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至广昌医保在广昌能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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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温性:塑料导热系数低,隔热效果比普通铝型材优1250倍,有良好的气密性,在寒冷的地区尽管室外零下几十度,室内却是另一个世界。 2.隔音性:其结构经精心设计,采用英国进口密封条,接缝严密,试验结果,隔音量达45dB以上,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中间膜能对声音的音波振动产品产生缓冲作用,从而达到隔音效果。 3.气密性:各隙缝处均装英国进口密封条,气密性为一级,可充分发挥空调交应,并节约50%能源 。4.密封性:门窗设计有防雨水结构,将雨水完全隔绝于室外,水密性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5.防盗性:配置优良五金配件及高级装饰锁及钢化安全玻璃,使盗贼束手无策。6.免维护:易受酸碱侵蚀,20年不褪色经过实验认证,几乎不必保养。脏污时,可用水加清洗剂擦洗,清洗后洁净如初。 7.最佳设计:超经过科学设计,采用合理的节能型材,因此得到国家部门的认可和好评,可为建筑增光添彩。 8.安全性:安全性高,由于是中间层的胶膜坚韧且附着力强,受冲击破损后不易被贯穿,碎片不会脱落,与胶膜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与其他玻璃相比,具有耐震、防盗、防弹、防爆的性能。刚性结构,抗风压强 上海文辕隔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门窗隔音、玻璃隔音设计生产加工安装集一体的企业,文辕隔音自创业伊始就以营造&健康,节能&的生活环境为己任,本着&环保、科技、艺术&的隔音理念,一直致力于解决噪音污染的节能环保事业。专业生产制作真空玻璃、中空玻璃、夹胶玻璃、复合真空玻璃、复合中空玻璃、保温隔热隔音玻璃、真空隔音门窗、中空隔音门窗、夹胶隔音门窗、复合真空隔音门窗、复合中空隔音门窗、保温隔热隔音门窗、通风隔音门窗、隔断、保温隔热隔音阳光房、隔音板、隔音房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家庭、酒店、宾馆、医院、工厂车间、办公室、KTV、写字楼、暗室等场所。本产品用于门窗、玻璃改造后可以阻隔室内外噪音至30~60db以上不等,并且具有防风雨档灰尘、阻挡紫外线、消除驻波、隔热保温的功能。门窗、玻璃硬度高,不变形,采光面积大,使用方便,隔音产品构型、型材、颜色丰富多样,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进行选择,充分发挥我公司专业、迅速、便捷的服务特色。百姓网提醒您:1)百姓网不承担任何交易损失,请谨慎判断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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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傅伟中:此心安处是吾乡——解读临川文化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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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光照临川之笔“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1300多年前,并非江西人的少年才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临川文化有如此惊艳的描述。迄今为止,我们谈论临川文化,总是要以这一千古名篇来佐证临川文化的渊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每于诵读之余,我们很难想象,若不是临川文化的璀璨光华,彼时尚是“童子何知”的少年才子王勃,怎么会在俯仰之间即席而作的千古名篇中不吝笔墨如此颂扬临川文化。或许,这正是临川文化的光华与魅力所在。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英国时提出:“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近年来,在中英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主题活动。而汤显祖的故乡江西抚州,更是以此为契机,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下,在当地掀起了传承、复兴和弘扬临川文化的热潮。坊间在谈论临川文化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关键词是与临川才子相关的“才子文化”。但全面观照临川文化的精神特质,有必要深入研究临川文化的基因图谱是怎样形成的,作为临川文化外在极致表现的“才子文化”是不是临川文化精神特质的全部,临川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弄清楚这一系列问题,是传承、复兴和弘扬临川文化的关键所在。▲谢灵运(公元385年~433年),原名公义,字灵运,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奉诏撰《晋书》。南朝宋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出任临川内史,临川百姓感念他对临川的教化,在他去世后为其建庙塑像,永世供奉。寻脉:临川文化的基因图谱“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临川文化是赣东江右民系创造出来的区域性文化,亦为江右文化的重要支柱。