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开办厂子不需要资金可以吗?

黄德坤,轰动全国的灭门案的主犯,为了抢到一把手枪,他杀害了贵州凯里市某派出所的副所长,接着用这把手枪抢劫凯里市某银行行长,并丧心病狂地制造了灭门惨案,身上背负五条人命。


但接下来黄德坤人生发迹,进入体制内部门工作,2011年,成为凯里市城管局局长,2015年成为凯里市棚户区改造办的副主任,正科级干部。

不过,这种畸形人生,在2016年戛然而止,因涉嫌贪污被双规的黄德坤,在录指纹的时候,被查出正是18年前惊天血案的凶手,黄德坤案也会成为司法界引以为戒的典型案例,给世人敲响警钟。

俗语说,魔鬼总能把自己隐藏在十字架之下,那么黄德坤光鲜亮丽的光环下,隐藏着怎样不被人所知的过往呢?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黄德坤,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司机,如果没有跳龙门的命,那么还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黄德坤并不喜欢读书。

上中学的时候,黄德坤喜欢翘课,逃出学校后去附近的武术培训班学习,还自学过南拳,也拜了当地武术界高手学习。

据黄德坤的同学王文辉回忆,黄德坤在上学的时候不喜欢说话,属于人狠话不多的性格,在学校没有几个朋友,平时喜欢特立独行,另外他还崇尚暴力,尤其迷恋武器,哪怕是去上学,身上都会带着一把小刀。

暴力就像盲目的野兽,这样性格的人,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好学生,黄德坤经常打架并且十分凶狠,王文辉评价说:“他要么不动手,动起手来对方绝对躺下。”


黄德坤甚至还和当地交警发生过肢体冲突,并将交警的鼻梁骨打断,所以黄德坤在高二时就被学校开除了。

此后,作为“问题少年”的黄德坤一直赋闲在家,他的父亲也是忧心忡忡,只能给儿子安排到凯里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上班,这段时间的黄德坤算是安定了下来,在运输公司将近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做过售票员,装卸工、司机等工作。

到了1991年,不甘心再挣死工资的黄德坤选择辞职,而这个时候正是我国民营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黄德坤开始下海做生意,起初他承包了汽车运输公司的俱乐部,经营台球厅和录像厅,但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后来俱乐部改成了保龄球馆,不过生意依然没有起色。

直到1994年,黄德坤的生意才迎来了转机,他在凯里市比较繁华的商业街经营一家“乐曼乐歌舞厅”,生意非常火爆,在两年的时间内,黄德坤挣了不少钱。


物质匮乏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物质丰富了,人们却容易迷失方向,甚至得意忘形。

随后黄德坤把所有积蓄都投入到歌舞厅中,打算继续扩大营业规模,可就在他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人生无常,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打破了他所有的美梦。

歌舞厅被大火燃烧殆尽,也带走了黄德坤两年来苦心经营的心血和所有的财产。

1997年,黄德坤打算东山再起,和亲人朋友借到了一笔钱作为启动资金,他开办了一家加工冰淇淋的小型工厂,又雇了几个工人,计划着慢慢发展壮大。

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家厂子就倒闭了,也宣告着黄德坤两次创业都失败了,最终让他欠了一大笔债务,而这成为了他犯下惊天血案的导火索。


人生在厄运的时候,其实是一场考验,最重要的不是所处的位置,而是面朝的方向,黄德坤迷失了自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1998年,已经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黄德坤开始动起了歪心思,打算铤而走险,依靠抢运钞车来实现人生翻盘,这可是掉脑袋的勾当,而且银行有着严密的警卫系统,要想成功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但已经被生活逼到墙角的黄德坤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为此他找来了发小潘凯平,打算共同作案,而此时的潘凯平生活同样十分窘迫,最终两人一拍即合。

也就在这个时候,潘凯平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想抢运钞车并不简单,最好弄到一把手枪,于是他们把目光盯到了另外一个发小身上,这个人叫安坤,也就是后来被两人杀害的派出所副所长。

