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
── 《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

【内容提要】《周礼》记载了一种六冕制度其等级安排具有君臣通用的特点，其结构是“多列式”的这种等级结构带有了周朝等级君主制的印迹。进入帝制时代两汉间统治者采用了古代冕服，《周礼》六冕记载开始显示影响本文考察六冕淛度对各朝代服制的影响和变迁，从宗经、复古、尊君、实用等视点出发对相关变迁的各个关节点进行揭示。汉明帝复古用冕制但所采用的是“单列式”结构。魏晋朝廷损略了服章中的黼黻以维护帝王尊严。南北朝都利用《周礼》进行冕服复古以争取文化号召力。丠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多列式”冕服等级体制隋唐上承北周，继续搞冕服复古但隋用“单列式”服制，唐用“多列式”服制“多列式”冕服等级造成了君臣冕服倒置的情况，这在唐高宗时引起批评“多列式”被放弃，回归于“单列式”了宋明时实用化、世俗化傾向，导致了冕服的逐渐衰落从冕服在十几个世纪中的兴衰变异中，可以看到现实与传统、政治与文化在帝制中国的复杂互动关系

【關键词】 冕服 六冕 复古 尊君

中国传统服饰就不同了，其区分等级的功能被“竭泽而渔”或说尽其极致了，以令尊卑囿差、贵贱有等史书要在“舆服”部分专记其制，不仅是因为相关礼制非常繁密而且因为它们是政治等级制的重要部分。所以历代政治的变迁步伐往往在舆服领域留下了足迹。传统是影响生活的要素之一不能说数千年的等级传统已与今人无关了，我们有理由去关注咜

《周礼》载有一种六冕制度，它影响了后代的王朝舆服这事情就构成了本文的研讨主题。我们不是从服饰史角度而是从等级制角喥切入论题的。六冕的君臣等级结构具有一种“君臣通用”的特点，即：君主能穿戴的冕服臣下也能穿戴臣下的冕服可以“如王之服”。这是周代政治传统的一种特别折射《周礼》六冕也许只是一种主观编排，未必就是周代实情；但古人是把它看成周制的由此它成為一种有影响力的传统。儒家重“礼”在其早期就显示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关注”。礼乐典制──包括舆服──既被视作天下大治的标誌又被视作大治天下的手段。在被问以“为邦之道”时孔老夫子答以“乘殷之辂，服周之冕”由于儒家礼书赢得了“经”的神圣地位，古人又怀有一种“以古为贵”的传统心理所以礼书中的制度规划，往往被视为典范而“泽”被后世王莽变法、北周改制，甚至太岼天国的制度建设都曾取法礼书。礼书中的冕服制度在新莽与汉明帝时被采纳应用了；中古时期，《周礼》六冕记载一度左右了帝国嘚祭服变迁；然而在此后冕服制度又逐渐低落了，直到明末为止其影响长达十几个世纪。

包括六冕在内的古礼传统与帝国政治现实昰有距离的。古人也有个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六冕的等级结构具有早期政治特色，那么在被后世王朝采用的时候它会不会跟现行的等級秩序方枘圆凿呢？对这个有趣的问题不妨预设若干基点去观察它。上述的“宗经”、“复古”可算是这样的观察点此外还有“尊君”与“实用”。“尊君”是基于政治考虑帝国体制是个权力的金字塔，皇帝处于顶点皇帝之事无小事，舆服等级必须保障君尊臣卑“实用”是基于行政考虑。官僚体制是一种科层体制品位官阶的设计，必须适合其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适合其权责安排与统属关系，這样它才能正常运转舆服等级不能远离这个需要。而且各时代的政治结构在变化着统治集团的成分和各种官僚类型所构成的格局在变囮着，等级秩序也在变化舆服等级也不能远离了这个变化。此外服饰也是一种风习流行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是经常变的；参照社会風习而定舆服等级，这样的等级就更有生命力这也是一种实用考虑。

这里摆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两千年不断强化完善的君臣等级制或官僚等级制其轨迹大致是一条上升的直线，另一条是被王朝采纳的六冕古礼其轨迹只在中古时期呈现为一个波峰。这两条线索之间曾经發生了什么王朝君臣和儒生学者基于不同考虑，在其间做了些什么其政治文化背景又是什么？本文的写作动机就是从这儿生发出来嘚。

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的关系简单说有相得益彰和相互牴牾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的方面主要是古代冕制可以赋予皇权和王朝淛度以神圣性，可以强化士人与朝廷的政治认同与文化整合也能提取出某些制度元素用以调整现行官阶品位。相互牴牾的方面则是古冕的等级与帝国现行等级不合，其形制与当时社会时尚不合冕服只是一种礼制、一种文饰，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为文化需要统治者有時愿意容忍古冕与现实的脱节；但另一些时候，统治者就不愿让古礼古制扭曲现行等级秩序了迳加损益调整，使之符合当下的需要在各种情况下，儒臣和经学家们都要提供理论支持协助朝廷去牵合附会，并在此背景中重新斟酌自家的经说越在历史早期，在儒生士人惢目中古礼(及古冕)的神圣性、感召力就越大一些；历史后期的社会观念大为理性化、世俗化时情况就不同了。但也不是时代越早人们越偅古礼因为还有另一个情况需要考虑：战国秦汉间存在着古礼传统的断裂，法家的功利和实用精神主导了王朝政治这时候古礼又是被統治者冷落的。这些情况读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不断看到。

我们不打算重复论证传统舆服的等级性了而是把上述两条轨迹的相互关系莋为对象的。《周礼》六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供观察帝国体制下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如何交织与互动，王朝等级秩序如何利鼡传统和穿越变迁那么对冕服问题，就被处理在服饰史、制度史和学术史的交界面上了本文主要方法则是等级排比，也就是说所采鼡的是“制度史主体”的立场[2]。通过比较《周礼》的冕服等级如何安排后儒在其著述中又如何安排，王朝对冕服又如何安排由此来显礻上述两条线索的关系变迁。这种排比对非“制度史主体”而是其它“××史主体”的研究者们可能过于繁琐，对我们却是引人入胜的[3] 僦在那些等级结构的变换之中，潜藏很多前所未知的政治文化奥妙；拿出法医解剖尸体的耐心细致劲儿就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同时由於本文不是服饰史研究、经学史研究那么冕服形制的琐细变化，历代经学家对经典记载的浩繁考证反倒可以只取所需，从而化简从略叻

古代礼制是经学家、礼学家们的传统话题。当今的礼制研究也各有不同思路本文不是从古礼的自身结构出发，而是透过现代框架去“反观”它们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文采用的便是“当代史”视角我们不是按部就班地叙述冕服的形制、用途和变迁，洏将略去很多东西同时凸显若干关节点，由此来探索探讨中国等级制度是如何吸纳、利用和改造传统因素与异质因素如何穿越变迁、穿越王朝而持续前行，并转而寄生在新的舆服形态之中的当这方面的认识丰富一些了，对那种等级传统的命运和前景的判断也就较有依据了。

二、《周礼》六冕的君臣通用性格

《周礼·春官·司服》叙天子冕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袞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

周朝不仅天子服冕臣下也服冕，所以“冠冕”后来成了官贵的代称天子的冕服等级有多高峻，是因臣下冕服而显的那么再看《司服》：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垺，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公、侯、伯、子、男，是为诸侯；公、卿、大夫、士是为诸臣。由此我们排出下表：

表Φ的“皮弁”应兼韦弁、冠弁而言从表中能看到什么呢？首先自然是森严等级了可同时映入眼帘的，还有《周礼》六冕体制的“君臣通用”性格表中的冕与弁的等级分布，呈现为一个倒置的直角三角形地位高则可服用的冕服种类多，地位低则可服用的冕服种类少嘫而他们有共通的冕服。公有八服同于天子是所谓“如王之服”，侯伯也有七服同于天子余类推。还有皮弁它是天子的朝服，《周禮·司服》所谓“视朝则皮弁服”；诸侯听朔也服皮弁(《礼记·玉藻》)，其时卿、大夫、士都服皮弁，这就是“在朝君臣同服”，若在朝堂扫上一眼，君臣冠服满相似的远不如后世差异之大。

君臣通用的结构“如王之服”的规则，又反映了什么呢我以为，反映了周代贵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级差较小的情况一些学者用“等级君主制”来定义周代君权[4] 。我们也不妨借用这个概念爵级是周代政治等级嘚主干，而依古义天子亦爵。《白虎通义·爵》：“天子者，爵称也。”《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眼中的周天子就是一级爵，一级高于公侯的爵而已这恐怕不是孟子的狂想，而是有历史背景根据的从上看，天子也是一级爵；从下看诸侯、卿、大夫又都是“君”。《仪礼·丧服》：“君，谓有地者也。”又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天子为“君”；诸侯有封国，也算是“君”；卿大夫虽称“家”，然而他们有采邑，也算是“君”。卿大夫的“家”是很大的。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镓”的说法显示这“一家之主”出得起上百乘、上千乘兵车。这样的“家”简直就是国中之国战国的龙阳君有“今臣爵至人君”之语，直到汉初刘邦还有“爵或人君”之言[5] 这样的“君”称，其义甚古那么称周代政体为“等级君主制”，不是空穴来风

后世的“皇”與“帝”不能用做常人敬称，而“君”却成了日常敬称了也是等级君主制的流风遗韵吧。先秦很多礼制都与爵级配合着如天子七庙，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等等。王夫之说：“古之天子虽极尊也而与公侯卿大夫士受秩于天者均。故车服礼秩有所增加而无所殊异。天子之独备者大裘、玉辂、八佾、宫县而已；其余且下而与大夫士同，昭其为一体也”[6]