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临川文化”系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抚州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她生成于秦汉,兴盛于两宋,延绵于明清,影响于当代,复兴于斯世。她是炎黄文化壮丽宝库中的一块熠熠生辉的瑰宝。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认为,临川文化是“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枝鲜艳夺目的奇葩”。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形成都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临川建置于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南城虽早于临川建置,但最早、最长时间成为郡、州、府治的还是临川。南城有一座洞天福地麻姑山,诸多官宦和文人学士曾去游览,赋诗为文,题书作画,但作为他们政治活动和精神生活中心的地点均在临川,由于地缘的关系,特别是由于“文化向性”和“精神组合”,以及“文化趋势”的历史进程,使得整个抚州地区的文化属性纳入“临川文化”的范畴。临川建置已近2000年。如今,考古发现除了50余座汉墓群外,还在金坪磨盘脑、羊坡石、雷劈石、罗成岭等地发现了8万余平方米的商代遗址。因此,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临川文化资源的“精神力度”还要大大地超出它的建置时间。临川区域文化历史悠久。夏禹时地处扬州域,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扬州九江郡,汉改九江郡为豫章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南城县,属豫章郡。东汉永元八年分南城一部置临汝县,故临川古有“汝水”之说,县治高在临川古邑,仍属豫章郡。三国时为吴地,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两晋、南朝相沿。南朝梁陈时,以今之崇仁、丰城、永丰、新淦等县增置巴山郡。临川郡初属江州,汉武帝时与巴山郡同属高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郡扩州,以临川郡并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隶属洪州总督府,抚州从此定名。▲临川文塔的建成是当今临川人以独特的方式续写临川文化历史的一笔重彩,由中国书画家启功先生题写塔名,并再书王勃《滕王阁序》 中的“光照临川之笔”。唐朝抚州属江南西道。五代时,属扬吴,升为昭武军。宋起,分为抚州和建昌军,属江南西路。元朝时改为抚州路、建昌路,另置南丰州,同属江西行中书省。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改抚州路为临川府,不久易名抚州府。同年二月升建昌路为肇县府,九月改为建昌府。明洪武初,仍设抚州府、建昌府,南丰降州为县,属建昌府,均隶属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东道。清时此地仍称抚州府、建昌府,属南抚建道。1930年至1934年间,黎川、资溪、广昌、南丰、宜黄、乐安等县均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立苏区闽赣省和江西省。1932年7月,东乡珀干一带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属苏区赣东北省。目,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抚州,7月1日组建抚州分区,江西省抚州分区督察专员公署驻临川市。日,改抚州分区为抚州区。1952年8月,更名为抚州专区。1967年3月,改为抚州地区。1968年2月,复称抚州分区。日,再度改为抚州地区。日,广昌县划归抚州地区。日,进贤县划入南昌市。至此,抚州地区辖抚州市和临川、崇仁、宜黄、乐安、南城、南丰、广昌、黎川、资溪、金溪、东乡11县(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从历史地理上来说,“临川文化”的基因图谱是指由武夷山环绕的抚河水系,以临川古邑为汇合中心,历经历史的变迁与时空的孕育,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生存发展中精神行为的升华,其人文、风物、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理、学术、宗教、民俗、体育、语言、建筑、美食等实行向性组合,辐射昭武、南岭、庐陵、洪都和浙皖、瓯闽部分领地,而形成独具特色、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区域文化。她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心力资源,建构赣鄱文化的重要支柱,华夏文化的一朵奇葩。沉潜:临川文化的精神特质古往今来,临川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特别是时下风潮,街头闾里,大家都在谈论临川文化。尤其是抚州当地,把传承、复兴和弘扬临川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大事要事。作为临川人氏,我感到万分自豪。但是,每论及临川文化,坊间往往只是简单定义为“才子文化”,这总让我深觉遗憾。“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临川史上固多才子,但才子文化只是临川文化外在的极致表现之一,“才子文化”并不能构成临川文化的全部。