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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没有签用工合同的情况下第一天干活把工友误伤工友要求我支付
吉林－松原&01-17 17:41&&悬赏 0&&发布者:ask201…… & 回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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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1087156这么做，不管别人赞成不赞成。所以决定还是在这里说一说，或者有好处。主要是：主耶稣曾明确说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体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也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5：29-30，可9：43-48〕。主这些话很重，却不是空话，而是有其实际内容的。主的意思：叫人跌倒的这“一个眼、一只手、一条腿”，不是由神来代剜、代砍，而是叫我们自己剜、自己砍。
有一次（1946年上半年）教会里到来一批美国的救济物资、旧的衣物（一般还都相当新），我也分到一件美国女兵的军绿色羊毛料裙子，我请裁缝改成合我身的一条男外短裤。不知怎的，我心中特别喜欢这条毛料裤、爱不释手；无形之中，它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叫我跌倒，不知不觉地它损害了我爱神的心〔约3：15〕。正此时，圣灵就在我里面用这段经文提醒我、责备我：这个东西既然能吸引我、绊倒我、损害我爱主的心，就当把它当眼睛剜出来、扔掉，当作手脚砍下来、扔掉，具体到毛料裤说：把它烧掉！哎呀，这么好的毛料裤、怎么能剜掉、砍掉、扔掉、烧掉呢？与主讲理、向主解释，但主的话不打折扣。那天，约有二三个小时，来回挣扎。几次快到厨房，又退回去，退回一段又停步，再去厨房，又退回。主的话是装个样子的？不能实行的？不是。但剜掉、扔掉、真难哪。最后顺服了，拿着它到厨房灶间（南方烧稻草），点了一个草结塞进灶门，毛裤放在火上，着火后火非常旺。这下，心灵平安了。“主啊，我爱你，比爱这些更深！”
期终考试时，不但各科要考，圣经课也要考。我精心拟了些考题，主要是是非题和选择题，最后一个问答题，把圣经的重要真理、通过这些考题，贯穿并显明了出来；自己非常满意、很欣赏，刻了蜡纸、油印出来。正在得意和自负之中，圣灵又责备了，把它剜掉、砍掉、撕掉。这下更难了，因为这么作、不但影响自己，还影响到全班学生和学校的考试制度。又回来挣扎呀，最后顺服，撕掉。学生考试时，白等了一课、没有考卷。当然这事，校长很不高兴，说我是给魔鬼作了工。我不反驳，校长没错，但我心中向主说：“若是你要我这么作，我就甘愿受此责备。”不久，六年级二个班级的学生各拿文凭行毕业礼，礼后师生一起照相。照得很好，相片很大，相馆又在照片后面配上了十分好看的衬底，真漂亮，只是价格也很可观；我因经济临时有点紧，没有舍得买。但校长知道了，竟代我出钱买了一张送给我，作为记念。我高兴呀，感谢校长呀，爱不释手呀，这么美好又可贵的一个记念品！立即，主的这段话又来了、圣灵又责备了，砍下、剜掉。但这是校长对我多么大的爱心、多么看得起我才给的呀，怎么能撕？怎么对得起校长呢？主却没有放松我，最后还是撕了。“主啊，我爱你，比爱这些更深！”当然校长得知后，很不高兴、且很伤心，但她除了说我“魔鬼作工”外，没有再说什么。我很痛苦，但是我没有后悔。
魔鬼真的来趁机也作工了。1946年夏季，八月上海（江湾区）的中华神学院（它原是南京的金陵女子神学院，后因信仰冲突、而由院长毕路得〔美国人〕为首的全体师生毅然与金陵分裂，迁至上海，逐步立起来信仰纯正的男女神学院，毕教士也是我母亲读神学时的老师）准备九月复校。复校前，先开一个两星期之久的“传道人退修会”，母亲是校友，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参加卫理公会举办的青年活动“夏令营”，宁可跟母亲一起参加“传道人退修会”。一起乘火车去上海江湾。那时，火车里人挤得不得了，我狠命地先把母亲推进车内后，自己已无法再挤进去，就两个手拉着车门的扶手、面向外、站在三阶底。车到半路，快行进时，心中突然有小声音：“你跳下去”我很恐慌，犹疑，要听它、还是不听它？只要我两手一松，我就会立即掉下去。似乎像前三次圣灵的声音，似乎又不是、不像。实际上真是魔鬼的声音；我终究蒙主保守，没有听从它，手没有放松、没有往下跳。打这次蒙主保守、没有跳下去以后，五十多年至今，一直再没有类似第四次的魔鬼试探。而且，类似前三次圣灵的对付也没有了。我宝贵这三次圣灵的对付工作：它一方面使我遵守了主的话，把那些吸引我、绊倒我的事物，亲手剜了、砍了、扔了；另一方面爱主的心却由此更深切了，若需要为主舍弃什么，也更舍得掉了。这三次对付中，在物质上的损失、连同在人际关系上的损失，现在看、总的看，实在算不得什么、微乎其微。但对于为了主，任何该舍弃的事物、该损失的事物，则都能毫不犹疑、毫无反悔、甘心乐意地舍弃掉；真是把万物都当作粪土，唯独以有主、听主、得主为至宝。谁听主的话，没有一个真吃亏的。似乎太傻、太不理智，似乎太反常、吃了大亏，却是非常值当的。所得到的却是无价之宝——主。
二、上神学院、去守真堂实习传道（9.5）
1、弃“金陵”入“中华”
“传道人退休会”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在上海江湾（区）火车站旁，打算于1946年复校之前、中华神学院为全国各地校友、即传道人所举办的第一次退休会。这退休会也是为这即将复校的工作做准备。这二星期的退休会，主实在动了大工。主讲的，是神所重用的仆人杨绍唐牧师，参与者约二百多人，大部分是姊妹、即女传道人，少部分是弟兄、男传道人。因为中华神学院这个学校、在抗战以前（约为30年代）的前身，是金陵女子神学院。因为主真道的缘故，与所谓“新神学派”或称“现代派”异端的斗争，毕路得（Ruth
Brittain）院长等几乎全体师生与金陵神学院分裂、分离出来、迁到上海，在极其艰难中重新办起来的。他们没有很多公会教会在经济等方面的支持、所以经费不足、师资也缺乏（尤其初期），但他们有神同在，信仰纯正、传神的真道。而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包括男院女院），则很早就被“现代派”（又称“新神学派”，实际上是不信派异端）所占领，并居于学院和大公会领导层的统治地位。其中也有少数信仰比较纯正的师生，则在属灵生命上相当可怜。他们在知识上学问上很丰富、很广博，真理上和生命上却很贫乏。我参加退休会之前，虽也略知此情，但也不十分清楚。可是在这两个星期的“传道人退休会”里，却使我心灵中如鱼得水、深感主真道的亮光和能力、属灵气氛上的浓厚和谐、属天追求上的强烈，真正体会到中华神学院是个好神学院，于是我坚决不去接受卫理公会栽培传道部所作出、对我进金陵神学院的保送、及对我经费上等各方面的支持和供给了。当然，我这个决定，卫理公会栽培传道部的俞老牧师很快也知道了。他大发烈怒：“你是把进神学院当作儿戏？”（其实，我正是不把上神学院当作儿戏，才弃的“金陵”、入的“中华”）。我姐夫（已是卫理公会的教区长）来信劝我，连父亲（住在姐夫大姐家）也来信催我、命令我赶紧去金陵，还来得及。但我心志已定，怎么说也不肯去金陵了，立即在中华神学院报了名。经费上，学校答应我以半工半读的办法来解决。即一面读神学一面在神学院的函授科里工作。
2、当牧师作传道人
进“中华”，有一件小事需要在此提一提。就是神学院毕业后，将来是否肯定当牧师、肯定作传道人的志愿问题。入院先填报名单，很详细、一项项。内中有一项，我迟疑了半天，却没有填写。此项大意是：你是否立志、肯定要当个牧师、或作个传道人。我之所以迟疑半天未填写的原因是：我已完全奉献给了主、一生为主活，主也明确呼召我，要我撇下一切、一生背十字架跟主走。至于当牧师或做传道人，主的呼召中没有提到、主也没有话指明；虽然，主若要我当个牧师、作个传道人的话，我是绝对愿意当的。主既没有话，我就不敢填。中华神学院的教务长何守瑛老师很快就找到我，问我，为什么你这项没有填？我们学校非常重视这一点。你若不作牧师、不当传道人，你想作什么呢？我想想，何老师的话也对，我若将来不当牧师、不作传道人，还去作什么呢？牧师、传道人，那肯定得当上，我也不是不愿意当，愿当！从这件小事以后，整个近三年读神学院期间，我的观点变了，肯定了读神学的目的和结果是当个牧师、作个传道人。我在此提到这件小事，是与以后主第二次挡阻我作传道人一事有关。
3、学习、实习分配、去守真堂
中华神学院的学制、是把四年制的课程挤在三年中学完，一年到头很少放几天假。我感谢神，给我有读此神学院的机会，在圣经真理上有了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对全国各教会的景况、也有了个初步的、大致上的了解，接触面更广了些，属灵生命上的操练也更进了一步，又在希腊文的学习上，打了初步的根基。中华神学院有个规矩：没有正式传过道的学生，不能一直学到毕业，至少在差几个月将毕业之前，先出去实习传道一个阶段，然后再回校完成实习课程、正式毕业。我从1946年九月起到1949年初，已经学习了2年半多，差几个月就要毕业，学校也为我考虑了出外实习传道的事。毕院长召我去谈话，她告诉我，浙江嵊县教会写信给神学院，要求派一个传道人（弟兄）去工作，但特别指出，那边的教会受到“小群”（即“聚会处”或“地方教会”、由倪柝声倡导的）很大的影响，所以特特要求所派去的弟兄必须是能抵制“小群”影响的。学校考虑要派我去嵊县，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告诉院长：我虽对“小群”很少接触，但感到他们没有什么不好，且也很蒙神的恩典。院长急了：你对小群不了解，他们起先就是英国的弟兄会，倪也是受了弟兄会的影响，……；她说了许多弟兄会和中国小群的不好之处。我没有表示什么。当然，院长再也不提、派我去嵊县的事，派了别人去。
不久，院长又召我去，告诉我有两个需要传道人去的工场，其一是上海四川北路守真堂，有我同班的姜弟兄已经在那里负责教会。（他因原是大学毕业入神学的，故比我早毕业半年多）。他主持守真堂教会工作后，感到再需要一个同工，故向神学院要求。其二是我的家乡浙江东阳县教会。院长要我为此祷告，看神旨意要我去哪处。院长也为此祷告，寻求主旨意；约好三天后再见面作出决定。这三天，我就专为此事祷告。很明显，上海教会的条件要比东阳各方面都好的太多了。而我，所缺少的不是属灵的知识，缺的是信心的实际经历和为主受苦、受穷、受患难的经历；显然，不应该去守真堂，应该去东阳，在信心等实际上锻炼锻炼。何况，东阳是我的家乡，我欠着东阳福音的债，应该去还债。所以，两天多的祷告时间里，一直倾向于求主领我去东阳，吃吃苦、还还债。然而，主不说话。最后主光照我了：“吃苦不吃苦，是我安排的，需要什么，我就安排什么，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愿，乃是按照我的心愿。”主让我明白，要我去守真堂。三天到了，去院长那里，我把我求问神的情况都告诉校长；校长告诉我，她祷告的结果，也是要我去守真堂。彼此一致。就立即收拾行李，去了守真堂。另一位年长的同学姊妹也去，三个人就一起同工，也比较同心。
