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是一分区的“多事之年”，接连发生的大事小事不断，好事坏事不断。尤其1940年春夏的一团晋东南反顽战斗，迄今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正面宣传，报喜不报忧，好像除了“战斗成果”，没别的了。可结果呢？一团的这次晋东南反顽战斗，是导致一团领导班子改组，团政委朱遵斌被撤职判刑的最初开端。

就像1938年的一团冀中之行，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大会上对一分区所有干部公开传达的内容。这与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有出入的，起码也会有所隐瞒。即使朱遵斌自己的申诉，也是满肚子委屈，倒不完的苦水。当年的一位一团营教导员的子弟转给我的陈正湘在八十年代有关这次事件的信件中，其实我也了解了八九不离十。

这一次这位老红军干部的回忆，我们从中发现了形象生动的历史真相。

他回忆的标题是“南下挺进支队”：

“1939年12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以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以阎锡山部发动十二月政变进攻山西新军，并集结晋冀鲁豫地区周围的十六个军及四万余人的游杂武装向太行山区和冀南、晋西等抗日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盘踞在黄河以北长治地区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朱怀冰的九十七军则是进攻我八路军的急先锋。我军曾多次做朱怀冰的工作，希望他率领九十七军和我八路军真诚团结，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但毫无效果。为封锁切断我八路军的交通补给，他构筑碉堡三百余座，多次扣留我交通员、侦查员，抢夺我粮食和军需品，同时大肆摧残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我抗日政府干部，连续袭击我八路军驻地，曾一次打死打伤我军百余人，并抢占我驻地。为顾全大局，我军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朱怀冰却视我忍让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日益猖狂。

1940年3月初，为了支援一二九师打击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粉碎朱怀冰反共军的猖狂进攻，晋察冀军区派出一支南下挺进支队，由一团和五团组成，支队长是陈正湘，政委刘道生（江西永新人）。除了南下挺进支队，同去的还有抗大二分校，还有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带警备旅和一个骑兵团，另外罗瑞卿、聂荣臻等几位领导同志到太行山地区参加北方局召开的会议也和我们同路。

当时，八路军总部设在太行山区，朱德、彭德怀、博一波、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同志都在那里。我们一团因为和日本鬼子多次交战，连续打胜仗，缴获了许多武器和军用物资，南下的时候部队装备很好，扛的是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带着日本钢盔，子弹带、背包都是日式的。到了辽城（现佐权县）的东井、西井，过八路军总部时，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领导人都看到我们的队伍，我们成四路纵队，走得很整齐。在西井驻下来以后，陈正湘团长特意布置把环境卫生和宣传栏搞得很像样，三、四天后总部首长来看望我们，还专门搞了很正规的阅兵式。朱老总给我们的排以上干部集合训话时说‘不要看你们一团装备那样好，部队那样整齐，你们还是游击队，一二九师是正规军。’朱老总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当时装备不是很好，生活也很艰苦，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他们还没怎么和日军接触过。总部首长走后，刘道生政委带我们几个营干部到一二九师参观学习，邓小平同志接见了我们。