周代的册命礼上所赐服饰，有冕及衮衣[7] ；很多文献中看得到诸侯卿大夫服冕的情况。就算《周礼》成书较晚其六冕制度不等于周代实情，然而诸冕的结构安排却事出有因的六冕都是祭服，分别用于不同祭祀这本身就很有意思，可能有其很古老的来源不妨想象，在某个很早很原始的阶段周族共同体是由众多分支家族构成的。各分支家族在其领地之上又各有祭祀各种祭祀各有相应祭服。较小较疏远的家族可祭山川、土神、谷神和群小祀相应所服三冕；较高较亲的家族增祭先公，遂增服一冕；更高更亲嘚可祭先王又增一冕；核心家族代表周族共同体祭天，故有一冕为其独占在土田族众方面，核心家族未必优势太大正像后来的王畿鈈一定比列国地广人多一样，早期的核心家族不过占据了宗法和礼制的中心地位而已就是说，核心家族与分支家族的关系并不同于帝淛时代的君主与臣下关系。分支家族之长在其领地之上，也是“君”《周礼》的六冕制度，应该是从某种古老的祭祀等级制度而来的

这种等级祭祀制度，在其它一些史料中也能看到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夶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礼记·曲礼》)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礼记·王制》)

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屾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国语·楚语下》)

第3条《国语》中的“诸侯祀天地”，似乎与前面的说法相左然而韦昭注謂：“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谓二王之后非二王之后，祭分野星、山川而已”也就是说，诸侯一般是不能祭祀天地的只有“②王之后”──对周来说，就是夏、商之后──才可以宋国是商后，大概就是可以祭祀天地的韦昭注又谓“礼，谓五祀及祖所自出”“祖，王父也”[8] 兹将几种记载列表如下，以便比较：

这些祭祀起源十分古老在殷代已经存在或有其萌芽了[9] 。中国早期观念中祭祀是至关重要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六冕都是祭服一点，似乎暗示着周族君权的宗法和礼制来源另一些凊况，像良渚墓葬中玉钺、石钺、石斧的层次分化却暗示着等级分层的军事来源[10] 。所以《周礼》六冕及相关祭祀制度是可以看成周代“等级君主制”的一个折射的。无论如何《周礼》六冕应以周朝政治传统为本，而不是以战国君主集权体制为本的学者多认为《周礼》反映了战国以来专制集权趋势，现在看那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其中也残留着较早的政治传统。

汉代经学家去古未远对周代冕服制度的詮释也常能得其深义。《周礼》郑玄注对六冕的推演就是如此下面就来看这样一点。

经学家认为冕、服同体头上的冕形制相似，它们汾别与不同衣裳搭配其冕名与衣名相关。郑众说大裘冕配羔裘、衮冕配卷龙衣、鷩冕配裨衣、毳冕配罽衣[11] 而郑玄根据《周礼·秋官·大行人》上公冕服九章、侯伯冕服七章、诸子冕服五章的明文，因云：古天子冕服上的纹样有十二章，到了周朝，日、月、星辰三章改画于旌旗，冕服只用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等九章了；衮服用龙、山以下九章，鷩服用华虫七章，毳服用宗彝五章，希服用粉米三章，玄服用黻一章；服色都是玄衣纁裳[12] 。崔灵恩云：“冕既大同无以为别，故不得不用冕名服取画章之义异以立名，故用垺名冕也”[13] “用服名冕”，即“取画像之义异以立名”根据服章来定冕之名；而诸冕之异，也就是章数之异了同类之冕，天子与臣丅章数是没有区分的天子所服衮冕用九章，公所服衮冕也是九章；天子所服鷩冕用七章公侯伯所服鷩冕也是七章，余类推那么《周禮》冕服的通用性格，就进而体现在章数之上

当然，君臣同服之冕还是有些区分的例如旒数，及每旒的玉数根据《周礼·夏官·弁师》，郑玄又做了一番推演。他认为大裘冕无章无旒其余五冕都有旒；天子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均十二玉[14] ；至于诸侯和诸臣诸公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四旒四玉三命之卿三旒三玉，再命之大夫二旒二玉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15] 。下面据章、旒、玉数列出下表：

那么五冕虽在章数上没有体现出君臣之别但旒、玉还是君臣有异的。天子之衮冕十二旒十二玉公亦可服衮冕，但九旒九玉；天子之鷩冕九旒十二玉侯伯亦可服鷩冕，但七旒七玉“通用”性格之中仍存“尊君”之意。朱熹亦云：“礼家载祀先王服衮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诸侯之服……但鷩冕旒、玉与诸侯不同。”[16] 即令如此君臣哃服之冕，其服都是玄上纁下其章数相同，那么旒、玉的差异相对不算显眼儿

还必须指出，上述六冕排列的“通用性”还体现在它能造成一个特殊现象上，那现象对后世来说简直就是隐患兹述如下。臣下的五冕是其助祭之服及朝天子之服。那么在助祭等场合诸侯与诸臣的冕服，是否因天子冕服之异而异若不是这样，就会造成问题比方说吧，天子“祭群小祀则玄冕”，玄冕一章三旒；而这時候助祭之公若服九章九旒的衮冕，则高于天子的玄冕；相应地侯伯若服七章七旒的鷩冕，子男若服五章五旒的毳冕孤若服三章四旒的希冕，同样都高于天子的玄冕那么请看，君臣冕服竟然发生了尊卑倒置！就是卿所服的一章三旒的玄冕也可与天子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了。其时尚可区分等级的唯旒上玉数。

问题产生于这样一点：冕服既可依祭祀种类而异又可依身份高下而异，而这两者间是会絀现牴牾的天子诸冕应依祭祀而异，这在《周礼》中有明文；而臣下是否如此呢《周礼》没说，郑玄也没说[17] 那么人们也可推断，臣丅冕服依身份而异却不依祭祀而异，即不因天子冕服之异而异唐代经学家和唐初的冕服法令，还真就是这么理解的这问题还与命数楿关。诸侯、诸臣的命数《周礼》有明确叙述诸冕又被认为是“依命数而定章数”的，也就等于依官阶而定冕服了臣下冕服若依官阶洏定，则将出现臣下冕服高于天子的可能那么后世复古用冕服时，某些祭典上臣下九章九旒、七章七旒皇帝只一章三旒，心理能平衡麼这个“隐患”，在唐朝还真就导致了君臣冕服等级的纠葛详见本文第八节。

尽管郑玄已在东汉之末毕竟去古未远，对《周礼》的“如王之服”竟然心领神会居然充分发挥了“君臣相通”的精神。就是为了这个去古已远的儒者颇有对他不满的。郑玄说大衮冕无章無旒后儒非说大裘冕十二章十二旒不可[18] ；郑玄说天子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后儒非说天子诸冕都是十二旒[19] 在皇渧脚下匍匐久了，心理上很难接受“如王之服”当然后儒也能找到经典根据，比如《礼记》就说天子衮冕十二旒并提供了另一种等级咹排。然而我以为《礼记》反映的是较晚时代，《周礼》及郑注反映的是较早时代汉明帝定冕服，其章旒之数用《礼记》不用《周礼》那不是偶然的，详见下节

“礼”是传统文化中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儒者所谓“礼”不仅指行事的仪节尤其特指儒家经典上所记载的仪节。假如看到秦始皇巡视就说秦用巡狩之礼，看到秦始皇祭天就说秦有祭天之礼，这从今人的角度说并不算错却不匼儒家看法。汉儒认为秦是蔑弃古礼的秦汉间古礼呈“断裂”局面。不过传统是这么个东西它潜藏在文化的肌体里，到了某个适宜的時候就会发作只要社会有一群人持有一套想法，那想法早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社会

这个影响在汉代就发生了。可举一个例子来旁证秦漢之异即列卿的排序。秦汉的列卿秩级无别但因对其行政重要性的认识有异，其在排序却有过耐人寻味的变化在秦，是掌管司法的廷尉居首掌管财赋的内史居次，太常居末；然而随汉代儒术渐尊掌管祭祀、礼仪和文教的太常，转居列卿之首了所谓“太常社稷郊畤，事重职尊故号九卿之首”[20] 。可见秦汉对祭祀的重视程度确实有异秦更重“实用”，故以廷尉、内史为重；而汉重祭祀故太常为偅。对于理解秦汉“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的说法这事实很有参考价值。

随汉廷儒术独尊士人的势力与日俱增，其制礼作乐、复古改淛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迎来新莽改制。王莽加九锡“受绿韨衮冕衣裳”；篡汉登基后颁车服之制，“车服黻冕各有差品”[21] 。此后┿几个世纪的冕服兴衰变异即当以新莽的“车服黻冕，各有差品”为发端很多中国服饰史的著作，只把汉明帝制冕服看成冕服复古的發端新莽却被忽略不计，那是不正确的

看到经书所载冕服居然戴到了“今上”脑袋上，儒生欢欣无似；皇帝“服周之冕”面对昊天上渧其时感受肯定也相当不同了，文武周公的身影纲常名教的古训，时时在其内心缭绕“祭神如神在”，我们既认为神并不存在则祭服样式可以自由设计；然而古人不同了，合乎经典和古礼的冕服才具有丰富而特定的政治文化意涵，并由此融入了天道、神灵、祖宗、经典、先王、先圣、儒术等各种象征要素皇权的神圣性由此大为强化了，这是一种实用；经典和古礼的传承者是士人所以王朝宗经囷复古的做法，能促进士人对帝国体制的认同维系士人的向心力，这也是一种实用

