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可谓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曾出过十八户农民签红手印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还有被媒体称为“由农民编写的广泛流传的”“要吃米，找万里”的俗语，有多名中央领导人对小岗村或上门或发话表支持，其中，“要吃米”的万里支持的力度最大。

近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土地流转”等问题的指导意见，从此安徽20县区农民可以通过流转方式“买卖”宅基地。此消息又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昔日的安徽在“包产到户”上冲锋陷阵引得高层喝彩，如今的安徽正再接再厉继续发挥敢闯敢干的冲劲大跨“土地流转”的步伐引领潮流。

“包产到户”、“土地流转”都属“土地改革”的范畴。在主流媒体又一次大张旗鼓地正面宣传安徽的“土地改革”之际，笔者在网上查阅了一下被誉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第一村的凤阳县小岗村的资料，看到了当年高层围绕是否推行“包产到户”有过激烈争论，最终“包产”派大获全胜，也看到了被援助了大量资金树为典型的小岗村至今仍然很穷很惨的真实现状，这种现状不知令那些大力支持它的人情何以堪？

既然真实就是力量，要用事实说话，那么，笔者就把搜索到的几篇反映真实情况的帖文（节选）附录于后，见仁见智，大家随意吧。

安徽国土资源厅发布深化农村改革指导意见

据新华网合肥2013年11月13日电（记者 姜刚）记者13日从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安徽省12日发布《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其中将建立多元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今后，农民可通过流转方式“买卖”宅基地。

上述消息公开后，安徽省国土厅有关人士担心有人误读，特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文件中称之为“可以流转使用宅基地”，并非是“买卖”。

其实，细看一些媒体的报道，“买卖”是打了引号的，也就是通过流转方式进行处置的意思。

早在2008年11月，安徽省首家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就在大包干发源地凤阳县挂牌成立。今年试点的地区仍有凤阳县。见

安徽省首家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中心在凤阳县挂牌成立

农民对土地流转欢迎与担忧并存

　　埇桥区朱庙村村民沈加亮把家里的十五亩地流转给了一家现代农业投资公司，他说承包费是一千斤小麦，一亩地一年的收入达到一千多，我在农闲的时间，还可以出去打工，也能得到一部分收入。

　　而埇桥区永历乡今年60多岁的农民何先生则说，最近村里正在搞土地流转，每亩地每年给1000元，将耕地流转给一家公司种树，他对此很不情愿。他说自己想种地，不愿意给他。自己和老伴都60多岁，出去打工没有人要，只能依靠家里的十几亩地收入。如果他自己种这十几亩地，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一年收入3万多元，而交给村里流转，一年只有一万多元的收入。而对于宅基地也将会有流转的办法，何先生说，“我得住房，卖了房上哪儿住去？”　　

郑风田：改革试点面临法律制约

　　11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安徽省政府出台的这个文件透露的信息还不是很多，很模糊。但是对于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流转属于跳出法律的改革。

　　郑风田说，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其中就涉及退出权。但现在国家的法律就没有明确农民宅基地的退出权，如果退出自己的宅基地去别的村庄买房子，法律是不允许的。

李昌平：农村建设用地不能流转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认为，农村建设用地不能流转。农村建设用地，法律规定只允许在农民内部交易，不允许去市场上买卖的。“这是底线。”

　　李昌平说，如今发展城镇化、工业化需要土地，就应按照国家土地法律，进行“农转非”。而现实情况是，有很多非法使用农村建设用地的情况，有很多小产权房出现，对于这些情况，国家应该严厉打击，进行处罚。而不是以改革的名义，让他们转正，这等于把前面的法律都否定了。

　　李昌平认为，农民的宅基地如果可以进入市场交易，对于大量有钱人是好事，而对于农民来说并非有利。如果宅基地进入市场，土地价格将降低，如今的土地价格是因为管制才这么高，放开后，土地就没有价了，农民的宅基地将更不值钱。

李昌平说，现有的土地法律法规，从宪法到土地法、基本农田保障条例，土地征用管理条例是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如果集体土地可入市交易，将打破整个土地法律体系。

