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贾康：民营企业须坚定不移发展 呼吁实质性减税减负

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坚定不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起来”新时代，需得到更多、更好的支持，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四个全面”、“新两步走”总体战略部署。贾康从相关制度环境建设和政策优化视角，提出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建议。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

（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8月29日在“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上的发言整理）

贾康：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与政策优化

民营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坚定不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起来”新时代，需得到更多、更好的支持，纳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四个全面”、“新两步走”总体战略部署。

近年中央对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导精神、多项重要文件，是改进相关制度环境建设和优化相关政策的权威依据，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化解阻碍因素、真正贯彻落实中央要求。

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党的实事求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看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可知民营企业、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生产力发展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并具有以其生机勃勃又规范升级的发展，促成生产关系演变融入“混合所有制”历史潮流、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等一道，汇合为“共赢发展”过程而构建现代化经济社会的美好前景。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员工，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我在此以研究者定位，从相关制度环境建设和政策优化视角，提出如下一些看法和建议：

第一，推进“加快编纂民法典”的法制建设工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夯实微观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这一工作的历史、现实意义十分重大，至少堪与从马克思到社会科学界一致推崇的历史上夯实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发展微观产权基础的“拿破仑法典”相提并论。

第二，克服困难与阻碍因素，落实“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的中央要求。一个错案的纠正，其正面效应可能胜过一打“红头文件”。十九大后终于看到一个好开端，应继续推进，回应社会关切，给民营企业更好地吃下定心丸。

第三，加强部门协调，加快推出“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在法制化轨道上鼓励和规范PPP的大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美中贸易摩擦升级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和可能的外部冲击的新局面下，更需要以PPP机制创新，适应“扩大内需”的紧迫需求，更充分地打开我国可用、可观、可贵的“有效投资”空间，更好地发挥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3”的扩大投资而同时显著提升投资绩效水平的积极作用。

第四，按“负面清单”原则，各地具体地落实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创业创新环境。从上海自贸区的几轮“复制”继续下去，地方应以地方的法规与红头文件，把这一制度因素在辖区真正落实。

配套政策视角，我提出八条：

第一，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文件，充分爱护和激励“企业家精神”。“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而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最稀缺资源和“人力资本”中的顶尖级别的生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的创新、远见、魄力、诚信、担当、守正出奇的精神，是创新发展第一动力的要求，也是时代主旋律中的重要声部。

第二，对企业家和民企不求全责备，积极引导向前看，不一味追溯过去难以避免的“野蛮生长”阶段中的所谓“原罪”与瑕疵。

第三，落实中央文件关于“可以技术和科研成果入股”的规则，鼓励民企招揽科技人才（包括兼职形式）奋发有为地锐意创新。

第四，结合配套改革实质性地减税减负，包括大量税外负担（行政性收费几百种，国际标准衡量明显很高的社保、“五险一金”负担等）、隐性负担、以及一拖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成本” 的负担，都要靠改革来减少。

第五，落实和动态优化鼓励民企研发、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低碳绿色经济的税收优惠、补贴和产业基金方面的政策支持措施。

第六，鼓励民营企业依托于自身特点和相对优势发展特色智库和教育、培训机构，以及职业教育“前校后厂” 的产业集群。

第七，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更广泛地加入国际合作与竞争。

第八，积极鼓励、引导“混合所有制” 改革，在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框架下大力发展“资本社会化”机制和共赢机制。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贾康先生解读新供给经济学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从2015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后，逐渐拉开了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来完成。

而实际上在2015年以前，国内对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兴起。著名的财税专家贾康，就是其中之一。贾康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供给经济学的专家，2012年初，他和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组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探究从供给侧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经济理论。第二年底，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至今已成立5周年，目前由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担任理事长，蚂蚁金服集团总裁井贤栋任监事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任院长。

为什么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推动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对当代中国有何特殊意义？贾康给出了最新的答案。

1、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必须把比较优势战略解释不了的部分，用赶超战略去解决，这是二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2、现在中国80%左右是间接金融，不断有重复计算，M2特别高；美国正好相反，其直接金融占比接近80%，美国的M2差不多是GDP的一倍，而中国可以高达两倍，很大程度上和我们以间接金融为主有关。总的来说，要通过发展直接金融去制约宏观杠杆率。

3、财政政策总体来说，有积极的特征，但是还需要有各种配套政策和更合理的掌握，这方面要说有欠缺，也不必讳言。但是如果说现在财政政策不是积极的，这肯定也说得过分了。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它的理论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贾康：我们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特别注意到经济学已经形成的主流成果，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理论是必须为实践服务的，在实践提出挑战性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特别注意在原来的需求管理相对成熟的一套认知基础之上，丰富供给管理这个框架之下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后来我们形成的是对于供给侧的重视，对应到了新供给经济学这个框架性的学科建设上。新供给经济学是在基础理论层面，实际上呼应了、也在努力支持着我们现在称为战略方针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特色是相当鲜明的。我们作为研究者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在这个基础的层面来进一步务实地做好理论研究工作。这样可以给我们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提供一些参考的研究成果。

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已经陆续发出一些文章，比如我本人较早可查的是在2008年发表的关于理性供给管理的文章和学术论文。在2011年前后，我们组建了新供给经济学这个取向下的研究团队，开始设立研究所。后来2013年正式注册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这是一个民间的智库。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两者有什么区别？

贾康：这两个学派都特别重视供给侧，言下之意就是要特别注重需求侧没有聚焦的结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注重结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的战略思维与新供给经济学明显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不同经济体资源禀赋不同的情况下，运用比较优势的学理，形成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实现发展中经济体的现代化。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这时候，中国出多少钱也买不来美国手里有比较优势的供给品。

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提升到赶超战略，虽然赶超有可能出现违背规律的偏差甚至失误，但是人类社会不断出现各种赶超，历史上有英国通过追赶赶超了荷兰，后来有美国通过追赶赶超了英国。在新的经济时代，中国争取和平发展，去缩小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也是一个追赶的战略思维。

总的来说，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必须把比较优势战略解释不了的部分，用赶超战略去解决，这是二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供给学派有什么区别？

贾康：美国的供给学派曾经在里根经济学那个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一个被学术上评价为体系性不足、以政策主张见长的所谓政策流派。它特别强调政府无为而治，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之下，以减税为主，来使供给侧的潜力、活力得到发挥。我们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局、长远合在一起，是对一个战略方针和整个现代化发展主线的一种系统工程式的表述。所以这两者之间重大的差异非常值得我们做清楚的认识。

网易研究局：现在有质疑认为，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对市场干预比较多，你怎么看？

贾康：这个干预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美国的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无为而治最好，减税就能解决问题。而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减税，还包括税制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的改革事项，是一个大的系统。

我们所称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做到理性的供给管理。这个理性的供给管理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而守正出奇。守正是要遵循市场决定论所体现的共同的规律，出奇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去寻求创新。出奇就要有风险，我们必须承担风险，要寻求出奇制胜的结果。

网易研究局：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降成本”还有多大空间？

贾康：“降成本”关键就是要降制度成本，企业自己能降的那些成本，政府不用去操心。

政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里当然包括税制的优化，包括营商环境的改进，包括企业很多隐性负担造成的成本因素的消除，这是配套改革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企业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五险一金，五险一金怎么降低？要涉及到基本养老等体制的改革。养老金这方面，必须把现在地方的比较低端的统筹，上升到全社会统筹，这样它的互济功能才能明显提高，那么就可以把基本养老金缴费的数额降低，就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这是需要通过改革去解决的问题。

在五险一金外还有很多行政性收费，这些行政性收费五花八门，但是都有红头文件的依据。要通过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的改革、拆香火式的改革，使这些文件从现在的有执行效力，变成可以把它们取消，把企业的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负担，通过拆香火这种方式降低。

网易研究局：目前去杠杆的争议比较大，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中国还应该继续去杠杆吗？

贾康：现在的去杠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大家所谈的实际上是货币政策当局要掌握M2的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怎么控制？除了具体管理操作之外，如何改变整个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视角。现在中国 80% 左右是间接金融，不断有重复计算，M2 特别高；美国正好相反，其直接金融占比接近80% ，美国的M2 差不多是GDP 的一倍，而中国可以高达两倍，很大程度上和我们以间接金融为主有关。总的来说，要通过发展直接金融去制约宏观杠杆率。