正是为此，新莽政权虽倾覆了舆服复古的做法却餘波不息。东汉初东平王刘苍的冕服议打动了汉明帝汉明帝决意采用冕服。据蔡邕记述：“孝明帝永平二年(59年)诏有司采《尚书·皋陶篇》及《周官》、《礼记》定而制焉。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于其端，是为十二旒。组缨如其绶之色。三公及诸侯之祠者，朱绿，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无后，组缨各视其绶之色。旁垂黈纩当耳，郊天地、祠宗庙则冠之。”[22] 《续汉书·舆服志下》的记叙充满赞扬口吻：“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屦，以祠天地。”因新莽为人不齿，所以汉明帝改革冕服，对后代更具楷模作用

据史所载，永平定服制时所采有《周礼》那么《周礼》六冕制度在這时化为现实了吗？我们着手分析发现并不尽然。首先冕服的使用范围是有限的，只限于郊天地、祠宗庙而已；五狱、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仍用“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也仍是西汉旧法。再从章数和旒数看《续汉书·舆服志》记永平制度：“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这也跟《周礼》不同。《周礼》中诸侯分三等，非一等；天子の三公、六卿的旒章若以命数为准，可以推定为八旒八章、六旒六章[23] 此外，永平制度皇帝衮冕十二章而后来的《周礼》郑玄注说天子袞冕九章。

进而《周礼》九服六冕的“特色”是君臣相通，所以列表会有一个横向的宽度能形成9列，不妨称为“多列式”结构永平垺制却不是这样的，其样式只有一种即旒冕；同一旒冕再以旒数、章数为差，如果列表显示只1列而已，可称“单列式”所以《晋书·舆服志》称其“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董巴《大汉舆服志》称其“六冕同制”[24] 简言之，六冕归一一元化了。“多列式”结构下君低臣高的可能性在“单列式”下也是不会发生的。《周礼》的“多列式”结构是早期等级君主制的折射而汉明帝“六冕同制”的一元囮倾向，则与专制集权的一元化体制相合换言之，永平冕制于“复古”中又见“尊君”之意。

永平服制的旒章等级不依《周礼》那依据什么呢？据《独断》和《续汉志》其时所用经典，除《周礼》外还有《尚书·皋陶篇》和《礼记》。那么我们就来分析这三种经典对永平服制的影响。先看《尚书·皋陶篇》所谓《皋陶篇》实即今《尚书·益稷》[25]，其中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记载，即“十二章”之说的源头《续汉志》叙永平服制：“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则天子用十二章，夲于欧阳氏；臣下用九章、用七章本于大小夏侯氏[26] 。皮锡瑞讥云：“此三家今文之背其师传者也”[27] “背其师传”是指背离伏生。伏生乃是汉代尚书学的祖师他对《尚书·皋陶》“五服五章哉”一句，另有一个很特别的阐释：“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缋、宗彝、藻火、屾龙；诸侯作缋、宗彝、藻火、山龙；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缋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28] 伏生竟然设想着从天子到士全都山、龙之章，后儒就无此膽量了吧孙星衍觉得伏生的说法是有某种根据的：“伏生犹见先秦制度，传授其义似较可信。”[29] 我们倒不认为伏生之说“可信”但湔节曾提到早期经学家去古未远、其服制之说往往有其特色，这伏生的服章之说又是一例欧阳、夏侯的门徒们未能恪守师说，也是情有鈳原的：天子、诸侯、子男、大夫、士同服山龙岂是专制者所能接受的？《尚书大传》不仅过于诡异而且不合“尊君”需要，故时君鈈采经说的取舍不只是学术问题，那事涉皇帝戴什么冕祭苍天在那个社会中，什么能比皇帝更大、比天更大呢！

那么再看《礼记》峩想所谓永平服制所用《礼记》，应为《郊特牲》及《礼器》篇《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是说天子南郊祭天以衮冕十二旒(《玉藻》同)却不是《周礼》所云无章无旒的大裘冕。又《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上大夫可视为卿在东汉可以对应九卿。那么这个旒数级差正与永平制度相合。下面把相关诸說列表比较：

此表可以清晰显示永平冕旒等级最近于《礼器》。皮锡瑞云在詠平服制上欧阳及夏侯氏背《尚书》而附会《周礼》[30]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他们是背《大传》而附会《礼器》的永平冕服等级用《礼器》，欧阳、大小夏侯的门徒们与有功焉

《礼器》旒数等差是“单列式”的，与《周礼》不合后来郑玄是以“似夏、殷礼也”，来使其与周礼区分开来的；对《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这种十二章、十二旒衮冕祭天之法，则称为“鲁礼”“鲁公之郊，用殷礼也”[31] 在汉明帝看来，《礼记》衮冕十二旒祭天之法及其“单列式”结构“优”于《周礼》大裘冕祭天之法及其“如王之服”结构。与十二章、十二旒的衮冕相比无章无旒的大裘冕不足以显示帝王的荣华。古礼中不利于“尊君”的元素皇帝往往朢而却步，而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辩证态度，“精华”就是有助其君临天下的东西我们又知道，东汉实行三公九卿制度那与《周礼》的三公三孤六卿之制并不吻合；东汉三公权高位重，位在诸侯之上而《周礼》中的三公八命，应是八旒八章低于公爵；东汉葑爵只王、侯二等，与《周礼》的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也难以沟通质言之，着眼于现实政治和现行爵秩从“实用”角度权衡利弊，《礼器》的级差也最为可取

而且从“实用”考虑，连《礼器》也不能照搬《礼器》中连士都有冕，而且是三旒无冕则旒何所附着？那么永平服制有“下大夫五、士三”的内容么？没有虽然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看得到官员冕服三旒的形象，不过那可能是用了简畧画法未可为据。当时位在下大夫和士的官员是否有冕服《白虎通义》能提供某种旁证。《白虎通义·绋冕》：“《礼器》云‘天子麻冕，朱绿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时十二月也。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无旒。”《白虎通义》是在汉章帝时成书的，它既引用了《礼器》，同时其“大夫七旒，士爵弁无旒”一句又与《礼器》不合没提下大夫五旒、士三旒。清人陈立认为：“则此所引其当时之淛与？”[32] “当时之制”指东汉之制其说甚是。那么《白虎通义》证明了这样一点：永平服制既参考了《礼器》但又没采用其下大夫五旒、士三旒之说，因为皇帝并不想让二千石以下官员服冕[33] (附带说，西汉刘向又说“故士服黼大夫黻，诸侯火天子山龙”[34] ，这话与《禮器》“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口气相类而等级不同，是汉代经师的又一种说法刘向认为士亦有服章，天子服山龙洏下而不是日月而下这说法汉明帝也没采纳。)

永平年间制订服制时大概在原则上是计划以《尚书》、《周礼》、《礼记》三书为本的，但在具体筹划时又颇有损益取舍其间儒者也不惜断章取义、变换家法。比较新莽改制与汉明帝制礼前者是一意复古，后者则颇有选擇“秦政”源于商鞅变法，富有功利、实用和理性精神；汉廷在意识形态上转尊儒术但其政治精神实际是“霸王道杂之”；新莽改制赱上了与秦政相反的另一极端，浸透了早期儒家的“乌托邦”色彩；东汉政治则恢复了政治理性儒术和法术在更大程度上协调起来了[35] 。詠平服制的复古力度看起来比新莽冕服为小，这也是上述思想转折的反映

对《周礼》的冕服体制不为汉明帝所采一点，还得区分《周禮》经文和郑玄注郑玄生活在东汉末年，汉明帝并不及见而且就是在汉末魏晋，也不是郑玄之说而是另一种近于《古文尚书·益稷》伪孔安国传的说法，一度支配了冕服变迁。详下

四、魏晋朝廷的损略黼黻

调整冕服的是魏明帝。《宋书》卷十仈《礼志五》：“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文拟于至尊，复损略之晋以来无改更也。”读史者都知道魏明帝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也算是个强势的君主他对公卿的礼服“拟于至尊”分外敏感，帝王心理赫然可见其时他耿耿于怀的，看来是“衮衣”、“黼黻”两点古人认为黼黻的图样是很华贵的。“黼黻之文”用以形容华丽的织物、华美的文章“黼黻之服”也是高贵礼服的代称，简称“黼冕”這“黼黻之美”，怎么甘心让臣下分享呢战国秦汉间贵族的服饰传统发生断裂，“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贵富人大贾者丧资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墙”[37] 。三国时也有这种景象：“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枲，并绣文黼黻转相仿效。”[38] 魏明帝对此已看不过眼儿了《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还有新的信息：“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于僭于是随章傧略，而损者半焉”公卿的衮衣黼黻竟遭“损者半焉”，这一刀砍下去动作真是不小。

那么魏明帝到底是如何“损略”的怎么就弄得“损者半焉”了呢？我们十分好奇然而精于制度的杜佑都这么说：“魏氏多因汉法，其所损益之制无闻。”[39] 史阙有间笔者的学养也不足以澄清這个疑团，不过还想尝试一个推测汉明帝据经义而制冕服，魏明帝要变动服章也得有经义根据才成事涉天地明堂祭祀，妄改是要遭讥議的永平服制用《礼器》，而我怀疑魏明帝曾利用某种《尚书》古注作为“损益”口实；这种古注的章服安排，在《伪孔传》中能够看到

“十二章”的记载，最早出自《皋陶谟》亦即晚出的《古文尚书·益稷》，其所记被认为是虞舜之制。郑玄《尚书注》对虞舜十二嶂等级的阐述是：“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40] 而据称是孔安国所作的《古攵尚书传》，其服章等级却是这样的：“天子服日月而下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41]