守真堂原属“宣道会”，但这个教会的公会制度和组织关系并不很严密，跟一个独立自主的教会差的不多。早先，是美国宣教士伍约翰来此建造了礼拜堂（守真堂），同时建造了与教会交叉相连在一起的教会学校（守真中小学、只有初中）的房子。教会和学校之间没有清楚的分界线，人员和工作也几乎都在一起。教会和学校在那一带的声誉一向是不错的。后来，是伍约翰两位（老童身）女儿伍恩兰和伍恩芝接替了她们父亲的工作；她们都非常爱主。主曾大用过的赵世光牧师，就是在这里得到栽培和成长的。在赵牧师工作的初期，就有年长的两位老姊妹、作他的同工协助他。大概是抗战时期、或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位宣教士都回国去了，守真堂教会和学校都由中国牧师和校长继续负责。那时，赵世光牧师也早已成立了“灵粮布道会”扩展工作，早已脱离了守真堂。守真堂名誉上属“宣道会”，实际上已经参加了由上海许多独立性的教会，所松散组织起来的“灵工团”。“灵工团”的各教会工人，在传道工作上，则几乎都是各管各的。原先负责守真堂的牧师（我也认识）调去武汉后，姜弟兄刚神学毕业，就负守真堂的教会全责。我们三人可说很同心，在许多教会传统制度和作法方面，我们都不愿意光按着公会的老制度老传统作；我们常在一起寻求、愿意按着圣经原则和主的心意来作。我看到这个教会学校里每天早晚全校列队升降国旗（青天白日）并敬礼，就在全校师生每周礼拜的讲道中，提到了升降国旗、向国旗敬礼是“拜偶像”的事。校长（也是教会中的执事、年长姊妹）听了很不高兴，认为我这么讲道、是在干涉学校的行政。她就与姜弟兄商量了，以后，再也不让我在学校的礼拜中讲道了。主也的确没有给我讲道和查经的恩赐。
每周三晚上，教会同时有两个聚会，一个是我负责的“初信造就”、一个是姜弟兄负责的“查经”。绝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喜欢参加查经，愿意参加初信造就的真是寥寥无几；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相差太大了。我不但没有讲道或查经的恩赐，连教会中治理的恩赐、祷告医病的恩赐，……许多恩赐都没有。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动摇了或削弱了我忠心事奉主的心志。靠主恩典、尽我力量，因为这是主的工作，也是神“用绳所量给我的地界”〔诗16：6〕。就在神量给我的地界范围之内来忠心事奉主。
三、神第二次拦阻我作传道人（）
1、特殊的二周清心祷告
我来守真堂实习传道是1949年二月，时局已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已退守长江以南，解放军暂时在江北。只要解放军一渡过长江，长江以南就会节节败退、势如破竹。这是明摆着的事。上海是五月解放的。全上海的各里弄、各家户、都作了准备，制造粗木里弄门、买足粮食、咸鱼，准备渡过这个两军交接的过渡期。守真堂，也为此暂停了两周聚会，我暂时没有教会工作。在这两个时代相交接的两个星期，正是我独自一人清心在主面前祷告的一个大好机会。时代和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得那么快、那么剧烈。
国民党的统治在全大陆即将结束，共产党的新政权则马上要立。当然这事是出于神，所有掌权者、废王立王，都在神手中掌握着。虽然早就听说，共产党大讲特讲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对于神的教会和主的圣工来说，凡脑子清醒的人都心中有数，他们（教会、基督徒、尤其是神的仆人）之受逼迫、经历很大的患难，只是早晚的事，无法避免。不少传道人，已经有以暗暗改行、来逃避这种患难逼迫的；基督徒因受逼迫而“放弃信仰”的可能性，也大大存在着。那么，我呢？也趁机走这条路吗？想到圣经中“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的教导，我俯伏在主面前，专心求主一件事，“主啊，求你保守我，至死、也要作个传道人（不管我有没有传道的恩赐），决不离开这个传道人的岗位、去改行于别的。”我知道自己有软弱，但深信我的祷告主会垂听，主能保守我的脚，终生至死站好传道人的岗位。主果然说话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主所说的话、竟与我所求的恰恰相反。主问我：谁叫你传道的？随即主用了罗10：15的话启示我、问我：“若没有奉（神的）差遣，怎能传道呢？”我回答主说：“我已全身奉献了呀！”主说：“全身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作的；但我没要求每个基督徒都去作传道人。”我说：“主啊，你不是1945年夏、呼召我，要我撇下一切、终身背十字架跟从你吗？这个事、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主说：“撇下一切，一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也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作的；不然的话，就不配作我的门徒。但我没有呼召所有的门徒，都去作传道人。”我就说：“我已经读了神学院了！”主说：“读过神学院的，不都能作传道人；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人、不一定不能作传道人。”我又说：“主啊，是神学院派（差遣）我来这里传道的呀！”主又说：“神学院派你来，不等于我派（差遣）你来。”至此，我哑了口，十分惊奇，反复思想罗10：15和主所说的所有话。
明确，作一个传道人的唯一资格和条件，是主的差遣。同时，我也回想起，进神学院之初，我那张表格中、没有填将来当牧师作传道人那件事，以及近三年来、我一直以为我将来必是牧师或传道、痛快地树立了这个概念的事。我在主面前哑口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主又说话了：“我既还没有差遣你作传道人，你现在就去把这个‘实习传道’的工作辞了，然后去找一个别的工作，等候我。时候到了，我会把工作和任务托付给你、派你作。”主的话很明确，跟我原本所求的相反。我求至死还要作传道人、不干别的；主却偏偏要我辞掉传道工作，偏偏要去干别的一般职业和工作。我就向主说：若辞去传道找别的工作是你的旨意和吩咐，那我没有二话：执行！那几天里，我一直祷告、思想这件事，思考主所说的话。
除了这件事以外，主又指示我、引导我另一件事，这件事比较简单，那就是：离开守真堂、去参加南阳路聚会处（即“小群”、“地方教会”）聚会，并参加他们一起擘饼。我把这两件事和一切情况都告诉了姜弟兄和同工陆姊妹。他们没有反对，也没有挡阻我，似乎对我这两件事都理解，同意辞职。但也谈妥了，在我暂时尚未找到职业和工作之前，仍继续原先的传道工作，直至找到工作后就正式离开。
2、不是贪爱世界，换个战斗岗位
那几天我在主面前也十分清楚。主叫我辞去传道工作、去找别的工作，绝不意味着叫我借此逃避逼迫、逃避患难，也绝不是要我借此退后、去爱世界，追求今生的钱财、享受、名誉、地位和属世的“前途”，完全不是；而照样要随时准备撇下一切、准备背起十字架，照样要走好窄路、作好主的见证、打好属灵的仗，只不过是主给我换了一个战斗岗位而已。主是元帅，吩咐我这个小兵，离开传道人的战斗岗位、去另一个主安排的战斗岗位，走好道路、作好见证、打好仗。为什么要换岗位，元帅不告诉，小兵虽不明白，也要坚决服从、执行。元帅不会出错。这一点，非常重要。不明确这一点，我就会退后、当逃兵、背离我主、贪爱世界，跟着世人和世界潮流、去走通向死亡的宽路去了。
这两周中，既然我已有了道路上的这两个大转变，那么，按人的常理说，我原是神学院派我来这里的，我就应该回神学院去，把这两件事都告诉毕院长；更好一些，则是先去征得她的同意，然后再如此作，这样才对。我也考虑了这事。一方面，这次是我清楚了主的旨意叫我这样作的，并不是我自己定的意，想这么作的。另一方面，我非常肯定，这两件事院长一件也不会同意，肯定都是她强烈反对的事。如果她都不同意、强烈反对，那么，我听院长的？还是听主的？两者不可兼得。我只得在这件事上亏负院长，却不能不听主、亏负主、对不起主。所亏负院长的，若有机会，以后再弥补吧。不久，我这两件事，全神学院都知道了，他们都说：“×××（向主）变节了！”我很难过，又没有办法，不能去申辩，人的误会不可避免，只要主不误会，我就足够了。主也被人误会过、冤枉过，主没有申辩，为什么我倒要去申辩、作解释呢？
3、主为我开了门找到工作
解放了，外边热闹极了。经常有各种游行、扭秧歌、打腰鼓、喊口号、唱解放歌曲。我既然清楚了主的旨意，要我去找一个普通职业、一般工作，我就首先在父神面前作出决定：主既要我找个工作，什么工作我不挑不拣，主给什么就作什么。即使去作一个工友，打打铃、扫扫地、看看门，我也愿意。可是，刚解放，社会上失业到处找工作的人不少，竟然连个作工友的空位置都没有，哪个单位也不缺人。我就写信给我三哥，他当时在天津、国家办的工厂里作工程师。我问他，你的工厂里没有工人的位置使我可以当个工人？三哥回信说，没有。正到处找不到任何工作的时候，神自己却为我打开了门路。姜弟兄去年一毕业负责守真堂教会时，因工作上的需要，就立即结了婚。他妻子原先也是大学生物系毕业，毕业后就在守真中小学教书。她当然愿意教生物课、是她的专长，无奈学校早已有了教生物的男老师，校长就安排她教初中三的几何和物理等。现在，她要生孩子、请了产假，需要找个代课的人。她想起了我（我跟姜家很熟悉），问我能不能替她代几个月课？我虽只算高中毕业（读神学不算数），没有资格教初中三，但数学与物理是我中学时代最爱好的科目，况且代课就不讲究学历资格，我就答应了她。拿起课本备备课，就上课堂讲课去了。
感谢主，主开的路十分顺利，同学们很喜欢我去教课，校长也看在眼里，对我的印象很好。几个月后，将到寒假，我的代课工作结束，姜师母的产假也满了，要恢复工作。我只是代课的，当然得走把课还给她，但神感动了校长，辞掉了那个生物男老师，就让姜师母去教她所喜爱的生物课等，初中三的几何与物理等，仍然让我教。打寒假开始，我就不算代课，而是作了正式的中学教师了。主为我开的门和路，竟是那么顺利，因为是主自己要作的事，我连想都想不到。从1949年秋末代课以后，我就正式作了八年多的中学教师。在守真中学教了近四年初中数学物理，1953年夏，守真由政府接办并入已接办一年的培青中学（原是教会学校怀恩中学，有高初中），专教初中物理两年，这两年中由校领导培养、进了市教育局新办的“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夜校性质）进修物理，1955年夏又调进上海的七个重点中学之一“同济中学”，开始专教高中物理，并在全市中学之间担任了一次公开教学。同时我进入华东师大物理系函授科学习，直到1957年夏，我申请调离上海去北方天津为止。
在物理教学业务方面，有一点点节节高升、一帆风顺的意思了。然而，这些都不是主的目的；这些业务工作上的顺利和通达，不过是暂时的，到了时候，主就会把这一切全部取去、都收走。这八年教师工作阶段主要我作好见证、走好道路、打好仗。主交给我的任务是什么呢？越来越清楚，主在这个我教师阶段所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剧烈变化着的时代中，站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岗位上，作好一个普通基督徒（即使是所谓的“平信徒”），学习讨主的喜悦。为此，主在这个8年阶段中，亲自率领我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属灵争战。我是软弱、卑微、无用的器皿；但祂在我们身上却是有大能的。
第五章 教师工作阶段（7.12）
一、几个原则——战斗的“规矩”
既然照主的旨意、照主的引导，作了中学教师，有了一个“教师”身分，而且又正处在时代的交替、剧烈动荡变化之中，那么，要作好一个基督徒、要听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有些什么原则需要遵行呢？
