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所描述的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仔细了解历史后才发现，宋朝，这个朝代被我们严重的误解了很多很多年。真实的宋朝是怎么样的呢？ 宋朝，绝对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而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最强盛的朝代！
也许有人会讲：大唐帝国才是中国国力最强盛的朝代。唐宋两个朝代相比较一下：
唐朝主要是军事、外交表面上比宋强；但就经济、生产力水平上讲宋朝比唐朝强；尤其是经济上 ，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富有的时代。宋代整体上科技也比唐代强。
现代人一说到宋朝就绕不开“弱宋”二字，宋朝最遭人诟病的是军事的羸弱，不仅未能像汉唐一样在草原上大展雄风，而且连本属于汉地的幽云十六州都未收回，北宋时和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最后被金国所灭；南宋则更加屈辱，先是向金称臣，后被蒙古所灭。所以，宋朝历来被认为是积贫积弱的一个朝代，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因而也被人认为是令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朝代。就连盛赞宋朝经济文化之余都忍不住补充一句：“但是——这个朝代是富而不强。”至于一说到宋朝对官制和军制的公共化改革，也总要牵强附会的往猜忌武将、削弱战斗力的方面扯，甚至会上升到“阉割中华民族尚武精神”这样的层面。很显然，这些人根本不了解何谓“尚武精神”。喜欢砍砍杀杀就叫尚武吗？那没人比马加爵、药家鑫更“尚武”了。尚武恰是一种懂得合理而非滥用武力的智慧和境界，而藩镇节度使只知道驱使百姓上战场去为他们拼搏私利，他们有个狗屁的尚武精神！没错，那些放纵节度使来创造暂时武功的皇帝，就更是狗屁中的狗屁！而从管理学角度讲，我更是为这些现代人感到惭愧，请问为什么军队收归公有后战斗力就会下降呢？你真的觉得一大堆拼凑起来的私兵比统一指挥的公共军队善战？你真的觉得靠将领阵前拍脑袋比战前做好规划更管用？你真的觉得打仗可以像楼下那些情圣泡妞，靠的是虚幻的“浪漫”而不是实在的财富、地位和修养？
这些误解当然也和后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进程有现实关系，总体来说，持“弱宋”观点的人应该有少部分是别有用心，这部分人反感军政权力公共化，幻想着恢复封建领主制，拥有自己的私有国度；而大部分人是不太懂历史，被少部分狂人用一些挑选出来的肤浅史料所迷惑。事实上，宋朝在军事上的成就丝毫不亚于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宋太宗所建立的公共军队体系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
至于先后被金女真人和元蒙古人所灭，原因很简单，当时政治腐败，宋徽宗、蔡京、晚年的宋理宗、宋度宗、贾似道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政治腐败，往往军队战斗力低下，跟制度没有关系，毕竟宋理宗政治腐败不重时，虽然主动打蒙古的那次在洛阳失败，但是多次击退蒙军入侵，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杜杲、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有人会质疑：“政治腐败影响总不会这么大吧？”政治腐败时，各项制度都无法正常施行，当然维持军队战斗力的各项措施都会崩溃，而且，政治腐败会使军队士气低落，无心打仗从而军队战斗力低下。举个例子，梁武帝初年军队战斗力超级强悍，多次以少胜多，能把北魏许多地方攻克，甚至一度攻下北魏首都洛阳，陈庆之北伐时攻克荥城后，进军睢阳。睢阳的守将叫做丘大千，就是在陈庆之初阵中以十倍兵力据营防守而仍然被打败的那家伙。现在这仗几乎完全是当初那仗的重演：七千对七万，一样的一比十，一样的军力多的反而防守，不过这次丘大千吸取教训，连筑了九座营垒抵挡而已。但结果毫无二致：陈庆之一上午就攻陷了其中三座，丘大千完全失去了斗志，于是举众投降。元晖业率领近卫部队两万人占据考城阻挡陈庆之，考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陈庆之“浮水筑垒”，攻下考城，生擒元晖业，“获租车七千八百辆”。胜利之后，陈庆之继续进军洛阳。一路上有不少地方闻风归降。
五月，魏帝元子攸分派部众扼守荥阳(今属河南)、虎牢(今荥阳西北汜水镇)等地，以保卫京都洛阳。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等率羽林军7万守荥阳，以拒梁军。魏军兵锋甚锐，加上荥阳城坚，陈庆之攻之不克。时魏将上党王元天穆大军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领胡骑5000、骑将鲁安率夏州步骑9000增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骑兵1万，进据虎牢。魏军共计30万人，对梁军进行合围。元颢派人劝杨昱投降，但被拒绝。不久，元天穆与尔朱吐没儿相继而至，魏军一时旗鼓相望。
没想到包围圈刚刚形成，还没来得及进攻，陈庆之已经攻下了七万守军的荥阳。
荥阳城未克时，梁军将士皆恐，陈庆之解鞍秣马，对将士们说：“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为无算。天穆之众，并是仇雠。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吾以虏骑不可争力平原，及未尽至前，须平其城垒，诸君无假狐疑，自贻屠脍”(《梁书·陈庆之列传》)。乃亲自擂鼓攻城，只一鼓，梁军便悉数登城。勇士宋景休、鱼天愍首先登上城墙，梁军相继而入，遂克荥阳，俘杨昱,杀其属下37将,生刳其心而食。陈庆之收缴荥阳的储备，牛马谷帛都不可胜计。
不久，元天穆等引20万援兵围城，注意：其中有十五万是精锐的少数民族骑兵。占领荥阳的陈庆之看到二十余万北魏援军浩浩荡荡压到城下，压根没想守城，遂率3000精骑背城而战。大破之，三千对二十万，双方大部是骑兵。陈庆之三千人全歼北魏二十万援军，鲁安于阵前投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单骑获免。陈庆之大概还觉得不过瘾，带着这三千人顺便进军虎牢关，有一万精锐、踞雄关险要的虎牢守将尔朱世隆不敢战，弃城而逃，梁军俘魏东中郎将辛纂，魏孝庄帝元子攸为避陈庆之锋芒，被迫撤至长子(今山西长子西)。此时，陈庆之距离洛阳只有一步，但他没机会打洛阳了，因为洛阳守将元乂、元延明直接投降了。元颢遂入洛阳，魏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百官迎元颢入宫。元颢改元大赦，然后开始学习其他君主，花天酒地。又加封陈庆之一堆官职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增邑万户。
不久，上党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兵4万攻克大梁，并分遣王老生、费穆进据虎牢，刁宣、刁双入梁、宋。陈庆之闻后，率军掩袭，魏军皆降。元天穆率十余骑北渡黄河而逃，费穆攻虎牢，将克，忽闻元天穆北逃，自以为无后继，遂降于陈庆之。陈庆之又进击大梁、梁国，皆克之。梁武帝闻讯后，再次亲书诏书进行嘉勉。陈庆之和部下皆穿白袍，一路上所向披靡，所以洛阳城中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梁书·陈庆之列传》)。也就是说，别管你多牛，有多少人，碰上这支部队最好绕开走。陈庆之又以7000之众，从铚县至洛阳，前后作战47次，攻城32座，皆克，所向无敌。
陈庆之三千人全歼北魏二十万援军，鲁安于阵前投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单骑获免，在接到手下一连串的败阵报告之后，尔朱荣倾北魏自己控制之下的几乎全国之兵，号称百万，从北边南下攻打洛阳。洛阳附近的小城在尔朱荣重压之下，又纷纷反叛。陈庆之在元颢看来虽然功劳盖世，但一开始就没想把答应南梁的条件当回事情的元颢是不可能重用他的。陈庆之自己也清楚得很，主动要求到黄河以北去防守洛阳的门户北中郎城(不久就成了元颢军黄河以北唯一的据点).尔朱荣也执意要和陈庆之分个高下，于是一股劲地攻打陈庆之，三天打了十一仗，七千人的陈庆之部队把上百万的尔朱荣部队打得死伤惨重，尔朱荣简直都绝望了，下令退兵。
这时有个随军的星相学家刘灵助劝尔朱荣不要退兵。尔朱荣也想通了，他拿陈庆之没办法，就去抄元颢的老窝。尔朱荣很快把洛阳攻陷，元颢也被杀。陈庆之在北方完全失去了根据地，只得东撤准备回建康。尔朱荣亲自率领大军随后追赶，但这追也追得过于搞笑：追远了等于没追，追近了他又不敢，两支军队就这么拖着一直走到大概是河南边界一带，陈庆之准备指挥军队过河，但突如其来的山洪无情地冲走了他百战百胜的部队。
可晚年政治腐败，号称百万的大军居然向侯景八千人投降，你总不能说梁朝军事制度不好吧？
而且，我们就算是制度导致的吧，宋徽宗和蔡京主导王安石变法！教科书告诉我们“王安石变法失败44年后，北宋灭亡”，实际上，王安石变法仅仅是元祐短短几年被废除，之后宋哲宗就启用章淳主导王安石变法，再接着宋徽宗只是在短短的建中靖国宣布在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保持中立，崇宁开始就启用蔡京主导王安石变法，用的不是宋太祖的制度！后人因此都把王安石变法看作靖康之耻的根本，你还扯什么宋太祖的制度导致北宋亡国，真是无知搞笑。（顺便说一下，北宋当时相比开国冗官冗兵增多，开始患于财用不足，确实要改革，但不应该采取王安石变法，而应该采取苏轼的改革方案）