互联网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当我们在谈论游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临川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她有着什么样的精神特质?这是传承、复兴和弘扬临川文化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认知问题。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深爱着这灿烂文明的临川游子,我虽非史家,亦非学者,惟愿借此风潮,勾陈历史脉络,绍述先贤文章,对临川文化的精神特质做一梳理。而这一思索,于我自身也是一特殊的精神旅程。我认为,临川文化至少蕴含着以下特质:一是勤劳务实的思想底色。古临川区域深处江南腹地,涵盖了整个赣东平原。她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沃野千里而雨量充足,山林繁茂而舟楫便利。临川百姓世代栖息于此,勤奋耕作,开枝散叶,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临川文化。还顾史册,发达的农业、丰盛的物产,最能印证临川百姓勤劳务实的品质。这里有闻名海内,历代都作为贡品的南丰蜜桔;还有始种于唐代的白莲,让广昌这座小城在南宋即获得“莲乡”的美誉;而宜黄的夏布,因其漂白精致,在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曾远销朝鲜、东南亚等地。另外,还有临川的西瓜、浒湾的油面、东乡的蔗糖……种种物产名扬海内,无不印证着临川百姓勤劳务实的思想底色。▲金溪浒湾木刻印书有“籍著中华”之誉。临川百姓在黾勉劳作之时富有工匠精神,能将匠人的技能钻研到极致,也就是现在说的“工匠精神”。如发祥于宋代南城的建昌帮药业,以擅长饮片炮制而闻名于全国,有“药不到樟树不灵,药不过建昌不行”的美誉。看似简单的制药工艺,到了他们手中,从切片的技巧、浸润的功夫,到成药的厚薄、产品的色泽,都极有讲究。其各色制法,代有流传,与闻名与史册的盱江医学交相辉映;又如金溪浒湾木刻印书,因其校勘之精细、书体之规范、装帧之妥帖而有“籍著中华”之美称,“临川才子金溪书”的说法亦流传至今。临川历代书业的从业者,以他们深厚的底蕴、独到的眼光、良好的信誉、精湛的技艺,不可思议地将深处内陆的金溪古驿变成了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之一。以流坑为代表的临川古村古建,我常与朋友笑谈其是散落在赣东平原上的“一把”明珠。称“一把”,是因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分布范围之广,已到了叹为观止的地步。历代临川的能工巧匠,以他们勤劳务实的精神,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历经风雨的洗礼,仍于数百年后滋养着我们的心灵。▲王安石(公元日~日),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除了在社会劳动中的勤劳务实,临川人在政治活动与文艺创作中仍著此底色。从政问学时的勤奋自不必说,天下本无轻易成功的道理。即便是在为文为政的风格上,他们也不脱此色彩。在异彩纷呈的文学史上,王安石就曾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也就是说,写文章,一定要有补于世道人心。多么朴实的话语,在当时的北宋文坛,如一股刚健雄风,彻底吹散了西昆艳体留下的绮靡香云。二是耕读传家的朴素民风。翻开史册,《宋史·地理志》中曾对古临川一带有这样的介绍:“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盖半天下之入焉”,这光辉的记载,足够我们缅怀一番了。天赋的丰盛物产,确立了人们以农桑求温饱的根本;而历史的风云激荡,则让临川百姓不再将眼光停留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他们勤劳耕种,自给自足,但也潜心诗书,胸怀天下。《临川府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地无城乡,家无贫富,其子弟无不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因为饱读诗书,他们一有机会,就能走出这片沃土,到更大的天地去实现自己的抱负。“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是广泛流传于古临川地区的朴实家训,生动地诠释了临川地区耕读传家的朴素民风。▲抚州境内古书院众多,图为坐落在南城县的盱江书院,其中的人物塑像为该书院的创办者——宋代著名思想家李覯。临川读书风气之盛,世代相继,经久不息。以宋代为例,江西是当时书院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临川又是其中翘楚。著名思想家李觏曾在南城创办过盱江书院,著名文学家曾巩曾在临川创办过兴鲁书院,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位巨匠,都曾亲自登台讲学,传道授业,教化一方子弟。兴鲁书院的遗址至今仍然保存。书院教育的发达,与科考风气的盛行是相辅相成的。一门几代联翩中科的现象,在临川地区并不罕见。仅临川一县,就有近千人高中进士。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临川子弟长于科考,入仕治国,进德修业。但他们绝不仅仅是为了拿一份俸禄,捧一个饭碗,也决不庸庸碌碌,尸位素餐。即便延及晚近,临川才子在各个领域仍然声名卓著。如著名方志学家吴宗慈,书画家李瑞清、舒同,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物理学家饶毓泰、文学史家游国恩等,真觉数不胜数。直至当代,临川人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仍然深信不疑,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名扬天下的临川一中就是一个奇迹。