1、对新政权的态度
首先，对于新政权，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对待？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主的国不属世界”〔约18：36〕。主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国籍、永远的国籍、也不属这世界。因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腓3：20〕；天国、主的国，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国籍、永远的国籍。今天，我们是中国人，对，不错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别国人。但中国人只是我们在这世界上临时的国籍，不是永远的国籍；这个“临时”，最多只是我们在世的几十年，以后直到永远就没有再保存此国籍的需要了。我们基督徒从悔改信主起，早已有了永远的国籍、真正的国籍。但对于今世来说，这新政权、跟旧政权一样，都是神在某一个有限时期内所设立的；没有一个今世政权是无限的、永远的。“因为国权是属于耶和华的，祂是管理万国的”〔诗22：28〕。“神……废王（统治政权）立王……”〔但2：21〕。凡地上各国的执政掌权者，不管好坏，没有一个不是神在某一时期所暂时设立的。如同主耶稣在世时的罗马皇帝该撒，就是如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也是如此。既是神所立，神已把一部分属世的权柄交给了它，神就要求我们基督徒在属世的事物范围内顺从他（它），把当归给他的归给他。这就是主所教导的“属该撒的事物当归给该撒，属神的事物当归给神。”
教师是属地的身分，不是属天的身分，教师的工作也是属世的事物，是在“该撒的物”之范围内，故凡是教师所该作的工作，无论是教学工作、政治（学习）工作、宣传工作，我都该认真去作，照着“该撒”所要求的，努力作好它。在这个原则下，我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各种政治、时事学习，作好自己的教学业务工作，我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示威游行，扛横幅、举大旗、喊口号、等等。当我喊“毛主席万岁”时，不是把他当作神来高举，而是承认他是神所设立的政治领导，因此拥护服从他而已。这与但以理向大利乌王说“愿王万岁”〔但6：21〕是一个意思。在抗美援朝宣传运动中我也很积极，编了个活报剧与同事两个边唱边演。各种学习也很积极认真、发言热烈。但有一点我是始终一贯的，那就是当学习中或文件报告中，凡有涉及到“宗教”或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党内容时，我就一言不发、冷然置之。心中对之很厌恶。
2、两种身份和其间的关系
在主的光照之下，我感到现在我有着两种身份，一个是教师的身份、另一个是基督徒的身份。既有教师的身份，凡是一个教师应该作的，我都应该认真作、积极作。这一点，前面一段也已经具体地说了一些。既有基督徒的身份，就要在凡事上听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这两种身份是平等的吗？并驾其驱的吗？不是的，不平等。教师身份是暂时的、次要的；基督徒的身份则是永远的、主要的。当这两种身份发生冲突时，教师的身份就得以服从于基督徒的身份。
3、教学实践中科学与圣经真理不相掺混
科学是出于人的智能的结晶，不一定都是真理，更不可能永存，若天地毁灭，科学成果也随之消灭。科学不一定没有错误或没有片面之处。而圣经是真理，是出于神，没有错误，但不一定人人都以为然。在教学讲课中，应如何对待这两者？应该如何寻求真理、寻求神的旨意，看神喜欢我们怎么作。神旨意如何呢？
神使我想起，旧约时代神所吩咐摩西和众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从这些律例典章中看出神的爱恶来。神对以色列人的穿衣有讲究：衣服，可以由不同的衣料制成，或是羊毛料、或棉料、或麻料、或丝绸料等等，哪种料制成的衣服都可以穿，神都喜悦。但若是一件衣服，用两种或几种不同的料子拼凑成的，神就厌恶以色列人穿这种衣服。神通过摩西给以色列人定这些属肉体的规条，是因旧约以色列人尚在律法之下、世俗小学之下，所以要求他们遵守这些属乎肉体的规条。（这些规条、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废掉了、涂抹了〔弗2：15；西2：14〕，不再要求恩典之下的新约圣徒遵守，但律法的精意是不能废去的）。实际上，神不是那么真正重视人的外表穿衣如何，而是以此属肉体的条例来体现神的爱恶、神的旨意。神不是真的在乎不同衣料拼制不拼制，而是神厌恶两种不同质、不同类的东西拼凑、掺合在一起。
我上课不是讲圣经真理，而是教的科学，我就该用我所能领会的科学道理来讲，不需要把圣经观点掺杂进去。由于有了神所启示的这个原则，我就放胆在各科讲课中教科学、讲科学。有一次，我在教小学六年级自然课（那时，我还兼小学部分课）中涉及进化论的观点时，我按这种“科学观点”讲。课后，一个学生来对我说：“老师，你是信耶稣的，怎么也这样讲？”我告诉他，课堂里我讲的和课本上说的是“科学”是人搞出来的，不是真理；我是信耶稣的，深知只有圣经才是真理，才是可信的。总之，有了神所启示的原则，我就能更好地处理教学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感谢神，引导我、光照我，在我新的教师岗位上、教学工作中，也是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赐给我以上几个原则；知道按神的旨意在具体工作上该如何去作。圣经说：“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提后2：5〕。上述几个原则，就是我作为基督徒、在属灵争战中的“规矩”。若是不按照这些“规矩”，我的属灵战争就打不好、打不胜，必须按“规矩”，才能打好神所托付给我的属灵争战。那么，主托付我的属灵争战究竟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是小兵，还不了解“争战”究竟在哪里掺杂。但主是元帅，祂全知道。我不知道不要紧，我只要跟着元帅、听祂的话、顺从祂的旨意，元帅必会率领我打仗的。我虽软弱、愚蠢、卑微，但争战全不在乎我，在乎我有元帅，真正的仗是祂打的，我只是无用的器皿、卑贱的工具就是了。
将近八年中，我站在教师岗位上，元帅引领我打了以下几个仗：
二、第一仗 —— 学习马列社会发展史 ()
“教师，是人民灵魂的工程师。”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工作、重视中小学教师的学习和改造。所以刚一解放，建立政权、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工作略有一点头绪，虹口区政府就立即抓教育工作。首先、在没有党领导或党领导薄弱的中小学校里，例如我们这个教会学校，都必须派一个政治教师来。政治教师，不光是教教政治课，实际上她代表着党对学校的领导、是学校真正的掌权者，校长主要是配合其工作而已。于是，礼拜取消了、圣经课取消了、主日学没有了，学校与教会间的各方面关系和界限全都划分清楚了。
1950年初是解放后的第一个寒假，虹口区政府立即抓紧机会组织全区的中小学教师们进行“马列主义学习”，具体来说，先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发展史的第一部分是“从猿到人”，即猿人是如何通过长期的、简单的劳动生产进化为人，进入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又由于生产劳动和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而依次进入奴隶社会（产生了剥削和被剥削阶级，产生了社会革命）、进入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剥削、按劳取酬）、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取酬）。所有中小学教师、都很重视这个学习，因为是解放后的第一次正规集体学习。我也认真参加学习，积极发言，只是丝毫不提圣经真理。寒假学不完，开学后继续每天课后学。又过了几个月，学完了。得进行一次很重要的学习总结活动。先由每个教师自己写《学习总结》，上面发了三个总结提纲，作为各教师写“学习总结”内容的依据。大家都十分重视写这个总结，因为它是解放后、即新时代的大变化中、党和政府对教师的头一次考核，与自己的政治前途、工作前途、密切相关。
你这个“灵魂工程师”是否能适应、是否能赶得上新时代对你的要求？谁敢怠慢？三个提纲，头二个都是有关《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和各人的学习收获方面的；第三个提纲却是要求谈你自己对这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是怎么认识、怎么看待的。我也很重视，为写总结事祷告。该如何写、如何对待，并且一面祷告交托、一面写。对头二个提纲，我写了很多，因为的确过去不懂、这次学习的收获真不小。对第三个提纲，即自己（作为基督徒）对此的认识，我也不应该隐瞒、作好我所该作的见证。第三个提纲我写的话不多，简单几句，却字斟句酌。大意是：“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整个社会发展史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篇大谎言！因为我心中明知，人与万物是神所创造、各从其类，并非由猿进化而成。世界的末了是各国国权和一切财富的倾覆毁灭，是主耶稣的荣耀降临，是千禧年国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世，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不是大谎言，又是什么呢？但我不写那么许多，只简单地总说了这句话。深知只有圣经才是真理，所以我应该更好地站稳基督徒的立场，按神的旨意走前面的道路。”写完，就拿去交给政治教师。当然，这一下可砸了锅了。其实，平时政治老师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认为我教学认真、学习主动、政治运动和宣传工作等等都很积极。但写出这样的总结来，能过得去吗？
第二天放学后，政治教师宣布：“今天政治学习不分小组，三个小组合成一个大组学习。好，大组学习。政治老师拿起我的学习总结向大家念。当然，念到末了几句，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她说：吴老师写了这样的总结，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可以帮助帮助他，请大家热烈发言。”那个年代，还没有粗暴动武的批斗，所谓“帮助”，仅仅是批判驳斥的意思。咦，一直没有人发言，老师们有的低着头、有呆着看、有的皱了眉，就是没有人发言。政治教师几次启发动员，仍然是冷场。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教会学校，大多是程度不同的真基督徒，即使少部分生命不清楚，但对圣经真理并不陌生。还早在寒假初、学习“从猿到人”时，大多数老师心中矛盾很大，只是没有人把心中的矛盾问题在学习时公开说穿就是了。今天一听这个，就沉默到一个发言的也没有。政治老师见动员不起来，就只得自己带头发言批评我的观点。我在旁听听，有时就回答他一两句或几句。她听了就反驳几句，大家倒有点兴趣了，一个大组批判会变成政治老师与我之间的辩论会了。