说干就干,黄德坤和潘凯平开始跟踪安坤,得知安坤在电影放映公司的三楼租了一间房子,而且安坤经常在晚上10点多时身上带着配枪和公文包回到租住的房子。


不过抢一名派出所副所长的手枪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黄德坤和潘凯平提前演练了好几天,还买了一把尖刀和一个哑铃。

黄德坤和潘凯平决定在10月17号的深夜动手,他们先是守候在电影放映公司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道里,等待下班归来的安坤。

当天晚上安坤对此毫无察觉,穿着警服的他走到二楼的楼道里时,黄德坤突然冲过去,抱住安坤的身体,潘凯平用哑铃猛砸安坤的头部,接着又用尖刀刺向了安坤。

安坤很快倒在血泊之中,黄德坤和潘凯平抢走了安坤身上的一把64手枪,并且快速逃离现场。


派出所的副所长被杀,配枪被抢,这在当时治安非常好的小城凯里一下就成为了爆炸性新闻,市公安局对这个案件高度重视,为此还成立了专案组。

想到犯罪嫌疑人抢到枪后可能会去干犯罪的勾当,所以当地的各大银行都提高了警戒等级。

银行突如其来地加强安保,让两人抢运钞车的计划彻底泡汤了,于是,两人商量只好放弃转而去打劫金店。

正当黄德坤在凯里最大的金店附近踩点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黄德坤偶遇了凯里市当地一银行行长乐贵建。

因为黄德坤的老婆曾经在银行工作,乐贵建作为银行的一把手,和黄德坤见过几次面,两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深交,但黄德坤也知道乐贵建的底细。

乐贵建所居住的418医院家属区,在当时的凯里是比较高档的住宅区,并且家中的空调、冰箱和电视等电器一应俱全,可以说家庭条件十分优渥。


于是黄德坤后来便改变了主意,认为抢金店不如抢劫银行行长。

随后的半个月,黄德坤和潘凯平跟踪摸查,调查清楚了乐贵建的住所418医院家属楼的具体单元楼层。

时间来到12月初的一天中午,黄德坤和潘凯平买了两棵白菜带在身上,佯装成去亲戚家串门,随后进入418医院家属楼小区。

他们直接去了乐贵建所居住的5楼,用牙膏把乐贵建邻居家的猫眼封住了,然后敲门后进入了乐贵建的家里。

这里值得提一句,乐贵建的防范意识不强,本来在医院家属楼的5楼有一道大铁门,是乐贵建和邻居余可两家共用的,但乐贵建会经常忘了关大铁门,也从来不会锁门,这也给了黄德坤和潘凯平可乘之机。


黄德坤和潘凯平进入乐贵建家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胁迫乐贵建夫妻俩拿出钱财,但乐贵建和妻子没有顺从,反而和两个入室抢劫者吵了起来。

据乐贵建的楼下邻居孙慧平回忆说,那天她下午交接班,在屋里洗被单。她住在18栋三楼,从窗子探出身去晾东西,听到乐贵建的女儿从屋里传来惊叫声。

伴随叫声,还能听到木地板啪啪啪的脚步声,这是要追着小孩打才有这种脚步声,所以,孙慧平以为乐贵建在打小孩。

她撑出身体,抬头看窗子,卧室的窗子是打开的,她看不到人,只能看到一推拉窗,紧接着,窗帘连带着窗子“哗-啦”一声关上了。孙慧平没能看清窗帘背后的人。

虽然不少邻居都听见了乐贵建家不同寻常的声音,但都在隔岸观火,此时有一个邻居耐不住了,那就是刘巧云。


刘巧云和乐贵建的妻子是同事,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加上住得比较近,于是拨打了乐贵建家的电话想要劝一劝两人不要吵架了,然而电话并没有打通。

眼见电话无人接听,出于好心,刘巧云便直接上门去了乐贵建的家,然而刚敲开门,黄德坤便快速地把刘巧云拉入屋内。

乐贵建的妻子当时让刘巧云别管她家的事,快点离开,然而还未等刘巧云转身,黄德坤便朝着刘巧云的身上开了一枪,接着又用刀刺了刘巧云几下,导致刘巧云当场死亡。

案发时,后来也有邻居回忆,他们听到了闷响声,以为是柜子倒了,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枪响。