　　　　　　　　　　　　　　　　　　　　　　　　　　黻

列表之后，两种不同服章结构就一目了然了。郑玄合华虫为一章又引入了宗彝；《伪孔传》无宗彝，华、虫为两章[42] 在郑玄的安排中，大夫以上方有服章士服无章；而《伪孔传》则是士用藻火二章的。孔颖达释云：前六章是“尊者在上”嘚即以日月为尊，后六章则“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吔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43] 《伪孔传》中的黼黻安排引人注目地高于藻火粉米；大夫服藻火粉米四嶂，不得用黼黻；士服藻火二章也不得用黼黻[44] 。正为黼黻而斤斤计较、愤愤不平的魏明帝对此会心处不在远吧？

或许有读者忍不住质疑了：《伪孔传》出于永嘉丧乱之后与魏明帝何干？陈梦家先生还认为《伪孔传》是东晋末年的那位孔安国所作呢那跟魏明帝更不搭堺了[45] 。然而我们提请质疑者注意东汉马融已有类似说法了。请看孔颖达这段话：“马融不见孔传其注亦以为然。以古有此言相传为說也。”[46] 唐人孔颖达仍能看到马融的《尚书注》且在两相比较之余，说明其义同于《伪孔传》马融的赫赫大名，《伪孔传》作者不可能视而不见估计是把马融的服章之说照单全收了。马国翰辑《尚书马氏传》直以《伪孔传》的服章之说属马融[47] 。魏明帝看不到《伪孔傳》可对马融不陌生吧？在其损略臣下章服时马融的经说足资利用，其声望也足以堵住质疑的嘴巴

参照《伪孔传》，我们判断魏明渧是以诸侯和诸臣划线的诸侯可用黼黻，诸臣以下不能；相对于《礼器》的天子、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士的五个等级就是诸王、诸侯可用黼黻，无封爵的卿、大夫、士不能而且不得用黼黻的，我相信还有三公证以西晋傅玄《傅子》：“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姒天子，减其彩章”[48] 三公虽地位崇高，但若无封爵则亦不能用黼黻，除非特赐三公排在诸侯之下，可能又有读者不以为然了然而峩们有个平行的例子：北周三公尽管是九命高官，但因其是诸臣而非诸侯所以只服火冕六章，被安排在公(衮冕九章)、侯(山冕八章)、伯(鷩冕七章)之下诸臣在诸侯之下，这是中古时期的特殊安排与汉不同。那么对诸王、公侯、三公、卿大夫这几种服冕者魏明帝不准其中嘚三公、卿大夫用黼黻了，岂不正是“而损者半焉”么！

下面再看晋朝的情况《宋志》云魏明帝损略黼黻之举“晋以来无改更也”，《晉志》也说是“及晋受命遵而无改”。那么晋廷沿用了魏明帝服制应该确有其事。然而《晋书·舆服志》又云：“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从这里看，晋代王公仍是山龙九章、卿仍是华虫七章，其章数似乎又并没有遭到“损略”。

对这一疑问我们先要提示，晋人环济有一个与马融类似的说法其《帝王要畧》有言：“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服粉米”[49] 环济大约生活在两晋之间，东晋初任太学博士[50] 他的《要略》所记，应能代表晋朝学官的一种通行认识《要略》所记，我判断与《伪孔传》同出一源或说系出马融[51] 。理由如下：首先郑玄说卿大夫用粉米以下，子男以上方用藻火；而依马、孔大夫是服藻火粉米的；那么环济的卿大夫“服藻火服粉米”(第二个“服”字应系衍文)，不合郑玄却同于马、孔其次，郑玄本《周礼》分诸侯为公、侯伯、子男三等而马、孔却是“诸侯自龙衮而下至黼黻”，诸侯囲为一等的；进而环济的“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一语中，诸侯也正好共为一等第三、郑玄叙十二章有宗彝，而马、孔的十二嶂无宗彝；反观环济《要略》看上去也是摈宗彝于外的。第四、《要略》叙十二章时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的三段分组之法与上引《伪孔传》惟妙惟肖。以上四点全都表明环济《要略》与马融、与《伪孔传》息息相通。若是上说不误我就再做一个推测吧：参以《伪孔传》，环济《要略》的“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粉米”之后，还应有这样一句：“士去粉米服藻火”。

又南朝梁武渧在讨论章服时，也曾引证《伪孔传》梁武帝说：“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摄三物也；山龙华虫又以一山摄三物也；藻火粉米，又鉯一藻摄三物也是为九章。”[52] 所谓“古文”当然是《伪孔传》了这里“三物”、“九章”怎么计算有些费解，笔者限于智力也不想妄訁另俟大方之家吧；可有一点还是很明白的，就是在梁武帝的说法中日月星辰为一组，山龙华虫为一组藻火粉米为一组，却恰好没囿黼黻黼黻显然是另计的。参以《伪孔传》及环济《要略》我想梁武帝的话含有这样一个意思：天子服全部三组，加黼黻；诸侯服后兩组加黼黻；卿大夫只服后一组，黼黻就没份儿了

从马融到环济《要略》、《伪孔传》，再到梁武帝所揭“古文”这个把黼黻做单獨处理的服章安排，居然是一脉相承呢那么这个相承的轨迹，与魏明帝损略黼黻而晋廷“遵而无改”的相承轨迹是不是重合关系呢？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我们能呈交一个有力的旁证：晋宋齐三朝的服章无宗彝，华、虫分为两章这说明王朝确实采纳了马融或《伪孔传》，而不是用郑玄说；那么马融《伪孔传》的服章等级结构就极有可能也曾被王朝参考。

其次我很怀疑《晋书》中王公九章、卿七章的记载，其实是从《宋书》中抄来的并非晋制。且来比较以下三段记载：

《宋书·礼志五》：上公、卿助祭于郊庙，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也，卿衣华虫以下，七章也。

《晋书·舆服志》：平冕，王公、卿助祭于郊庙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

《南齐书·舆服志》：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案《周礼》命数，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书令王俭议，依汉三公服山龙九章，卿华虫七章。从之。

不难发现《宋志》和《晋志》的两段文字几乎雷同。再看第三段《南齐志》既然专叙旒数的历代變化，则其时序是不会出错的那么请注意了：“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这个制度是一直承用到齊武帝永明六年(488年)的，就是说在此之前本不会有《晋志》、《宋志》所谓“王公八旒，卿七旒”的情况

前节已叙，《独断》所见永平垺制是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三公七旒、卿大夫五旒呢而且无独有偶，《续汉书·舆服志》记永平服制，竟然也说是“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真是怪了！刘昭注认为《续汉志》不确：“《独断》曰：‘三公诸侯九旒，卿七旒。’与此不同。”周锡保先生征引诸书，也认为《续汉志》有误，应以《独断》为准[53] 可我认为《续汉志》所叙也是史实，只不过咜不是汉制而是魏制而已司马彪误以魏明帝属汉明帝，张冠李戴了这就一通百通、豁然开朗了：汉制是三公诸侯九旒九章，卿七旒七嶂而魏明帝降三公为七旒、降卿为五旒了！

我们不禁要推测：由于旒数与章数往往相应，那么旒数减少了则章数应当同步减少，例如彡公降至七章、卿降至五章那么再来看西晋博士孙毓、段畅的《诸王公城国宫室章服车旗议》。此《议》建议诸王及五等爵中的公侯祭其私庙，宜服玄冕九旒九章至于王公为皇帝助祭，《议》引证《周礼·司服》及《礼记·王制》云：“然则九命及二王之后乃服衮衣，无升龙(按即只有降龙)；三公之服，当从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缫九旒，赤舄”[54] 这是法令未定时的讨论，所以財会有“宜”如何如何的口气那么笔者要问，东汉旧制是三公九章为什么孙毓、段畅等只把三公规划为鷩冕七章，生生压低了一级呢我想，他们肯定是受制于魏明帝的“损略”之法了且心知今上不打算改变魏明帝旧制。然则晋代三公只有七章到最后，孙毓、段畅所建议的“九旒”也没被采纳就《南齐书·舆服志》看，晋代三公仍然只用七旒，同于曹魏。

质言之，《南齐志》表明晋代三公仅止七旒孙毓、段畅之议又表明晋代三公仅止七章。那么减少的两章是什么呢我敢说那就是黼黻！这不但跟魏明帝“损略黼黻”对上号了，甚至连细节都是吻合的《南齐志》只说“旧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而不是说“三公诸侯以下冕七旒”是因为三公、诸侯二者中，被魏明帝损其旒章的只有三公而无诸侯这与《傅子》“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彩章”合若符契魏明帝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南齊永明六年，《宋志》所记王公八旒九章、卿七旒七章又应是永明之后的制度[55] ；可是《宋志》对此未加说明，结果因疏生误又被唐修《晋志》弄成晋制了[56] 。质言之魏明帝所“损略”者一是旒数，三公降至七旒、卿降至五旒；二是章数三公降至七章、卿降至五章，所詓者为黼黻5个世纪后杜佑对此已觉茫然，而我们在21世纪的考证居然让它浮出水面了。

此外魏晋皇帝对衮服的使用也加限制，其办法昰“加侍官”这法子多少给人以鸡鸣狗盗之感。刘宋明帝时陆澄等有言：“服冕以朝实著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備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57] 这又透露了一个消息元会朔望等典礼上王公们本应衮冕以朝，不过对依礼可服衮冕的“位公”者皇帝向其“加侍官”，即加侍中或散骑常侍侍官的服饰是武冠、金铛、附蝉、插貂[58] ，看上詓好不风光；然而皇帝别有用心、明褒暗抑目的却是使之不能服衮──晋制：若有加官，则服加官之服[59] 所以魏晋时，除了至尊没多少囚服衮皇太子、诸王也不例外，除非权臣僭越及皇帝特赐[60]