如今我还能记起一点。在辩论中，她说：“噢，照你这么说来，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啰！”感谢主，赐给我话，我回答说：“池老师啊，科学，科学规律是哪儿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科学家也不能制定，只是‘发现’和‘证实’了一部分科学规律而已。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也都是按照神所定好的规律进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神不反对自己定妥的科学规律。”有的老师听了笑了，有的点了点头，有的什么表情也没有。感谢主，又赐给我话：“池老师啊，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们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大家很有兴趣地听我们两个人辩来又辩去，却得不到结论。钟点到了，学习会也结束了。有的老师心中也为我担心：“你的教师饭碗还要不要？”我也战兢地把这些都交托给主。当然，政治教师回去后，就向党政组织汇报了一切情况，然而此事以后一直没有下文。很可能他们认为：这个教会学校，尤其像我，受宗教迷信的毒太深了，一时半时，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扭转不过来，从批判会上，大家竟没有人发言这一点，就是个证明。这是我作了教师以后、所打的第一场仗，完全依靠神的恩典和主大能的托住才渡过的。
三、第二个仗——神用控诉来破坏控诉 （1.8）
1、参加南阳路聚会处
按照主在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时）那个特殊的两周清心祷告中所明确给我第二个指示，我离开了守真堂的聚会，经过南阳路教会(南阳路聚会处又称“小群”或“地方教会”)长老们的正式接纳，我被分配在第十三家（虹口区）擘饼（后又在新设的二十二家虬江路）。深深感到，这真是一个好教会，他们有许多作法、不是按照一般公会教会的老传统，那些老传统明显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和教导，而是敢于废去这些老传统，寻求了更符合圣经真理和教导的作法。因此，在与他们的主内交往中，所得属灵上的造就可真不少。神也与他们同在，在各方面都祝福他们，人数也不断增多。他们中间许多肢体都很爱主、敬畏神。
过去有许多年，他们聚会是在“哈同路文德里”，我少年时就曾听说。后来由于人数急剧增加，就在附近南阳路建造了一个大聚会所，没有一点“教堂”的样式和气味，没有任何美丽的十字架、图画、经文等装饰，却十分宽敞、明亮、洁白、实用，约可容纳一二千人聚会。擘饼记念主，全教会就无法集中在一起了，而是在上海全市的不同地区、分成十几家（后来增加到二十几家，每家约一百多人，又在虹口区增加了一个“虬江路分聚会所”，但南阳路仍是聚会中心）。由于教会人数众多，不但全教会有张愚之等六位负责弟兄（又称六位长老，另有姊妹方面的二位负责姊妹）。各家也各有几位家负责弟兄和家负责姊妹。每家的弟兄或姊妹，又各分成若干组，各组有一个负责弟兄（或负责姊妹）。后来，我也成了组负责弟兄之一。全教会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虽不成文，众肢体却都自觉地严格遵守，就是各组的肢体都必须顺从组负责弟兄（或姊妹），各组又都得服从家负责弟兄（姊妹），各家又都得顺从六位长老的。实际上，六位长老也都顺从倪柝声弟兄的带领。所以，倪与长老们若作出什么决定、怎样布署，就能畅通无阻地贯彻到各家、各组、全教会。当然，下面如果有什么情况、困难等，也可由组负责或家负责人、迅速向上一级汇报、请示。
我起先也感到：就应该如此，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教会若不如此，那肯定会乱套的。开始聚会的好几个月中，我没有见过倪弟兄（后知，当时他在香港，安排李常受在海外负责，他自己则回到已是新政权下的大陆，主要住在上海）。那时，全教会的聚会等等工作由六位长老主持，讲道主要是张愚之弟兄。
2、一件小事
我尚在13家擘饼时，有过这样一件小事。主日晚擘饼完毕，一位家负责弟兄站起来向众肢体说，大意是：有一件事，教会有需要向政府请求，希望肢体们都能在此请求下签个名。因为共产党是很重视“群众”的。假如群众人数很多，它是会慎重考虑的，容易批准的。至于到底向政府申请的具体是什么事，则家负责弟兄没有说。差不多所有弟兄姊妹都迅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也是，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都信任教会，只要是教会长老布置的事，没错。（很可能家负责弟兄的话，就是倪弟兄的话；多年后得知，倪弟兄因此从各地（本系统）教会中、得到三万或几万个签名）。这件小事就这么过去了。几个月以后，我脑中又想起了这事，感到有点疑问，这不是神的教会依靠主的属灵的作法，而是世人向掌权者耍政治手腕、是属血气的聪明。“你看，我可以发动几万人签名，有不算小的政治能量吧！你不敢随便对待吧！要慎重考虑答应我的请求吧。”这种作法，神喜欢吗？这个问号一直在我心中存在，却总也见不到这件事的下文，因而我也不敢贸然下什么结论。
3、一只世界之王的大手伸进中国众教会
解放后，新的执政掌权者、到处宣扬政府所制定且严格执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神众教会的许多主仆人和圣徒们，对这方面存有很大的希望、很大的幻想。其实，以领导、控制、直到最终消灭神教会和福音真理为革命任务目标之一的新政权，对“宗教”早已有着它自己的计划和布署。只是首先需要有一个工具、一个傀儡组织，通过这一只魔手、逐步伸进、并牢牢掌握住神的众教会。这时，撒旦也利用了“基督教”内部一个假先知吴耀宗趁解放之机，拉拢一批教会领袖，发起了一个“基督教”内部的“三自革新”运动。吴耀宗，根本不信“神创造世界、基督由圣灵感动童女降生、钉十字架担当众人的罪、罪人因信称义、世界末日的倾覆、基督荣耀再临、最后大审判、新天新地……”等等福音真理。他只是一个把神和基督当作“精神”、博爱之象征的“现代”派，实际上就是不信派假弟兄、假先知。他进过由“现代派”控制的、美国著名的协和神学院，回国后曾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搞过抗日救国运动。他很有政治才能和抱负，曾拉拢一些公会教会的领袖、参加过重庆蒋介石领导的旧政权。蒋大势已去他就找了新的政治后台，与一批教会领袖等钻进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在他们几次与周总理的会见中，接受了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所指示的基督教在新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方向，发起了全国性“基督教界”的“三自”革新运动（后改称“三自”爱国运动），正式接受了党和政府对神教会的领导权、统治权。号召大家，在“三自革新”宣言上签名，加入这个组织；从而使“三自”组织正式成为党（和政府）所领导、控制神教会和神众仆人的傀儡组织和工具。从解放一开始，这只世界之王的大手、就逐步伸进并控制了中国神的全家、主的众教会，包含南阳路教会。连神所重用过的仆人倪柝声弟兄，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只大手。
4、倪柝声等暗中加入“三自”
当年，南阳路领导层（主要是倪弟兄和长老们）许多所决定或执行的重要事情，我们一般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蒙在鼓里；例如这3万、几万个签名的事情等，一直等到几十年后，才有所闻、有所知。几十年后，即我出监以后，才从通信中逐步得知，当年那几万个签名，为的是“聚会处”系统的教会（倪弟兄是这教会系统的使者、代表），在福州有一个属教会所有的大农场，其中人员大都是弟兄姊妹。正值解放之初，党所筹备和发起的第一个大运动“土改运动”即将到来。倪弟兄在天资方面有特殊的聪明和敏锐的眼光。眼看教会办的农场可能也将被“土改”，故想用这几万个签名请求政府对这个农场的土地不进行土改；原来是这么一个计划和办法。但很快，又见到这个土改运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排山倒海、所向披靡，顿觉这个申请弄不好的话，不但避不开土改、还会招致大祸，不行、不敢动。另一方面倪弟兄又看到，新政府对神教会的政治压力特别大，若不趁早参加政府号召的“三自”组织，势必得不到政府所许诺、保证的、合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因而导致教会大遭逼迫。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和宗教自由，就非走“三自”道路不可。因此，这几万个签名，一下子性质全变了。由原先的申请免除土改，一下子变成决心参加“三自”。然而倪弟兄（或许连长老也在内）作了这事，却没有向众弟兄姊妹公开宣布。大家都蒙在鼓里，教会照常聚会、传信息。信息的着重点，是《教会的正统》一书的内容。信息暗示着：只有（我们）地方教会才是“正统的教会”；才是“非拉铁非”教会，才是神所说的教会。的确，吸引了别的各教会不少人甚至是传道人，毅然退出了原先的公会等的教会，参加了“地方教会”即南阳路聚会处聚会。
5、大手伸进教会第一步——参加党领导的示威游行
对于倪弟兄的“地方教会”参加“三自”组织，我们一般弟兄姊妹虽然都蒙在鼓里、毫无所知；然而，任何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既然加入了“三自”，就听“三自”的话、就得按照党和政府及其工具“三自”的意图和布署去行。大概是1950年的五一节吧，党组织全市人民举行示威游行。我继续积极参加在虹口区工会组织的教师队伍里，走了不少路，到全市游行队伍集合的广场，已有不少队伍在那里，我们的队伍经检阅台前绕过去。忽然，有“上海教会”四个大字的横幅立在那里；仔细一看，里面有些所认识之弟兄姊妹的熟人熟脸。我很惊奇，心里不舒服。教会，不属世界，正如主不属世界一样。教会是神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主为圣的。神留教会在地上是代表神，是为主的名作见证的。我参加游行，是教师的身份、不是基督徒或教会的身份，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合乎主的教导。但教会不是属世该撒的物，是“神的物”，为什么神的圣物也要去归给该撒？这个示威游行不是神领导的，是党领导的，为什么那根本不属党领导的神的教会，要跟在党的后边走？教会顶着神和基督的圣名、去参加党领导的示威游行，是否表明和显示着神和基督竟也要跟在共产党的领导后边摇旗吶喊了？！这是什么见证呀？我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别扭，教会到底是归神为圣的、还是属于世界的？难道这些基本真理，倪弟兄不知道？长老不知道？（在圣经中，长老也称为“监督”，“监督”一词在原文是“守望者”的意思）难道负着守望者责任的长老们、也不知道？