网易研究局：现在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吗？

贾康：财政政策总体来说，有积极的特征，但是还需要有各种配套政策和更合理的掌握，这方面要说有欠缺，也不必讳言。但是如果说现在财政政策不是积极的，这肯定也说得过分了。

财政政策主要的指标除了赤字和举债之外，还有种种实际生活中我们要看到的隐性债务，这也增加了财政政策的积极因素。大家很担心地方的一些隐性债务，但隐性债务实际上也是财政政策积极扩张，但是它带来的风险又不可忽视。

综合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怎样才能更健康、更合理，一定要更多注重它的结构。结构优化就意味着并不是简单的减税，一味扩大举债。要特别注意，如何通过财政收支安排，去扩大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内需，这两方面的内需都有空间。

网易研究局：如果继续金融强监管，会不会导致一些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

贾康：金融强监管带来的效应肯定是大家感觉流动性收紧了。但是整个政策的基调现在已经调整，现在最新的说法叫做松紧适度，实际上已经不再按照稳健中性来强调。监管应该有一定弹性且更着重于制度的精准化，防止一刀切式的、偏激的监管方式，不能把看到风险点以后的经济活动都统统摁死，那是没有真正贯彻中央所说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精神实质，而试图通过形式主义来表现监管部门的政绩非常容易犯的错误。这方面也值得再做更细致的分析和调整。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贾康学术平台、

贾康：宏观经济企稳与楼市展望

（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8月11日在中国不动产金融行业联盟金融专委会常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苗会长，到会的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朋友大家好！我很荣幸参加今天这样一个交流。在之前沟通的时候，主办方说希望我谈一谈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与楼市的展望。按此命题作文，我分两大层次，谈一谈自己以研究者定位怎么样看待宏观经济，另外，怎样做楼市的展望。

首先，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特征说起。从2015年下半年以来，我已经说过多次，中央要求我们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过程中要完成的L型转换——大写的L型这个基本形态，已经开始成型。基本成型的L型的具体表现，就是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长达三年的时间，12个季度了，我们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速度区间内，略有波动地以平台状运行，而且这个已经进入的平台已经中期化了——经济学上观察问题，三年就是中期，到了五年就是长期。所以，应该讲，本来这个“企稳向好”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表现了。在企稳向好的过程中，当然地方政府、市场主体经受了一定程度的阵痛，但是在考验之下，并不出我们的意料，是经济从原来的高速向中高速“软着陆”的，在软着陆的过程中,进一步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潜力。这种市场潜力的激发和体现,当然是由我们改革开放的一系列努力所形成的成果累积和支撑而来的，也是和引领新常态过程中中央特别强调、已经鲜明形成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个指导方针之下，我们进一步优化结构推进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是供给侧改革优化结构推进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了我们的这个L型转换。现在应该讲，经济在平台上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如果我们不考虑其他特别因素影响的话，如果进一步形成市场上普遍的向好预期，那么会反过来更使这个向好稳固下来。本来在今年年初，就是这样一个基本情况。当然，最近几个月，各位朋友一定很关心的是又有了新的情况，最主要的代表性事件，就是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升级。本来讲“贸易战”，后来媒体又都接到了宣传部门明确的指示，报纸上不能提“贸易战”了，叫什么呢？可以叫贸易摩擦，我就把它说成“贸易摩擦升级”。但是也很有意思，我们国家的商务部、外交部在正式场合，他们照用贸易战概念不误，只是我们所有的报纸，作为媒体必须听宣传口的，报纸上就不用“贸易战”这个字眼了。咱们朋友圈里大家微信上照说贸易战，有的人怕删贴，就把贸易改成“毛衣”，“毛衣战”一说，大家就知道指的是什么了。这些“中国特色”之下，看得出来处理上确实有点纠结，各个部门的协调似乎也有点进退失据。

这几个月来的这样一种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带来的首先是不确定性。众说纷纭，到底对中国冲击有多大，各种测算都不能算数，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我观察下来，试图用量化的办法来估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现在相对而言说得条理上相对清楚的，是认为充其量年度下调0.3——即对GDP 有降低0.3个百分点的影响。我估计这主要讲的是近期。如果今年是0.3个点的影响，那么对于我们2018年度增长速度来说，上半年已经报出的是6.8%，下半年如果折成半年的影响是0.15个点，如果再放大一倍，下半年影响0.3（年化是0.6个点的影响），也就是从上半年的6.8%回落到下半年算总账的年度6.5%，它会正好相合于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年度引导目标是“6.5%左右”的增长。所以，实话实说，从短期来看，这个贸易战虽然在心理上的压力很大，在实际运行方面的影响，不像有人所说的一下子大祸临头了。一下子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滑？不可能。因为我国从总体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源看，这几年中国发展过程中间外贸进出口对于GDP的贡献，是在减少的，前年甚至是负数。几年间6.7-6.9%的增长，是有国内的内需作更多的贡献，冲抵了进出口的负数，才得出这个6.7-6.9%的。今年上半年我们外贸的经常账户是逆差的，但很有意思，在另外一个方面，资本的净流入又冲抵了一部分经常贸易的赤字，所以，我们外汇储备上半年算总账没有减少。这些情况都带些扑朔迷离，带着不确定性，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无论这个不确定性怎么继续往前演变，很可能中美关系或者说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高一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更多的是矛盾摩擦，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贸易战最大的可能性是表现为长期化，但是我们如果再往前看，看个三年五年，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会争取还是要找到一个在调适和妥协以后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点经过磨合慢慢形成的过程中间，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都会受到影响，都会往下有一些调整，但可能不会表现为特别巨大的程度。我们如果往过去回溯，1989年的风波出现之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当时是联手制裁中国，1990年-1991年，我们的GDP曾经迅速回调到只有3.8%，但是有了邓小平南巡确立的我们坚定不移走市场经济之路的目标导向，我们又通过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及按邓小平的战略思维继续和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融入全球化过程，从而引出了后面已经二十多年的超常规发展。把整个改革开放40年（今年正好是纪念的年度）合在一起，我们是十分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这方面的潜力仍然非常巨大。所以，比较粗线条地说，不确定性之下未来中长期经过一定调适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既不可能归零，又还会有中国和其他的贸易伙伴——欧洲、日本、东南亚、南美，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更为兴旺，因为这是多边博弈，调试之后我们的增长速度最大的可能性仍然是在中高速。对这个中高速，大家不要太计较它到底是6.5还是6.0，关键是抓住结构优化，能够提高增长质量。中央说抓住全要素生产率，真正抓住全要素生产率就会是高质量，这个全要素生产率靠的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以及我们制度创新代表的“最大红利”。应抓住“不平衡”这个矛盾主要方面，使结构优化促进平衡，促进我们的供给更有效、更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中国现代化升级发展的需要。

我认为往前看，在本年内外贸方面充其量对我们的影响就是速度稍有回落，如果说全年的年化表现为0.3个点，那么我们今年仍然有6.5%的增长率，未来的几年如果还有更严峻一些的考验的话，我们也能够在6%或者比6%更高一点的速度上继续运行。所以，兑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应该讲仍然没有什么悬念，因为现在要实现“十三五”期间对接全面小康，保证速度在年均增长6%以上就可以了——那时可以兑现我们在十年间中国的人均GDP又翻一番，而且还有社会政策托底：对“精准扶贫”中央已经要求各地主下军令状，各地领导人在区域内，没有达到精准扶贫目标的，第一不许调动，第二不许升迁，必须盯着把这个事情做到位。所以，全面小康以后，我们真正的考验，是看怎么样能够有后劲地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人均国民收入接近九千美元，要争取把它一直抬高到人均国民收入13000美元以上，那时候中国便要进入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当然是刚跨进人家阵营的门槛。以后我们在中央指导之下的供给侧改革努力中，还会去对接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2049年建成现代化强国。这要一步一步来，当然从长远战略来看，抓全要素生产率一定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从现在往长远一路看下来，这个贸易战的激烈程度高一点低一点，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我们是被动的。贸易战不是好事，但我们可以变压力为动力，把坏事在很大程度上变为好事，督促我们“更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能选择做好的自己的事情，第一是坚定不移地实质性地推进改革。改革到了深水区，如履薄冰，但现在更有压力了，一些具体要做的改革，我们可能反而能做得更坚决些。比如说今年中央提前召开三中全会，到两会上宣布，说了多年的大部制改革终于迈出了比较像样的步伐（当然仍然是进程中）。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国地税合并，现在正在实施，方便了企业，减少了行政成本。我们另外一些改革，估计和这个逻辑是类似的，外部压力下，要有更大的决心去推动。另外，进一步做好我们的开放。博鳌论坛上习总书记明确地宣布我们要主动地降低关税，要主动地在金融改革方面做实事，跟着有央行的领导宣布十几条金融扩大开放和改革的具体措施。我觉得这就是做好我们自己事情的一系列鲜明的表现。