其学子整体水准之高,求学风气之好,实在令人赞叹。毫无疑问,这与临川地区历代以来重视教育、耕读传家的朴素民风有莫大的关系。三是尊师重教的深厚底蕴。南朝范晔在《后汉书·孔僖传》中说:“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这就是尊师重道的来源,是指尊敬师长,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国人的尊师重教的实践,却要早于这一名词的诞生,而临川地区则更是将尊师重道的传统发扬光大。南城人罗汝芳曾在家乡从姑山创办“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学子前来受学,传播思想,教化一方。除了在思想史上的卓著声名,罗汝芳的尊师重教也标名史册。罗汝芳的老师是当时的大学者、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颜钧因得罪当权者,在安徽马鞍山一带遭诬陷被捕,并即刻解往南京监狱。后来,又因为查无实据,被强行冠上“盗卖官船”的罪名,罚交“赃银”350两。罗汝芳闻听知这一消息心急如焚,即刻变卖家产,率其子与门人不远千里,前去营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汝芳对老师朝夕伺候,并发起募捐,最终如数缴纳银两,营救恩师出狱。虽然世道黑暗,一代大学者颜钧仍不免发配边戍,但罗汝芳对恩师忠义守信、奋力营救之事永标史册,也永远是临川历代学子的标杆。又如李觏当时创办的盱江书院,不仅接纳本郡学子,而且接纳其他郡府慕名求学的学子,学徒千数,一时“江右文风盛矣,有盛如建昌郡者乎?”而且,盱江书院自建成之后虽然几度毁于战火,但是一旦恢复和平,当地士绅总是致力于将其重新修葺,以教化民众。因此,盱江书院能在历史上历经800多年风雨而长存。临川乡民教育意识强烈,在他们内心始终保存着“不置家业为学业,不求房子求才子”,“宁可不建房,也要读书郎”,“不比吃,不比穿,就比谁家孩子上学堂”的理念,无论城镇还是乡村,无论贫困还是富有,每个家庭都把培养孩童读书作为头等大事,为孩童成才舍得付出。正是这种尊师重道的历史传统和深厚底蕴,临川地区建置千余年来,教育昌隆不绝,文事鼎盛绵长,英才辈出,逐渐孕育了辉煌灿烂、享誉海内外的临川文化。据考证,宋代江西共有进士5442名,抚州有1419人,占26%;清代江西共有进士1787名,抚州有555名,占31%。及至当代,抚州仍旧是学风隆盛。以高考最具代表性的清华北大录取人数看,“十二五”期间,抚州全市录取北大清华218人,占全省总量的30%;“十一五”期间,更是占全省总量的35.76%。2017年,清华北大在江西共招生183人,抚州有46人录取,占全省的25.14%。四是秀而能文的人文传统。朱熹评价江西人和江西文化时曾用到的“志大”、“耻于人同”、“坚执”、“秀而能文”四个词语。而“秀而能文”在临川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古以来,临川就流传着“民秀而能文”的说法。诗书丰繁,“文献之邦”是“临川文化”的一大特色。据资料载,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论著,抚州籍人氏著述就有近800卷之多。至今横卧抚州市东门的“文昌桥”,就是临川文事昌盛的象征。传说是“文昌桥上赏文章”、“文昌桥上赛文章”、“文昌桥上卖文章”、“文昌桥上晒文章”、“欲览诗书文昌桥”、“无才莫进抚州门”。据《永乐大典》记载:“考之旧经,吾州又文昌之所临照。夫上通辰次、各著分野者,诸州之所同;上通天垣,正应文昌者,吾州之所独。”文昌星即文曲星,古人一直认为这是专门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而临川人一直固执地认为文昌星为“吾州之所独”,可见临川士子是何等的自信!▲汤显祖(公元1550年~1616年),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江西临川人,不仅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牡丹亭》为其代表作。考诸文学史,“唐宋八大家”中,古临川独占其二,分别为临川的王安石,南丰的曾巩。他们二人都继承了欧阳修倡导的宋初古文运动之余绪,深受儒家文艺观的影响,为文结构谨严、文辞洗练,更难得的是两大文坛偶像,生而同时,文学观念相近,又是同乡,自然声气相求,引领了一代风气,一同将宋代散文的变革推上高潮;而晏殊、晏几道父子,同为宋词婉约派中的著名作家,晏殊千年以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一声轻叹,如万古红尘中的朱弦遗音,今犹回响在耳;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极为广大久远的“江西诗派”中,“临川四才子”谢逸、谢薖、饶节、汪革俱属中坚力量,他们虽出身寒微,但力学不懈,以富赡的学养、劲健的笔力自写高怀,汇入了整个时代的宏大气象;而明代的汤显祖,更是以其如椽大笔,揭露世间丑恶,写尽人间至情,以不朽的富丽文辞,与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并峙于东西……随手翻阅文献,在临川历代先贤中,即便是并不以文学著称的哲学家,如李觏、陆九渊等,其文学的修养也足以动人。李觏的《乡思》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这份对故乡的深挚感情,令我这久居他乡的游子魂为之销。“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二句,即便与王安石名作“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相较,应该也是毫不逊色的吧。而在《陆九渊集》中,不但有对“风雅之变”的深切反思,其仅存的,从来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的数十首诗歌,我也是极喜爱的。宋诗不同于唐诗,向来以质朴、瘦硬著称,而象山沉郁清壮的诗风,几乎是独立于整个时代风气之外的。我有时遐想,象山心学的超拔气象,在继承孟学的浩然之气和庄学的心斋意境之外,或许也源于这份清郁雄健的诗学理想吧。