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5月7日讯 被喻为公募基金“一哥”的王亚伟今日召开了媒体见面会，王亚伟会上透露了离职的真正原因，他表示目前媒体报道的去向都不准确。
王亚伟：首先感谢这么多媒体朋友下午来参加此次的见面会，谢谢大家的关心。今天下午的见面会，我想不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因为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也不是新闻发布会，因为也没有什么新闻需要发布，正式公告今天上午已经见报了。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一个媒体恳谈会，希望与大家就外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举办这次见面会是我主动提议，但也确实有些顾虑。有顾虑也是有原因的。
三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券商组织的集体调研，到义乌的小商品城，那次活动本来应该没有媒体参加，但后来不知怎么媒体就知道了。恰好也是四月底的时候参加集体调演，五月上旬，报纸就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明星基金经理也逛起小商品市场》。内容有一句话叫做“王亚伟人有一点胖”，这句话让我很郁闷，好几天没敢多吃饭。目前的情况，我前阵子体重又创出历史新高，迟迟也不回调。
现在应该说是一个敏感时刻，不太适合出来见媒体。我的顾虑大概是这个，所以也是恳请各位媒体不要拍照和摄像。我最近看了有些报告贴了我的照片，总体看起来没有满意的。这些年，我变化挺大的。所以现在没有好照片也不奇怪，因为确实在这么多年来，我的“基本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想在不使用PS的情况下，我上一张比较满意的照片还要追溯到1994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拍了第一张工作证的照片，那张照片还是不错的。
我想先讲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提问，请大家直接问问题，我逐一回答。
记者：这次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王亚伟：这次离职应该说是我个人的原因，我想我说出来大家都能理解。主要因为外界对我的关注太高，让我感觉压力太大。大家也知道，我平常很少出来和媒体见面和交流，因为我对于和媒体交往的态度，比较纠结和矛盾，用一个成语概括起来就是“叶公好龙”。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我很需要这么一个交流的渠道，因为媒体是无冕之王。大家也知道，我工作中也好，生活也好，都离不开媒体，现在社会上没有人能离得开媒体。工作中，我需要依赖媒体来获取市场信息，在座的很多媒体是我在日常工作中经常、甚至是每天都要依赖的，我从媒体中获取大量的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处理，获得投资上的想法。媒体经常有很多及时、专业、深度的报道，这些报道让我很受益。而且媒体都非常敬业，追求事实真相的精神也是让我非常敬佩。我很希望在工作之余，能和优秀的媒体工作者成为朋友，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我是一个工作和生活分得比较开的人，下班之后很少想工作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优秀的财经记者基本上生活和工作不分，跟他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随时会从生活状态转移到工作状态，磨合起来很不容易。不管怎么样，我对媒体很依赖。为什么说叶公好龙呢？因为对于我来讲，我喜欢平静的生活，不喜欢生活和工作在聚光灯之下；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媒体对于我买的股票进行报道，所谓的“王亚伟概念股”。大家可能想，你买的股票有人追捧不好吗？你还得了便宜卖乖？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尤其在中国证券市场现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让我忧虑。因为中国的普很通老百姓的分辨能力并不成熟，而老百姓有时候会不加辨别地从媒体获得片面的信息，我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经常我的长辈给我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在加一个前缀，“报纸上说的”，这样的话来增加权威性，说明中国老百姓对媒体非常信任。
但是我知道老百姓这么盲目地做一笔投资，很有可能会赔钱。为什么会赔钱？原因有很多。
第一，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买这只股票，我看中的理由，是不是发生变化了？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了？他们可能不知道。发生变化后可能几个月过去，因为媒体并不一定去报道，老百姓便始终不知道。这样的话老百姓很难有效地去规避风险。
第二，普通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弱。因为基金是组合投资，我买一只股票，最多投基金净值的10%。大家报道了很多创业版的小股票，可能只占我资产净值的千分之一，对于我来讲是类似于风险投资，基金对这只股票的风险承受能力非常强，哪怕这只股票下跌了50%，对基金都不会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只是看到了我买了这一个方面，他买了可能会占他投资金额的相当大一部分，这样他就承担了过高的风险。
第三，风险控制手段不同，对于某些股票，我会做风险对冲。例如，我买的某只股票在可能承担着某种风险，比如在外汇、汇率或者是油价等敏感性方面，要承担很大风险；但是，我在另外一只组合上对这种风险进行了对冲，实际上整个组合风险被对冲掉了。但是投资者很难做这种对冲，他可能买了这只股票，就会在油价或者是汇率上承担过高的风险，于是赔钱概率大大增加。这有点像老中医开药方。老中医开了一副药，药里面有几十种成分，各种成分之间有一种平衡，如果只看重某一种成分，猛吃这个成分，很有可能适得其反。我不希望散户因为我买了一只股票而就跟着投资，反过来，这也对我的投资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到后来我发现每次看一只股票，买股票之前我会问问，我买了这只股票会不会被广泛报道，如果被广泛报道了，散户跟着买，然后赔钱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会对我的投资造成约束。有很多机会我们是可以把握的，但是我会变得缩首缩尾，往极端说，任何一只股票都有风险，都不适合散户。除非他们对这只股票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样的话是不是我的组合里都得持有现金我才安心，因为买任何一只股票都有可能会使散户赔钱，即便是银行股也是一样。这样我在这几年的投资中面临着一个最大的困境，也是促使我下决心要离开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这里建议媒体朋友，以后减少对基金经理买什么股票的关注。只报道基金经理买了某只股票，对于不太懂投资的投资者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就像报道老中医今天在药房里加了什么，明天减了什么，这种报道是豪无意义的。