做好自己的事情进一步改革开放，跟我们扩大内需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我们继续在多边博弈之中扩大开放，跟全球做生意，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国内有巨大的投资方面的潜力。所谓有效投资、聪明投资，可做的事情比比皆是：就说咱们北京，地铁网络建设还得做很多年，最后一定要做得至少达到纽约、东京那样的国际上一流水平——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而且要特别借鉴东京的经验，这个轨道交通网还得立体化。东京是做到三层甚至四层立体化联通，到那个地方看，街道并不特别宽，但是基本不会发生严重堵车。国际经验是要把大量的资源动用起来形成高水平的基础设施支撑。光是轨道交通网要配的机动车辆的停车位是多少？北京现在粗粗测算，全市缺将近300万个停车位，这些停车位不建行不行？肯定不行。北京现在的限购机动车办法根本就不是长远之计，现在摇号听说是2000：1了，是国际玩笑了。纽约、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但为什么人家不用限号、限行、限入？以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为有效供给支撑的结构优化达到了一定境界，老百姓收入提高买机动车，是应急和到了周末和假日往外开去享受生活，人家进入中心区，特别是上班族在郊区开机动车进入这些停车场停车位（这是政府规划之下平价的)，然后步行进入轨道交通网，安全、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地到达目的地。这个境界，北京还差得远，北京还必须多少年建地铁，建停车场和停车位，而这样的天文数字的投资，正好我们可以用PPP机制，这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的创新机制。我们这方面建设发展的空间潜力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处理得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当然就有望一步一步更有信心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达到现代化中国梦愿景，这是宏观经济从L型转换一直说到了十九大勾画的“新两步走”。在这个过程中间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今天不展开谈，比如对美国，怎么有理有利有节地掌握好我们的战略和策略，那是一篇大文章。

今天要紧接着谈一下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就是楼市展望。楼市的发展，是我所说中国整体看还有巨大发展空间的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注意到这几天网上有人说，中央现在的态度隐含着已经放弃了把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这样的认识，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妥。客观地讲，中国现在的发展前景，是包括着必然和工业化、城镇化相结合的房地产业具有很大纵深的发展过程的。我们应看到一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是中国自工业革命落伍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终于在上个世纪第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发生，推翻帝制之后，又在1949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第二件大事发生，在一个民族国家主要版图上统一了，站起来了，有了孙中山所说的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主义”视角上能够抵御外部过多的干涉而在主要的版图上，尽快推进民生建设所依靠的工业化基础，一旦站稳脚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应对朝鲜战争见眉目后，启动“一五”搞大规模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有成绩也有挫折，走到第三件大事即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是把工业化配合着现在有理性清醒认识的城镇化，以及市场化、全球化和高科技化，再加上我们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民主化、法治化这些大潮流合在一起。那么具体的经济基本面的发展，我们要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指标所体现的未来发展的纵深。从工业化来说，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从全国来看也才就是工业化的中期。有的学者援引国外学者的指标，比如工业占整个产出的比重，还有人均国民收入是不是接近了一万美元，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我认为其实我们应该更为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的沿海可以认为是中后期，而中部和西部很多地方是中期和初期，衡量的指标在中国的特定约束之下，我们宁可把它看得更高一点，现在把中国看作是工业化的中期，可能更符合我们国情的全景图。这个工业化的中期后面，匹配的是我们的城镇化，看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真实水平是多少呢？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2%，前些年一直所说的常住人的城镇化率，虽然已经到了58%，但那是有明显欠账的。比如在北京有至少几百万前些年到北京工作而常住在这里的人，还没有取得户籍，没有取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方面一视同仁的待遇。这种欠账的城镇化率不是城镇化真实水平。我们把真实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再加几个点是可以的，加了几个点也到不了50%，这意味着我们后来还有至少20个点的城镇化高速发展空间——国际经验是说真实城镇化率到了70%左右，才会完成前面的高速发展阶段，转入一个速率比较低平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我们的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点，我们也还得走20年。这个过程中，建成区要不断扩大——当然北京的城市规划已经逼着不得不限制总人口了，那另当别论，但是从全国来看，一百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要不断扩大建成区的，不论限不限人口总规模，各城市基础设施都还要不断投入，不断建设，不断地升级换代。北京首都机场前面三轮扩建改造以后，仍然跟不上需要，现在逼出来建设2019年要完工投入使用的第二机场，这都是必须以投资来适应需要的。其后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更高质量的升级等等，也会不断释放需求。这就是中国弥合二元经济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要有更高的水平，而所得到的将是全球供给的回应，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和平崛起最基本的一个动力源。

我们现在按邓小平说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作个理解，这一主题从何而来？正面讲是共享经济、供给侧创新，已越来越带有共赢的可能性。从反面的制约来讲，对核威慑可看得很清楚，二次大战以后正是因为有了核威慑，第三次世界大战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极小概率事件。这正是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正是在这个战略机遇期给出的继续发展的空间上，要抓住城镇化过程里李克强总理早就说的这个重要的引擎和动力源。那么有什么道理认为，现在政治局讲要控制房价，就意味着不再把房地产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了？你不把它看作支柱，它客观上也必然是支柱，建成区不断扩大，其中就包括宜居城市建设里的房地产，房地产里必须包括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定居所需要的“住有所居”的支撑条件，这些有效供给里就有住房，就包括楼市。未来的几十年，还有差不多接近4亿人会从农村到中国各种各样的城镇区域居住，你不满足人民对这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组织这种有效供给，现代化将是此路不通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从这个判断来讲，大背景下，巨量的需求释放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更好地组织有效供给，这就需要反思了。

我在时间制约下非常简单地说一下我的分析思路：要特别强调中心区（像北京的五环以内，显然是中心区，而像通州城市副中心，显然又成了新的中心区），它的土地特别稀缺和必须控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理想化地说，政府不断地供地，这已不可能，因为北京在反复研究以后，现在认为总人口是要控制在2200万以下的，中心城区有控制指标，每年不仅不能增长人口，还要往下调减人口，不管那个数量值精确不精确，趋势看得出来，有一定必要性。同时，中心区的面积也不太可能无限扩大，于是，中心区会特别明显地、突出地形成地皮的“自然垄断”，而在自然垄断的地皮基础之上的不动产，包括住房，就形成了卖方市场，这就不是在一般的要素流动里能解决的问题了。实际展现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中心区的土地使用权谁占了，别人就用不上了，又不能说敞开口地扩大中心区来供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地皮控制上过于僵化，又加剧了这个矛盾。结果形成的，就是算起来已有近20年之久的中国楼市“越调越涨”的过程，如果光想到用种种方法抑制需求（即是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是无法形成长效机制的，因为老百姓收入在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在中心区买自己的产权房，包括年轻人“啃老”也要过丈母娘制约这一关，要买他自己的产权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有效供给和结构优化的调节处理得不好，所以加剧了“越调越涨”，有起有落中，总的趋势是越调越涨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当下，北京和其他一线城市，以及跟上的几十个二线城市，是无所不用其极地用最严厉的行政手段限贷、限购，甚至限价，死压着它，也只是压出一个微涨。北京楼市房市，有人说不涨了，甚至有人说有回调，但看总的均价，还是略有上升的，同时，只要这种行政手段没有覆盖到的区域，三四线城市，现在都在继续上涨——这符合前面所说的城镇化大趋势，符合我所描述的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和人民美好生活要求，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城成为市民，体现着他们需要住房的有效供给。随着劳动收入和其他要素收入合在一起的收入上升，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就体现在人们要去在竞争中争买住房，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关键就在于，怎么样使我们这个过程更健康一些。“越调越涨”不健康，“治标不治本”不健康，所以，就必须标本兼治而寻求“治本为上”。中央已经在前两年的经济工作会上明确提出，说了这么多年的长效机制，靠的是基础性制度的打造，基础性制度建设总体处理好了以后，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楼市——商品房概念之下的上涨局面中间矛盾累积的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治标不治本变成标本兼治，以后体现治本为上的水平，那我们的长效机制就会开始显示它的重要的“有效供给”功能，就会使我们楼市的健康程度能够体现为逐渐提高。