几天后，一团随挺进支队开赴山西长治地区，与一二九师协同作战，讨伐反共顽固派朱怀冰，打开国民党的封锁线。部队向南走首先遇到的是国民党孙殿英部，开始孙部同意让我们通过，后来又改主意，叫我们绕道。代理团长宋玉林同志和我们商量以后写了一封信（把团政委朱遵斌漏写了，执笔的是一团秀才瞿世俊，两年后在一团攻打易县东罗村战斗中被俘牺牲），大致内容是：贵军，我们借路经过，互不侵犯，请不要阻挠，如果阻挠，我们决不客气。结果我们顺利通过了，没有发生冲突。出了孙军驻地，进入河南林县以后，我碰到一二九师一个侦察排，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说我们是晋察冀挺进支队，侦察排的人告诉我：‘朱怀冰的部队在向南撤，这会儿正在林县的北面成一路休息。’并指着我们东面的一队人马说：‘那就是朱怀冰的军部。’当时的阵势是这样：我三营和朱怀冰部同时向南行军，我营在西边，朱军在东边，之间相距大约100米，朱怀冰部以为我们是孙殿英的部下，所以没有丝毫戒备。为了不错过战机，我已经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先指挥部队向东面朱怀冰的军部一行突然发起进攻，把他一下子打懵了头，朱军大乱，其官兵纷纷逃跑，我营700多战士奋勇追击，有的四、五个人追一个连，追上了就大喊：‘缴枪不杀！’那些国民党兵大多是穷苦人出身，知道了是八路军，没有抵抗就都放下了武器，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同志就是这一次解放过来的。军长化妆逃跑了，我们活捉了一个军参谋长，俘虏3000多人，缴获13部电台，100多挺轻机枪，1000多支步枪，100多挑国民党现钞，还有许多牲口驮子，驮的弹药、物资和一批驳壳枪。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刚从黄河南边儿运过来的蒋介石拨给他们的装备、物资和军饷。

那一次一团回到一分区，补充了三百多朱怀冰俘虏，基本上都是河南人。宋学义不过是其中之一。也许是回避“当过国民党军队被八路军俘虏”的这件事，于是某些人炮制了宋学义的另一种经历：在家乡参加了抗日队伍，然后又成为一分区一团的一员。

其实当过国民党军有什么？被俘虏过来的又有什么？许多一分区红军领导干部都是从国民党军被俘后留在了红军，比如一团长陈正湘、三团长肖应棠、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一分区组织科科长黄连秋、一分区卫生部部长张杰等等，多得数不过来。

缴获的战利品，我只许可留下一些武器、弹药和少量军需物资，大部分都上交了，那100挑现钞更是分文未动全部上交。我的习惯就是喜欢武器弹药，从来不留钱财。可是上交团里以后，有个别干部（两个教导员一个政委）偷着留了钱，藏到褥子和马鞍里（也许是真的，被身边人举报；也许是听说的），违反了纪律。回到晋察冀以后，聂司令大发脾气，把那几个干部撤了职，关了禁闭（聂司令将朱遵斌等人关禁闭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次是第一次听说。但聂司令亲自带着一团一起回到一分区，毫无疑问要同杨成武商量解决朱遵斌的问题）。

抗战期间的八路军打仗，从来把缴获看得很重，因为八路军的武器、物资、钱财基本上要靠战场上的缴获才能获得。无论对日军还是对国民党军的战斗，八路军的每一次胜仗无疑就是一次“发意外之财”的机会。错过了这个机会，就要受穷。对整个部队来说是这样，对某些个人来说同样也是这样。1938年一团冀中之行，还有这次1940年的一团晋东南之行，都使得一团的某些部队领导人倒了霉。

这一次我们南下挺进支队协同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仅用几天的时间，迅速、干脆地歼灭了国民党顽军朱怀冰九十七军及其他反动武装万余人，将冀西和武安、涉县、磁县地区的反共军全部驱逐。3月中旬，我军与卫立煌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该县以北为我军驻区。至此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以顽军朱怀冰抢占我太行山北部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完成南进任务以后，南下支队准备回晋察冀，邓小平同志曾向朱老总要求留下一团和骑兵团（挖晋察冀的墙角？其实留下就没有后来发生在一分区的故事了），聂司令不肯给。还有人告诉我，朱老总有意把我留在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聂司令也没同意。”

看到这位红军干部写回忆录的特点了吧？凡后来出事的干部，只要是被撤职、判刑、枪毙的红军领导干部，他一概都回避不提人名。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的叙述就是实事求是，有什么都要实话实说。不能回避历史，更不能篡改历史的真相。

1939年11月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朱遵斌还是一营的教导员。战后，论功行赏，他被提升为总支书记；半个月后一支队、五支队的机构设置开始运行，一团团政委王道邦调任五支队政委，空缺的一团团政委的位置由总支书记朱遵斌接替。