接下来,黄德坤开枪打中了乐贵建的头部,乐贵建倒在客厅的沙发上当场死亡,随后黄德坤又杀害了乐贵建的妻子和年仅14岁的女儿。

尤为可惜的是乐贵建的女儿,还没有成年,便被残害,两人简直是丧尽天良。

作案后,黄德坤和潘凯平满屋子搜刮,最后只找到了两千多元现金,这和他们想通过抢劫实现人生翻盘的初衷相差甚远,但为此他们已经杀了5人。

正所谓上天要毁灭谁,就让谁变得疯狂,为了掩盖杀人的罪行,黄德坤打算把现场布置成火灾的现场,人算不如天算,由于乐贵建家的煤气罐中燃气不足,这才避免了一场火灾。

一人作恶,千人遭殃,如果这场大火烧了起来,还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冤死。

也正是因为黄德坤放火未遂,才让犯罪现场保存完整,留下了黄德坤和潘凯平的很多指纹,为以后成功破获这起灭门惨案埋下了伏笔。

刘巧云被害之后,她的家人到处寻找,另外乐贵建的朋友给他打电话也打不通,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得知,原来乐贵建一家和刘巧云全都被害了。

警方立即到乐贵建的家里保护现场,并且收集证据,现场有两个最重要的证据——黄德坤的指纹和手枪的弹壳。

从派出所副所长安坤被杀害,到乐贵建一家惨死,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两起恶劣的刑事案件不仅闹得凯里市的百姓人心惶惶,而且还惊动了贵州省公安厅,省里派出刑侦专家到凯里市敦促案件的侦破工作。


尽管案发现场留下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但当时的刑侦技术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加上当时还没有天眼工程,城里的主要街道和小区都缺少监控探头,这使得侦破工作十分困难。

刑侦人员一直在努力破案,随后的时间里经常去乐贵建的家里重新调查,让小区的居民多回忆一下案发当天的情形,另外还悬赏了重金通缉犯罪嫌疑人,争取获得更多的破案线索,但随后的十多年之内,一直都没有破案。

在案发之后,黄德坤和潘凯平躲了一阵子风头,本打算离开凯里市,但担心突然离开会引起警方的注意,于是两个人都留了下来,就在凯里市的自己家中躲避风头。

杀人犯的生活并不好过,每天提心吊胆不说,还要躲避警方的追捕,黄德坤和潘凯平两个人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更不敢去工作,抢来的那点钱财,没多久就花光了,随后两个人再次陷入到生计困难之中。

直到两年后,两起凶杀案在凯里市所带来的冲击渐渐减退,尽管说最能唤醒人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些残忍的事情,但毕竟人们不可能一直活在负面的情绪中,生活渐渐回归正常,黄德坤决定不再东躲西藏了。

两起杀人案件,并没有抢到多少钱,这多多少少改变了黄德坤的想法,他决定收手了,并且努力洗白自己,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黄德坤打算找一份工作,随后应聘成为了本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名普通司机,同时认识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洪金洲。


最开始洪金洲是经济开发区的一名副主任,后来步步高升,成为了凯里市的市长,作为洪金洲的司机,黄德坤经常和洪金洲接触,而黄德坤为人沉稳,练过武术的这一面被洪金洲注意到了。

黄德坤也抓住了机会,和洪金洲的关系越来越好,尽管洪金洲后来因为贪污腐败而锒铛入狱,但他一手培养的黄德坤并未受到太多影响,到了10年后的2011年,黄德坤已经成为了经济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

在2015年,黄德坤出任凯里市改造办的副主任,这时他的官衔已经是正科级了。

从身背五条人命的杀人犯,到步入官场,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往只能在影视剧中看到,可偏偏却在现实中上演了,2015年的黄德坤已经51岁了,眼看着没几年就可以退休,但命运的转折点再次来临,也让他的人生走向了毁灭。

2016年,凯里市棚户区改造办的某些账目出现了问题,这件事指向了黄德坤,随后他被组织双规,并且接受调查,就在这期间,黄德坤录入了自己的指纹,也让尘封了18年的凶杀案的真凶浮出了水面,古人讲多欲则贪,尚私则枉,其罪遂生,正好符合黄德坤的情况。