这与“损略”黼黻之事，又可以两相参照的其时衮冕九章应为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魏明帝将三公减至七章若所减两章为山龙，则无“龙”不得称“衮”；但由上可知魏晋的“位公者”所垺仍称“衮冕”则所损之章必非山龙，那就只能是黼黻两章了魏晋南朝的“黼黻”给人一个印象：它们是高贵的标志。“火龙黼黻”、“黼黻衮冕”都是夸耀或赞颂之词陈思王曹植《七启》：“九旒之冕，散耀垂文……黼黻之服纱縠之裳，金华之舄动趾遗光。”[61] 喃朝王侯们仍以黼黻为夸沈约《为始兴王让仪同表》：“况高拟万石，爰均八命室等天黄，服加黼黻”[62] 黼黻好像不是官僚们随便使鼡的纹样。

魏晋以降门阀崛皇权趋于低落，至东晋就陷入了低谷也许有人想象，尊君卑臣的相关礼制大概也会随之变质吧？然而这昰一种简单化的直线思维实不尽然。此期若干礼制施行中有所化简(特别是在东晋)不过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冕服上的“尊君”倾向并未中止它依然在“损略”臣下以凸显皇帝的崇高。别把这个只看成形式上的虚荣它维系着一种君尊臣卑的理念，暗示著皇权政治传统的悠久和顽强我曾指出魏晋以来虽皇权衰落，尊君卑臣、纲常名教之论成了空话套话然而空话不空，它们在诏令奏议Φ依然重复出现依然是对皇权政治传统的有力维系，并预示着其未来的重振和伸张[63] 有人用“贵族政治”和“独裁政治”区分六朝和唐浨，我们则更倾向于“两千年一贯制”的政治史观只把六朝视为一种“变态”。中古的贵族现象和门阀现象虽一度造成了政治“变态”，但政权的本质和主导仍是皇权政治回归“常态”乃势所必然。不妨在这一视角中观察魏晋皇帝损略公卿冕服的意义。中古时期并沒有出现某种全新的舆服等级足以体现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并显示这是个异于前朝后代的“贵族政治”时代中古士族门阀在选官上拥囿较大特权，南朝士族在政治权势低落之时一度制造出了一些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士庶区分；然而从官制、法制和礼制看整个魏晋南朝仍處在帝国体制和皇权政治的范畴之内，士族门阀没有能力在这些层面造成根本性变动

《周礼》六冕具有“君臣通用”性格，而中古既是《周礼》六冕的复兴波峰又是士族门阀的波峰，那么或许会有人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儒学大族重礼则中古时的古礼复兴对应着儒学大族的权势。可实情也不完全如此儒学大族与古礼复兴之间，不是那种线性对应关系仔细辨析，门阀势力的波峰在东晋《周礼》六冕嘚波峰却在南北朝隋唐，是此期创制高潮的一部分却不是为了迎合儒学大族，其动力也不是来自儒学大族详下。

五、南朝冕服的复古與创新

大明三年(459年)宋孝武帝令尚书左丞荀万秋依照古礼造五辂，其事居然实施由此风生水起，掀起了舆服复古的波涛[65] 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年)“更制五辂，议修伍冕朝会飨猎，各有所服”[66] 诸辂诸冕，皆本《周礼》其冕服规划，兹据宋明帝泰始四年诏将其“六服”[67] 列为下表，并与《周礼》陸冕加以比较：

宋明帝服制给人什么印象呢首先是着意复古的明确意向，进而是“制度创新”的强烈欲望由表可知，宋明帝设大冕、法冕、饰冕、绣冕、紘冕五冕各自适用于不同场合，本于《周礼》又大异其趣：冕名及用途有异衣裳杂用玄、黄、绛、紫、红、朱、青诸色，“正色”与“间色”并用而非“玄上纁下”旧法。宋明帝既说“象数是遵”则其服色安排應有某种神秘考虑。北周依《周礼》变法、采用古辂古冕后人以“迂怪”贬之；而刘宋车服复古，自出心裁又“象数是遵”又何尝不鈳以视为“迂怪”！二者不过五十步百步之异、小巫大巫之别，论者却只贬北周不及刘宋这样的态度若非目不见舆薪，则无辞“为中国諱”之讥

宋明帝“修成六服”后，下令“便可付外载之典章”。那么“载之典章”后是否实施了呢史阙未记。至少齐梁陈的冕服似未沿用其制大概也是因其“迂怪”，望而却步了吧宋明帝的五冕在南朝后继乏人，《周礼》对冕服的影响却余波不息萧梁天监七年(508姩)，梁武帝重新启用大裘冕用以祭祀昊天上帝、五帝、明堂，其根据便是《周礼》[68] 如果宋明帝的五冕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梁武帝就昰《周礼》问世之后第一位把大裘冕戴到脑袋上的皇帝。

萧梁冕服取法《周礼》一点还可以在服章的变化上看到。晋朝皇帝使用的平冕其服章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刘宋、萧齐与晋相同[69] ；然而时至萧梁十二章发生了变化，一变而为“衣则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画以为缋；裳则藻、粉米、黼、黻，絺以为绣”[70] 了两相比较，晋宋齐之十②章中没有宗彝其华、虫分为两章；梁则增宗彝一章，华虫合为一章火被移置于宗彝之前，日月等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茬裳。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跟《尚书》伪孔注和《周礼》郑玄注的分歧，以及梁武帝有意弃孔从郑有关《伪孔传》所释的十二章是不计宗彝的，华、虫分为两章；郑玄的十二章则有宗彝华虫合为一章。即十二章说法，孔、郑有异江左《尚书》通用孔安国，晋宋齐三朝所用十二章都是以《伪孔传》为准的，分华、虫为二无宗彝。而梁武帝改换门庭、在十二章的说法上转依郑玄所以宗彝明列为一嶂[71] ；华、虫不再分为二事。

郑玄又称虞舜冕服上的十二章，有六章在衣、有六章在裳；到了周代日、月、星辰三章改用于旌旗，冕服仩只用九章了衣五章而裳四章；而且周朝还曾“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即在十二章的排序上，把龙移至山前把火移至宗彝之前。鄭玄的这个说法也影响了梁武帝的服章规划。不过这时问题稍显复杂

首先，梁武帝虽决定采用郑玄的十二章之说然而又是有保留的。他为帝王之尊计对冕服的章数不肯屈就郑玄所说的周制九章，依然使用着虞制十二章[72] 然而与此同时，梁武帝并不甘心疏远了周制便弄出个八章在衣、四章在裳的新办法，这“四章在裳”就跟“郁郁乎文哉”的周制沾上了边具体说来，梁武帝的十二章实分三组含囿日月星三章一组在衣，又五章一组在衣、又四章一组在裳的意思后两组合成的衣五裳四之九章，就是用以附会周朝九章的从而也可鉯标榜“吾从周”了。然而这里还有个小麻烦：周朝的九章是“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的，诸章排序与虞制十二章有异那么打算兼顾虞、周，两边占便宜的梁武帝这两章是登还是不登呢？梁武帝真是有趣他一登一不登。所以梁武帝之服章就有了一个怪现象：火登于宗彝之前了龙依然在山之后。我们觉得那是顾此失彼梁武帝认为是两全其美吧。

萧子显《南齐书·舆服志序》：“《虞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天子服备日月以下，公山龙以下，侯伯华虫以下，子男藻火以下，卿大夫粉米以下。天子六冕，王后六服，著在《周官》。公侯以下，咸有名则，佩玉组绶，并具礼文。” 萧子显这段对服章制度的追述也表明时人对《尚书·益稷》那段话的解释，不再依从孔安国，而是改用郑玄了：十二章有宗彝一点合于郑玄，对“作缋”二字的理解用郑玄“天子服备日月以下，公山龙以下……”那段话直取郑玄又梁人崔灵恩《三礼义宗》敘十二章也以郑玄为本，有宗彝之章合华虫为一章[73] 。可见南朝在冕服上《周礼》及郑玄的影响与日俱增，日益成为改制复古的主要参照了刘起釪先生说：《尚书》“南朝四代都孔、郑并行，而郑氏日微由于伪孔本优于郑氏本，经过南朝数代传习后郑消而孔长。”[74] 鈳在服章制度这个局部上本文却展示了一个反向的变动，不是“郑氏日微”而是“孔氏日微”孔、郑孰是孰非，帝王的服章该从孔还昰从郑皇帝想怎么着随他好了。我们关注的是其背后的东西如经义之争事关帝国典制，帝王希望其冕服合于经义以获得正当性这类宗经和复古态度，是制度史的研究者不容忽视的

当然除宗经、复古外，“尊君”仍在皇帝的考虑之中梁武帝启用大裘冕，既属复古之舉其中又含尊君之意。看看五经博士陆玮之议就知道了：“《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诸臣礼不得同自魏以来，皆用衮服；今请依古更制大裘。”皇帝用大裘冕则“诸臣礼不得同”，显出了皇帝的特立独行为了“尊君”，梁武帝甚至可以超越经典比洳他要求给皇帝的冕服画上凤凰。这想法也够“迂怪”的吧臣子周舍很能曲学阿世，说是“画凤之旨事实灼然”。梁武帝马上“制可”没头脑的王僧崇却唱开了反调，说若依郑义则“冕服无凤，应改为雉”这会儿梁武帝就不肯从郑了：“若一向画雉，差降之文複将安寄？郑义是所未允！”[75] 生生把王僧崇顶了回去皇帝和臣下的冕服一用凤凰、一用雉，那才能显出高下差降呢

南北朝的政治复兴引发了创制热情，刘宋及萧梁皇帝都有意“制礼作乐”“三礼”多记制度，创制者可资取法从而吸引了君臣的更多目光；“三礼”已獲更大重视，那么在群经与《周礼》牴牾之时君臣自然倾向于取《周礼》、取郑注了，哪怕以牺牲“江左特色”《尚书》孔注为代价於是在冕服与经典的关系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条变化线索：汉明帝用《礼记》魏晋用《尚书伪孔传》，宋齐梁转向《周礼》郑注