一、历史回顾：“包产到户”由幕后到前台

据媒体报道，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书上签了红手印。从此，小岗村也由普普通通的小村庄一跃而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实际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围绕是否进行“包产到户”，中央高层意见不一，争论激烈。回顾我国农业战线1978年末至1980年初的一段历史，可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还发过社论反对，中央主要领导华国锋、李先念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的王任重及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都对包产到户都持否定态度，这些一度使力推“包产到户”的万里、赵紫阳等人遇到较大阻力。随着对“包产到户”观望不语的邓小平逐渐在该问题上变得强硬，不久，王任重被调离国家农委，万里接任了他的农委主任职务，从此，包产到户重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铺开。

文革结束初期为何多数中共高官反对“包产到户”？

　　本文摘自：人民网，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5月28日，作者：林蕴晖，原题：《不避不讳历史真相》 

杜润生是中共党内资深的“三农”问题专家。人民出版社新版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的决策内情，书中如实叙述了1978年以后农村体制变革逐步突破认识障碍的过程。摘登如下。 

1979年初，杜润老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 

当年对集体化农业的体制应否进行变革，由于受到原有认识的局限，中共高层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最为突出的，就是能否实行“包产到户”。 

（1）华国锋等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润老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讲话中，“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王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润老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杜润老认为：“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后来，思想也有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任重调离农委，离任前与杜润老恳谈，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杜润老在与李先念交谈后，李也表示：“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此后，三人不再坚持原来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老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润老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润老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但是邓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杜润老认为：“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杜润老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阳关道”与“独木桥”也成了这场争论留下的一句名言载入史册。 

二、资料：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力挺安徽凤阳小岗村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和地方领导对被树为“包产到户”典型的小岗村支持的力度之高，是可圈可点的，这反映出改开后高层的执政理念。围绕是走组织起来的集体化道路还是走包产到户的个体化道路的争论和斗争，毛主席在世时就遭遇过多次，但胜方在集体化这边。毛主席逝世后，形势发生逆转，“包产到户”被高层奉为中国农民致富的法宝。

1977年6月，万里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第一个月就来到凤阳。位于凤阳西部的马湖公社搞起了大包干到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支持了马湖的做法。由于县委的推动，到了第二年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办法，一下子就在全县广大农村铺开了。麦收完毕，万里又来到凤阳，对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办法给予了极大关注。

1980年1月2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万里点名让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重点介绍凤阳大包干到组的经验。会后10天，万里驱车赶到凤阳，陈庭元在这时才推出小岗村，是想试探一下省委领导对大包干到户的态度，没想到万里真的去了小岗村。

生产队长严宏昌却乐不起来，因为上边念紧箍咒不让他们搞。万里说：“有什么紧箍咒呢？小岗还没有盖瓦房、住高楼！我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见到许多家庭农场都有两排小楼、一个是住处，另一个是放小汽车和拖拉机的库房，先进得很呢！今后不要再给小岗村念紧箍咒了！”严宏昌说：“有人说我们小岗村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历史车轮倒退！”万里显然被激怒了：“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使农村富起来，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再说你‘挖墙脚，拉倒车’，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你是生产队长，就这样干下去，这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5年后我还来小岗，看你们的新面貌！” 

    由于万里的支持，陈庭元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小岗村也由秘密走向公开，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村”。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其他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开后，一些适应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98年9月22日，江泽民来到“大包干”纪念馆，感慨地对小岗人说：“在当年‘一大二公’的环境下，你们敢于包干到户，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你们靠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靠的是改革的勇气，靠的是团结的力量，靠的是穷则思变的精神，说明路是人闯出来的。”

2008年9月30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同村民交谈，共商农村改革发展大计。总书记就村民关心的的３件事，一一作了解答，让他们放心。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田纪云回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节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1977年以后，他们两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大胆支持实行包产到户。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王任重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二、资料：真实的小岗村至今仍然很穷很惨