18年前,黄德坤在杀害乐贵建一家三口的案发现场留下大量的指纹,正好和他被调查时采取的指纹匹配上了,随即黄德坤被逮捕。

几个月后,另外一位犯罪嫌疑人潘凯平也被抓捕,当年的案件终于迎来了真相大白的一天。

十多年来,虽然案件一直没有破,但刑侦人员并没有放弃,而是一直在寻找新的线索,同时也希望通过最近几年兴起的高科技来突破刑侦的瓶颈,其中全民指纹采集工程,起到了破案的关键作用。

黄德坤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作为杀人犯,他十分凶残,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在生活中,他也给身边的人留下了很多好印象。

同学王文辉说:“我俩曾一起上街,我扔了一个烟头,黄德坤要求我必须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他也被拆迁户砸得满头是血,他还是提出要按法律程序去办,没有过激行为。”


所以当黄德坤被捕之后,尤其是被指控为杀人犯时,他的家人、亲属、朋友、同事都很震惊,他们无法把一个生活中的“好人”和一个杀人犯联系起来。

黄德坤的女儿曾对记者表示,在官方认定前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她觉得这些都是谣言,父亲不是凶手。

黄德坤不只是营造出一个“好人”形象,而且心理素质也非常好,同学王文辉直言:“我佩服他心理素质好。”直到事发前,他仍然和朋友们出来唱歌、跳舞。

王文辉说:“他唱歌声情并茂,爱唱《爱拼才会赢》、《男儿当自强》;他唱李玉刚的歌,女声部分也拿捏到位;他跳交际舞,中场休息时自己一个人也能跳一段。”


出事前,黄德坤还坚持锻炼,有时候跑步,有时候打一套拳,拳法流利、有力。

虽然,黄德坤表面淡定从容,其实内心慌得一屄,被捕后,据他交代:他一直过着惶恐不安的生活,他有一种预感,总觉得自己会被抓起来,甚至被枪毙,曾经的罪行让他寝食难安。

另外一位凶犯潘凯平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人落网后,下一步就是找到作案凶器,根据黄德坤的供述,他当年在案发之后,就把作案凶器——那把抢来的手枪丢入了清水江里面,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要想找到那把手枪并不容易。


公安民警随后到清水江去翻找,还动用了水泵和挖掘机,经过无数日夜的努力,最终找到了已经被江水严重腐蚀的手枪,也算是给破案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后来经过警方调查,还知道了更多关于黄德坤的劣行,包括他包养情人,他的情人还为黄德坤生下了一个儿子,黄德坤和原配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晚年得子,他十分疼爱。

在没有儿子前,黄德坤曾对同学王文辉说:“如果有个儿子传承,就算第二天被枪毙了,也是笑着死的。”

王文辉当时还很纳闷,黄德坤为何这样说,现在想想王文辉不觉得倒吸一口凉气:“黄德坤曾不止一次说,有些事不敢和我讲,也不能和我讲。”

被调查之前,黄德坤就察觉到了自己要出事,放心不下小儿子,还特意去看望了一下,并且给情人留下了一笔钱,让她照顾好孩子。

2018年,法院公审的时候,黄德坤和潘凯平没有给自己辩护,表示认罪伏法,并且还对受害人的亲属表达了愧疚之情,表示会尽可能给予金钱上的补偿,最终两个人被判处死刑。


当年造成巨大轰动的凯里市两大刑事案件尘埃落定,随着黄德坤和潘凯平枪决的枪响,五个冤魂终于沉冤得雪,恶行往往会一时得胜,但最终还是会被揭露和惩罚,正如正义只会迟到,而不会缺席。

没有人想做一个卑劣的人,如果不去克制自己邪恶的想法,那么就会让灵魂黯然失色,尤其是面对物质上的诱惑,很容易让人滋生贪念,迷失自我,最终选择和邪恶为伍。

显然黄德坤并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他想用犯罪去获得钱财,就注定了会失败。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处于逆境时,应该冷静下来磨炼自己,走向涅槃,还是迷失了自我,走向了极端和毁灭,这往往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但最后却造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归宿。


这正好印证了那句话:“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切都在于你的选择。”