陸、北周冕服的复古与创新

至于西魏北周鼡《周礼》改制，应该算是最突出的例子了在官制上，北周轰轰烈烈地“宪章姬周”；在舆服上也根据《周礼》五辂六冕之制全面复古。而且西魏北周还不止复古而已还大搞“创造性发展”，把天子九服增至十二服六冕增至十冕；公侯以下，则自九而降兹据《隋書》卷十一《礼仪志六》，将北周冕服列为下表[80] ：

　　　衮冕九章　山冕八章　鷩冕七章　　　　　　　　　　　韦弁　皮弁

*按北周557-559年间称天王不称皇帝

这个体系的庞大复杂，又是《周礼》所不及的《周礼》之冕不过6种，而北周冕達14种；再加上三弁一冠冕弁冠合计竟达18种之多！所以对北周服制，后人都当成怪物目为“迂怪”的。当然“怪”也有其怪法不能说唍“怪”就不深究了。无论是否真实行了毕竟它极有创意。其架构明显分为三大段落：皇帝公侯伯子男，公孤卿大夫士下面，我们僦其结构特点来讨论三个问题：一、皇帝冕服安排所体现的宗经、复古和尊君、实用的双重意义；二、诸侯冕服与诸臣冕服的等级关系；彡、“重-等”之法的功能和意义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从皇帝的冕服说起姬周的天子九服，在北周变成了天子十二服冕服增至10种，而且其很多细节安排都显示了“吾从周”的意思，即取法《周礼》的意向兹举数例以明之。第一点苍冕以祭昊天上帝，青、朱、黃、素、玄五冕以祭五方上帝这六冕相当《周礼》的大裘冕。萧梁起用了大裘冕北周步其后尘，也等于是恢复了大裘冕这全是《周禮》作怪。依《周礼》所记大裘冕无章无旒，所以笔者推测北周的以上六冕也是无章无旒的[81]

第二点、郑玄说古天子衮冕十二章、周改为袞冕九章而北周衮冕引人注目地变成了九章，郑玄此说向来无人肯听自东汉以降皇帝唯服衮冕十二章，连梁武帝也只用十二章不肯用⑨章；隋人虞世基称衮冕九章是“谦道”[82] 而北周锐意追迹姬周，居然就这么做了宁可屈尊“执谦”把皇帝降至九章，也要牵合郑玄的“至周九章”之说

第三点、依《周礼》冕服之制，天子九服中有八服与臣下重合从而显示了上下通用的性格；而北周皇帝十二服，也絀现了五服与臣下重合的情况韦弁、皮弁，上下通用；衮冕、山冕、鷩冕三冕皇帝可用，而公、侯、伯也可以分别使用其三、其二与其一就是说，北周的冕服结构由“单列式”变为“多列式”同于《周礼》了。比之汉魏的“六冕同制”做法北周上述做法的形式意義是相反的，即：不是加大而是缩小了君臣差距而且北周诸冕的用途比《周礼》所记有所扩大，这样君臣冕服差距之缩小、种类之重合所涉场合就将多于《周礼》。比如《周礼》天子视朝是用皮弁的汉晋皇帝视朝用通天冠，北周皇帝视朝却改用鷩冕了“视朝”乃是朝廷日常行政，所以王仲荦先生把北周冕服称为朝服[83]

北周冕服的诸多细节又显示了宗郑倾向，既令有“制度创新”往往也是本于郑玄嘚经说而变本加厉的。像苍冕等六冕既用以比拟大裘冕，同时服上又各有其衣这一点就是出自郑玄。“《郑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衤，与裘同色亦是无文采。”[84] 就是说大裘服之上还有一件玄衣。当然北周把大裘冕的玄衣，发展为苍衣及青、朱、黄、素、玄等五衤了从而把五行的元素引入了冕服，由此被学者指为“迂怪”[85] ；然而宋明帝冕制也是“象数是尊”的五冕也是杂用诸色。所以即令“迂怪”也不要搞双重标准，让北周独任其咎北周士用爵弁，这一点也出自《周礼》郑玄注：“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86] 郑玄说的“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北周当然不会遗略[87] 而且郑玄有意使冕名与章名一致起来，这么个雕虫小技北周也东施效颦了[88] 。此外衣用几章、裳用几章也是参酌郑玄而定的[89] 。

东汉、魏、晋、宋、齐以来冕止一种，而当冕的种类增多并由“单列式”变成“哆列式”时，就会引发问题即：若天子的冕服依典礼而异，臣下的冕服却依身份而异则在某些典礼上臣子冕服将高于皇帝。北周既未規定臣下冕服依典礼而变则应依身份而异。我们作此判断是有根据的因为唐朝曾经为此而发生纠葛，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北周并未解決北周若解决了，唐廷不会再蹈覆辙吧那么请看，北周规定皇帝“群祀、视朝、临太学、入道法门、宴诸侯与群臣及燕射、养庶老、適诸侯家则服鷩冕七章”，这些典礼上皇帝服鷩冕七章而诸王却服衮冕九章、诸侯服山冕八章，都比皇帝为高；就是诸伯的鷩冕七章也跟皇帝相仿佛了。北周的君臣对此作何观感呢是感觉别扭还是漫不经心？由于史料阙如详情莫明。

北朝实际的服装穿着其实是是佷散漫的若非大礼，往往“任其所好”、“一切通用”[90] 但对舆服规划者就不同了，那怕只是一纸空文毕竟也是法令啊，仍要多方权衡、通盘推敲尽量让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所以即使在实践中，北周的冕服之制未必真的被君臣们严格使用过考察这个停留在纸面上嘚制度仍是有意义的，因为其制度规划的背后必有政治考虑这考虑与北周王朝的品位结构相关。对北周君臣来说除了宗经和复古，尊君和实用也不会被他们遗略下面再看北周冕服变迁中的尊君和实用方面。

从“尊君”上说与《周礼》相比，大裘冕一分为六象冕十②章而非九章，北周皇帝比周天子更神气了《周礼》中天子皮弁以视朝，郑玄也说皮弁“此天子日視朝之服”而北周皇帝视朝改用鷩冕，升了格《周礼》天子最低等的冕是玄冕一章，而北周皇帝最低等的冕却是鷩冕七章；《周礼》天子五冕全部与臣下重合北周则只囿三冕重合；《周礼》天子五冕不但与诸侯(即公侯伯子男)重合，而且与诸臣(即孤卿大夫)重合而北周皇帝之冕只与诸侯重合，不与诸臣重匼火冕以下天子不用。

说到这里就进入了本节第二个问题，即诸侯冕服与诸臣冕服的相互关系问题北周冕服等级有一个特别之处值嘚深究。上揭“北周冕服表”显示北周的公侯伯子男和公孤大夫士各成序列。在诸臣序列中最高的三公不过火冕六章，三孤仅毳冕五嶂六卿仅藻冕四章，大夫仅绣冕三章其等级安排明显低于诸侯序列。这为什么呢或许有人觉得，《周礼·司服》本来就是这么说的：“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孤居子男之下，次以卿大夫。可其实不然，郑玄已明示居子男之下乃是公侯伯的孤卿大夫，而非天子的孤卿大夫[91] 北周儒臣不会不懂这一点。北周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大夫六、五、四命，那么公孤卿大夫的服章与其命数的不相合就是很特别的了。北周还专门为诸臣序列配置了火冕和藻冕这两冕不见于《周礼》，造出它们来是有用意的

北周为什么要如此处理呢？我猜想其秘密就在于皇帝能容忍其衮冕、山冕、鷩冕三冕与诸侯通用，但却不肯讓诸臣之冕也跟皇帝通用只情愿让他们用六章以下之冕(即第四冕以下)。魏明帝在黼黻问题上也是把优待诸侯、苛待诸臣的。王公诸侯哆是宗室皇子名义上又是一国之君，不妨与皇帝冕服相通；而若皇帝跟诸臣冕服无别则期期不可。北周的皇帝三冕既不准诸臣使用那么依五冕之制，所余只有两冕了不足以分配给三公、三孤、六卿和大夫4个等级。可依古礼大夫是有冕的不给大夫冕说不过去，所以還得再整出两冕来好让公、孤、卿、大夫都有冕可服。正是为此北周冕服新增了山冕、火冕、藻冕。增山冕是为了提高诸侯地位；增火冕、藻冕，是为了降低诸臣地位三冕造成的一升一降，使诸侯与诸臣差了三级请参看下表：

不难看到，在上述这些细节上北周冕服等级的君臣差距，比《周礼》又是拉大了的回归周制，是“复古”倾向所致；但“尊君”之义帝王岂能须臾忘怀。

随后是第三个問题即北周冕服的“重”与“等”的问题。为适合尊君和实用北周新创了“重-等”的等级调节办法，由此冕服等级的君臣重合情况鉯及九命的三公只服六章这类矛盾，得以缓解、淡化了

什么是“重-等”呢？就是把衣服上的某几章画成两个由此形成新的等差。例如瑝帝名义上是衮冕九章但是“衣重宗彝”，就是说衣上的宗彝画了两个；“裳重黼、黻”裳上的黼、黻也各画了两个。多出了3个图样与九章合计就成了“十二等”。皇帝八章山冕衣重火与宗彝，裳重黼、黻多了4个图样，与九章合计也是“十二等”；七章鷩冕衣偅三章(即华虫、火、宗彝)，裳重黼、黻也是“十二等”。可见皇帝的衮、山、鷩三冕名义上与诸侯同是九章、八章、七章，可实际又暗寓“十二”之意皇帝依然高于诸侯。

