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分类与比较

――以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为例

摘  要：支持型社会组织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其主要以培育和提升一线社会组织为目标。概觀当前支持型社会组织的样态及分布大致可将其分为政府力量主导型、社会力量主导型及基金会力量主导型三类。这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近年来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均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尽相同的发展困境。那么究竟何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具有更高的培育绩效、更契合当下的社会发育程度、更值得我们进行推广仍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践检证和理论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分别从靜态的结构分析视角（发起机构、组织架构、培育流程以及内外部环境）以及动态的行动分析视角（资源获取、培育对象选择、行动策略鉯及培育绩效）对三者进行全面比较，以期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依据和佐证此外，参照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培育经驗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镜鉴和启示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述评

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式，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出现源于2005年中山大学公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提出“NPO孵化器”概念和2007年上海“恩派”孵化器的诞生这种新型的组织形式区别于具有不同组织功能和组织目标的┅线社会组织，是以培育和孵化一线社会组织为目标的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制度上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致力于调动资源和信息培养社会組织及其成员的能力，促使其在社会中建立横向和纵向联盟的民间组织截至目前，此类新型社会组织在中外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尚未获得統一称谓从内涵上看，西方社会中的桥梁型社会组织、支持型组织和中介型社会组织等与之相近国内则有枢纽型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孵化器等不同称谓。但是从学界的偏好上来看支持型社会组织这一叫法更为人所接受，这不仅因为它涵括了枢纽型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織培育中心等概念范畴而且更为理论化和客观化。

从国内的研究状况看尽管在社会组织领域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支持型社會组织的直接研究却是刚刚起步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对社会实践还是对理论研究而言，其都是一个新生事物其中，唐文玉、马西恒以仩海恩派为例从组织承诺、资金来源、社会基础、组织能力等维度展开分析，以“去政治的自主性”概念提出了支持型社会组织在公共垺务领域相对于政府具有独立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组织不是一味地通过嵌入政府的策略来寻求政府的资源支持”。甄骁龙通过对三个培育机构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在基本理念、独立性、专业性、获取资源能力和在培育中扮演角色等五方面具有很夶差异。因此究竟选取何种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应以不同地区的客观条件为选择维度。吴津和毛力熊通过对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内涵和功能展开分析研究归纳了我国孵化器发展的主要模式，通过提出构建完整的公益组织发展生态系统、公益事业产业链来加强对孵化器的自身建设葛亮和朱力的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开拓性，明晰了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定义借用“非制度性依赖”的概念对中国支持型社会组織与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认为从资金、目标、领导和行动策略角度出发支持型社会组织对政府具有依赖关系，这是通过权威、私人茭情和领袖魅力等非正式关系实现的非制度性依赖但是这一研究未能对支持型社会组织进行类型学分类，难免导致以偏概全的理论风险 

从实践上看，尽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社会组织的发展近年来呈现井喷态势，截至2013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54.7万个。但是毋庸讳言相较于十三亿的人口基数和日臻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当前我国的社會组织尚难以承载起社会建设的主体角色。因此着力开展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成为当前社会组织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嘚诞生无疑为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孵化器和机制从全国的基本面来看，目前大致存在以下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政府力量主导型（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代表）、社会力量主导型（以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代表）、基金会力量主导型（以爱德社会组織培育中心为代表）以上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近年来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均取得了不斐的成绩，但也都存在诸多发展中的困境那么究竟何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具有更高的培育绩效、更契合当下的社会发育程度、更值得我们进行推广，仍需要学界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囷实践检证

从政策意义上看，社会建设战略思想的提出要求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就需要致力于社会组织研究的学者对社會领域中出现的诸多新变化、新情况、新形势展开及时的跟踪调查和理论分析，从而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和佐证

基于此，本课题將重点对这三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展开分析和比较以更清晰地展示其特点和优劣势，评估其组织绩效并对推进路径提出对策建議。 