有人说宋朝在士兵脸上刺字是对士兵的不尊敬，实际上，在士兵脸上刺字并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五代的后梁开始的，有人说宋朝人文弱，身体素质差，实际上宋朝民间尚武，民风彪悍，形成了武林江湖。还有人用狄青岳飞的待遇说事，那请看曹彬潘美李继隆的待遇：咸平二年(999年)，曹彬生病。宋真宗亲自看望，亲手替他和药，又赐他白金万两。问他后事，他回答说:"我没有事可说。我的两个儿子才能可用，我如果内举，都堪任为将。"宋真宗问他们谁优谁劣，他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同年六月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宋真宗亲自痛哭致祭，对大臣们说到曹彬时，必定流涕哭泣。追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赠谥号为武惠;并且赠其妻高氏为韩国夫人;任命他的亲族、门客、亲校十多人为官。八月，诏令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庭。景德二年(1005年)春，李继隆随真宗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增加食邑一千户(共计一万四百户)及实封食邑(共计三千五百户)。适逢李继隆病发，真宗亲往慰问
。同年二月初五(3月17日)，李继隆逝世，享年五十六岁。真宗亲自前往李继隆家中痛哭吊祭，身穿丧服发哀。为他辍朝五日，追赠中书令，谥号"忠武"。
今人论及宋朝的朝廷政策和社会风气，往往用「重文轻武」四字概括，又以此作为批判甚至鄙夷宋朝的一个重要理由，并认为宋朝的很大部分问题，都根源於这四字。「文」与「武」、「重」与「轻」，都无严谨的定义，所以如何解读，就存在很大的主观性。「轻武」，极端一些，可以解读为∶一切与「武」有关的事物和人都在轻视之列。如此一来，不少人想像中的宋朝，就是以下的景象∶统治者轻视边功、荒废武备、待薄军人，宋代民间武风不振，只知读圣贤书。究竟真实的历史是否这样？
其实有关的想像是经不起具体史实的推敲。「在以往提出的『重文轻武』概念中……但在一般阅读这一概念中『轻武』的语义时，往往也容易使人对『轻武』的理解加以延伸，认为宋朝有轻视武备乃至军队之意。而军队从来是国家存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再愚蠢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忽视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便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争论，指出：说宋朝『重文』符合实际，说『轻武』则不然。又列举宋太祖以下历朝重视军队，兵员庞大、军费惊人以及政治家无不谈兵等事实，……因此，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宋朝是『重武』不是『轻武』。」(陈峰《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先来看军费。宋朝的军费开支长期占去岁出一半以上，战争时期高达十分之七八甚至更多。关於这一点，宋朝君臣时有议论。曾在英宗治平初年任三司使的蔡襄，提到当时的财政状况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孝宗传位给光宗时，叮咛儿子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以绝对数字而论，唐朝天宝末年，公认穷兵黩武的时代，军费只有一千四五百万贯，还不到北宋庆历中的养兵费的三分之一。也别以为军费高仅仅是回应侵略的结果，北宋很多时候都是主动出击的，例子有雍熙北伐、熙河开边、元丰伐夏、绍圣开边、宣和伐夏、联金灭辽等等，其中元丰伐夏更是冷兵器时代最大规模的军事作业，甚至是南宋，财政状况恶化亦始於开禧北伐。为了更有效地供应前线的军需，北宋容许河北、河西、陕西三路经常性截留上供钱物，南宋甚至容许富庶仅次於东南的四川财政独立。(也是对所谓「强干弱枝」一个绝妙的讽刺)
南宋初年，猛支军费的同时，教育被认为是「不急之务」，州县学多半停办(也证明了「重文」其实没那麼极端)。
接著是军人、武官待遇。「唐及五代的士兵虽然全家随军，但国家却只供给士兵本人衣粮，家口不入军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士兵就只有希望多得赏赐，以养活家口。……为甚麼宋代的骄兵不能成为藩镇割据的条件呢？不但全家生活有保障，而且士兵还能额外得到赏赐、装钱、特支等。所以被召募为厢、禁军者，有时『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p.181、183)
这里的唐还是指中叶以后，唐前期就更不堪，军人不但没有薪水，而且还要自备武器、马匹和粮食，高宗仪凤以后连赏赐也省了。倒是南宋初年，即使财政困难，官吏俸禄打折发放，前线将领却是例外，并且还能得到丰厚的补贴。宋代凡官拜节度使，朝廷要授予隆重而别致的旌节，「撤关坏屋，无倒节礼，以示不屈」，这可是连宰相也没法得到的礼遇。北宋王韶拓边有功，「官其兄弟及两子」、「赐绢八千匹」，所受荣耀亦超过状元。宋代有拔卒为将的制度，基层军官即使没能建立特别的军功，也有机会凭藉本身的武艺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一介小兵可以登上武职的顶点，历朝罕见，恰恰宋朝就有这样的事例。以投军搏取功名，在宋代是没有家世背景的人一种很好的出路。宋朝收兵权虽然有名，其实在唐朝也没少发生，至於冤杀武将，更没有唐朝的多。
再来就是武备生产与研发。宋朝皇帝对武器制造颇为留心，以宋太祖为例，「每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作治之巧尽矣」。「11-13世纪是中国社会中军事技术取得明显发展的一个时代。……从10世纪末起，与对兵器装备问题表现出强烈兴趣的同时，……一些新型的兵械都被发明创造出来并被做了核准调试，如弩炮手、连发弓、兵车等。发明创造受到了金钱奖励；新兵器在由军械库成批订购之前要做试验。」([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p.267-269)
宋代弓弩技术为中国历朝之冠，像「三百步外贯铁甲」的神臂弓，以及「一发可中数十人」的床子弩，均为代表作。宋朝步兵配备中国历代防护力最强的铠甲(步人甲)，以及能在近战中克制骑兵的利器(大斧、麻扎刀)。火器开始大规模的生产及应用，南宋全国主要军事重镇都设置火器制造工场，仅江陵府即「一月制造一二千支」铁火炮。火器类型五花八门，技术不断改进，猛火油柜、火箭、蒺藜火毬、毒药烟毬、霹雳火毬、铁嘴火鹞等一一面世，以至出现了最早的管形射击火器——突火枪。看到西夏的铁制兵器水平高超，宋政府就仿制追赶，如学习冷锻法做出蟠龙剑及瘊子甲。在领教过回回炮的威力后，宋政府又针锋相对的制成襄阳炮，用於战守。
关於宋朝的武备及军人素质，可以参看以下一段话∶「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
中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兼世界第一部热兵器制作工艺书——《武经总要》，出现於宋代。
中国第一间真正意义上的军校——武学，也出现於宋代。
由於朝廷之重视武备，投献新式武器者先后多人，其中较重要的一次∶「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毬、火蒺藜」。
真实的宋人，也远远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文弱。
「在宋代军事性结社的风气极盛。……乡社武装遍布全国，农村普遍如此，城市也不例外。至南宋，民间更出现了大量的抗金军事之社。……弓箭社的训练与组织相当严格，规定其成员『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平日里器甲鞍马都是装备妥当，随时准备迎击北寇的侵袭，……民间斗力习武之俗的存在，当然是为了强身健体，但同时又是民间尚武精神的真实反映。……，社团出现会社的名称，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当始於宋。在宋以前，历代民间虽有习武之俗，但尚未形成有名有实的军事性会社。入宋后，如弓箭社、马社、万马社，均为众所周知的军事性社团。宋代，乡社武装遍处皆是，结社置办兵器，演习武艺，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这是唐代所未曾有过的。」(史江《宋代军事性会社及其形成背景、特点及社会功能初探》)
武术成为宋代城市常见的娱乐活动，项目包括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等等。以最受欢迎的角抵为例，仅临安城一地，就有著名角抵艺人五、六十个之多，连女子都参与这种活动，甚至敢於与男子同台较量，比赛的最高级别为全国性，冠军所获的奖品是很丰盛的。
别以为宋代文人总是手无缚鸡之力，像柳开、王曾、张咏、陈尧咨、陆游、陆九龄、辛弃疾等等文人，都武艺不凡，其中辛弃疾更试过带著五十人直闯五万人的敌营拿下叛将。
宋代正是中国武术大发展的时期，武术的套路(如「太祖长拳」)、冠以名称的枪法(如「杨家枪法」)、较为完备的拳棒擂台赛，还有武当派等大流派，以及「十八般武艺」的说法，都出现於此时。
就算跟北方民族比，又如何？
「至道初，李继迁遣其大校张浦入贡。上御便殿，召卫士数百辈，习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是，赐继迁一弓，皆一石六斗，继迁但以朝廷威示戎虏，识非人方所能挽，至是，卫士皆引满平射，有余力。上问浦：『戎人敢敌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固已逃遁，岂敢拒敌？』上悦，后以浦为郑州防御使，留京师。」(江少虞《事实类苑》)
「会契丹遣使修贡，赐宴便殿，因出剑士示之。数百人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做，曲尽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
「虏人(金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
正是平日锻炼充足，宋朝步兵才能穿起比欧洲骑士全身甲还要重的步人甲，宋朝弓弩手才能在挽弓能力上超过春秋时代的军人以及同时期的党项人甚至女真人。