大量帖文反映小岗村搞包产到户几十年，并没有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使农民走上富裕路，倒是出现了两极分化这种恶果。由于经济效益不好，小岗村一直没有像样点的设施，为了应付中央领导的来访，省市县协同作战，紧锣密鼓地给小岗村拨资金，修公路，建小学，配电话，忙得不亦乐乎。领导的来访总算使小岗村拥有了公路、小学和电话等。领导人走茶凉，小岗又复归沉寂。为了力保这个多名大领导树立的先进典型不垮，上级特委派“财神爷”省财政厅的干部沈浩到小岗挂职当支书，以使小岗能更便利地得到人财物的支持。只惜小岗像扶不起的阿斗，始终走不出效益低迷的怪圈，以致沈浩带领众小岗村人到走集体化道路取得卓越成绩的南街村参观学习。小岗的困境是什么造成的？是干部的素质问题还是道路问题？大家该认真思考了。

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在自己的卧房里，被子也未叠，报纸“装璜”的壁纸

如今严俊昌家的锅屋（做饭地方），还是老式的落后的农村锅灶

■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节选）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

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是“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路”。然而，熟悉内情的人却认为，小岗村搞的“承包”，尽管土地是公有，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农民走这条“老路”，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

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当然，小岗村搞“承包”，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据说，万里曾五次（一说六次）到凤阳，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承包”，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字。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 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 120万斤，这和“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答：“还是60万。”……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就碰项了。”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可是，有些干部，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

　严俊昌对这种说假话、搞浮夸，十分反感。他向我们介绍：那是八几年，温家宝来召集他们开会。严俊昌的堂弟严宏昌，还有一个名叫吴风起的，一说起私人搞“承包”，就像浑身都能长出钱来，说小岗村一搞私人“承包”就富起来了，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严俊昌一听就觉得不对头，便说，搞不到那么多钱，也就是能解决个温饱。

　　然而，现在某些媒体却在鼓吹“承包致富”论。新华社记者慎海雄等人，在他们写的《中国农村的历史变革》中，还从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说：“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是农业生产的规律决定的，也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决定的。中外各国的共同经验表明，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离不开农户的家庭经营。”

某些人甚至说，“承包”可以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提高生产力。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不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经济模式。如果从秦、汉算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可到了现代，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小农经济，已经成为生产力难以提高和农民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今天小岗村的实践，是否已经证明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能提高生产力呢？

首先，我们到了县里设在村里的农技站，找到农技员吴广法。他一听我们说“承包”，就很有意见，他说：“‘承包’的弊病大大啦！”可是，吴广法一看我们很吃惊，忙改口说：“当然，我是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承包’，弊病确实很大，它一不利于科学种田，二不适宜规模经营，三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四是浪费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兴修水利，……，总之，不利于生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往回走时，遇到一位名叫吴强风的青年农民。这人住在附近的板桥，约莫30岁上下，文文静静的，很像是念过几年书的样子。现在，他是到小岗这里来办事。

他认为：搞“承包”，根本就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

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致受苦受穷。

对这个问题，原先在队里当会计的严国平，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某些干部，不单会吹、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会刮浮夸风和私有风。甚至，他们还用这个来诋毁当年农民搞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成绩。严国平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里。走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按手印的条子，还能不能代表小岗村农民的心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我们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以及小岗村周边的一些农民都说：现在的小岗村，已分化成穷富两派。）

村长严宏昌，在村里来说是属于富裕户。还有几家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和严宏昌一样，是发了财的。他们都怕变，都不愿意走集体道路。江泽民总书记来小岗村视察时，严宏昌就代表少数富裕农民提出了“怕变”的问题。严宏昌等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搞私有化。（这里的富裕农户，并不是靠种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致富。）

不过应当指出，农村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必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条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道路，从经济模式来说，也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曾指出：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列宁全集》第13卷第 219页）。（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一文中并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牛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所以，即使搞土地不是私有的“承包”，也仍然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问村长严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点集体经济，好帮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比如，村长的亲弟弟严富昌，就是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可村长严宏昌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我们听了很吃惊，不好附和。严宏昌瞧了我们一眼，又说：“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可是，我们到小岗村东头的大严家自然村，找了一些农民谈心。他们对搞私有化，却不像村长严宏昌那么热心。相反，他们还有些谈“资”色变的样子。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我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像这样的两极分化，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见村子中央的“友谊大道”旁边停着一辆警车和好几辆小汽车。特别是村长家旁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们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来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据说，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长搞的私有小型瓶盖厂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