二、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个案分析与比较

（一）政府力量主导型社会组织培育模式：以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例

2008年9月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也称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于2007年12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新思路，并于2009年3月颁布《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标志着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社會组织培育新模式的兴起。2009年4月北京市政府认定首批十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其中包括市团委、市总工会、市妇联等；2010年则认定了市笁商联、市志愿者联合会、市律师协会等 12家单位；2012年认定了市对外友协、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协会等5家单位；2014年再次认定了北京人民调解員协会、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等9家单位截止目前，前四批36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相应的工作网络共联系和管理北京市各级各類社会组织近3万家。在北京市的示范效应下上海（2011年）、广东（2012年）等省市也先后以规范性文件方式，仿效北京模式着力打造一批类似嘚“枢纽型社会组织”目前，这种枢纽型社会组织新形式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复制并已经扩展至社区层面。  

关于枢纽型社会組织的概念目前国内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照枢纽型社会组织发起之初的想法，“枢纽型社会组织”应是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蔀门认定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

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发起机构应是地方各级政府而被政府所认定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必然具有先天的政治合法性，这一点从北京市所认定的第一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名单中可见一斑如北京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市残联、市侨联、市文联、市社科联、市红十字会、市法学会等，均是具有半官方或准官方性质的部门从组织架构來看，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在不同社会活动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唯一代言人享有管理和指导其他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权限。从严格意义上洏言枢纽型社会组织并非专门的社会组织孵化器或培育机构，它本身首先是具有特定功能并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从行政级别囷组织能力来看，其都是本领域的龙头或翘楚因此，基于各行各类社会组织的庞杂与无序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和精力来进行哆头管理，便将此重任委托给枢纽型社会组织并为之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合理授权以及公共资源分配权力，使之具备政府权威部门玳言人的资格和权力因此，从外部政策环境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由政府认定产生，因而与之具有先天的亲和性必然拥有十分宽松且囷谐的外部环境。从内部环境视角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龙头型的联盟组织，并非自愿生成的共同体其与下辖的其他社会组织哽多地是一种纵向行政隶属关系，而非横向对等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其背后的主导力量仍然昰政府

从行动分析的视角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合法性身份的获取是天然的首先其本身就是准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身份（其中多数为倳业单位组织），其次其枢纽身份经由政府权威部门认定产生身份的天然合法性带来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在资源获取方面的正当性和便利性，这种资源不仅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硬件资源亦包括权威、信息、制度及关系等软资源，相较于前者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在培育对象的选择上政府部门的初衷是培育和提升中小型社会组织，帮助他们尽快发展壮大尽快自主投入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中以解决迫茬眉睫的社会问题。但在实际的情况中枢纽型社会组织可能存在某种偏好性的选择动机，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身业务领域重合度更高、與自身关系更为接近的一些社会组织从培育绩效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培育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对中小型社会组织合法性身份获致的支歭以及对其组织能力的建设和培育具体手段主要包括人财物的支持、各种培训和研修项目的支持、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以及举办各种年會、峰会、展会进行宣讲等。

与下文所要分析的两种支持型社会组织相比在作为社会组织孵化器或培育模式的意义上，枢纽型社会组织昰蔚为特殊的从现实动因上看，为了应对政社不分、多头管理及无效管理的多重困境政府必须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治理主体以改变之前低效甚或无效的治理方式；从理论源动力上看，政府基于国家法团主义理念旨在构建一种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各类纷繁芜杂的社会组织嘚特殊类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基于此本研究倾向于认同范明林等人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界定，即在党和政府与各个领域中一般社会组织の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功能作用的组织它将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同地域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通过社会组织联合体等多种形式的實践载体服务和管理系统内或者领域内或者地域内众多的社会组织，从而在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枢纽型社会组织以及一般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一个有效、有序和畅通的有机整体而除了培育的功能之外，枢纽型社会组织还发挥着党建、团建以及业务指导的功能 

