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率为10%的最低气温在哪里可查询?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安全”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又一重要考量。财政安全是所有安全的基础和支柱(高培勇,2020)。然而,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财政状况有望逐渐恢复,但仍然不容乐观。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2895亿元,同比下降3.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5588亿元,同比增长2.8%。2021年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805亿元,同比增长18.7%。同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5733亿元,同比增长10.5%。疫情冲击放大了财政潜在的风险问题,给未来维护财政安全带来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可见,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化解重大风险,必须高度重视财政安全问题,剖析潜在的风险挑战,未雨绸缪,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底线”。

关于财政安全和风险问题,我国学术界高度关切,总体上主张在新形势下,需要以风险为导向,实现财政安全与经济发展并重。刘昆(2020)在分析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时,强调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杨飞虎和杨洋(2020)强调宏观调控政策应坚持财政政策灵活有度。高培勇和陈果静(2021)认为,要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和转折点,我国已经走上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之路。刘尚希(2020)强调,要树立以风险为导向的预算理念。杨志勇(2021)在分析我国“十四五”时期财政治理需要注意的八个问题时,强调应对财政收入波动有更多的准备,更加重视财政风险。冯俏彬(2021)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财政工作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以建设“安全财政”“功能财政”“绩效财政”“整体财政”为核心,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关于财政风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债务风险、赤字风险和减税降费风险。对于债务风险,现有文献分别从政府可支配资源、债务负担率等角度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判断。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将政府债务与可支配资源联系起来分析债务风险状况,认为可用于抵御债务风险的资源已经达到警戒线。庞晓波和李丹(2015)使用债务负担率作为测度政府债务风险的基础,发现中央政府债务风险小,但资金配置效率低,地方债风险整体可控,但2019—2022 年或为风险爆发的集中期。其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重点关注的方面。马海涛和吕强(2004)从地方政府债务的含义出发,分析了我国地方债务风险的形成机理,认为需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财政体制和建立健全地方债务风险管理体制等方面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何杨和满燕云(2012)认为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杠杆借债融资的模式增加了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的难度,因此,为逐步建立规范的地方债制度,需要在完善法律和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财税体制进行深层次改革。李升和陆琛怡(2020)发现财政体制要素和政治晋升激励制度可以解释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不同的形成机理。对于赤字风险,一般认为财政赤字率达到马约标准的3%为警戒线(侯荣华和沈小平,2003)。在当前严峻形势下,部分学者开始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必要性进行讨论。刘尚希等(2020)认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非常规的政策措施,财政赤字适度货币化是权衡当前以及未来各方面风险后的一种合理选择。对于减税降费风险,郭庆旺(2019)重点分析了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和风险防范,提出防范财政风险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财政整顿策略、加强中期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实行税式支出预算、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

在如何实现财政安全方面,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财政安全的实现途径。一是加强政府债务控制。郭玉清(2011)构建了与我国经验相容的财政风险预警控制方法,以保证财政安全。二是加强政府审计。刘雷等(2014)认为在“免疫系统”观下,政府审计能够通过揭示功能、抵御功能和预防功能有效维护地方政府财政安全。总体来看,我国学术界对财政安全和风险问题高度重视,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风险程度的拿捏存在困难,有说轻了无足轻重、说重了担心影响社会大局的困惑。二是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的原因,导致2021年财政发展中的“意外之喜”可能会淡化人们对财政安全运行风险挑战的关注。三是现有研究对财政收支中的风险矛盾关注比较多,但是,对于“降维打击”等非传统风险关注不够。

本文试图在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府对风险预见预判能力,严密防范各种风险挑战,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财税领域,我国又面临哪些事关安全的风险挑战呢?梳理出来,本文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风险挑战:一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横亘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墙”。二是危及我国财政汲取能力和宏观调控边界的数字经济、数字贵族。三是我国在财政管理过程中对财政认识的意识问题。四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当中和经济全球化程度提高后,传统的税基萎缩和纳税人税负相对上升,而对新涌现税基的调控不足、调节乏力的问题,消费税的“污染抑制型”向“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型”的转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问题都可能使我国财政发展面临“降维打击”的风险,是我国沿着传统发展模式所无法预见的、更是难以克服的,必须高度重视。

本文的可能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试图“跳出财政来看财政”,着力围绕数字经济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对财税体制运行的“降维打击”进行了分析。二是与行为财政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相结合,努力拓展研究视野。三是按照“十四五”规划的要求,努力强化“整体财政观”,注重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努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二、“降维打击”与行为财政学中的“框架效应”

(一)“降维打击”:新形势和新经济对传统财政的挑战

“降维打击”一词出自我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经典作品《三体》一书,是指三体星人使用“二向箔”将太阳系由三维空间降至二维空间的一种攻击方式。现指改变对方所处环境,使其无法适应,从而凸显己方的优越性,属于一种战略手段(孙晓青,2020)。这使得该词最初在商业领域得到快速传播,用于形容一种商业思维,即用于形容拥有高端技术的群体直接进入低端技术群体的领域,对后者形成碾压式的打击,其天然带有压倒性的比较优势属性。例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京东”对“当当”的颠覆式打击;“苹果”对“诺基亚”的“降维打击”。也就是说,最终打败诺基亚的不是身处同一行业领域中的另一家手机厂商,而是从另一个领域“跨界”而来的企业;“美团”对“统一”和“康师傅”的碾压;热兵器对冷兵器的碾压。也就是说,最终击败“统一”的不是其已经意识到、“看得见”的“康师傅”,而是从另外一个赛道上转过来、“冒出来”的“程咬金”——“美团外卖”。很简单,对于那些不愿意做饭的“单身汉”们,有了外卖,谁还愿意“凑合”吃没有什么营养的方便面呢?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成为制约财政安全的重要经济因素。此外,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也不断对财政安全运行提出挑战。近年来涌现的“虚拟货币”对现行货币体系和税制形成了双重“降维打击”,增加偷逃税风险,造成税收筹集和宏观调控的“扭曲”和“无效”,对财政汲取能力造成损害。通过仔细分析,财税领域面临的此类“降维打击”的风险挑战同样不少,值得深入研究。

(二)框架效应:打破财政困境的路径依赖

事实上,“降维打击”与行为财政学中的“框架效应” (Kahneman 和Tversky,1984) 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的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变化加速,因此,对于同一个问题,人们要能够从过去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中摆脱出来。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直接减税。另一种是事后退税,就是在一段时间后返还纳税人一部分税金。从资金数额来看,减少5%的税和返还5%的税在价值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刺激消费者消费上的作用却大不一样。人们有自己的“心理账户”,他们会觉得减收的那部分税金是自己本来应该得的,是自己所有的,因而增加消费的动力并不会很大;但是,退还的税金则不同,犹如一笔意外之财,它会刺激人们增加更多的消费。因此,退税政策达到的效果必然比减税政策要好得多。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换一种分析视角,则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便利纳税人和降低纳税遵从成本的角度来说,为纳税人直接减税会利国利民;但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则可能要另当别论了。此外,这种退税优于直接减税的效果也否定了传统税法上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财政风险根源于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与国内外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期间财政安全要突破困境,需要打破传统的思维范式,不仅仅关注财政收支、债务等传统风险,更要结合当前形势,高度重视财政安全运行的理念问题,深入理解长期框架下新经济、新业态以及未来的资源、环境、人口约束对财政安全构成的潜在挑战。

因此,本文在剖析新形势和新经济对传统财政的“降维打击”的基础上,厘清未来“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安全面临的财政经济可持续和财政赤字的“传统”财政安全问题,以及数字经济下财政面临的汲取能力和外部约束的“非传统”风险,力求打破“框架效应”的财政困境,助力“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三、“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安全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财政经济可持续风险:“中等收入陷阱”与“高收入之墙”

1. 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安全挑战

与美国二战之后、日本经济高速“起飞”阶段类似,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1978年至2014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依靠土地财政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拉动,实现了4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在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之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急需从过去的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动。而技术的创新驱动又需要风险投资等一系列背后机制的支撑。因此,如何摆脱对过去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财政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所以将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到安全的高度,就是因为阿根廷、巴西等国要么未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未能成功翻越此后的“高收入之墙”,经济长期停滞,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这是我国“十四五”时期发展和落实2035年愿景目标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世界银行首次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含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美元) 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高收入之墙”与之含义也是类似的(刘世锦等,2011)。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在收入水平上如何实现对人均GDP10000美元的“跨栏”,这是表现形式;二是支撑这种跨越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如何实现从投资拉动到创新驱动的“换挡”。