傩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也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抚州是我国“傩舞之乡”。江西10个“傩”县,抚州占6县,其中又以南丰傩为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延今三千余年”,至今袭而不衰,蜚声中外。而书法艺术又是“临川文化”辉煌的一页。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于晋成帝咸康元年至六年(公元335~340年)在临川任内史,三十余岁,临池学书,为他的书法成就奠定了基础。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六十三岁在临川任刺史,写《麻姑山仙坛记》,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从而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临川籍人氏曾行、赵崇番、陈景元、虞集、李瑞青等都是书法艺术大家。东乡的舒同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创建了别具一格的“舒体”,被誉为“红军第一书法家”。五是忠厚明理的道德修养。古临川地区学风之炽,对本地百姓道德修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因时风所致,士子入学,皆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因此,热爱读书的临川人毫无疑义地将临川地区发展成了江南的儒学重镇,历朝历代,学者辈出。如被称为“江南士冠”的盱江先生李觏、开启心学一脉的思想家陆九渊、被称为“海内儒宗”的陆九龄、元代儒学大家吴澄、明代阳明学巨子罗汝芳……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而儒家学术与教化的盛行,也形成了临川百姓忠厚明理的道德修养。▲临川先贤晏几道(左)、谢逸(中)、虞集(右)均有颇高的文学造诣,为临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许是地缘的关系,早年读《陆九渊年谱》,每至“鹅湖之会”一段,便觉酣畅淋漓:“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陆九渊)更欲与元晦(朱熹)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朱熹一向强调要通过多读书,才能成贤成圣;而陆九渊便拟当场提问:“尧舜之前是无书可念的,那么,没读书的尧舜怎么成为圣人的呢?”抛出这个问题,朱熹及其门人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影响到讲会的良好氛围。因之前的论辩已充分表达,陆九渊也未再继续追问。“复斋止之”,短短四个字,真是将临川先贤的忠厚明理写得淋漓尽致。这是对学友“消真融隙”的宽厚之风,也是不让他人处于尴尬境地的忠厚之道。读此畅想,若不是“复斋止之”,这场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讲会,其精彩程度是不是就会大打折扣。虞集的《吴公行状》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在元代大儒吴澄尚不满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母亲游夫人带他到邻村游玩,一位老奶奶见他小小年纪就能出口成章,非常喜爱,便送给他一些水果。小吴澄略作谦让,便收下了这些水果。在回家的路上,生性忠厚的小吴澄越想越不对劲了。老人家年迈体衰,生活艰辛,自己怎么能接受她的馈赠?一念及此,他赶紧往回走,又悄悄地将水果放在了老奶奶的家门口。这个故事真实性尚待考证,但作者对忠厚明理者的赞赏却是表露无遗了。直至现在,临川百姓口中常说的“为人敦厚”的评价,仍是对人的最高赞许,也折射出临川百姓对本土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修为的共同体认。六是至情至性的淑世情怀。文学创作离不开深沉真挚的情感和对现实生活的关切。有的时候,越为现实生活与实用理性所压迫,这份情感就会愈加浓郁而充满反抗精神。临川历代以来绵延不绝的文学传统,与冷酷无情的世情礼俗相互摩荡,在临川文化中留下了“以情抗理”至情至性的淑世情怀。这一精神特质在晏几道和汤显祖身上都有鲜明体现。晏几道为宰相晏殊幼子,自小生长于荣华富贵、文采风流的家庭氛围中,他生性散漫,淡于宦情,只是以门荫入仕,做过几任小官,未到年龄便早早地就申请退休了。他的天真率性完全不适应彼时讲究虚伪礼节、品级尊卑的官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晏几道还在做监镇小官的时候,有一次,或许是感念旧情,或许是自鸣得意,他手录了自己的“侧艳”词作,寄给父亲的老部下、当时的府帅韩少师。韩少师看后哭笑不得,很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封略带教训的信:“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以一个监镇小官,不好好地谈工作,居然将自己的“侧艳”词作寄呈本道长官,无怪乎要被批评了。▲晏几道但是,晏几道是“不受世之轻重”,拒绝时人对自己的一切贬低与褒扬的。他在自己的《小山词序》中说:“‘补亡’一编……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他所记挂或关切的,并不是现实的富贵、宦途的平坦,而是对旧友的深切怀念。而沉醉于好友家中的酒席歌宴,结友以莲、鸿、蘋、云四歌女,又何尝不是对“尊卑有序”“光耀门庭”等俗世情理的别样反抗。“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或许,现实中理教的锁链捆绑得他实在是太累了,惟有在睡梦中,在现实外,寄一份别样的深情,才能寻得那一方自由的天地。