船运公司垄断,并第一次把货轮开到欧洲的,是他董浩云啊。

争强好胜的董浩云,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西方媒体,说他们的算法有问题:

他包玉刚的船有一半股份在汇丰手里,我的船可都姓董!

这句话貌似也没错,但是只能看出董浩云真的只是一个传统商人,他还没有明白资本的力量有多强大。

包董二人的船王之争还在继续,但此时的包玉刚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弃船登陆,转型房地产。

包玉刚意识到,世界航运的冬天要来了。

对于这一点,其实很多船王都感受到了。但大家还心存侥幸,其中就包括董浩云,他信奉的是行业周期论,正打算趁着行业不景气来抄底。

但出身金融业的包玉刚显然对风险更为敏感。

而且,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世界各地游历,搜集信息,据说他的行踪飘忽不定,一会儿在西亚某国王的皇宫花园里吃饭,一会儿又会出现在撒切尔夫人的官邸。

包玉刚之所以料定航运将迎来冬天,是因为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各国为了摆脱中东产油国的控制,都在加强石油的自产能力。

同时,核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也开始兴起。

所以,油轮的需求肯定会大幅降低。

此时的包玉刚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其中有50艘是超级油轮,每一艘油轮都抵得上一座大厦,所以他被公认为香港首富。

但包玉刚也很清楚一点,一旦危机出现,这些庞然大物不仅不值钱,而且高昂的保养费很快会把他拖垮。

于是,包玉刚开始进行油轮大甩卖。

得知包玉刚在甩卖油轮,董浩云觉得重回香港船王之首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开始疯狂接盘,还在日本订造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游轮“海上巨人”号。

到了1982年,世界性的船灾果然来了。

各大港口瞬间成了船只的坟场,董浩云的船队开始亏损,负债高达14亿美元。

但董浩云还是硬撑着,到了四月中旬,他还筹备着在台湾高雄举行第150艘船的下水礼,这是一艘名为“宪章号”的3万吨级豪华游轮,将有一大批各国政要过来捧场。

但世事难料,4月14日,摩纳哥的雷尼王子夫妇抵港。

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港府不准董浩云去机场迎接。

董浩云大怒,觉得这是耻辱,加上连日劳累,71岁的董浩云突发心脏病。次日凌晨,他就去世了。

到了1986年,董氏家族的资产几乎化为乌有。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也从公司的老板变成了公司的员工。

不过包、董两大家族的争斗,并没结束。

97年前夕,两大家族还将有一场旷世交锋。

其实在船灾到来之前,包玉刚就已经在陆地上寻找机会了。

包玉刚盯上的第一块大肥肉,是九龙仓。

九龙仓并不是什么仓库,而是香港最大的码头,属于香港老牌的四大英资财团之一的怡和洋行。它所拥有的产业,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及港岛上的一些码头、仓库、酒店、大厦、有轨电车……

谁拥有了九龙仓,谁就扼住了香港的咽喉。

但盯上这块肥肉的,肯定不只包玉刚。

此时的李嘉诚,靠着房地产和炒股票,刚刚逆袭为香港十大财团之首。

对于九龙仓,李嘉诚一开始也志在必得,但他同时盯上了和记黄埔。

和记黄埔在香港四大洋行中排名第二,旗下拥有造船厂、屈臣氏零售业、屈臣氏制造业、百家等几百家公司。

李嘉诚再有钱,也不可能同时吞下九龙仓和和记黄埔这两个庞然大物。

当时,李嘉诚已经手握1000万股九龙仓的股票,他决定放弃九龙仓,主攻和记黄埔。

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李嘉诚策划了一场大戏。

197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李嘉诚给包玉刚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事相商。

虽然两人此时算不上是好友,而且李嘉诚在电话中也没说什么事,但包玉刚意识到事关重大。

两巨头很快在文华酒店的咖啡厅见了面。

李嘉诚开门见山地说,他可以把手里的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港元的价格,转让给包玉刚。而他开出的条件,是包玉刚需要协助自己,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票。