2. 制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临的安全挑战

面对新冠疫情以及美国因为中国崛起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举措,我国在“十四五”时期正在加快构建“双循环、内为主”的新发展格局。而制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垄断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更是如此。二是经济结构在向高级形态演进,三次产业结构也经历了“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高阶段演进。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日益明显,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而收入不足又会制约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乃至最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形成。

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对人类的重复劳动是一种极大的解放,另一方面也使就业、收入、经济循环成为一个大问题。北欧一些国家开始实行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不仅北欧国家如此,2020年12月美国通过的每人600美元的疫情救助方案也具有这种“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特征。在北欧国家,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高福利的尝试。而在美国,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疫情之下的短期刺激的临时性救助。但从长期来看,如何“打通堵点”、实现经济“大循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具有哲学意义层面的问题。

(二)财政汲取能力风险:数字经济带来的国内和国外“双重”安全挑战

1. “虚拟货币”成为“地下经济”的升级版

展望未来,我国财政汲取能力面临安全挑战。一是从国内来看,“虚拟货币”偷逃税款“祸起萧墙”。数字经济带来的“虚拟货币”偷逃税带来的挑战,不啻为对我国现行货币体系和税制的双重“降维打击”。长期以来,各种“地下经济”造成的税收流失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存在,但是“虚拟货币”借助数字经济的掩护似乎具备了“合法性外衣”。2021年初,比特币突破5万美元、30万元人民币,其中隐藏着巨大的税收潜在风险。二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加速将利润向国际避税地转移,也在客观上导致很多国内税源的萎缩和纳税人税负水平的相对上升。

2. “一鸟在手”远胜“两鸟在林”带来的税收征管与宏观调控的“双重困境”

“一鸟在手”远胜“两鸟在林”。当“数字贵族”实现了对现行货币支付体系和税制体系的“双重逃逸”之后,我国财税部门只能“一鸟在手”远胜“两鸟在林”。对于逃逸之外的数字贵族和高收入群体鞭长莫及。在财政筹资压力有增无减的背景下,只能加重对“税网”之内纳税人的税收征管。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我国税收筹集和宏观调控的“扭曲”和“无效”。一方面,“数字贵族”等高收入群体“逍遥税外”;另一方面,“税网”之内的纳税人承担了更高的税负,进而对收入分配、刺激消费乃至社会的长治久安都会产生巨大威胁,迫切需要提高我国财税与货币政策面对数字经济的宏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对于这些“数字贵族”,税收征管和宏观调控之所以有所忌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征管能力和征管技术不具备;二是可能担心税收征管和宏观调控会影响这些新业态的初期发展,从而投鼠忌器、担心“因小失大”。但不管怎样,税收征管和宏观调控的意识和政策储备都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提前未雨绸缪。

3. 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因其用工形式的不规范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但却给财政收支带来了“近虑”和“远忧”

(灵活用工)、共享员工等新经济催生的新用工方式的大量涌现,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未能及时跟进,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新经济在其用工社保缴费方面消极应对,这给予了新经济在面对传统经济竞争中的新竞争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而由此导致的社保缺口则需要国家和大众来共同承担。可以说,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因其用工形式的不规范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但却给财政收支带来了“近虑”和“远忧”。“近虑”主要体现在对当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速下降问题,在一定程度表现为财政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之间的不匹配;而“远忧”则体现在国家社保未来的收支压力上。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那么,如何尽快构建和完善针对“零工经济”、共享员工等新型用工形式的税收征管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零工经济”的平台方通常位于我国经济基础好、数字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而其带动的用工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后者在社保和税收方面加强征管“有心无力”、缺乏抓手,“无处下嘴”;而平台所在地政府部门对其加强征管则缺乏内生动力。面对这些新经济业态,迫切需要国家层面通过跨地区、跨区域的社保和税收征管框架来予以解决。

可以说,当前我国财政面临的困难形势,既有宏观经济运行压力的“经济因素”原因,也有现行财税体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因素”原因,需要我国尽快加以解决。

(三)财政安全运行理念风险:对财政赤字率3%的不断挑战

欧盟确定的财政赤字率3%的警戒线为政府和学术界所公认。但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等不少国家时有突破的“破窗效应”,以至于国内也有不少声音认为“教条式”坚守3%财政赤字率意义不大。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黑天鹅”,财政赤字率终于突破了3%,达到了3.6%以上。

《论语》中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实际上,在财政赤字目标的确定上尤其如此。坚守3%的赤字率,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不少人将财政资金看作是“外生变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实际上,财政资金来自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财政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方面,考虑到我国未纳入财政赤字的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以及全口径四本预算当中的各种隐性财政赤字,我国实际赤字率其实更高,有专家估计2020年要达到6.1%。这是我国财政安全运行的理念挑战,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近些年来,其升级版更是表现为“现代货币理论” (MMT)、“财政赤字货币化”,不断挑战着财政安全的底线。

(四)财政潜在外部约束风险:资源环境约束、老龄化趋势与突发事件

1.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建立绿色税收体系

(1)成品油消费税税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下面临转型挑战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此同时,消费税也面临转型压力。我国现行消费税中,成品油税目贡献了大约40%的税收收入,但是成品油税目无疑属于“夕阳”税目。日本、英国、挪威、荷兰、法国、以色列、西班牙等国先后宣布计划禁售燃油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我国过半成年居民超重或肥胖(申少铁,2020)。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推动消费税从“污染抑制型”向“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型”转变。

人们很容易认为“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型”的消费税过于理想化了。因为,虽然成品油等税源会造成环境污染,但却是“税收奶牛”、税源丰厚,而“糖税”等税基似乎很难与之相提并论。对此,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是成品油等税源看似“税多利厚”,但是,其造成的直接环境污染和间接气候变化等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后患无穷”,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方案更是使成品油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税源的退出显得日益迫切。二是成品油等税源成了一种“税源诅咒”。相关炼化企业和地方政府抱着“金饭碗”,就不会再考虑经济转型、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的“滚石上山”这些“难啃的硬骨头”了。三是从我国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来看,也不支持石油炼化企业大规模发展。至于“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型”的消费税看似财源有限,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保、医保负担,其总体财政收益事实上是非常可观的。

(2)资源税等税源面临“腾笼换鸟”的挑战

资源税是我国地方财政中的重要收入来源。2019年,地方财政中的资源税收入为1768.52亿元,占地方财政税收收入76980.13亿元的2.3%。近年来,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向从价计征的范围不断扩大,对巩固地方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财税〔2016〕53号)指出,要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赋予地方适当税政管理权。而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税目仍以矿产资源为主,未来面临向森林、滩涂、草场乃至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转变问题。这一转变过程是否顺利,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平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8年1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1号) 正式实施,推动了我国绿色税制体系的构建。开征环境保护税,弥补了排污费征收管理不规范的问题,提高了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征管强制性和法定性。但环境保护税还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税种,征收范围有限,其收入也难以弥补环境保护支出。由于应税污染物监测难度大,跨部门协作存在权责不清、协调不力的问题,因此,如何征管环境保护税,还需要完善税收法制、加强部门协调、明确排污系数和物料衡量方法。

2. 人口老龄化增加财政“兜底”压力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缺乏活力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我国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性、全局性的影响因素。从数据上来看,截至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1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5%;2019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更是超过12.57%。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为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由表1可以看出,201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较上年有所提高,但是,此后年份不断走低,迅速低于政策实施之前的2015年水平,表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改善人口生育状况的政策效果趋于消失。

表1 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的人口增长变化 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得到。

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逐渐走低,意味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大。此时,财政对养老的“兜底”功能愈发重要,但这也会给财政安全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一是人口老龄化使得国家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二是老年人储蓄意愿强,而高储蓄会挤出消费,从而制约经济增长。三是老年人口比重过大会使得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降低,这也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从而使税收来源窄化。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程度不同,东部等医疗资源丰富、人口寿命较长的发达城市将面临更大的社保支出端的压力,而一些西部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则面临社保缴费人口基数不足的问题,这导致社保负担地域不均衡的问题。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最大限度地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如果迟滞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那么未来即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其效果也将非常不理想。为了改善人口出生状况、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我国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政策成本。另外,增加育儿投入,会为长期经济增长积累人力资本,与对老龄化的被动应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3. 突发公共事件增加短期财政压力