尽管说，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非常反对这种破坏生产的行为，但他仍认为，村长严宏昌主张搞私有化是不对的。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很内疚，他说：“要早知这个情况， 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至于通过“承包”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严俊昌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认为一家一户搞“承包”，大家束缚在士地上，不利于劳力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宽致富门路和农业机械化。农村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搞科学种田，要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就要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不少农民，除了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农民也都赞成严俊昌这个看法。61岁的老农关友章，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去参观过，他说：“人家都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现在，不少农民虽然希望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已经与美好的希望拉开了距离。他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特别是，那些先穷起来的农民，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将降临到多数人的头上。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人民网首页：小岗村贫穷的原因被揭开

　　所谓的“小岗精神”究竟是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凤阳小岗村为什么仍然“很穷、很惨”？据[中华论坛]贴文《凤阳小岗村很穷、很惨》报道：正是分田到户造成了小岗村“人心涣散”，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小岗村却一直保持着“很穷、很乱、很惨”的局面！

　　其实至今仍然仍然很穷、很惨的凤阳小岗村，基本上就是当今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一个缩影！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头戴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桂冠，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先锋和典型。

　　百科名片对小岗村的简介如下：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有“中国十大名村、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等美誉。以前却是一个出了名的穷村。1978年，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2004年，时代先锋，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基层干部沈浩同志到小岗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带领全体党员、民众进行新的创业，小岗村又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2008年9月30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到小岗村视察。景点有“大包干纪念馆”等。

　　小岗村为什么会成为农村改革开放的典型呢？就因为早在1978年，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愿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率先以“摁手印”方式，坚决实行了“分田单干”；按照官方的说法：1978年以前的“大锅饭”体制和三年自然灾害，把小岗村的18户农民“逼上梁山”，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集体经济绝对盛行的背景下，小岗村的18户农民，摁血手印签下了一份为后世瞩目的合同。合同的核心意思只有四个字：分田到户。一时间，小岗成了安徽乃至全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同时，1978年的分田到户更是掀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从1978年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有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称号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李克强不是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吗？小岗村又有着象沈浩那样的好书记，肯定获得的改革红利也最大，发展也最快吧？

　　这些年来，官方媒体总是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不幸的是，主流媒体的宣传全都回避了一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那些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小岗村依然破败、贫穷，小岗村的农业一如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一样，依然“很穷、很惨”！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十分严重！唯一不同的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的农业兼业化、副业化，是因为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而小岗村的农业兼业化、副业化，则是因为小岗人只为等待政府施舍了！

　　然而，更加不幸的是，政府的施舍并没有能够使小岗村强壮起来，却更加养成了小岗村人只愿依靠施舍的堕性！养成了小岗村人只知自私自利的恶习！所以，率先“摁血手印”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序幕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仍然很穷、很惨！

　　可为什么官方主流媒体还要把小岗村宣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呢？把这样落后的村庄作为改革典型强加给中国农民，那不等于就是要广大农民向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学习看齐吗？不等于就是要让广大农民在“人心涣散”、“很穷、很乱、很惨”的状态中南辕北辙“奔小康”吗？不等于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继续穷困下去吗？

　　人民公社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搞了几十年难有起色，农村集体经济最终分崩离析，分田单干却一分就灵！难道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真就比集体化的大农业更有优势吗？分田单干究竟是历史的大进步？还是历史的大倒退？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有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美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依然“很穷、很惨”呢？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如黑农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却都先富起来了呢？这难道还不足以使当政者好好反思一下吗？

　　笔者2010年曾去过当年下乡的那个小山村一次：村里基本上看不见年青人和孩子，只有老头和四五十岁以上的妇女。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农业成了副业、兼业！因为一家一户就那么三、五亩地，根本就养活不了人！已经破败不堪的水利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依然是当年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因为一家一户根本没有建设农业基础设施的能力！虽然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了，也只能眼瞅着让它继续破败下去！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更没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所谓的“小岗精神”究竟是什么？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他们反对的究竟是集体经济模式？还是不论干什么都搞“大忽隆”、“一窝蜂”的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大锅饭”？如果不清算这个问题，必然会使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农民、农业依然“很穷、很惨”下去！