宋朝如何「重文」，这裏暂且不论。不过综上所述，宋代文武之间并非总是贵贱分明，而到了需要取舍的时候，「武」也不一定会被牺牲。宋人投放在武事的资源、精力不可谓不多，对武事的兴趣也不可谓不大。一个军费开支罕有地庞大、军人待遇大幅度改善、军事技术精益求精的王朝，以及一个百姓习武成风、民间武装发达、武学成就突出的时代，就算用「重武」来形容，亦不为过。今人却习惯用「轻武」二字概括之，甚至对这二字的涵义作无限延伸，进而产生种种夸张的描述，几乎把宋人看成一群待宰的羔羊，这不得不说是冤枉了我们的祖先了。
既然这是承平时代的通病，那麼一味针对宋朝就有失公允。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俗谚出处不可考，倒是唐朝(高宗以后)反映类似现象的文字证据不少∶
「天下恶官职，不过是府兵」——王梵志《天下恶官职》
「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刘昫等《旧唐书?刘仁轨传》
「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兵志》
「劳苦与白丁无异，百姓不愿从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O一》
「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武则天时期，韦嗣立上疏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指出当时的情况是∶「逃避兵役成为人民逃亡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宋朝何曾有过同等规模的逃兵潮？
宋廷无法吸引精英阶层投笔从戎吗？
北宋有所谓的「豪士」集团，专指任侠豪气、热衷边功的文士群体。
「宋代文臣愿意转为武臣，……是太祖、太宗兄弟大力鼓励推动所致。……当北伐失利，边廷告急时，又将一批有武干而表示愿效命沙场的文臣，包括柳开等七人，改为武资，……陈尧咨字嘉谟，……他是咸平三年榜的状元，……他和王嗣宗一样，后来自愿转为武资，官至节度使。」(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p.296-297)
「北宋产生了像柳开(947-1000)，郑文宝(953-1053)，杨偕(11世纪上半叶)，张亢(994-1056)，景泰(？-1042后)，范祥(亦名范翔，11世纪中叶)、范育(？-1085)父子，王韶()、王厚(？-1115后)父子及钟传(？-1107)等出身文官而矢志边功的人才，……」(曾瑞龙《拓边西北》p.167)
当年元昊起兵，韩琦自荐前往陕西统兵，还顺带保举了好友范仲淹。
还有尹洙，主动请缨去当泾原路经略安抚使。
投笔从戎的例子真是很多。
宋廷靠甚麼吸引他们？除了赏赐和晋升，还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有边功士人免发解试等等。
好男不当兵，这句话不是专指宋朝。今天世界最强大的美军士兵，也不是所谓的好男。好男人当企业家，国会议员，律师，大商人，政府官员了。难道你指望当兵的全是社会的精英人物？有钱子弟？
在我们印象中，南宋王朝“苟安一隅”、“沉迷享乐”，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苟安一隅”只适用于高宗朝，后来的宋孝宗一即位就为岳飞平反，接着派李显忠、邵宏渊北伐金朝，史称“隆兴北伐”，宋孝宗并非受制于宋高宗，他即位后就把秦桧的党羽扫得一干二净；宋宁宗不满于金朝的欺侮，与韩侂胄举行了“开禧北伐”；宋理宗先是联合蒙古灭金朝，接着讨伐蒙古，企图收复中原，史称“端平入洛”，这也叫“苟安一隅”、“沉迷享乐”？
有些人扯什么北宋缺将，实际上，北宋的名将多的是，曹彬、曹翰、王全斌、潘美、曹玮、李继隆、尹继伦、狄青、种世衡、郭逵、王韶、种师道、范仲淹、韩琦，这叫缺将？自己好好看这些名将的事迹，不要扯什么北宋缺将。
宋军具体战绩也完全不输于汉唐。关于这个问题，《铁血强宋》中有详细论述。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宋朝”条目中，修正了以往强调宋朝对辽金等国处于劣势地位的说法，认为北宋与辽朝长期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南宋与金朝，除宋高宗统治的前15年外，在“绍兴和议”之后的长时期内，双方实力相当，谁也奈何不了谁。南宋后期，蒙古军南下攻宋，南宋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对蒙元这一劲敌虽处于劣势地位，但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蒙古的崛起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异数”，对当时所有的国家来说，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强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然而，蒙古军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南宋!
不信各位可以比较这样一组数据；
蒙古征服西辽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
蒙古征服罗斯联盟(今俄罗斯)用了5年；
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
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
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
而蒙古彻底打败人们印象中所谓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这也是蒙古军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举国之兵进攻一国，还要通过迂回包抄(灭亡大理后形成两面夹击)、多年苦战之后才艰难取得胜利，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更令蒙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钓鱼城下受伤殒命，南宋成为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积弱”之说，难以成立。
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等书籍统计，专家们诟病为“军事软弱”的宋朝，对外战争的胜率超过了70%；而被认为是军事最强盛的唐朝却在对外战争中胜少负多。宋朝重甲步兵强，又有少量精锐骑兵，别人打它时它胜率很高，但由于没有幽云十六州，缺乏优良的战马来源而骑兵数量少，打别人胜率不高，善守不善攻，加起来胜率高达七成。相对于西汉和盛唐的疆域面积，宋朝相差甚远。北宋未能如汉唐朝那样征服游牧国家（因而对比之下显得不够强势），一个关键原因是优良战马不足。北宋政府养马数量最多不过21万匹，而西汉汉武帝有40万匹，唐朝最多高达70.6万匹，创造世界历史记录。对有着广阔草原腹地的辽国，没有足够的骑兵，宋朝即使夺回了燕云十六州，恐怕也无力远征。以步兵为主力、骑兵为机动的弹性防御策略，才是宋朝的理性选择。宋朝骑兵虽然精锐，但是数量少，无法维持大规模的远征。
在两次北伐之间和前后，宋军在局部战场屡屡获胜，多位将领展现出过硬的战场指挥能力和谋略水平，宋军主力步兵多次以少胜多，被视为“积弱”象征的北宋骑兵、甚至厢军（厢军是北宋地方军，一般无训练和作战任务，中央精锐军队称为禁军）也有上乘发挥，正面击败过辽军骑兵最强悍的铁林军。
当然，我们要列一些关键的大仗，这样才有说服力。首先，北宋初年的统一战争就可以打那些人的脸，真的武力羸弱，怎么统一？
白马岭之战：宋辽战争中宋军第一次大规模取胜
979年北伐幽州之前，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采取明智的“围城打援”策略，即派宋军主力包围北汉都城太原，同时令郭进率军占领位于辽军救援北汉必经之路上的石岭关。6万辽军行至石岭关东侧白马岭附近的北木口河时，宋军已严阵以待。辽监军敌烈欲过河强攻宋军。骑兵之优势在于利用平坦地形，发挥速度优势，灵活迂回包抄，攻敌两翼和身后。正面攻击阵型严密和良好训练的步兵则犯了兵家大忌，更何况在过河的不利形势下。
宋军主将郭进遵照兵法“半渡而击之”，趁辽骑过河混乱之际以步兵猛烈冲击。是役，包括敌烈在内的五位辽朝高级将领被杀，士兵死伤无数。辽援军及时赶到，郭进兵力较少遂撤军而去。白马岭之战是宋辽开战以来宋军第一次战果较大的胜利。
这场战争无论从战略安排、战术运用以及战斗能力，宋军的表现都无可挑剔。宋太宗派郭进占据石岭关，控制辽军行军通道，交战前已赢得先手。郭进作为主将兵法娴熟，善于把握机会，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宋兵刚猛无畏的冲击搏杀令辽军惊慌失措又进退两难。这样有勇有谋的宋军怎能不胜，哪有半点“积弱”的迹象？
满城和雁门关之役：宋军连战连捷
第一次北伐失败、宋太宗返回开封后，并没有在镇州、定州、满城一带的前线明确指定一位战区指挥官，以统筹规划未来的军事行动。理论上，知定州崔翰、镇州都钤辖刘廷翰、镇州节度使李汉琼、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四将都可以按照圣旨“得以便宜从事”，这是宋太宗对武将指挥权的分权与制衡。太宗甚至给前方将领留下了具体作战的阵法图——“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
所谓八阵图，即将宋军分为八阵，阵与阵之间相距百步，这样做分散兵力，增加了战场组织协调难度，令敌方有机可乘，是完全不顾具体形势的纸上谈兵。
979年底，辽军10万人大举南侵至满城一带。崔翰等人欲按照宋太宗的旨意以八阵应敌，两位将军赵延进和李继隆强烈反对，尤其后者指出“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宋军大幸。宋军排出了实用灵活的前后两阵，并用诈降计**辽军。辽军一击即溃，逃亡过程中，又遭宋军崔彦进部队伏击。满城会战，宋军斩首万级、俘虏三万人，是宋辽开战以来宋军战果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前反对八阵图的两位将领赵延进和李继隆都是外戚，同时也是监军，他们的职责本是监督主将运用八阵图。幸而，他们做出了理性明智的判断，宋军胜利才有了可靠保障。满城战役虽有太宗“将从中御”干预前线指挥权，宋军却能大胜，关键在于北宋武将临敌决策和谋略运用的高水准发挥。