黄德坤案件的警示作用正在于此,也正是他一念之间的恶行,导致了五个人丧命,几个家庭支离破碎,很多人陷入到痛苦和毁灭之中。

上天给了人们恶的同时,也给了人们征服恶的武器,那就是法律的武器,所有这些罪大恶极的案件都会成为完善我国法律的契机,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这也算是黄德坤案件给后世带来的一点启发。

危废政策持续加码,3部门联手、为期5个月的“打击危险废物犯罪专项行动”又来了。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决定于2020年7月至11月,组织全国生态环境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开展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活动。

尽管政策红利层出不穷,但危废市场却有如坐上了过山车,吨处置费从最高时候的7000元跌落到了2000元,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就像过去三年,我国环保行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曾经被资本捧上天的PPP跌落神坛,曾经那些看起来光鲜靓丽、发展很好的环保上市名企也栽了“跟头”,有的退市,有的“易主”引入国资,还有的收缩业务战线,调低经营预期,发生了很大变化。

即便是受益于垃圾分类和无废城市政策驱动的固废产业,在外界看来赶上好时候,迎来发展机遇。实际上,三年的时间里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并非都是一片“蓝海”。

而危废市场,则是其中又一则典型案例。从当初资本争相“入局”的风光,到如今产能过剩、处置费下滑的窘境,危废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得一个新兴的“蓝海”迅速成为“红海”?

大蓝海+空窗期 资本争相“入局”

犹记得,2017年夏天,广东首届危废论坛上,当时笔者负责论坛的宣传报道,为了“炒热”话题,写了许多篇危废话题的稿件,也拜访了不少环保部专家,多次跟业内谈及危废行业。

当时,谈论最多的,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点:

1)政策监管催生危废巨大需求。尤其是2013“两高司法解释”出台,非法倾倒危废3吨以上就要处罚,使得大量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危废得到查处。一时间,我国危废处置市场被急剧放大;

2)据官方数据估算,到2020年我国危废产生量达8000万—1亿吨,若处置均价以3000元/吨测算,未来三年市场空间有望达到3000亿元,是环保领域少有的“大蓝海”;

3)现有的处置能力缺口大,而新建项目审批慢、落地周期长,短时间难以满足处置需求,市场迎来难得一见的机遇“空窗期”;

4)目前全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数量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而山东、内蒙古、河南、湖南等重要的危废排放地区处理能力不足,亟需补产能

5)供给与需求错配,供不应求直接抬高危废处置价格,部分地区处置价格均价6000元/吨-7000元/吨,远超之前的2000元/吨-4000元/吨,高利润导致行业呈现出“万马奔腾”景象,吸引了各路玩家涉足。

总而言之,那时候的危废产业,就是一个字“火”,千亿级的大蓝海市场,再加上2018年上半年的清废行动,将市场行情迅速炒热。

对企业来说,此时不布局,不“大干快上”,更待何时?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挤”进来,躬身入局。

那时候,隔三差五就会有消息传出,某某企业又加码危废了,某某企业又收购某某了,不时地挑拨着人们的神经。

不仅老牌危废企业,如东江环保,整合上下游业务,收购企业,也有一批环保新生力量,如业内熟知的碧水源、北控、东方园林、高能环境、巴安水务、金圆股份、康达环保、瀚蓝环境等,都将触角延伸到了危废领域,抢滩登陆危废市场。

亦有华南五虎“房企”雅居乐,通过并购,将全国50家危废企业收入囊中,危废资质牌照规模360万吨/年,业内领先。

面对裹挟大批资金、跨界而来的“高手”,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传统危废企业似乎并未恐慌,反而很“淡定”,浑然不觉危废行业立马会成为又一个红海。

如今,三年过去了,当时倍受“吹捧”的危废行业盛况是否依旧?还是那个高利润、高回报、资本争相布局的产业吗?

事实上,市场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产能过剩+处置费下滑 危废“神话”破灭?