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事件风险,是财政义不容辞的责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指出,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系列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等应急财税政策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居民的影响,为稳定经济社会秩序提供了有力支持。同时,突发公共事件缺乏风险分担机制,使得财政承担过多风险,在短期内对预算硬约束和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形成挑战。另一值得注意的突发事件是,2021年初的一场袭卷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寒潮天气,不少地方气温创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极值。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的用电出现紧张状况,工业企业拉闸限电、民生受到冲击。财税政策是应急管理的核心。为此,必须完善应急财政机制,应对瞬时冲击带来的风险隐患,打通制约“顺循环”统筹的“堵点”和“痛点”。

四、解决“十四五”时期我国财政安全运行风险的应对之策

(一)关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风险成本”,推动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转变

“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在提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时强调,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6年提出并开始实施,已经有5年的时间,其核心内容就是“三去一降一补”。从降成本方面来看,这些年来国家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攀升,2020年超过2.5万亿元;2020年,随着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减税政策落地,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GDP比重降至15.2%左右,较2019年继续回落约0.82个百分点。减税降费是推动我国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发力点之一(陈素梅和李鹏,2020)。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未来我国进一步“减税降费”的空间正在缩小,“降成本”的重点也需要从关注“现实成本”转向“风险成本”。这里的“风险成本”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未知性对微观企业主体经营带来的可能的风险变化,典型的如新冠肺炎疫情等“黑天鹅”风险事件。这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带来的变化对企业的影响无疑具有全局性、系统性和深远性。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之后,企业的发展不再是像过去那样“萧规曹随”,而是要不断迭代升级、创新革命。而企业在技术升级研发的过程中,就必然面临失败的“风险成本”,且这种“风险成本”会变得更加频繁和常态化。因此,这种“风险成本”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无法回避的,而且高风险、高收益是我国占领产业链、价值链制高点的必由之路。

面对以上两个方面的“风险成本”,就需要对财税体制进行适应性、适配性变革。一是在微观方面,加大对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力度,并允许企业进行结转多个年度计算盈余,将企业所得税的年度结算融入符合企业、产业发展规律的3~5年的全生命周期的考核。二是在宏观方面,要将3年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算相结合,使财税部门、国有企业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从我国一些地方设立的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的实施状况来看,一些地方为了达到考核要求、避免损失,干脆将基金存进银行吃利息。这种做法貌似既保证了本金的绝对安全,又保证了最低收益和管理层的固定收益。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拒绝风险的极端保守做法,偏离了促进创新发展的初衷和本意。“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最终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转型。

(二)创新数字税收征管模式,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税收制度

目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正面临着数字经济“精准营销”所带来的挑战。如果将政府的公共部门与市场部门看作是“两部门”经济的话,则市场部门对高科技、新技术的“捷足先登”几乎是每次技术革新变革浪潮中的共同规律。现在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精准发力”迟迟没有突破性进展之时,作为财政政策调控对象的微观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已经率先“精准”了。利用信息技术,高科技企业不仅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大数据画像”,而且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些企业还在利用大数据“杀熟”,或者通过精准向目标客户群体推送信息,试图影响乃至控制他们的行为模式和消费习惯。通过其搭建的“数据茧房”,使消费者变成“数据奴隶”。这种说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危言耸听,因为在工业革命阶段,我们也曾担心过报纸、电视对人们思维模式的影响乃至控制。但现在有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报纸和电视是“信息轰炸”,而现在的互联网企业则可以通过云计算实现“精准投喂”。这是大数据对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精准施策”的挑战。

因此,为妥善应对数字经济对财政安全所带来的挑战,需要创新数字税收征管模式,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一是推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借助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构建税务信息数据库,完善税收征管硬件平台。二是合理利用第三方信息数据,简化征管流程,提高征管效率。三是统筹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给予数字经济行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引导数字产业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调整人口、养老、医疗政策,消除战略性发展隐患

为应对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应发挥好体制优势。一是尽快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最大限度地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二是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步延迟退休,减少多年积累的人力资源的浪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延迟退休和促进就业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应予以妥善解决。三是要提高养老保险的全国调剂水平,发挥好我国人口规模众多、全国体制统一的体制优势,运用人口大数化解和释放养老保险的风险。四是运用好税延型养老保险等政策工具,弥补纳税人个体短视和整体的市场失灵风险。

在医疗保险方面,建议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释放医保“带量采购”的体制优势,减轻个人和国家医保负担。医药、医疗企业通过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大市场”的市场红利,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三方“共赢”。二是运用好税优型健康险的政策工具,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调控做好“第三支柱”,充分调动个人投资医疗保险的积极性。同时,要统筹好国家财政“保基本”和市场保个人“差异化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推动消费税转型,构建现代绿色税收体系

在消费税面临转型压力的情况下,需要推动我国消费税从“污染抑制型”向“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型”转变。也就是说,在我国医保支出的过程中,要防止“财神跟着瘟神走”。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建设中,要按照“上医治未病”的理念,在消费税中尽快引入糖税等有利于加快人们形成健康饮食生活方式的税种,为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压力“釜底抽薪”,而不是“坐以待毙”。要通过消费税等税制改革,收获推进我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双重红利”。一方面要通过开征糖税,筹集医保资金;另一方面,要减少人们糖分摄入、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社会整体医保支出压力。

环境保护税的内涵和征收范围可以不断扩充,加强与其他税种和行政收费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强环境保护税收支和征收管理,形成绿色税收体系。一是加强与其他具有环境保护要素税种的协调配合。如车船税和成品油消费税形成税收组合,最大限度地消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二是继续推进“费改税”和环保相关收费与税收之间的协调,规范排污费、水资源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专款专用于环境保护。同时,继续推进碳排放交易试点,运用价格灵活调控市场减排。三是将环境保护税统一纳入中央集中管理,并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基金,提高管理效率,规范资金使用。四是加强环境保护税法制建设,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中的跨部门协作制度,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年修订) 中协作的具体形式、流程和权责分配,并在技术上降低征管难度,通过税收优惠手段激励纳税人购置使用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出台规范统一、简便可行的物料衡量方法,便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执行。

(五)完善应急财政机制,应对瞬时冲击风险隐患

在完善应急财政机制方面,建议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财政预备费体系,推进财政预备费管理常态化,增强预备费应对突发事件的资金蓄水池功能,将财政超收收入和盈余纳入预备费,设立财政专户并实行单独的项目管理,建立跨年度的统筹调剂制度。二是明确突发事件的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分配,应急管理资金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和管理,而在灾后恢复和建设中,地方政府应该是本地区灾后重建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中央则需要从全局角度做好数据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灾情预警系统。三是完善应急财政资金的监督体系与审计机制,加强应急资金绩效考核,杜绝地方政府的权力寻租,提高应急资金使用效率。

对于电力问题,要让需求牵引供给、让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一是要破除电网垄断,打造智慧能源网络,理顺电力供应和调配机制,提高功能配置效率。为了实现2035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我国要加快发展光伏、风能等可再生的新能源。然而,传统化石能源也要与新能源相互兼容,防止新能源“大跃进”中出现类似2021年初在美国得克萨斯州造成的能源危机。二是要统筹好电煤保障等化石能源的调峰能力,并建立和完善能源互联网和分布式能源网络,降低电网运行的整体风险。三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和完善用电高峰情况下的用电配额的交易机制,电网向建有自备电厂的钢铁、化工等企业购电,既能保障民生的刚性需求,又能让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从让渡用电配额中获得合理的商业收益。

文章来源:《当代财经》2021年第6期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备受关注。

  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主要数据日前均已出炉,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总体“稳”的基础上继续向着高质量发展“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速回落、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全国多地限电……全球疫情走势和经济走势趋于复杂,一些新情况和老问题交织叠加,风险挑战依然不减。

  观察中国经济,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方能在短期波动中认清大势,在压力挑战中发掘深层动力,在亮点韧性中提振信心,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

  新华社记者近日梳理了十大社会关切、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采访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作出回应。

  (一)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走势,中国经济后劲何在?

  相比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第三季度同比增速回落至4.9%,如何看?

  9.8%的前三季度增幅,远高于年初制定的“6%以上”的年度增长目标,也高于全球平均增速和主要经济体增速,可谓来之不易、殊为难得。应该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持续恢复态势。

  但相比今年一季度18.3%、二季度7.9%的经济增速,三季度增速“破5”却颇受关注,甚至引发一些担忧声音。

  季度增速放缓原因何在?