短短一个月时间，朱遵斌由营教导员飞快的被提升为团政委，足见领导上对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原一团团长陈正湘被提升为一支队支队长，原一团副团长熊奎被调走，原一团参谋长杨上堃升任一支队参谋长，二营长宋玉琳被提拔为一团团长。因为资历稍浅，难以服众，所以团长的前面有一个“代”字。

在这之后，发生了一支队支队长陈正湘、一支队政委袁升平、原三团团长纪亭榭突然去晋察冀军区；紧接着是五支队支队长赵玉昆叛变；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侦察科长袁彪、侦察股长罗昭辉的“出走”事件。

再往后是一团奉太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远赴晋东南参加“反顽”战斗。

1940年的一团晋东南之行回来后，年底，除了一团的团领导班子改组，那两位涉及到的营教导员均被撤职调离，去了下面的游击支队。将陈正湘的有关信件转交给我的，就是其中的一位营教导员的孩子。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他们与陈正湘交流当年的往事，我发现陈正湘在信中询问得很仔细，而且也相当谨慎，对此事的是非曲直一个字都没有表态。我不禁联想到：当年在一分区的陈正湘也是以如此谨慎的态度对待每一场战斗的。

附：陈正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朱遵斌问题的信件内容（写给当年的一位一团营教导员的，开头的称谓省略）：

近几年，我再三给朱尊斌同志写信询问：七日早饭后，我得悉一团缴获了一批款，我即骑马跑去询问你们缴获的确实有多少？你们说还来不及清点。我叫你们立即由司、政、供组织清点小组负责清点，待清点完后，即将实数报支队，待请示聂总或集总首长后，再行处理。除留一个连警戒掩护清点外，其余立即准备出发，继续向合涧追击，拟当晚在该地宿营，清点完毕后即赶到合涧归建。但直到返回分区，也未得到团里的确数报告。以致产生以讹传讹，有人信口开河说缴获款上十万，宋（宋玉琳团长）说十几万，马（马青山团参谋长）说二十万，朱（朱遵斌团政委）几次复信说总共五万三千多元，上缴分区四万，团里留下一万三千多，在晋东南招待开会慰劳伤病员等花掉三四千元，其余交团供给处保管。

有人说，是邓可运同志和你向分区首长汇报缴获款项，（省略10字），说宋、朱未参加汇报。真的是这样吗？朱说他临去校学习前一再要求分区首长面谈，请对他在一团工作四年当中，由于那些缺点或错误，请不客气地给予批评指正。但均遭拒绝面谈。当他到军区政治部报到后，突遭搜身连衣被马鞍子都被仔细搜查，结果值从口袋里搜出搜出十二元法币和边区币，另有两个保存多年而约一钱重的金戒指。虽事实如此，但仍听信分区的报告，当即宣布（省略16字）处分。从此他被戴上犯严重错误的帽子，栽了45年的冤案，致使他抬不起头，每当调到一个新的地区，组织上首先就看到他这顶冤帽——那段历史结论。因而不得重用，两年前还是一个省的公安厅副厅长（现已离休）。

十一前他爱人带着申诉报告，请求查核哪段冤案历史，对保留的尾巴，请求彻底平反。我们这些了解他的一些老同志，应本着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地帮他把问题搞清楚，也是我应尽的责任。你说对吧？

因常睡眠极少，故常头疼心烦意乱，写信不成句，而且很吃力，今夜就写这些潦草的意思，希体谅。

等待你早日复信，以便将各有关同志的意见核实综合供法院参考。

（注：陈正湘1993年12月2日病故，此时距他病故还有七年。）

（下面这几行是子弟的话）还有，爸爸给陈司令的信的草稿，有几句话，没写在复信中，断断续续的，大致是：

“打完仗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一、五团及冀中部队都参加了，朱总司令、刘师长、聂司令员到会讲话。朱总司令表扬了我们参战部队，可是刘师长就很严格的批评我们部队纪律不严”。