　　当政者，必须好好反思一下了！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2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不幸的是穷农户们打不起电话），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只知自私自利的小岗村人，不知道爱惜集体财产，将卫星接收天线装制两个“大锅”翻倒在招待所院内，任其锈迹斑斑。），安徽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每户一般发一桶油，当年18家按手印“分田单干”的村民每户发两桶，再加一条烟，分地时的生产队正、副队长严俊昌、严宏昌两位带头人除两桶油一条烟外，多补一箱酒），……。小岗村村民严留昌对记者说：“你们记者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　　 

因此，主流媒体对小岗村的宣传报导同事实大相径庭！　　 

对于小岗村的实际现状，非主流媒体描绘出来的完全是一幅“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令人愉快不起来的画面：　　 

1. 2004年被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在向安徽省委领导如实汇报小岗村的发展现状时说：小岗村这些年几乎没有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贫穷落后”，现状是“温饱有余”。　　 

2. 小岗村村民严宏俊（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　　 

3. 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经总结说：改革20年后的小岗村只有8个字可以形容——“江山依旧，旧貌犹存”。　　 

4. 南京农业大学陈文林教授认为：小岗现在应该是“落后”的代表！　　 

上述主流媒体的宣传报导和非主流媒体的说法，谁正确呢？11月9日，主流媒体新华社无意中做了结论：“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说法是正确的！　　 

11月6日，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不幸去世。11月8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岗村公墓。11月9日早晨，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标题是：《“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消息中有如下两段话（着重号系引者加）：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宣传沈浩的政绩，但是，无意中把树立小岗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所有权贵精英送上了政治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树立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领导人亲临视察，得到社会多方的无偿援助，在给中国农民做了26年的光辉榜样之后，到2004年“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权贵精英们把这样落后的村庄作改革典型强加给中国农民，简直就是要广大农民向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学习看齐，在“人心涣散”的“很穷、很乱”的状态中南辕北辙式的“奔小康”，也就是要广大农民继续穷困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过了30年，象小岗村这样分田到户的农村，至今没有一个村庄是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小岗村得到了那么多的无偿援助都达不到“小康”水平，那些根本得不到无偿援助的众多村庄怎么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呢？）！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奔小康”的大有人在！----黑农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等等、等等。　　 

是小岗村人本身属于扶不起来的讨饭叫花子呢，还是权贵精英们支持小岗村人分田到户是造成小岗村“人心涣散”、“很穷、很乱”了26年的根源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中国的古人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因此，只要我们把南街村和小岗村加以比较，就可以看个清楚明白！　　 

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象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进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进到了合作化集体干！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了林、田、路、电、渠、水、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最近几年小麦亩产都在450千克以上；村办集体企业26个，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工副业生产，1991年村办企业产值达亿元以上，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集体免费给村民供给水、电、气、食用油、面粉、鸡蛋、啤酒、节假日食品；儿童免费入托入学；村民防疫治病、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每年村集体承担的免费款额达400多万元；村民住宅楼每户建筑面积92平方米，每套三室（二室）一厅，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统一配备；村民生活正在阔步迈向城市化。村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大幅度提高，学雷锋、树新风、讲奉献已蔚然成风，村民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每年不少于2.5万人次；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活动深入人心。（见《南街村简介》1996年）　　 

坚持走合作化集体道路的南街村，经过17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进步，依靠发展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在1995年就已经基本上“奔小康”了。坚持走分田单干道路的小岗村，扛了26年“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大旗，在2004年仍然“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 

过去，权贵精英们不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叫得震天动地吗？！现在，面对实践对小岗村走分田单干道路和南街村走合作化集体道路检验的结果，权贵精英们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敢于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吗？！

沈浩看到了小岗村的症结所在！他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体经济壮大的”这一最顽强的事实。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说：　　 

“第一. 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对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对做好农村工作至关重要。’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 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通过教育，转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传授发家致富的技能本领，提升农民的文化层次和诚信道德意识。教育的方式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可以采取培训授课，也可以采取示范引导，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对农民开展教育，提高教育效果。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基于上述正确的认识，沈浩有意带领小岗村人通过走发展集体经济致富的道路。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沈浩作了以下尝试和实践：　　 

1. 在2004年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告别南街村时，小岗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说：“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沈浩承认：“当时考察完后，大家都觉得很惭愧，小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就开会讨论，下决心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　　 