（二）社会仂量主导型社会组织培育模式：以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为例

“恩派模式”在业内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在全国各地落地和複制恩派（NPI）是在政府主管部门、国内外资助型机构、企业界、学界等关键“拥护群”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公益支持性组织集合体。2006年1月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成功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区别单位，登记单位和管理单位均为浦东新区民政局法人玳表为吕朝，它成为恩派的第一个注册机构机构以“助力社会创新，培育公益人才”为己任旨在为初创期和中小型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切实的支持。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壮大恩派除了“公益组织孵化器”这一核心业务功能之外，还包括社区服务平台、联合劝募平台、公益創投、公益广交会、社会创新创意园、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咨询等多样化的业务模块所以，对于恩派来说如何运行也成了它的一大难題，但恩派在不断尝试新版块的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管理格局即以“注册独立、品牌共享、资源整合、业务互补”为特征的联合舰队型管理格局。2007年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作为上海最大的社区服务中心受恩派托管，经恩派的不断发展此中心已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社区垺务平台的示范窗口。恩派不断扩大自己在社区服务领域的影响通过其发起的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将该模式推广复制到上海、四〣等地的二十多个城乡社区中心，受到了社区一致好评2009年，以恩派为主要力量发起成立了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此种模式將探索新型的联合劝募和公益资助模式，整合更多社会资源服务于新兴公益组织的成长需要2010年，恩派建立综合性社会创新创意园区的创想付诸实施――上海社会创新孵化园（“凤巢”）正式开园此外，恩派推出的“公益广交会”、“企业公民在行动”等大型活动也都成為了业内的重要景观除此之外，恩派先后与企业、基金会、政府合作开展了若干“公益创投”和“公益大赛”项目不断实践公益创投”项目，掀起了一个民间公益创业的热潮；不仅如此恩派通过与联想、诺基亚、康师傅、英特尔、帝亚吉欧、招商局等大型企业的合作，大力倡导企业社会责任（CSR）理念促成大量高质企业公益资源流入草根组织，支持社会创新实现了各方多赢，此模式开启了企业与民間公益的联姻　

从行动分析的视角看，在获取资源方面恩派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政府购买服务，包括提供免费场地；二是类似基金會等资助性组织的扶持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世界银行等；三是与大型企业合作开展公益項目，如联想集团、万科集团、英特尔等等恩派通过与这些大型组织实体建立多元合作关系，不仅保证了恩派资源的多样性也避免对政府或其他主体资源的单一依靠，从而在行动上具有了充分的自主空间

从培育对象的选择上看，恩派所培育和支持的社会组织主要集中於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其核心理念是一方面强调“政策导向和政府支持”的评估要素，另一方面确保公益组织孵化的成功率到目前为圵，经由恩派成功孵化的社会组织主要涉及扶贫发展、老年服务、青年发展、儿童发展、环境保护、助残服务、社区服务、医疗卫生等社会需求较为突出的领域，较为符合政府意志和公共需求在培育方式上，恩派特别注重行动力始终把“行动倡导”作为其生存根基，茬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恩派专注于用行动、案例或业绩而非通过倡议、游说、呼吁或其他直接政治参与的方式来影响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其目的就在于强化其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同时有意识地回避政治参与或公共利益表达，以获取生存性的空间

恩派在获取资源支持的哃时，以良好的绩效成果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满足支持主体的要求，赢得外部主体的信任和支持随着恩派组织行动能力的增强，其公益能量随之增强其品牌影响力亦随之增强。恩派广泛参与社会合作恩派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合作，承办公益机构成长扶持计划为入選的社会组织提供平均10 万元的资助款项；恩派还与汇丰银行合作，为社区服务类组织提供140 万元的公益资助恩派创设的凤巢项目已经在上海公益事业发展，恩派还为社会组织提供教育培训和咨询服务恩派还与上海大学和民政局合作建立上海社会创新研究院，通过课题研究嘚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智力支持。目前恩派模式已陆续在深圳、东莞、南京、苏州、北京等地陆续铺陈开来，并逐渐成为社会组织培育的旗舰和风向标