“刚过正太路，敌用铁甲车来了，天已大亮，我们边走边打，还好没有伤亡，只是把我骑的马惊跑了，干粮衣被全丢了。部队回到平山休整几天，聂司令员召开营以 上党员干部大会，总结南征，严格批评干部中的错误和缺点，印象深刻的是丢了文件箱。没有召开过清查战利品和款项的会议。”

看爸爸写的信，我都急死了，搞不清他说什么，比陈司令员的文笔差多了。也怪不得出问题，程序缺失，说不清了。也可能是集总、刘师长批评叫聂总很没面子，朱政委顶缸了。但是陈司令员那种负责的态度真叫我感动。他在秘书写的信上加的那些内容，那一簇簇的小字，“今夜就写这些潦草的意思”、“晨草附”，一夜未眠，叫人真的心疼！

我知道的朱遵斌事件，是从一分区抗战干部那里得知的，一分区正式的干部大会上传达的。当然，那时候传达的内容是“马鞍子藏麻将”，和“马鞍子藏钱”有所不同。所有一分区抗战干部得知朱遵斌的事件，都是根据一分区会议上统一口径传达下来的文件精神，而不是亲眼目睹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

被撤职的朱遵斌从此官运不佳，他自己也怨言满腹，怪罪宋玉琳的背后告状，也归罪于杨成武的偏听偏信。根据陈正湘信中所写，我们得知，朱遵斌一案，“虽事实如此，但仍听信分区的报告”。所以，朱遵斌定罪，最终一分区的报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旧上海商人的女儿坚持去延安参加红军

　　一个丈夫成谜的女人独身一生

　　一个倾其所有帮人的女性百岁弥留时不忘捐遗

　　旧上海商人的女儿 用棺材换学费

　　她是旧上海一个商人的女儿，9岁丧母，与继母的关系又不好。

　　继母说：“一个女孩子读书有啥用，应该帮着照顾家庭，将来嫁个好人就可以了。”这种说法影响着父亲。

　　读完小学后，俞守璞便回到家帮继母干活。好在少年人的心气还在，她不断托邻居帮忙找工作，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3年后，同学介绍她到一所乡村小学当助教，却因没有教师文凭几次失业。

　　一心想读师范的她对父亲说：“我死了你得给我买棺材吧？我嫁人你得给我嫁妆吧？算我提前给你借的，两年后师范毕业挣钱还给你。”

　　父亲给了她一年的学费，当时她21岁，进入了上海一家私立学校的师范班。半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俞守璞也投入了学生运动，父亲因她“不务正业”停了她的学费。她找到学校领导获批缓交学费，后来她半工半读还清了费用。毕业分配时校方问俞守璞的意愿，她请求“分得越远越好”，后被分到山东教书。

　　走路去延安 “一边写简历一边哭”

　　20多岁的年轻人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是急需一种信仰的，俞守璞也一样。

　　在山东教书的日子，她的同事来自全国各地，进步青年给她更多的新思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她去过南京、香港、广西、贵州、重庆等十多个城市，目的地只一个，“我一定要到延安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火车、汽车、马车、步行，一路颠簸，取道成都、宝鸡、西安，一路上高度警惕，怕遇到国民党的眼线。眼看离延安近了，却不能直接去，而是与许多年轻人一起进入安吴堡的青训班，学习一个月后才可以去延安。到延安是行军去的，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地走了12天，吃住都在寒风雪地里，两个人用一条被子。

　　1939年冬天，延安的风吹在俞守璞的脸上，又冷又热，“想起过去的日子，我一边写简历一边哭，延安的女干部安慰我不要哭，一切都过去了，挺起胸，抬起头，勇敢地干革命！”

　　延安7年，她先后在抗大、女大、鲁艺、延安大学学习，课余时间就听老战士讲长征的故事。当时大家住的是人挨人的窑洞，吃的是小米、土豆，虽然每天累得不得了，可是俞守璞觉得再苦再累睡觉都踏实。