前不久,多个业内同行向笔者透露,现在的危废行业,整体的利润、处理费都开始下降,局部地区下滑还挺明显。

某业内人士表示,去年公司某地危废项目利润1.2亿元,今年预估6千万,利润较去年下降了50%。

究其原因,都是不合理规划、恶性竞争惹的祸。由于之前上马的项目过多,而实际上该地区需要处置的危废并没那么多,导致项目投产后吃不饱,不够烧,项目回报也大不如从前。

这也正应了三年前,新宇环保执行董事刘玉杰的一句话:

该发生一定会发生,该出现的一定会出现,危废也会走向红海,也会像市政污水处理行业一般,市场饱和引发恶性竞争,因为各自来的目的不同,参与的心态也大相径庭。

据《环保圈》观察,目前危废行业已经呈现出3个新特点:

1)新增项目开始放缓,部分地区产能过剩

“前几年不少企业不计成本、疯狂扫货式地进行行业并购,但去年未再出现,而且新增危险废物投资项目数量未见增加。”今年年初,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危废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静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

实际上,从今年开始,有些地区非但新增项目不见增加,而且还主动公开辖区内的危废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目的是引导企业理性投资,切勿一哄而上了。

这个地区,说的就是山东。

5年前,山东省内最大的危废企业新天地被摘牌,让本就缺口较大的山东危废处置市场更显处置能力不足。

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专门下发《山东省打好危险废物治理攻坚战作战方案(2018-2020年)》,加快补齐短板。方案提出,到2020年年底前,各市至少建成一处综合性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经过近年来的上项目,补缺口,山东危废处置能力提升很快,不仅能够满足全省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需要,还很快就供过于求了。

“目前已经有几个市出现了危废处理产能过剩的现象,为社会资本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此我们将危废处置和需求情况对社会公布,更有利于社会资本的有序参与。”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中心主任刘强表示。

官方数据统计,2019年山东危废经营单位总的利用处置能力比上年增加395万吨/年。其中,焚烧能力增加36.9万吨/年、填埋能力增加30万吨/年、水泥窑协同处置能力增加45.3万吨/年、其他方式利用和处置能力增加282.8万吨/年。

截至2019年底,山东省已建成危废经营企业209家(不包括危废收集单位和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总利用处置能力为1345.2万吨/年,而2019年工业危废申报的产生量1044.9万吨。

仅从“产生量1044.9万吨”与“处理量1345.2万吨”这两个数据,就可以看出,山东危废处置市场不仅已经饱和,供不应求现象得到缓解,而且产能还过剩300万吨,处理能力已经开始闲置了。

所以,别再说山东危废处置能力严重不匹配,产能不足了,那都是过去式了。

2)毛利润减少,处置费下滑

不止是山东,全国其他地区或多或少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情况,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前期进驻企业太多,没有合理规划,一窝蜂上项目,跑马圈地式地抢市场,占地盘。

然而面对放缓的市场需求以及“僧多肉少”的情况,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

其实,2019年危废处理价格已经呈现出“拐点”苗头,价格上涨态势不再延续,一些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价格“罕见”下降,项目毛利润减少。

进入2020年,整个行业处理费下滑的趋势更加明显。

原因一是供过于求,恶性竞争导致。

原因二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化工企业复工复产滞后,产业上下游不畅通,危险废物处置需求降低。再加上大的政策方向,鼓励产废单位采取清洁生产、内部处置,鼓励产废企业源头减量,需要外送给第三方处置的量随之减少。

需求持续萎靡,处理费自然下跌,有的地区,比如广东、山东等地,焚烧处置费从2017年均价6000元/吨,跌至今年的2000元/吨-3000元/吨,跌幅超50%。

原因三是受江苏响水“3.21”大爆炸影响。“3·21爆炸”后,各地纷纷加强对化工园区的安全、环保管理标准和监管,有的市县甚至做出了不再发展化工行业、对原有化工企业和园区进行关停并转的决定,产废量减少,处置企业寻找危废“货源”的难度加大。

“没办法,几乎把能烧的都烧了,但是入炉量还是不够,吃不饱,之前规划设计的规模大,市场行情预估的太乐观,更何况随着附近县市项目投产,到时候厂子的情况更加艰难。”某危废处理企业无奈地说。

3)有效资质不足,区域性、结构性产能错配严重

令人尴尬的是,一方面,一些地区危废处理企业“吃不饱”,处置能力过剩;但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工业企业危险废物又大量堆积,没有妥善处置。