两个同样精明的商人一拍即合。

当天晚上九点,这桩交易宣告达成。

这项秘密交易,号称是香港收购史上最成功的交易。

不久之后,李嘉诚成功收购和记黄埔,而包玉刚也将九龙仓纳入麾下。

这两个成功的收购影响很深远,用当时媒体的话说,就是“它敲响了英资集团没落的丧钟”。

在此之前,香港的四大洋行(怡和、和记黄埔、会德丰、太古),以及汇丰和渣打两家银行,六大商业巨头都属于英国人。

但此次收购战之后,两大英资公司双双落入了华人之手。

到了1985年,包玉刚又成功收购了另一个英资公司——四大洋行之一的会德丰。

之后,英资势力节节败退,华资势力开始崛起。

这也正好和英国将于1997年把香港交还中国,相互呼应。

而此时将九龙仓和会德丰收入囊中的包玉刚,在经历了油轮大甩卖之后,不仅成功着陆,而且稳稳地成为了香港的第二大华人财阀。

所有的富豪,晚年大概都会面对同一个烦恼:

如何让子孙后代永享富贵,即使他们天资平庸?

包玉刚也不例外,晚年的他,变得非常保守,商业版图不再扩大。

他曾收购港龙航空和渣打银行,在香港掀起惊涛巨浪,然而后来又全身而退。

那些收益小,关系复杂的版块,在他的商业版图中被逐渐剔除,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经营的难度极低的项目。

当年拿下九龙仓后,包玉刚就把其中的尖沙咀九龙货仓推平,建成了商场,也就是现在的“海港城”。

之后,接手九龙仓的吴光正又将其中的旧电车厂的厂房推平,效仿纽约时代广场,建起了“铜锣湾时代广场”。

一座是全球租金最贵的零售商场。

仅这两块拥有999年使用权的地,单租金这一项,包家子孙每年就能躺赚160亿。

包玉刚和妻子,以及大女儿包陪庆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既然包家富得流油,怎么也没冒出个什么包二代、包三代,倒是李二代、霍三代、许三代们活跃在电视和八卦报纸上。

原因很简单,因为包玉刚只有四个闺女,没有儿子。

包玉刚的四个闺女中,除了大女儿包陪庆偶尔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他三个女儿都醉心于搞艺术,她们有的学设计,有的学美术。

四个女儿中没有一个想成为新一代商界大佬。

而他的四个女婿,除了二女婿吴光正从事的是金融业,其他三个女婿都家境优渥,对赚钱压根不感兴趣。

包玉刚的大女婿,是个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当法律顾问的奥地利人;三女婿是个学建筑的日本人;小女婿是个在癌症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香港人。

四个女婿中最受包玉刚器重的,是二女婿吴光正。

包玉刚最后把产业拆分成了四部分,并且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九龙仓和会德丰,交给了吴光正,其余部分分给了另外三个女婿。

一开始,包家三个女婿都视金钱如粪土,在国外去定居,远离老丈人的事业。

包玉刚不得不跑到国外,对女婿们穷追猛打,他甚至对四女婿说过这样的话:

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入赘包家,反正将来你们的小孩想姓啥姓啥,我又不勉强。

其他豪门上演的都是家产争夺战,包玉刚却要苦口婆心地求着女婿们来继承家产,这老丈人也太和谐了吧。

女婿们都扛不住岳父的软磨硬泡,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先后回到香港,继承收租大业,一边看着账户上欢快跳跃的数字,一边叹息感慨: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71岁的包玉刚和家人们开开心心地庆祝完中秋,次日清晨就哮喘发作,不久便逝世了。

在完成所有的战略部署后,一代船王平静地走向死亡。

几天之后,香港上演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丧礼。

走在扶灵队伍最前面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和撒切尔夫人的丈夫丹尼斯爵士,李嘉诚和邵逸夫则紧随其后。