按照这个思路，往下我想做四点展望：

第一，中国楼市面对着未来20年仍然有巨大的需求和增长空间，一定仍有它巨大的发展纵深。这是从前面分析引出的我觉得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判断。

第二，楼市是需要抓紧打造基础性制度建设的，这样才能增加有效供给和使“房住不炒”这种我们的良好愿望，得到有效的制度制约，进而形成楼市的健康发展。对房住不炒，大家原则上都拥护，虽然炒房曾经炒得那样肆无忌惮，而现在看起来像北京、上海等等地方，已基本没有炒房空间了，但是这个局面是靠行政手段硬压着的，这个房住不炒有没有可持续性？我后面还要专门讲到，靠行政手段继续往下压，压到限价，就开始带有荒唐意味了，不炒了，但也没有市场可言了。这第二点展望所强调的，就是基础性制度建设非抓不可。

第三，展望中国楼市发展，将是在市场分化中间，以成交均价表现为至少还有十多年上扬曲线大模样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句话我再解释一下：我认为楼市的发展将是在市场分化中进行，这个市场分化在2010年以后已经至少有两轮的体现，2014年那次市场往下走落的时候，就是三四线城市迅速回落，当时在北京通州板块也是迅速回落，但是五环以内的抗跌特点就非常鲜明，最后总结下来，五环以内只有变相降价，而没有一例明码标价的降价，跟通州就不一样。到以后，通州城市副中心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另当别论。不同地方的分化，在全国一二三四线城市这种比较起来的分化，是非常明显的。在分化的过程中，成交的均价，是把所有商品房的价格合在一起算成的一个均价，算成均价以后，未来十几年它的这个上扬曲线的基本模样，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的。虽然这个大模样不会改变，但是这个均价在实际决策中的参照意义，将明显降低，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开发商也好，购买商品房的购买者也好，我们所处理的是个案，你拿均价来对个案，以后在分化的情况下越来越对不上，必须具体分析。要出手的这个事情，建设开发也好，购买以后作为自己的消费性住房也好，作为自己的改善性住房也好，或者有志于买了以后出租做租房市场方面的经营也好，一定要定制化地考虑所看的是哪条线——一线、二线、三线各有特点；你看的是这条线上的哪个城市——比如同属二线城市，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你看的这个城市里，看的是哪个地段——不动产最关键的是地段因素，地段不同，投资方面的考虑怎么样？各位经验一定比我更丰富，那就会有非常大的不同；还有类型，到底你想在这方面做交易的是什么类型，这个类型符合不符合你的偏好？作为开发商，要估计市场上主流的偏好你能不能对应上。看线、看市、看地段、看类型，考虑方方面面的偏好，还有财力情况的变化，合在一起才能定制化。这是我说的展望之三，分化的过程中虽然有均价的上扬曲线的模样，但是更重要的，是大家如何考虑定制化方案的问题了。

展望之四，就要正面地说一下我怎么看未来这个长效机制的形成，实际上涉及的是房地产和楼市健康发展的大思路。

首先从全局来看，各位朋友在心目中要注意到，楼市不能光讲市场轨，它伴随着还有一个保障轨。所以，我说首先要从双轨统筹这个角度，理解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问题。保障轨上现在一定要增加供给，这个供给包括现在已经明确了的把廉租房、公租房合成一个公租房概念，因为廉租房已经没法操作。什么叫廉租房？和公租房的界限划不清了，干脆就是一个概念，统称公租房。过去有经济学家建议廉租房标准图纸应该是每家每户没有自己单独的卫生间，是公共厕所，实际生活中间行不通。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很有道理，它是为了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最低端的低收入人群，住进廉租房以后他收入不是一辈子不变，收入高了以后你怎么动员他搬出去？他住着很舒服，你动员他搬走会很困难——这个管理成本高，是花纳税人的钱，就成了很大的拖累。按经济学家设计的，那里应是公共厕所，人家收入高了，自然而然就不能忍受，就自己跑了。但是实际生活中间，我没有观察到一家地方政府敢用这样的标准图纸。所以，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再细分廉租房概念。公租房就是托底的保障轨上的供给。跟着，还有长租房，现在已经在积极发展，可能各位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长租房更强调的是它未必是低保人群去享受，可能是年轻白领去享受，虽没有那种最为“托底”的政策特点，但是需要有政府去规划、制约它的房租水平，使租期可以尽可能拉长，给入住者一个稳定感，可以改善他们的预期，这也是我认为保障轨上应实际上一起形成的供给。还有共有产权房，现在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是有可能比重迅速提升的一种有效供给形式，它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国情特点、社会心理特点：年轻白领谈婚论嫁了，丈母娘制约出来的情况下，这种共有产权房是可以出比较低的房价，拿到产权证的，于是大家一起过了这个槛，年轻人进去以后和和美美过日子，也装修了，也带孩子了，这几年之间收入又在提高，住的满意，可按照约定到了一定时候再出一笔钱买成完全产权，符合梯级消费，社会和谐，等等好处都融合在这样一个机制里了。我认为以后共有产权房应该是作为增加有效供给的一个更为积极创新的重头戏了。这些保障轨上的有效供给问题，它不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楼市的均价，但是属于必有的托底的部分，如考虑到这边的底托好了，咱们再讨论楼市的均价，大家心里就坦然多了：如果是社会上的低端和收入夹心层人群按照重庆35%-40%的住房供给比重来满足，（现在人们注意到深圳已经提出要高到60%，即大头是保障房），对中低端都提供了有效供给，让他们住有所居了，剩下的楼市商品房产权房那边，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他们在竞争中行使消费者主权从容去购买的问题，那房价还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呢？有什么必要全民天天在那儿谈均价呢？这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所以，如果达到这个境界的市场轨，将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逐步转为经济手段为主控制。

这个经济手段，就应该说到刚才苗会长专门讲到的这些年争论不休的房地产税。我主张开征房地产税的观点很鲜明，但因为我的观点，也挨了很多骂。今年两会上给出信息，要尽快启动立法。中央已经要求了这么多年的“加快”，始终没加快，今年的信息终于是说要立法，当然后来人大又把这个话说得含混一点：年内或后续年度内启动立法，我们还得拭目以待。我的观点是不进入立法，再这样于民间吵来吵去，意思不大，最近的一期“一虎一席谈”我参加了，我也说了这个观点，你不进入立法，大家这么扯，宣泄情绪，顶多就是茶余饭后的议论。立法，那你就得进入程序以后大家一起理性地摆论据，我的建议是举行电视广播直播的听证会，各派观点各讲自己的论据，这个论据当然你就要想得特别周到、透彻、鲜明，争取能够说服人，这就叫“走向共和”的博弈过程，大家来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立法以后，中央说得很清楚，对地方充分授权，不会全国一起来、一刀切。地方在充分授权的情况下，根据情况，有必要再开征。显然，如果假设我们走完了这个立法的一审、二审、三审，甚至到四审，然后通过了，可以执行的时候，北上广深当然就得赶快拿这个经济手段去替代副作用很大的、伤及了很多刚需的行政手段，跟着北上广深的几十个二线城市，也应该学。所以，应该积极地考虑按照得已通过的房地产税税法，让它发挥作用。至于大量的几百个三四线城市，那一般着什么急？完全没有必要一刀切。