过一二天，我在南阳路聚会散后，去取自行车，碰巧唐守临弟兄的自行车也在那里（唐弟兄，就是编译《荒漠甘泉》的那位，我很尊重他，只那时他并非教会的长老）。我问唐弟兄：“为什么我们教会也去参加游行？”唐弟兄有些支吾：“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你去问长老吧。”我在教会中，只是个24-25岁的年幼弟兄，不想去问长老，就回去了。很可能是唐弟兄把此事告诉了倪弟兄，倪弟兄请一位长老打电话给我，约见我当晚去他住处（他住处也在虹口区、不远）。晚上我去，见了倪弟兄；倪弟兄是个十分谦卑、十分随和、没有架子的人。他问我，你对游行一事如何看？我就把从圣经中所领受的、都告诉了他。他耐心听完，却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说，看样子这事作的不太恰当。我就回去了。但南阳路教会的方向，并没有由此而有所扭转，仍然是按着党、政府、和“三自”所领导的方向、所布署的步骤走下去。接着教会又出现了下面第二步的迹象。
6、大手伸进教会的的第二步——邀请假先知讲“道”
神仆人和教会参加“三自”，决不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一个手续，而是有其实际的内容的。可能是几个月以后的某一天，教会广泛通知众弟兄姊妹某日下午去南阳路参加一次特别聚会，是邀请外教会的人来南阳路讲道。这倒是个奇怪事；南阳路从未有过一次请别的教会传道人来讲道，唯恐外人讲的道不合神的旨意、不合圣经真理。但这次竟然如此例外。从侧面得知，“讲道人”就是大名鼎鼎“中国基督教”的领袖吴耀宗。我求问神，该不该去，因为明知这聚会不是出于主，而是出于世界，是撒旦的工作，但主仍然引导我去了。现场人不少，有一千多。到了时候，几位长老与吴耀宗一起走上讲台坐下。聚会跟平时同样地进行，先一起站立唱了诗，以后大家站着低下头祷告，由一位长老在话筒前照常领祷；然而，我心中一点感动也没有。平时聚会，有神和基督坐在宝座上；今天，仍然是神和基督坐的宝座？还是换成了偶像？我祷告不下去，就站着睁着眼。明知今天的唱诗、祷告、和整个聚会，都只不过是装个样子欺骗弟兄姊妹。嘿，只见长老和全体弟兄姊妹们都低头闭眼祷告，但台上的那位被称为全国基督教领袖的假先知吴耀宗在干什么？只见他根本不理睬祷告那一套，抬着头，向东张张、向西望望，直到大家祷告完毕。啊，被称为全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原来如此！他根本与基督的救恩无关，是个假先知。
他在想什么？他要干什么？全国许许多多神的教会和神的仆人们已经都掌握在他手中和“三自”的网罗之下。当然，他非常重视南阳路这个全国和全上海最大的教会，和这个全国影响最大的“地方教会”系统，也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府、和其傀儡“三自”组织的领导、改造、统治的大手之下；因此，他喜形于色看个没够。祷毕，大家坐下，长老报告：今天我们邀请吴耀宗先生给我们讲道。以下就都是吴耀宗“讲道”的时间。他的总题目是“爱国”二字。他讲得很生动、很吸引人，内容是以千百个生动实例，来证明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多么可爱！“讲道”原文是“先知讲道”，此词的意义是“替神说话”。〔参：出7：1“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后一句原文为「亚伦是你的先知」。摩西的先知、是替摩西说话的；神的先知是替神说话的。“先知讲道”的实质是“替神说话”〕。“讲道”，是“先知讲道”的简称。“先知讲道”，就是在替神说话，这个吴耀宗所讲的是神的话吗？还是替世人作宣传的一套别的东西？大手进一步伸进神的家来了！神的仆人和长老们，不是神家中的监督（守望者）吗？为什么守望者要邀请这个假先知、来冒充替神说话、先知讲道呢？但我只是个年幼弟兄，能在主内长者面前说什么呢？作什么呢？无能为力。
7、大手伸进教会的第三步——要全教会搞控诉运动
党和政府，通过“三自”这个傀儡组织、也通过参加“三自”的仆婢们，要在全国各地神的众教会中开展一场“控诉”运动。这是党和政府对所辖制、所领导之神的教会进行改造中的一个重大措施。刚刚胜利结束的全国广大农村中的“土改运动”搞得非常成功，其中一个成功的关键措施就是在广大的落后农民中，大搞“控诉运动”地主与农民、到底“啥谁养活谁呀？”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建立且巩固了党在农村里的领导权，使农民一心一意跟党走、跟着党闹革命。今天，党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旗下，要建立和巩固党对全国众教会和众仆人的领导权，肃清“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基督教界的影响，提高广大传道人和信徒们的爱国觉悟、阶级觉悟、革命觉悟”，从而为进一步改造教会打好基础并创造条件；搞控诉运动，照样是关键性的一环。既然倪弟兄和教会已经参加了“三自”组织，当然就要跟着党（统战部）、政府（宗教事务局）、和“三自”的布署和步伐走。
在全教会弟兄姊妹中，开始议论着将来要来临的控诉运动，倪弟兄和长老们也决定了要这么作，这么开展。“控诉”，符合圣经真理吗？控诉什么？向谁控诉？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或是新约教会，有过控诉的原则，控诉的事实吗？难道是向神控诉？肯定不是。而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代替神。基督徒这样作对吗？我没有办法，天天在祷告中难过、伤痛。以色列人曾多次悖逆神、走错路、拜偶像、惹神的怒气和愤恨；为什么今天教会也竟跟着世界走错路？尤其像南阳路这样不错的教会、像倪弟兄和长老们那样神曾重用的仆人，也去跟着时代潮流走错路？一而再，再而三！我真想要像旧约先知那样、去向神的家大声喊叫：我们走错了，得罪神了！不管人们听不听，我应该喊；但我又是那么软弱，能作什么呢？倪弟兄是教会的使者、是神的仆人，他第一个站出来，为所要搞的控诉运动作动员工作。某一个晚上，不是全体，而是组负责以上的肢体们。那晚，南阳路的一部分长椅子层层排成方圈，倪弟兄在中间坐着动员。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他自己对控诉事的体会。他说他起先也感到，我们南阳路教会跟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似乎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事。但是，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若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控诉的东西；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么，可控诉的事就多了。所以，要控诉，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进一步动员，是又一个晚上，分南阳路和虬江路两处进行，全体参加；主要形式是，让众肢体们自由发言、自我动员。我在虬江路，坐在前面管理扩音机的坐位。几个人发言后，我压抑不住灵里边的愤懑，起来，到小讲台话筒边。主要说的是：控诉运动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世界。控诉不是向神，控诉是向“人民”控诉，把“人民”当作神来敬拜。我们基督徒这样作是犯罪、是得罪神、是惹神发怒；……当时我拙口笨舌、结结巴巴、没有力量、说不清楚。然而弟兄姊妹们也听了出来，是责备控诉、反对控诉的意思。我看到我讲话时，有极少数肢体有反对我的表情、窃窃私语（其中有后述提到的蔡太太、和一位我敬重的老姊妹）；也有很少数肢体对我表示有赞成的意思；但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肢体们对控诉这件事是稀里糊涂、不知其所以然，只随着教会的大流走罢了。我结结巴巴地才讲了三、四分钟，并没有讲完，一位家负责弟兄立即上到台前、夺走了我的话筒，“你下来，下来。”他没有很多话，但很清楚，他的意思是说：“教会决定了要搞控诉，你怎么能反对？”我无可奈何地在众人面前闭口无言，退回原处。心中更加难过了。那晚回去，在床前跪下祷告，几乎一直是在主面前哭。“主啊，我想当个先知，却连先知也当不成。我想为你说几句话，但我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走。我这个无用的器皿，还能为你作什么呢？……教会走了错路，长老作了决定，我能作什么呢？眼看着教会继续错下去，跟着掌权者和世界潮流错下去，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哭呀、哭呀，就是没有办法。然而，主说话了；又是我所未曾料想到的。
主让我想到，前几天晚上，倪弟兄动员控诉的话：“若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没有可控诉的东西，但你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那我们可控诉的事就多了。”主对我说：既然倪弟兄要你站到‘人民’立场上去控诉，你就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我真想不到，主会这么吩咐我。但主就是这么吩咐！不哭了，清楚主的旨意了，不是责备控诉、反对控诉、抵制控诉，而是站到“人民立场”上积极控诉去。“人民立场”，不陌生，平时政治学习中，早就体会得很深刻。所谓“人民立场”就是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无神论或敌挡神的立场。从人民的角度、党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所谓“宗教”，实际上就是指福音真理、圣经教导）侵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麻痹我们的阶级觉悟、爱国觉悟、革命觉悟，这些都是该控诉的。什么救世主呀、赎罪呀、末日审判呀、天国降临呀，这些都是精神鸦片。如果联系到南阳路教会，则中的毒还不小、受的害还不浅呢！那位夺走我话筒、不准我在教会中说话的家负责弟兄，当然向教会长老汇报了虬江路这边动员控诉的景况，特别提到的是：我公开反对控诉的事。张愚之长老，立即用电话召我去谈话，严严地禁止我再反对控诉，要顺从教会长老们所作出开展控诉运动的决定。我没有说是、或否，只听长老说话，也不表明态度；因为主已经向我说了话、叫我如何做，不但（表面上）不再反对控诉、还要认真站到“人民”立场上去控诉去；但连这些方面，我也一句话不说，单单自己决定、按主说的去作就是。长老看见我老不说话，最后还真有一点儿不放心我，(担心我还要去反对控诉)。
8、控诉大会的准备