　　没有子女 丈夫是谁也是谜

　　日本投降后，俞守璞被派往东北工作。解放后到沈阳，做过教育、统战、政协工作，“解放后知道上海老家的父母弟妹生活艰苦，便经常寄钱回去，继母和父亲都很过意不去。”

　　1982年离休后，她一直住在干休所，没有子女，丈夫是谁也是个谜，她从不谈及自己的婚姻。因为知道求学的艰难，俞妈妈资助最多的就是贫困学生，她留下的百余张汇款单、捐款单中，有十几张捐给希望工程，累计五六万元，有几十张寄给了贫困学生，累计三四万元。很多汇款单她都没用真名，“我捐款本来也没图回报，只要这些孩子成人了，就是我对社会尽到了一点责任。我也是坚持读书才改变了命运啊！”

　　沈阳年纪最大的捐遗者 家族有长寿基因

　　虽然没有子女，却有四个人一直叫她“妈妈”，小晶就是其中一个。“我伯父是俞妈妈在延安的战友，我父母去世早，我家四个孩子日子过得相当难。俞妈妈每个月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寄给我们，资助我们四个直到参加工作，可她自己却节衣缩食。”

　　陈旧的老房子是公房，残破的家具几十年没换，电视和洗衣机是亲戚送的，破旧廉价的衣服打着补丁。像“女儿”说的一样，老人很少想到自己。但能让别人记住她的事却很多，比如她最后一笔党费收据300元，是她催着保姆主动到社区交的。她在社区发起“月存1元”爱心互助基金，已累计捐款几万元。还有她是沈阳年纪最大的捐遗者。虽然器官已经衰老不能用于移植，可是她一生做过两次癌症手术，却能活过100岁，这对于人类健康长寿以及抗癌课题的研究有一定价值。

　　亲属说可能家族有长寿基因，她的兄弟姐妹都活过90多岁。俞妈妈性格特别开朗，晚年研究养生保健，营养配餐，多吃素食和粗粮；每天多项运动，干休所里的合唱团、秧歌队、舞蹈队、游泳队都有她。她活过百岁是奇迹但也不奇怪。

　　本报讯（记者 高晓红 实习生杨佳）没有车队，没有鲜花，没有棺木，穿着旧时衣物，鲜红的党旗盖在身上，11月26日，在中国医科大学捐遗工作部告别厅，百岁老红军俞守璞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老人老家在上海，同辈亲人均已过世，没有丈夫和子女，前来送别的只有六七位亲属，其中同姓人只有俞莉莉，是俞守璞弟弟的女儿，她和俞守璞外甥女顾静之从上海赶来送别。“姑姑离家80多年，只有文革期间回老家一次。她经常给老家寄钱，教育晚辈要有革命理想，生活要艰苦朴素，要为国家多做贡献。她说电话费贵，写信要比电话便宜。”侄女希望俞老的遗体做完医学研究后能够火化，然后接回上海安葬，但沈阳捐遗工作尚无先例。

　　“我们敬佩这位无私的老革命者，要来送他最后一程。她一生艰苦朴素，却把钱都捐助了别人。17年前我们就认识她，这次自发地来送别她。”来宾中有十多位身穿白色红十字马夹的志愿者，他们都是捐遗志愿者，曾经与俞老一起为遗体捐献工作做宣传。俞老一生捐助过一百多人，可是生前她便不愿打扰别人，所以老人去世的消息只通知了她捐助过的一家四个孩子，在最后的时刻，面对这位没有子女的老人，有人在她灵前深情地呼唤她“妈妈”。

　　她没有家庭，没有子女，一个人走过百年孤独却不说遗憾；她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因为她没留遗产，积蓄全捐，连遗体都捐了，是纯粹的“裸捐”。11月24日，沈阳百岁老红军俞守璞辞世，老人明明白白一辈子，弥留的日子也始终清醒，“我的东西，包括遗体全部捐给政府，就算我最后的时刻为国家做点贡献，别忘了到社区替我交最后一笔党费。”

　　作者：高晓红 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