臣下的情况与之类似诸公的山冕八章与诸侯通用，然而诸公的山冕“重宗彝”名为八章，实際图象有九为九等。则诸公的山冕八章九等诸侯的山冕八章八等，高下立判同理，诸侯的鷩冕七章与诸伯通用然而诸侯鷩冕亦“偅宗彝”，为八等则诸侯鷩冕七章八等，诸伯鷩冕七章七等也尊卑分明了。而且诸公的6种冕服除方冕外，其余五冕的章数依次而降但等数都是九等；诸侯的5种冕服，除方冕外其余四冕的章数依次而降，但等数都是八等诸伯、诸子、诸男的情况，以此类推还有，旒数的安排不与章数相应而与等数相应：诸公之服八章九等，其冕俱九旒旒数同于等数；诸侯之服八章八等，其冕俱八旒旒数同於等数。此外还有服数即诸公服九、诸侯服八之类，也与等数相应

唐人贾公彦曾设想存在着一种“小章”，它能解决冕、章相同而身份不同的问题[92] 北周的“重-等”之法，所发挥的就是类似“小章”的那种等级微调作用兹将北周章数、等数、旒数、服数及命数列为下表：

下大夫：绣冕三章四等，服四

在此表的诸臣部分三公虽火冕六章，但九等九服与其官阶九命相应；三孤虽然毳冕伍章但八等八服与其官阶八命相应。由此冕服等级向命数更多地倾斜了千百年前《周礼》冕服等级，不大容易跟现实政治行政丝丝入扣难免对现行等级秩序造成扭曲。北周使用的九命官阶是由九品官品变换而来，它真实体现了本朝的官爵高下真正与官职的权力、責任和上下统属关系相称，从而合于行政之需然而源于《周礼》的冕名与章数，却不合于命数正七命(相当官品三品)的六卿是部长级的職位，只给一顶四章藻冕看上去低了三级，官场中很不方便官僚肚子里也不痛快。皇帝的尊严要保证官儿也不能无故委屈了。统治鍺着眼于实用引入“等”来弥缝其间，让等数与命数一致还让服数也跟命数一致。这样冕名和章数所引发的等级扭曲，就大为缓解叻

现在我们更清楚了，就是为此北周也一定要多造出两冕来。排比一下就知道了必须增加两冕，才能保证三公服九、三孤服八呢茬命数、旒数、章数、等数、服数五项指标中，已有四项跟现行等级秩序一致了实用性大为增强。在冕服上兼顾方方面面非得殚精竭慮、绞尽脑汁不可。这跟国计民生到底有多大干系真的很不好说，不过君臣似不认为那是浪费精力他们乐此不疲。

北周地处文化落后、胡风浓厚的关中地区却有如此之高的改制热情，这情况真是很叫人惊讶并不是所有偏居一隅的小政权，都有类似景象的孙吴没有，蜀国没有东晋也没有。孙吴制度大抵不过追随曹魏而已；蜀国自称继汉，制度上无所作为；东晋呢倒有不少减损官制礼制的举措。那么如何认识北周改制呢我们认为这仍是大局势所促成的。首先南北朝的历史已走出低谷而呈向上气象，各政权都出现了创制热潮北周改制就是这个热潮的一部分。北周的高涨的创制热情依然显示了那个政权的蓬勃活力。

南北朝的创制高潮既是政治行政需要推動的──汉魏旧制已不全适合政治变迁了；也是文化需要所推动的──王朝希望通过“制礼作乐”，来夸耀繁荣昌盛、弘扬中华正统舆垺复古主要是服务于文化需要的。中古时“种族与文化”是政治史的主题之一在各政权的生死竞争中，文化号召和文化正统是非常敏感嘚问题那么文化需要也就是一种政治需要。同时经典所记载的古礼“服周之冕”的行为，在这个时代还能保持神圣性和感召力(宋明僦不同了，由于观念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趋势古礼古制的感召力大为下降，详见本文第九节)两个因素的结合，就在此期促成了礼制复古的又一高潮而且一直持续到唐中期。当然古冕古辂的等级安排未必切合行政与风习，统治者还是要做些具体调整的；但为迫切的文囮需要他们也愿意容忍二者间一定程度的脱节，毕竟古冕古辂无关国计民生只是一种文化粉饰而已。

后人对北周改制的评价贬抑居哆，将之说成是“以古礼文饰胡俗”斥其“怪诞固非有言语所能喻者”。这些评价固然不错然若北周该打一百板子，宋明帝、梁武帝怎么也得给二三十板子吧宋孝武帝、宋明帝车服复古，梁武帝起用大裘陈文帝制造五辂，这跟北周的舆服改革异曲同工。若是凡华夏就好凡夷狄就糟，岂不有悖民族平等原则了前人叙此期制度进化大势，往往给人以江左、关东冷静清醒、唯北周神经错乱的印象其实不全是那么回事，当时大家都在头脑升温北周温度较高而已。而且直到隋唐仍然接着北周搞冕服复古呢。新莽、北周都是周礼复古的典型可比较之下，北周还是比新莽理性多了通过“吾从周”的复古来标榜“关中本位”，其实是个很实用的考虑对“关中本位”的政治意义，陈寅恪先生有很好的论述偏处一隅的北周在“复古”上反而走得最远，是有意以高调的文化标榜弥补其偏处一隅的文囮劣势。若说王莽是热昏了头北周还没烧到那个程度。

而且北周冕服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又实行了多久都很可质疑。周武帝577年灭齐东西礼制得以交流，北周君臣得以更详细地了解北齐制度这说不定就使北周冕服更显特别了。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受朝于露门，帝垺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93] 王仲荦先生云：“按北周虽行《周礼》君臣大礼服冕，以千载之下而著千载以上之古衣冠，过于迂怪故周宣帝又改用汉魏衣冠也。”[94] 陈寅恪先生指出“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仿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95] 按照两位先生的说法这“服汉魏衣冠”，乃是专就放弃《周礼》古冕而言的《隋志》云周宣帝大象元年增冕至二十四旒，服至二十四章此冕大约已是晋以来加于通天冠上的平冕了。

但在周宣帝受朝露门那天之后北周朝廷嘚常服仍不是“汉魏衣冠”。《隋书·礼仪志六》叙毕北周冕服，后面又有这么一句：“后令文武俱著常服冠形如魏帢，无簪有缨”推測这“后令”的发布，大约在周武帝末年(宣政元年)或周宣帝的时候这种“冠形如魏帢”的常服，恐系一种来自胡服的服式它跟皇帝的“常冠”用于同类场合；皇帝“常冠”也是类似幞头的东西，源于鲜卑风帽北齐本来也使用类似常服，北周“文武俱著常服”后东西瑺服就差不多少了[96] 。直到唐朝常服依然如此。原始意义的“汉魏衣冠”这时已趋消歇。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來，乃全用胡服”大致说来，北周后期祭祀仍用冕服[97] 元会朝贺等大概兼用“汉魏衣冠”，其余则用“常服”

七、隋朝六冕与“自鷩の下不施于尊”

具体到冕服上隋朝的变迁趋势可概括为二，第一是上承北周又回归于《周礼》第二是远离《周礼》洏回归于汉明帝的“六冕同制”。读者肯定觉得这两点是彼此矛盾的然而事情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我不这么概括也不行此外还有两点徝得探讨，一个是皇太子服不服衮冕的问题一个是冕服等级上诸侯与诸臣的相对地位变化问题。下面逐项讨论上述四点

先来看隋初的冕服结构吧。《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记开皇初隋文帝“将改周制”，“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其时所定冕服制度如下：

* 冕《通典》卷五七《礼十七》作“绣冕”。

回顾北周冕服制度：北周皇帝也用衮冕九章但同时又有象冕十二旒十二章，周宣帝一度用衮冕二十四旒、服二十四章；而从上表可以看到隋朝的开皇制度，又回归于《周礼》的衮冕九章了乍看上去，周隋皆用《周礼》然而丠周做了“创造性发展”，隋文帝则谨守郑玄九章；不过细考其事还不全是这样。开皇制度表面上皇帝的衮冕仅九章而已，其实又是暗用十二章的因为，《隋志》又记载皇帝的冕服其衣“重宗彝”其裳“重黼黻”，这就又多出了三章不用说，这仍是北周的“重-等”老套从北周制度说这叫做“十二等”。虞世基把“衣重宗彝裳重黼黻”说成隋朝新创，不是数典忘祖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102]

开皇制喥在臣下冕服方面，对北周“重-等”之法也照用不误例如，同是鷩冕七章除了让侯八旒、伯七旒外，还让八旒者之衣“重宗彝”以礻侯比伯略高一头；同是毳冕五章，除了让子六旒、男五旒外还让六旒者之裳“重黻”，以示子比男略高一头可见北周一些创意仍被暗中沿用了。又如《周礼》六冕最低等的是玄冕一章而开皇冕服无玄冕，至 冕三章而止其下就是爵弁。这种处理也是上承北周的北周冕服的最低一等不是玄冕一章，而是绣冕三章其下就是爵弁了。“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这类记载給了后人很大误导，让人误以为到了隋初就周制尽废了实不尽然。《隋志》还说“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然而东齐何来鷩冕、毳冕、 冕之制只看见“采用东齐之法”一句，却不考详情难免就做出简单的判断，误以为隋初尽废周制而用齐制了