这方面刚才苗会长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我最近也一直在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税很关键的设计，是不能照搬美国那个办法——它那里很简单，你有产权房，我见到一平米征一平米的税，你有特殊的困难再说，如果收入不行没有现金流交这个房地产税，你可以把房子卖了完税以后租房，如按你的收入情况你该享受政府给你优惠的保障房，那么政府给你走程序提供保障房，它不做更多的调节。中国不行，中国现在大量的体制内的人员是不能适应这种普遍开征方式的：咱们实话实说，很多的公职人员这一辈子不受《劳动法》保护，“白+黑”，“5+2”这么干下来，心里最感觉有安慰的，是房改以后在好地段分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住房，看着它的市价年年往上涨。但他自己的工资，应该讲水平还是相当低的，你也不可能一下把他工资提得很高，把这个税开征起来以后，如果没有免税部分的扣除，让这些体制内的官员要照章纳税的话，他们就过不去。连体制内的人都过不去，你这个税怎么能让社会接受？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中国国情。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第一单位的扣除非常重要。我听到的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多的意见倾向于按人均多少平米——我们现在有不动产登记的数据支持，人均多少平米是一定能算清的，但是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不能忽视，这一家子几个人，情况是变化的，特定情况下变化了以后，马上得改变他的交税方案，于情于理能不能过得去？你不能光讲于法清楚。于情于理的情况，网上已经有一个反对意见，我看了以后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按照社科院方案，人均40平米免税，网上的反对意见是假设说，一家如果父母带一个孩子（未成年子女）住120平米房子，是按一个家庭计算正好不用交，但是孩子不幸车祸中身亡，父母悲痛欲绝之际，噹，噹，噹，有人敲门，税务干部赶到，说你们家情况变化该交房地产税了。这种情况一旦按照假设情况发生，政府会非常尴尬，老百姓会十分痛苦。我想能不能先寻求建立制度框架，更宽松一点，干脆第一套房不用交税行不行？那不是很简便吗？有人说第一套房有大有小，那就不妨宽松一点，40平米算第一套房，400平米也算第一套房，只要大家最后说这是咱们最大公约数，从这儿开始，我觉得未尝不可。但是有人又说，第一套房这个规定下来以后，会促使离婚潮又大行其道，这就是很有制约力的问题了，我们已经观察到，因为一些政策变动，在某些城市演出了离婚潮。那么这怎么办呢？我的说法是可考虑再宽松一点：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扣前两套房，那就变成了潘石屹曾说的，粗线条讲从第三套房开始征税。这样一来，全社会的接受程度会大大提高。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议论，到了具体的立法过程中，大家应该充分辩论，各自讲各自的道理，来寻求最大公约数，争取先把这个制度框架建立起来。总体来说就是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是大势所趋，否则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咱们现在看一看像原来北京硬压房价的案例，比如钓鱼台7号，那是好多年前了，当时开发商标榜这是最高档的，30万元一平米，结果群情汹汹。政府赶快派出工作组，查了以后宣布已经明确要求它只能卖15万，于是似乎皆大欢喜。你再仔细琢磨琢磨，这里面解决了问题吗？压到15万，一般老百姓跟那房子有关系吗？还是照样一点关系没有。这里面谁受益了吗？一般老百姓没受益。那政府受益了吗？政府也没受益，政府还少收了税，流转税、契税等等这些，30万/平米跟15万/平米比，政府缺少了很大一块税收收入，这块税收收入本来应该拿来给谁的呢？本来应该扶助弱势群体的，可以说这间接地使弱势群体有损失。弱势群体不但没受益还受了损失，真正直接的好处给了谁呢？给了我们社会中有支付能力的先富起来的这些能买顶级豪宅的人，政府帮他拦腰砍价，天上掉馅饼，他看中的钓鱼台7号，30万/平米变成15万/平米了。这是一个合成谬误。似乎大家都满意了，这个事解决了，实际上结果从各个角度看，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政府如果托好了底，低中收入阶层都住有所居了，高端的豪宅，有什么必要由政府出面帮人家大富翁砍价？

现在南京、成都等等地方，不得已形式主义地限房价，同样的商品房，比如周边已经每平米5万了，新开的这个楼盘，压到两万五，那么多的需求怎么办？大家报名以后摇号。这个楼盘比如500套，报名以后，一下报了两千户，然后通知两天内报名的人要把两百万资金打到指定账户上，大家赶快凑，有一些人凑不起来就出局。剩下的一千多户去摇号，摇到的人欢天喜地，天上掉馅饼正好砸到我脑袋上了，而且这是永久产权房，政府帮我一下子把这个价位又压了一半下来。其他没有摇上的人怎么办？他可能急于解决住房问题，解决不了，但可能他似乎还心存希望，我这一轮不行，下一轮我再看看哪个楼盘摇号我去撞撞大运。整个社会按这种赌博方式，不就落入跟北京摇车号这样，从40：1的轮盘赌去买机动车，一直走到2000：1！这种荒唐局面还能走多远？要想到，如果这样硬压着价格，开发商怎么还会有积极性去增加有效供给？有效供给没有，以后人们的出路何在？这哪里是长久之计？肯定不是长效机制。

所以，最后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展望下来，楼市健康发展上政府要做的事情，第一是管规划。我们现在的首都副中心是放在雄安新区，另把北京城市副中心放在通州，要争取这个规划水平经受时间考验，要尽可能形成高水平，这不是基层单位试错能解决的。第二是要管托底。政府要牵头，也积极动用社会的力量，比如通过PPP等方式，把保障房尽快做到位。第三，政府要管规则。保障房怎么管理？有成本，但必须花这个成本，要管理到位，不能让人浑水摸鱼；市场轨的楼市怎么管理，要讲公平竞争，要讲法治。最后还一定要管收税。市场轨上直接税的调节，全球市场经济经验都证明，是必不可少的，中国也不可能缺席。所以，这方面结合在一起，是个系统工程。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如果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高水平国土开发规划，又有了保障轨托底，有了好的规则，在竞争中间健康发展，那么我们的开发商作为市场主体的潜力活力会充分释放，他们一定会努力适应这种结构优化导向之下的市场需要，把多层次、多类型的产权房提供好，而且可以结合着PPP同时加入提供保障房。我们这个大的前提，就是应该有这样一个认清需求、优化结构、多样化提供有效供给的系统工程式的解决方案，把有效市场加上有为和有限的政府，两边结合好，来支持我们的楼市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在现代化的轨道上发展，去达到我们的“中国梦”战略目标。

这些看法我借这个机会汇报一下，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贾康学术平台

贾康：化解地方债风险八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负债不透明不规范，制度建设才是化解风险治本之策

总量在安全区之内，并不意味着可以对风险掉以轻心。我认为，相关的风险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必须指出：

第一、中国这种为数巨大、18万亿左右的政府债务，它里面很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不透明、隐性和它相伴随的明显的不规范性，就是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不透明就使很多方面在事前、事中无从实施有效的风险防范。监督不到位，风险防范机制不到位，一旦在某些地方出事，资金链断裂，必然要采取救火式的应急措施去平息事态。这种救火式的案例，其实在过去的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虽然不多，但是确实有前车之鉴。救火式的平息事态所带来的损失，不光是成本比较高，而且对政府公信力会产生非常明显的销蚀作用。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就是在总量可控的同时，我们确实可以观察到某些局部、某些地方政府它的辖区内债务率相当高。审计署也给出了明确的口径：债务率是地方政府所有可用财力在年度之内，合在一起后，和GDP相比。在某些地方，这个债务率已经高达100%以上。并不是说它在100以上就一定会出事，但这样的局部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怎样防范风险，要特别关注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有了条件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全局发展的同时，要聚焦到那些看起来风险度比较高的局部。

另外还要指出，某些项目，我们在调研中也知道，它确实风险度是比较高的。我们的很多地方负债，主要以隐性负债形式形成的，它的投入对象是公益性很强的项目。这些项目竣工以后，它在运营过程中，不足以产生可以解决还本付息问题的现金流。这样的项目风险怎样消化，是特别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问题。

除此之外也得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在最近几年虽然有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客观需要，但是债务总体水平的增长，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债务规模的增长是明显比较高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各自出现了两次增长率的高峰。最近两年，也可以观察到，两到三年的时间段里，它的增长幅度高达60%以上。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债务总量可控，局部项目隐性负债蕴藏较大风险

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我们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防范风险要标本兼治，而追求治本为上。治本为上，要对存在问题的根源做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特别强调的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和中国公共部门债务，特别是地方债风险防范的内在关系。

我们大量的地方债是不得已，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绕过《预算法》，在地方政府操纵之下，以融资平台等等法法律架下的公司法人为实体举借的。是公司债、项目债，但实际上背后的操纵者是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形成的负债。

