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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与官宦集体矛盾开启三国乱世的钥匙,其实不尽如此的,东汉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外戚官宦轮流掌权,谁大就弄死对方,而大将军何进这个人不听劝,召西凉兵进京(何进在董卓未必敢做出格之事,好歹大将军有号召天下兵马的权利,容易被群起而攻之),在兵马未到时候进宫结果跟官宦拼个同归于尽,导致权利出现真空,才给了董卓机会,包括黄巾之乱时,汉中央政府无钱也无力镇压,同意各州牧自行募兵(军权甚至政权下方地方,饮鸩止渴的行为跟大唐后期以藩镇制约藩镇一个道理)在中央既无强有力的外戚,也无可以制约的官宦时候更无忠于朝廷的可战之兵的情况下,各路人马开始轮番上场开启了三国乱世,有钱有权有兵有地盘,那么为啥不在扩充一下地盘呢?那就开打吧。

皇权不下乡这件事起源于汉初,巩固于汉元帝时期;在秦朝,任何人触犯大秦律都难逃制裁(跑路的另算)说大秦律苛刻的基本上都是原六国贵族以及遗民,再加上地方军事长官的刻意宣传(没记错是县尉),导致多数六国遗老遗少觉得大秦律苛刻,到后期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候说的徭役误期就是死(《云梦秦简》里没这条,让地方官员坑了的大秦,现在也要感谢当时那位爱学习的大秦公务员留下的陪葬品),而到了汉朝黄老的无为之治思想,再加上中央政府对地方约束不力(刘姓诸侯王是自己的小朝廷,甚至出现听宣不听调的情况)导致地方豪族势起对抗中央政令

汉武帝时期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的做法虽然能暂时压住地方豪强,但是随着豪强看出了里面的门路,更多豪强加入了汉朝基层体系中(个人觉得举孝廉更进一步加深他们在地方以及中央的势力),王莽就因为动了他们的势力才会灭亡的(王莽到底是不是穿越者????那些政令很像现代)汉光武帝当得到地方豪强支撑以后才能真正朝着皇位进发。后来魏文帝的九品中正制让地方豪强不再局限于地方进而把持中央(以至于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但随着大隋的科举制度在大唐发扬光大,打压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地方豪强在短暂没落以后,开始根据时代的变化,再一次重登舞台,家族中必有一子参与科举,全家族鼎力支持。

说起来,汉武帝就是他祖宗刘邦的流氓习性化身,只不过穿了一件豪华的外套而已!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也是一个荣辱参半的人。只不过他不像始皇帝,最起码还有底线,始皇帝没有想着把社会改造成只有帝王百姓俩个阶级,这一点汉武帝不如始皇帝。

三国、汉、唐的主公和皇帝是固定的,无论是宦官、外戚、士大夫还是豪族都没能造成快速的颠覆性反转。倒是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迅速的此消彼长,人才快速的流动,可以拍摄一部精彩的《权力的游戏》!

汉武帝软硬兼施控制豪强,无形中却培养了王朝的掘墓人(豪强恰恰是土地兼并和流民奴隶化的主力军)。豪强们进入官场积蓄实力,趁皇权衰落逐渐把持了权力的游戏,成为左右中央和地方政局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东汉居然出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种地方势力凌驾于中央权威之上的局面。那些打击豪强的酷吏如张汤,其后代张安世居然也成了豪强,官商地主三位一体,不得不说是个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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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注:易凯资本CEO王冉于第三届全球INS大会(World INS Conference)上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和新经济都需要新引擎》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昔日拉动中国经济和新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人的勤劳、土地财政、人口红利等等,都正在失去动力。面向未来,中国需要新的“引擎”:消费和创新。想要为经济注入活力,就要面向全社会减税减费,同时制定稳定规则,使市场建立中长期的预期。

我是2000年回到国内创办易凯资本的。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亲身经历了中国一波又一波的GDP狂欢。

在这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尤其是前15年,我国的GDP增长都在8%~14%之间,最高2007年达到了14%。

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人”和“地”

拉动过去20年中国GDP高速增长的核心引擎有两个,我总结成两个字,一个是“人”,一个是“地”。

首先说“人”。中国人的勤劳有目共睹。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其它的地方,我们都不会看到公路上有那么多卡车司机星夜兼程地奔波,工地上有那么多建筑工人不分白昼地建设,那么多商店、餐馆不打烊,那么多工厂、作坊三班倒,有那么多投资人和创业者把周末和夜晚全部贡献给开不完的会和赶不完的航班。

我们对于短时间内脱贫致富的渴求可能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几乎愿意付出从环境到家庭的所有代价。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庞大且廉价、又极度渴望脱贫致富的劳动者大军,才能推动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并依靠大量的出口拉动了中国过去20年的GDP高速增长。

接下来说“地”,也就是中国的土地财政。中国土地财政的基本逻辑其实就是政府高价卖地;地产商拿到地,银行负责放水给发展商;发展商把楼建起来,再把房子以更高的价格卖给购房者。政府从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和其它财政收入中再拿出其中的一部分钱去投资基础设施和政府工程,用政府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新经济的增长引擎:“人”和“利”

说完中国经济,我们再说说中国的新经济。过去20年,中国新经济的增长引擎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还是“人”,另一个是“利”。