  基数效应是一大因素。-6.8%,3.2%,4.9%,6.5%,中国经济在去年四个季度划出的这条上扬线,预示着今年中国经济走势必然会“前高后低”,而且坡度比较陡峭。

  短期性因素也带来一定冲击。下半年以来,国内疫情局部多点散发,河南、山西先后遭受暴雨洪灾,加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大宗原材料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经济复苏之路遭遇困难。

  在调控工具充沛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再快一点非不能也——面对经济下行挑战,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坚决不搞“大水漫灌”,采取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减少对房地产和债务依赖等举措,释放出不走粗放增长老路、坚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信号。

  “第三季度增速放缓,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是好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如果中国不经历这些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会更快,但中国经济可能就不会走上正确的轨道。

  观察经济形势,既要看短期,更要看长远、看大局,方能拨云见日辨明大势。

  多重风险挑战下,中国经济“稳”的特征依然鲜明,并且亮点突出。

  10月2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百场校招”活动南昌大学主会场,一名毕业生(左)和一家招聘企业的工作人员交谈。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基础大盘”依然稳固——

  前三季度经济仍在合理区间运行;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45万人,完成全年目标95%;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物价总水平低位平稳;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依然保持高位增长,外汇储备已连续5个月保持在3.2万亿美元以上。

  6月8日,收割机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的麦田里收割小麦。新华社发(武纪全 摄)

  生产形势稳中向好,创新动能不断增强——

  秋粮增产已成定局,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和投资两年平均增长均为两位数;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2.5%、57.8%、43.1%……

  7月1日,在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的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机器人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在进行跑合测试。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企业利润稳步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49.5%,比2019年同期增长42.9%;前三季度,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6.3%;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7%,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多重考验下要坚定发展信心,稳步恢复中更要保持清醒。

  一方面要看到,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第四季度及明年初经济增长仍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四大宏观经济指标中,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凸显,CPI和PPI的“剪刀差”扩大;“三驾马车”中,制约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因素仍然比较多……

  另一方面更要坚信,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为复杂的阶段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但我们有办法、有能力稳住持续恢复态势,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压力面前,信心比黄金更珍贵。

  中国是具有强劲韧性的超大型经济体,这种韧性来自近1.5亿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来自经济体系的完整性,来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亿万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目前,国际机构普遍预测中国经济今年仍能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

  纵观大势,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大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也必将会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二)消费投资后劲怎样,扩内需这盘棋该如何下?

  消费和投资是实现扩大内需的“双引擎”。今年上半年,内需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80%。

  消费在回暖。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8057亿元,同比增长16.4%,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市场销售进一步加快。

  全球疫情蔓延下,中国消费市场韧性更加凸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比上半年提高3.1个百分点。同时,升级类消费较快增长,线上消费持续火热。

  消费也呈现跌宕起伏之势。8月,受疫情多点暴发冲击,消费同比仅增长2.5%,增速比上月回落6个百分点,为近一年来的新低;9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叠加促消费政策和中秋消费拉动,消费进一步回暖。

  10月2日,人们在上海豫园游玩。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投资也不乏亮点。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3%,实现稳定增长。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高于全部投资增速7.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7%。

  但也要看到,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均较上半年有所放缓。疫情反复对服务消费、接触性消费造成持续负面影响;受原材料成本上涨幅度较大及疫情和汛情影响,投资增速放缓。

  考虑到当前外部环境多变,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出口增速可能的回落,稳住并扩大内需更为关键。

  未来消费走势如何?鉴于去年基数因素,今年消费增速总体将呈现“前高后低”格局,10月份乃至整个四季度消费仍将延续平稳恢复态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44万亿元。

  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升级势头明显,消费复苏基础仍然稳健。

  10月7日,两名年轻人在北京一家影院观看电影《长津湖》的海报。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中国百姓的消费潜力有多大?透过这组数据可见一斑:国庆档电影《长津湖》上映以来,票房已突破52亿元,超1亿人次观影,外媒称赞这是“疫情暴发以来好莱坞电影无法比拟的惊人数字”。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之日,门票快速售罄。《华尔街日报》认为,“门票秒空”反映了中国游客巨大的消费热情。

  未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将持续落地:进一步稳定和提振大宗消费,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加大农村市场开拓力度,促进餐饮市场更快更好恢复,促进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投资稳定增长也有支撑基础。连日来,浙江、天津、湖南等多地重大项目陆续启动开工。“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扩大有效投资的“路线图”已然绘就,102项重大工程项目稳步推进。未来几个月,更多扩内需举措的出台,有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更有效激发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三)外贸“高光时刻”能否持续,如何稳主体稳订单?

  外贸,在最新出炉的中国经济三季报中,可谓是众多数据中表现十分亮眼的一个——

  前三季度,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7%,特别是9月出口异常强劲,同比增长达28.1%,远超市场预期,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

  今年以来,一些外国机构和外媒多次注意到中国外贸的强劲增长。路透社称,中国的供应链韧性难以低估。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表示,这反映了“全球对中国商品的持续需求”。

  9月28日,“上海号”中欧班列从上海首发,驶向德国汉堡。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疫情冲击下,全球贸易萎缩,中国外贸却连续16个月保持正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增长:陆运上,有着“钢铁驼队”之称的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4万列,成为各国携手抗疫的“命运纽带”;海运上,前三季度,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15.48亿吨,同比增长8.9%;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1亿标箱,同比增长9.5%。

  10月23日,一艘轮船向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靠泊(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外贸的“高光时刻”,源于中国有效防控疫情的“红利效应”,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的体现、外贸韧性与实力的凸显。

  全球商品贸易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疫情。中国率先控制疫情,有序复工复产,为生产和出口提供了良好环境。

  亮眼数据背后,并非没有隐忧。纵观今年以来的外贸数据,从季度看,一、二、三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呈现逐步回落态势。从月度看,9月份当月进出口增速较8月份回落了3.5个百分点。

  这是10月15日在广东省广州市拍摄的第130届广交会现场。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考虑到去年下半年外贸基数走高等因素,今年外贸增速回落、总体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是大概率事件。特别是近期部分地区的汛情、疫情和电力供应紧张等情况,也对出口形成一定制约。订单高涨的背后,运力不足、运费高涨,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货出不去,有单没利润,成为当下不少外贸企业心头担忧。

  外贸“高光时刻”能持续多久?

  一方面,随着全球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加速,外部需求增大,将会对中国出口产生进一步拉动作用;但另一方面,防疫物资出口量剧增等“一次性因素”也会逐步消退。正反因素相互影响,外贸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

  展望未来,尽管四季度进出口增速或略有回落,但我们依然有理由充满信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外贸量稳质升的发展态势有较好支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国外贸附加值及出口产品水平不断提升,一系列稳外贸举措陆续落地,助力缓解外贸企业担忧。

  根据有关部门监测,到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重点外贸企业订单依然充足。可以预见,全年进出口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在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外贸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四)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之路如何走好?

  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形势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怎么抓好?

  10月21日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将分步实施、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工作,首批聚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等重点行业

  10月15日,在位于河北省任丘市的河北新铁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工人在检查产品质量。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越是在经济发展承压的时候,越是看清问题背后的本质,就越能凸显高质量发展的定力和决心。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点更加鲜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动能持续增强。特别是工业产能利用率处于较好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下降,教育、卫生等补短板投资增速快于全部投资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持续巩固。

  但与此同时,受国内经济加快恢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一些资源型行业再度呈现扩张态势,“两高”项目上马有所抬头,上半年9省区能耗强度同比不降反升。

  相关分析人士警示,随着国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主要经济体产能开始恢复,要警惕出口回调后可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抬头。

  这些现象,凸显供给侧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也仍然是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到专项检查,多地被点名曝光;高耗能行业用电得到严控。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随着一系列务实举措相继落地:9月份,粗钢、钢材、电解铝等产量在上半年分别创出近年单月新高后继续回落,钢材出口量也已从上半年的高位回落至500万吨以下。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不足以阻止其出台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优先考虑的是长期的结构性改革,而非短期增长。”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分析称,前三季度9.8%的增速,远高于6%以上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这为中国摆脱传统增长模式提供了“机会之窗”。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以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改革创新。今年以来,从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到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从统筹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到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到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改革创新持续布局落子,着力打通制约供需适配和要素流动的堵点。

  行百里者半九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把握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抓住这条主线,坚定地干、大胆地干、扎实地干、精准地干、决不回头地干,中国经济必定会迎来高质量发展的美好前景。

  (五)如何有效应对限电问题,今冬明春如何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9月中旬以来,全国电力供需紧张,一些地区采取了有序用电措施,9月23日至26日,个别地区出现拉闸限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10月20日,安徽省宿州市钱营孜煤矿工人在筛分电煤。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我国发电量煤电占比较高。限电,反映出能源尤其是煤炭供需紧张。