这里有很多的苦衷。我们不能简单的责备当事人觉悟高不高。地方要贯彻自己的发展战略，它势必要向市场融资，而明规则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它暴露的是我们的体制改革深化不到位，暴露的是我们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那么，制度建设这个主题，深化改革这个主题，应该是在讨论地方债和公共部门风险防范的时候特别要抓住的，一个带有“纲举目张”意义的最重要的视角。

抓住制度建设，我们就要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全局、财政体制在全面改革中实施配套，走向现代财政制度、支持现代国家治理，这样的客观需要出发，注重于如何在深化改革中理顺整个财政体制关系，从中央到省到市县，所谓扁平化的三级框架之下，应该是各级有自己完善的立法，而由法律给出清晰要求的合理事权。事权后面应该跟着的是合理的财权和税基的配置，再推进到有现代意义的、完整透明的、受公众监督的预算，以及和这种预算相配套的各级产权和举债权。

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今后地方政府的债务推向阳光化的轨道。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做。已经有连续五年地方债“登堂入室”的表现。开始三年，每年2000亿，然后抬高到2500亿、3500亿。按照今年的预算，要继续抬高到4000亿。当然，面对十几万亿的公共部门债务，这还仅仅是个小的零头。但是，它的发展方向以后是在“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的综合治理中间，应该以“开明渠，堵暗沟”，这个取向上的阳光化的地方债，置换那些隐性负债。如果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我们认为，在风险可控的同时，地方债兴利除弊发挥正面效应，我们就会做得越来越有信心。

防范地方债风险要治本为上，理顺财政体制关系，让地方债务走向“阳光化”

归纳一下，我认为应该提出的建设性的考虑，至少有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要在扁平化的前提下，实质性的深化省以下分税制。要靠体制使各级政府的行为能够得到有效制度供给，来支撑它的这种健康化。

第二、要修订预算法，要把“开前门”落实在法律形式上。

第三、要掌握好怎么样推动已经“登堂入室”的地方债，扩大它的规模和影响。

第四、要区别一般公债和市政债进一步的细化管理。

第五、要进一步发展好编制好资产负债表和政府综合报表体系，来发展评级制度和市场约束。

第六、要积极引导发展公司合作伙伴关系PPP这样的自营资本，社会资本可以置换一部分地方政府负债，而提高公共工程的绩效。

第七、要探索防范风险的偿债基金。

第八、要引导地方融资平台，在以后的存续期内，更多地对应到有现金流的项目建设。

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来源：财新网、贾康学术平台

贾康：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

杨燕青：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年的夏季亚布力的第一场活动，我非常荣幸能够来主持这一场的大咖秀，大家都是为了贾康老师来这个大咖秀的，在这个话题之前我先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开场。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今年的夏季亚布力大的主题也是初心与改革的再出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40年以来像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心，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过去40年中，中国因为两个大的原因实现了比较大的成就，一大家普遍认为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积极的有所作为，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快的能够推进。第二个是中国以比较好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全球通过全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中国在过去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各方面的成就，在这样的40年背景下这个世界也在发生着非常快的变化，我们都知道2008年—2009年的时候全球发生了一场经济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4万亿以及规模更大的刺激的投入，这个很多年的改变就让中国经济踏上了一个新的征途。

在这个新的40年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挑战，这个挑战第一个是源于我们在刺激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经济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尤其是金融推动了经济，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出现了非常高的杠杆。按照国际的统计，我们最高曾经到过270%的GDP，这是全球范围内非常高的杠杆。同时我刚才讲到因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举世瞩目的成就也让全球感到了担忧，在这个背景下在全球的民粹和保护主义的背景下，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面临着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中美的贸易摩擦甚至是贸易战，以及包括全球和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比较大的本质的改变。

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家来审视改革开放40年，审视我们未来的发展就会觉得我们的未来确实任重道远，我们从中等收入的国家到高等收入的国家，这个挑战会变的更大。同时中国和全球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改变，在未来中国如何和全球相处也变的更加重要。正是因为这样大的背景和挑战，所以中国内部的宏观政策就变的越来越重要，我们现在进入我们这个主题在改革开放40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财政政策变的特别重要？我们大家都知道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可以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改革，财政货币实际上是最主要的两块。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7月份发生了中国政策制界和和学界非常有意思的一场论证，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音）有一篇文章，被认为是财政和央行公开的激烈辩论，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是不容易的。也是在这样一场论战的背景下，我们知道7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第一次提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这个大的主题，我们今天是在讨论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才能更加积极来应对我刚才讲到的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重大挑战？

如果要讲财政政策，我们觉得中国有谁能来讲？我们想来想去，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位学者，一位政策制定者，一位大家可以讲，大家都知道那么就是我们的贾康老师。如果是说财政政策和政策的经济学的大背景来说，贾康老师是当仁不让的权威。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是权威没有之一，就是权威。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我想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聆听贾康老师的演讲特别重要。贾康老师是我特别尊敬的师长，我也跟贾康老师过去多年一直在请教，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关系也非常好，非常了解贾康老师。

我觉得首先贾康老师在政策制定学界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位财政和经济政策领域都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深刻的一位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为数不多的被大家认为宏观经济的角度也是非常好的学者，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对全局的关注会非常深入，而且又是好的政策制定者。

第二，我觉得贾康老师有非常独立的学术精神，而且非常有情怀。我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贾康老师过去多年以来经常和我们有写稿的合作，但是贾康老师的稿子经常发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思想太独立了。但是我们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总是能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贾康老师能够把他的思想传递出来，从而引导决策、推动决策，能够影响公众的政策讨论。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贾康老师也是一个性情非常耿直、敢说真话，这个和独立的情怀和精神是相关的。

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研究者，在过去好多年我们的科研制度曾经在一个时间段内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当时贾康老师在全国的科研界内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访谈发在《第一财经》，当时贾康老师历陈目前中国科研制度重大的弊端，他的这篇文章影响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后来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科研决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后来中国的科研界才有了更加大的研究空间和独立探讨的推进的更大的可能。

刚才我是大致给大家从我的角度隆重推出贾康老师，我们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贾康老师来给我们作主题分享，一会儿我们会有更多时间进行讨论，欢迎贾康老师。

贾康：谢谢燕青，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各位交流。因为时间比较紧，我还要8点半去赶飞机，8点半之前我先说说自己的基本看法，然后和各位讨论互动。我争取说得尽量简洁一点，命题作文，是会议主办方希望我就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谈一些看法，我分几个层次来说说自己的认识。

首先，说一说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如果从经济学的解释来说，首先就是带有扩张性。我们1998年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概念，带有中文这方面含蓄性的用意。那时候有人问，难道还有不积极的财政政策吗？它实际上说的是当时亚洲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我们需要有适度的政策刺激与扩张。我现在认为，除了扩张性以外，财政政策还有它自己不可替代的结构优化功能，要把它的功能更着力地发挥好，那么就是积极或者更加积极。总之就是这样两个基本含义。

在中央要求更加积极这方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背景：这个背景联系着“更加积极”的必要性。我们其实已经从2010年的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状态一路寻求软着陆，基本上形成了L形转换，尾巴拉出来这个平台状。因为大家看看，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已经是12个季度，就是3年之久，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是在6.7%到6.9%这个很窄的区间里面波动，就是一个平台状，大写的L形，尾巴已经拉出来。本来应该在探底完了以后乘势再企稳，我的理解企稳是在没有继续往下走的势头的同时还要凝聚一个市场上比较有共识的向好预期，我们本来上半年向好预期进一步的形成，是很有希望的，我们一季度GDP报出是6.9%，二季度稍微往下调了一点6.8%，但就在这个二季度，大家看到所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不知道现在媒体允不允许说“贸易战”？