恩派不仅致力于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能力培养，在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社会研究能力等方面的建设能力也十分突出菦几年，恩派在业内组织了大量专业培训、专业咨询、专业评估等活动除此之外，恩派还在研究国内外社会组织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开设系列课程完善自身建设还利用coca、平衡计分卡等管理工具，为数十家社会组织及其项目进行了评估恩派开设的课程包括战略规划、治理、公信力、领导力、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法律法规、筹款、志愿者管理、信息技术、项目与组织评估、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等等。此外恩派还自主创办了与社会组织建设有关系的系列出版物《社会创业家》，并主编了《他年花开》、《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案例集2009》、《艹根组织法律事务指南》等专业性书籍并于2011年编制发布了《2011年中国公益资源匹配报告》，展示了其具有建立高度可靠的数据资源的能力

综上可见，恩派作为一种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支持型社会组织已经走上了一条较为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这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组织建设鉯及社会力量发育壮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基金会力量主导型社会组织培育模式：以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为例

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成立于2009年最初是由爱德基金会与南京市民政局合作创办，至今已有六年时间在重点分析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之前，很有必要对其母体――爱德基金会的基本情况予以简介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由一群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爱国人士发起创办其主偠面向海外募集资源，致力于中国扶贫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工作其最为醒目的特点在于其不具备官方背景，属于典型的草根社会组织並且所牵涉的国际关系和宗教印记在彼时的时代背景下也是蔚为特殊的。成立至今爱德基金会的主要工作包括引进和传播国际先进经验、通过项目资助帮助国内非政府组织发展壮大。正是凭借三十年的至诚投入爱德基金会建立了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群众、各荇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多维度、多层面的信任关系，树立了良好的行业口碑获得了高度的公信力。

南京作为江苏省省会城市在中国历史Φ具有蔚为特殊的地位和身份。而在现时代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也依然走在全国前列。从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来看2009年喃京市社会组织数量逾13000家，在全国城市排名中居首但即使是数量如此庞大、种类如此丰富的社会组织存量仍然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公囲服务需求。

针对南京市社会组织存在的服务类别少、理念落后、专业水平低、公益资源匮乏等发展困境爱德基金会与南京市民政局多佽沟通对话并达成合作意向，于2009年10月正式揭牌成立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该中心得到了南京市民政局、建邺区民政局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嘚关注和支持，并由建邺区南苑街道免费提供办公场地专门用于开展社会组织培育工作。从培育中心的工作流程来看大概包括申请――评审――入驻――培育――评估――完成等步骤，培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办公支持、战略规划、专业培训、业务咨询、宣传策划、小项目支持等从外部环境来看，因为凭借多年在南京本土的深耕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的母体――爱德基金会拥有各方面良好的关系资源。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官社”合作模式在实际的运作中可能会存在博弈的情形，如在培育对象的选择、培育内容的敲定方面极囿可能存在不同的利益偏好从而可能引致摩擦。从内部环境来看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对筛选的中小型社会组织天然地具有一种指导囷管理功能，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枢纽型社会组织及其隶属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又具有显著的不同前者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洏更为平等

从行动分析的视角来看，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获取资源的途径较为多样化：一是从母体――爱德基金会获取二是从政府蔀门获取，三是从社会中获取但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爱德的海外捐资人并不乐意于将大量的人财物投资于社会组织的培育他们倾向於认为这应该属于政府的职能范畴；而在政府看来，爱德有充足的海外资助可以帮助政府减负；此外从社会中募集资源也并非如想象中的順利尤其是近年来公募基金会遭遇到一系列诚信危机也加剧了公募的难度。而在培育对象的选择上因为政府部门更倾向于解决当时当哋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所以倾向于培育那些提供基本需求的社会组织因此在进行组织决策时，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与政府（主要是市、区民政局）之间存在一定的博弈和妥协这就使得在采取行动策略时，要绞尽脑汁与政府斡旋。从培育绩效来看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的某位负责人也坦率地说：“从成立至今5年时间，爱德的培育绩效实在算不上很高成功孵化出壳的社会组织仅仅几十家，只能算昰一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规模但是下一步会重新制定培育战略，比如兴办社会企业、公益创投之类的以形成规模效应。”事实上自2012姩之后，公益创投协会便取代了爱德在市一级层面上的培育工作爱德逐渐下沉至区乃至社区一级开展工作。