980年，辽国为报满城之仇，以10万大军杀奔雁门关。据学者实地考证，雁门关广武沟一带地形险狭，不利于大部队行军。辽军不熟地形却轻敌冒进，正好经过广武沟。宋军主将潘美以主力严守雁门关，北宋著名将领杨业率数千轻骑兵，迂回至辽军身后，发动奇袭，潘美则从正面出击，辽军10万之众大乱，在狭窄崎岖空间内“狼奔豕突、自相践踏，伤亡惨重”。宋军骑兵在战役中多起辅助作用，但此战充分发挥机动优势，立下头功，为“积弱”的北宋骑兵首次正名。
北宋著名武将杨业（？—986年）
唐河之战：宋骑正面击败辽骑
雍熙北伐失败后的第二年（988年）9月，辽圣宗率8万大军亲征，宋军屡战屡败，丢城失地。11月辽军骑兵在定州附近的唐河与宋军遭遇。宋骑摧锋破阵，击溃辽军。唐河之战是宋骑正面击败辽骑为数不多的战例之一。
雍熙北伐的岐沟关、陈家谷战役以及其后的君子馆战役三场惨败之后，唐河之战是宋军急需的一场报仇雪耻和鼓励士气的胜利，因此被宋朝大书特书、夸大战绩——大破辽军八万，斩首一万五千级，获马万匹。
按照学者何冠环的考证，当时辽军主力并不在定州附近，宋军击败的仅是百余队骑兵。辽军果真遭到如此重创，不大可能一直在北宋境内顺利转战，并且在第二年轻松攻取易州等地。实际上对于988年辽军南侵致使边境上极为重要的涿、易二州易手，北宋主要史书均语焉不详。
纵使如此，此战冲锋在前的静塞骑兵骁勇无敌，竟然战胜了辽国极优秀的将领耶律休哥率领的骑兵部队。静塞骑兵原属河北厢军，雍熙北伐宋军损失惨重，厢军这样的二线部队被迫充当主力。静塞军唐河一战成名，后来也升格为禁军。“积弱”的厢军尚有如此惊人的战斗力，何况北宋禁军的精锐骑兵？
说到澶渊之役，许多人都认为它反映宋朝武力羸弱，因为辽军打到了黄河岸边，那你要注意，河北的许多城镇（包括边境的许多重镇，如辽军都没有攻破，辽军是打不过就绕开，绕来绕去的，连座像样的军事重镇都没攻下，所以它根本就不能反映宋朝武力羸弱。看看当时情形：三月，威虏军守将破契丹于长城口，追北过阳山，斩获甚众。柳谷川蕃部入寇、麟，府击败之，擒千余人。
镇戎军言败戎人于石门川。
八月，泾原部署言击万子军主族帐，斩首二百余级。
北平砦、威虏军合兵大破契丹。
契丹统军挞览率众攻威虏、顺安军，三路都部署击败之，斩偏将，获其辎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复为州、砦兵所败。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并众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击其游骑。契丹驻阳城淀，因王继忠致书于莫州石普以讲和。丙子，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洺路都部署。己卯，高继勋率兵击败契丹数万骑于岢岚军。
癸未，麟府路率部兵入朔州，破大狼水砦。
保、莫州、威虏、岢岚军及北平砦皆击败契丹。既而王继忠上言契丹请和，命阁门祗候曹利用往答之。
辽军在北平砦、威虏军、顺安军、保州、唐河、岢岚军、莫州都吃了败仗，没有攻下就绕开攻打澶渊，也就是说黄河以北的土地根本就没沦陷多少，辽军连路过的城池都没拿下，连座像样的军事重镇都没攻下，这还能叫武力羸弱？
宋太宗在位最后几年，宋辽基本维持和平状态。宋真宗上位后，宋辽战争再次进入高潮，双方历经数次大型会战，都意识到无法彻底击败对方，遂签下澶渊之盟（1005年）。北宋多次战果辉煌的战役发生在真宗朝（997-1022年）：1001年的威虏军会战，宋军4万骑兵大战包括铁林军在内的6万辽国骑兵，结果辽军被斩首两万；1004年的瀛洲保卫战，杀死杀伤辽军6万人；1016年三都谷之战，6千宋军大胜3万吐蕃军，杀死吐蕃军近万。
从宋太宗到真宗，北宋对辽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从多次战役结果来看，双方是互有胜负，打成平手。宋军多位前线将领表现出了较好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宋军主力步兵、数量较少的骑兵以及二线部队都表现出色，甚至超水平发挥。与西夏近百年的战争，宋军则最终获胜，因此所谓的军事积弱在北宋大部分时期是不成立的。
宋朝抵御游牧骑兵的措施
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
为遏制游牧骑兵，北宋、南宋都竭力研制和推广强弩等远射武器。各种单兵弩和重型机械弩广泛装备于军中，北宋床子弩的最大射程1500米，这是冷兵器时代最远的射程记录。宋军强弩在多次战役（澶渊之战，1081年的伐夏，1131年的和尚原战役等）中发挥关键作用。君子馆之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天气过于寒冷，宋军无法使用强弩。
说到《澶渊之盟》，大家感觉就跟提《南京条约》差不多。
《澶渊之盟》的内容大体上有这么两条：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以后，谁家的皇帝年纪大，谁家皇帝就是哥哥。
二、宋每年向辽交割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
第一条，今天看，这不但不是不平等，甚至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的。
第二条，今天大家骂条约不平等，主要原因应该是这第二条，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想：十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大宋的岁入，是一亿两，打宋辽战争，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有人会说：“这和称臣纳贡有什么区别？”那么宗主国给朝贡者的赏赐也是称臣纳贡了，汉唐还和亲呢，我还可以说“汉唐称臣纳女”，当然，有人会说：“和亲是加强民族关系”，少数情况是这样，大多数是防止游牧民族侵略，也很屈辱，要不然人们怎么会说明朝“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
关键在于第二条的第二款，两国开始自由贸易。
这“岁币+自由贸易”可太厉害了。
辽国除了卖羊卖马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产品可以输出给宋，而宋的每一种商品都是辽需要的。开始辽还卖一些马，后来发现大宋的骑兵越来越多，就不敢再卖马了，萧太后下令谁出口马，杀谁全家，结果，边境贸易从一开始就变成一边倒的对宋贸易巨额逆差。大辽收的岁币，到年底全被大宋赚的干干净净，每年还倒赔。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岁币更像今天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财政补贴。
大辽不懂经济，后来就干脆不发行货币了，反正发行出来，也没老百姓认，即使大辽皇帝本人也觉得只有大宋的钱才是真正的钱。
要了大辽老命的货币战争，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开始了。（个人认为，这招才是最狠毒的。）
结果是，一百年双方无战事，大辽的财富通过货币战争，源源不断输入大宋。大宋的先进文化传播渗透进了大辽的每一个毛孔。
虽然南宋和金的和议屈辱，但是岁币依然发挥了货币战争的作用，金国也放弃了货币发行权，全国继续使用大宋的货币，结果一百年后，大金也虚得不行了。
今天的古代钱币收藏界，很难找到辽和金的铜钱，反倒是宋的铜钱既质量好，又款式多，数量多的比清代的还便宜，就是这场旷日持久三百年的货币战争的遗迹。
看看宋朝的繁荣和它的文明相比前朝唐朝的进步：
唐朝人口最盛时有四千多万人口（唐朝100年后才接近隋朝极盛时五千多万的水平），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也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7与52的差距。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唐朝的城市在夜里宁静漆黑，宋朝的城市在黑夜喧闹灿烂。宋朝已出现了最早的夜市。宋城在黑夜里是的光明之城。宋朝的城市是昼夜不息的商业涌动的城市。始终坚持着“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所以宋朝的商业洪流、经济的繁荣进步增长即使在黑夜也不曾停息中断。
唐朝从贞观到天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宋朝从开宝到天禧用了40多年使垦田面积的增加了二百多万顷。从农业耕地面积发展效率上说宋朝是唐朝的2. 5倍。
唐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620万顷，宋朝耕地面积最高约为524万顷。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换算成今亩算唐朝耕地面积为485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511万多顷。唐朝、宋朝都有隐田现象，而宋朝更严重。唐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6亿亩，宋朝耕地面积最高估算折合市亩为8亿亩。
唐朝平均每亩约1.5石，宋朝平均每亩约为2石。宋朝平均每亩比唐朝提高30％。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1.5与2的差距。唐朝耕地一年一种，最高亩产2石。宋朝耕地一年两种，有的地方甚至是三种、四种。最高亩产达6至7石。唐朝因耗粮之故而屡有禁酿之法，而宋朝正相反，宋政府鼓励酿酒。这正说明宋朝农业的强盛与发达。
唐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有九十一项，宋朝重要水利工程收到显著效果的至少有四百九十六项。宋朝对领土的开发利用程度远大于唐朝。用宋人的话说：“昔人足迹所未尝者，今皆为膏腴之壤。”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91与496的差距。