G20各国的领导人,也送来了花圈。

曾答应包玉刚戒烟的总设计师,也以“生前好友”的名义送来了花圈,他还特意派女儿、女婿出席了葬礼。

一个华商的丧礼居然如此大规模地惊动世界政坛,在此之前,只有略逊一筹的董浩云。

在此之后,能与之匹敌的,也只有霍英东了。

不过霍英东的葬礼规格显然还要高一级,因为当时他的棺材上盖的是五星红旗,而包玉刚的棺材,盖的是红色的陀罗经被。

时隔9年,董浩云、包玉刚两大船王先后离世,但包、董二家之争,还没有结束。

两大家族最后的巅峰对决,是在1997年前夕。

1993年之后,包玉刚的接班人吴光正开始刻意与商界保持距离,甚至不惜代价辞去了九龙仓和会德丰主席的职位,并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

他的意图很明显:脱商入仕。

1996年,吴光正正式声明,自己将角逐特首一职,成为第一个表态参选的候选人。

而在此之前,董浩云的长子董建华,也开始了运作。

80年代经历过船灾之后,董家的财产几乎化为乌有。进入90年代,世界船运业开始缓慢复苏,董家的资产在1996年恢复到了15亿。

而此时吴光正,身价是180亿。

但董建华早就不像他爹一样执着于当船王了。

在1996年8月,董建华也宣布竞逐特首一职。

1995年底,北京曾派人到深圳会见李嘉诚、邵逸夫等人,共商特首候选人的事宜。之后李嘉诚针对特首人选一事,向媒体公开发表建议:

后来,霍英东又公开对媒体说:

“我早已在心目中认为(董建华)是合适的行政长官。”

霍英东的话很有分量,当时香港最有钱的虽然是李嘉诚,但说话分量最重的,毫无疑问是霍英东。

1996年12月11日,香港人都坐在了电视机前,等待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竞选结果。

最后,董建华获得了320票,而吴光正只获得了36票。

落选的吴光正继续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不过到了2002年,他又全心回归到自己的商业帝国——九龙仓和会德丰,并且明确表示,将不再竞选特首一职。

是啊,心无杂念的当个快乐的收租公,也许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如今,包家继承人吴光正掌控着13家上市公司,多为地产行业。

包括九龙仓、置业信托、联邦地产、连卡佛、香港隧道、宝福集团、海港企业,还有新加坡上市公司马哥勃罗发展,还有连卡佛等公司。

2018年《福布斯》香港排名中,他名列第6,前6名,除了吕志和是赌场起家,其他人财富来源均是房地产。

与此同时,香港大公报报道,在香港有约21万人住在不足4平米的笼屋中,而4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0万。

也是在那一年,刘德华制作了一个反映香港土地问题的短片:

《让下一代看见》。短片中,年老消瘦的刘德华,低沉地念着旁白:你觉得香港还有希望吗?很多人觉得没有,我觉得有。

一九七八年,华人首富李嘉诚联手世界船王包玉刚收购香港九龙仓公司,此战堪称李嘉诚人生最经典的商业大战,任何想要创业同学都必须好好了解此战的是来龙去脉。

李嘉诚靠着这次商业大战成功让自己的身家大涨十倍。同时这次资本大战之后,香港的华人企业家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替代掉了以英国资本为首的四大洋行。

此战到底是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九七二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在香港正式上市,同年,郑裕彤的新世界、郭德胜的新鸿基,还有胡应湘的和合实业等五家华资地产公司正式上市,后来他们被誉为华资地产五虎将。

李嘉诚在公司上市之后实力大增,他开始从香港的郊区往香港中环中心地带去拿地开发房地产。香港的楼市还有地价也是迎来了一次飞涨。

从一九七二年开始,被香港市民称为鱼翅捞饭时代,那个时候香港股市一夜爆炸,很多人因此而一夜暴富,很多香港市民就用着鱼翅来捞饭,所以被誉为鱼翅捞饭的时代。

李嘉诚个人的财富也在这段时间迅速暴涨。到了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李嘉诚已经成为了香港的最顶级的富豪之一。

但是这个时候,停留在李嘉诚面前的还有几座的大山,这几座大山就是英资的四大洋行。那个时候华资跟英资之间不断在斗争,但是大部分的资源,特别是中环的核心地皮都是被控制在四大英资洋行的手里。