如果说晏几道在其《小山词序》中以深情与理俗相抗还带一份消极的逃避色彩,而汤显祖在其戏剧作品中对“有情世界”的无限向往,对“至情至性”的热烈颂歌,在理学禁锢进一步加强的明代中后期,无疑在主观上已具有非常强烈的反抗意识。以其代表作《牡丹亭》为例,在戏剧中,完全不存在与主人公杜丽娘相对立的反面人物,但每次重读这部作品,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现实社会对主人公灵与肉的拘禁,仿佛永远有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她。由此,杜丽娘这有情之人,便与这无形却存在的无情世界对立起来。令人扼腕的是,在那个理学思想进一步异化的特殊时代,杜丽娘的现实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但是,汤显祖的伟大,并不单是要控诉这无情世界和杀人的礼教,而是要为有情人生指明方向、赋予希望,也许,这才是汤公淑世情怀的所在。杜丽娘所追求的“天然之情”,才是汤显祖“以情抗理”的最终理想。因此,汤显祖以其如椽大笔,托之以“情”之神力,让杜丽娘起死回生。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得了寄托。释放灵肉的“情”,终于战胜了灭绝人性的“理”,人性解放的潮流,终于战胜了禁锢人性的程朱理学。而汤显祖,也以临川文学精神中这抹“以情抗理”的绚烂色彩,赋予《牡丹亭》以超越时代的卓著思想。诗如其人,戏亦如其人。在生活中,汤显祖应该也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在我的故乡临川县城,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汤显祖在写下“临川四梦”后,南北传唱,声名一时无两。就连皇帝也对他的才学颇为赞赏,于是便命太子前来拜他为老师。有机会成为“帝师”,这在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近可得荣华富贵,远则开天下太平。但是,汤显祖却依着性情行事,应承先教一个月,看太子悟性如何再决定是否继续授业。令人瞠目的是,一个月后,汤显祖居然禀告皇上,言太子与自己无缘,难以继续授业。他不但白白放过了这落到头上的泼天富贵,还将自己置于掉脑袋的危险境地。少时便听闻此则,今日再回想,这个故事固多戏说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临川百姓对汤显祖率性为人、至情至性的由衷赞赏和内化式的理想追随。七是狷介自守的高尚情操。历史的走向总是令人不可捉摸,而人也总是有顺境和逆境。在逆境之中,临川才子总是能表现出一种狷介自守、凛然难犯的高尚情操。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其在科举中数次受挫,就不再热衷仕进,干脆隐居乡里,创办盱江书院,以讲学自给,培养出了曾巩、邓润甫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江西诗派的著名诗人谢逸、谢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兄弟二人以鼎鼎大名,仍贫寒乡间,狷介自守,不附权贵,在政治形势复杂的崇宁、大观年间“不为世俗毫发污染”,俱以布衣终老于故土。明代著名思想家、崇仁人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屡荐不出。他居于乡间,中年以后,家境日贫,遂亲自下田耕作,自食其力。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都谆谆教诲,甚至招待学生食宿。在最后一次向明英宗辞官归里时,他在谢表中力陈十事,殷殷写道:“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言辞恳切,但态度坚决,终获明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终老于崇仁故里。▲曾巩(公元日~日),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出身儒学世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称“南丰先生”。有时,刚直的品质与强烈的自尊,甚至会让这种狷介自守的情操近乎偏激。在《二晏年谱》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4年),晏几道词名已盛。大文豪苏轼对他也十分久仰,便让好友黄庭坚代为引荐。当时的苏轼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名,无数达官高士都千方百计结交。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晏几道冷言拒绝。晏几道直接回信说:“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只因为当时的苏轼位居翰林学士要职,炙手可热,他就拒绝相识。近千年后读此,不免为宋代文坛的两大巨星未能惺惺相惜而生出遗憾。但一生沉沦下僚的黄庭坚,晏几道倒是与之相交莫逆。纵观历史,临川才子的狷介自守、安于贫贱,很多时候并不是不思进取自放于江湖,而是或守清真,或继道统,追求一种比入仕为官更为高远的自我实现,并最终内化为临川文化中鲜明的精神特质。八是创新求变的担当精神。临川百姓服膺于儒家传统,接受了先贤的教化。但是他们也决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南朝萧子显曾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临川士子向来有一种创新求变的精神。并且这种“变”,不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细密增补,而是“改天换地”“开宗立派”的宏大变革。《论语》中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临川才子每多“狂者”,尤其是在面对国家疲敝,或是思想落潮的危机时刻,临川才子总是有一种独任千钧,力挽天下不溺的担当精神。