唐朝是小农经济社会，宋朝是商品经济社会。唐朝以“农业立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农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宋朝以“工商惠国”，是以商业为主的商业经济，商税是国家税收的根本。所以宋人说：“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小农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差距。唐政府绢帛收入最高额为740万匹，宋政府细绢收入则高达2445万匹。这只是税收，如果按产量算差距更大，而且唐朝的绢帛在质量也和宋朝相距甚远。“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
宋朝的农业高度发达，不仅平原大都被开发成农田，山地也大规模开发成梯田，“梯田”这个词就来源于宋代。宋代还大范围兴修水利，使得大量农田变为有良好灌溉条件的圩田，圩田能防旱抗涝，使收获可得到较多保证，成为当时的稳产高产田。宋中期，仅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不少圩田达数百顷、上千顷。例如永丰圩、万春圩、陶新圩等，就是这类著名的圩田。
宋代的农具制作不但数量大、质量好，而且品种多。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车脚上的铁铧，除草用的弯锄，在北宋中原和华北地区已普遍使用，说明耕作程序增多，农民对精耕细作更加注意。铁耙、铡刀、镰刀等形制也有改进，轻巧耐用。宋代还发明了更为复杂的农具，例如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高转筒车，插秧用的秧马、中耕用的云荡等等，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在育种、育秧，灌溉、粪肥、中耕管理、换茬等方面，宋代相对于唐朝都有了大幅改进，因此亩产大幅提高，两浙路产量最高，苏州一般年成每亩产米二至三石。南宋自四川至长江下游，一般都可产米两至三石，还出现了亩产稻谷六七石（宋代一石约为97千克）的高产记录。
除了粮食作物之外，宋代出现了专业的经济作物种植园，蔬菜、生漆、中药、花卉、水果、甘蔗等等，说明宋代农业生产已经开始面向市场经济组织生产，脱离小农经济的束缚。规模最为庞大的是面向茶叶生产的茶园和面向丝绸生产的桑园，此外还有大量的棉花栽培区。
宋代的手工业也是空前繁荣，中国古代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宋代逐渐应用于实际，各种发明创造繁多，其密度基本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前期（蒸汽机之前），经济获得迅速发展。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
宋代开始大规模开采使用煤炭（史书中称为“石炭”），河东境内居民、东京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都用煤炭作燃料，官府在许多地方的市场都征收石炭税，或由官府买卖煤炭。由于煤炭的使用，金属冶炼达到全新高度，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哈特韦尔指出，宋代的铁和煤的产量几乎与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铁和煤的产量相当。
宋朝政府非常重视钢铁业的管理。如著名宋代大V苏轼担任徐州知府期间，于1078年曾献表详细说明，辖区内36座炼铁炉的生产情况，每个炼铁炉都有几百名工人。民国所谓“黄金十年”的钢铁产量，甚至还不如北宋时的水平。在宋朝中国人已懂得用烧煤炼钢，大文豪苏东坡在《石炭》一诗中有着详细的描写。大型企业雇佣数百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甚至有人感叹道，宋朝距离工业革命，就差一个蒸汽机了。
北宋已经实现了相当规模的城市化。在十六世纪末期的英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人口聚集到首都伦敦，使得伦敦人口超过五十万，这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伦敦规模虽大，但到处都是贫民窟，看起来就像今天的里约热内卢，城市面貌是相当脏乱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便和煤烟混合的酸爽味道。除去伦敦之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就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威尼斯，达到十万人。而在宋朝，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南京、成都、泉州、广州人口都突破了五十万，破十万的就更多了。在大城市发展的同时，成千上万个镇市也因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大城市都有兴旺发达的商业区，市民拥有丰富多彩的文与休闲以及夜生活，治安也相当良好。
宋朝也是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城市化率最高的一个时代。“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学者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22.4%。而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分析，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左右，而清代中叶的城市化率才7%，还不如春秋战国的水平。（元朝和清朝两个蛮族王朝城市化水平分别相比宋朝和明朝都下降了）
反映北宋都市面貌的“清明上河图”
宋代内河与外海水运发达，使得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成为可能。宋代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导致纸币出现。除了内需旺盛之外，外贸也极为发达，宋朝与西夏、辽、金都有大宗交易，并且是世界头号海洋贸易大国。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为保持市舶收入的稳定增长，宋朝有时还派遣使臣出海，招商引资。广州和泉州都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宋朝出产的商品远销日韩、东南亚，并通过一带一路中的海上贸易带远销到中东以及欧洲。
唐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唐玄宗时的32万7千贯。宋朝最高年铸币量为宋神宗时铜币506万贯，铁币为
88万贯。两者相差的近20倍。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30与500的差距。这还不包括宋朝政府发行流通的纸币。而且宋朝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量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与实力。铜钱是足值货币，它本身的价值就超过它的面值。如果一年相差10多倍，十年、百年相差多少倍？
宋朝时期除了中国以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贫穷落后的野蛮与黑暗中摸索——欧洲也不例外。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城里一个看城门的士兵。近年来更有人通过黄金价格折算，计算出北宋的人均GDP达2280美元!这一数据即便是放在今天来衡量也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这样的计算并不科学，但是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2013年我国的GDP才占世界GDP总量的8%）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其他地方最好水平至少富裕一倍!宋朝的富裕首先表现在朝廷的岁入(年财政收入)上。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宋朝经过100年的发展，岁入为1．1613亿贯，神宗变法后最高达1．6亿贯，大约为盛唐的7倍，按照银钱的一般兑换率1贯折合一两白银计算，约合白银1．6亿两(考虑到有宋代铜钱一直紧俏短缺的因素，这一数值可能被大大低估)!即便是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亿贯。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明隆庆5年(1571)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明末天下大乱，明政府为抵御后金和剿灭农民起义军，先后加派辽、练、剿“三饷”，横征暴敛，每年也仅得1000万两左右。这时距南宋灭亡已300多年，明朝在国土面积远大于宋朝的情况下，年财政收入连北宋的1／10都不到!清朝顺治7年(1650年)岁入1485万两，200年后的咸丰年间，约为3000万-4000万两。而此时中国人口已近4亿，超过北宋2—3倍。直到清朝灭亡前那有限的几年里，在改变征收体制、计算方法和一系列外因的作用下，国家岁入才达到宋朝的水平。
支持宋朝庞大财政收入的不是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相反，宋人的生活水平相当高。即便在被宋徽宗胡天胡地折腾了20多年后的北宋末期，真正因为生活不下去而造反的人也很少。（试看《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有几个是因为饥寒交迫才落草的?