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核心原因在于有效资质不足,区域性、结构性产能错配严重,这也是业内一直存在的“老大难”问题。

国内某大型危废企业总工曾经表示,之前核发的处置利用资质,都是根据该地区产废种类以及工业危废特性进行核发的,但是近年来由于产能结构调整,不少化工园区搬迁、外移、甚至关停了,因此之前核发处置资质就无“用武之地”了,变成无效资质了。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也印证了这一点。报告指出,2018年危废经营资质企业收集和利用处置的危废量仅为2697万吨,资质利用率仅为26.4%,其中资源化利用危废1911万吨,占比70.9%,无害化比率仅为29%。

就连业内“老大哥”东江环保,深耕行业几十年,整体资质利用率才超过44%(数据来源2019年东江环保年报)。

前述国内某大型危废企业总工补充说,这个行业挺尴尬的,危险废物是流动的,工业企业也是流动的,化工园区更是流动的,但是危废跨省转移却是“不动”的,限制死死的,所以才会出现区域性、结构性产能错配。

解决区域性产能错配,跨省、跨区域合作是最有效的办法。

近两年,虽然四川和重庆针对危废跨省市转移开展深度合作,畅通两地跨省转移通道,但是要想推行到全国也是有难度的。

一方面,我国实行危废转移联单制度,手续复杂,各省管理制度不统一,审批耗时长;

另一方面,危废潜在环境和安全风险很大,危废接收区域的环境容量各有不同,许多区域并不愿接手这块“烫手山芋”。

运营为王+现金为王 寻找下一个“蓝海”

综上所述,对于危废行业,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增项目放缓、产能过剩、高增长红利“褪去”、有效资质不足等问题,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不免有人担忧我国危废处置行业还能走多远?还有所谓的“红利”期吗?是不是“寒冬”就要到来?

其实说“寒冬”有点危言耸听,也言之过早,毕竟,随着环保督察的常态化以及疫情过后,政府对医废合规处置的重视,仍有一波“查缺补漏”的市场行情,部分地区产废大省产能还是有缺口的。

当然,危废产业高歌猛进,持续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只能说这个行业已经驶入“新常态”,逐渐回归理性。

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在“新常态”下发展得更稳更好,撑过这波阵痛期,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4点建议供参考:

1)“运营为王”道理不能只是说说

不止一个人对笔者说,待全国产能上来以后,危废行业也由跑马圈地时代驶入运营时代,运营为王的道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然而对于某些投资企业来说,运营为王的道理,知道是一回事,但是否重视就是另一回事了,“运营为王”理念不能只是说说,还要落在实处。

前不久,笔者跟首创环境某企业管理人员闲聊,他给笔者讲述有关项目运营的生动案例,虽然是餐厨行业,但与危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说,前一段时间,去了项目公司,花了一天的时间,跟着收运餐厨的师傅,满县市跑,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却积累不少运营经验,怎么节省路线,怎么省油、怎么与酒店、餐馆斡旋收取更多的餐厨垃圾等,看似都是微不足道的运营小事,但何尝不是将细节做到极致。

2)“现金为王”,不放过优质项目、优质地区

现金为王,并不是不投资、不扩张,只守着存量项目过日子。

对于眼光长远而又有野心的企业家来说,在做好财务收支平衡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利用已有的资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会放过优质项目、优质地区的争夺。

3)战略上谋更大的局,花更多钱,战术上寻求下一个蓝海

也有人说,度过震荡期最好的方式,除了慢下来求安稳,还可以反其道行之,花更多钱,谋更大的局。

真可谓,“在别人恐惧时我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目前这个阶段,是危废行业发展的必经阶段,与其抱怨,打价格战,不如为提前到来的“阵痛期”做足准备。战略上谋更大的局,花更多的钱;战术上除了建更高水平的工厂,提升运营质量之外,还可以利用已有优势,寻求固废下一个蓝海。

4)重视人才,向管理+技术要成本

成本是企业不能绕开的话题,未来谁能通过技术创新,将建造、运营、处理成本降下来,谁就有可能抢先一步,成为阵痛期后的“黑马”。

这一切一切都离不开人才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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