  从全球范围看,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经济在逐步恢复,全球能源需求都在大幅增加;很多国家都遭遇了能源问题,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从国内看,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导致煤炭供需紧张,价格大幅上涨。发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影响了发电能力和意愿。

  10月21日,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皖能合肥发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幕监控发电运行的各个环节。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与此同时,一些省份经济复苏强劲,电力需求快速增长。1至9月全国用电增速达到12.9%,多个省份用电增速达到16%至20%。如此高的用电增长给电力保供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依赖性仍然较强,大量上马“两高”项目,加剧了能源供需的紧张局面。

  此外,水电来水不足,新能源出力不稳定,也影响了电力供应能力。

  眼下,北方地区陆续进入采暖季。据预测,今年冬季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甚至可能出现极端天气。

  这个冬天,中国能否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剑指煤炭价格非理性上涨——10月19日晚,国家发展改革委连发三文,表示将采用包括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等一系列必要措施,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19日当晚,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短时间内便“锁定”跌停板。现货市场上,一路高歌猛进的煤炭价格相继下调。

  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加快释放煤炭产能。9月底以来,已核增一批生产煤矿,日均产量已比9月份增加了120万吨以上,10月18日的日产量已超过1160万吨,创今年新高。

  这是10月11日拍摄的天津港煤码头夜间作业一景。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国家能源局日前通知,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能并尽并、多发满发,进一步提高电力供应能力。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由现行的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扩大为上下浮动原则上均不超过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20%限制。

  这项改革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经营困难,激励企业增加电力供应,也可以更加充分地传导发电成本上升压力,抑制不合理的电力消费,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今冬明春,如何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国家相关部门近期多次表态,全力保障今冬明春民生用电和用气。

  据统计,我国居民用电量占全部用电量的15%左右,民生用气占全部用气的比例不到50%。为确保民生用热用电供应稳定、价格平稳,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发电供热用煤和民生用气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目前绝大部分省份合同签订率达到或接近100%,部分省份中长期合同煤炭缺口已落实煤源,正在抓紧签约。

  同时,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和企业坚持民生优先,科学制定有序用能方案,确保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六)全球供应链新一轮重构,中国如何掌握主动权?

  部分国家逆全球化而动,叠加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全球产业链稳定和供应链畅通带来空前挑战。从防疫物资短缺、生产停摆,到疫苗供应不足、制造业“缺芯”,供应链风险问题正在世界范围内愈发凸显。

  当下的“芯片荒”,正是其中典型。从手机、电视、电脑、汽车等行业,到5G、人工智能、物联网、自动驾驶领域,很多都受“工业粮食”芯片短缺的困扰。这也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供应链布局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

  外部冲击下,供应链条越长,断裂风险也越大。谈及供应链,业界热词已由前几年的“低成本”,转换为如今的“复原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考虑兼顾生产效率和产业安全,全球供应链调整加速。

  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更加凸显:美欧等经济体加快出台制造业回迁计划,加速全球供应链向本土化布局。跨国公司在收缩全球供应链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供应链向近邻区域化集聚;为降低集中采购风险,让全球采购多元化、分散化,包括增加中国以外的采购来源地。

  这种形势下,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会否给中国产业链安全带来挑战?

  就中国市场而言,确有一些在华外资企业加快布局调整。特别是疫情发生之后,时而有外资企业宣布关停中国工厂的消息,一度引发担忧。

  但要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布局一直在动态调整之中,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有些跨国企业会离开,一些新的企业也会进入。但总体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对于一些中低端产业的迁出,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顺应中国高质量发展趋势。

  此次中国及时控制住疫情,为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常运行提供了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加了跨国公司布局的黏性。有外媒报道,一批曾想离开中国的跨国公司,正打算把在东南亚的工厂尽快搬回中国。因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愈发成为“可靠的生产地点”。

  中国对外资的“磁吸力”与日俱增。据调查,90%以上的在华外企主要面向中国市场。中国拥有14亿人口、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无可比拟。再加上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善、人力资源丰富等综合优势突出,都成为吸引外资的磁力。

  日前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1至9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95.1亿元,同比增长19.6%,继续保持了两位数的高增长,凸显中国仍是全球最佳投资目的地之一。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如何在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中掌握主动权?

  疫情冲击下,中国供应链表现出了强大韧性,但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未来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提升稳定性和竞争力,重要而紧迫。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国正在补链强链行动上不断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并不意味着走向封闭和内顾,而是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在开放合作中锻造更强大综合竞争力。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调动生产要素活力和红利;加大对区域和全球的分散化布局,形成多维立体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推出更多扩大开放举措,打造更优营商环境,中国才能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占据更有利位置。

  (七)如何看待“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靠什么?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亮相”,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

  这是7月12日拍摄的浙江省嘉善市姚庄镇横港村(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今年以来,随着促进共同富裕部署渐次展开,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同时也出现个别偏颇的声音,把促进共同富裕曲解为“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甚至“劫富济贫”。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又如何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9月22日,在浙江省建德市大同镇举办的稻田趣味运动会上,农民参加“挑稻谷接力”趣味比赛。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促进共同富裕,也是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

  如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样,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

  从全面性上看,共同富裕是14亿人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从差异性上看,我国不同地域、城乡间的资源禀赋不同,每个个体的能力和素质也存在差异。共同富裕绝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所有人同时富裕,也不可能不同区域、不同人群达到整齐划一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从阶段性上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要保持历史耐心,不能超越实际发展阶段;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

  实现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蛋糕”是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

  共同富裕不是养懒汉,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共同富裕更不是“吃大锅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实现共同富裕,有效办法之一是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

  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其中,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不能曲解为“劫富济贫”。

  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我国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伴随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现共同富裕,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看得到、摸得着”的目标,激励我们更加积极有为地为之奋斗。

  (八)如何看待规范部分行业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带来什么?

  近段时间,有关部门针对资本无序扩张、垄断等违法违规行为出台了系列监管举措。

  依法整顿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是成熟市场经济的表现。一系列监管举措,针对的是“无序”,强调的是“规范”。

  近年来,在一些领域,资本无序扩张造成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强迫经营者“二选一”“掐尖式并购”等行为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数据杀熟、隐私数据被泄露等侵害消费者权益,引发公众质疑与担忧。

  面对市场乱象以及一些行业高度集中的发展态势,一系列监管举措是推动相关行业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务实行动、必要之举。

  伴随着监管部门对一些行业加强规范,出现了少数“打压民营经济”的曲解和杂音,这是毫无根据的。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0)》显示,从垄断行为看,涉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结案数量较多。从领域看,涉及公用事业、医药等领域的反垄断执法较多。

  这充分证明,反垄断,针对的是违法违规行为,而不是针对特定所有制企业,更不是针对特定所有制的特定企业。

  资本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持续发展,已经积聚起巨大的资本能量。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就是要通过引导和规范,让资本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与社区商贩争夺最后一块“铜板”。

  应该看到,通过严格执法、完善规则,部分领域社会反映强烈的垄断和竞争失序行为得到纠正,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也受到民众和业界的广泛认可。

  数据显示,在一系列政策引导下,资本的流向正在悄然生变,科技创新、新能源领域、高端制造业、产业互联网等成为资本布局的新取向。

  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必将有效推动创新、促进共治。我国是公认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之一,更需要通过规范治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更好推动平台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要抓紧补齐短板,尤其是围绕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研究,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竞争环境。

  (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如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怎样开好局?

  2021年,中国“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乡村振兴又如何布局落子,国内外对此十分关注。

  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围绕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国建立了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认定的易返贫致贫人口进行精准帮扶、动态清零。

  做好政策、队伍、资金的衔接。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扶上马、送一程”,继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目前乡村振兴机构和队伍调整基本到位,30余项衔接政策稳步推进,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出台多项倾斜支持政策,实施“万企兴万村”等行动。

  在过渡期内,继续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并继续加强驻村帮扶。到8月底,全国在岗驻村工作队17.2万个,驻村干部56.3万人,其中驻村第一书记18.6万人;全国有5.2万名任期届满的驻村干部主动请缨,继续驻村。

  到今年9月底,全国纳入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约500万人。从监测情况看,应该说,能够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

  6月13日,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崔家庙镇前砖门村农民在麦田收获小麦。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布局谋篇的关键就是聚焦“两个确保”“两个要害”和“两个开好局起好步”——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返贫;解决好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问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前三季度,“三农”工作呈现“两稳”“两进”的势头:

  “两稳”方面,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夏粮、早稻、秋粮全面增产,“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为明年更好全面推进提供保障。

  9月19日,高铁列车从吉林省公主岭市沃野间驶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两进”方面,农业现代化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种业振兴行动方案》通过、启动种质资源普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现代化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乡村建设行动等积极部署,取得一系列进展。

  10月7日,游客在河北唐山遵化市团瓢庄乡山里各庄村乘坐观光小火车欣赏稻田秋景。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开局的成绩单显出沉甸甸分量:

  ——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生猪生产全面恢复。

  ——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基本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保持两位数增长。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72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制度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踏上新征程,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仍在“三农”,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十)如何守牢金融防风险底线,怎样处理稳增长和防风险关系?