四大英资洋行还渗透了香港方方面面,很多华人企业家都有心与之一战。这个时候吹响号角的人就是李嘉诚。

李嘉诚时候发现了怡和洋行旗下的九龙仓公司出现了一个漏洞,漏洞是什么?那个时候九龙仓公司的业务不断在亏损,九龙仓本来是在香港经营一些货柜、码头,还有一些旧的电车市场,这样的一些物业来运营赚钱的。

但是那个时候这些业务不断在亏钱,结果就导致九龙仓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不断的下跌。这个时候李嘉诚就发现九龙仓手里持有的物业价值、他的地皮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总体的市值好几倍。

于是李嘉诚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想在资本市场上悄悄地收购九龙仓,然后利用九龙仓旗下的物业拆掉之后,用来开批发房地产项目。

如果此举成功,李嘉诚就将以小博大,而且也将在英资洋行控制的资本圈里面撕开一个口子。于是李嘉诚就悄悄在资本市场上吸纳九龙仓公司的股票。

九龙仓跟香港置地被誉为怡和洋行旗下的两大旗舰公司,而怡和洋行他就是香港当时最大的银行。

其实时至今日,怡和洋行依然是世界五百强,背后的施怀雅家族也被誉为英国真正的首富豪门。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隐形豪门之一。怡和洋行当时实力强大,但是因为七十年代发生很多的风波,怡和洋行也想把香港的业务从香港撤出到世界其他国家去投资,结果他们在香港以外的地区投资并不是顺利,导致负债率不断上升诞生。

整体公司的盈利情况并不乐观。在这个时候,李嘉诚悄悄对九龙仓出手正是非常好的时机。但是拥有这样的眼光的人不止李嘉诚一人。这个时候世界船王包玉刚也已经悄悄盯上了九龙仓。

同时当时香港有一个股票经纪,它也发现了九龙仓的价值,于是他把九龙仓公司分析之后写在了股市的评论上面,报纸一登,香港市民纷纷涌入抢购九龙仓的股票,这个时候李嘉诚的持股成本就不断上涨。

同时怡和洋行也发现有人正在大量的收购九龙仓的股票。于是怡和洋行就开始布局反收购。

怡和洋行当时的实力远远在长实之上。那一年李嘉诚控制的长江实业集团,市值大概只有六个亿,远远不如怡和洋行。

这个时候怡和洋行自己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虽然实力很强,但是因为在外国的投资受到拖累,所以他们没办法调动出太多现金。他们就找到了香港的财神爷汇丰银行出面帮忙,汇丰他们并不想直接借钱给怡和洋行,他们就找到李嘉诚,希望劝退李嘉诚。

李嘉诚知道在香港能得罪怡和,却不能得罪汇丰。因为在此之前,李嘉诚刚刚跟汇丰合作重建了香港著名的写字楼华人行。

在这个时候,李嘉诚也心里开始打退堂鼓。有一天李嘉诚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对方竟然是当时香港的华人首富包玉刚打过来的。这个时候的包玉刚身家是李嘉诚的好几倍,而且他的生意遍布全世界各地,被誉为世界船王。

当时包玉刚也是公认的世界十大富豪,以包玉刚的实力就足以跟怡和洋行为之一战。很快李嘉诚就明白了包玉刚的来意,包玉刚希望李嘉诚把手里的九龙仓股票转手卖给他,由他出面跟怡和洋行对抗。

当然了,包玉刚也知道李嘉诚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自己必须给出一些好处。于是包玉刚就利用自己汇丰银行董事的身份牵线搭桥,答应帮助李嘉诚收购在汇丰银行手里托管的和记黄埔、和记黄埔当时也是香港的四大洋行之一,但因为经营不善已经被汇丰银行给托管。

但汇丰是一家银行,银行是不会直接持有去管理一家公司的。但是当时汇丰没有办法,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把和记黄埔给托管出去,所以他们只能暂时自己接手。这个时候包玉刚推荐了李嘉诚,正合了汇丰银行的意思,同时汇丰银行也答应给李嘉诚一个非常优厚的收购条件,当时和记黄埔的市值大概是六十亿港币。