杨燕青：不允许，要说贸易摩擦。

贾康：但是我们的外交部、商务部、杂志都继续用“贸易战”。讲的是一回事，就是贸易摩擦的升级带来了明显的不确定性，但是大家一般都估计由于有外部的不利因素，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和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要往下走。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面临着这种已经有的冲击和不确定性的担心与焦虑之下，大家都觉得还算不准，但是都心生疑虑或者恐惧这样一个新的形势，经济已遭遇了不确定性和新的下行压力，就必须按照宏观调控所说的“相机抉择”做出政策调整。我的理解，这个政策调整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货币政策年初还在讲稳健、中性，现在变成了稳健概念之下“松紧适度”，关键在于这个松紧适度是怎么松的问题。要我理解紧已无所指，前一段时间大家已经注意到紧得够厉害了，按照高善文的说法，是中世纪动手术的办法，又不给你打麻药又不给你消毒，捆住了以后就给你开刀，活得了活不了看你的命如何，这个话说得比较带情绪，但已经是企业层面很多人的感受，已经很紧。那么现在讲松紧适度，主要就是怎么松的问题，货币政策已经几次出手，要定向宽松。但是把它总结在一起，既有向农这方面的宽松，又有向中小微这方面的宽松，最近还有向大企业、成规模的企业的宽松。所以货币政策的定向宽松加在一起，实际上我说已经带有全面宽松的特征了。这时候，财政政策要在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情况下，怎么样掌握好更加积极的问题？这是我今天的主题。

新的宏观政策，应该讲是具有可行性的，货币当局存在适度“松”的操作空间，如准备金率、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如果再继续往下调也是有空间的，我们离所谓经济学家讨论的“流动性陷井”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有必要的话货币政策可以再使用一些扩张空间，公开市场操作也有它的操作空间，但今天我们不主要讨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配合货币政策来实施总量扩张，那么它的扩张度加码的操作空间，一定会涉及到燕青刚才提到的徐忠博士强调的得提高赤字率，“不提高赤字率的积极财政政策是耍流氓”，但是实际生活里面大家得注意，现在已经是马上要到9月份了，有没有可能走财政正规的程序，做预算调整方案，提高赤字率，加大债务年度发行规模？我现在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严肃的讲财政是必须走预算程序来提高赤字率、加大发债规模的。

我们回想1998年朱镕基同志正式出任总理以后，他跟着看，一季度数据不对头，就下决心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年度中间的预算调整方案，那时候发行了长期建设国债和抬高了赤字率。以这样一个类似措施来说更加积极，在年内，我现在看不到迹象，所以我们只能说不排除明年和后续年度有必要的话，赤字率有所提高，负债规模继续扩大。但我想强调，这还不是积极财政的全部，不能以为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总量方面提高赤字率、提高负债率。财政政策我前面说的它的积极定义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应该纳入当前中国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而且要特别加以强调。因为这个视角正是紧密结合中央反复强调的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这个结构的优化，需要区别对待，宏观政策的区别对待主要是财政政策的功能。你不能指望货币政策在这方面挑大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中间，也会出现一些中国特色的事情。

我说得比较直率一点：两个部门之间的协调有时候觉得不那么顺利、不那么愉快，货币政策当局更多愿意自己操作。所以前些年中国这两大部门始终没有形成国库券概念的公开市场业务里面那种短期国债、公债吞吐的操作，央行自己宁肯按央票的概念来做替代短期国债的那种市场操作。当然后来央行又搞了一些让人看不太懂、我也说不太清的、各种各样的英文缩写的政策工具，其实也是类似公开市场业务的一些操作。我们把央行这些操作放在一起，还是要回到一个基本认识：这些操作更多只能解决总量上的问题，即在当下更多解决适当松的问题，而适当松的同时怎么样处理好结构优化的问题，这一定是财政要唱主角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一定要在结构优化的方面，利用我们现在财政政策的内在功能，充分体现它怎样在结构优化这方面有所作为。我觉得如果在徐忠博士讨论问题的时候把这点加进去，他的框架其实跟财政部门就可以达到更多的一致了。财政政策这方面不能够否定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赤字率，提高发债这方面的力度，但是一定要结合着提高赤字率和更多的发债，把资金筹集起来、运用起来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合理区别对待，怎么样补短板，怎么样通过结构优化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在升级版的轨道上发展。这种从宏观视角来看的、面对全局由财政政策更积极地去推进结构优化，是财政部门无可替代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再往下，我觉得对积极财政如何更加积极，就可以具体讨论一下应体现的各个方面。

第一，赤字安排。我是觉得既然今年似乎看不到管理部门有类似的口风或者讨论这个问题的迹象，但我们现在可以接着往前看。年内不做赤字率的适当调整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如果说贸易摩擦对年度GDP的影响一般认为不会超过0.3个点，上半年已经是6.8了，下半年如果按照年度0.3个点，或许我们下降0.15个点，如果再翻倍，下半年有翻倍的影响，也就是全年下降0.6个点的话，下半年是带着下降0.3个点，我们仍然能够达到年初所说的年度经济运行是6.5%左右这样一个引导性的目标。我是这么理解的：现在没有别的迹象，今年可能最大的概率就是赤字率不必经过一个预算调整方案在年度内提高了，我们可以讨论下一年经过法定预算程序适当提高中国的赤字率。今年官方报的是2.6%，我们前两年曾经报3%，有必要的话明年我们至少可以先提高到3%。3%是一个心理关口，是当年欧盟成员国签马约的时候取的整数关口，把3%作为一个预警线，我们抬高到这3%，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欧盟这些成员国，不光是那些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小的经济体，就像带头大哥德国和法国，也没有守住3%的预警线，适当超出一些，实践证明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当然你也得谨慎，能不超过最好不超过。中国现在咱们纯粹是设想，有必要的话可以提高到3%，下一年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后续年度再提高一点，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但是一定要审慎考虑这个事情。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考虑的操作要点。

和赤字率提高相关的还有中国的国债和公债（包括地方债），合在一起作还本付息各个年度的通盘考虑，以掌握好各个年度的举债规模。举债规模跟赤字率提高是正相关的，如果我们适当提高赤字率，明年和后续年度弥补赤字的举债规范机制如假定在未来几年还本的压力比较均匀，那么就应该更多地考虑每年度适当多举一些债。多举些债，我们现在公共部门的债务如果按照官方说的不到40%的GDP，即相当于不到40%GDP规模这样一个量值，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安全区内相对保守的状态，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在未来年度适当地提高到40%、45%甚至50%。中国现在的GDP按人民币计已经80多万亿，如果提高1个点是多少？1个点就是8000亿元以上的举债规模，要提高5个点，就是4万亿元以上的年度增加举债规模，而且基数还会抬高，所以这方面我们举债的空间也是有的。但是也要警惕大家担心的问题：官方数据可能不包括人们议论纷纷的地方隐性债。地方隐性债到底是多少？应该讲，我现在观察来观察去没有权威数字，只是大家担心这隐性债有可能又卷土重来，前些年曾经高达接近18万亿，后来《预算法》修订之后，经过三轮的置换，把十几万亿的地方债存量消化掉了，转成了中国特色之下由政府牵头安排、银行金融机构也接受的中期债券。这样一来，财务表现上银行原来这些以贷款等等方式出去的借贷资金，它未来的收益水平是降低的，但是它的资产质量评级却提高了，所以银行系统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大抵触心理，也接受了在金融防范风险情况下这样的安排。原来的存量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跟着融资平台的暗中操作，跟着所谓产业引导基金这方面操作中间可能产生过多新的负债，以及PPP概念之下地方政府卷进去产生的未来的更多负债（这从学术上来讲应该上是一种或有负债，或多或少会发生这些债），它到底是多大的压力？现在真的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判断。但我不认为，会像有人所说的整个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某些区域现在看起来负债率比较高。我现在在网上看到的资料说，西部很多地方负债率确实比较高，但是你要看到底在西部哪个区域，这个区域负债率提高的时候它的产业集群和整个发展态势怎么样？像贵州，表现出它的负债率比较高，但是贵州新经济产业集群的形成，却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如果处理得好，它经历相对高负债的几年，又会再接着把它的产业集群潜力发挥，此过程中会转入负债率可以降低、而经济发展里面活力上升的一个更好的局面。