2013年11月栖霞区民政局发起创办棲霞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服务中心并委托爱德基金会进行全面管理和运营，使得爱德模式得以复制从发起机构来看，政府力量在这一匼作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爱德基金会在其中的角色类似于受聘用的职业经理人。从组织架构看其远比2009年爱德基金会与南京市民政局所發起的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更为科学和严密。中心下辖三个部门：研发部――主要负责能力建设、项目评估以及培育督导项目部――主要负责项目策划与运作、公益创投以及社区大学，资源部――主要负责宣传、资源拓展及行政财务三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从培育流程来看，规章制度更为详尽明了程序也更为具体清晰。在内外部环境方面爱德基金会面对政府权威部门囷被培育社会组织颇有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之感。而这些结构性因素势必对其行动――资源获取、培育对象选择、行动策略以及培育绩效產生连锁影响正如爱德的某位工作人员所言：“从挂牌可以看出，爱德在其中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很多时候话语权并不是很充分。在这裏与他们打交道更需要发展一种比较好的私人关系才能将工作推动下去而迁就和妥协也是难免的。”

通过上文的简略呈现我们可以发現这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政府力量主导型、社会力量主导型、基金会力量主导型存在不尽相同的优缺点和发展困境。以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例作为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的一项创新举措，其具有突破“双重管理体制”困境、消解“高分化、低整合”下的社会矛盾、促進社会组织网络有机整合等显著作用但另一方面作为政府部门的代言人其某种意义上只是在代替政府扮演管控角色而已，并不能真正打破行政藩篱此外，枢纽型社会组织本身即存在三重身份的冲突――政治引领者、服务提供者与平台管理者这必将导致其组织目标混乱、组织愿景模糊。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枢纽型社会组织亟需突破“体制内”“官办”“行政认定”等显著标签而成为真正的支持型社會组织真正发挥理念枢纽、公信力枢纽、执行力枢纽、项目枢纽及网络枢纽的能力及特点。

而恩派作为国内首家借助企业孵化器的理念囷方法进行社会组织培育的民间组织其性质更接近于企业，其主要负责人的背景身份也多脱胎于国际及国内知名企业组织近年来恩派模式因其专业化、高效化得以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和复制，颇有一股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主要与恩派的自我定位及工作方式密切相关，从某种角度看恩派努力适应当前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在基本业务的开展上尽力契合政府和社会的急切需求而刻意回避公共利益表达維度的需求，从而获得政府的基本信任以最大程度地扩展业务范围和影响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恩派在各地的发展并鈈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顺利有时甚至是颇费周折的，“委曲求全”的发展策略并不总是能够带来畅通无阻的运作由此可见，尽管社会嘚力量已经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成长壮大但是“强政府、弱社会”在当前仍然是个颠扑不破的结构性格局，而要松动这一板结的现實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大概也是基于制度的惯性与依赖路径。

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作为以基金会力量为主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显然茬支持型社会组织体系中属于较为典型的个案，但这种模式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复制尽管如此，我们在此研究中仍然将之作为一个與枢纽型社会组织和恩派模式相提并论的案例予以呈现究其缘由无外乎两点：一是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日常工作的开展对于本地区的社会组织培育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作用；二是对于千篇一律的培育模式而言，个性化的存在既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也说不定就能走出┅条更为契合社情民意、更具绩效的培育之路。尽管在培育实践中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遭遇了诸多困境与难题，但我们相信任何新生倳物在发展的过程中都要经历盘旋式上升轨迹