以上是我离职的主要原因。
我还面对着很多其他的困惑，像上市公司的调研，你还没有去就已经传开了。对于投资者来说就造成了影响。另外还有我在投资圈子里面的交流，因为投资要讲究交流和沟通，大家有很多不成熟的观点需要进行碰撞来保持敏感度。有一些是我不成熟的想法，我只是提出来探讨，媒体可能会当成一个重要的观点报道出来，实际上我想抛砖引玉出来，但是大家可能报道了砖，没有报道玉，而且砖还不成熟，报道出来会有可能造成误伤，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不敢抛砖了，这样就没有预感了，这样的话交流不畅了，时间长了会离市场越来越远，与市场隔绝开来。这样长此以往下去，你投资的感觉会慢慢消失，原来对投资很敏感，对市场很有感觉。但是与市场长时间的保持距离。可能敏感就慢慢就没有了。去年有一个电影讲世界范围内爆发一种病，先让大家嗅觉消失，然后味觉消失，然后听觉消失，然后视觉消失，世界一片黑暗，对于我来说我很害怕投资的感觉会慢慢消失。我对于投资的感觉像新生儿对于新鲜的世界一样，非常敏感。我希望避开被过度关注，可以心无旁骛地做事情。媒体的关注可能在我现在来讲是这个感觉，很可能使我丧失感觉。可能以后我不一定做公募了，媒体不再关注我了，到那个时候，我即使实名开个微博也不一定有人关注我，也许也是一种失落的感觉吧，像电影《甲方乙方》里的里面关于明星的那个情节一样吧。
第二个问题关于去向，现在离职这件事情很敏感。离职是我个人的想法，没有和外界进行沟通，目前外面所传言的，和哪些机构有关系，都是不确切的，可以是说完全没有的。我是想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下一步的去向，至于做什么，目前来讲没有明确。但是既然前面大家都传过各种版本的机构，那么我可以明确的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另外我希望大家不要对我去哪这些方面有猜测，这样的话会对别的机构造成麻烦。
记者：其实这些年围绕您的报道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很想问您怎么定义自己的投资工作，什么原因？还有偶像方面，您怎么看。
王亚伟：其实让我自己定义我的工作也很难。我不是彼得·林奇的粉丝，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爱吃什么东西。只是在我接触投资早期，他的书对于我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因为是同行，又都是做公募基金，他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的想法，我在后面的工作中也遇到过。其他人也是大师，也是很成功，他们做的事和我不一样，他们投资思想里面的闪光点我也能借鉴，但是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些。一开始他对我的启发比较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自己阅历的慢慢丰富，还有投资的日益多元化，我觉得彼得·林奇对我的影响在慢慢消失，我希望从各种成功的投资大师，或者是说投资的成功经验里面能够吸取对于我来说有帮助的东西，能够结合我自身对于投资的理解，对于风险的认识，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解，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适合我个人的投资风格。这种风格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定义。
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三十多年后大家开始谈“中国模式”。但是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中国模式这个名称存在，当时有西方模式，有东欧模式，也有拉美模式。如果你简单地去模仿任何一个模式，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有很多闪光的指导思想，比如说白猫黑猫理论、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等等，这些在投资中都可以借鉴，因为他们背后遵循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尊重市场、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对于我来说谈不上某种风格，我比较市场化，不是理想化的人。我投资喜欢看清楚市场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个阶段有哪些机会，而不是去空谈理念之类的东西。因为市场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历史性的阶段，你用历史的阳光看过去几十年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当时的存在和做法是合理的，但是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我觉得市场在发展，人们的做法也在不断的调整。所以投资中尊重市场，与时俱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市场发展了，你人要能够跟上市场的发展，或者是说成为领先一步看到市场的发展变化，而不会说随着市场发展一变化你就会淘汰。我觉得投资不在于一时的成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记者：您有什么不同的风格？
王亚伟：不同的风格谈不上，我觉得作为基金经理，独立思考非常重要。要坚持对投资的独立思考。市场环境确实比较浮躁，如果不能坚持独立思考这一点，投资很容易跟着大家跑。一个人活在人群里好像有一种安全感，但其实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对于投资来讲，跟随大众投资并不一定正确，很可能做错。
自己的独立思考不是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排斥外界，我觉得，恰恰相反，独立思考是要尊重市场，只有尊重市场才能保持独立思考。
记者：为什么您会选择在今年的时间点离开，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变化导致您在这个时点上提出离职。我记得您在2009年说过一句话，您对公募基金非常有感情，不会离开公募基金，但是如果市场发生变化，不适合您的投资风格，您会选择离开。市场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亚伟：首先谈谈在时间点。我的决定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上述提到的不适应感觉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但在当时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我认为很快会过去。但是两三年过去了，情况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不知道如果再坚持下去，两三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积累的过程。
