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世界人民的梦魇　　

《中国与世界》　一九九七年第九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和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二战中的两次会议上确立的。一次是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另一次就是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布赖顿森林（Bretton Woods, Newhampshire, 又译布赖顿乌兹）会议。雅尔塔会议确立了由美苏共同处理法西斯战败国的前途，以及美苏共同管束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雅尔塔秩序”，对后一点中国人有特别深的印象。然而，相比之下，“雅尔塔秩序”远远没有在第二个会议上所确立的“布赖顿森林秩序”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凶狠、毒辣。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召开布赖顿森林会议的时刻，正是美国的权力在全世界的扩张渗透将要达到顶点的时刻。在当时所能够预见的战后时代，是一个全球人类活动走向前所未有的汇合的时代，而主导这个汇合运动的，就是在二战中唯一未受削弱反而自肥的西方列强－－美国。当时美国拥有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和全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在布赖顿森林会议上，建立了美元金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使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中央银行。　　

　　布赖顿森林会议所留下的传世“礼物”就是管理世界的三大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这些机构在最初成立时，其目的相当有限：即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体系，协调债务，以帮助战后欧洲的恢复与重建。而战后世界战争与革命的发展形势，使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渐渐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用来作为根据西方的意图去解决世界广大的不发达地区问题、并取代旧的殖民统治方式的最主要工具。　　

　　从一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被设计成由西方列强并主要是美国所控制的机构，将其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的要求很早就被拒绝了。由于实行金钱统治的最直接的方式，即按拥有股份大小决定表决权，世界银行在刚刚建立时美国掌握了３７％的投票权。这个百分比尽管在今天下降到１６％，美国仍然是操纵世界银行的最主要力量。世界银行的行长历来是由美国任命。具有一百三十多名会员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二十六个最发达国家控制着６０％　　

　　世界银行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就是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ＩＢＲＤ），和国际开发协会（ＩＤＡ）。在早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是为私人投资提供担保，以及基建项目的投资。由于欧洲重建的工作主要由马歇尔计划所完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转向了新的使命。　　

　　这个转变，主要是迫于战后世界广大不发达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浪潮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剧烈冲击，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和六、七十年代印度支那战争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统治精英迫切感到要在解决广大不发达世界面临的命运攸关的“发展问题”上抓住主动权。一九六○年，成立了国际开发协会（ＩＤＡ）。从六十年代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点项目开始从基建转向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这就是世界银行所标榜的有着十分动听的名称的“扶贫计划”、“脱贫项目”等举措的由来。　　

　　然而无论名称有多动听，现实是冷酷无情的。这种冷酷无情再也没有比一位世界银行行长的履历更能够形象地说明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六十年代越南战争中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八一年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这位在印度支那战场上杀人如麻的“轰炸专家”，似乎对普遍地成为蕴育反帝革命烈火的温床的第三世界的贫困，有着特别的强烈的感触。在越南人民取得抗美战争彻底胜利的一九七五年，麦克纳马拉在世界银行的年会上发表著名演讲，声称：“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二十亿人口生活在难以忍受的贫困状况是本世纪最紧迫的问题之一。”①麦克纳马拉开始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稳定国际财政金融的机构大规模地转变为改造和渗透第三世界的工具。　　

　　在很多情况下，世界银行版本的“发展”，和反共战略成为同义语：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支持援助反动独裁政权、镇压进步的社会力量，在国际上，围堵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帝斗争。在“扶贫、脱贫”的悲天闵人的词句下，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带着阴沉的老牌殖民主义的影子。为了苟延旧的殖民主义统治和缓解殖民地的矛盾，世界银行向几个老牌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的殖民地供贷款，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统治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英国统治下的肯尼亚、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等。而反帝反殖斗争的胜利和高潮，也伴随着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际机构的“脱勾”：古巴与一九六○年、印度尼西亚于一九六五年分别从世界银行中退出。　　

　　然而，布赖顿森林会议所确立的国际机构在更大程度上代表了战后新殖民主义统治方式，一种有别于战前老牌殖民主义依靠暴力、独占和直接统治的形态。世界银行强调市场的自由运作的哲学，主张全世界市场的完全开放和资本与商品的畅通无阻。世界银行以举行各种讲座和培训计划的方法，传授新自由主义教义，一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精英从这些课堂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国家，并成为重要的经济官员，开始虔诚地推行根据世界银行和西方战略所指示的第三世界改造计划。美国著名黑人政治活动家杰西·杰克逊在一次非洲国家领袖会议上谈及西方对非洲的奴役时说：“现在他们不需要使用子弹和绳索了。他们只需要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以了。”　　

　　世界银行所指导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政策，首先毫不掩盖地是西方资本利益的肥私。它要求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撤除贸易和关税障碍，使它们的市场对西方生产力过剩的工业全面开放，而要求不发达国家自己根本不去发展自己的工业。②世界银行贷款从来都给西方大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一般来说，每一美元世界银行贷款，就带来两美元的西方财团的订货。比如，一九九三年，美国为国际开发协会提供了１５亿美元的资金，同年美国公司得到大约２７亿美元的招标合同。另一方面，“开发援助”给受援国带来无穷的后患。在“市场效率”的无情统治下，“效率”的狭隘计算将穷人的生存权利和生计权利屈从于冷酷的利润最大化，使农村传统的保障性公有财产私有化，对乡村社区造成巨大的冲击扰动，挑起种族和社区矛盾和仇视，激发起穷人之间自相残害的暴力和动乱。③　　