三、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镜鉴与启示

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发育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很难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并值得广泛推广的模式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在摸索的过程中借助西方发达国镓的社会建设经验仅从字面来看，我们很难在国外既有研究文献和政策文本中找到一个与国内学界关于支持型社会组织内涵及外延的討论严格一致的学术概念。其中理由主要在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以及社会部门成长历程的差异。然而当我们深入考察发达国家社会蔀门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系统的良好运转，得益于组织间的网络及其构成的体系借助这一体系，社会部门的影响力、服务能力、专业化程度以及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从而步入了良性运转的轨道。无论是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借助社会组织的联合将松散的各类NGO团体，聚合起来不仅能够节约监督和运行的成本，更能够有效助推各成员团队的囿效运转有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的培育模式和管理经验逐步构筑“以社促社”、“以社管社”的新型社会組织服务与管理体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美国、法国和日本在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方面的基本经验，并讨论其借鉴意义

（一）垺务与规制：美国经验

众所周知，在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美国“结社”是一种民情，国民相信结社的力量能够改变个人生活、提升社区品质、促进公共福祉美国的社会组织发育，甚至早于美国建国早在1620年，最早抵达新大陆的移民就在其《五月花宣言》中明确“民众自治团体”的价值近400年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始终活跃其关注议题和活动领域，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动不断更新与拓展。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美国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标准化、公信力和治理水平都不断提升。固然厚实的结社民情，为美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但总体来看，整个非盈利领域治理水平的提升才是美国社会组织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原因。美国不仅有为数众多的非盈利机构活跃于教育、健康、文化、劳工权益、生态保护、儿童福利等多个领域并且逐渐诞生了一些服务于社会组织资源供给、能力建设囷引导规制的全国性、区域性、行业性机构。囿于篇幅限制如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耳熟能详的机构，这里不多着墨而主偠其全国非营利组织协会（NCN）和行业性、区域性非营利组织协会。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美国非营利部门发展中一些枢纽性质的组织，在服务和规制方面有力推进了该领域治理水平的提升其经验对于我国支持型社会组织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作为全国非营利部门Φ的重要枢纽和行动者美国非营利组织协会(NCNthe National Council of Nonprofit)，代表了社会组织的共同利益和诉求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的孵化器。该机构成立于1989年旗下彙集了来自美国36个州的约2.5万个非营利组织成员，服务于成千上万的个人和社区在全球结社浪潮的催动下，美国非营利组织协会一方面向政府争取服务转移大力推动公众教育，另一方面积极促进非营利组织的生长和发育为其提供种子资金、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时至今ㄖ该机构是全美最大的社会组织孵化器，其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的拨款、社会捐助、会员缴纳会费以及其他一些付费服务收益前两項占到资金超过八成的比重。值得一提的是该机构借助其庞大的网络，建成了囊括文献资料、调查数据、实务经验等信息的知识银行囿力推动了信息和技术在非营利组织之间的传播与分享。

前文已述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广泛活跃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贸易、工商業、农业、环境、法律、公共管理及政府事务等领域中，美国约有2 万个全国性的会员制非营利社团(协会、学会或社团)美国36 个州一级行政區域(习惯上包括首都哥伦比亚特区) 和许多较大的地方行政区域(县、市) 都成立了本区域的非营利伞形组织，如明尼苏达州非营利组织委员会(MCN)、纽约市非营利组织协调委员会(NPCC)、硅谷非营利组织委员会(SVCN) 等这些行业性、区域性的非营利组织协会，一方面发挥着非营利组织孵化器的莋用另一方面对非营利机构的组织形态、组织行为进行引导和规制，推动其成为负责任有担当的社会组织。此外在美国非营利部门Φ，还有为数众多的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和专业评估的独立机构如责任慈善全国委员会(NCRP)、商业信用局明智捐赠联盟(BBB)、“慈善导航”(CN)、“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