李嘉诚想要拿下两成的股份,至少需要付出十几亿的港币。但是汇丰知道李嘉诚没有这么多现金,于是他们同意李嘉诚只先支付三千万美金,之后他们就把会把这一部分的股票过户给李嘉诚。李嘉诚再把股票抵押回银行,之后拿着现金再来收购和记黄埔。

所以说当时汇丰跟包玉刚是给了李嘉诚一个非常优厚的条件,李嘉诚也同意以低市场价格的条件把九龙仓的股票转手卖给包玉刚。

于是包李嘉诚赚了五千万港币的现金,转手拿出三千万美金收购了和记黄埔。包玉刚则拿下了九龙仓两成的股份。在这之后,包玉刚就跟汇丰合作,从汇丰贷款二十亿港币,跟怡和洋行进行资本大战,双方不断在市场上抬高价格去收购九龙仓的股票。

直到了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包玉刚一锤定音,拿下了接近百分之五十的九龙仓股票,怡和才宣布放弃九龙仓的控股权,这个时候包玉刚正式控制了九龙仓。九龙仓到底有什么价值值得包玉刚和李嘉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收购?

去过香港的人就知道,今天在香港有几个非常出名的商场,第一个就是香港的海港城。这个商场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商场,每年的租金收入大概在一百亿港币。什么概念?一个商场收租一百亿,万达在内地建了大概有四百多座万达广场,一年的租金收入是四百一十七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平均一座万达广场收租一亿。

但是海港城他们一座广场一年就可以收租大概在一百亿港币左右,折合六七十亿人民币,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目。

除了海港城之外,还有一个时代广场也是香港最赚钱的商场,每年收租大概是三十来亿,海港城跟时代广场都是用当年九龙仓持有的地皮来开发的。所以说当时九龙仓是拿着非常好的一些优质核心地皮,而且这些地皮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他们的地契都是从清朝开始留下来的。

土地契约的时长长达九百九十九年,我们都知道内地的地契时间是七十年,但九龙仓持有的几块地皮,他们的契约是长达九百九十九年。可以想象,为什么这几块九龙仓的地皮有这么高的价值,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

说回李嘉诚收购和记黄埔这一边,和记黄埔当时也在香港持有多个船坞,因为和记黄埔是由黄埔洋行跟和记船坞合并而成的,和记船坞被李嘉诚收购之后就拆掉了,建成了后来香港著名的屋村黄埔花园。

黄埔花园足足帮李嘉诚赚的是几十亿的利润。几十亿利润是在八十年代创造,大家可以想象是什么概念,和记船坞后来建成黄埔花园之后,还留着一部分的商业物业,这些物业目前都在李嘉诚手里持有的,一直也在收租,如果现在把这些商业物业卖出去,也至少价值数十亿。另外,李嘉诚还利用合计黄埔旗下的一些地批,开发了另外的几个屋村,这四个屋村当时加起来总计在八十年代就给李嘉诚公司创造了两百亿港币的利润。那这两百亿港币的利润被李嘉诚又继续用来香港投资各行各业。结果李嘉诚的身家在收购和记黄埔之后就一夜暴涨了。

在收购和记黄埔的时候,李嘉诚持有的长江实业市值仅仅六个亿,但是当时和记黄埔市值已经高达六十亿。也就是说李嘉诚在包玉刚跟汇丰银行的帮助下,成功实现了以小博大,这才有了李嘉诚今时今日财富地位。

所以说任何一个企业家,他们要成功中间一定有一个以小博大的契机,俗称就是加杠杆。其实李嘉诚的恩人包玉刚,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这么一个机会在汇丰的帮助下成功从一个小小的船务公司的老板变成了世界船王。

所以说回李嘉诚跟包玉刚这一次收购九龙仓,意义上并不仅仅让他们个人财富实现了暴涨,还让整个香港的商业为之一变。从此华人企业家开始在香港的资本市场活跃起来,整个香港的华资财团开始压倒英姿财团,这也从此改变了整个中国商业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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