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经济学界顶级思想争锋——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择要

零、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我国在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就需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负有更大责任。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许多贡献，经济学家还要继续为“两个百年”的目标发挥作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是156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640美元，成为了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是靠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贡献的。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当前经济运营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距离两个百年目标，达到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体制性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城乡差距、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渐进双轨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

但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跟我们同样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次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自己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说，因为现在体制不完善导致了那些问题，并且在我们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了一点，不得不倒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的参照。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是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经济学家非常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需要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怎么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

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所经历的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年5月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的体制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

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知道中美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也还有66%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与合作的格局，从钱上面来讲，发达国家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了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也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世界上的重要国家后，就要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我想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从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来看，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抓住了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

总的来讲，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贡献自己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我们也要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改革发展更顺当的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机会，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

一、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很重要。

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有，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我主动地把权力让渡出去、把资源让渡出去，这个是一个难点。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以前经常自以为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是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

那么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我们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下一步往这个方向走，现在最大的双轨，现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刚才讲到供给侧改革，核心也是这一块，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包括技术、人才，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后对经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们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就是它是隔离了，实际上我们是双轨的土地，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它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带来问题凸显。

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国P2P为什么那么多？比世界上多的多。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多非标产品？说明我们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个也引起了国际上学届的高度关注。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很简单，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我们怎么在产权激励上能够动脑筋，想办法，找到有的解决方案。

二、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提出一个警告，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刚才吴老师讲产权化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法制化，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的作用，50人论坛的作用，主要这几个方面：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现在还有一个作用，当我们看到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我们也要出来提出警示，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时刻。

简单地来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第一，我们走向了市场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第二，同时在市场化的初期，我们的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前几年我也提出来，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前期有一些研究，最近又有一个报告在研究，但是这个报告现在没有发出来。它提出了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做了几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净资产收益率在降低。

我们用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一相减，得出的数字是负数。意思是其实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什么情况？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我们又搞了所谓的税改，很多人已经明确指出，这个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等这些东西，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有两点的改变：

1，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

2，税务局的性质跟人保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一定会有强制性在里面，它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三、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堪忧的。

现在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我谈一点粗浅的观察。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我最近做了一些调查，不是那种非常系统的调查。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是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赶到一个好时候。

仔细分析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大致上四个原因。

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我们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我们会看到统计局的数字，我觉得那个数字还是真的，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有很多的办法，其实已经有一轮下不去了，就怕跑跑，资产负债表整个没了。这一轮我觉得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国进民退这个事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有利的方面。

但是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这正是一个契机，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实际上我们是有现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国企来收购的方式，注入了资本、注入了政策，你不要管企业，不要去派干部，不要去把它的人一下子都换掉，不要做这个事。

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为国企改革这两个方向应当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恐怕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我们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其实我上次在50人论坛也说过，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有救市的问题，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国有化私有化交替在做，在这个过程中是遵循市场规则的，所以这样救市措施基本上都会使得政府当局，就是财政和央行是赚钱的，中国救市是不赚钱的，是赔钱的。如果考虑考虑像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在最困难的时候进入，好了之后再卖回去，再还给私人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路。谢谢。

四、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今后的发展，怎么样去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

我想简要的回应一下林毅夫提的还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学家或学者怎么样更多的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别是未来。因为总书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百年世界会有大变局。

我们2011年做了一个“2030中国与世界”，当时是用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现在又进一步用世行的数据，基本上看到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南方在崛起。这么讲，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南方的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50%，现在已经超过了55%。可能到2030年，保守的估计的话，可能会达到世界总量的2/3。如果到2050年的话，可能规模还会进一步的演化。因此，就改变了世界。如果从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趋异的时代，现在进入南北大趋同的时代。

我们回过头就要讲，中国到底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促进南北方差距的缩小，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中国所提出的方案，从20年前江泽民同志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到20年后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我称之为三大计划，“一带一路”，亚投行的模式，还不光是这个，还包括丝路基金。特别是这次又成立了国际发展署，更加规范的去做ODA。因此，中国确实是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抓住了。

今后的发展来看，怎么样去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

我前面到非洲做了一些调研回来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报告，就是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工业化，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信息化等等。因为我们注意到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整个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都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发展的一个时代，特别是这次中国和非洲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我们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我也回应一下林毅夫所提出的提供发展的经验，发展的案例。

因为最近我也是给非洲的一些部长他们到中国来培训，介绍中国的五年规划，还有其他的方面。他们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也有规划。但是怎么落地等等，他们都提了。

第三个来看，确实有发展个理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可能为这些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至少从现在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基本上是取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行零关税，能不能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在非洲的技术转移等等。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我也觉得需要来认识。谢谢。

五、吴晓灵（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六、许善达（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对于整个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要创造的制度环境，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做得不好的怎么把它废除掉。

我谈一个看法，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件事需要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因为原来我们国家一般来说都是科教文卫，这些都放在一个口里头。我觉得从最近的形势发展，我们各国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科技应该有这么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的。

第一，咱们原来说过很多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来说过的。就是创造财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讲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的手机制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润比不上苹果公司创建智能手机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来分配利润，而不是仅仅是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军事实力，这里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军事上的领先的东西，都是里边科技领先带来的军事领先。

第四，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兴的问题，一个惩罚措施让你毫无还手之力，这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我想今后对于我们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如何让它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所谓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来研究一下。

这里头我感到我们跟美国、跟这些发达国家比较的话，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制度上，确实还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真的仔细一推敲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政策对于科技发展实际上还有一点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要创造的制度环境，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找出其中我们做得好的继续往前推进，做得有缺点的怎么改进，做得不好的怎么把它废除掉，需要什么新的我们提出建议，进入决策考验范围。