王安石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到了他执政的熙宁年间,北宋开国已近百年,早期适应时世的一些政策逐渐暴露出了弊端。国家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困苦,导致社会上“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境况的出现。为了挽救时代的危机,王安石大倡“新学”,几乎顶着整个官僚阶层的压力,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毅然推动改革。面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他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王安石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因为种种原因,变法虽然最终失败,但王安石这创新求变的担当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华民族后世的政治家和改革者,同时也内化为临川文化最为重要的精神特质。▲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四学者在鹅湖寺会讲,史称“鹅湖之会”。而在思想学术层面,临川文化同样也以其创新求变的精神,为中华文明注入了不朽的生机。南宋淳熙年,金溪乡间,走出了大思想家陆九渊,他的学问“因读孟子而自得之”,在北宋“学绝道丧”、“道学”盛行,思想界渐趋沉闷之际,托古出新,高举起“心学”的大旗。甫一出山,他便以其精湛的修养、雄健的辩才,与当时“举天下无不在下风”(陈亮语)的朱熹分庭抗礼,鹅湖之会论战朱熹,南康之会讲授“义利之辨”,这些在中国思想史上最为光辉的时刻与最为重要的节点,都在他的主导下,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他也上承孟子、下启阳明,几乎以一人之力,改变了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脉络。他所开创的“心学”一脉,为后世哲人的自我悟解、自我激励、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开启了神圣之门。此外,还有南城人李觏,其虽出身贫寒,但刻苦自励、奋发向学,为求济国安民,他不拘泥于古人成说,大胆主张“通变”“量时制宜”,呼吁变革。并且撰写了《富国强兵三十策》《庆历民言》等一批著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被后世誉为“医国之书”;而另一个南城人罗汝芳,他虽受学于泰州学派,为理学分枝,但大胆否定“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一扫当时迂腐沉闷的理学氛围……凡此种种,历代先贤都以渊深的学养、担当的精神,为临川文化注入了一种创新求变、勇于进取的精神特质。九是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自古以来,家国情怀是国人的重要精神追求。临川人自幼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的体认。▲陆九渊(公元日~日),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而被称为“象山先生”,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著有《象山先生全集》。陆九渊晚年当靖康之变,家国情怀激荡于心,遂有雪耻之心,积极谋复失地。他发现当时还是南宋边地的荆门,处江汉之间、为四战之地,虽有重大战略意义但防务极差,甚至连城墙也没有。于是,他“乃请于朝而城之”,主持构筑荆门城,开挖护城河渠,改革荆门军税收弊端及官场陈规陋习,积极整军习武。一时间,荆门商贾云集,税收日增,民讼渐息,盗贼敛迹,“政行令修,民俗为变”。抚州宜黄人谭纶,是明朝与戚继光、俞大猷等齐名的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抗倭名将。当倭寇屡次侵犯我国沿海边境时,谭纶临危受命,出任台州知府,招募乡勇练兵御倭。谭纶曾率兵在台州屡败倭寇,三战三捷,大振军威。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谭纶又出任福建巡抚剿灭福建倭患,成功收复兴化。史称其“历兵间三十年,计首功二万一千五百有奇,亦一时干城矣”。而且,谭纶还著有《谭襄敏奏议》《谭襄敏遗集》《军事条例类考》《说物寓武》等著作遗世,堪称一代儒将。而这恐怕也得益于临川的文化熏陶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人为“临川文化”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南丰、宜黄、广昌、乐安、资溪、黎川等县也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临川、东乡、金溪、崇仁成为“拉锯”区。抚州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在这里领导和指挥革命斗争,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几十次激烈战斗。东、黄陂战役,洵口战役、团村战役、金溪战役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战斗等都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全区保留了一批像黎川湖坊“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革命旧址,红军“第一号布告”和大量红军标语等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脍炙人口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就是毛泽东在广昌行军路上的佳作;“……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的律诗,则是陈毅将军“闻黄陂大捷,敌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的“喜赋”。