这里的“人”指的是人口红利。13亿人从不上网到上网,从不网购到网购,从不付费到付费,任何一个商业模式只要乘以13亿人,似乎马上就能打碎头顶的天花板,直指蓝天。

这里的“利”指的是形形色色的利诱,用各种各样的小恩小惠诱惑13亿的潜在用户奔向新经济玩家们的怀抱。比如说更便宜的商品、更方便的服务、更符合人性的娱乐和内容。

我2000年回国创办易凯资本后最早的一批客户就是新浪、搜狐、网易这样的门户网站,他们的基础逻辑就是“互联网人口红利+更方便的资讯获取”。后来是电子商务,“互联网人口红利+更便宜的商品+更方便的服务”。再后来是视频网站,“互联网人口红利+更符合人性的娱乐内容”。

之后出现的移动互联网让人口红利的潜力得到了指数级的爆发。所谓的O2O是“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更方便的服务”。再后来的瀑布流和短视频,“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更符合人性的娱乐+更方便的资讯获取”。一直到前一段大家谈得很多的消费下沉,无非是“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更便宜的商品”,和当年淘宝崛起的逻辑没有本质区别。

中国经济和中国新经济都需要新引擎

走到今天,我们忽然发现,几乎所有过去20年的引擎都出现了问题。

先说出口。今天最新的消息,特朗普可能会很快宣布把提高征税的中国进口商品总额再提高2000多亿美元,这样加上之前宣布的,面临增税的中国商品总额将达到517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全年向美国出口的总额才5050亿美元。所以中美贸易战,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我们的出口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再说政府投资。政府靠土地财政和高税率获取收入、再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仅会滋生大量腐败,事实上也会难以为继。如果土地财政再进一步拉高房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面临价高无市的“空心化”局面。空心化遭遇中国的社会的老龄化,接棒者人口萎缩,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所以,中国经济过去最重要的两个引擎已经开始失效。

再看新经济。人口红利已经日渐式微,中国上网率已经很高,而人口增长正在放缓,甚至很快会出现负增长,并且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中国的线上流量被巨头垄断,越来越贵,并且几乎没有增量。各种形形色色的利诱虽然也能刺激和满足一定的需求,但也引发了一些诸如商品的假冒伪劣、用户人身和信息安全、版权保护方面的社会问题。

因此,走到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更换新的经济引擎。

对中国经济来说,这个新引擎是消费,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减税。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中国的消费者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扭转当前消费降级的趋势。如果我们还寄希望于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那条老路,这条路上不仅会滋生新的腐败,最主要的是它一定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

对中国新经济来说,未来的增长引擎是创新,并且是硬核技术(hard core technology)方面的创新。我们过去也有创新,但那些创新大多是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不涉及太多硬核技术上的突破。未来的创新会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在硬核技术的层面有所建树,而不是简单地把别人的东西扒过来修修补补做一次组装和适配。

依靠技术的创新和突破,我们可以创造更多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福祉的产品——譬如说生物制药可以延长寿命、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和高效。我们可以重构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的效率,把所有传统的生意重做一遍。我们可以让线下流量发挥更大的价值,让线上和线下的流量高效流转。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些新的硬核技术的引用能够为我们这个社会树立更加美好的价值观——譬如更多的教育平等、更多的共享精神、更多的诚信意识、更多的与人为善,而不是把人性中那些阴暗丑陋的东西诱导出来并加以放大。

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将面临一次血雨腥风的调整

最后我再简单说一下今天中国创业投资市场的情况。

应该说当前全球风险投资市场资金还是非常充沛的。在刚刚过去的第二季度,全球IPO总融资额450亿美元,其中仅有170亿与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相关;而二季度在一级市场上通过风险投资直接流入到企业的资金有7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与科技和互联网公司相关。

与此同时,基金规模和投资交易的平均规模也越来越大,今天单一轮次5亿美元以上的融资金额已经成为新经济具有平台潜力的公司标配。一级市场营养过剩催生了一大批“婴儿肥独角兽”。截止2018年8月,全球有260家独角兽公司。在这260家独角兽中,美国占比47%,比去年下降了7%;中国占比30%,比去年增加了7%。

尽管全球市场资金充沛,但是回到中国,短期内中国的创业投资市场一定会经历一次血雨腥风的调整,中长期的发展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

随着今年年初资管新规的出台,人民币资金源头出现了一次断崖式下跌,人民币基金募资日益困难。明年我们预计美元投资也有很大可能会遇到极大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发生变化,加上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美元资本会回流到美国。那些为中国市场募集美元基金的GP可能会被问到一个过去20年从来没有被问过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是中国”。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投资机构已经越来越珍惜手中的子弹,等待市场估值水平进一步回落,观望心态明显。市场的估值方法论和参照系也已经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创业者有两点提醒:

第一,不是所有的钱都生来平等,拿正确的钱可能比拿多少钱和用什么估值拿钱还要重要。未来的全球风险投资市场将由规模巨大的超级基金和聚焦特定阶段特定赛道的聚焦型基金所主导,小而全的中小型基金会逐渐被边缘化。

因此,选对投资人越来越重要。除了传统的VC、PE之外,超级基金、一二级市场联动的crossover基金和对冲基金、中东和东南亚的主权基金、知名企业家的家族办公室、当然还有可以直接提供业务协同的战略投资人,都可以为融资企业带来不同方向上的价值,需要慎重选择,为后续轮次做好铺垫,打好基础。

第二,市场在变得更好之前一定会变得更坏。今天出去融资应该速战速决,不纠结估值,落袋为安。

做到这两点,中国经济还可以再有20年的黄金发展期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种环境下,如果想为中国经济增长引入新的引擎,注入新的活力,让中国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政府其实并不需要为新经济提供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或者通过引导基金重点扶持。当务之急其实就是两件事。

第一,面向全社会减税减费,让企业有更多的钱可以投入研发,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钱可以用于消费。

第二,制定一套相对合理的规则,然后尽量做到不说变就变,给市场一个建立中长期预期的机会。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我相信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再有一个20年的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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