七、马建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

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最近这几天，吴小平的这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和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有关系，当然也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过去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包括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在座有很多民营企业的领导、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非公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60%多的GDP，民营企业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民营企业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我说完了。谢谢！

八、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究竟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市场化朝什么发展，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这个问题。

我觉得十九大提出来下一步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讲，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要素刚才也讲了，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个方面。我想还是讲讲劳动力的问题。

最近我看到美国商务部关于美国为什么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几条理由。其中第二条就是讲的，中国的政府过分的压低劳动力价格，以这种不公平的方式从美国把工作岗位夺走了。具体的内容里面讲的并不是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没有集体谈判，工人没有罢工权。谈得挺具体。

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来回头想一想，不管美国怎么说，我们现在到底怎么评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我想提出一个数据。

在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里面，在4.2亿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了2.8亿，就是说农民工占到了整个现在城镇就业的比例将近70%，是67.5%。这样一种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是非常扭曲的，我们考察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在整体就业人员中这种双轨制。这也是刚才一鸣讲的，这样一种双轨制，究竟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市场化朝什么发展，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大家谈外汇的问题，谈国企补助的问题谈得比较多，而对于劳动力市场，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是作为第二条提出来的。我在国内基本没有看到应对这方面的材料。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非常简要的，我对白重恩的关于特惠和普惠的问题做一个回应，我们俩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究竟职能怎么定位，是把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公司，直接在那指挥竞争，还不是特惠的问题，直接就是分解招商引资、投资指标、党政工商齐动员，年底考核，是直接指挥经济，当然也有特惠在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地方政府作为一级政府是不是政府，应该不应该在那里直接的配置资源，还是从这个问题上来考虑，可能解决得更彻底一些。

九、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

个人可以迁移，国家不能迁移，但是国家可以选择。事实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就要看与谁结友、与谁为伍、与谁同行，这是历史的大道理，而不是小儿的过家家。

共和国70年的历史，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见证。从1949到1978年，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国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友，并与之结盟，进而国内政策也以其为楷模。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反复折腾，几经危机，老百姓还填不饱肚，。政权的合法性还发生动摇。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他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40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说到这里，应该提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尽管在他们当政的时候也有过很多决策失误。邓小平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仍不愧是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1972年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改变了至今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打开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触的大门。进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尽管对他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尚存在争议，但此举包含的战略和政策转向的意义是明显的。西方政治家看懂了这一点，双方配合，才有了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50人论坛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包括其与美国经济学家的对话。

从目前来看关于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主有次，有重有轻。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须一把抓。集40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这个主要方向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

就此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采取寸利必争、分毫不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和政策，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当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为此需要对内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谢谢。

十、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不应该收紧货币政策，M2的增长速度保持在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是合适的。

特朗普发动的美中贸易战使我们出口增长受阻，解决这个问题，打赢美中贸易战，扩大内需是一个根本之策。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扩大内需。我认为扩大内需的提出，是在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准确的把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几，我们是6.7%。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额、增量的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地拉大，而不是缩小，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

第二，我们M2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M2增长速度8%，经济增长速度6.7%，加上通胀指数，M2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60%了，还得继续往下降。

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营收额低于企业的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这样下去孕育着金融风险。

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扩大内需的任务交给了财政，写了发挥财政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这个事财政杠杆主要是管结构的，需求是货币政策是它的职能，这个任务没有交给货币，而交给财政，中央也有它深刻的考虑，这跟目前我们的金融问题上的几个认识上的误区有关系。

第一，怎么看待经济的货币化率，M2是分子，GDP是分母，现在已经200%多了，我们过去过于妖魔化它，把它讲的太厉害了，实际上只看其一，没看其二。其二是我们经济的证券化率跟发达国家比低的多，美国经济的证券化率170%，日本的证券化率160%，中国的证券化率只有49%，中国股市总额原来是世界第二，现在被日本超过了，变成了老三。我们直接融资不发达，导致我们间接融资要担当大任，所以货币化率高一点，M2多一点，这是正常的、必要的、合理的。

第二，怎么把握M2的增长速度，90年代，中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我曾经两次到美国向弗里德曼请教，弗里德曼是一个金融统计专家，货币经济学的鼻祖。他说，他研究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经济快增长时期的经验，在经济快速成长期，M2的增长速度等于GDP的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是合理的，长期的高于2倍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长期的低于两倍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真是大家，说的神、准。

1990年到2010年，20年时间，中国M2的增长速度恰恰等于GDP的增长速度的两倍，2010年之后，M2的增长速度逐步下滑，一直到现在低于名义增长速度。

我觉得快速增长期中国还没有过，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19000美元以下都属于快速增长期，我们八千多万美元，距离19000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说，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M2的增长速度保持在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是合适的。

第三，我们要扩大直接融资，上市要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另外要扩大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资产证券化这20多年国有企业规模有了很大增长，主要是靠债务融资实现的，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它们的债务率。

第四，不能用收紧银根的办法来抑制房价，房价过高需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为什么北京房价比纽约房价高3倍呢？因为美国有一个城乡化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通过郊区的房子的发展，对市区的房价起到自动的抑制作用，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我们要建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打通城乡之间房地产的这种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从而从根本上抑制城市房价的上涨。

十一、管涛（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

我的发言主题是“改革开放的艺术”，讲四点意见：

第一，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第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

1，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力，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2，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第三，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我们要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政策调整的方案准备，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办，这样有备无患。

第四，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实际上这就是大家争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条件论、次序论，没有绝对的条件，没有绝对的次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消极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积极冒进，我们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条件和顺序，这样的话保证了改革开放能够平稳地推进，提高改革开放的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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