2. 在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春节后要把小岗村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在“合地”动员大会上，沈浩向村民们保证“土地拿上来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农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过年期间“好好议议”，年后就动手，正月十六开始盖农贸市场。　　 

3. 沈浩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两年前他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因为“小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村民以前吃不饱饭，现在有饭吃了就满足了，再加上媒体不负责地吹捧，让小岗人麻木了。”　　 

虽然沈浩关于“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的愿望和理想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却是很难实现的！他低估了以下两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1. 1978年，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单干”的。将近30年来，靠按手印走“分田单干”道路而出尽了风头、捞足了各种荣誉和实惠的严俊昌们，可以赞美“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但是，绝对不会否定自己、支持沈浩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将近30年来，先富起来的、在主流媒体上大言不惭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动腐朽信条并官居小溪河镇副书记的严德友们，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将近30年来，外界对小岗村的无偿援助使小岗人坐享其成惯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实现不劳而获，完全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句话，小岗村是权贵精英们培育出来的一株浸透了自私自利剧毒的懒惰乞丐之花！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张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得不到小岗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合地”动员大会刚开始不久，当年小岗村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俊昌悄然离开了会场，而不少村民在场内四下打听，关注春节村里会发给自家多少食用油。

2. 1978年，小岗村被权贵精英们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理由，正是“分田单干”！沈浩认为小岗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明星村的原因，正是当年的“分田到户”！不管沈浩的主观愿望多么地美好，出发点多么的符合现实事实，结论多么地实事求是，客观效果和结局是同树立小岗村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唱对台戏，对着干，“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的必然结果是回归集体，因而是“砍旗”行为！虽然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看，小岗村都是树立它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沉重包袱，但是，坚持分田单干“30年不变”且一贯自命完全正确的权贵精英们还是要维护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就象维护五毒俱全的制造“傻子瓜籽”的年广久一样。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主张，是得不到维护小岗村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认可的，他们只认可资本兼并土地的“土地流转”之类的改变。　　 

因此，虽然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户们的爱戴，3年期满后98人按下手印，极力挽留3年，第二个3年期满后，183人按下手印，还想再挽留3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壮志难酬，最终酿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结局！　　 

安徽省先后派5名干部到小岗村任职，只有沈浩得到小岗人的信赖。　　 

造成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民们爱戴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关心贫穷农民，在自己的权限内尽力为他（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新华社的消息列举了以下事例：　　 

“‘沈浩在小岗村挂职这6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除了外出开会、招商，基本都在村里，哪一年春节都忙到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年初二又回到村里。’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告诉记者：‘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 

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　　 

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　　 

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追忆起沈书记，村民们无不动容。88岁的邱世兰哭着说：‘沈浩真是好人啦！要是能用我的命把这好孩子换回来就好了！’她顿顿手中的拐杖。‘这拐棍就是他回省城给我带来的，说碰到我时发现那根烂了，不好用，怕我跌倒摔着了！’　　 

2005年一天深夜，小岗突降暴雨。困难户徐庆山突然听见有人喊门。探头一看，光着脚的沈浩满腿烂泥、浑身透湿站在门外。原来沈浩担心徐庆山住的房子是危房，经不起狂风暴雨，帮他找好临时居所后，连夜来喊他立即搬过去。　　 

严俊昌说：‘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造成沈浩悲剧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在主要问题上实现：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他渴望通过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带领小岗村贫穷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和理想，不仅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还要被迫违心地不得不为资本所需要的“土地流转”、“公司＋农户”等忍辱负重，劳累奔波。渴望实现愿望和理想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压抑痛苦的悲凉心情无处倾诉，和新生资本家在谈判桌上的周旋、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酒桌上的过量应酬，被人间佳酿焚毁了他45岁的生命之花，11月5日晚上睡下去睡着了，但却是永远地睡着了，再也醒不来了！沈浩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人，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睡梦中带着他不能实现小岗村贫穷农民们“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的壮志夙愿、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万分的无奈去了，睡梦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寄托他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的私欲泛滥成灾的世界，睡梦中悄然无声地离开他为实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和理想进行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特色混沌的世界，睡梦中悄不言声地离开了他90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子女儿等亲人们生存的世界！沈浩走的突然，为他的亲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沉痛和哀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转贴]学习沈浩？沈浩学习的却是南街村！（节选）