）宋朝的财政收入高，是基于宋朝发达的经济，特别是繁荣的商业。以熙宁10年(1077)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7070万贯(不含左藏库、封桩库)，其中农业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宋朝堪称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之下，唐朝最鼎盛的时期财政收入不过3500万两。
宋朝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高峰，虽然国土面积小于汉唐，但是人口数远高于汉唐，在宋徽宗年间，宋朝人口达到一亿人，唐朝巅峰期大概五千万人口，只有宋朝一半。宋朝富裕到什么程度呢？宋朝的GDP至少占全世界的60%以上，甚至有人推测占80%以上。除了宋朝之外的世界头号强国，包括美国以及汉唐时的中国，都没有在经济上达到如此成就。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的峰值是1960年的40%，如今则是24%。
有人说，清朝GDP也高，那有什么卵用啊？话可不能这么说，首先，清朝时，欧洲已经开启了工业化之路，中国还是农业国，农业国的GDP就是靠人口数撑上去的，与工业国之间存在质的差距。其次，宋朝除了人口数之外，经济发达程度远超同时代其他国家，甚至比欧洲提前至少四百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初步的工业化。宋朝的经济相对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地方的差别，简直差不多就是美国与索马里的差别。
当然，宋朝财政并不是一开始就匮乏，只是后来冗官冗兵变多后开始财用不足，“初，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但财用不足并不能说明财政收入少，因为一个社会收入与消费是同级别的，财政是否充裕取决于用度的分配方式，财政匮乏并不说明宋朝“积贫”。我们这样说，你能根据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断定它比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落后吗？
有人会说，宋朝靠的是盐税、茶税等禁榷政府专卖来横征暴敛获取高额工商业岁入的，禁榷的范围一般包括盐、酒、茶等，关于这三者的律法也最为重要和完备。宋代还把矾、铁、煤等列入禁榷物品，实际上，宋朝禁榷政府专卖名目多是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的市场商品的丰富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增多丰富（比如北宋时饮茶之风盛行，人民对茶叶的需求增多），市场商品的丰富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增多丰富自然会导致政府从中插手，于是禁榷政府专卖名目多，并非所谓“横征暴敛”。就算政府不实行专卖而是任凭百姓自由贸易，宋朝的工商税也降不了多少，后来的明朝专卖制度和宋朝差不多，专卖获利却远不如宋朝。
春秋战国时，农民剩下的产品并不多，而唐宋时农民剩余产品丰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政府感到有利可图，于是采取了政府专卖从商业中获取利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民争利、与商人争利，当然经过元朝和清朝的文明倒退，社会生产力下降，农民剩余产品减少。唐宋时开始是直接专卖，政府完全垄断这些商品的贸易，但后来认识到应该与商人共利，正如欧阳修所说；“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于是采取间接专卖的官商共利模式，比如折中法、入中法。所以，宋朝禁榷收入比其他朝代高很正常，因为宋朝商品经济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都繁荣，这不是什么“横征暴敛”。
唐朝首都有140多个行业，宋朝首都有440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开封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南宋时杭州城外都是“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宋朝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精细化与系统化远远超过唐朝城市。宋朝比唐朝多的每一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计的。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出现，都说明宋朝的蓬勃发展。每一个新兴行业创造的价值也是难以估计的强大。如宋朝新兴产业私人印刷业，把书籍大量翻印买到辽国、高丽、日本等国。宋商人用知识科技给宋朝换来大批利润。唐朝没有私人印刷业，更谈不到出口创汇了。唐宋差距有多大？是140与440的差距。是0与300的差距。
唐朝的南方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是落后的蛮夷之地，所以在唐代文人笔下的南方竟是环境恶劣的“烟瘴之地”，乃“蛮夷之乡”、“化外之国”。唐朝从始至终在南方长江流域没有一座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而宋朝的南方长江流域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唐宋差距有多大？是“南方地恶”、“江南瘴疠地”与“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差距。是落后、贫穷与繁荣、富强的差距。
唐朝的奴婢“律比畜产”，宋朝的奴婢是“雇佣良民”。唐朝的佃农、奴婢是奴，宋朝的佃农、奴婢是人。唐朝的农奴像狗一样在市场和驴一起被买卖。“奴婢**，类同畜产”“买奴婢、马牛驰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他们没有人的自由只是主子的私有财产。
“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他们没有翻身的一天，永远是奴。而宋朝的佃农有人身的自由，“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佃。”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地主、商人、将军、官员。从这点可以看出，宋朝在文明程度上相比唐朝有了进步。
奴婢贱口交易在宋代已不合法。贩卖儿童妇女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营生了。按《周礼》，先秦时已有合法的奴婢交易市场，政府设了“质人”一职，“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车辇、珍异”，这里的“人民”，便指奴婢，跟“牛马、兵器、车辇、珍异”一样都是供交易的货物。
东晋时，政府还从奴婢交易中征税。《隋书·食货志》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税率为4%，其中3%由卖家承担，1%由买家承担。
其实在宋代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奴婢贱口”制度，奴婢在法律上被划入贱民，不具备“国民”身份，而是视同主家的私有财产，可以牵到市场上买卖，如《唐律》便明文规定：“奴婢**，律比畜产”；“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贩卖奴婢是合法的，跟你牵头牛到市场上贩卖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历代都有不合法的人口交易，叫做“略卖人口”，包括略卖良民、将别人家的奴婢拐了贩卖（相当于侵犯别人的财产权）。这种人口买卖是法律不允许的。
入宋之后，奴婢贱口制度开始瓦解，宋代“奴婢”的涵义已不同于之前的“奴婢贱口”，不再是主家的私产，而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自由民。奴婢与主家的关系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法律将这些奴婢称为“女使”、“人力”。雇佣奴婢必须订立契约，写明雇佣的期限、工钱，到期之后，主仆关系即解除。为了防止出现终身为奴的情况，宋朝法律还规定了雇佣奴婢的最长年限：“在法，雇人为婢，限止十年。”也就是说，从前那种合法的奴婢贱口买卖，在宋代已经不合法了。
当然，奴婢贱口制度在宋朝的瓦解有一个过程，大致而言，北宋时尚有良贱制度的残余，所以还有零零星星的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到了南宋时期，良贱制度就基本上消亡了，不再有合法的奴婢贱口交易了。我们说，美国用一场南北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度，宋朝则靠文明的自发演进逐渐告别了奴婢贱口制。可惜这个“去奴婢化”的进程在宋亡之后又中断了，元明清时期均出现了奴婢贱口制的回流。
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在语言习惯上还保留着“奴婢”的说法，也经常将“雇佣”与“买卖”混用。《宋刑统》由于照抄唐律的原故，也存留大量的“奴婢”字眼，容易让不明就里的读者误以为宋代还有奴婢贱口制度。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不可不察。其实，南宋人已经说明白了：“《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指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类同畜产’之语，……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唐与宋更大的差距是人与人的差距，唐朝的印刷术只用于印制佛经而未用于印刷书籍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唐朝文盲多，没有多少读书人。宋朝的印刷术广泛用于传播知识，推广文化。所以宋时的中国人读书更容易。所以文盲相对少。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唐朝是非学习型社会，宋朝是学习型社会。
“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宋时的中国人比唐时的中国人更有文化、更有教养、更有内涵、更有情趣。更幽雅、更浪漫、更幽默、更爱国。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话说：“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13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视野，这又是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的生活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的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
唐与宋最大的差距是文明的差距、文明力量的差距。盛唐虽大，却保持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南宋虽小，却奠定了“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唐把中国逐渐的变成蛮夷，宋把蛮夷逐渐的变成中国。唐朝还没到一半就已经让西域、河北、陇右、山东等等这些本是中国传统文明固有的领土统统的蛮夷化。宋朝始终以强大的文明力量君临天下，以经济、文化、政治、科技、艺术、工艺等综合国力，侵略着周遍蛮夷。辽国、女真、西夏、吐蕃、回鹘、大理、高丽、日本等等无不被宋朝文明所征服。蒙古人留给中国的广大疆域就是被宋朝文明所征服的代价。
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唐朝很多地方和宋朝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止是相差一倍、几倍，而是十几倍，甚至是百倍、千倍。宋朝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一个大爆炸的时代。“钢铁革命”、“燃料革命”、“印刷革命”、“城市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金融革命”、“瓷器革命”等等，何为革命？革命是创新，革命是巨变，革命是质变。唐朝与宋朝的差距不只是量的差距而是质的差距。日本文史家内藤湖南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唐朝与宋朝的差距有多大？是古代与近代的差距。