经过两次动员会以后，部分弟兄姊妹就开始各自准备了控诉稿，我也在主面前认真写了控诉稿，写在专用的一本练习本上。在我控诉的开始，强调我的这篇控诉、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的。（正如倪弟兄在动员中所要求于弟兄姊妹大家的）。下面的具体控诉内容、结合我们教会的具体情况、分为四个部分。由于现在是几近五十年后的回忆，我怎么也记不起来第一部分的具体内容。第二部分是姊妹蒙头的；第三部分是教会中所用的《诗歌》；第四部分是教会的传福音。这四部分是一部紧一部，都根据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的观点和立场上、去批驳和控诉的。实际上，控诉的教会之所以如此作，正是因为圣经是如此教导的；但这是基督徒的立场、站在神一边的观点和立场不是所谓“人民”的立场，我一点也不提。我只从“人民”的观点和立场上、去批判控诉，这些，就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圣经真理）所加给人民的“毒害”。而且，在最后传福音那部分，我还用了一些比较尖锐、比较扎刺的话。其中有几句，大意是：“我们在传福音中经常强调：人人都有罪，若不接受基督为救主，用主宝血洗净罪，则都逃不脱神公义的审判和永远的沉沦。那么，今天我要问一句，毛主席是罪人吗？他不信耶稣，也要灭亡吗？”（当然，在神福音真理一边，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是罪人，毛主席当然也是个罪人，都需要主耶稣的拯救，凡拒绝不信唯一救主的人，必然灭亡、逃不脱神公义的忿怒和审判。但我不提这个，只从“人民”的观点立场提说。）
南阳路教会的首次控诉大会近了。一切都在“三自”的领导和布署之下；倪弟兄和教会长老紧跟着、配合着。党，和“三自”领导上，为了更有把握地开好、开成功这首次控诉大会，所以决定和布署，在正式控诉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先分成南阳路和虬江路两边，各先开一个“试”控诉；南阳路那边，由“三自”的干将刘良模亲自指导、主持；而虬江路那边，则由“三自”另一位干部蔡先生指导、主持。（蔡先生的太太，也是虬江路第22家的一位组负责姊妹，我认识，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是守真小学部的学生）。会上，有好几位弟兄和姊妹站起来控诉，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切进行的都很正常，最后由蔡先生作指导性的总结讲话。在总结中他指出，一位（胖胖的）吴弟兄所控诉的内容、太鸡毛蒜皮，没有把主要的关键问题控诉出来；又转身指着我说，这位吴弟兄控诉得好，抓住了重点、要点。我想不到这篇控诉稿，竟蒙了蔡先生的夸奖。散会后，蔡先生来与我握了手，对我说：你在明天晚上的正式控诉会上，可以作一个典型发言。
9、控诉大会大乱
第2天傍晚，我带着稿本乘1路电车去南阳路参加正式的首次控诉大会。路上约半个多小时。我知道这是一次争战，心灵上压力很大，却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事，就在电车上再一次迫切祷告，把自己的性命交托给我的主人。在聚会处，长椅三面层层排列、围着讲台前一块四方的空地。大会由刘良模主持，倪弟兄也在。经3位肢体控诉发言之后，我也站起读我的控诉稿。那晚不知怎的，神赐我发言特别顺利，说话通畅、慷慨激昂、声音哄亮，似乎我的普通话、也讲得比平时好的多。全场显得极其安静；控诉中间，只有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从会场的一端、绕了一个大圈子、走到讲台前旁坐下。我按次宣读到第4部分（传福音），尚未读完，突然听到“嘘”地一声，立即，嘘声四起、全场都轰闹起来。“这个人是那儿来的！”“……”全场人都把我当成一个插进来进行破坏的特务间谍一样，喊这个、叫那个，乱成一团。有一位青年弟兄，（我认识他，因在交通聚会上听过他作见证，是一位很爱主、很追求的弟兄，但大概他不认识我），他敏捷地从我手中把稿本夺去，并坐在我旁边、看守着我。
那时，我心灵中非常平静、喜乐，我默默地为南阳路的肢体们感恩。心中说，到底还是南阳路的弟兄姊妹，在心灵中还是能被这些话所刺痛的，恐怕换一个别的教会开的控诉会，我这些话还刺不痛他们的心呢，我这篇控诉、还能顺利公开地进行呢！那时，刘良模不见了，倪弟兄也不知去哪儿了。有人叫我站到小方空地，盘问我这个，又有几个人接着责问我那个、又那一个、我一一耐心回答，当然他们是不会满意的，而且等不到我回答，一句、两句，立即又有七嘴八舌的许多新问题提出来，你喊一句、他问一句，弄得我最后无法一一作答，甘脆只好坐下来不答了。
但整个会场继续乱得不可开交。正还纷乱时，我上述提到的那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站了出来（第一下嘘声，可能是从他开始的），他向大家摆手示意，会场略略静了下来。他说话的矛头所向，完全不是针对我。他说：有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倒要问一问刘良模先生，要请刘先生向我们大家说说明白。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传福音合法不合法？务必请刘先生当着大家说说清楚。（几年以后，我听到说，就是这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与别人一同被抓下监后，在关押审问中吃了很多、很厉害的苦头，只是情况不详）。
刘良模硬着头皮出来了，因为他是控诉大会的主持人。我真佩服刘良模的口才、和他那两张灵巧的嘴皮，真会说话呀！他极力安慰大家，三番四次着重让大家安心、放心，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完全可靠的、不会改变的、绝对兑现的，并用许多生动实例来证明。可他就是小心翼翼、绝口不说一句“传福音是合法的、自由的、政府是许可的”不！绝对不提一句、也不漏嘴半句；因他心中明明知道、党和政府最恨到处真的传福音、领人悔改信主；自由、许可、合法，管不了则无奈，管得了就立即变成相反、狠狠打击！就凭他那两张巧嘴皮，渐渐地把全场的不满情绪压下来，安慰安慰、淡漠下来，时间也确实很晚了，只好散会。
10、两个立场
散会后，刘良模要我明天上午、去“三自”办公室。第二天我去“三自”时，刘在，蔡先生也坐在旁边，低着头，没有说话。刘问了我几句，我照答。昨晚的大乱，是完全出乎“三自”意料之外的。从刘的话中，也得知，他对昨晚南阳路众弟兄姊妹的乱，反应如此强烈、十分不满，说是“太过份了”。但现在怎么办呢？在刘、蔡看来，我控诉的内容是正确的，无可非议；可是又怎么会形成这么坏的效果呢？似乎他们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太突然、太反常了。最后，刘良模把事情推给上海市的宗教事务局，因为党和政府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直接领导嘛，让政府来决定这件事怎么处理。刘就对我说，你去市宗教事务局（很远，在沪西南），看政府怎么处理。我去宗教局的长途中，很可能“三自”刘在与宗教局的电话联系中汇报、请示、商量、讨论了此事。宗教局的干部对我很淡薄，打着官腔盘问了几句，就说：你还回“三自”，刘良模会告诉你怎么作。他们似乎是把我当个皮球、踢来又踢去。又见了刘良模，他说：你写两个材料，一个是你的“自传”（简单历史），一个是“坦白”（说说这次写此控诉的前后思想情况），各用复写纸（当年尚无复印机）一式四份，一份给政府（宗教局）、一份给“三自”、一份给南阳路教会、一份自己留底。我回去了，祷告主，因我不知道如何写才好。《自传》倒简单，关键是《坦白》如何写。
校长和同事（大都是女同事）们都听说了我这件大事，我们一起在大办公室，他们议论我，嘻嘻哈哈。大家问我，你怎么写的这篇《控诉》呀？我笑笑，闭口没有答。校长在旁边，说：我知道，你现在是站在两个立场上，一切所作的事，也都是从这两个立场出发；一个是教师、或人民的立场，另一个是基督徒的立场。大家就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我，我一句话也不说。但神用校长的话提醒我。我想：是呀，在主的引导下，的确，我清楚我有两个身份（或说，两个立场）。一个是教师身份、或人民身份，许多具体事或具体工作，都是从这个立场出发作的；另外一个身份（立场）是基督徒，这个立场更是我所坚持的。主引领我，就用这两个立场的观点、来写这两篇材料。至于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我一点点也不提。那就是：当在一件具体的事上，这两个立场有抵触、有冲突的时候，谁服从谁的问题。是基督徒的立场服从教师（人民）立场呢？还是教师（人民）立场服从基督徒的立场？在我，很明确，是后者、绝不是前者。但这两个立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哪个立场必须服从哪个立场的问题，在“自传”和“坦白”的书写中，闭口，不写。
感谢主，我就按着主的引导，用“两个立场”的观点，顺利地写了此二文。在《自传》中，我提到我悔改信主、成了基督徒，且受到以倪弟兄为首、福音书房等的属灵书籍等等造就，确立了基督徒的立场；又从解放后的马列主义学习中，懂得并了解人民的立场和观点。在《坦白》中，我写到，从基督徒的立场出发，我曾反对过控诉；但倪弟兄既然教导我们、动员我们，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进行控诉，所以，我就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了这篇控诉稿。这就是此二文的主要内容。但我如何因反对控诉而被教会封了口、反对失败、痛哭在神的面前，主又怎样安慰我、吩咐我……，这些，我就一句也不说了。一式四份，交给刘三份（其次两份由他们转交），我自留一份。政府、“三自”、南阳路教会，看了我此二文以后，都只有一个共同反应、共同评价，说：“（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立场，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立场”。这话不错；真正的立场是只有一个，究竟哪一个是我真正的立场，也是很明确的。但是他们却都无法准确判断，我究竟站的是哪一个立场呀？因为，这两个不同的（某些事上是相反、相抵触的）立场，在我身上、即我的一切行动表现上，都有大量的、真实的具体表现，可资证明。反正主既引导我这么写了，就一切都交托神来管了。真的，主都负责任管理着。
11、后续发展
事情闹得很大，影响也不小。从这个首次教会控诉大会大乱、出事以后，南阳路教会的控诉运动、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开展不起来了。从倪弟兄和长老们、到全教会，都深深感到这个控诉运动、对教会的基本信仰（即圣经真理）的威胁与危害是多么大呀；在“控诉”中，已经分不清“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影响、和圣经真理与主教导的影响了，划不准这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了。怎么能再进行“控诉”下去，而同时又能坚持基本信仰、守住圣经真理呢？不但控诉运动进行不下去，还有比这更深远的影响-----牵涉到教会前面的道路怎么走的问题了、牵涉到教会该不该参加“三自”的问题了。但这是后面的事了。目前，是应该如何对待我、和我的这篇“控诉”呢？对此，倪弟兄和教会方面很重视，又觉得很难。在政府和“三自”方面，同样很重视、同样觉得很难。双方对我，都进行了许多暗中的调查和了解，作出了各自的分析和判断。