沈浩被树为学习对象，当然有这样的资格，因为他毕竟还有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如果没有了这种态度，他何至于劳累愁苦而自寻醉死？但沈浩在世之时，访南街村，深为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成就所折服，当即表示要在小岗村推行集体经济，南街村是小岗村的学习对象。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成就，早已流传天下，然而很奇怪，这样的成就并没有使王宏斌成为中国共产党树立的学习对象，为什么？因为精英们无法理解南街村的“二百五”精神，当然更不会去号召全国学习“二百五”精神，特色匹夫们信什么？他们信的是小岗村严得友在CCTV上的公开宣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资改精英们说南街村是靠了十几亿贷款才发达，很是不屑。那么请问特色朝的首富们难道不是靠了贷款而发家吗？牟其中，仰融，黄光裕，沈建源，还有用百度和谷歌找不到的那个“xxx”，哪个不是贷款起家，哪个又不是贷款100万，给高官回扣80万的？银行只能贷款给黄光裕们吗？不能贷给集体经济的南街村？更何况南街村经营良好才引来漯河各银行的主动放贷，而不是如黄光裕拖了万小岗的后门到中国银行去贷款，然后大送回扣。

沈浩不是恰恰死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外派干部，不为自己着想，被十八个红手印和小岗村民当成摇钱树，搞不来钱就是又打又骂，惹了“红手印们”又是又打又骂，引不来投资还是又打又骂，还想搞“南街村式”的集体经济？没门。沈浩不为己，幻想自己能拯救一群堕落的灵魂，最终被这些堕落的灵魂所吞噬而亡。

沈浩的死，又成了精英们“为己”的一个工具，学习沈浩，就是为了证明精英们的光荣正确伟大。倘若人们问“沈浩学习的是南街村，为什么学沈浩却不学南街村？”

精英们会做何答复？结果一定是——抵死装傻。

谣言公司总经理靠着资改派，自以为能管一百年，不成想，才三十年，就大厦将倾，危如累卵。十八万亿的信贷，造就了美国十大杰出人物的桂冠；甩卖国企急急如律令；海南开赌算不算十七届四中全会“不符合党的性质”的描述?再跟着来个“融资融贷”，疯狂吧，这即将被枭首的资改派毒蛇！

小岗村沈浩一行13人参观南街村 提出组织起走共同富裕之路

　　近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一行13人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的带领下，来南街村参观，寻求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来访的13人中有村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单干按手印的18名发起人中的4人。

　　党委办段林川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小岗客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南街村的发展历程，特别讲述了南街村如何在分田单干三年后就及时意识到分田单干后所出现的新问题，又果断作出了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决策。他们听后很激动，感受颇深，说这次来一定要看个仔细，学个认真。

　　接着，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档案馆陈列室，认真地观看记录着南街人奋斗历程的每一张图片资料，仔细地倾听着讲解员讲解的每幅图片背后的动人故事。当看到"难忘岁月"专栏中"土地分了，人心散了"的图片时，他们默默看着，驻足良久。

　　得知小岗客人来到了南街村，档案馆副馆长张天顺热情接待了他们。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紧握张副馆长的手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

　　张副馆长回忆起了两年前小岗村驻村干部来南街的情形，并指着展览室的电子屏幕说，瞧！这是你们上次来的同志的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

　　张副馆长还向小岗人介绍了南街村的发展变化，他说，现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建合作社的村庄很多，比如山西省壶关县小逢善村、洛阳新安县土古洞村、开封兰考县、山东济宁鱼台县、吉林四平梨树县农民自发组织合作社，已发展起了集体经济。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小岗人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要学习南街村，坚定信念、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他们还说也准备建一个档案室，将小岗人那段历史陈列起来，希望与南街村档案馆交流。

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

“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结合实际，务实工作，付诸行动。”小岗人纷纷表示。

　　参观结束后，档案馆还向他们赠送了《南街村村规民约》和《南街村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标准》等材料。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非常感激，在档案馆留言簿上欣然留言：“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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