  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个别企业出现债务风险,准确判断当前金融风险形势十分重要。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持续几年努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目前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但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新情况新特点。

  一方面,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大步推进,包商银行等风险机构依法稳妥处置,在营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高风险银行的总资产目前仅占银行业总资产1.4%,金融脱实向虚、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

  另一方面,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仍未消除,部分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个别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主要集中在几个省份,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面对老问题新情况交织,如何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首先要稳妥处理好个别企业的风险问题。当前个别房地产企业出现的债务违约问题,原因在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未能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审慎经营,反而盲目多元化扩张,造成经营和财务指标严重恶化。

  应看到,个别房地产企业债务违约是个案风险,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总体可控。目前,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依法依规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作。

  与此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就当前整个房地产市场而言,合理的资金需求正在得到满足,风险总体可控,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整体态势不会改变。

  守牢安全底线,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进入下半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逐步显现,国际上则面临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可能转向的冲击。在此情况下,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对金融部门是一个考验。

  从数据来看,9月末,广义货币(M2)8.3%的同比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10%的同比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前三季度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人民币贷款增加16.72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74.9%,保持基本稳定,为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提供了金融助力。

  这得益于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注意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既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又不搞“大水漫灌”。

  当前,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范外部冲击,同时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统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风险,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方责任,形成合力。

  防范金融风险,不仅需要金融管理部门扎牢制度的笼子,也需要地方政府担起相应的责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落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各方责任。

  当前,一些区域性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存在。这些风险的处置与化解尤需地方政府压实责任,防止地方财政风险、行业风险、区域经济风险向金融风险转移,着力改善地方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助力中小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增强内生动力。

  经济兴,金融兴;金融活,经济活。当下,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金融业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有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金融风险,以金融活水助力中国经济稳健前行。

  乘风破浪,万里行船。

  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迈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定步伐,中国经济虽面临不少挑战,但机遇更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中国经济航船一定能行稳致远,开拓更加光明的前景。

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

  财务风险客观存在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并对企业财务的安全性和预期收益均有重要影响,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欢迎阅读与收藏。

  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 篇1

  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在充分认识财务风险的基础上,从各个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识别、预测、防范、控制风险,将有助于企业实现较为稳定的收益,保障企业的资金安全,加速资金周转过程,更能通过风险防控的实践,形成合理有效的公司财务制度,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摘要:财务风险客观存在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并对企业财务的安全性和预期收益均有重要影响。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我国财务管理水平日益提高,财务风险控制与防范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企业只有在充分认识并分析财务风险的表现、成因等,才能通过科学合理地控制、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

  关键词:财务风险;控制;防范

  在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中,财务风险的产生不可避免,合理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的条件下,适当的风险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可以说,企业财务风险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财务风险过高有可能会引发企业财务危机甚至导致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另一方面,适当的财务风险又是不可避免的,它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随着我国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财务风险也越来越受重视,因此科学系统地分析企业财务风险的表现、成因,并根据国外先进经验和我国具体实践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是控制与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关键所在。

  一、财务风险的概念与特点

  一般来说,风险指的是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在企业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中,风险又可以分为由于决策产生的可测定的不确定性和外在因素――例如宏观经济形势导致的不确定性。公司财务活动作为影响预期收益甚至公司正常运营的重要因素,其中隐含的风险也成为关注的重点之一。财务风险指的是公司各项经济活动中,由于各类因素影响导致公司财务收益无法达到预期,甚至出现损失的可能性[1]。但是,区别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财务风险是一种可度量的可能性。即公司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正确认知风险,预先估计各项决策的风险程度,并基于此科学地分散或者转移风险。此外,财务风险与收益是对等的,预期收益越高的经济行为,其背后隐藏的财务风险也势必越大。基于财务风险的实质,其特点可归纳为五个方面:客观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全面性和激励性[2]。前两者是由于风险本身的共性导致的,而相对性指的是财务风险会随着各类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全面性指的是在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的各项环节,财务风险普遍存在;激励性则是指财务风险能敦促公司管理人员积极防范,加强管理,从风险中寻求盈利的机会。

  二、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

  企业财务风险一方面来源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缺陷,另一方面来源于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经济发展影响,由于后者通常不可控,因此我们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缺陷引起的财务风险。

  从企业财务管理的各项环节来看,财务风险的成因主要在四个方面:

  一是筹资融资方面,形成财务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仅靠公司自有资金是难以实现企业发展壮大的,因此筹融资成为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企业资本一般分为权益资本和负债资本,筹融资方案的不同将通过改变权益负债比从而改变公司的资本结构。负债较高的公司虽然能获得较高的权益收益,但由于其负债比例较高,到期之后企业还款压力也会相应提高,因此财务风险也将加大。

  二是资金运营方面,这方面财务风险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受到财务人员自身素质不高、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以及企业内部控制不坚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资金运营方面的财务风险主要体现在存货和应收账款方面[3],存货不仅会占用企业的现有资金,而且由于市场变动,还存在跌价风险。此外,存货出清需要的时间较长,资金周转速度慢,还需要额外付出管理费用。应收账款问题则普遍存在于我国企业财务管理中,一方面这是因为我国人情文化导致的企业赊销普遍,另一方面是由于对于客户和市场的了解不够导致的烂账。

  三是投资方面,形成财务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决策的不合理。一方面,从投资时限看,短期投资虽然有利于企业资金的周转,但资本收益率较低;而长期投资往往具有投资数额巨大,投资期限长,而资本回报率较高的特点,因此此类投资财务风险也较大,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运营有重大影响,必须审慎决策。

  四是收益分配方面。企业收益的分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留存收益和分配股息。留存收益能够扩大企业的自有资产,推动企业的发展和扩张,而分配股息主要是出于保障股东权益的考虑。当前我国企业倾向于将税后利润的绝大部分作为留存收益,用于企业的发展和扩张,虽然此举可以推动企业发展,带来更大的利润收益,但较低的分配股息比率也将降低股东的投资热情,影响股票市值。因此收益分配风险也是企业在外部筹资环节的财务风险。

  三、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

  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在充分认识财务风险的基础上,从各个环节采取有效措施识别、预测、防范、控制风险,将有助于企业实现较为稳定的收益,保障企业的资金安全,加速资金周转过程,更能通过风险防控的实践,形成合理有效的公司财务制度,提高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

  针对上述财务风险的成因,其防范措施也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筹资融资期间,一是要注意企业财务人员在确定筹资规模时,遵循筹资规模与需求量相结合的原则。即满足企业生产和适度扩张需求即可,同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注意控制企业负债率,利润率较低的企业尤其要适当降低债务筹资,以避免因资金周转不足导致的企业财务危机。二是要遵循筹资与投放相适应的原则,在制定好明确的资金投放计划后给出相适应的筹资渠道和方式[4]。例如,当企业投资项目将获得较高的资本回报时,可相应地提高筹资费用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而投资固定资产由于其收益回收较慢,因此筹资方式也不宜选择短期银行借款。三是要注意保持筹资结构和资产结构的一致性。筹资结构中,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比例的确定、银行借款和企业债券比例的确定等等都要根据企业资产结构加以确定。

  对于固定资产比例较大,而资金流动性不足的企业,要尽量降低短期筹资的比例。其次,在资金使用方面,由于该过程收到企业投资决策、财务制度、财务人员素质以及投资决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也非常复杂。因此,一方面财务工作人员和科研人员通过总结分析大量财务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总体层面上的防范措施,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科学量化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寻求更为有效的工具和技术。在总体层面上要遵循有效性、审慎性和创新性原则[5],即要求制定投资决策时要确保决策的可操作性较强,同时审慎确定投资风险,并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中抓住投资机会,创新投资手段。而在工具技术层面,比较为人所知的有期权定价模型以及资产组合保险等手段。期权定价模型能够帮助财务人员科学地评估衍生品价值,而资产组合保险则是实践中应用相当广泛的一种套期保值策略。