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宋朝的皇权非常有限，甚至已经很接近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比如人说宋仁宗“诸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就是说他从来不拿主意，凡是都是内阁官员商议，他们拿出决定之外皇帝再附议就完事了。宋代的诏书尽管都以君主的名义发出，但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太祖皇帝曾因为找不到宰相副署，差点连个任命状都签发不了。
一、背景：激进思潮的隐现
唐末五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军阀混战，纲常败坏，饱受苦难的广大人民对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已司空见惯。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君主并不那么神圣，并不是社会和历史的惟一。正如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入宋以来，虽政权稳定，但封建剥削压迫并没有减轻，尤其是均田制破坏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加以士族门阀制度荡然无存，人们的社会角色不再固定，黎民百姓强化了自我、自立意识。
宋仁宗时的一个初冬，开封一带喜获丰收，到处是安乐景象。宋祁来到野外观赏，见到一位老农便上前作揖并问道：“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虽然，有秋之时，少则百囷，大则万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老农大笑之后，说了一段令人惊骇的话：
何言之鄙也！子未知农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阳之暴，我且踦跂竭作，杨芟捽中，以趋天泽；秋气含收，冬物盖藏，我又州处不迁，丞屋除田，以复地力。今日之获，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锄以时，衰征以期，阜乎财求，明乎实利，吏不能夺吾时，官不能暴吾余，今日乐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阅天下事多矣，未始见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勉强以希帝力也！
在中国古代史中，像这样珍贵的史料是罕见的。一个天子脚下的普通农民，在正常环境中，面对朝廷高官，随口道出如此有条理、无所顾忌而深刻的言论，简直可以视为宋代农民的宣言。其意义有以下几点：(1)老农先是嘲笑，劈头一句即斥责宋祁提问的观念太鄙陋；接着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不懂农事；义正辞严地批驳之后转身而去，显出不屑与之深谈的神气。哪里是农民应答官员，简直是老人教训后生！(2)老农认为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根本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与皇帝无关；(3)由此看出农民不畏权贵，不迷信上天，不崇敬皇帝，也就是说，所谓至高无上的天和皇帝与他们的幸福并无关系，一切靠自己争取；(4)反映了农民大无畏的精神及充满自信、自强、自尊。这位社会底层农民思想的言论，代表了宋代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的新观念，无疑是反正统、反封建的，可以说是一丝激进思潮的曙光。
更有甚者，在南宋初年的江西赣州，我们还发现平民百姓公开谴责皇帝的言行。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但当地人说他们所带的钱为宋徽宗时铸造，“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注：《鸡肋编》卷下。）将宋徽宗视为无道之君，拒不使用带其年号的货币，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昏君的不满和蔑视。
在思想界也涌动着一股激进思潮。佛教尤其是禅宗，盛行呵祖骂佛，不守戒律，叛离教义，放纵自身，不肯出世而积极入世，可视为冲破宗教思想的篱笆而求解放或另谋生路。在儒学领域内，则流行着疑经变古之风。激进者如刘敞，对经书几乎发起了全面的进攻，皆断以自己的新见解； 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与演变》中说:“疑经是宋学的一个 重要的特点。继唐人之后，宋儒对儒经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认
为有的经典并非出自孔子之手。欧阳修最先著鞭。”漆侠先生进 一步指出欧阳修对儒经的注疏提出诸多批评，改变了自唐以来， 说《诗》者莫敢议毛苌、郑玄的局面。宋代学者进一步“摆脱了汉 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从自己对儒经理解的实际出发，创造了 义理之学，从而成为探索儒经的新途径。”刘敞比欧阳修小十 二岁，庆历六年中举之时，欧阳修已经成为文坛盟主，两人后来
交情深厚，刘敞为学诸多方面受到欧阳修的启发，在疑经方面则 成为后起之秀。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阐述了宋学形成阶段 的疑经之风“孙复年代最早，主要活动于天圣、明道、景{;占、庆历 年问，是宋学疑传阶段或者说宋学疑传派的代表人物。欧阳修 稍晚，主要活动期在庆历、嘉裙年问，是宋学疑经阶段或者说是 宋学疑经派的代表。刘敞的年辈最晚，属于疑经派的后起之秀，
宋学之疑经思潮到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刘敞的疑经精神充分体现在他的论说文中，他不仅置疑儒 家经典，对其错误加以批评，而且对于经典矛盾之处力求合理解 释，疑经、解经充分体现了他敢于破除成见，积极创新、成一家之 言的精神。 《礼》为儒家六经之一，历来成为模本，不容置疑。刘敞作 《疑礼》一文加以置疑。开篇就说“今之《礼》非醇经也。周道
衰，孔子没，圣人之徒合众说而杂编之，至汉而始备。”观点鲜明， 铿锵有力。先从整体上批驳“其间多六国秦汉之制，离文断句， 统一不明。”再举例子论证:惟《曾子问》一篇最详，而又不信。其 问日:“君葬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对日:“三月而告于祢。”吾疑 非仲尼之言也。古者诸侯将薨，无世子，则命贵公子先为之定 也。命之定，则后无篡夺之忧，虽愚人亦知其必然，又恶有既殡
国君已葬，国人却等待生世子来继承王位，这不符合逻辑且不符合历来政治的实情，刘敞抓住了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以这样 万方数据 宋型文化视野中的刘敞文章解读205 的例子举一反三而证明了《礼》不是醇经。 《天子五门议》也是针贬《礼》的错误。“礼说天子五门，日 无应门;有路门，无毕门。”文章以以《诗》、《书》、《礼》、《春秋》的记载来论证其错误，旁征博引，以经典印证经典，突出《礼》记载
的错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刘敞不仅置疑《礼》，对于《孟子》的一些论断也加以批评， 如《明舜》中批评“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意。” 虽然刘敞是比较正统的儒家学者，对于孔、孟却不盲从。宋学的 疑经风气，始于庆历年间。王应麟《困学纪闻 经说》转引陆游 言论:“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 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
《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 况传注乎!”这种时代风气充分显现在刘敞的文章中。 刘敞研究《春秋》“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他的《春秋》学 远胜前期疑古派孙复，陈植锷言“标志着宋学疑古的视点由传转 入经之后，已从疑传派凡传皆谬，唯经是从的绝对化立场转为唯
就，不仅体现在疑经上，更体现在解经上。《春秋》微言大义，过于简略，为之笺注者颇多。刘敞破前期成说，力探圣人之原意， 让后人更好理解。《治戎论》三篇则是解释《春秋》关于处理外 民族关系的言论。上篇开门见山地亮出论点“请问治戎奈何? 日:王者之于天下，言败不言敌;夷狄之于中国，言入不言胜;中 国之于夷狄，言胜而不言战。”上中下三篇分别解释这三个论点。
经过刘敞深入浅出的论说，《春秋》的主旨变得非常明了。 对于经典中一些费解的言行，刘敞立新说，使其变得合理而 明白。如《师三年解》对于《周易》中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周公征东山，三年而归。”打仗三年本是劳民伤财之事，《周易》却 高度评价周公之征，对于这种矛盾，刘敞认为三年不是打仗的时 间，“吾以是观之，则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
之之谓也。”也就是包括战后重建的时间，这为周公这位圣贤的 行为求得了圆满的解释。《舜死》为舜远死苍梧而解释，《启疑》 中孔子救鲁而使齐、晋、吴、越国四国交战，救一国而乱四国，有 悖圣人德行，故为此解释，这些都属于让圣人言行神圣化的文 对于不合理的传，刘敞亦如欧阳修对此进行批驳，如《妾为君之长子三年议》中批驳郑玄的传注。“小君为长子三年，妾又
为之三年，则安在其能别嫌明统?且不得体君也，难以言礼”，这 是针对郑玄《传》中“妾为君之党，服得与女君同”的不合理言论 而展开批驳的。刘敞疑经、解经目的是为了创新，他常在文中自 称“刘子”，大概也有向慕诸予的意思，想自成一家。《商周二贤 赞》、《周二贤赞》等文章反弹琵琶，力创新说，正是他这种白成一 家说的体现。如《周二贤赞》对于伯夷、叔齐采薇而饿死于首阳
山之定论加以否定，认为没有采薇这么一回事。 陈植锷总结刘敞对于宋学的贡献为三方面:自出新意，增字 为释，改经就意。并举其《七经小传》对于《论语》一些例子加以 了论证，点出刘敞开启了宋代改经的风气。指出“刘敞的《七经 小传》，特别是关于《春秋》的五种四十卷著述，无论从质量还是 从数量上讲，均超过了孙复的同类著作《春秋尊王发微》以及欧
阳修的《诗本义》等经学专著”。又如陆九渊，竟宣扬“六经是我注脚”，将个人的观点凌驾在经典之上，而且“好为呵佛骂祖（即指责孔孟）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究夫子”，实属离经叛道。民间异端思想家龙昌期又是一个典型。他以“议论怪僻”而著名，至“以周公为周之贼”。但在家乡四川很有影响，许多知名之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大臣文彦博对他也颇赏识，推荐其做官。宋仁宗让他进上所撰经义后，非但不责怪，反赐五品服及金帛。可见皇帝和部分大臣并不以为非。北宋末年晁说之言：“呜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谓极矣。乃独于六经之义，鄙弃先儒而日逞，后生锐气，角为新说，不知其何以邪！”由此可知，宋代思想界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不可侵犯。推而广之，在政治上也没有哪个人是绝对的权威：“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是以私于其亲与故者”。所指正是皇帝本人。至南宋末年，更激进的民间思想家邓牧反对所有的专制君主，指出：“天生民而主之君，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毫不客气地撕下了君主神圣的面具。在人格等方面，他们认为与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平等的。建炎南渡时，朝廷曾有令“禁止士大夫搬家”，引起士大夫的强烈不满：“议者咸云：‘天子六宫过江静处，我辈岂不是人！’”臣都是人，都有保护家人的责任和与家人团聚的权利，皇帝不应独享此特权。
广大在野的知识分子不甘寂寞，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高涨。参政表现在科举制的完善与开放后，取士不问乡贯门第，贫寒之士通过努力便可入仕实现抱负。议政表现在草泽上书、直言极谏朝政得失乃至皇帝本人，或者是著书立说流传于世，或者是集体清谈咳唾风云。京东郓州士子，即以谤议官政而闻名全国：“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更有狂狷之士，敢于冒犯宰相。宋真宗时曾逢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上，指着他大叫：“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王旦则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以上事实，尽管有的属个案，但仍能使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历史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政治环境，从而使人们敢于放言，趋向激进。对宋代皇权的最重要约束，首先来自宋儒的“共天下”政治理念。请听听一位叫做刘黻的南宋御史怎么说：“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在家天下时代，这话似乎很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天下为公”、“共治天下”乃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连皇帝也不敢公然否认。南宋初，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也告诉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南宋宰相杜范也说：“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皇帝独揽权纲的情况，在宋儒看来，是不正常的，宋孝宗朝因为“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理学家徐谊上书面谏：“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孝宗皇帝也不能反驳他。