　　其次，更重要的是，世界银行的“开发援助”的最经常后果，是使不发达国家陷入西方银行债务的深渊，也因此深深地落入了任由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摆布的圈套：不仅每年要将大量的国民产值用来偿还债务，民族经济、国家政策也要根据世界银行所规定的越来越苛刻的条件去改造和重整，使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使国家的发展走进依赖和停滞的死胡同。　　

　　这个厄运，在八十年代，以全球规模降临到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头上。这就是八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这个危机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菲律宾最为严重。而促成和激化危机的关键因素，就是令第三世界谈虎色变的“结构调整计划”。为了应付第三世界在七十年代因沉溺于西方银行的贷款而积累起的巨额债务，世界银行于一九八○年起，开始设计出“结构调整贷款”（ＳＡＬ）。这个贷款的内容就是迫使借款国接受按新自由主义教条改造本国经济的十分苛刻的条件，包括：撤销外资的限制和利润转移的限制，减少政府的公共开销和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农村和社区公有财产的私有化、市场化，货币贬值，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它的本质就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资本的利益为唯一考虑去重组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撤除不发达国家对民族经济和下层贫困阶级的最后的一点保护，使西方资本能够毫无障碍地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和掠夺资源。很显然，结构调整的负担完全要由社会最底层的穷困阶级承担。　　

　　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给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和倒退。从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三十六个国家内实施了二百四十一项结构调整计划。其中四分之三的国家在这一期间人均收入下降。④经过“结构调整计划”的十年的横扫，第三世界整体的债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二；第三世界中最穷的国家，债务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债务则翻了一番以上。⑤由于第三世界忙于还债并在债务中越陷越深，出现了资本向发达国家倒流的现象。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净流动是２１５亿美元。⑥整个八十年代被称作是第三世界的“灾难的十年”。　　

　　“结构调整计划”给第三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联合国儿童紧急基金组织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全世界有五十万儿童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偿还债务计划而非正常死亡⑦。“结构调整计划”规定政府减少公共医疗开支，迫使一些国家的医院不再提供医治第三世界最常见的病－－结核病的医药。而世界银行又通过所谓“社会贷款”将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转向私有化，实际上是促销更为昂贵和赚钱的药品，从而使第三世界最需要医疗药品的阶层无钱买药，使最穷困的阶层陷入绝望的被剥夺的深渊。⑧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行的“开发援助”计划，基本上实现了计划设计者的真正意图，那就是在全球规模上劫贫济富。一九九一年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着全世界８５％的财富，而在一九六○年这个数字是７０％；在过去三十年中，占世界人口中２０％最穷的人所占有的财富从２．３％下降到１．４％；世界上穷人的收入绝对水平逐年降低，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年间，有两亿人口的收入减少；在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三年间，十亿以上的人口收入减少。⑨　　

　　“结构调整计划”理所当然在第三世界遭到强烈的抵制和反抗。第三世界的统治精英同时受到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九九四年的七国首脑会议上，七国领袖们督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那些似乎是仍为采取必要行动的国家的政府提供更严厉的政策建议，和更坦率的信号。”⑩　　

　　在整个第三世界经历八十年代的灾难的同时，也出现了东亚经济圈的繁荣和“四小龙”的“奇迹”。这与其说是“现代化”的成功，毋宁说是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生动表现。然而就在九○年代，出现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长期的经济衰退，以及最近期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更丰富的证据再一次说明不平衡发展规律。　　

　　世界银行对亚洲的贷款从七十年代后大量增加，特别是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为重点。世界银行的亚洲贷款大部分是私营性质的大型基建工程，大多对自然环境和穷困阶层的家园产生严重破坏。同时大型基建工程的招标合同为西方财团和当地上层精英带来大量的利益。　　

　　中国于一九八○年重新加入世界银行，享有的表决权是３．４７％（而美国是２０．８４％）。一九九六年度，世界银行共批准中国项目十六个，承诺资金二十九亿七千万美元。这使中国连续四年成为世界银行年度借款额最多的国家。世界银行在中国改革的决策中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为中国改革出建议、下命令的角色也越来越公开。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世界银行发布的《１９９６财年中国国家经济报告》中，提出“对结构调整与改革的看法”，认为应通过“工业中的非国营部门”“吸收国有企业中的富余工人”，以及实行“减少政府在干预资金使用方向和确定商业银行资金成本方面的作用”的“金融部门改革”等措施来改革中国的国营企业。⑾这些建议，以及中国社会在改革中日益呈现出的问题，如工人下岗、通货膨胀、农村社区的解体和人口的流离、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使人震惊地感到和“结构调整计划”下的第三世界的社会问题何其相似。而在宣传舆论中所大谈特谈的“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机遇”之类令人瞠目结舌又无知可笑的言论，更促使人思考和注视中国社会主义正面临的一个险峻关头。　　

　　即将于九月十五日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据说将由世界银行作“二○二○年的中国”的报告。　　

　　仍然坚持自己要走社会主义和独立自主道路的中国人民，对于一个曾经支持过全世界最凶恶最腐败的反共独裁政府、精心营造新殖民主义性质的依赖性、买办性发展模式、以掠夺和奴役第三世界为己任的帝国主义帮凶组织，不应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⑾《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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