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治理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国家出台相关方案，把环境整治问题提上日程，主要涉及钢铁业、水泥业、建材业等大型企业，这些产业中农民工居多，此方案间接给农民工“放了一个长假。”

很多农村人外出打工，一年才回家一次，有些人甚至过年都不回家，就是为了在外能多赚点钱。村里精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老幼和妇女，这次环境整治方案出来，正好给咱农民工一个休息的机会，可以回农村老家好好歇歇了。

其实环境整治不仅是在大城市，农村很多养殖业，包括养猪、养牛、养鸭等等，都面临整顿，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工作的重点。农民工突然回农村，很多人暂时不适应，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在家务农是坐不住的，总想出去找点活干。这个“长假”如果太久的话，很多农民工心里都着急，没有收入来源，又种不了地，将面临进退两难的情况。

大部分农村人还是想出去多赚点钱，希望这次环境整治能考虑到农民工的情况，毕竟这是农村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工尽早就业，农村经济才能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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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无人超市”还没在朋友圈彻底平息，这段时间“无人”又引起了唇枪舌战。包括英国《每日邮报》和央视在内的国内外媒体前段时间都对“无人农场”进行了报道。

英国无人农场：全程无需人工

全球首家无人农场位于英国什罗普郡，当地哈珀亚当斯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正试图发起一场农业革命。

他们研发了一款自动拖拉机，只要远程控制，就能完成播种和施肥。而接下来的整个农作物生长过程都在无人机的监控下完成，到最后收割的时候，自动联合收割机将搞定农田收割的环节。

可由农场主远程操控的自动拖拉机（图片来自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也就是说，这个农场从最初播种到最后收获，都无须任何人进入农场半步，所有步骤都可以远程通过机器操作完成。

无人农场的研究人员仍然在进一步改进他们的技术，他们认为，无人农场并不会导致农民失业，相反是为了帮助农民，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而不是把时间全部花费在生产环节。而且他们研究的小型机械还能帮助解决以往传统大型机械带来的土壤板结等问题，以帮助农业真正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尽管研究人员反复表示无人农场并不会导致农民失业，但大家的普遍直觉当然都是悲观和担忧的。特别是目前来说大多数农民还是依赖于靠他们的生产技术谋生，自动化之后必然导致人工需求的减少是不争的事实，怎么能说不会导致农民失业呢？

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说，研究农业自动化的不止有英国。早在2015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报道了日本木津川市正在试验的机器人自动菜园。这个菜园由机器人包办一起工作，甚至不止是生产环节，输送、分销也由机器人代劳。

根据当时的报道，这个机器人菜园将在2017年正式投产，不仅产量高，而且成本大幅减少，从而蔬菜售价也会更便宜。

过去几十年，规模化农业已经让赚不到钱，2.47亿农民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催生的。但未来不仅是农业可以自动化，各行各业也将发起自动化的革命，传统农民不仅做农业赚不到钱，做农民工也很难再赚到钱了，“双重”失业之下，农民何去何从？

借鉴发达国家过去的历史轨迹我们也可以看到，各国的工业化，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韩国、日本，农村劳动力都是不断往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转移，迄今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劳动力向农村回流。在这些国家，本身农民已经很少，农业自动化的确是有助于解决“谁来种地”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如此。但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的大量今后在自动化的趋势下如何求生？

我们几乎可以断言的是，传统农人在未来是肯定无法适应市场的，搞搞个人情怀倒是可以，但作为生计已经没有出路。

“新型”是个出路，从生产者向运营者、管理者转型，更注重管理技能，今后的无人农机虽然效率再高，但还是需要人的维修、监控和宏观规划。但农村总归是不需要那么多“农场主”了，就好像现在的美国，占总人口极少数的农场主就能养活全国人口，甚至还能粮食出口。

如今，自动化对全球范围各个领域的就业都是潜在威胁，每个人都必须有终身学习的意识才能求生。而与其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在技术革命的同时，也要推动社会资源分配模式的革命，包括建立更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才能尽量缓解潜在的失业潮。

原标题：贫困的代际传递如何阻止

位于贵州省最北部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南距遵义市区180公里，北至重庆市区160公里。出道真，无论是去遵义还是重庆，100多公里的路程，平均要走5个多小时，因为这100多公里，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

道真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在道真，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读书，在道真人看来，是摆脱贫穷的最好通道。

43岁的陈朝顺信奉的是“黄金棍下出人才”，他是道真县三江镇云峰村人，对他来说，最遗憾的事情是父亲去世早，他上学只上到初中。陈朝顺拼尽全力支持两个孩子读书。女儿陈诚3年前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儿子陈果今年考上了沈阳药科大学。

陈朝顺靠当地的传统项目烤烟叶来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转，好光景时，一年收入4万元。这4万元要供养母亲，保证家庭支出，支付一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的生活、学习费用，基本是入不敷出。女儿现在已经有2.4万元的助学贷款需要还。

陈朝顺说话干脆，当陈果在8月22日收到老师短信，得知考上沈阳药科大学后，陈朝顺的第一感受就是：“这几年没白上。”