另外，大家都知道，过去两年华夏基金经历了股权转让，在股权转让的过程中我没有和任何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么做不合适。现在股权转让告一段落了，华夏基金现在可以发新产品了，业务能够正常发展了，公司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情况下我自己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可能和市场隔绝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继续像以前做得那么好是没有信心的，自己并不一定适应公司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提出离职，是对公司负责，对于投资人负责，也是对我个人负责。
对于公募基金行业，我做了十几年，确实有很深的感情。要说离开公募基金这个行业，也确实有些不舍。主要是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事，共事这么多年有很深的感情，有大家长期以来的信赖和支持，而离开也是我综合考虑的结果，既然下定决心，就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说风格适应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前面我提到的这些因素存在。比如说过多的关注压力，如果是投资和业绩方面的压力，做基金经理这么多年了，我还是能够很好的去面对。但投资者对所谓“概念股”的追捧，我在投资方的困惑等等方面导致我在投资方面受到影响。至于说投资适应问题，我本人是市场化的风格，总体是尊重市场，不断学习和创新的风格。如果单独的从投资的角度看来这个问题，对于未来的市场适应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记者：今天中信证券公告提到，想邀请您就下一步合作形式进行探讨，您有意对此考虑吗？
王亚伟：其实我和中信渊源很长了，我1994年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中信集团的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工作，也是那里工作的第一个年第一次接触了证券投资。一年以后，我离开了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去了华夏证券，当时也不知道华夏证券几年后会被中信证券收购。华夏证券工作了三年半，又到了华夏基金，后来华夏基金成为了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所以从职业生涯来看和中信还是有渊源的。这次离职董事长也很关心我，但最终尊重了我个人的选择。我非常感谢中信证券对我的看重。我刚才说了我要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还没有具体的考虑，我想以后在业务层面会有某种形式的合作也是很好的，但现在还没有明确。
记者：我问一个问题，您在华夏基金的时候，你离开华夏基金之后有没有自己想过多管理几只基金。
王亚伟：没有想过多管产品，管不过来。我们做主动投资的基金经理，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市场的。对于被动投资的那一套理论，我是不认同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做公募基金经理，不要受被动投资理论的影响。被动投资认为战胜不了市场的，不要白费力，即便是战胜了市场，也是因为运气。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会让进取心受到很大影响，就像对一个孩子说你不行，不要努力学习，努力学习也不行。我觉得对于基金经理来说，要有自信，要全力以赴做好投资工作，如果受到被动投资理论的影响，而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丝毫的怀疑或者是动摇，我觉得多年以后肯定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基金经理。
我未来还会去做主动投资。至于能管多少规模，我现在也不清楚。我觉得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市场的容量会越来越大，可能管的规模会越来越多，但这需要一个平衡点。而我一向不注重规模，希望给投资者一个良好的回报。
记者：想了解一下您对投资本身的理解，一个好的基金经理应该重视什么方面，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能力？
王亚伟：大家经常讲，投资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要做好投资，光靠科学是不行的，巴菲特说只要具备中学文化就够了，像考试一样，考一百分没有好坏之分，但科学只是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说你光靠科学就能取得胜利。另外还有艺术的成分在里面，艺术的成分是很难量化的东西。主要是要靠大家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这种积累能够让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所以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度”，对“度”的把握是投资的关键，因为投资里常常有互相矛盾的东西。
比如说投资的时候，有主见是好事，但是过分的有主见，可能是一种刚愎自用，就会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走到了极端。但如果完全没有主见，那就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什么时候你要有主见，什么时候你要顺应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自己，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了，每个人做的抉择都不一样。可能有的新基金经理来的时候非常自信，但是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自己，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再比如像止损，止损多少幅度合适，是5%，7%，还是15%的止损，没有一个统计的标准，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参数。每个人相对来说有一套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有很多参数，但并不一定能量化这个参数，涵盖了每个人的经验在里边，也许过一段时间又要做相应的完善和调整。我觉得所有的投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对于“度”的把握，而度的把握也无法量化，即便能够量化，别人也不一定能够适用。