如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33]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34]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35]对于这类言论，皇帝在原则上一般表示赞同。如宋高宗向大臣表白：“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己，朕亦安得而私！”[36]据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记载，宋孝宗之所以“圣德日新”，是由于他懂得：“天下是天下之天下。”
如曾肇说：“帝王号令，务要简大。若夫立法轻重，委曲关防，皆有司之职，非帝王之务。”[41]皇帝对于这类言论，通常并无异议。如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42]宋真宗自称：“朕未尝专断。”他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43]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议”。[44]于是，在君主专制前提下，形成了分权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45]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帝德》）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参加殿试时的一篇长篇对策（全文超过一万字），其中一段话：
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蹿级、阁职超迁，亦以寅缘而行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间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宸断’为说。呜呼！此亦韩绛告仁祖之辞也。朕固不惮自有处分，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谕绛者何说也！奈何复以绛之说，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是何哉？宣和间创御笔之令，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其后童贯、梁师成用事，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世，是可鉴矣。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正中书之体，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国家的执政权归于宰相，因为宰相由选举（科举也是一种选举）产生，代表着“公道”；而君主虽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却不可“侵宰相之权”。实际上，这也是宋人的共识：君主当垂拱而治，以执政权付宰相，以监察权付台谏。换言之，宋人是反对君主专权的。北宋韩绛曾劝宋仁宗收揽权柄，被仁宗拒绝，二百年后还受到文天祥的抨击。
宋代相权比前代有所加强，表现在以宰相为首的外朝官员能够比较有效地防止皇帝滥用权力，以致皇帝不能过分偏袒皇亲国戚，历史上不少朝代（比如汉武帝）用以分割外朝权力并凌驾于外朝之上的内朝在宋代大体上不存在。汉武帝后期。当时，“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丞相空有其名，“无能有所匡言”。[8]其原因在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信任由其亲属和亲信组成的名叫尚书的内朝，并用内朝分割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的权力。而宋代大体无内朝，这就是宋朝皇权受限的标志，宋朝的皇帝并不是没有实权，但皇权已受到宰相等机构的约束，诏书需要皇帝和政府机构都同意才能执行。
正因为公天下、共治的政治理念活跃在宋儒的心里，北宋理学家程颐才会理直气壮告诉皇上：“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所谓“天下治乱系宰相”，体现在政体上，就是“政事由中书”。具体的施政流程，杜范宰相说得很清楚：“凡废置予夺，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御史）、谏（谏官）得以论奏。”
有着共治天下自觉的宋儒还萌发了明确的士大夫结党意识。我们知道，在官方政治话语习惯中，“朋党”一直是一个贬义词，跟“朋比为奸”几乎同义，儒代士大夫则开始从正面去解释朋党在政治中的意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都曾或著文或答皇帝问为朋党正名，宋儒也大大方方用“吾党”称呼同道。宋儒这种对朋党的新认识，同样为共治天下的自觉所诱发。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这背后的国
家治理逻辑，就是先儒所说的舜“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建官为贤，位事惟能”，舜之
圣明，即体现在这里。而这样的“朋党论”与朋党的存在，当然不利于君主独裁，不为专制
君主所喜，后世雍正皇帝就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
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所幸宋代君主都没有太强烈的专制意图，或者说，即使他们有专制之意，也被宋儒抵制住了。虽然，在理论上宋代皇帝保留着最后的决策大权，可以直接颁布圣旨，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宋代已形成皇帝诏书“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的惯例。“二府”为政事堂与枢密院，是宰相机构。若“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意思是说，如果皇帝绕过政府，直接发号施令，将是不合法的。对这种不合法的“诏书”，臣下则有权进行抵制。宋度宗因为“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过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
政出中书”的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令“必经中书参试，
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有人说宋代政府机构设的机关更多，通过权力制衡削弱了宰相的权力，实际上，多机构分权反而使皇帝受到更多约束，要更多的机构同意皇帝的诏书才能施行，另一些分权措施与削弱相权基本无关，主要目的在于减轻宰相负担。如宋太宗设立审官院，其出发点主要是：“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60]淳化二年（991）设立审刑院，用意与此相似。李焘早已指出：“岂能分中书权，省其事耶！”此后宰相对重大案件，并非一概不管。《宋史·职官志·刑部》讲得很明白：“中书以奏，天子论决。”另一类如沿袭前朝旧制，不许宰相私第接见宾客之类，也不能笼统地称为削弱相权。这类措施不是为了妨碍宰相正常行使权力，目的仅仅在于防止相权变质，即宰相由佐天子蜕变为挟天子。宋太祖确实降低了宰相礼仪，但这不代表削弱相权，而且这是宋朝初年，天下为公的意识还没形成。
宋代官员并不是这么说说而已，而是常常这么做的，比如北宋仁宗朝的宰相杜衍，对皇帝私自发下、要提拔某人当某官的诏书，一概不予通过，“每积至十数，则连封而面还之”。皇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称赞他“助我多矣”。类似的例子在宋代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再举二例：
宋仁宗想提拔皇后的兄长张尧佐当宣徽使，但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未能通过。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皇后的枕边风，又想将这项人事动议再提出。这日临上朝，张皇后送皇上到殿门，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了圣旨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谁知跑出一个包拯出来，极力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前阵子已经被否决了的吗？皇上您怎么可以推翻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皇后过来拜谢。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南宋时，孝宗皇帝是个围棋爱好者，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有一次，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
恩家，我找他说说看。”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告诉他：“你是我家里人，依情分我当周全，但实在有碍祖宗法度，技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这位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
按说，张尧佐是皇后的哥哥，皇帝的大舅子；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他们要讨个官当还不容易？但由于宋代的法度（如祖宗法）、机制（廷议）、政体（政归中书）能够有效限制君主权力，皇帝想要公器私用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除了前述廷议的权力运行机制，对宋代君权构成约束的法度也值得一说，举其要者，可归为三类：
一为“誓约”。据《宋史·曹勋传》及南宋笔记的记述，宋太祖曾立下一份誓约，藏于太庙，要求嗣后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我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宋室开国皇帝与上天的立约，作为祖宗法传之后代，是宋之“大宪章”。宋代帝王也基本上都遵守这一“大宪章”，可用苏轼的一段话为证：“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宋代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长官，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有人会说：“这不是连贪官都不能杀了吗？”当然，这只是说不以言杀人，贪污还是要杀的。
宋太祖杀文臣的记录：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酒工为盗，坐弃市
庚寅，供 奉官李继昭坐盗卖官船弃市。
己 未，商河县令李瑶坐赃杖死
八月癸巳，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
癸丑，职方员外郎李岳坐赃弃市。
戊午，殿直成德钧坐赃弃 市。
己未，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
甲戌，光禄少卿 郭巳坐赃弃市。
九月壬辰，仓部员外郎陈郾坐赃弃市。
癸未，监察御史杨士达坐鞠狱滥 杀弃市。
改元开宝。大赦，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
壬辰，监 察御史闾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
庚午，太子洗马王元吉坐赃弃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