在这血与火的斗争中,诞生了赵醒侬、傅烈、周建屏等许许多多革命先烈,涌现了李井泉、舒同、傅烈等一批临川英雄豪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临川文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章。像舒同为悼念东乡李克昌烈士所作的“舍生以存义、杀身定成仁;可怜羊城(‘羊城’是抚州城别名)地,鲜血醒万民。”像抚州邹渊烈士的“狱中遗诗三首”——“寄母:忠孝从来两难行,移孝作忠母训明。望母莫为儿悲哭,儿能成仁母亦荣。”“寄弟:头颅一掷事本轻,遗恨未能拳慈亲。最后一句叮咛语,菽水承欢弟继承。”“寄妻:昔年鸿案曾相亲,卿卿我我见真情,我今笑赴刑场去,孝亲抚孤在汝身。”这些悲壮的诗句至今读来不禁令人黯然泪下,更有一股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正是这些富有担当的革命先烈,使“临川文化”内在精神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十是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查阅史册,临川地区因“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回顾整个历史,因为地缘的因素和战乱的频仍,临川文化同时受到了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巨大影响,与周边的信州文化、庐陵文化、豫章文化也存在广泛交流,形成了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晏殊 (公元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以词著于文坛,与其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存世有《珠玉词》、《晏元献遗文》、《类要》残本。在晋代,李白的终生偶像、大诗人谢灵运就曾出任过临川内史。谢灵运与临川渊源极深,他一生居官多处,宦游四方,但钟嵘在其不朽名著《诗品》中平章历代诗人时也只称他“临川内史谢灵运”,他的光芒照彻了整个南朝。延及唐代,少年王勃更是为他写下了“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的句子。而临川百姓,从来都感念他对临川的教化,在他死后,于临川本地为其建庙塑像,永世供奉。因为谢灵运曾袭封康乐公,所以临川百姓亲切地称他的塑像为“康公菩萨”,称他的祠庙为“康公庙”。临川百姓是别有深情的。每逢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老百姓都要把康公菩萨从庙里抬出来,穿街过巷,供人瞻仰,永铭恩德。同时,也以先贤的道德文章,激励临川后世学子。与谢灵运同样出任过临川内史的,还有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他曾于临川临池习书,为临川留下了“墨池”名胜。曾巩受邀游览墨池时写下的《墨池记》中“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句子,永远激励着临川后世学子勤奋进取。在唐五代时期,大书法家颜真卿和冯延巳也都曾宦游于临川。宋代以降,如宋代大诗人陆游、“元诗四大家”之一的虞集、明代画家八大山人等等,这些在中华文化史上都具有崇高地位的先贤,在被临川文化接纳的同时,也对临川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形成了临川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结语:此心安处是吾乡历史的烟尘早已散尽,盱江之水奔流不息。自宋而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开发,临川文化形成辉煌灿烂的昌盛文化,涌现出全国一流的政治家、诗人、词人、古文家、哲学家、戏剧家、地理学家、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所做出的巨大成就和对华夏文化的巨大贡献,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生生不息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永载史册、永不暗淡的“临川之笔”的真实写照。 &《左传》云:“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对故园的由衷敬意与虔诚守望,本身就是对游子浪迹天涯漂泊心灵的莫大慰藉。宋代大词人苏轼在《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中写道:“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是啊,只要心中始终存有对故乡的敬意与守望,无论我们身处何方,也都会如同在家乡一样身心有处安放。我们祈愿,临川文化的精神特质,汇入当前全面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洪流,犹如天边璀璨的星辰,穿越时光的隧道与历史的烟尘,映照着一代代临川后世精神生活的不竭河流。作者简介傅伟中,江西临川人,出版传媒经理人,文化产业观察者,深度阅读推广人,南昌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供职于出版部门。来源:江西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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