举例来讲，穿西装并不一定要穿名牌，把巴菲特的方法拿过来用，也并不一定好，名牌并不一定适合你。对于每个人来讲需要量身定做，要根据身材和气质去选择面料，裁剪尺寸。在投资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独有的，随着市场的变化可以不断完善的一套体系，我觉得这是持续投资成功的关键。
记者：一个好的基金经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王亚伟：第一点是基金经理要对于自己的工作要有信心，要自信，不要受被动投资等因素的影响，这是我的建议。
第二点是基金经理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来完善自己的投资方法，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
第三点我觉得基金经理在日常工作中要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基金经理在投资的时候，考虑的出发点并不一定是投资者的利益，可能是职业的稳定性，一些股票我并不一定看好，大家都买，我也买。很多人认为作为一个顶尖的基金经理不容易，但是做一个业绩中等的基金经理很轻松，不用花功夫，别人买，就差不多配一点。如果放弃了作最优秀基金经理的追求，最后并不一定成功，并不一定可以做好。
基金经理的工作中应追求的目标有三层意思。
第一个是给投资者创造绝对收益，并不一定是半年或者是一年，但是长期来讲要给投资者考虑收益，但是如果是五年，十年的基金经理还是赔钱的，那么基金经理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绝对收益是第一位的。
第二位是要战胜自己指数，要是战胜不了指数的话，即前面所说的被动投资理论，老百姓还不如买指数了，为什么要买你基金呢！基金经理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基金经理第二个目标是战胜指数，这样的话投资者买你的基金是有意义的，基金经理才有存在的价值。
第三个目标是前两个目标都达到的情况下，第三个目标才是排名，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游戏一样，大家看谁更出色一点，这样的话才能证明你比同行更优秀，大家会买你的基金而不是其他同行的，这是你对公司的价值，这是第三个方面，是次要的方面。基金经理如果在工作中把最次要的方面放在首位的话，可能做不到前两个目标，第三个目标也未必能做到。如果专注力在前两个目标，最后你会发现第三个目标是间接的已经达到，或者是完成了。所以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工作目标的确定，会影响到你日常的投资心理，也决定了工作成果。这三个目标是我给基金经理的建议。
记者：王总您离开的消息确定之后，市场上有两个最大的悬念，刚刚提到了您未来的去向，另外一个最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接替您成为华夏基金未来的灵魂人物。从您的角度来看现在公司内部是不是有这样的人选？
王亚伟：继任我的基金经理已经公告，巩怀志担任公司的大盘经理，谭琦担任华夏策略的基金经理，这两位是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我相信他们能够把这两只基金管理好。
至于你说的灵魂人物，我觉得灵魂人物是经过很多年，五年，十年以后才能知道，这个问题不用我回答。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说一下，我也不是华夏基金的灵魂人物。因为外面经常说：“是华夏基金成就了王亚伟，还是说王亚伟成就了华夏基金”。其实可以明确的说，毫无疑问是：是华夏基金成就了我。
因为我只是在一个受关注的岗位上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华夏基金的发展是全体华夏人，包括前台、中台、以及后台，每一位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是全体华夏人成就了华夏基金，而华夏基金同时成就了每一位华夏员工。所以在这里要对于非常优秀的同事表示我的感谢，离开了这么一个优秀的团体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好在大家同甘共苦的友情和这些年来的记忆，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失去。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安慰。
记者：我们注意到去年的年报中和以前的不同的是您没有参加新的重组股，原因是什么？您今天能不能讲一下投资重组股的过程和心得。
王亚伟：第一点我想说明一下，第一个我投重组股，当时我投的时候市场比较少，大家觉得比较特殊一点。大家觉得这是我是在投资上的一个特点，但是从14年的时间来看，投重组股是我投资生涯中一个很短的阶段，而且我投重组股，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说从我投资的比例上，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重组股对于我基金的整体业绩影响不大。
第二点我的投资风格是尊重市场、挖掘市场中被低估的投资机会。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那个时候重组股可能会存在机会。而很多同行没有看到这些机会，或者是看到了机会而不屑于去参与，我关注的多一点，机会留给我的多一点，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投资强调与时俱进，我觉得现在重组股整体来讲没有超额收益，可能是风险大于收益的结果。所以从整体上来讲，应该是更加注重风险，所以我相应的做出了调整，这个调整背后是我对市场投资机会发生变化的判断。
记者：想问您怎么看待范总离职的问题？
王亚伟：范总有没有离职，我不知道。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的消息。我对此无法评价，这个也不是我评价的范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离职是我个人原因，不存在其他的问题。但是另一个方面，我在华夏工作了14年，范总一直是我的领导，在那之前，我在1995年进入华夏证券的时候，范总就是我的领导，可以说范总是我进入金融行业、进入证券行业的第一位领导，到现在也一直是我的领导。和范总共事17年确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段人生经历。对于范总对我的发现和培养，我也是怀有非常深的感激之情，我从范总那学到了很多。实际上，华夏基金整个团队有这么强的凝聚力，这十几年来能够发展这么快，这么大，很重要的原因是范总的人格魅力，当然还有范总超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知道了。我担任基金经理14年，先后管理过四个基金，第一个是基金兴华，第二个华夏成长，然后是华夏大盘、华夏策略。如果按照连续业绩算的话，投资者在初期投入一块钱，并且把分红进行再投资的话，14年后就变成了28块钱，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再看看华夏基金成立14年来给股东有多少回报。华夏基金在1998年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只有7000万；到2000年的时候，增值到1.38个亿；2009年由于合并中信基金，增加到2.38亿，这是历年股东的全部投资成本。而华夏基金给股东回报了多少？现金分红达到40个亿。去年股权转让的时候，华夏基金的整体公司价值达到了160亿。所以你算下来，合并计算的话，华夏基金成立14年来为历任股东创造的复合回报率高达二百多倍，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比从1块钱到28钱高得多。所以由此可见，一个优秀的企业家给股东创造的价值，是远远高于一个优秀的投资家给投资者创造的价值。他们的能力和贡献更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