  再次,在资金回收方面,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较大比例的应收账款,使得企业财务风险相对提高,因此要格外关注资金回收过程中搞得风险防范。主要措施是一方面提前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确保客户具有相应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现金折扣等手段促进货款的及时回收,而财务工作人员也要及时采取措施催收快要到期的应收货款。最后,在资金收益分配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提高公司留存收益的比例而无视股东利益和诉求。

  在保障公司扩大生产、新项目投资等各类需求的基础上,还应当根据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收益分配比例,确定分配股息的比例不能低于行业水平,以确保股东的投资热情,为公司股票保值。当然,在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过程中,上述措施并不是全部,为了防患于未然,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建立完善的风险识别、内部审计控制制度以及放任治理制度等才是防范潜在的财务风险的关键所在。这些措施虽然不直接对企业的财务决策产生影响,但将通过规范的公司管理、更为理性的决策选择以及财务人员的自身监督帮助公司规避由于管理和人员素质等因素带来的隐形财务风险,实现企业预期收益。

  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 篇2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得到较快的发展,但由于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及企业自身的缺陷,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其中财务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之一。财务风险存在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财务风险不可避免,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如何有效地进行企业管理来降低财务风险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如何防范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实行有效的防范机制,使得风险降低到最小,将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发展。本文简单介绍财务风险的详细表现,并分析了财务风险形成的原因,作为提出解决方案的前提。

  关键词: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成因;风险应对措施

  一、财务风险的来源及表现

  资本运动包括资本的筹资、投资、经营、分配四个环节。企业在筹资环节中,可能采用债务筹资和权益筹资相结合,使得资金的成本不同、资金的来源不同,造成财务风险的出现,在筹资过程中必须在降低资金成本的同时多关注财务风险。企业在投资环节中,应考虑流动资金及投资的获利保持平衡,应该保证公司的变现能力和偿债能力。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存货不应过度积压同时应该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保证企业资产的安全。在分配环节中,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应符合股东的利益分配的同时应保留一定的盈余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二、企业财务风险形成的原因

  1、宏观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表现,这对公司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的投资筹资决策如果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则企业经营状况较好,财务风险也会随之下降,如果企业的财务政策不适应宏观经济变化,企业可能做出错误的投资筹资决策,进而生产经营状况受到影响,从而面临较大地财务风险。

  2、企业资本结构是指权益资金和债务资金占资金来源的比例状况。资本结构是否合理决定了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资本结构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比率等。资本结构不仅要尽可能地降低加权资本成本,更要合理控制债务和股权的比例关系,更好的防范财务风险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是引发财务风险的重要原因。如果企业负债过高,企业的整体利息加大的同时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加大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可能。如果企业负债较少但是运营发展资金不足,也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3、财务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用制度管人,促进企业活动的规范化,有利于企业活动的内部控制,对企业的筹资投资和经营分配活动进一步的控制。但是不同的企业对财务管理制度的意识和制定的实际情况不同,现在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没有将内容进一步的细化,也没有覆盖所有的部门和环节,很容易造成财务漏洞,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财务管理的风险意识对企业的财务风险有重大的影响,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对企业的投资筹资及分配活动等财务分析有重要的影响。在实务工作中业财务人员缺乏风险意识,对财务风险的客观性认识不足,则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有待考证,易引起财务风险。

  三、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的对策

  1、树立风险意识,企业的财务管理领导层要意识到财务风险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加强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加强对财务人员风险意识培训,要求掌握有关的风险管理的理论,增强财务人员认识风险、防范风险的能力,提高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正确的分析国家宏观经济的变化,加强财务风险的识别,准确及时的发现潜在的财务风险。

  2、建立完善财务风险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尽可能全面地覆盖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筹资、投资和经营分配活动,将内容进一步的细化,需要覆盖所有的部门和所有的操作环节,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各个活动中详细识别分析财务风险,合理的防范风险。

  3、建立合理的资本结构,使得企业债务与股权的比例关系尽可能的合理,企业不仅应该合理的控制负债规模,而且应该设计合理的资产结构,降低资金成本,使企业总资本成本最低,实现最优的资本组合。在企业的筹资决策中,要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使趋于合理,直至达到企业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达到合理的资本结构。保证企业偿债能力的同时保证其获利能力。

  4、做出正确的筹资投资决策方案,在企业财务人员风险意识得到加强后,在保证财务信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下,企业财务管理的领导人应该结合经济宏观环境和企业自身的经济情况做出正确的投资筹资活动,在投资筹资过程中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在多个筹资投资方案中进行衡量,选择最优的投资筹资方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完全消除财务风险,企业应该积极的规避财务风险,尽可能地降低财务风险的影响。企业财务人员和财务管理领导者面对财务风险,应该树立财务风险意识,对企业经营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进行适时地分析并采取有效措施,才能防范财务风险,在企业的筹资投资和经营分配中密切观察财务风险,尽可能较早识别风险、防范风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 篇3

  摘要: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财务风险是一种特别重要的风险。它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财务风险管理也愈来愈成为企业核心的管理问题。文章以合肥热电集团为例,从财务风险的角度来分析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关键词:财务风险;风险分析;风险防范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管理人员,不仅要认识风险,更要把风险意识深化到所做的每一项工作中。有收益就有风险,我们既不能因为害怕风险而选择不去面对,也不能因为高收益而忽视风险的杀伤力。企业财务人员作为直接操作者,更应该发挥财务对风险认识管理的能力,为企业做好服务。财务风险对每一个企业而言都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背景下,企业的财务风险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企业风险防范能力与企业的发展壮大还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对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对企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财务风险的含义和特征

  风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理论上风险的狭义定义为损失的不确定性。广义风险的概念不只是指损失的不确定性,而且还包括盈利的不确定性。而广义上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财务管理中,由于各种财务活动的因素影响,而导致财务状况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企业有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它是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企业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财务风险是企业经营管理消除不了的必然产物。

  (二)财务风险的特征

  第一,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表现为不确定性,一为收益不确定性,另一种则表现为成本或代价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发生长期来说是必然的,短期来说是偶然的,只要从事生产活动,必定会有收益和损失的可能,但这是不确定的,它的大小可以预测却不能确定。

  第二,风险的`客观性。财务风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只要从事生产活动,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结果、利润和损失。不论企业如何加强管理,财务风险总是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第三,风险的激励性。风险与收益往往是成正比的,一般来说,财务活动的风险越大收益也就可能越高。

  二、合肥热电集团财务风险成因分析

  (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给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困难

  经济周期的变化,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金融市场的行情变化,这些因素存在于企业之外,但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重大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既可能为企业带来发展机会,又可能使企业面临一定威胁。如果企业财务管理不适应变化的环境,会由此产生财务风险。合肥热电集团的经营业绩受煤价变动影响较大。企业主要原材料是煤炭,煤炭成本占产品价格的95%左右,2007~2012年煤炭采购成本年年居高不下,该期间企业的盈利水平极低并出现常年亏损。企业的设备老化,高能耗低效率,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对环境的污染也不容小觑。

  (二)资本主要来自借款,资金来源渠道过窄

  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是产生财务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企业发展上升期,借款是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或者信贷紧缩,企业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产生极大的风险。合肥热电集团前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借款,企业的经营性质决定了固定资产比例很大,建设期很长,资产的流动性不强,常年亏损导致企业资金出现严重短缺,生产经营中的净现金流量常常为负数,财务风险很大。

  (三)内部管理权责不明,产品结构单

  效益不高企业管理权责不明,执行目标做不到生产利润最大化是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种种问题产生的后果最终都会产生财务风险。合肥热电集团是国资委下属的公用服务性企业,企业成立初期,没有正确定位,没有分析自身的竞争优势,只为完成公用服务的目标和任务,没有生产力最大化组织生产。虽然一直强调多元化生产,提高效益,但主要业务还是以供热服务为主,少量供电,季节性强,忙时设备利用率达80%,闲时设备利用率仅为10~20%。产品结构单一,降低了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四)权责不清,管理水平不高

  高水平的企业管理,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合肥热电集团以前虽然一直重视会计核算,但对财务管理,特别是对成本的事前和事后的管理重视不够,管理系统的使用与开发也流于形式。