教会方面，已经从那位青年弟兄手里、掌握了我那篇控诉稿，并研究了，认定了我必然是已经完全背离了主、“放弃信仰”投了敌。巧不巧，教会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蔡太太、她所写而没有发表过的控诉稿。把这两篇稿子作了比较和分析，发现其重要部分、有很相似的观点和内容；于是，教会做出了以下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我只是个傀儡、算不了什么，只是受了蔡先生夫妇的影响而已、被他们夫妇利用了而已。蔡先生夫妇是主谋，是我的后台，只是他们自己不出面，把我当作炮手、当个前台傀儡表演；蔡先生夫妇的计谋和目的，是要通过我的控诉、来搞垮整个南阳路教会的基本信仰，真是用心险恶。
所以，控诉会大乱过了不多天以后，教会（实际上主要是倪弟兄和长老们）就派了两位家负责弟兄（其中一位我认识），上守真中学办公室找我谈话了解。他们问话中着重问我与蔡先生夫妇的关系，问得我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我只知他们夫妇是小学部学生的家长；蔡先生（大概）原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现在是“三自”的干部；蔡太太是熟悉的组负责姊妹，也是这次控诉运动中的积极拥护者。别的，什么关系呀？我莫名其妙。两位谈了半天，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们失望地走了，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就是那么回事。我看，是神故意把他们的眼睛弄胡涂了。
不但如此，政府和“三自”方面，他们也在进行各种调查、分析、判断，也有着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我这个人，很年青、历史（和社会关系）简单、算不了什么，是个傀儡；在我背后有后台牵线人、有政治上的背景，我不过是他们所利用的一个工具。政治后台是谁？他们也已经有了分析、得了结论。政治后台是倪弟兄，是教会长老。政府认为，倪弟兄虽然加入了“三自”，只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实意地跟“三自”走，只是个应付策略、手段而已。他们表面上也只好搞控诉，却不是真搞。他们不亲自出面来反对控诉，所以策划找一个工具，利用我的控诉圣经和基本信仰，来破坏党和政府所领导、所布置的教会控诉运动。所以，他们也进一步对我调查了解，寻找倪和教会长老是如何利用我这个工具的线索和证据。神把他们的眼睛也弄瞎了。由这件事开始，倪弟兄和教会长老与政府和“三自”，彼此长期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互找进一步线索，要挖出我背后的后台来，却都是徒然。神怜悯我、保守我，把我放在狮子的上下牙齿间的牙缝里边，安然无损、十分平安。我没有任何可夸的，但神我的主是应当称颂的。
约两个月后，教会派一位长老来，通知我：“停止你擘饼”（就是，把我从南阳路教会中开除）。以后听说，教会长老也同时把蔡太太开除出了教会。对于开除我，倪弟兄说了一句话：“宁可失丧一个弟兄，不可连累整个教会”。记得大祭司该亚法对主耶稣也有过类似的话，但我不敢这么比法。只对主说：“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愿你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处境很危险。那时，我算是学校教师工会的“副主席”。一位同事暗中告诉我，区教师工会领导上听到我这件事后，就说：像这样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可以当工会干部吗？很快，通过一次选举，换了别人。控诉出事是1951年8月，半年后放寒假，我去姐夫大姐家休息（那时，姐夫早已作了卫理公会中的教区长，他和全家早已从常州调到无锡）。
姐夫和大姐专找我谈话，问我，你控诉圣经，是怎么回事呀？因为，姐夫作为教区长、去上海开会期间，得知党的领导上（可能是比较高的一级）在总结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进展情况时，听到会上汇报说，在基督教界开展的控诉运动中，有人控诉圣经，使运动的开展受到相当阻碍。党领导一听，立即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目的是要破坏党所领导的控诉运动，把运动引向歧路，你们一定要好好追查一下，是谁头一个控诉圣经的？这后边有政治阴谋，一定要彻底弄清楚。调查很快就有了初步结果，第一个控诉圣经的是吴××。姐夫开会时听到这些话，出了一身冷汗。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都认识我的母亲，我从小到大的景况也差不多都略知一些，到底我背后的政治阴谋是怎么回事？不但姐夫当时出冷汗，姐夫和大姐问我时，脸色也都变了。我心中知道事情不小，没有回答姐夫和大姐一个字。姐夫和大姐以奇怪和不理解的眼光看了我许久，但他们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走了。我懂什么？我有什么？我凭什么？不过是个无用的器皿。主自己要作什么，愿主作。
那时，我看到一个南阳路出的小册子，内容是，倪弟兄向众弟兄姐妹的一个讲话（或许是一篇信息）。在讲话的前面部分，倪弟兄作了分析：在这个时代的大变化中，会出现三种类型的基督徒。第一种类型的基督徒，是在时代潮流中背离了救主，放弃了信仰，下面接着的几个字是：“像吴××（我名）那样。”我到底是否背离了我救主，是否“放弃了信仰”，我自己知道，主更很清楚。够了，我不怪倪弟兄弄错了，虽然他一直是我所十分尊敬的，神所大用的仆人、使徒，到底他也是人呀，先知所知、所讲的也有限呀，人不一定能鉴察人的内心，但主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我已被（南阳路）教会开除出去，以后，可以说再没有机会与过去的肢体们交通来往了；但几乎所有南阳路的肢体们，一提到我的名字，都知道我是一个早已背离主“放弃信仰”的人。我也再不了解以后南阳路教会的详细情况。但我也得知：倪弟兄、长老、和全（南阳路）教会，自从那次控诉大会之后，不但没有再能把控诉运动推进下去，而且他们与政府“三自”间的关系，也从过去的顺从地跟着走，变为互相猜疑、互相防备，关系越来越恶化、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我当时并不知道，关系竟恶化到他们退出了“三自”的程度，这是过了好几十年、我出监（1987年）以后，才在与一位忠心主仆人的通信交通中知道的。
退出“三自”，那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他们是“基督教”各宗派教会中，这么重要的一个宗派，那政府是不会许可的。于是，倪弟兄首先于1952年被捕入监，长老和教会，继续跟政府和“三自”对立着。大概两年或三年后吧，许多长老和负责弟兄姐妹也被捕下监，教会被打成“倪柝声反革命集团”被取缔，全体弟兄姐妹被召聚起来进行好些天的学习和批判。教会大受逼迫、大遭摧毁。我为倪弟兄和教会大大感谢主。若不是从控诉大会大乱开始，神亲自挡阻他们的话，他们还会继续进行控诉下去、继续跟着党、政府、和“三自”走下去。跟党和其工具“三自”走下去是错路、是通向灭亡的世界宽路；现在大遭逼迫患难，倒是正路，是主自己所走十字架的窄路，这条路是通向永生的。我感谢赞美主，一切都是主自己作的。我曾参与的这场争战，是我教师工作阶段中最厉害的一仗。
12、小小的尾声
刘良模，是全国“三自”组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得力干将，他忠诚于党和“三自”事业。我虽在控诉会大乱事件中，只与他打了唯一的交道，但我知道，我在他的印象中、脑子记忆中，是很深刻的。正如他在我脑子的印象中，也是很深刻的。他主要是对南阳路教会、那次对我控诉大乱的反应，很不满；并不是对我、和我所控诉的内容，有什么不满。很可能，他与倪弟兄、与蔡先生夫妇，对我的印象和认识，都差不多。倪弟兄认为，我原是个基督徒，但在这个时代大变化中、受了马列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立场变了，悖逆救主了、“放弃信仰”了、“进步”了、跟随党和世界潮流走了。在刘良模和蔡先生夫妇看来，也差不多是这种性质上的变化（可能党和政府“三自”等也是如此看），认为我原是基督徒，虽曾起先反对控诉，但究竟受时代进步力量的影响而转变了信念、写出了那篇控诉稿。即使控诉的效果很糟、破坏性很大，但主要责任不在我，我还是个老实人。后来我又回守真堂里聚会和事奉（执事），那些年，“三自”运动在各宗派教会中蓬勃开展着，而在守真堂开展的“三自”运动里，我是最竭力反对“三自”的人，最顽固、最大的“三自”运动障碍；这个情况，也已由积极参加“三自”的守真堂负责人姜弟兄反映到“三自”里去了。有一天，程嘉禾弟兄和我在姜家（我们三人在神学院时是很亲近的同班同学）吃午饭时，程弟兄笑着对姜和我说：当刘良模听到你如何竭力反对“三自”时，公开说了一句：“吴××这个人可不简单呀，过去他曾进行过控诉，现在却又反对‘三自’，不简单呀！”看得出，他对我到底是什么人，开始打了一个大问号。打问号就让他打去吧。不久，神又把我调到北方，远离了上海，换了另一个战斗岗位。这次控诉的事，在政府和“三自”方面，再没有下文，连以后我被判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中，也丝毫未提。今天，即此事近五十年以后，在主的引领下，我把这一仗的过程说清了、公开了。如果谁要定我什么罪、或要追讨我什么罪的话，就定去吧，追讨去吧。反正主是这样引导我、我也按主所引导的这样作了。
第五章 教师工作阶段 （下）
四、第三个仗——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对于中小学教师人民灵魂的工程师来说，解放初（即1950年头几个月，主要是寒假）组织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只是初步的措施，重点在学习、宣传方面，未能把重点放在联系和批判每个教师自己陈旧的错误思想上。当然，这是很不够的。经过市党委比较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组织，打算利用1952年暑假、约两个月的全部时间，对全市的中学教师、进行一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小学教师数量太大，放到明年暑假再说了，首先集中力量解决中学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不是分散在各校或各区，而是全市性的、统一领导、统一组织。把全市的中学教师分成七个大队，加强了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每个大队集中在一个地方。其中最大、人数最多、组织领导最强的是第一大队。这个第一大队的成员，就是全市所有教会中学的教师，（其它六个大队都是非教会中学），地点在校舍条件最好的市三女中（就是过去全市著名、比较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中西女中”(它已由政府接办、并改名)。整个暑假，吃、住、学习、生活、全在一起，不出外；各个教室白天是各小组学习地点，夜间是宿舍（打地铺）。第一大队又分成好多个中队，各个中队再各分成几个小组。我们守真中学的十几个人是一个小组，与原中西女中的40左右人（几个小组）是一个中队。中队长，就是市教育局的人事科长，还有教育局的几个科员和两校的政治教师等，都是中队里的骨干力量。各小组成员除教师以外，还各有两个学生代表参加，协助教师进行思想改造。