以前我做投资的市场常常说投资赚钱了，我会觉得自己水平高，眼光好，实际上背后有你所投资企业的企业家的责任，赔钱了可能会把原因归为企业、企业管理层的原因，赚钱了就是自己水平高，赔钱了就是企业家水平低。实际上投资时间长了，越来越感觉到金融是对世界经济服务的，也就是说，你投资者的投资好坏，离不开实体经济，离不开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如果没有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存在的话，投资者的长期利益是很难有保障的。所以我觉得范总对于华夏基金很重要，是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角度。
记者：像您所说的，优秀的基金经理离职，对股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中信证券方面有没有关于股权激励的承诺给到您？你认为股权激励的问题对于市场、对于基金行业是一个怎样的影响？对于职业基金经理人的发展来说是否是一个瓶颈？谢谢。
王亚伟：您提到这个股权激励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很多，也讨论了很长时间，我认为股权激励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个人对这方面没有太多的诉求，我离职不是因为没有股权激励，也不会说因为有股权激励了就会留下来，我离职与此无关。但是我仍然认为，股权激励很重要，尤其是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等这样以人为核心的行业，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的行业。
我在工作中也接触到了很多企业的领导，他们对股权激励有强烈的诉求，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需要拿多少股权，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股权激励这种手段来留住和吸引他们所青睐的优秀人才。因为对于企业的领导来讲，要维持一个优秀的团队的稳定性实在太重要了，但是又太不容易了。大家可能作为领导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等等手段可能都做了，老总整天琢磨的是人的问题。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人都走了，老总就成了唱独角戏了。我理解公司老总重视股权激励实际上是想获得一个有效的、而且是长效的留住人才的手段，根本目的还是要把企业做好，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现在也在讨论股权激励等问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现象。其实十几年来，公募基金的发展不是依靠国家信用。虽然说牌照还是处在比较严格的控制和审批阶段，但是实际上基金公司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市场化，投资者买基金不是冲着国家信用，而是冲着基金公司的管理能力，所以我觉得跟国家信用的关系不大。未来的基金行业，我觉得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包括从业人员、管理层、监管层，我觉得都是希望这个行业有长远的发展，也都在付出很多努力，在制度上也是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未来的公募基金行业仍然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
上午中信证券发出的公告里第三条也说了，支持华夏基金未来探索股权激励方面的挽留人才措施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信息。
记者：我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前一阵市场上流传比较多的说您在一个研讨会上谈银行的问题被郭主席打断，我想知道有没有这个事？另外您在华夏基金这么多年，大家也说华夏确实也是行业内领先、第一的，您觉得您有没有在华夏基金体现您的价值？对于华夏的年报，从财务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华夏基金和规模类似的基金公司有明显的特点，利润贡献与其他的公司相比，比例有所不同，这是华夏基金的资产结构问题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
王亚伟：第一个问题有关郭主席的报道，是一个完全无中生有的报道，也是我被娱乐化的例子。今年以来我都一直没有见过郭主席。郭主席上任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倾听市场各个方面的意见，倾听大家的意见基础上也出台了很多非常有针对性的举措，这些举措大家也看到了正在发挥效果。我觉得这是证券市场非常好的现象。
我个人实际上非常认同郭主席倡导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我觉得中国证券市场未来要有长远发展，必须要走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未来的前景会更好，其实大家说来说去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连股改这么难都走下来了，后面的不管是新股发行的市场化也好，还是多层次的市场建设也好，这些问题都会很顺利地找到好办法去解决的，会让中国证券市场有更好的发展，这方面我非常拥护这个改革方向。