中部区域最典型的是武汉，那时候“满城挖”，后来BBC去做采访，开始BBC不说到底要说什么，采访后出了这个节目，是攻击武汉，说马上要垮，武汉负债率简直高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我那时候就说过一句，你不能光看负债率高，武汉在原来产业集群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有东湖光谷等新经济的增长点、新经济的增长极区域，又把它的城市基础设施，通过满城挖铺开几万个工地，来了一个升级换代，在走到半程的时候，如果觉得公众有疑惑，最好的办法把信息披露出来，让大家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我们会忍受一些噪音和城市的扬尘，让这几万个工地尽快走完最痛苦的阶段，冲过瓶颈期以后，就是一片更光明的未来了。BBC那时候恰恰在武汉冲关的时候来泼冷水。我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你听BBC的节目以后，觉得武汉不得了要出事了，把这个建设一把掐住，那么这是最坏的结果：形成一大堆半拉子工程，老百姓已忍受了噪音、忍受了交通不便、忍受了种种的扬尘，结果本来应该得到的，再往下会越来越好的结果却出不来了。好在还是有基本的理性，BBC说了这个以后，武汉的整个发展过程没有受到多大的干扰。现在你看看武汉及周边区域，就是乘势待腾飞，一片大好形势。东湖下面已有湖底隧道，它其他的基础设施大家去了解一下，长江上、汉江上，通盘的与产业集群配套、宜居城市的建设工程，就是升级发展。我现在非常看好武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好武汉的楼市也完全有道理。又有产业集群、又有宜居城市建设，好不容易冲过了瓶颈期，现在要在武汉一试身手的企业家和咱们的年轻创业人士，在抓机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典型。前一段的负债率在冲过瓶颈期以后，它的压力释放出来以后，一定是逐渐下降的。贵州等等地方如果是类似武汉这样的发展过程，我觉得不要把它说的一下似乎是大祸临头，过不去了，一定要理性分析。

具体的地方隐性债，还有待于加强调查研究。一方面防范风险，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在这里面有意的去渲染极端化的一些过度悲观的说法。我觉得还是要争取能够说得中肯一些、全面一些。举债的安排和赤字有一定关系，是带总量扩张特征、比较鲜明的一个更加积极的要因。

但是再往下，对结构性减税，我觉得要特别强调。这也是这一阵企业家反复发出声音的，最新的一轮是蒋锡培关于大规模减税的几条建议，网上热传。中央说的“更加积极”，我觉得当然要包括减税空间的进一步运用。关键是到底怎么样减税？中国现在算全了，就18种正税。这18种税还不会让一个企业全碰上，企业碰到的税哪个还可以再减?比如说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的标准税率17%，往下降一个点，另外把中间那一档税率从11%变成10%，这个在年内以它为主的减税，就是克强总理报出来的，今年要减税负8000亿元，加上税外负担的另外3000亿元的降低，今年整个要减轻企业和纳税人负担1.1万亿元。这是在前面5年减了3万多亿负担以后，今年明显加码，一年就要减1.1万亿元以上。不能说在这方面没有安排，在这方面再加码，更多减一点，就得继续考虑还能减什么？

企业所得税方面，中小企业减半征收，已经明确说了，到2020年以前不变。减半征收，就是25%的税率变成12.5%，比特朗普减税的力度还大。小微企业也有一个类似的“起征点”，已经一抬再抬，抬得已经相当高了。你说企业所得税还能打什么主意？是不是给大型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他们再减税，大家可以讨论了。企业所得税还有一个在积极里面可以考虑的操作点，就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原来说可以加计抵扣到150%，后来又提高到175%。我们现在能不能考虑再抬高一点，抬高到200%、250%，这是可以讨论的。但那就是针对性的了，哪个企业已经有研发投入，你可以在税基里面做这种加计抵扣，没有研发投入，对不起你就享受不到，这都是鼓励你更多做研发。对这些都可以具体讨论怎么样进一步减税。这是支持企业进一步释放潜力、释放活力和创新发展。

除了这些以外，我特别强调，要看中国的全景图，企业真实负担大量是税外的。我不太懂，国际对比方面，为什么企业界一说，都是应减税、减税，为什么不说，中国企业在国际对比里面高得特别不象话的税外负担要努力往下降？像宗庆后，那时候他说，查清了娃哈哈要交500多种各种个样的收费，但是他笼统说这都是我们税负太重，到管理部门那边就说，这些不是税，是税外负担。

要说到中国的正税，如果做国际比较中国的正税其实并不算高。但中国整个企业负担的变动和弹性空间，明显比国际水平要大，按我们的研究者的说法：它的规范性是明显不足的。邓小平说过我们还要至少几十年以后，才会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

现在说到中国除了税之外其他的东西，宗庆后报出了500多种，发改委和财政部坐不住了，得跟总理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去了以后，宗庆后把一些大项和小项分裂了，应把小项归回大项里面，归完以后也有三百多种。一个企业在十几种税之外（还不一定有十几种），还有好几百种税外各种各样的交费，这个费有高有低，每一项不一定很多，但是合在一起称得上多如牛毛。而且你要想到企业交这些费的时候，与局委办打交道的时候，有多少名堂，那叫“打点”，要耗费多少时间？时间也是金钱，也是它的成本和负担。这几百种收费，这是在中国特色之下特别过分的，你放眼看去，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很难再找出第二家。怎么改它？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企业真的要降低负担，不能光讲税，一定要把税外各种各样的企业负担都放入眼界，看全景图，这个全景图里还要看五险一金，非常明确地说，中国的五险一金合在一起，企业和企业职工一起承担的像基本养老金的负担，在全球相比是最高值水平。

怎么把它往下降？现在如果没有在基本养老制度方面的改革，说实话降不下来。因为现在基本养老最高做到省级统筹，省级统筹之下在某些省已经过不了日子了。中央不得已，千方百计救辽宁等等，才能够混过来。本来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应把全中国各个地方的这些基本养老的缴费，放在一个全社会统筹的蓄水池里，什么道理？放在全社会蓄水池里，它的互济功能、供给功能马上就提高：这边辽宁揭不开锅了，那边广东滚存结余多年（因为它的劳动力结构是平均年龄很低），滚存多年的大量资金没法处理,就委托国家级的社保基金理事会替它打理，一给就好几千亿，由上面去替它打理，但是这种钱是一分钱也不可能调到辽宁去解它的燃眉之急的。你要一起放到一个大的蓄水池里面，那就好了，这个互济功能、供给功能提高了以后，缴费标准就可以降低，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事情就迟迟过不来。十二五说要提高没有提高，十三五说要提高，现在看看开始有点动静了，有点动静了看看能不能真正做到位。这个事情涉及到真的触动既得利益了。我们听到有关管理部门的说法，我们五险一金的收费权（里面主要项目的收费权）是某某前任老领导在他任上千辛万苦的努力才争到我们部门的，每一代、每一茬的党组要往下交代，绝对不能丧失在你们新的领导班子手里。因为它养着几十万人，这就是最基本的中国国情。所以总理说减这些各种各样的收费，是要拆香火才能解决的问题，总理说到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拆谁的香火现在终于有动静了，比过去有进步，如国地税合并，但是在整个改革里面这还是一个小步，原来是小花步、小碎步，现在出来一个比较像样的步伐了，还要有其他部门的合并，还要继续往下推。

国际上面，国家管理综合部门，找不到像中国有一个这么大影响的发改委，另外还有一个管得很扎实的财政部，能不能设想把这两个部门改成一个“发财部”？这在新莫干山会上我们讨论过，媒体也有报道，但是所有的部门都对此不作任何表态，因为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里面，这确实还提不上改革日程，这是中国的国情。但是你看人家韩国，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间，我们九十年代初去韩国的财政部，人家叫做规划与财政部，人家早已经把规划部门跟计委、财政部合在一起了。你去法国，法国是有一些特定的集中特征的，但是它那个部叫做经济产业与财政部，等于把规划、财政和我们的工信部、商务部等统统合成一个大部。中国这方面如果在上面能够大部制，下面局委办也就少了，局委办少了审批权、设费收费权，设租寻租权自然跟着拆香火就拆掉了。这是一个攻坚克难的任务，所以光讲减税不能够覆盖中国现在实际所说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全貌了，而且最主要的部分没有放在减税概念里面。盲人摸像，你光是感觉摸到一个局部以后，你就猜是全局了？中国的企业负担到底你摸到这部分怎么形容它，摸到象腿你说像柱子，摸到象耳你说像蒲扇，摸到尾巴你说像一条粗绳子，摸到身上像一堵墙，都不太对。要合在一起，把所有这些负担纳入全景图去解决。

还有一个隐性打点的负担，总理现在也说了，为官不为，他也着急，中央也专门下了文件，官场要有所作为。但是你现在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改造，没有配套改革，就是给你拖着，原来可能是要打点解决问题，人家企业说我好歹知道怎么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