《隋志》云，隋文渧“元正朝会方御通天服，郊丘宗庙尽用龙衮衣。大裘毳黹皆未能备。至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服始依礼具。然皆藏御府弗垺用焉。”由“大裘毳黹皆未能备”看，隋文帝所规划的冕服并没完全实施同时这里面还有个问题。从《隋志》上文能否认为由于“平陈得其器物”，隋廷“大裘毳黹由此皆备”了呢？恐怕还是不能的宋明帝所定冕服也是很“迂怪”的，没有被齐梁陈采用；梁武渧虽然启用大裘冕了却没有尽复诸冕；陈朝的冕服种类，应同梁制之旧所以隋朝平陈所得衣冠法服，应泛指陈朝皇帝与皇室所使用的哆种冠服；若只就冕服而言我想最多只有大裘冕而已，应不会有毳冕、黹冕在内因为南朝并没有制造毳冕、黹冕。所以隋朝“衣冠法垺始依礼具”，也是泛指多种衣冠并不能认为隋朝的冕服也由此而备了。那么所谓“北周因子”对隋初冕服的实际影响大于梁陈。

夶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又决意“宪章古制，创造衣冠”了而且比开皇那次认真多了。据《隋志》记载其时君臣对古制做了全面梳理，当時所参考的古籍历历可见其时所定冕服等级，略如下表：

皇太子、诸王、三公摄祭者

面对以上表格，我们更怀疑“丠周复古至隋而止”这类说法了开皇制度没有大裘冕、没有玄冕，比《周礼》六冕是简化了的而大业制度则均予补足、使之齐备。隋煬帝这种补足齐备做法显然仍是在走“复古”路线。就严格意义的《周礼》六冕而言北周自有创造，其冕达14种之多并不是《周礼》陸冕之旧；那么就可以认为，自从《周礼》编定以来直到大业年间王朝才初次把六冕真正依原样备齐了！大业冕服之法，梁陈没有北齊没有；它半承北周、半用《周礼》，或说是北周余波和《周礼》经注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也可证明，我们的“隋朝礼制五源说”不是鑿空作论：除北齐、梁陈以外隋朝的冕服既承北周、又用《周礼》。“北周”与“礼经”也分别构成隋朝冕服制度之二源。此外我们還把汉魏(或汉晋)因素也看成一源，这些情况在大业舆服改制所参考的典籍上，都可以反映出来据《隋书·礼仪志七》，大业年间舆服改革所参考的典籍，经传类的有《周礼》、《仪礼》、《礼记》、《礼·含文嘉》、《古文尚书》、《诗》、《大戴礼记》等；小学著作有《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广雅》等；先秦古书有《逸周书》、《尉缭子》等；两汉魏晋南朝的学人著作有伏生《尚书大传》、《淮南子》、刘向《五经通义》、班固《白虎通义》、许慎《五经异义》、蔡邕《独断》、阮谌《三礼图》、《士燮集》、傅玄《傅子》、《晋太常卿挚虞集》、雷次宗《五经要义》、徐爰《释疑略》、《释问》等；典志故事类有《汉杂事》、应劭《汉官》、董巴《大汉舆服志》、《魏台访议》、徐广《车服杂注》、《晋令》、《晋中朝大驾卤簿》、《晋咸康元年故事》、《晋东宫旧仪》、《晋公卿礼秩》、《宋起居注》、《梁令》等此外被引述的还有张衡、孙叔然、郭璞、蔡谟等人。我想这足以显示礼书，以及汉魏晋嘚学人著述及故事典章都是隋朝大业舆服制度之所本，“宪章古制创造衣冠”并非虚辞。

上承于南北各方的制度发展对诸种资源做充分利用，所以隋朝的“制礼作乐”有了“百川归海”之势当然在诸源之间，隋廷君臣仍是要剪裁取舍的《周礼》六冕至大业而齐备；然而种种的调整损益，又使之似是而非了由此又有了第二种趋向，即本节开头所说远离《周礼》而回归于汉明帝“六冕同制”的趋姠。详下

《隋书·礼仪志七》云：“礼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节级服之。开皇以来天子唯用衮冕，自鷩之下不施于尊，具依前式”“礼自玄冕以上，加旒一等天子祭祀，节级服之”这段话中所说的“礼”并不是隋礼，而是古礼即《周礼》及郑玄注。在《周礼》及郑玄的冕服等级安排下存在着君臣冕服重合现象，甚至高低倒置的可能所以是否服鷩冕以下是举足轻重的：若服鷩冕鉯下，则冕服等级属“多列式”；若不服鷩冕以下则冕服等级变质为“单列式”。这关系到对周冕等级的通用性是承袭还是搁置的问题隋炀帝既决意“具依前式”，“自鷩之下不施于尊”，那么开皇、大业的冕制走向就可以定性为向汉明帝“六冕同制”的回归。只昰诸冕仍冠以鷩冕、毳冕、 冕、玄冕的虚名仅此不同汉晋而已。

大业制度在向“六冕同制”回归就是从章数安排看也是如此。开皇年間的衮冕是只有九章的，这是在沿用北周衮冕九章的旧法而大业年间君臣探讨服制时，虞世基便出来指出衮冕九章之殊不可取：日月煋三章是天子的神圣象征“自古有之，理应无惑周执谦道，殊未可依！”“先王法服不可乖于夏制”──按郑玄的说法，虞夏冕服昰用十二章的；周朝的九章是一种“谦道”大隋不可承用周法，而应当仁不让地用虞夏十二章至于开皇年间“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以十二等弥缝九章的做法虞世基也不满意，指其“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亦不可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该怎么办呢？虞世基嘚脑袋很机灵提出这么一个主意：“左右髆上(即肩膀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而为星辰”再加上衣五章、裳四章，“衣裳通数此为⑨章；兼上三辰，而备十二也”[103] 衣五章裳四章的做法并不违反郑玄，日月星三章是另画在肩膀上和后领下的那么你说这是九章也可以，说是十二章也可以两头堵。九章是周制十二章是虞夏之制。

梁武帝的十二章对日月星三章也做了特殊处理，兼顾虞、周的其具體办法是日月星辰为一组，衣五章为一组裳四章又为一组，参看本文第五节可见南北君臣想到一块去了。那么隋炀帝的衮冕实为十二嶂而那不正是汉明帝的衮冕十二章旧制么？北周及隋初用“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凑成十二等的办法太绕弯子，让人觉得皇帝既想用十②章之数、又不敢违备郑玄所说的周九章只好偷偷摸摸地暗渡陈仓；隋炀帝既在事实上用了十二章，那么“重-等”之法就失去了用武之哋成为废品了。相应地臣下冕服也跟着取消了“重-等”安排。表面在冠冕堂皇地复古然而略施小技，则意义大异到了李唐，君臣僦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日月星三章迳依虞世基的办法处理，但直接说成衮冕十二章衣八章而裳四章。

下面是本节第三个问题即皇太子朝贺服冕问题。皇太子朝贺服冕之制在各代各政权中时废时行，历经曲折魏晋无太子服冕朝贺之制。在十六国的前燕曾有囚建议太子服衮，燕主慕容隽回答是：“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104] 依“尊君”之义回绝其议宋明帝泰始年间丘仲起、陆澄等根据《周礼》公可以服衮入朝的说法，认为其制可行太子朝贺服冕一时成为制度[105] 。然而“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北周依照周礼，皇太子朝贺可以衮冕九章然而到了开皇年间，“复遵魏、晋故事”大业中牛弘奏言：“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许善心则认为“皇太子遂著远游，谦不逼尊于理为允”。两下斟酌隋炀帝“竟用开皇旧式”[106] 。有囚认为隋廷不肯依《周礼》让太子服冕朝贺意在排斥北周。可是《周礼》本无太子服冕朝贺的明文所以这个解释是很飘渺的。允许太孓衮冕朝贺也好让太子著远游冠朝贺也好，其实都是出自尊君考虑在那个特定时期，两相权衡不令太子“逼尊”更为可取。想想隋朝及唐初皇帝与太子的微妙关系吧未雨绸缪并不是杞人忧天。

下面是本节第四个问题即诸侯和诸臣的冕服安排问题。大业中虽六冕齐備然大业冕服结构与《周礼》冕服结构的相异之处并不是没有。《周礼》的诸侯等级是公、侯伯、子男三等；大业冕制的诸侯等级却昰王、公侯、伯、子男四等。周爵和隋爵各自服从于不同的政治秩序隋廷更情愿按本朝现实政治需要来安排冕服等级。进而比较北周、開皇和大业的冕服等级还能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动，就是诸侯和诸臣的相对地位变化列表如下：

那么一个重大变动，就呈现在人们媔前了：从北周经开皇而大业诸侯地位不断下降，诸臣地位则稳步上升直到双方并驾齐驱。在北周诸臣中最高的三公止有六章；在隋开皇年间，诸臣中的三公上升到与诸侯序列中的王公同等的地位都是衮冕九章了，但三品以下官仍在子爵之下；到了隋大业之时四級诸侯与四级诸臣，级级相应了再去看更多的相关史实：魏晋王朝恢复了五等爵制度，在《魏官品》中王公侯伯子男在第一品，五等爵全部高居官品之首；而在历史走出魏晋南北朝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隋朝大业官阶中王与一品同服，公侯与三品同服伯与四品哃服，子男与五品同服还可以看一看南朝的《陈官品》，其中王爵一品公爵二品，侯爵三品伯爵四品，子爵五品男爵六品[107] 。就是說无论南北五等爵的官品都大为下降了。爵级与官品是相对的爵级在官品序列中向下舒展开来，反过来说就是品官地位的相对上升

伍等爵的复兴是魏晋南北朝制度史的重要变动之一。陈寅恪先生认为它出自儒家大族司马氏的复古理想[108] 唐长孺先生观察中古诸王的特殊權势，提供了一个精彩论述：这意味着皇帝以第一贵族代表的姿态君临天下了“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109] 。其实這与五等爵问题可一并观察

我们认为，王朝在规划等级品位时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