第二个是薪酬方面，我觉得基金行业的薪酬都是一个市场化的方向，是一个制度安排的设计。市场化的环境下我觉得每个人的价值不太可能被低估或者是被严重高估，这种可能性都不太会存在，其中都有一个自动调整机制。所以我经常和同事交流，我说大家不用去考虑薪酬待遇的问题，因为我说你所处的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业，你的关注点不是向你的直接领导、或者是和公司老总、和人力资源老总去要待遇，去谈待遇，我觉得这没有意义，我觉得你只要关注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把你的能力提高。实际上你的能力提高了，你的直接领导不给你去加待遇，他是睡不着的。因为你随时可能会被别人挖走。像我前面所说的一样，如果下属被挖走了，领导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了吗？所以我觉得市场化好就在好在这个方面，有非常有效的调整机制在里边，大家可以把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而不会自己去打小算盘。所以薪酬方面，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刚刚说到净利润，管理费的问题，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前面也说过，华夏基金这么多年来实际上为股东的现金分红是行业里最高的。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是回报股东，从公司的角度，另外一个方面是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就像华夏大盘基金一样，为了长远发展，给投资者分红分得很少，每次可能分一毛钱。公司的经营也是一样，一方面是我的利润有多少分配，另外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公司的经营和发展，他的基础设施如何完善，他的后台建设。其实投资的话，有的时候规模上得很快，但是接下来是中后台压力的增加，你的服务能力能否跟上，你的风险控制是不是能跟上，这些方面跟不上的话，实际上最后投资者会走的，你的规模也会下来。所以从公司角度来说，对未来做投资，在人员配制上，对基础设施投入上，营销推广的投入上实际上都要未雨绸缪，都要看得更长远。
所以我觉得不能进行简单的行业内的比较，每个公司的经营方针不一样，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未来三五年就可以看出来了，有的公司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一流的资产管理公司，而有的公司可能是短暂的。
记者：我一个问题是这次离职的交接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从季报上来看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有所改变，大家关注未来华夏基金整体在长远上会不会在策略风格上、实力上有比较大的改变。第二个，我查了一下近期关于您的报告，所有回顾您经历的都提到了您卸下华夏之后会去美学习、涅槃，中间是否发生了什么对你有很大的启迪的事情？
王亚伟：交接的话，今天开始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基金正式由新的基金经理下单，之前都是我独自投资决定下单的。基金经理也是最后这几天才定的，我在5月4号当天递交基金经理的辞职报告，4月28号提交的是公司副总经理的辞职报告，副总经理的辞职要提交给董事会有一定的程序，但基金经理没有辞职，所以这段时间的操作还是我管理的。此外，还有一些长期的指令，从今天正式的交接后就取消了。
你说到风格改变的问题，这个很正常，因为市场在发生变化，实际上这不是我风格的变化，而是我根据市场的变化所做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和风格变化没有关系。
你说的赴美学习，我在2005年4月担任华夏成长基金经理，9月份去学习过，回来以后接手华夏大盘有比较好的表现。我觉得有几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是我担任华夏基金经理期间我担任着投资总监，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讲是非常大的负担，因为同时要管人和管事，这两个东西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管钱主要考虑市场，那么你要注意力集中在市场上的变化上，会比较简单，钱没有思想感情，不会说这个钱不该用，会很客观的决定。但是管人不一样，管人非常复杂，不是说你简单一个待遇就可以解决的，他们有很多诉求。做了研究员是不是要做基金经理，是否稳定，是否有其他的公司去挖他，怎么样考虑和评价，激励，这些问题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而且我不太擅长琢磨这些事情，所以会觉得这个工作做起来很累，又有很大的团队，所以这种情况下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交织在一起，在投资上会很难。所以会对我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那种情况下我就要做出选择。在管理方面发展，做你的投资总监，还是说你往投资方向发展，去放弃总监，我最后选择了专心做投资总监。基金方面还是有发展空间，这是很关键的。
第二个方面是去美国学习是否有收获，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那三个月时间里可以稳定下来思考，站在外面看中国的市场是什么情况，你看了美国市场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市场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在外面有的时候会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此人身在此山中的情况。而且你在美国会接触到各种投资者，你会发现一个成熟的市场中投资者是很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投资者。像一个企业一样，一个企业在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对应不同的投资者，早期的是天使投资，然后过一段时间是VC投资，然后是创投，最后上市是IPO，然后上市了以后会有兼并收购或者是垃圾债等等的，你会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有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投资思路，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投资模式，非常多元化。实际上有助于你了解这个投资市场怎么运作，或者是市场之外的人怎么运作，这个时候你会跳出自己的局限性，我原来做公募基金，只能从公募基金的角度看问题，其实不是，你可以换一个别的投资者角度看企业，这个企业我看不值钱，为什么那些人眼里有价值所在呢。这有助于你全面考察投资市场，这样的话会有助于你更多的发现机会。
还有一点是说你了解了国外市场，实际上破除了对他的迷信。你会发现国外市场是这么做的，原来国外市场很多东西都是误解。你不会迷信，国外市场是这么做的，国内也一定这么做。就像中国改革开放一样，一定放开了以后才会有远见，有了远见、开拓了视野，就能知道自己的发展之路。
记者：您认为下一个阶段的市场更多的投资机会在哪，您比较倾向于价值投资，您可能也会适当的做一些波段操作，在这两方面如何调整和平衡？
王亚伟：目前阶段，系统性的风险对冲比较难。因为系统性风险没有办法通过组合投资去消除风险，除非说你用股指期货，否则系统风险只能降低而无法消除。比如说某个方面，买航空股在油价上有风险暴露，油价上涨会对航空股有影响。比如说石油开采公司，煤炭公司会和油价上涨有相关。但是具体的量上会很复杂，涉及到整个行业的高度。
通过仓位的调整来使风险降低，这个过程中会出现波段性的操作。对于我的投资来讲，我的投资出发点是价值投资，但是最后从实际操作的结果来讲是波段操作，为什么？有时候一只股票我可能会看好，有两只股票，都是十块钱，一只我看好涨到15块钱，另外一只可能只能涨到14元，他们下跌风险不一样，可能都会跌到8块钱，这种形势下我会买涨到15块钱的，但是短期内会涨到12块钱，这个时候你再比较，会发现这个12块钱的股票下跌风险增大，这个时候你会卖掉，去买可能涨到14块的股票，但是出发点是价值投资的判断，投资组合的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不断优化的过程，通过波段操作，对组合做了一个优化，这是操作的考虑。