1、两件插曲
在这里插进来先提两件小事。一个是有关我神学院毕院长的事。1949年夏，我没有把我辞传道找职业和参加南阳路聚会这两件事、去神学院向毕院长汇报请示，或至少告诉几句话，当然在院长心中对我是很不满的。那时，我母亲因年老（约61岁）而辞去传道职务，去天津北方我三哥家住；在离开南方以前，要我陪她去见毕院长。谈话中，毕院长向我母亲表露了对我的不满。我没有说话，因我心中知道，虽是神引领我这样作的，但究竟从人与人的关系讲，我是理亏的。以后不久（大概是1950年下半年或1951年），在时局和环境的压迫下，神学院停办，毕院长也不得不等候船只回美国，暂住在虹口区的景林庐、即卫理公会为女传道人预备的住处。我听说以后，特意去景林庐看望她，作一个辞别。并特特取了一个白卡片，上面用英文简单写了一句话，大意是：“亲爱的母亲：请您放心，我一直跟从我的主。以巴弗。”把这张卡片交给了她。她看了以后，定睛望我，放心地点了点头、笑了笑，我们就辞别了。
另一件事：我初去守真堂实习传道时，与守真中学的教务主任×弟兄住在同室约两年，所以彼此很熟悉，在主里常有交通。他在未信主前，即抗战时期，曾在家乡（浙江余姚吧）与地下共产党组织有过联系。后来他父亲与他都信了主，且都作了传道人。他文学好、工作能力强，曾与赵世光牧师同工多年，负责《灵粮月刊》的编辑工作。后来，他离开了赵牧师和“灵粮布道会”组织，来守真中学教语文、历史等，后又作了中学部的教务主任。解放后，他逐渐很少参加聚会，也很少属灵上的追求，每主日常与一个同事聊天没个完。1952年暑假在“思想改造”前几个月，我从与他一次单独“交通”中，得知他已经“放弃了信仰”、背离了且否认了救主耶稣。随即，同事们都知道了这事。政治教师（不是两年前的那位，另一位，她与众同事们的关系不错）问同事们对他的“放弃信仰”看法如何？她们说：“这事我们一点也不奇怪，早就看出来了。”他对这次暑假、政府搞的“思想改造”运动很高兴，认为是他与党组织之间恢复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但对大多数同事来说，听到“思想改造”这四个字、就很惧怕、担心。
2、思想改造运动中神给的原则和方针
我也在主面前为这不很平常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寻求主的旨意，应该如何对待才好呢？很明显，这与一年半之前、学习《社会发展史》的事不能同日而语。“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感谢神，主从来不轻看他子民的寻求，必要让他们寻见。对这个“思想改造”运动，主光照了我一个重要原则：“凡不是从神来的东西（思想、观点、作风等等），而是从旧社会来的、从旧传统来的、从家庭来的、从世界和肉体情欲来的，都可以改造、可以批判、可以放弃，没有什么留恋它的必要；然而，凡是从神来的、从圣经真理来的、从主的教导来的，则一点儿也不能动，都必要坚持，不批、不改、不放弃。”赞美主，主的话、真如同光照在黑暗里，我心灵里边立时明亮了，充满喜乐、平安、坚定，心中有了谱、有了底。高高兴兴，带着被褥蚊帐等去参加。
3、 一次厉害的“思想斗争”
到了前中西女中，我们男教师都住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大楼里，（女教师住在另一栋大楼）。守真的男教师都睡在一个教室，白天把铺盖卷起放一边，与女老师们全小组都在此学习讨论。这个大楼很大，有三层，楼前是很大的一片绿草地，环境优美，宽敞。我发现在三层大楼的上面，还有一个人字形的屋顶四楼，是个不太大的礼堂，平时不用，也没有人去，我就天天早晨提前一个小时起身，带着串珠大圣经，到那里的窗下，一个人祷告、读经、亲近主，把前一天学习中的情况和问题向主汇报，也求问请示主、今天应该如何作。从运动开始到最终，天天如此。这真是个极宝贵的好地方。
每晨早饭后，就开始学习。头一天上午，主要是大队长作报告。在大队长所作的报告里，明确了党和政府对教师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所要求达到的目标。重点是肃清三种反动思想，即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封建思想、官僚买办思想，这些反动思想都必须重点肃清。至于资产阶级思想、仅仅是附带批判而已（1952年，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党需要团结、还不是打击的对象），不要求肃清。至于“宗教信仰”方面，则在大队长的报告里，丝毫没有提及。大队报告后各回各组，一连几天着重讨论报告的内容，联系自己的思想反映、心得体会等等。另外，把这次学习的文件，发给了每个成员，作为学习运动中的根据。有时候，中队里的干部也来参加我们小组的学习和讨论。我照旧在小组里发言比较踊跃。大概过了四、五天，有一天，全大队去外边一个很大的体育馆里、与其它六个大队在一起开大会，听党政领导、首长作报告。作大会报告的是党的重要领导人陈毅市长。他向全市中学教师作报告的中心内容是：他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学教师，号召我们“知识分子跟共产党作长期的朋友、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说了整个上午，中午回大队，下午继续讨论。大队长的报告、所发的学习文件、陈市长的报告，都在不断的讨论中很熟悉了、理解的更深刻了。有一天早晨，小组学习讨论刚开始，在学习文件上、有那么一句很重要、很关键的话，突然，如闪电一般，刺进我的脑子里。这句话是：“教师，必须是一个马列主义者。”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文件中的这句话，是党、政、领导上，对于教师的一个很重要、很明确的要求。但我们第一大队，在大队长的长篇报告中，却一句也没有提及这个要求。
在此，先插述一段话：几年以后，即约1956年吧，我被调到同济中学以后，才从同事得知，当1952年全市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其它六个大队的大队长报告中，都十分强调“教师必须是马列主义者”的这个要求，没有含糊。独独第一大队却一句不提。后来理解了此中的奥妙，正因第一大队都是教会学校里的教师，其中有不少是基督徒；如果要求也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的话，则势必要触及到教师的“宗教信仰”问题，那就或许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对这次“思想改造运动”是很不利的。所以，当第一大队大队长作报告时，就故意不提出这个要求。然而，大队报告中虽然不提出，不等于党没有这个要求，因此正式学习文件上，决不能删掉这句话，这个要求、仍然是党对教师的根本要求。也不能妨碍在中学教师的其它六个大队中，强调这种具有原则性、根本性、不可改换的要求。
在说到那天早晨，文件上“教师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这句话刺入我脑中后，引起了我极大的混乱和思想翻腾。教师既然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那么，一个非马列主义者就不够资格当个教师。我现在是个教师，但我是个马列主义吗？肯定不是。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一个真基督徒，就不可能同时又是一个真马列主义者。虽然我在圣灵和圣经真理的光照指引下，可以学习马列主义，了解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可以在教师工作中使用这些马列主义知识、立场和观点，我却仍然不是个真的马列主义者。现在我是个教师，且作教师工作也已经有几年了，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工作和教师工作的实践，我也已经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教师工作。在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工作中，感到只有教师工作对我比较合适、符合我的“擅长”。
但不管合适不合适、擅长不擅长，究竟我不是个马列主义者，没有资格和条件当个教师呀！不但现在没有资格当教师，就是多少年以后的将来，我也不可能变成马列主义者（因我基督徒的身份是永远的），仍然没有资格和条件当个教师呀！我已经信主、已经属主、已经跟了主，就永远不愿意离开主、去当个马列主义者，换句话说，永远当不了教师。既然肯定，我当不了教师，那我还在这里参加这个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干什么用？白学习、白改造嘛！在这里呆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肯定，我永远当不了教师，那么，去作什么工作好呢？作农民？作生意？作工人？我都不内行，工作也不好找。我又失业了，怎么办呢？越想越乱，失业以后，各种可能性都存在；若是又长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去讨饭？不能。我年轻，有劳动能力，怎么能讨饭呢？圣经说：“若不肯作工，就不可吃饭！”这话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人说的，不是对孩童、老人、病人、残疾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说的。我不能讨饭。
……整个上午，一直到下午近5点，我坐在小组里，一直皱着眉、愁着脸、低着头，满脑子混乱、翻腾，一言不发。小组里同事们都在旁边奇怪，今天你怎么啦？但也没有人问，他们继续讨论他们的。
“若不能找到别的工作，又不能去讨饭，那怎么办呢？反正教师工作肯定是作不了了，那么，怎么办？继续心乱如麻；既不跟任何同事说一句，别人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好意思开口。约下午五点左右，在继续混乱中，突然从我心中迸出一句话来：“饿死，也行！”感谢主，给了我这句话，下了这个心志：饿死，也行。眼睛突然亮了，脑子清醒了，心情平安了，愁容也不见了，我拿起几张白纸，拿起笔；同时，小组讨论也快结束了。
同事们这才问我，今天一整天，你怎么啦？我说：我写，详细写，交给小组或中队领导。晚饭后，晚上的小组会我仍没有参加讨论，而是在椅子上写我给小组和中队（连大队）领导上的报告。主要写我这几乎一整天、思想上触及到的那句话“教师必须是个马列主义者”，和由此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和激烈斗争，直到最后“饿死，也行”的结论。我着重向领导说，我不可能、也决不愿意、变成一个马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