3年前，陈果以570分的高分考到道真中学，期末考试“只考了530分”，陈朝顺在大街上就下手打陈果。陈朝顺太清楚贫穷的滋味了，他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大山，希望“他们以后过好一点的生活”，而读书，在陈朝顺看来，是最好的一条路。

从道真县城到陈果家，车程需要1个小时，还有很长一段路没有通公交车，需要步行走山路回家。为了让陈果能专心学习，陈朝顺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陈朝顺的母亲在出租房里照顾陈果的起居，尽管房租占用了很大一部分生活开支。

高三时，为了改善学习环境，陈朝顺又增加租房支出，换了一个条件好些的房子。一年的房租就是5000元。

云峰村书记明跃告诉记者，云峰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4500元，属于国家一级一类贫困，但是教育问题，“逢会必谈”。老百姓的共识是：“读书是一条好出路。”

在陈果就读的道真中学，今年的高考中，毕业生文化成绩一本上线324人，二本上线603人，本科上线率为60.24%，600分以上15人。

这个成绩对于当地从事教育的人来说并不意外。道真县教育局一名干部说：“这里的学生都很拼，住校的学生晚上老师都要催着放下书本早休息。”

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更多力量介入

陈朝顺说，如果两个孩子将来想读研究生，他一样支持他们，没有钱就去贷款。为了孩子的学习，他毫不犹豫，无怨无悔。但是，这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压力，更辛苦的生活。

张平也是今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虽然考上民族大学，但是她不想去上大学，因为妈妈身患癌症，现在还在化疗中。

张平如果去读书，会给家里增添巨大的经济负担，关键是妈妈没有人照护。父亲和哥哥常年在外打工，供养她上学和母亲看病。现实的残酷，母亲的病情、亲人的思念，让她柔弱的肩膀不堪重负。

2015年年初，《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贫二代”：“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有关单位开展的一项针对1200名接受过资助的贫困学子的调查显示，受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呈现“常态化贫困”趋势。从困难类型上看，父母双方均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占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双方务农（46.3%）；32.3%的家庭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职业收入；另有6%的子女，从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经济支持。家庭供养率（家庭人口数与家庭劳动力数比值）高，平均值达到2.85，意味着1个劳动力要供养接近3个家庭人口。而致贫因素上，职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变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成为一种“常态化贫困”。

在调研中，有学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不少专家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失去了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

农村贫困大学生是“贫二代”中颇引人关注的群体。高失业率意味着大学4年的书本知识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意味着“贫二代”中本来最有希望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面前就已折戟。对受调查的受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而言，很多情况下上大学需要以牺牲父辈的生活为代价，背负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压力颇大。尽管如此，不少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还是通过继续求学加深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此，相关人士呼吁，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陈朝顺希望陈果毕业后能够回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工作，在他看来，养儿就是要防老。

事实上，在道真县，很多靠读书走出大山的年轻人又回来了。他们大多不会回到贫困的农村，更多的是在县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内心充满感恩。这种回馈的心态在接受过资助的孩子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国酒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大型助学公益活动是迄今为止，国内爱心助学活动中捐助金额最大、受资助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的公益举措。茅台集团从2012年起，每年捐资1亿元，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帮助农村贫困家庭学子圆梦大学。道真县是茅台集团的对口扶贫县，今年，茅台集团资助该县300名贫困学子圆大学梦。

今年7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为该项目作影响力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助学行动已经帮助受资助学生在诸多方面发生改变，贫困的先赋影响已经在受资助学生身上得到有效地消弭，助推他们成功地进入大学，实现“鲤鱼跳龙门”这一关键一跳。受资助学生的信心指数的提升，将会带给学生对于学习、生活以及自己未来的强大动力。

调研的主办方同时发布《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社会发展信心指数》白皮书。根据该白皮书，社会发展信心指数，指通过诸多指标的综合测量，指向受资助大学生对自身未来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信心。指数能够揭示受资助大学生群体处于的具体生活环境和其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态度和信心。

调研主办方对受资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情况、心理健康、社会支持、未来发展、恋爱状况、资助效用、爱心传递等诸多方面进行测量，通过系列的加权和汇总计算，得出90后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社会发展信心指数为80.4分。

根据调研，父辈的职业分化、民族差异、生源地区别、学校所在地的不同、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流动方式、年级的增长，都没有在学生的社会发展信心上造成明显分歧；甚至在经济状况稍好与稍差的家庭之间、在完整家庭与不完整家庭之间、在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之间，受资助学生均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判断和积极态度。“换言之，在社会信心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一个子群体明显落后”。

调研的组织者认为，一方面，社会整体的快速前行和流动机会的多样化，在普遍意义上给了当代大学生更充分的社会信心；另一方面，对于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社会资助，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由于先赋因素带来的现实生活中的鸿沟，也极大程度地、整体性地提升了受资助学生的社会发展信心水平。

该白皮书指出，提升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社会信心，不仅仅是依靠单一的某个主体，而是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连接的平台，需要通过互联网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打破阶层的固化，促进社会的流动，提升社会发展的信心。受资助贫困大学生不仅自身参与协同合作中，还可以带动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促进更多社会资源的倾斜。这不仅能够提升受资助贫困大学生本身的社会信心，更能够提升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发展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