记者：基金业绩多大程度上和基金经理本身有关？另外在择时和选股上，国内的基金经理相比较而言相对的差一些，您如何您对择时和选股这二者怎么样去平衡？
王亚伟：其实你要说业绩的关系，大家可以做分析，实际上有两种，一种分析是业绩是正的还是负的，择时的贡献是正的还是负的，行业和个股选择的贡献是正的还是负的，还有交易上的贡献是正的还是负的，这都有具体的测算。根据每个基金经理在什么阶段比较强，多个阶段积累下来一个基金经理的风格，特长在什么地方，擅长做行业配制，还是选股，还是擅长择时还是交易。另外一个方面是规律分析。
一个基金公司的业绩整体上是好还是坏，这块实际上有两部分的风险，一部分是研究团队，一个公司的研究团队强，可能那个公司平均水平是10%的收益，这个公司靠研究可能会有12%的收益，整体上比那个10%收益的公司高出2个点。另外还有基金经理的贡献，有的基金经理贡献了两个点，还有基金经理贡献了5个点的收益。对于我们公司来讲，一个方面我们加强对研究团队的建设，当然研究团队对公司整体业绩的贡献比其他的公司强，这样在行业里面就比其他的公司要好。
另外要注重基金经理，如果报告中研究团队对基金经理无所谓的话，大家没有必要花那么高价钱去请基金经理，当然聘请基金经理就希望发挥他的特长，希望在他研究团队的业绩贡献基础上超出收益，所以从公司内部组织管理也好，还是投资文化也好，希望给基金经理充分的空间来发挥他的特长，而不会按照一种模式。我们也鼓励基金经理的风格多样化。
记者：之前提到了您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不适应，未来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或者是工作条件会让你感觉到更适应。您在过去几年的时候，怎么样考察一家公司，其中从研究团队中怎么运用好研究团队的优势。
王亚伟：我喜欢处于干扰较少的状态，能够和市场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排斥。就像物理学量子理论一样，你刚刚走进这个市场，就已经对这个市场产生影响了，这样的话投资就很难把握。我希望我对市场没有影响，更好地观察市场变化。很多投资从年报，月报中可以看出来，有的时候很多投资依赖于媒体的信息，这些信息在别人看来并不一定是可以形成投资的决策依据，因为我觉得从一个长期的经验，时间积累上还有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综合能力，实际上你会慢慢有一些投资想法，这些投资想法实际上可能经过交叉的验证后，做出投资决策。这种投资决策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有把握，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机会的话，就可以形成投资决策了。
投资者有时会存在过度研究。很多信息对于你投资是没有用的，是投资噪音。过度的研究，花费了很多精力是事倍功半。到什么程度，是足够就可以了，不是说越多越好。因为风险跟你投资的量，如果对某个企业有信心就多投一点，没有信心就可以少投一点，这些东西是自己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决定的。
记者：那么您关注哪些媒体，会关注什么样的信息？
王亚伟：我关注的信息是比较宽泛的，某些行业类的报纸我可能看得稍微少一点，因为行业研究还是要行业研究员来做，可能综合性的财经类报纸多一些。报道关注的东西经常有重复，重点的看一些，再看其他的方面。
记者：您此前管理的这两只基金公告了大比例分红，有业界猜测，这个大比例的分红是为了留住投资者，还是说想给这些老投资者们落袋为安，您的想法是什么？
王亚伟：分红对于投资者来讲，希望他们自己做出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再投资，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我觉得给投资者多一个选择。
记者：您虽然掌管着收益很高的基金，但是未向更多投资者打开，是不是有遗憾？市场关于内幕交易传言一直是存在的，包括之前证监会曾经进行所谓调查，这个问题能否简单回答一下？
王亚伟：2007年股改的时候，当时考虑是暂时封闭基金，因为后来业绩增长比较快，如果打开的话可能规模过快增长。从选股和创造收益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么多股票可以选择，就不容易创造超额收益，肯定对原有投资者的利益是一种损害。
我个人是不注重规模，是看重业绩。所以当时很多公司有这种拆分，大比例分红等等，后面确实打开的话规模会升得很快。实际上我们知道基金如果规模很大的话业绩会受到很大影响，或者是发行之初就很大的规模，最后受损的还是投资者，对于我来说，还是做有把握的事情，给原有的投资者回报。打开的话自己没有把握。因此，我觉得也不算遗憾，因为我的能力所限不及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我觉得，首先要做到让现有持有人满意。
你所说的内幕交易这件事，整个基金行业，所有投资行业里面透明度最高，运作最规范，监管最严格的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只有规范的运作才能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不光是对于基金经理个人，还是对于基金管理公司来讲都是如此，我作为一个行业里面从业时间这么长的基金经理，华夏基金管理公司从小到大发展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规范的运作，我觉得是业绩和规范运作这两个方面。
记者：您的业绩，无论是品牌，口碑，还有投资者心目中都有重要的地位，您离职的话，对未来华夏的品牌、口碑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王亚伟：公司从一开始并没有想打造明星基金经理。业绩好，自然受关注度就提高了，这是一种较长时间积累、自然发展的结果。华夏基金很早就树立了以投研为核心的文化，大家集体拍照的时候喊的不是“茄子”，是“业绩”。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一个基金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业绩，公司上下所有人大家对于业绩的追求都可以说是全力以赴的。一个团队的业绩好，大家在这个行业里会更加出名，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最后会成为明星，我觉得和这公司的营销策略没有关系。明星经理不是你想打造就能打造出来的，公司从来没有用广告费包装我，宣传我。这和打造没有什么关系。这么多基金公司，这么多基金经理，可能会有一两个人做的好，就会成为所谓明星基金经理。我觉得从概念上也有一定可能性，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一个班上有人成绩好，有人成绩连续几年排在前面，这个成绩是班主任包装出来的吗，打造出来的吗。实际上不是。背后有大家努力的成分在里面。
记者：公募基金以排名为主，在公募行业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私募基金以做绝对收益为主要目标，你是怎么看？你主动提出今天跟大家沟通吗？