  三、合肥热电集团财务风险防范措施

  (一)引进行业先进设备,开展多元化

  经营改造现有设备,降底能耗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保护环境。老设备,老技术,能耗大,热损高。从2009年到2010年,合肥热电集团筹集1个亿,关闭所有抽凝机组,淘汰所有链条炉,改为热电行业能效最高的背压机组和最环保的循环硫化装置。改造以后,供热机组热效达到79%以上,是目前热效能利用率最高的供热方式。2010年,合肥热电集团在全国率先启动小区站房数字化改造,实现远程自动化操作。改造以后,站房运行恰如变频空调模式,根据气温和用户需求灵活调节供热量,自动化、低碳化运行,能源利用效率达到最高值。小区站房自动化改造,平均每个小区耗能量下降10%~20%,不仅实现了节能降耗,也降低了用户的供热成本。积极向能源供应、新能源开发利用及工程建设等领域扩张延伸,合肥热电集团现已从单一型公用企业发展成为以供热服务、能源供应和工程建设为“三驾马车”主业结构的综合型能源企业。集团利用多元化经营,在有效分散风险的同时最大限度的获取收益,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

  (二)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合肥热电集团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集团的管理层是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每月召开安全生产例会,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点进行并提出解决方案。对一些重大决策和重点项目的上马,即时召开临时会议,对重大决策以及重点项目进行全面的风险分析。不仅如此,集团还要求全集团人员必须按职责大小缴纳安全风险保证金,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公司的安全风险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三)加强核算制度建设,完善热、电核算体系

  财务核算对于合肥热电集团预算管理和预算执行具有重要意义,热、电独立财务核算能够加强成本控制,减少资源浪费,提高企业效益。热电行业本身季节性强冬供期间生产等各部门任务紧,业务繁忙,会计人员主动服务,加强成本观念,贯彻全员成本管理。完成复杂的核算任务。通过财务信息及时反映生产的方方面面,纵比横比成本,通过成本分析,评价管理人员的业绩,促进管理人员采取改善措施。财务管理方面:第一,因事设岗,因才用人,各业务之间相互配合协调;第二,加强员工培训与员工轮岗,让财务人员成为多面手;第三,引入外部培训机构,对主要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员工的风险意识;第四,让财务主管人员参与生产运营管理,熟悉企业的整体情况、生产经营情况、发展前景,使财务核算与生产经营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财务核算成为各种管理技术的纽带,监控企业现金流和物流的全过程。减少财务风险,提高经济效益。

  (四)提高企业管理技术,优化信息资源

  合肥热电集团全面推行“5F”管理工程(全过程质量控制、全寿命成本核算、全流程服务提升、全系统安全保障、全方位创新发展),全过程质量控制把供应、制造和销售的相关因素与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紧密联系成一个整体,相互控制和监督,实现了企业全方位经营、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控制和内外互援的目的。全寿命成本核算开源节流,增收节支。对资金实施跟踪管理,加强资金调度与使用,推行“资金集中管理”制度,通过“银行账户管理,资金调度会、资金收支管理”等措施开展资金集中管理和风险控制;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加速货款回笼;降低应付款比例,减少资金占用,优化资金结构,合理分配资金,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成本。全流程服务提升,对相关人员进行标准服务、标准流程的业务体系培训,建立奖惩制度,内部相关部门监督、跟进、考核奖惩。提升服务品质,留住客户,让服务产生效益。通过运用企业管理各种技术,通过记录、收集、整理、计算、分析、总结和控制等办法处理企业运行中各种内外部数据,提高管理水平,规避不必要的风险,让管理出效益。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是企业为应对和改变所面临的各种财务风险状况而事先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和行为。企业在充分认识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科学、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对各类风险加以预测、识别、评价和控制,以最低成本确保企业资金运动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益性。企业对财务风险防范的能力与企业的兴衰息息相关。

  [2]李凤鸣.企业风险管理[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3(01).

  [3]梁琳.财务风险的分析与防范[J]科技信息,2010(34).

  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 篇4

  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外部市场以及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所造成的企业实际财务收益与目标预期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企业参与到市场环境中,财务风险就是客观存在的,财务风险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在发生时间、风险结果等方面都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财务风险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如果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管理不当,出现财务风险问题,极易影响企业的经济活动安全性,甚至造成企业严重的财务危机。

  一、新时期企业的财务风险问题主要表现

  当前经济环境下,特别是今年以来,外部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的影响较大,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短期内放缓,对企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仍将比较明显,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与以往相比,财务风险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筹资困难问题加剧

  企业在筹资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如果筹资方式不当,负债比例控制不合理,权益收益无法达到预期,很有可能造成企业的财务风险问题。特别是当前经济环境下,银行信贷政策进一步收缩,企业融资通过贷款门槛限制不断提高,贷款难度越来越大,而证券市场波动较为剧烈,上市融资更是难上加难,加剧了企业的融资风险问题。

  (二)应收账款坏账风险问题加剧

  一些企业在经营策略上注重信用销售,因而应收账款比例较高,特别是一些交易结算周期较长的企业,由于应收账款基数大、回款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占用了企业非常多的营运资金,如果企业内部出现发生大额呆坏账,将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造成企业出现严重的财务状况恶化。

  (三)投资过程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

  企业的一些长期投资项目,像证券、固定资产、项目建设等,虽然投资回报率比短期投资要高一些,但是存在着不确定性较大、资本投入较高的风险,管理不善极易造成严重财务亏损。尤其是当前外部金融市场频繁调整,经济环境整体不容乐观,如果企业的利润的增长在短期内不能与公司净资产增长保持同步,将会直接造成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同时,对于企业的一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果不能很快产生效益以弥补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同样会影响公司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

  (四)资金运作过程中存货规模控制引起的风险问题

  企业资金运作过程中会涉及到较多的环节问题,例如货币资金管理、存货控制以及应收账款管理等一系列的内容。特别是在存货管理方面,一些企业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销量有所降低,造成了企业的原材料及产品存货规模增加,如果出现存货跌价的因素,出现存货损失风险。

  (五)利润收益分配过程中的风险问题

  在企业内部完成了利润核算以后,利润收益的具体分配对企业的内部管理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何确定盈余公积用于企业发展的资本保障,如何确定股利分配确保股东预期收益等,都是需要企业慎重考虑决定的,如果利润收益分配管理不善,容易成为影响企业长远发展的财务危机问题。

  二、企业财务风险应对管理创新措施

  (一)准确界定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标准

  新时期加强企业的财务风险应对管理,首先应该对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标准进行准确的界定,当下对企业的财务风险标准确定主要是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以及企业的实际收益情况等。具体而言,在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上分析判断财务风险,主要是将企业的资产按照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等划分为保守、风险以及中庸等资产类型,并重点分析企业利润科目余额以及应收应付账款往来科目等,通过全面分析资本结构状况,初步界定财务风险隐患情况。在企业收益状况上分析财务风险,主要是分析企业的盈利利润并与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行对照,分析企业的利润总额来衡量企业的经营状况,同时确定企业的净利润以及留存收益等,整体把握企业的收益状况,进而对财务风险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与判定。

  (二)加强企业财务风险的具体应对管理

  在企业的财务风险应对方面,首先应该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内部构建较为完善的风险预警管理系统,按照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实际情况,综合选择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财务弹性以及经济效率等作为风险预警指标,明确风险预警阈值。其次,加强对企业财务风险的预测,重点以企业的现金流量作为监控的重点,合理均衡流动资产、现金流量,避免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严重的资金缺口,严防财务风险问题的发生。第三,应该加强对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管理的基础保障,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特别是建立基于风险导向的企业内部审计体系,强化财务风险意识,提高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并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保持稳定合理的资本结构,贺礼控制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以便于有效地控制企业的财务风险问题。此外,在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管理中,应该重点加强财务管理体系的优化,特别是将有助于防范财务风险问题发生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内部会计控制、财务管理岗位职责管理等制度健全完善,夯实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管理基础。

  (三)加强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应对管理

  现阶段很多企业对于财务风险问题往往还是停留在事后处理上,而对于发生的财务风险缺少及时有效的应对处理,这也是新时期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需要重点强化的内容。首先,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在内部建立风险预备资金制度,当在企业内部发生财务风险问题时,及时以预备金作为后备补充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其次,系统的完善企业的风险规避措施,尤其是针对企业的筹资、投资、资金管理以及收益分配等,全面的制定财务风险回避管理措施,降低财务风险问题对企业整体经营管理的影响。第三,应该改变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特别是通过多元化经营的手段,优化企业的各种投资组合,尽可能以集团化经营的模式,分散企业的财务风险问题;同时,注重财务风险的保险转移以及非保险转移等风险转移管理措施的应用,降低财务风险发生可能造成的企业损失。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经营发展所面临的财务风险问题既有共性,同时又因为企业经营行业领域、企业规模、内部管理等因素存在着独特性。在企业的财务风险控制管理中,财务管理部门应该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在强化风险管理基础、加强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以及风险应对管理等几方面,全面提高新时期企业的财务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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