王亚伟：其实没有人规定公募基金就一定要做相对收益。我觉得没有这样一个行规，其实还是看每个人对于投资的理解。基金经理要试着理解投资者的需求，还是说自己想要投资的，有没有把投资者的需求考虑在自己投资考虑的范围内。这些考虑决定了投资的出发点。我个人认为，追求绝对收益是做投资的一个起码的条件。
另外对于私募基金，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私募基金是一个绝对收益的产品，因为目前从手段上不能保证私募基金能够做到。可能私募基金的想法上比公募基金更多地考虑要做绝对收益，这是私募基金的出发点。但是从实际来看，私募基金可以运用的手段并不多。我觉得现在股指期货可能增加一些手段，未来融资融券扩大，这块可能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做绝对收益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而公募基金规模上继续发展壮大，确实需要在绝对收益的产品上有更大的发展。最近华夏基金准备推出相关的产品，我们觉得这个方面的投资者需求还是很大的。
记者：王总你好。今天下午从您的言谈举止中我感觉您离开公募行业的概率非常大。刚才您也谈到了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基金的问题，我们也是从近年来看公募行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绝对收益的身影。这个里面有一个行业的反思，一个轮回的过程。作为一个即将离开行业的老人，您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还有目前的行业监管过度还是监管过松，以及基金现在传的比较高的基金背离发行、行业背离性扩融、还有公司背离性的竞争情况，您能不能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一点您的想法。
王亚伟：对于我来讲，在公募基金里华夏基金是最好的公司，这是我的看法。中国基金行业发展历史还很短，才十四年，前面经过了持续的高速发展，下一个阶段是经历一个调整，也在想哪些方面如何结合中国投资者需求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觉得一个行业的发展不是一个直线，而是一个螺旋形，也要经历一个过程，在一个过程中为下一步的发展积累力量。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的探索和讨论，对于行业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外你刚刚谈到了监管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管理层提出的思路，“加强监管，放松管制”，我觉得这种方向是非常对的。其实不是监管过紧，而是原来的监管过松；相应地，有些管制过严的予以放松，能够促进一个行业的创新，促进行业的发展。我觉得监管方面，行业或者是说市场的发展，在监管方面加强力度、放松管制是应该的。
记者：目前行业扩容，一些中小公司追求弯道超车，还有大公司的扩容，说白一点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见到发行潮、发行热，您怎么看？
王亚伟：我觉得这是市场选择的过程，是基金行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实际上大家看到投资者会做出选择，和你单方面的追产品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体现的发行潮是一个产品审批或者是产品报废市场化的表现。原来被压制的产品现在集中出来了。最终这些产品能不能形成销售，或者是形成多大的规模，还是市场说了算。所以我觉得这是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种表现，没有什么太多的短期的意义。
记者：之前有媒体报道您可能会去香港索罗斯基金，您之前也否认，我想知道现在大陆开展基金的环境和条件成熟程度如何？还有对香港的A股和H股的对冲基金来讲，香港有对冲基金经理讲大陆方面有人才的匮乏，就是说大众的对冲经理普遍从业时间不长，十几年时间，没有经历过经济低谷到经济回升的完整周期，第二个融资融券的成本比较高，还有一个是对冲的工具比较少，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亚伟：我觉得说中国市场的话，中国的基金经理这些年做得还是不错。我也是2005年出去看看国外的情况，才发现他们很多东西吹得天花乱坠的，他们给你讲它们的风险控制，从金融危机上可以看出来他们讲的很多东西是不堪一击的。国外的指数基金发展得很兴旺，但中国的公募基金，这么多年是远远跑赢指数。市场这么多年有下跌，或者是没有出现太大涨幅，国内公募基金业绩表现虽然并不太理想，但是和指数比较的话，公募基金还是帮助投资者回避了一些市场风险，还是创造了一些收益。所以我觉得从战胜指数角度来讲，公募基金整体来讲做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未来投资于中国本地的上市公司，我觉得会比外来的和尚做得好。但是现在确实工具不多，成本偏高，这些问题都存在，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这一块会降下来。市场一旦放开了，问题会得到解决。
记者：王总离职好几次传闻了，华夏基金作为成熟的基金公司，面对明星化的文化上，有没有准备？作为一个企业发展的话，肯定以后会去明星化，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都是这么一种管理。
王亚伟：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平常心，对于明星经理也没有刻意的理想和追求，也就没有说刻意的去明星化，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围绕着明星经理去做，所以谈不上去明星化这么一个问题。
记者：一个企业发展的话，正常情况下对大家来说有一个感觉，您的离开会对行业有一定影响，如果发展正常的话，一个到五个人的离开是这个企业的正常现象，对于未来发展的话。
王亚伟：我们从内部来看觉得挺正常的，比如一辆奔驰车也一样，前面小标记是奔驰的标记，它没有了这个车开起来一样的。
记者：您好，我问的很简单，一个是请王总能不能概括一下您这十四年，另外一个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您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一个不一样的自我？或者是说您跳出基金这个行业来说，是不是有一个您比较明晰的人生价值的追求？
王亚伟：我不知道怎么概括，可能那么几个基金的收益率就是一个概括。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比较合格的基金经理，自我评价是这样。始终把持有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做得还是不错。刚刚说寻找自我，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觉得还是说能够做你感兴趣的事，我觉得在工作中也能体会到乐趣，体会到成就感，同时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或者是说对投资者有所贡献。我觉得这是我所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